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1日，母親在乘坐公交車時接到朋友安迪的電話，獲悉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訊息。安迪目前也成為阿富汗圖書館計劃的董事會成員。「你聽說這個訊息沒有？」他問。他們的同伴，被塔利班綁架的《紐約時報》的記者，母親為之祈禱的董事會成員大衛·羅德，和一起被綁架的另一位阿富汗記者成功逃走。在被綁架了七個月後，他們安全了。沒有人瞭解到底怎麼回事，只知道他們想辦法逃離了綁架者的掌握，解除了生命的威脅。母親和我說，她在公交車上又哭又笑，直到到家。剛到家，母親馬上給她的牧師打電話，「祈禱見效了！」她說，「現在把大衛移出祈禱名單吧。」在人生的最後兩年，這件事之外，讓她高興的另一件事還有歐巴馬當選總統。
幾周後，母親和父親出了趟遠門，去參加老朋友孩子的婚禮。他們不知道大衛的妻子克里斯汀·馬爾維希爾恰好是伴娘之一。在大衛被綁架之前，他們才結婚幾個月。母親在婚禮現場看見了大衛，她說大衛顯得蒼白憔悴，和想象中一樣，但精神頭還行，總體上看來還不錯。「我們光是坐在那兒握著對方的雙手。」她和我說，「我還是不太相信他沒事了。
我憶起和母親談論迪第恩的不可捉摸。那個在佛羅里達州的早晨，我曾相信，假如看見海牛，那麼母親那天就會「過得很好」。我還產生了另一個想法，假如母親打算像她希望的那樣離開人世，那麼必定得以某些事情的發生為前提。其中一件事是歐巴馬競選成功，另一件事是大衛·羅德一定要安全回家。大衛於她而言，除了私下裡的朋友關係，我認為她覺得大衛還成了命運的護身符。假如大衛·羅德必定會死，那世界還有什麼希望可言呢？任何時候，假如在危險地帶做人道主義工作、難民工作或新聞報道工作的人被殺害或傷害，母親認為世界的平衡將會被打破。而假如大衛·羅德能夠脫離死亡的威脅，則意味著那個地帶，還有我們所有人的未來還存在著希望。要是這樣，她在離開的時候就能給我們留下一個和諧得多的世界。要是她相信一切都會更加美好，那麼離開的時候也會安心一些。母親和大衛在婚禮現場的重逢，不僅是奇蹟，還是一個預兆。
在此後的一次門診中，更壞的訊息傳來，其實我們早已猜到了。病情在惡化，母親的高燒和體力不支顯然是癌症的徵候。不再做化療後，母親終於遠離了困難腸菌和其他感染。母親一天比一天虛弱，為了幫她恢復一些，醫生嘗試給她輸血的方式，卻因為突發高燒而不得不中斷。他們也無話可說了，只好把精神集中在之後的幾周，母親那時會和妮娜、薩莉以及孩子們在一起，去紐約的郊區波林度假。道格和南茜、尼科、艾德里安、露西也會去那裡待幾天。父親會安排好在城市和鄉村的時間。大衛和我也會去看望母親。波林的房子是父親兩個姐妹的產業，是老式的隔板房，有大片的綠樹、田野，以及一個游泳池。姑媽和母親說，想在那裡待多久就待多久，即便讓孩子們都來陪她也沒問題。另一位姑姑也很關照我們，總來看望，帶著吃的，還做了很多讓人感動的事情。
到了選一本書來讀的時候了。母親和我都還沒有看過斯蒂格·拉赫松的《龍文身的女孩》。每一個人都稱讚這本書多讓人慾罷不能。這是一部懸念小說，故事發生在瑞典，描寫了一個備受誹謗抨擊的記者和一個年輕電腦女駭客發生交集的故事。作者拉赫松是一位致力於改革、反對極端的瑞典記者，2004年因心臟病去世，享年五十歲。他為世界留下了三部（或四部）未被出版的小說，《龍文身的女孩》是第一部。顯而易見，寫書是他在工作之餘放鬆自己的方法。
母親才看到這本小說馬上就被吸引了。她說，麗絲貝斯·薩蘭德讓她想到自己教過的怪僻卻風趣的一些高中女生，後來她們全被母親推薦上了大學。她們的童年過得孤獨而悽慘，但最後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決心開創了自己的新生活。麗絲貝斯類似母親熟悉的難民營的女性，不但擁有過人的勇氣和決心，同時還不得不忍受社會的質疑、腐敗、變態和殘忍。這本書表達出強烈的女權主義精神，並對世界上各種虐待、折磨和侮辱女性的醜惡行徑表示強烈的譴責。母親說，這本書還使她想到在難民營裡遇到的那些不平凡的女性，即使揭露別人的罪行會使她們陷入接下來的危險和社會歧視中她們依然選擇對救援人員還有別人講述自己遭遇過的性侵或其他性暴力。
我們下一次的讀書會（因為母親每月看一次門診醫生，她必須回城裡）依舊討論這本書。奧賴利醫生遲到了，這種情況很少見，因此即使母親不用做化療，我們也有許多時間能夠用來看書、聊天。為了讓母親節省一些精力，我們現在總會一起看書，同時討論。
