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母親返回了紐約，恰適淤泥、風雪和凍雨的天氣。

我給她此時的評價是：一個日漸虛弱卻執意不肯表現出來的人。每天她都要出門，或是去國際救援委員會的辦公室，或是去不遠處的亞洲協會約人會面，或是去看音樂會的彩排，欣賞芭蕾舞表演。她儘量使體重保持在45千克以上。有一次我還看到她在人行道上走路的身影，她穿著一件棉外套，絲巾下隱約露出幾縷白髮，那是細得像玉米鬚一樣的白髮。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以免在冰塊上摔倒，只是沒有人去攙扶她當其他人快步走過時，她必須小心而堅定地緩慢邁好每一步。我想叫住她，又不想把她嚇一跳，因為我明白走在冰上必須目不斜視。因此，我慢慢地走向她，和她打招呼，接著輕輕地扶住她的手，陪她走完剩下的路。

如同父母無法真正觀察到自己孩子的細微變化——那個搖搖擺擺學走路的孩子怎麼一下長高了30釐米？我也不曾觀察到母親怎麼一下子變得如此孱弱。只是在看照片時（包括聖誕節時才拍的照片），才注意到，像她自己說的，正在枯萎。母親不舒服的時候愈發多起來，每次過後她都會變得愈加衰老、虛弱。在不舒服的時候，她的胃也一直鬧毛病——一天需要跑10次、11次，乃至12次洗手間。偶爾她的腳會腫得基本不能走路。但她依然不曾中止看排練、與人共進午餐、看孫子們、參觀博物館、去辦公室。

然而，我們無須自己去發現這些變化。妮娜有個朋友是醫生，叫凱瑟琳·弗禮，是臨終護理方面的專家，她給母親介紹了一位非常專業的護士妮莎·科伊爾。弗禮醫生和妮莎是奧賴利醫生在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的夥伴，他們的工作是確保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在治療過程中的生活品質，也是臨終護理方面的專業人士。妮莎是英國人，個子很高，身材很苗條，有一頭濃密的灰白色頭髮，嗓音柔和，笑容甜美。我第一次看見妮莎時，聯想到了英國童話故事裡的保姆。後來我獲悉，我的判斷沒有太出格，她最初開始接受護理培訓時憑藉的是助產士的身份。

不管我們何時見到妮莎，她都會溫和地和我們打招呼，不過基本都是她和母親在對話。她習慣於把母親的雙手握在自己手裡。我提及這兩點的原因在於，在母親確診為癌症的那段日子裡，我時常發現人們會避免碰到她，或者避免和她說話，所有的評論或詢問都是衝著我們來的，即便母親在場，比如：「你母親想喝點什麼嗎？」

妮莎每次給出的建議都有用，這樣我們就不必碰到一點兒小事就去叨擾奧賴利醫生了。她會給我們分析哪些問題是需要奧賴利醫生留意的，哪些問題是我們自己可以對付的。經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漸漸明白妮莎的角色。我感到震驚：運動員需要教練，從另一方面說，妮莎同樣是教練，縱然我們都曾失去過深愛的人，而她的智慧是我們所不及的。漸漸地我不再只是把她看作死亡教練，還看作是生活教練。

妮莎給母親提了個建議，在她覺得體力充沛時，應該去做那些對她而言比較緊要的事。假如母親打算給每個孫子輩都寫一封信，希望他們將來在某個時刻看到，那麼現在寫最佳。假如她打算去某處看某樣東西，也最好立刻就去。假如只想待在家裡，享受安靜，聽聽音樂，那也行。妮莎還建議母親和她的朋友們約在早晨見面，或用喝下午茶來代替就餐，這樣就無須擔心不餓的時候還要裝作吃飯。妮莎明白在其他人面前硬挺著很困難，母親對此非常高興。因此無論我們有何問題要問（誰可以在洗手間裡支一個護欄？要去哪裡尋找聰慧的治療師？該如何告訴某個朋友他來訪次數太多了？），都會向妮莎打電話諮詢。

月底，我們要給母親慶祝七十五歲生日——隨之也會引發一系列問題。在母親一年半以前初次診斷得了癌症時，我想她認為自己也許活不到過這個生日的那一天，我們也一樣。所以她打算舉辦一個派對，但是有些擔心自己精力不足。隨後她認為規模也許太大了，妮莎也贊同這一看法。她們討論之後，覺得要是不請太多客人，她就可以在家開派對，不論何時都能在有必要時去洗手間或她自己的房間。不過這樣的話，只能邀請為數不多的人來參加了。因此我們需要列一個名單——家人是肯定在內的，還有幾個同事，母親不願意因為邀請的人太多或根本不邀請而得罪其他人。她不想麻煩大家從很遠的地方跑來，因此最終邀請的只是居住在紐約且從去年開始始終有聯絡的人。「這並非《這是你的人生》。」她說的是20世紀50年代非常出名的電視節目，「而是為了以往一年我碰到的人舉辦的，也為了感謝那些對我不錯的人。」她明白她會不記得邀請某些人，然而「他們會理解我的。」她說。

安排如下：母親會請一個朋友幫忙準備簡單的自助式食物，時間從晚上六點到八點，即兩個小時。我們喝香檳時，母親會呷一口，那口酒會是她自確診之後喝的第一口。

在每封邀請函上我都標明瞭兩項規則，是必定要遵守的：不送禮、不敬酒。母親在身後看著我用電腦製作電子邀請函（我建議的），寫參加規則，她搖著頭說這麼寫不好，之後自己把「不送禮、不敬酒」改成大寫字母，說這樣看起來好一些。

