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你在說什麼？我認為第四期只是說明癌細胞已經擴散了，身體其他部位也有了。所以你無法進行手術治療。你也知道癌細胞會擴散的，是吧？」

「當然，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沒想到我的癌症已經是第四期了。」她的聲音裡帶著點惱怒，不過也可能是她太累了的緣故。

我想到了《疾病的禮儀》，開始思索自己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家人在網上查了資料，上面說癌症四期的病人一般只有三到六個月的存活期，這不免讓人感到絕望。不過對於那些癌細胞擴散了的病人，還沒有確切的結論。

第四期指的就是癌症晚期，後面沒有第五期。但是有四a期和四b期。這讓我想起我在籃球隊的情況，我的籃球生涯以「e-」結束，這是因為打分數的人不想用「f」級來代表打球最差的球員。

最後我什麼都沒再說。

做完化療，接著我們去二樓的藥房領藥，每次都需要等很長時間。我給母親講了一個笑話，是幾年前聽別人說的：十字軍東征時，一個英國士兵將醫生開的處方放在倫敦一家藥店，然後就上了戰場。後來他被俘虜，又被釋放，談了戀愛，並在波斯居住了三十年。最終他回到英國。歸國後，他在口袋裡發現了處方的收據。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倫敦那家藥店還在營業，櫃檯後面依然是同一位藥劑師。他把收據遞過去，藥劑師看了一下，說：「還沒配好呢，你五點鐘後再來取藥吧。」

實際在這個笑話裡還出現了鞋子和修鞋匠，但我沒講。母親聽完很給面子地笑了。雖然她一直認為我說的笑話並不好聽，但出於禮貌都忍受了。唯一讓她難以忍受的是，我小時候曾迷上說雙關語。

從理論上講，在開始化療時，醫生就會給樓下的處方室打電話，等我們做完化療，藥就應該備好了。但通常總會出現一系列問題，不會順利拿到藥。這是因為醫療保險的緣故。或者是額度到達上限，拿了一些藥就不能拿另一些藥；或者開的藥屬於管制藥品，需要某個人簽字才能拿走。母親拿了一盒又一盒的藥，有刺激胰臟的，有治療嘔吐的，有緩解疲倦的，有治療失眠的。藥品的價格從幾百到幾千美元不等，母親有時不需花一分錢，有時卻全要自付。這其中沒有什麼邏輯可言，因為總有意外情況發生。

母親很淡定。無論需要她支付的賬單金額多高，或者醫療保險能替她支付多少，她總會對我或自言自語說：「這不公平。那些付不起費用的人得怎麼辦呢？」

母親一直關心全民健康保險的問題。她受益越多，就越覺得不公平，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好藥的。每次去藥房拿藥都會忍不住談論或嘲諷咒罵政治。

一天排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女人，大概三十多歲的樣子，穿著整潔但價格低廉的衣服，戴著黑框眼鏡。直到她摘下眼鏡，我們才發現她在哭。母親與她交談，語氣溫和。在我看來這是常事。母親總會與每一個正在哭泣、身處痛苦或悲慘境遇中的人交談，完全不加思考。母親經常說：「如果他們不想談論，他們會跟你說的。但你怎麼能視而不見呢？」我們發現這個女人並不是給自己拿藥，而是給她母親拿藥。她母親的醫療保險處在「甜甜圈」中間的空洞裡，政府已經為她支付了幾千塊，現在她必須自己付幾千塊，之後政府才會再次支付（想象你在吃甜甜圈，按直線去吃，先咬一口，中間是空洞，只有經過了空洞才能再吃上一口）。母親當時還處於吃著「甜甜圈」的狀態，這個女人的母親則處於中間的空洞裡。

這時我手機響了，我走出大廳接聽電話。當我回來的時候，母親坐在椅子上等著拿藥，而那個無力支付藥費的女人走掉了。

「媽媽，你是不是替那個女人支付藥費了？」

「沒付多少錢。」母親有點尷尬，因為她的小動作被識破了，「不要和你爸爸說。」

拿到藥後，跟平常一樣，她沒有坐計程車回家（公交車站就在我們家附近，完全沒有必要打車）。於是我陪她一起等公交車，那路公交車能到達她家門口。

母親在感恩節前還需要做一次化療。我非常喜歡感恩節因為過感恩節會吃餡餅、唱歌，而且不用費盡心思準備禮物。感恩節對於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長大的人來說是件大事，集所有節日於一身。因為以前移民停留於此處，並就近定居。而在波士頓附近長大的人認為那裡的一切都是巨大的（比如冬天、運動會、龍蝦等），這個城市以「中心」自居，好像是「世界的中心」一般。我還小的時候，認為這一切都是真的當我發現還有人住在巴黎、柏林、東京等地方後大為驚訝，而紐約人對波士頓人的說法根本不屑一顧。

