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那頂假髮又一次出現了。母親以前根本沒有戴過它，因為她的頭髮依然很多，出門時不會感到不好意思。然而隨著化療愈發頻繁，她認為還是改一下那頂假髮比較好。母親和她的瑜伽老師已成了朋友，且關係不錯，她引導母親進行整體療法，例如生物回授療法和冥想。這位老師認識一個人可以將假髮改得好看點，顏色改得更接近母親原來的髮色，大小也改小些。

夏天剛來臨，我們閱讀了很多本和時事、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還有涉及歐巴馬的書。母親對歐巴馬的喜愛和尊敬也越加深沉。不過母親想要我們的8月讀書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決定討論卡巴金一系列與正念和冥想相關的書。我們讀的第一本書是《多舛的生命之旅》，這本書對禪修和在日常生活中發現的解壓方法都有具體的介紹，這些都對療愈有益。卡巴金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分子生物學博士，同時是該校醫學院減壓診所的發起人。該書初版於1990年，介紹了他和其他科學家的研究成果，給出以心性療愈身體的方法。我們讀了他出版於1994年的《正念》，主要內容涉及正念與禪修講的是活在當下，不單純依靠減壓加強療愈的效果，而且使人生的每一分鐘都感覺到內心的安定。「正念是指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覺察，即有意識地覺察，活在當下，不做判斷。」卡巴金這樣寫道，「這種專注力能使人們獲得感知、清明以及接受當下現實的能力。」

「你可以試下瑜伽，或者禪修。我認為確實有益。」當我們坐在一起時母親對我說。

「我明白。」我回答，「但我沒空。」此話一齣，我馬上意識到我的回答顯得如此荒謬，和母親相比，我的時間多極了。「不過看這種書我認為也會有所助益。」我帶著一絲希望補充道，「可能閱讀這種書本身就算一種禪修了。」

「也許吧。」母親說，「不過必然和真正去做瑜伽不一樣。

我把卡巴金新作《恢復理智》中的一段話標出來，想讓母親看。很可惜的是，我忘了標記在哪一段和為什麼做標記，而且連書放於何處都給忘了。我特別生氣不能找到這本書，因為我還幫忙編輯過。我非常肯定最終能在公寓的某個雜紙堆裡發現它，只是目前我過於激動以至於完全發現不了，這也許證明了母親的話。

「你顯得累壞了。」每當母親看見我總會如此說道。我確實很累，因為我下了決心要開辦一個做菜方面的網站。我在城裡跑來跑去，四處開會，酷暑和精神緊張弄得我汗流浹背。我得和合作夥伴商討網站設計、投資結構的事，得在從朋友處租來的四層辦公室間跑上跑下，還得在他們的葡萄酒館裡略微耽擱一會兒，簡單聊個天，而後帶一瓶葡萄酒回家或去吃晚餐。我對哥哥妹妹提起我們忙碌的生活。我們希望自己如此忙碌，只是因為要是我們一下子放慢節奏，就會突然與母親多了很多相處的時光，這也許會導致她認為我們以為她將不久於人世了。況且母親也並不願意我們圍在她周圍。在她身體狀況好些的時候，她自己還有想見的人和要做的事。

總的來說母親在初秋那段日子狀態還不錯，自然難受的時候也不少。從她確診之後，到目前為止幾乎過了一年了。她發了幾次高燒，屢次出入醫院，偶爾嚴重到需要住院治療的程度。2008年9月的那次住院治療，讓我們第一次眼見母親的痛苦，她自己都說很難受。那場景讓人不忍直視：她緊咬下唇，雙眼緊閉，痛得整個身子弓了起來。在疼痛緩解一些後，母親馬上吃了一片止痛藥。此前，母親未曾請求吃任何藥效比雅維強的止痛藥。那天，醫生給了她一片撲熱息痛，之後她才感覺好了點。

「我認為自己成了一個喜歡抱怨的人。」吃藥時母親說。

我和父親站在那，明明知道不該笑，卻都笑了出來。母親生氣地看著我們。

「媽媽，你得了癌症。你請求吃止痛片是很正常的事，沒什麼關係。」

「我知道。」母親說，聲調有點上揚，「但是我並不需要止痛片。」母親暫停片刻，又接著說，「我想起了羅傑第一次告訴過我的話，他提醒我，我將會生不如死。」後來她和羅傑又聊過很多回，羅傑到紐約那回，他們還見過面。幾年前，羅傑結束了照料得了艾滋病的兄長和胰臟癌病人的工作，離開了紐約的朋友和繁忙的生活，搬到丹佛，在同性戀權益基金會上班，這項工作極富挑戰性。我和母親不曾告訴羅傑，他們的第一次談話曾經怎樣刺激了母親，我和母親與他的情誼也未減分毫。「實際上，我認為那次嚇人的談話也算是件好事，可能他是故意那樣做的。不管目前我有多難受，我常會想，好吧，這還不像羅傑說得那麼糟糕。這個方法確實有效。我倒是有點擔心羅傑，他背痛得很厲害，人們不明白他每時每刻忍受著背痛之苦，他和我情況還不一樣，我是好日子和壞日子換著來，他卻只有持續的疼痛。」

當我和母親又去找奧賴利醫生做檢查時，拿到了母親上一次住院的所有報告。上次引起母親生不如死症狀的並不是癌症，只是她的結腸發炎了。基本能夠確定是可復發的細菌感染，那是一種治療起來很麻煩的病菌，是母親在前面的一次住院過程中感染上的。母親的化療得暫停一段時間，歇一陣再進行新的化療，近來化療藥物副作用太大，令病人無法忍受，而且效果也不理想。