離3月31日舉行生日派對還有好幾天。期間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包括去門診看幾次醫生，不過這會讓我和母親有很多看書、討論書的時間。她還需要給孫子艾德里安挑選一份禮物。經過一番尋找，母親選了《霍位元人》的第一版作為他的九歲生日禮物。「別再買塑膠玩具了。」她說，「就送書給他。」

我們選了兩本下次讀書會要討論的書，分頭看完後再進行交換。一本是丹尼瓦爾·繆努丁才出版的小說《其他房間，其他奇蹟》，另一本是普利策獎獲得者伊麗莎白·斯特勞特一年前出版的《奧麗芙·基特里奇》。兩本書均屬於短篇故事集，均獨立成篇卻又相互聯絡。母親打算先看斯特勞特那本我先看繆努丁那本。

母親接著接受化療，不過是新的化療組合。如今不需要在胸前掛輸液瓶了，而是再次採用舊式的點滴方式，但依然通過介面注入藥水。這些我們都很熟悉。

我們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看書，或者隨意聊天，偶爾有護士會叫名字。沒過多久就輪到母親了。「瑪麗·安？瑪麗·安·施瓦爾貝？」我們拿起大衣、書還有喝了一半的摩卡咖啡，跟隨護士穿過邊開邊關的門進入治療室。

母親坐在躺椅上，我坐在她身旁，大衣疊放於椅子下面進入治療室不久就會有人進來，我期待今天會是科特，他是母親特別喜歡的護士。科特高出我幾釐米，非常帥——並非電影明星那種帥，而是你會設想他在電影裡扮演一名充滿吸引力的陸軍分隊成員，或是在一個與醫院有關的戲劇裡扮演一名男護士，就是那種帥。母親一看見進來的是科特，就會笑起來，還會詢問他公寓的情形，去沒去度假，他好不好等。

科特的臉給人嚴肅的感覺，他做事認真，下巴緊繃著，不過他很明白自己和每一位病人相處的時間很有限。因此他做事的時候，會和病人聊一下自己在做什麼，但不會聊很多。我有個朋友的父親每次在紐約的餐廳用餐時，必定會先和服務生做一番自我介紹：「你好，我叫愛德，這是蘇西，我們來自南達科他州。」每次他爸爸一張嘴，我的朋友就感到尷尬。在母親和科特攀談的時候，我也有同感，我認為科特並不願和她攀談，他只想認真做好手頭的事情，而她不過是另一個將會死於癌症的老人。然而這並非事實，這不過是我們所有人由於父母的孩子氣引發的尷尬：他們熱情過了頭，太不淡定了。

母親喜歡蓋著毯子（她始終感到冷），也喜歡在手臂下面放一個枕頭，外加一杯溫熱的蘋果汁。她不曾主動提要求，但每次如果獲得這些東西她都會表示真誠的感謝，差不多是驚喜地接過來。若是這些東西不是近在咫尺，她從不開口要求，但有時她會試著問一下：「通常我到這兒時，他們會給我一杯蘋果汁。我是否該喝點什麼？」不過大多數的時候她什麼都不問。

「媽媽，用不用讓他們拿一杯蘋果汁過來？」

「不用。」她說，有點生氣，「我並非每次都非喝不可。」

「沒事的，我去要。」

「那好吧。」

總有一大堆問題需要母親回答：感覺如何？累嗎？腸胃好不好？這時會有另外一個護士進行化療檢查，母親向她重複一遍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護士再向我們複述一遍，以此證明病人和輸液藥品相對應。而後，護士將輸液包掛到鉤子上再倒吊起來，彷彿墨索里尼被倒吊在肉鉤上。生理鹽水準備好了，我們會小心注意它注射的情況。

「還需要我給你拿點什麼嗎？」科特問。

「不用麻煩了，謝謝你，科特。你的確太貼心了。」母親說的話讓人覺得科特是在鄉村接待她過週末，而她歷經跋山涉水後，正準備在鋪了羽絨被的床上小憩片刻。

周圍安靜極了。人們輸著液，交談時儘量不發出一點兒聲音，只聽見機器嗶嗶作響。護士們穿著橡膠底的帆布鞋輕盈地穿梭。依據輸液的情況，我們大約要用去五個小時。這次的治療也許會增加到六七個小時。由於這天醫院人多，每個環節都被往後拖了。做完這次化療，還要再做一次掃描，看一次醫生。她非常確信新的治療無效了。不是由於悲觀或是迷信宿命論，而是事實。她感覺自己病得越發重了，這一點似乎顯而易見。

「我很喜歡伊麗莎白·斯特勞特的《奧麗芙·基特里奇》。也許一部分歸因於奧麗芙也是一名教師，而她和大多數書裡描寫的教師並不一樣：她具備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鮮明的個性，像我許多優秀的同事那樣，新英格蘭人作風的代表。我也喜歡她無論對自己還是家人都有許許多多不想承認的恐懼。書裡有一段論述孤獨的言論，寫得太好了。如同我們討論過的《心》和《鹽的代價》一樣。就在這兒，這一段。」她用手指著要我看的那一段。

奧麗芙說：「孤獨能夠殺人，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置人於死地。」奧麗芙的看法是：人生建立在「大爆發」和「小爆發」上。「大爆發」指的是結婚、生育、親密關係這些讓你游移不定的隱秘私事，而在這些「大爆發」中暗藏危機，湧動著不可見的暗流。這正是為什麼同時需要「小爆發」來平衡的原因：比如，對你非常熱情的小店員，或是快餐店裡記得你喝哪一種咖啡的服務員，一句話，奧妙無窮。

我剛把書看完，科特就進來了。

「差不多要結束了。你想喝杯蘋果汁嗎？」

「好的，謝謝你，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