《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寫的是卡羅爾·金、瓊尼·米歇爾、卡莉·西蒙的故事。書中有個部分與母親沒有一點兒關係：這三人面臨創作的瓶頸，需要且渴望通過音樂創作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母親不屬於創作型的人，她不作曲、不寫歌詞，甚至不會演奏樂器、不作詩、不寫小說，基本不寫日記、不繪畫，也不做雕塑，飯做得還可以但只會做一些家常菜，喜歡漂亮的衣服卻不想花太多心思在上面。
母親對音樂、藝術、陶器和文學的熱愛卻是無人能及的。
如今鼓勵人們，尤其是鼓勵孩子們，進行創作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而網路給人類帶來的最明顯的好處之一，就是為人類開闢了創作的世界。母親對這一切自然也充滿感激，不過她也很滿足於享受一切，雖然她自己不曾進行創作。
「一個人沒必要學會做一切事。」她說，「人們不記得了，人也能夠通過選擇仰慕、支援的事物來反映自己的觀點。其他人創作的美好的、充滿挑戰的事物帶給我巨大的快樂，那是我怎麼也無法創造出來的。我不會用那種快樂交換任何東西。」
這是貫穿母親一生的主題。她常常去博物館、畫廊，在購買藝術品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即不管何時，假如一幅畫的售價可以促進年輕藝術家事業的發展，她就會出錢購買。在她生病後，依然儘量去看藝術展覽，雖然在畫廊裡徘徊對她而言越發困難。
在母親日漸虛弱之際，陶器越發吸引了她的關注。好比一本書指引向另一本書，陶器也能做到。在一位英國朋友的引導下，她對英國陶器藝術家克拉裡·克利夫的幾何圖形藝術裝飾作品的熱愛，又將她指引向了陶藝大師漢斯·柯帕，接著是新一代的英國年輕陶器藝術家。年輕藝術家使用單色釉，通過簡單的形狀和對人性的讚美來進行創作：略微失衡的形狀、不整齊的瓶口、抽象的不完美、略微的不對稱賦予了無生命的器皿以個性和生命。這是母親和父親同樣的愛好。他們喜愛的陶藝家還有埃德蒙多·德瓦爾、朱利安·史達兒、魯珀特·斯派拉、卡琳娜·西斯卡託和克里斯·基南。
欣賞這些陶器時，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從某個角度看，以不同的方式放置，體會作品似蛋殼般易碎卻又質地堅硬的特質，觀賞光線投射下的陰影，體會它們的重量和質地——這些於母親而言是一種冥想。我去她家時，看到她以一種中間聚焦的方式觀賞這些陶器，並非瞪著它們，而是安靜地體會它們。和這些美麗的東西共同生活，母親感到極大的快樂和平靜。
藝術品在儲存、收集和欣賞的同時，還要花時間對其進行整理和擺設，因此母親對於廢物或平凡的物件缺乏耐心，尤其在清楚自己餘日無多後，越加沒有耐心了。我則相反，我把很大一部分時間浪費在看電視真人秀、打探各種名人的生活、以虛假的諷刺和偽善的平民論消費文化垃圾上。平民論是我們這一代還有下面幾代人的象徵。母親真的無法理解，我喜歡看《重回藍色珊瑚礁》，或貼在電視機上看星期天真人秀馬拉松節目。當我和她說我打算做這類事情時，母親不曾說過一句批評的話，但她的確會顯露出一種表情，不久就會想辦法讓我轉換話題。8月的一天，我去母親家裡看她。我談到一個所有人都在談論的真人秀電視節目。當我住口時，母親問我是否打算看厄普代克的新故事，那是他去世後，幾個月前才剛出版的一本選集，書名叫《父親的眼淚》。
「故事如何？」我問。
「好極了，寫得太棒了。你知道，我在拉德克利夫任職時，招收過一名特別聰明的一年級新生。我不曾記住他的名字。幾年後，我才發現他是才華橫溢的約翰·厄普代克。他寫的這些故事觸動我很多回憶，例如我們全家去摩洛哥旅行，還有一個發生在劍橋的故事。當然，你可以先看一個故事，再看感覺如何。」
「你最喜歡哪個故事？」
「標題的那個故事。那個談及很多死亡的故事，在這兒。母親把書翻到一個章節遞給我。那是一個有關第五十五次高中同學會的段落：
聚會節目單背後是去世同學的名單，越發長了；班裡的美女們有的肥胖笨重，有的骨瘦如柴，都變成了又老又醜的老太婆；以前的體育健將和非體育健將們，都要靠起搏器和塑膠膝蓋的幫助才能行走；我們都退休了，幾乎要開始佔據墓地了，幸好我們死去的父親們大部分已經貼心地讓出了他們的位置。
但我們不這麼看自己，我們不覺得自己走路如此搖搖擺擺，如此老得動不了了。我們看見的是幼兒園時的自己，他們有著清新的圓臉、圓耳朵、長睫毛。我們聽見小學裡的愉快叫喊聲，還有高中舞會時當地爵士樂隊用優雅的薩克斯風和低音小號演奏出的布魯斯音樂，整個體育館沸騰了。
