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輸一次血用了八個小時，之後母親回到姑媽的鄉間小屋。輸血被迫中斷了兩次，因為母親發高燒。整個過程她的一位朋友都陪著她。那個晚上，我問母親感覺如何時，她說：「輸了那麼多血，有些罪惡感，幸好五十多年來，每當我看見紅十字協會的採血站，我都會進去獻血，這次算要了點回來。」

母親回到鄉間小屋的前幾天還算順當，只是每天都在勉力支撐。而只要還能在七月的陽光下安坐，看著孩子們，精神好些的時候讀書給他們聽，她就很知足了。自從母親被確診得了癌症，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個月，接近兩年了。她很清楚自己已經活得比預料的久得多。有一天，她睡醒後發覺自己發燒了，而且越燒越嚴重，那時妮娜、薩莉和孩子們都在外面游泳，母親就自己打電話叫了車送她回城裡，只是出租汽車公司只剩下加長禮車了，母親不想麻煩誰，就叫了禮車。半小時後禮車到了，母親說服了妮娜讓她獨自回紐約。她坐著禮車離開時，所有人都和她揮手告別。

母親的病情已經嚴重到進了醫院後就出不來的程度。她是那麼虛弱，體重已不足45千克。後來，妹妹說假如孩子們對祖母最後的記憶，是看著她坐進一輛豪華禮車，不知道那是不是最糟糕的事。父親和我在醫院裡等母親，醫生讓她躺在病床上，我看見她的胸腔上做化療用的人工血管在她的皮膚下鼓了起來，這個再沒一點兒用處的外加物好像公寓裡廢棄的煤氣管道，但如今的公寓已經使用蒸汽和電了。

之前為了讓母親的膽管與肝臟保持暢通，而在她體內建入了支架，不過現在有了炎症，必須更換支架，因此她住院三天。妹妹著急地想要和孩子們一起返城，但母親不允許，說不行，他們要享受郊區生活還有游泳池，等她出院了父親會陪著她再回去。

我第二天去醫院看望母親，問她有沒有書看，她說有。在她輸液的時候，我拿起她放在枕邊的《每日的力量》，那天看的內容是：「意義重大，現在我是這麼衰弱，一定注意別讓自己太勞累，因為這樣我將無力再令他人愉悅；一張恬靜的臉，一個溫柔的聲音，是我令家人越發快樂的最好方式。遺憾的是，有時我們的意志會影響到履行這些義務。」（伊麗莎白·t.金）

四天後母親回到了郊區小屋，她不願意失去與孩子們待在一起的機會。她回來的時間剛剛好，正好趕上她組織的生日派對，慶祝米洛六歲，尼科十七歲，以及我的四十六歲生日我們三個都是7月過生日，母親希望為我們一起辦一個大型派對，然後再為我們分別慶祝。

那天父母給每個人都準備了禮物，我也收到了兩個。我開啟第一個禮物盒，裡面裝著一件奶油色的毛衣。毛衣非常漂亮，但是樣式和我平常穿的不同，我和母親道謝之後就把毛衣塞回了盒子裡。她還買了很多好書給我。因為她自己也都不曾看過，所以另外多買了其中一本自己看。這本書是愛爾蘭作家科爾姆·託賓新近出版的小說《布魯克林》。我們決定把它作為我們下一次讀書會的閱讀書目。

託賓其他幾部小說《大師》《夜的故事》《黑水燈塔船等，我們都看過了。託賓描寫的男同性戀和他們母親之間的關係，是我和母親不曾討論過的話題，也許是因為和我們之間的關係太相似了。在二十歲時，我對父母坦白了我的性取向當時我是休學一年的大一學生，在洛杉磯的一家電視臺工作。上大學第一天，我就告訴所有人我是同性戀，又過了兩年才讓父母知曉，因為我害怕會影響到我與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不過最後，我認為不能再等下去了。在洛杉磯時，我寫了一篇同性戀題材的短篇小說，向一家全國性的同性戀文學雜誌投稿後被採用了。我想在雜誌出版之前，讓父母有點心理準備，於是寫了一封信給他們。

由於我採用的是寫信的方式，所以母親也寫信回覆了我。她在信裡承認看到信的第一感覺是生氣和不安，然後她又氣自己為什麼要生氣。她說結婚並有自己的孩子是她最快樂的事，她也希望我們都能享有這種快樂。但她也清楚在這個遍佈歧視的社會，同性戀意味著我的人生之路將會走得更為艱難，沒有人願意他們的孩子的人生是艱難的。她補充道，假如我打算當作家，只願我當個作家就好，但不要做同性戀作家。

父親對此能夠接受，母親寫道，他唯一擔心的是我會不會到處宣揚。信的結尾，他們表達了對我的愛，說我們今後可以再多聊聊這個話題。不過我們再也沒有聊過。經過一小段時間的不習慣之後，我堅信他們對我的愛與支援還像原來一樣。當我把大衛介紹給他們時，他們馬上接受了他。母親可能不曾想到，妮娜在大學畢業幾年以後，也向他們坦白自己是同性戀。

很長時間以來，我都希冀書可以讓我的人生更有意義。《克里斯托弗和同類》這本書對我意義最深遠，作者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這本回憶錄敘述了作者從1929年搬到巴黎（正如他所說，主要是為了遇見男孩子們）到1939年搬去美國這一時期的人生經歷。在那段時間，他和校友、詩人奧登鬼混；感受柏林臭名昭著的夜生活；與一個德國男人墜入情網，之後為了躲避追捕他們的蓋世太保在歐洲四處流浪；寫下了經典作品《柏林故事集》，這部作品後來被改編成舞臺劇《我是一部照相機》、百老匯音樂劇《酒店》和同名電影。

我不清楚託賓更願意被稱為同性戀作家，還是作家。你可以辯解說《布魯克林》的作家擁有對同性戀的敏感，但它的故事情節可與同性戀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2009年8月，妮娜和薩莉還有她們的孩子們回到了日內瓦。母親和我還有其他家人回到了紐約，那一整月都是在焦慮中度過的。我們的讀書會在等待見奧賴利醫生的間隙又開始了。那天母親和我都比約見時間早到了一小時。

我們並肩坐在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候診室的椅子上，讀《布魯克林》。小說描寫了一位名叫依麗絲的年輕女子，在20世紀50年代的布魯克林怎樣大膽地開拓了新生活，但在回到愛爾蘭後察覺自己的內心有一絲對故鄉的留戀。

我情不自禁地把我喜歡的段落指給母親看。在依麗絲去布魯克林之前，她看著姐姐做日常的工作，託賓這樣寫道：「她突然覺得，她會一直記住這個房間、她的姐姐，以及這個場景，似乎她的人已經到了遠方。」我把這一段指給母親看時，一下子覺得非常震驚，因為我也似依麗絲般，試圖活在當下，想要儘量留住此時此刻腦海中的畫面，就像兩年前在緬因州，我試圖用拍照來讓時光停滯，要拍下母親與她所有孩子們在一起的畫面。

對於依麗絲，託賓寫道：「在她離去之前的那個早晨，她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微笑，如此她們就會記住她微笑的樣子。」

奇怪的是，在候診室的另一側，一個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起身，好像打算上前和我們說話，她也確實開口了。

「打擾了。」她對母親說，「我之前在這裡見過你。我只想要告訴你，你有最美的笑容。」

母親顯得有些驚訝，然後綻放出了笑容。

「這是您的兒子嗎？」女人接著問道。

「是的，這是威爾，我的二兒子，我還有個女兒。」

「你的母親。」她對我說，「有最美的笑容。」

然後她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