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想立刻讓科特知曉，對於他給予母親的關照，我有多感激，對於一個即將死於癌症的人和那些愛著她的人而言，這些「小爆發」讓我們有著怎樣不同的感受。我想讓他知道。

在斯隆-凱特琳醫院漫長的一天過去了，我不得不花時間趕工作進度了，之後的幾天將很忙，每天晚上都有應酬而後我還得去奧斯汀參加一個技術會議。我迫不及待要飛過去，這意味著來回有五小時的看書時間。母親已經看完了《奧麗芙·基特里奇》，並把她的那本給了我。因此我會在去奧斯汀的途中風捲殘雲地看完這本書，回程時我會看繆努丁那本。

母親的回診時間定在2009年3月24日，醫生果真證實了她的猜測——掃描結果顯示新的治療藥物沒有一點兒效果腫瘤不但接著長大，而且擴散的速度加快了。而現在的治療已是唯一可用的標準治療方法了。下面能考慮的只有還處於實驗階段的治療方法了。

正在實驗中的治療方法也分多個不同的階段。奧賴利醫生推薦的這種治療方法需要考慮的問題也很多：是否有空餘的治療室；母親的癌症型別；她是否甘願被來回撥弄，承受穿刺測試去嘗試這些實驗方法；是否甘願忍受嘗試實驗治療的人必然經歷的各種副作用。在母親做完另一項檢查後，我們有兩週的時間考慮。

奧賴利醫生始終態度非常和藹。但這一次她的聲音輕柔得多，她的愛爾蘭口音也更明顯了一些。她特意和我們多待了一會兒。

「我們在討論的這種新藥實驗，在延緩腫瘤擴散方面有一些療效。」她說。到家後母親對我們說：「醫生並沒有放棄你們知道嗎？這意味著下面有整個月的時間我都不用做化療了。18個月以來這可是頭一次。」這不愧是個令她高興的好訊息。一整個月不用做化療，就意味著一整個月沒有副作用，能夠開開心心地舉行生日派對了。至於還在長大的腫瘤，等過兩週再說吧。

見過奧賴利醫生後，我們還要等一些流程走完才可以離開，我趁著這個空當又和母親多聊了一會兒。

「你有沒有感到很失落？」我問她。

「沒有。」她說，「我早就想到這一天。不過還沒到最後呢。我想為夏天制訂一些完美的計劃，至於秋天，我就量力而行了。」

我們沉默了片刻。

「你讀過繆努丁的書了嗎？」她問。

「你會愛上那些故事的。」我說，「儘管很黑暗，卻很令人著迷。」

「這些故事發生在哪兒？」母親問。

「發生在很多地方。如巴基斯坦的鄉下，拉合爾和伊斯蘭堡，還有巴黎的。那個發生在巴黎的故事寫得太棒了。」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或許因為這兩本書都是在往返奧斯汀的飛機上看完的，看《其他房間，其他奇蹟》時我會時常想到《奧麗芙·基特里奇》，不僅因為這兩本書均是由互有聯絡的故事組成的小說集，而且因為它們使用了相同的語氣尖銳又有些苦澀。繆努丁筆下的很多角色都直率又固執，比如奧麗芙。

「在曾走過的所有地方里，我最渴望再去一次的就是巴基斯坦。」母親說，「不過我認為不可能實現了。杜普利還有我在那裡的別的朋友說，那兒現在比阿富汗還危險。我擔心的大衛並非會被殺死。」母親微笑著說，「不過我認為我也許已經不能再去旅行了。看情況吧，也許我還能再去一次倫敦或日內瓦。」她咬著下嘴唇，顯得很悲傷，又有些挫敗。每當她忍受痛苦或者走神的時候就會這樣，然後閉上雙眼。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陪她坐著。

生日派對的時間一日日接近了，母親卻病得越發嚴重。她對我說自己得服用多少止瀉藥，得去多少趟洗手間。我問她妮莎對這種情況是否有一些建議，她說已經問過了，也試了妮莎的方法，看看能否讓腸胃有所緩解。母親那周沒心思看書，不過正像我預見到的，她的確非常喜歡繆努丁的《其他房間，其他奇蹟》。書的結尾故事是《莉莉》，描寫了莉莉和穆拉德之間的婚姻問題。我們聊得最多的也是這個故事。那段感情的破裂，兩個人都有責任，不過我們也會看到，就算雙方社會地位匹配，如果成長環境不同婚姻也可能陷入困境。莉莉從生活節奏快的伊斯蘭堡搬到穆拉德的農場後才發現兩人生活上的差距之大，而她想要的並不是這個。

「我認為這個故事是今年我們看過的最悲傷的一個。」我說。

「我也一樣。」母親說，「沒有一件好事，他們確實一點兒機會也沒有。最令人痛心的是最初他們懷著那麼多希望，制訂了那麼多計劃。」

後來我們的談話從巴基斯坦的故事轉移到鄰國阿富汗還有圖書館的進展上，現在已經具體到建築圖階段了。我們考慮最多的問題便是大衛·羅德怎樣了，他還被阿富汗人綁架著，我們對他的健康、身處的環境，乃至他是否還活著，都一無所知。母親說她始終在為大衛祈禱，每個晚上，天天如此，也一直在查收郵件，希望能得到哪怕一點兒與他有關的訊息。

派對前一天，家裡收到一個巨大的花束——是母親在南丁格爾學校任職期間的最後一屆學生們送的。在任婦女委員會的總監之前，母親曾在南丁格爾學校執教，還曾擔任管理人員。1990屆的姑娘們共同送給母親一個漂亮無比的花束，還附有卡片，感謝她為學生們所做的一切。

那次是母親生病以來，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淚。接下來，她的臉上神采飛揚，好像可以狀態很好地迎接自己七十五歲的生日派對了。不久，客人們陸續到來。她站著的時候不少於兩個小時，在門口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到來，之後又和每一個人道晚安。她甚至沒遵照計劃，喝了好幾口香檳。實際上那個晚上父親顯得更為虛弱——我忽然意識到，所有壓力和擔憂都是父親在承受。

或是腎上腺素，或是利他林、抗生素、花束，又或是房間裡遍佈的意志力帶來的正能量，那個晚上母親顯得比她在以往幾個月的狀態要好得多。假如是不認識她的人，你一定不會想到這個女人由於胰臟癌已經做了長達一年半的化療，而連醫生都斷定常規治療方法已經不管用了。有位朋友的妻子幾年前死於癌症，他在離開前對她母親說：「你肯定累壞了。」

母親沒有回答。她僅是微笑著說：「這是我最後一次舉辦派對了。」

派對結束了，留下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剩下的三明治太多了。最近幾個月，母親不管看見任何浪費都會接近崩潰的邊緣，看著盤子裡裝滿三明治她就感到悲傷。

我看見大衛和嫂子南茜小聲商量著，之後走向母親，問她是否介意他們帶一些三明治回去。

危機解除了。

第二天，我給母親打電話時，她說昨晚是她過得最快活的一晚，她的高燒也好了。

「高燒？」我疑惑地問。

「當時我不想讓你們擔心——實際上我當時燒到了3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