「你瞭解的，威爾。在這本書裡，斯蒂格·拉赫松提到的問題我都感興趣，直到今天，我還沒發現哪個作家像他做得這麼全面的。看完這本書，你就明白婦女委員會這些年來做了什麼工作。若不是有那麼多朋友向我推薦這本書，我也許永遠也不會看它。我真不敢想象，要是沒有看過它，我會多麼遺憾。」
（我有個奇怪的想法：若麗絲貝斯是母親的學生，那麼會發生什麼事？我非常確定，母親一定會讓她發揮她在電腦方面的才能，讓她幫助那些「無人同行的未成年人」重返家人身邊，或是重編一個喀布林圖書館的內容管理系統程式。）
我們都留意到，閱讀在這本書中比重很大。布隆維斯特需要翻閱幾千頁的檔案來試圖找到問題的答案，而當他想要放鬆的時候，他會找一本書來看。在小說裡，他閱讀了蘇·格拉夫頓、薇爾·麥克維爾、薩拉·帕瑞蒂斯基以及其他懸疑作家的作品。當麗絲貝斯·薩蘭德在電腦中發現了需要的資訊時，布隆維斯特從書中，從宗譜裡、照片裡（還有老式的談話中）也找到了線索。這樣兩個人物用各自的方式獲得資訊，再相互補充。
那天，我們坐在一起，我開始思索真實世界和網路世界的區別。母親把書放在膝蓋上讀，而我看的是電子版。她在翻動書頁，我在敲擊書頁。我把電子閱讀器拿給母親看，她跟以往一樣一點兒也不感興趣。
「我無法拋棄實體書。」她說，「雖然我喜歡在看完書後把書送給其他人。你看，我把《魔山》送給了尼科。那本書和托馬斯·曼拿到的書是同時出版的。那本書是有歷史感的。」
「但電子書攜帶方便。」我說。
「是，我瞭解。不過你不想帶的書可以不帶啊。」
然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說：「你知道嗎，說到我們的讀書會，實際上我們的整個人生就是一場讀書會。」
母親同意這種說法，她說她跟其他人也在做這件事，與妹妹、哥哥，還有她的朋友們一起談論書。「我認為我們都在同一個讀書會里。」她說。我因這個說法想到的另外一個詞而不禁微笑。不管我們願意與否，所有人都在這個「最後的讀書會」中，因為我們看的每一本書，都可能是最後一本，每一次對話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我還在等待最後一次重要的談話。我會在那次談話中對母親說，我有多愛她，我因她的成就而感到非常驕傲、自豪，她對我的意義多大，她是一位多麼偉大的母親。而她也將會對我說，她為我驕傲，但她一定會說對一些事情她感到抱歉，也會告訴我感到抱歉的原因，而我會機靈地說：「我完全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我們有許多次機會可以進行這種重大談話，但都沒能實施。
在這個下午，我陪母親看完醫生回家後，在客廳坐了片刻。突然，我聽見自己脫口而出才從腦子裡蹦出的話：「我認為我可能要寫本書，關於我們看過的那些書，我們進行的那些討論，以及我們的讀書會。」
「哦，親愛的，你別浪費時間寫這個。你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要寫。」
「我有這個想法，也打算去寫。」然後我的聲音嘶啞了，「因為我為你驕傲。」
我想我本來打算說「因為我愛你」，但我說出來的卻是「為你驕傲」。然後我想，我愛她，她一定知道，但我為她感到驕傲，就確定不了她知不知道了。所以，也許我那麼說也是有原因的。
母親盯著地板。我快要回家了，在我還不曾意識到要做些什麼的時候，我很快輕柔地親了下她的臉頰，因為擔心弄傷她的皮膚。我站在公寓門外，下樓的電梯按鈕按不下去，到底是我不願意按還是電梯壞了，我也不清楚。我盯著家裡的門，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很快她就不會出現在那扇門後了，我無法再和她談論書籍還有別的事情。那一刻，我感到尖銳的疼痛襲來，那種痛好像心臟病突發一樣，而那不過是出於驚恐。最終，我按了下樓的電梯按鈕，坐地鐵回了家。
第二天，我收到母親的e-mail。她把我們看過的所有書籍，以及筆記，列了一個單子，告訴我說是為我寫書準備的資料。母親不停地給我發來其他的書名，寫e-mail告訴我她的想法。那個以獅子山的瑪利亞塗·卡馬拉的女人為主角的專欄文章，她一直想寫卻沒有機會寫，讓我寫到書裡去。還要寫一些醫療保險改革的內容。她說還有個特別重要的建議要讓大家知道：每一天，你都要對你的家人說，你愛他們，還要讓他們知道你為他們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