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長大成人的經歷裡，有一部因跨越了各種社會限制而聞名的電視劇——《全家福》。其中一集裡有一個謎語難住了劇中全部人的，也難住了所有觀眾。謎語大體如下：

有一對父子發生了嚴重的車禍。父親當場死亡，兒子沒死但也奄奄一息。他被緊急送往醫院的手術室，當時只有一名醫生值班，但是醫生一看見這個男孩就說：「我無法給自己的兒子做手術！」

這怎麼可能呢，男孩的父親不是已經因車禍死亡了嗎？

1971年這部劇播出的時候，大家四處和人討論，還設想種種不同的情況，「也許這位父親還有一個雙胞胎兄弟，他誤將自己當作了男孩的父親……」

每當去奧賴利醫生的辦公室時，我總會想起這個劇情。那個說「我無法給自己的兒子做手術」的醫生自然是孩子的母親。然而直到如今，依然有很多人猜不出謎底。

時間在以往兩年來可能確實走得比較快，那嘀嗒聲彷彿也愈發響亮，很多書我們只好一起看。因此我們在看完《脫韁之馬》（一本近期出版的內容精彩而又怪誕的書，描寫了一個自私、花邊新聞不斷的女人的真實故事，故事以20世紀初的英國和肯亞為背景）之前，早就開始看別的書了，其中一本是蕭伯納出版於1923年的戲劇《聖女貞德》，我們看的版本附有長達60餘頁的前言，是他在戲劇上演後撰寫的。

蕭伯納讚美貞德：「拒絕接受身為女性的命運安排，她身著男人的服裝，如同男人一樣作戰，如同男人一樣生活。」母親指出蕭伯納的一句名言，他說每個貞德的傳記作者都「必須擯棄對性別的偏袒和自身的浪漫，將女人看作人類的女性，而不是帶有某種魅力以及某種愚蠢的別的生物」。

我的母親把自己當作一名女權主義者。作為美國第一代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工作，而不是為了謀生被迫工作的職業女性，她發現她們那一代人中的先驅使一切成為可能，並因此而自豪。母親以她自己的方式，在那代人中也榜上有名，佔據了「第一」——第一位哈佛教員俱樂部的女主席，哈佛與拉德克利夫學校的管理總監。父親也是一位女權主義者，雖然他更喜歡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覺得所有人都應該享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他們在結論和方式上意見一致，但父親對於討論某個理念不感興趣。

《脫韁之馬》裡的主角是伊蒂娜·薩克維爾，在傳記作者弗朗西斯·奧斯本（同時還是主角的曾孫女）的筆下，她熱情、懇切卻理性地倡導女性選舉權。奧斯本寫道：「伊蒂娜並非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她在英國東格林斯特德的組織是全國婦女參政權協會聯合會的分支機構，他們確信婦女獲得選舉權應該採取和平的方式。但組織里的成員依然避免不了遭遇各種恐怖威脅。

《東格林斯特德觀察家報》曾報道「1500名反對婦女投票的暴徒包圍了他們，向他們扔泥塊、爛西紅柿和臭雞蛋」。

反對他們的暴徒們向第一家收留女性參政倡導人士的房屋發動猛烈攻擊，前門被撞得扭曲變形。警察只能把倡導人士從後門帶走，送往協會設在多賽亞姆酒吧頂樓的分會辦事處，在那躲了幾個小時，聽著外面的人群不停地喊叫著要讓他們見血。

在長達六週的運動中，這是唯一一起暴力事件，艾黛娜和其母親的參與，完全可以證明社會對艾黛娜的不滿。

父母都很喜歡《脫韁之馬》——父親喜歡它主要緣於他對那個時代的迷戀。而對母親而言，堅強的女性在那個時代、那次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令她感動，也由於她會聯想到自己而產生很多共鳴，只要是由女性作家所寫或者主要寫的是女性的書，她都會找來看。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找到蘇珊·佩德森的《埃利諾·拉斯伯恩以及良心政治》的，而我們下一次要看的書就是它。拉斯伯恩是一位英國女權主義者，也是國會議員，母親沉醉於這本新傳記裡。這本書講述了拉斯伯恩的政治生涯，也提及了她和另外一個女人一生的感情。當我問母親最喜歡這本傳記的哪一部分時，她說：「她必須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式。沒有一樣東西是觸手可得的，不管是生活還是工作。而且這本書讓我瞭解到婦女投票權運動涉及了多少工作、機構和計劃，一切都太令我痴迷了。如今很多年輕女性把投票當作天經地義的事情，每次我看到那些有投票權卻因為怕麻煩而不願去投票的女人時，我總是覺得很不安。她們需要知道這些女人的故事，瞭解昔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才爭取到投票權，這樣她們就不會覺得一切是天經地義的了。」

有意思的是，我們同時找到的下一本書恰好也是與女性相關的。《像我們這樣的女孩》作者是記者希拉·韋勒，整本書記錄了創作型女歌手卡羅兒·金、瓊尼·米歇爾、卡莉·西蒙的人生。我不曾聽說母親是她們任何一個人的歌迷，不過我認為她會喜歡她們三個的，況且我還記起了以往收音機裡播放《你有一個好友》和《從上看從下看》時，她和著音樂哼唱的情形。而且我妹妹肯定聽過幾千遍卡莉·西蒙和詹姆士·泰勒演唱的《知更鳥》，母親也喜歡那首歌。這些女歌手出生於二戰末期，不曾經歷過二戰，和母親所處的年代不同她們最少比她小十歲。但母親對她們投注的情感，必定如同對和她共事過的年輕女同事一般，像個慷慨的大姐姐。

母親認為自己這代人和下一代女性之間的隔膜比較奇特，因為她們享有史無前例的機遇和選擇，而母親那代人不曾輕易就獲得的哪種權利。韋勒描寫了這一代女性共有的「傷害、憤怒、更高的自我認同，還有更高的期待，束縛了上一代女性人生的東西，她們不會再被其束縛，她們不會同以往一樣錯過人生的機遇」。母親是第一代開始謀求新生活的女性——她已婚，有子女而且有事業。她說自己過於忙碌，都沒有時間歇一下考慮一下曾有過什麼期盼，或者是否有過期盼。

「我想起從前。」她和我說，「想到我在布里爾利唸書時的女校長，她太優秀了，就是她和我們說，我們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她常常說，姑娘們，你們能夠兼顧丈夫、家庭、事業，等等，這一切。你們三個還年幼時，我始終儘可能參加你們全部的學校活動，幫你們準備義賣的東西、照顧你們還有你爸爸、做晚飯、料理家務，還有其他的事，我確實精疲力竭了，但一想起學生時代校長說過的話，就又咬緊牙關堅持下去。多年後的一次校友會上，我和校長說我確實搞定了所有的一切——丈夫、事業、三個孩子，但常感到疲憊不堪，乃至筋疲力盡。她說：‘哎，親愛的，我是否忘了說，你能夠擁有一切，但是，你需要許多的幫助！’」

母親把這個故事和求助於她的年輕女性分享，還告訴她們，幫助可以有很多種形式：一個大家庭、夫妻中有一個人待在家裡、請朋友幫忙，此外，假如經濟條件允許，還可以請人料理家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