母親下兩週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有和親朋好友的短暫見面，還有給無法見面的人發e-mail，包括兒時的夥伴、大學同學、常年與她共事並共同走過許多地方的女同事、招生辦公室的同事、曾任職的學校的老師、董事會的朋友，乃至有幾十年交情的好友，以及學生、表親和侄兒。這些人不但帶給母親快樂，也帶來了力量。在那些和她關係最好的老朋友、同事和家人眼中，她不是一位即將死於癌症的七十五歲灰髮女人，而是一位校長、一個一起聊天的朋友、約會的物件、在達爾富爾共同蓋一條毯子的人、一個波斯尼亞選舉的監察員、一個精神導師、一個同你在教室和教員休息室裡一道大笑過的老師，或一個董事會同事，你們在開完一個意見不一致的會後一起發洩不滿。
厄普代克去世了。當母親閱讀他的書時，她眼前浮現的是那個聰明絕頂的高中一年級小夥子，還有他一定要寫的有關變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真實情況。
那天晚上我看完了《父親的眼淚》，之後把書還給了母親，這樣她就能夠再把書借給別人看。我們沒有討論這本書，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評論。而每次我們提到這本書，都有種很奇怪的感覺，似乎我們在談論的是母親去世之後的父親，而這點母親基本不談及，不過是漫不經心地為我們所有人安排一些活動，比如沒有她的旅行，或常去父親的俱樂部一塊吃飯等。當我看了斯特格納的《終得安全》後，母親說她確信席德在妻子去世之後不會有什麼事。我們就只說到那裡，並且再也不曾提及。如同我們不再提到厄普代克新書的名字一樣。我只是把它稱作「厄普代克的新作」。
那個8月，我們一道讀的第三本書是三十七歲的小說家維克多·拉瓦列的《大機器》，這可算得上非常異想天開的作品。他同時還是個短篇小說家。在姑媽的鄉間小屋時，母親在《華爾街日報》上讀到過一篇介紹這本書的文章。我向出版這本書的朋友打聽，而母親曾經給這位朋友的女兒提供過一些有關學校方面的建議，所以，在我們都還不知情時，書就已經送來了。我那本是自己花錢買的。
那確定是個異常精彩的故事，一個清潔工受到一封信的召喚，拿上別人給的火車票後，乘火車前往陌生的佛蒙特州殖民地，加入了那裡的一個戲稱為「蹩腳學者」的黑人社團，調查各種奇異事件，接下來發生了一系列傳說中的詭異事件，有男人懷孕、美洲土著傳說、鬼神學、連環殺手，以及野貓。母親深深受這個故事吸引。雖然她已經先看了結局，但結局並未透露裡面那些精彩異常的故事。
我非常興奮地準備和母親討論《大機器》這本書。以往十年裡，我讀過的書也不少，發現多數書籍都有一個通病，就是太平淡了，而且情節一猜就透。但這不意味著我喜歡為了荒謬而荒謬，但若是我看了一個作家的作品後大吃一驚，且情節並非那種根本不合乎邏輯的荒謬，那麼我認為這個作家就是優秀的作家。大部分書不過是循規蹈矩，一點兒不令人驚訝，比如每一本談到海難和潛水者的書裡，潛水者都經常會在深海船難處發現屍體。
「你覺得如何？」我問母親。
「很精彩，我一口氣就把它看完了。我明白為什麼有人將他和品欽相提並論了。」
「我不曾看過品欽的書。」我如實說道。母親看了我一眼，我急忙說：「不過我會看的！」
「所有人都認為品欽的書很恐怖，而我一直認為看他的書特別享受。而我極喜歡拉瓦列之處在於他對第二次機會的觀點。」
在書的結尾，一個名叫拉維的人問講述者，人是不是確實可以改變，即便是像他那樣的人。羅尼是一個奇怪的傢伙，能夠「左右搖晃他的長鼻子，顯得既可笑又性感」。他是個賭鬼，也是個笨蛋，他被哥哥從家裡趕了出來，每個人都躲避他。他尋找的不是救贖，而是重返人類世界的請柬，「只是一個可以解脫的可能」。
這本書中的講述者說，人真的可以改變。拉瓦列以講述者的口吻這樣寫道：「做一個美國人，就要做一個有信仰的人。我對於體制沒有幾分信心，但我相信人。」
「我所相信的和他一樣。」母親說，「這正是我去做難民工作的原因。難民絕對是和我們相同的人，只是他們失去了所有，需要第二次機會。世界上發生的事和小說中的同樣令人驚訝，瘋狂的事情在人們最不希望發生的時候發生。向人伸出援手不過是輕而易舉的事，人確實需要彼此相幫，即使那個人一無所有。這也不光是關於第二次機會，大部分人都應該得到無數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