我是1962年在紐約出生的。我父親在費爾柴德出版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出版物從《女裝日報》到《藥品新聞週刊》，品種眾多。父親曾在寄宿制預科學校裡學習，是那裡的第一個猶太學生。他於二戰後期曾在弗吉尼亞州諾福克海灣外的一艘軍艦上服役。之後，他又就讀於耶魯大學和哈佛商學院，最終在廣告業有所成就。母親的祖先則出身於17世紀移民到美國的富裕猶太家庭。後來他們與那些轉信基督教的猶太人，甚至完全被同化到慶祝基督教節日的猶太人結了婚。父親的家世背景不好，祖父是德國猶太鼓手，在內戰期間來到美國，之後在紐約下東區以銷售蔬菜（以賣土豆為主）維持生計。這個地區的名聲很臭，馬丁·斯科塞斯曾有一部電影《紐約黑幫》，就揭露了這一地區的生活。祖父的家族蔬菜生意越做越大，整個銷售渠道都得以戲劇化地擴張，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佔有了一席之地。祖母是拉脫維亞人，對我的父親以及兩位姑姑頗富感染力，她把他們送進了最好的高中以及大學讀書。

父親與母親在父親的一位朋友拜訪時相識，初次約會父親就向母親求了婚，而母親也點頭同意了。就在訂婚幾個月後，1959年他們結了婚。那年父親三十一歲，母親二十四歲。

父親後來跟我聊天時說，現在回想他的求婚，覺得一切都很不可思議。他對母親一見鍾情，而他並不確定母親會不會選擇他作為人生伴侶。他們在康涅尼狄格州舉行了一場基督教形式的婚禮。作為一位嚴守教義的猶太教徒，祖母必然會反對這件情。母親聽從了一位好朋友的建議，堅持了自己的想法。

為了父親能夠與鮑勃·查普曼一起管理哈佛劇場，在婚後第七年，父母決定全家從紐約搬到馬薩諸塞州劍橋市。1966年，我四歲，哥哥五歲，妹妹還沒出生。我們與朱麗婭·查爾德成了鄰居，因為我們在她住的那條街租了棟房子。三年前朱麗婭寫的《掌握烹飪法國菜的藝術》得以出版，開始受邀參加當地電視節目。我很喜歡告訴別人，萬聖節時朱麗婭會給上門要糖的小孩子烤十字面包。這或許是真的，也或許不是。

在我們小時候，母親就喜歡讀書給我們聽。每天晚上睡覺前，我們都會聽故事，她講的故事總是那麼吸引人。母親固執地認為我們不應該聽同一本書，雖然我只小哥哥18個月我們每個孩子都有權利選擇晚上要母親讀的書。我第一喜歡的書是羅曼·裡夫的《愛花的牛》。這本書出版於30年代，講述了一個經典故事，主角是一隻熱愛和平的牛（因為希特勒痛恨這本書，曾下令將其燒燬）。我第二喜歡的是克羅格特·約翰遜50年代出版的《阿羅有支彩色筆》。這本書講述了一個在藝術方面特別有天賦的孩子，以自己的想象力和一支彩筆勾畫出美景以及奇遇，最後脫離困境的故事。我哥哥對莫里斯·桑達克的新作《野獸國》非常痴迷。因為哥哥從書中馬克思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榜樣。當妹妹長大一點，開始選擇自己喜歡的書時，她最喜歡的是桑達克的《廚房之夜狂想曲》。她喜愛書中的主人公，以及有點喜歡笑鬧（還有點危險）的麵包師。母親小時候最喜歡的書是麗迪雅·斯通的《粉紅驢子布朗》，這本書出版於1925年，講述了兩個無法說話但懂禮貌的小孩的故事，他們一起照顧一匹小馬。這本書的內容甜蜜得過了頭，就算是我們很小的時候也難以承受。

