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獲悉阿富汗圖書館的建立將得到100萬美元的捐款後，母親的心情一直特別愉快，這是她生病以來最高興的日子但是五月中旬的時候，她一直不斷髮高燒，打了幾個療程的抗生素都沒有效果。在她計劃出發到日內瓦看望我妹妹一家的前一週，母親的一個朋友過世了。

母親肯定會去參加葬禮和追悼會。我和她站在她的廚房裡，我一邊喝著溫熱的意式濃縮咖啡，一邊問她會不會覺得參加葬禮和追悼會讓人過於情緒低落，特別在她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的情況下。

「葬禮和追悼會不過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永恆的生命是存在的。」昔日母親會說她「相信」存在永恆的生命。那天，我留意到她用的詞是「知道」。

「你依據什麼判斷是不是要參加某個人的葬禮呢？我的意思是，假如你和那個人不相熟或者完全不認識，只認識他（她）的另一半或孩子？」

「要是你得考慮是不是要參加的話，那你就應當去。要是你確實去不了，就不要去了，而後儘快寫一封不錯的悼函。」母親有些走神了，「唉，我原本想告訴你一件事，可現在我給忘了。」

這可不是因為化療的副作用。母親經常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和我們說，記不起來才算正常。我們又聊了一會兒，突然，她眼前一亮——想起了她要告訴我的事情了。

「哦，對了。我想讓你看個東西。」她從廚房離開，沒一會兒又回來了，手上拿著一張卡片，是列印好的，上面寫著：「在這個異常悲痛的時刻，我們全家感激您給予的問候。」母親將「異常悲痛」劃掉了，又把「我們全家」改成「施瓦爾貝全家」。

「我認為可以以這樣的形式感謝那些寄來悼函的人，不過必須把‘異常悲痛’去掉，不然聽起來太憂傷了，而且直接寫我們的姓名比較親切。你也可以按照那些悼函的內容，再在卡片上寫點別的。另外，不要用黑墨水，用藍墨水寫，黑色顯得過於嚴肅了。」

這件事情便是母親本來忘了，後來又記起來的——當她去世後，怎樣回覆別人寄來的悼函。

2008年4月，母親和父親一起去了日內瓦。母親在旅程中一直深受高燒和寒冷的折磨。到了日內瓦後，她仍一再地去醫院看病，而儘管身體虛弱，可她依然與米洛、塞伊多待了幾天。最後母親不得不提前飛回紐約。母親和父親熱衷於一起旅行，他們都喜歡（只是父親更喜歡舒適一些的旅行，去難民營和發展中國家旅行時母親會獨自前往）造訪新地方，去參觀博物館、聽音樂會、約見朋友、認識新朋友。因此這回他們都因提早返回而很沮喪，接著又規劃著將來出國旅行的行程。

剛一到家，母親又忙於召開阿富汗圖書館的董事會。整個計劃由於那100萬美元的捐助而從一個近乎不可思議的夢想就要變成現實了。這筆錢佔到所需資金的1/3，讓他們不但可以在喀布林建立圖書館，還能建立一些移動圖書館。母親又沒有遵守她的諾言，她沒有停下來歇一歇，甚至比以前更忙了。

我和母親都特別喜歡茱帕·拉希裡和她出版於2003年的小說《同名同姓》及第一本故事選集《疾病解說者》，因此我們就選了她的短篇小說集《不適之地》作為下次讀書會的物件。1999年茱帕因《疾病解說者》獲得普利策文學獎。1967年茱帕生於倫敦，兒時便與父母一起移民美國。她述及的移民顛沛流離的生活，和母親的難民朋友非常相似。這些移民在兩種文化間游移，既想保留原有文化，又想融入新的文化之中。

茱帕的新書對移民和難民之間的共同點描寫得無比直接。在對書中一個戰爭攝影家進行描述時，她寫道：「不管這個攝影家何時造訪不同的難民營，看到一家子無論老少都在廢墟中搜尋自己需要的東西時，他總會想到自己搬家的情形。一般說來，生活就是這樣：幾個盤子、最喜歡的梳子、一雙拖鞋、一條孩子的玩具項鍊。」

這本書開頭的故事講到一個妻子剛去世的男人，馬上去投奔結了婚的女兒和她的家人。結尾貫穿了兩個主要人物的故事，其中一個主要人物的母親死於癌症。我和母親討論這些故事，不過並未具體談論一些細節，也不曾將死亡或癌症作為重點。在開頭的故事中，故事一開始就已經提到了死亡；在結尾的故事中，主要人物的母親得了癌症，卻不打算讓其他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不過，這兩個故事著重描寫的都是活著的人，一個是父親和女兒，另一個是父親和兒子。還描寫了他們在已經變化了的或正在變化的環境中，相互間有著怎樣的溝通障礙。

母親和我討論了在茱帕很多作品中反覆表現的主題——兩代人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以及移民與難民家庭的子女在他鄉生活時面對的艱難困苦。我們把茱帕作品中的人物當作朋友及至親的人來討論。為何這個人物不說出來？為何不讓其他人知道他（她）身陷巨大的不幸、孤獨和恐懼之中？茱帕筆下的人物彷彿我們身邊實實在在的人，他們不斷地相互傾訴重要的事情，雖然不見得都要運用語言的方式。

在我們思考下一本要看什麼書時，母親再次提出，她特別想重讀一遍之前看過且很喜歡的書。考慮了一會兒，她選了1935年出版的t.s.愛略特的劇本《大教堂謀殺案》。母親大學期間參加的哈佛與拉德克利夫學院聯合主辦的戲劇演出正是這部《大教堂謀殺案》。

自我記事起，母親和父親就在書架上最醒目的位置，擺了一套裝幀精美的《大教堂謀殺案》以及其他值得收藏的書籍，其中有母親的祖父留給她的珍貴遺產——皮革面的梭羅和狄更斯的作品。我對此記憶深刻，緣於我在兒童時期對阿利斯泰爾·麥克萊恩的作品非常痴迷，在讀完了他的全部作品後，我想在書架上找一本推理小說看，這時《大教堂謀殺案》第一次進入我的視線。這個書名聽起來彷彿《納瓦隆突擊隊》的續集。我翻了幾頁，發現它對我來說如同天書一般，因此我又把它放了回去，也由此推測它很枯燥無味，如同邊上那本只有父親會讀的書一般。

選好《大教堂謀殺案》幾周後，由於母親突發高燒，我和她一起去了急診中心，坐到了等候室裡。我們邊坐邊等待通知，不知道母親是拿點抗生素回家還是必須待在醫院裡治療。我們都看完了《大教堂謀殺案》，我問她是否想要懷念過去才選擇重讀艾略特的戲劇。她回答說不是。她想重讀這本書原因有兩個：一是欣賞作品中優美的文字；二是作品中對主教托馬斯·貝克特的刻畫，他寧願殉教，也不願昧著良心。「我認為這部戲劇十分發人深省。」她說。

母親很快就要進檢查室了，此前她對我說，近來當我們談起那些敢於持不同立場、提出不同看法的真正的勇士時，她腦海中馬上浮現出一個人——貝克特。我們接著坐在那等著，走廊上人聲嘈雜，有來回踱步的，有患者小聲低哼，有護士跑來跑去。母親繼續說：「他也一樣可以接受死亡。即使他並不希望死去，但他冷靜極了。當我停止一切治療那一刻，就意味著結束的時候到了。」

「你會不會為怎麼下這個決心而擔心？」

母親搖著頭說：「一點兒也不擔心，我確信醫生會告訴我們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