說到腫瘤，和一年前母親第一次做檢查時相比，還是要小一些——目前約佔她肝臟面積的8%。在奧賴利醫生講話時，我會一邊做記錄一邊提問。每次我都如此，若是我沒有逐條記下，我就一點兒都記不住。

奧賴利醫生和母親有話要說，她在椅子上坐下，詢問母親打了那麼多針是什麼感覺。母親顯得像個使用針劑的吸毒者，胳膊上滿是針眼。那是不間斷的抽血化驗和化療導致的。奧賴利醫生說她打算在母親胸骨上方皮下植入一個人工血管，這能讓打針容易一些，在新一輪的治療中也能派上用場。因為在新一輪治療中會給母親置入一個裝化療藥品的小瓶子，掛幾天藥水，等藥物滴完了再拿下來，醫生會教我們怎樣把小瓶子掛上去，再怎樣拆下來，診所的工作人員不論何時都會提供幫助，如果母親需要的話。

奧賴利醫生覺得母親應該試著使用藥品5-fu，和亞葉酸搭配著使用，會是最理想的選擇，能夠使抗癌效果顯著。奧賴利醫生再次提醒我們，這個治療方法的副作用有口腔疼痛、腹瀉、手腳疼痛敏感等，但是其疼痛程度會比之前略輕。

要是我們認為有必要，還可以看下說明書。

這個「書」字我非常喜歡。現在製藥廠的傢伙們寫的藥品說明書也被列入我們讀書會的書目中。母親接過了說明書，和平時一樣再次向奧賴利醫生道謝，而後打算離開。

我提醒母親，她還有一個問題沒有問。

「不用了，威爾。」母親說。

奧賴利醫生想了解一下母親想問什麼。

「別再給醫生添麻煩了。」母親說著，同時因為我沒領悟她的暗示而生起氣來。

「11月12日我媽媽要參加一個非常重要的晚宴。」我說。

「是國際救援委員會的年度聚餐。」母親補充道。

「她確實特別想參加，還想使自己顯得精神煥發。」我繼續道，「據說利他林也許有效，真是這樣嗎？」

高中階段我大量地服用過這種藥，有很多朋友直到今天還在服用，因此我得以瞭解。利他林是一種速效藥，它可以使嬰兒情緒穩定，也可以使成年人精神起來。

「嗯，這個建議不錯。」奧賴利醫生說，「很多病人都認為它有效果。我給你開張處方單。」她對母親說：「如果你哪天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以試著吃一片，看看效果怎麼樣。」

母親對利他林的效果非常滿意，另外她發現這種藥還有一種很奇妙的作用——它有助於母親更好地看書。在母親第一次試服利他林那天，她本是又累又疲倦，無法集中注意力。服用利他林後，她就拿起托馬斯·曼一本長達1500頁的作品《約瑟與他的兄弟們》開始閱讀。自從朋友送給她那天起，1926年到1942年間，她始終在時斷時續地看，直到今天還沒看完。這些年裡，托馬斯·曼又寫了《威尼斯之死》《託尼奧·克律格》《魔山》以及《馬里奧與魔術師》。託利他林的福，母親發覺自己沉醉在書的世界裡，完全沒空起身走到外面去歇一會兒。而在同一時間段，我正在公寓裡竭力尋找那本不見了的卡巴金的書。母親看完《約瑟與他的兄弟們》後，就把書給了我，我們下一次讀書會準備討論這本書，然而她卻不記得把利他林也給了我。

我為了讀完這本書試了好幾次，卻老是半途而廢，最後我不得不向母親坦白這一點。

「能讀完這本書的確挺不容易的。」她說，「然而它十分精彩，況且還非常有意思。」

「是嗎？」我滿是疑惑地問。

「你看過前言嗎？就算譯者也提出不要從開頭開始看。他建議你從一百頁開始看，看完之後再轉回來看開頭。」

由於化療會停一段時間，下面的幾周理當一切順利，母親可以趁這個空當去度假，將身體調理得好一些，之後再進行新一輪的治療。然而她仍舊時常發高燒，每次都必須去醫院一次母親又得了葡萄狀球菌感染，那天晚上，父親為了找到治療這種病症的、售價高達600美元的抗生素轉遍了附近的藥房。幾天後，父親才和我們提起這件事。母親的體溫在幾個小時後又急速上升了，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那時早已關門了。

母親和所有的朋友儘量保持聯絡，他們通過e-mail互相問候，偶爾還會見面。她很喜歡約見朋友，還會按照見面的時間調整作息時間。要是有朋友來訪，母親會將服藥時間做些調整，以便自己能有精力陪客人。她最喜歡坐在沙發一隅，桌上放些準備好的零食，白天是一些冰激凌、咖啡或茶，晚上則是蘇打水或葡萄酒。如果客人和母親聊天超過半個小時，那麼就會發現她的精力正漸漸消散，臉部繃得緊緊的，這是由於她正儘量集中精力和客人聊天造成的。

直到10月末，母親才開始覺得好了一些。新的抗生素藥最終起效了。父親陪母親去醫院，由醫生給她置入人工血管。在母親第一次掛上藥瓶的時候，我全天都陪在她身邊。醫生們向我演示在藥水滴完後怎樣取下藥瓶。雖然我非常討厭操作機械，但我學得很用心，也成功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