在化療室治療期間，我問母親是否記得有一天晚上，她忘記了給我講故事。當時我可能十一歲或八歲，我記不太清了。我只記得自己躺在床上，父母的說話聲從樓下傳來，派對還在進行中。哥哥已經睡著了，他不介意那天晚上有沒有人給我們講故事。我早刷了牙，爬上了床，等著母親來給我們每人念一個故事。可母親沒有來。我生氣地聽著玻璃杯的碰撞聲和鬧鬨鬨的說話聲。

樓下的人們笑得越大聲，我等的時間越長，我越傷心。我感到孤獨極了，還感到被拋棄了。我連睡衣都沒穿，穿上拖鞋就跑下樓去找母親，我覺得她肯定是不再愛我了，因為她從來沒有忘記過給我講故事。我聽到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那麼開心，我更加氣惱。

後來，我大哭起來，驚動了所有的客人。母親跑上樓來，哄了我十多分鐘，還向我承諾一切都沒有變，我才平靜下來。

「你還記得那個晚上嗎？」我問母親。

「親愛的，我怎麼會忘記呢？」母親回答。

我和哥哥剛認字的時候就開始自己看書了。有時候，母親和妹妹看圖畫書，父親則會為我們讀一本書的某個章節。父親喜歡伊恩·弗蘭明的《飛天萬能車》和羅爾德·達爾的《查理與巧克力工廠》。我們也喜歡。

在我們家，如果不想去扔垃圾和收拾屋子，那麼看書是躲避這兩項家務的錦囊妙計。就像中世紀的教堂為人們提供庇護一樣，書本為我們提供了即時的保護。只要你鑽到書本里就沒人來打擾你了。雖然做了錯事時依然會受到責罰，不過書本能起到延緩處罰的作用。但我們很快意識到，只有真的專注於書本才管用，如果只裝作認真讀書的樣子可是不行的。

我想到和父母之間最初談論的話題基本都與書有關，比如：為什麼那個人搞不懂費迪南就是不願意打仗？為什麼飛天萬能車的車牌號是gen11？據父母的理解，他們給出的答案是：人可以變得很壞，但也可以學著不變壞，自己要有一個分辨能力。

每個週末父母都會花很多時間在看書上，有時整個週末都在閱讀。有些父母自己完全不看書，卻要求孩子多讀書，對此母親感到難以理解。這令我想到曾經聽過的一件事，一位丹佛的新聞播音員曾在主持節目時，以無比嚴肅的口吻說「我不看書，不過我喜歡書。」

我曾經是個只喜歡待在家裡的孩子，看書、畫畫，待在房間裡與最好的朋友一起聊個不停，話題涉及書、某個事件電影等。我哥哥也是一個書痴，但他並非只讀書，還擅長運動。

九歲時，我就沉浸在j.r.r.托爾金的《霍位元人》無法自拔。在去摩洛哥度假時，我看了這本書。當時我發著高燒，體溫有四十度，摩洛哥醫生給我開了他僅有的藥品——純嗎啡。高燒和藥品讓我開始迷亂而興奮。在丹吉爾古城的房間裡，我躺在床上看《霍位元人》，最後昏迷過去。一杯又熱又甜又好喝的薄荷茶放在床邊。從海上吹來的微風，那雪白的牆壁，都留在我的記憶中；我還記得那個英俊的，時不時進入房間照顧我的摩洛哥人。更重要的是，我記得我能夠想象出的最變幻莫測的書——《霍位元人》。過了幾年，我才發現我記得的只有一半是托爾金的《霍位元人》的內容，另一半不過是我當時因高燒而神志不清的大腦的狂想。

那次病癒以後，我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魔戒》。在哥哥看c.s.路易斯的《納尼亞傳奇》時，我則痴迷於托爾金所描述的中土世界。我們對哪個系列的書更好爭論不休，有時爭論的焦點特別極端。哥哥喜歡鮑勃·迪倫，我喜歡約翰·丹佛，我們會爭論他倆誰更厲害。我們還喜歡爭論兩支球隊誰會獲得冠軍，他支援利物浦隊，而我支援曼聯隊。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我堅信託爾金與路易斯難分高下，只是個人喜好不同還有競爭的緣故。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托爾金和路易斯都曾在牛津大學執教，兩人還是好朋友。

「我始終認為這很有趣。你哥哥喜歡納尼亞系列，而你卻對托爾金系列的書愛不釋手。我想這或許是你哥哥喜歡納尼亞系列中基督教的暗喻，而你對那些毫無興趣的緣故。」母親這樣說道。

