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送書給母親。那些書她大部分都已經讀過了，而她從不會和送禮物的人說這一點，她覺得那是很不禮貌的。要是她收到同樣的禮物，多餘的那份她會送給其他人，但絕對不會對送禮物的人說她已經有這樣東西了。聖誕節期間，母親會收到同樣的書，有很多本。她會寫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然後把書送給朋友或護士，又或者放在公寓樓裡的圖書交換區。

沒看過的書她也會收到很多本。她會送我一本，自己留一本，看完後可能再送給其他人。

1月的讀書會討論的第一本書是三十七歲的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莫欣生於巴基斯坦，後就讀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法學院，畢業後從事管理顧問的工作，2001年搬到倫敦。有兩個人都將這本書作為聖誕禮物送給了母親，雖然這本書出版已一年多了，不過很顯然，這本書就像是專門給她寫的。母親不歇氣地讀完了，又和我用了幾個小時討論這本書令人迷惑的結尾。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來自巴基斯坦，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年輕學生，他用盡辦法融入紐約生活，最終卻不得不返回巴基斯坦。母親很喜歡這本書的獨白部分，讀者通過主人公的獨白能夠了解他們的內心。書中對「9·11」事件也有大量的描寫。每個人都想尋回某樣東西——逝去的男朋友，一個能夠接受他的地方——但是回到過去是不現實的。我們這代人經歷的事情太多了。

關於小說令人不可思議的結尾，我和母親的看法絕對不同。我們又一次去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的門診中心時討論了這本書，候診室裡擠滿了人，只有電視區才有座位，我們壓低了音量，害怕影響別人看電視。當電視上播放充斥世界各地金融界的壞訊息時，我和母親也會瞥上一眼。

我們對《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的意見分歧很大，那年我們經常在許多事上各持己見。小說的結尾，很顯然能夠看出兩個人物中會死掉一個，只是不好判定是哪一個罷了。我覺得結局只有一種，不過目前還無法想明白。而母親覺得是作者故意安排了這種不置可否的結局，因為你的選擇會透露出你內心的想法。我現在確信母親是對的，只是那時弄得非常不愉快。

雖然我費了些時間才接受這種不置可否的結局，哈米德的小說讓我再次對自己進行了一番審視，什麼可以相信，偏見又是怎樣形成的。在我們看這本書的時候，還是沒有大衛·羅德的訊息，這令人感到特別傷感。母親和我說，大衛並不笨，他不會和一個他不相信的人出去，況且他的直覺和對當地的認識都是絕好的。即便如此，一個人還是會由於不謹慎而鑄成大錯。這樣說來，政客們如何瞭解在這個區域能夠相信誰？軍官們瞭解嗎？當地的人又如何瞭解我們中的哪個人可以相信？俄羅斯人？德國人？法國人？還是美國人？即使選擇相信美國人，那麼又能相信哪些人呢？

我和母親提起我小學二年級時的班主任威廉太太。那一年正是1969年，在我們爭吵個不停的時候，她就會對我們說「孩子們，要是在這你們都做不到相互間和諧相處，又如何與那些在越南北部的同胞們和平相處？」雖然那時我才讀小學二年級，也認為這句話有些太幼稚了。然而，威廉太太的確說得沒錯。

我問母親阿富汗和鄰國是否還有希望共事，「自然有希望，但是不能只是動動嘴而已。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一課。你必須和大家共同努力，通過和他人共事的方式瞭解對方，也許你還會判斷失誤，但這個方式能使你瞭解更多。這是真理不管你身在哪裡都適用。」母親回答。

「但是你怎樣才會瞭解哪些人能夠一起共事呢？怎樣才會在一開始就防止犯錯？」我憶起母親擔任婦女委員會理事長時候的旅行經歷——在查爾斯·泰勒的叛軍進擊時前往蒙羅維亞，去往獅子山、幾內亞和象牙海岸，在旅途中，她和同事不得不去判斷誰可以信任，哪些決定能相信。

「你無法一直準確地判斷出誰可以信任。有時你以為你的決定是正確的，過後發現還是錯的。但當你和他們一道旅行、一道工作，察覺他們的人品，就會留意：他們想找尋何種資訊？會不會說給別人聽？之後你還需自己判斷：他們做這些有意義嗎？要是你還是無法做出決定，就再多瞭解一些。你什麼都不做是不行的。」

2009年1月中旬，壞訊息從奧賴利醫生的檢查室傳出——腫瘤又一次迅速增長。雖然它們和母親首次治療時相比，還是沒那時大，但也表明新的化療藥物已經無法控制癌細胞，需要換其他種治療方法了。檢查室中沒有過多的傢俱或裝飾，無法分散人的注意力。鋪著地毯的地板，一把塑膠椅子，一個用來放置用過器具的容器，上面印著「生物性危害」，一個金屬洗滌槽，還有紙巾、檢查臺、簾子。在聽到壞訊息時，母親安靜地看著奧賴利醫生，似乎在說：「沒關係，我能承受，這並不是醫生的錯。」

他們打算當天就進行新的治療。奧賴利醫生告訴了我們治療的副作用，聽起來與前面治療的副作用差不多：手指麻木、皮疹、腹瀉、口腔潰瘍、脫髮。母親寫了張紙條，以便提醒自己從給她修改假髮的朋友那裡取回假髮。

「只要我們調整好劑量，我認為副作用不會過於嚴重。嘴巴應當不會像用希羅達時破得那麼厲害。你也用不著取消原定去佛羅里達州的計劃，我瞭解你有多喜歡那裡的天氣。」

「太棒了，我還可以去佛羅里達州。」母親說，之後她又補充道：「我很開心嘴巴不會破得那麼厲害，我確實非常不喜歡那樣。」她的語氣彷彿口腔疼痛是某種口味，彷彿誰會喜歡似的。

「這次不會了。」奧賴利醫生笑著說，「太難受了，是吧？」

「不過你給我的漱口水很管用。」母親說。

「你還有別的問題要問我嗎？」奧賴利醫生問。

母親搖了搖頭。

「那麼，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奧賴利醫生問，「你孫子會從日內瓦去佛羅里達州看望你嗎？」

母親笑了：「哦，是的，巴黎和紐約的那些也會去。」

回家的路上，母親說她已經猜到了這個結果，她可以感覺到腫瘤在長大。因此她如今只盼望能去佛羅里達州，大家會去看她，她還能和那裡的朋友相聚，再享受一下溫暖的天氣。

那天在化療室，我們又一次談到了《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的結尾。「我把結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特別想知道最終死掉的是哪個人。我非常討厭搞不清楚狀況。」我說。

「我也是，因此我總會先看結局。不過有時候，人生就是無法事先知道結局，即便你瞭解整個過程。所以只能做最壞的打算，但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們最後離開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時恰逢寒冷的1月，天氣不怎麼好。但母親堅持要坐公交車，因此我陪著她一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