後來我發現路易斯極力否認他的書裡含有基督教寓言，而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托爾金卻聲稱他的書都是以宗教為基礎的，這真是一種諷刺。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托爾金系列當作完美的無神論著作。

母親那天化療做完時，我們並沒有馬上離開治療室。感恩節前一週我們沒有交換新書，也沒有定下來要一起看哪本書，只能聊以前看過的書。母親說：「同時喜歡托爾金和路易斯的人，我好像從來沒遇見過。似乎每個人都只喜歡他們中的一個。」

「你喜歡哪個呢？」我問母親。

「我喜歡路易斯，但我和你哥哥都非常佩服你對托爾金那麼喜愛。我們也很喜歡納尼亞系列，但你完全對托爾金著了迷。你說的話多與比爾博·巴金斯有關，我幾乎以為他成了咱們家的一員了。你還改用古體字，甚至名字都用古體字。直到你學書裡面的人抽菸時，我覺得必須出面制止了。因為你當時才九歲。」

「你沒有痴迷過什麼書嗎？」

「經常的啊，比如詩歌，還有《飄》。自己正忙著準備的戲劇我也痴迷，尤其是跟你父親結婚不久，還住在紐約那段時間的戲劇——彼德·謝弗的《家離恨天》，哈羅德·品特的《看房者》。在為一齣戲劇忙碌時，它也確實能深深吸引你。即使搬去劍橋市後，我也經常懷念那段日子。」

20世紀50年代後期，在母親認識父親之前，她為製作人艾琳·塞爾茲尼克工作（塞爾茲尼克的兒子是母親的大學同學，他當的中間人）。在結婚前以及婚後第一年，母親為製作人弗雷迪·布瑞森和他的演員太太羅瑟琳·羅素工作。有一件趣事母親常興致勃勃地提起，一次她被派往巴黎，因為羅瑟琳·羅素不慎將皮草和珠寶落在那，母親得把這些東西穿戴在自己身上帶回來，她必須臉不紅心不跳地通過海關，這樣稽查人員才會相信那些東西是母親自己的，才不必支付額外的關稅。

母親從大學畢業起就在倫敦戲劇學校紐約分部做了管理人員，連懷孕期間也堅持工作，直到我們搬去劍橋市。

搬家後，母親又重新求職。她之前有選角和為戲劇學校篩選學生的經驗，成了求職的敲門磚。她對哪些人適合什麼職位的判斷能力，讓她獲得了在羅德克利夫學校招生辦工作的機會。她在接下來的十年時間裡，先後任羅德克利夫學校招生部主任，同時兼任哈佛的招生部主任，最後被任命為副院長，負責招生及財務支援方面的事宜。

對於一所大學來說，「守門人」（篩選學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母親不為賄賂所動（雖然我們不會浪費鮮美的伊朗魚子醬，也不會拒絕刻著「你會接受貝拉」字樣的幸運餅乾。貝拉是本地一家中國餐館老闆的女兒），對於威脅也無動於衷。曾經有人闖進母親的辦公室，拿著一把槍威脅母親說，如果不錄取他的孩子就把母親殺死，最後，那人的孩子沒被錄取，貝拉倒是被錄取了。

父親和母親都要工作。和今天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的孩子相比，幾十年前出生的我們享有相當大的自由，偶爾才有交換生和畢業生來家裡略微管管我們。我們上鋼琴課、足球課、戲劇課。我們也有腳踏車，騎著它準時出現在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屬於放養型的孩子，放學後啃塊餅乾，然後跑得無影無蹤，到晚飯時才出現。到了週末，母親和父親在客廳各自看書，而我們可以選擇坐下來看書，或者選擇自動消失。

電視我們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不過當時只有三個電影片道，而白天播放的節目經常不值得一看。所以我們或者到處瘋跑，或者去看書。

我的母親是職業女性，我的同學的母親很少這樣，但母親從未把自己當作職業婦女。她既是位母親，也是位職員，不過如此。「不會有職業男性這種說法。」有一次母親對我說她總是儘量參加我們學校的演出或者體育活動。「我認為人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擺脫不快樂。如果父母不快樂，孩子的處境就會很糟糕。要是你想去工作，那你就去工作；要是你可以不必工作，而且你也不想工作，那你就不用去工作。」

「你從來不會內疚嗎？」

「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