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帶孩子上班」興起之前，母親已有了自己的理念—帶孩子一起幹活。母親經常安排我們幫她做各種工作，如幫忙整理入學申請材料。在母親看年齡、sat分數、性別之前，先看申請人的個人簡介，這樣就能對申請人有一個大概的瞭解。

「但是其他媽媽對你出外工作認同嗎？」

「嗯，有一部分媽媽認為我肯定會忽視你們。你還記不記得，你哥哥曾經在自己的便當盒裡放些狗餅乾做午餐，你和你妹妹也這樣做過。我估計是其他孩子的媽媽讓學校打電話告訴了我這件事。我告訴他們，我諮詢過兒科醫生，狗餅乾不但不會對你們的健康造成任何影響，還可能有利於你們牙齒的發育。而且，我覺得她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我做得不對。另外，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許多人都在做有趣的事。」

回想那個時候，我許多朋友的父母的生活都精彩紛呈。當時我們住在一個單獨的社群。住在那裡的人都與哈佛、麻省理工或布蘭德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當我們想到自己的父母時，想到更多的不是他們是做什麼工作的，而是他們和這些大學的關係。我們對他們的愛好也非常清楚，比如，誰喜歡畫畫，誰喜歡做酸奶。

我們目睹了社會的許多紛亂：電視機報道越南戰爭，哈佛廣場發生了暴亂；鮑比·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的遇刺。我們通過同學的哥哥姐姐知道了所謂草案和民權運動，還有一些社會熱門和時事，以及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晚餐時的聊天以及《生活》雜誌也是我們瞭解其他資訊的途徑。

書籍成為人們生活中很主要的部分。我們相識的每戶人家，客廳裡都放了一個書架。在父母的朋友和我們朋友的父母中，都有人在寫書。每個人都在看每月俱樂部推薦的同一本書。愛德華·斯泰肯出版了一本收錄世界各國攝影作品的集子，叫《人類大家庭》，著名詩人卡爾·桑德堡為其作序，成為每個咖啡桌的必讀書。約翰·厄普代克的小說《夫婦們》以通姦為主題，備受爭議，成為每對夫婦的枕邊書。每個人都有一本約翰·f.肯尼迪的《勇敢者傳略》。奈歐·馬許、阿加沙·克里斯蒂、厄爾·斯坦利·加德納的書，列入每個懸疑小說愛好者的必備首選書目。列昂·由芮思和米切納是受人們特別關注的作者。索爾仁尼琴的《古列格群島》、君特·葛拉斯的《錫鼓》出版後，馬上成了每家的必讀書。

有時我感覺母親想鼓勵我們閱讀那些超出我們理解能力的書。她會故意指出因為年齡太小一些書我們看不懂，這反倒刺激了我們更快地閱讀這些書。在我十歲時，我就讀完了《馬爾科姆x自傳》。母親說得對，我讀那本書的時候年齡太小了點，後來再讀一遍時，我驚奇地發現了以前漏掉的部分。之前我只記得書中對寬大的西裝的描寫。我們自己也發現其他不適合我們這個年齡讀的書。大約我十一歲時，埃裡卡·瓊的《怕飛》出版了。我對書裡描寫的情節感到既震撼又著迷，就像《性愛寶典》一樣。我們經過一番搜尋，發現我父母沒有這本書，但朋友的父母有，但他們把書藏了起來，以至於那些搗蛋鬼和我們只有通過翻箱倒櫃才能找出來。

我們總是會在吃晚飯的時候討論正在讀的書。我讀了保羅·裡維爾的一本精彩的文集，又興致勃勃地讀完埃絲特·福布斯的《自由戰士》。書中講述了一位做銀匠保羅·裡維爾學徒的人，在他手被燒傷之後發生的故事。後來我又找到這位作者替保羅·裡維爾撰寫傳記《保羅·裡維爾和他生活的世界》，該書1942年獲得普利策獎。這本傳記我看了整整11遍，每次讀完就在書頁上做個標記，好像囚犯記錄被囚禁的日子一樣。

在吃飯時我會央求我的哥哥妹妹：「你們快來問我和保羅·裡維爾有關的任何事情，隨便什麼都行！」當他們不想問時，母親會大膽地問我問題。遺憾的是，從前知道的關於保羅·裡維爾的事情，除了最基本的事實部分，還有1/3首郎費羅歌頌保羅偉大事蹟的詩歌，其他的我現在全忘了。我曾建議母親把重讀埃絲特·福布斯寫的傳記作為讀書會的書目，那麼我就可以拍著胸脯說：「我讀過這本書已多達十二次了。」她溫柔但堅定地拒絕了，說她從小到大早就聽膩了裡維爾的事。

小時候，我還看過阿利斯泰爾·麥克萊恩的作品《血染雪山堡》《納瓦羅要塞的火炮》《鏈上的傀儡》。幼年時閱讀的書，我記得的內容很有限，但我永遠也無法忘記《鏈上的傀儡》中一句描述的話：「從他搭乘的飛機降落到阿姆斯特丹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已經身處荷蘭。」

我尤其喜歡麥克萊恩寫的那些只要擁有適當的團隊，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的書。團隊中也許有人背叛你，但你能夠及時發現並克服那些困難（如惡劣的天氣、可怕的海難），最終實現你的目標。不過付出的代價也會很高。

你的某個好哥們兒在故事中喪生，你會感到萬分悲痛，但故事不會就此停止。因為所有的故事並非只牽涉你，還有更偉大、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比如與納粹的鬥爭。1944年到1946年麥克萊恩曾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因此有關二戰題材的作品也是他寫得最棒的。

在九點上床睡覺時間過後，我會開啟手電筒看好幾個小時的書，重讀裡維爾的故事或麥克萊恩的書。母親顯然知道，不過她從來沒有因此責備我。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當時母親為了應付一切而疲憊不堪：三個孩子加丈夫，一座經常需要打掃的房子，一份需要奔波於全國各地的重要工作，時時刻刻的諮詢以及頻繁的會議。一位善良的愛爾蘭老奶奶為了幫母親的忙，曾在下午照顧妹妹，每週還為我們做一次美味的肉卷。可憐的墨菲太太之後中過風，但仍在繼續幫忙照顧妹妹。我以前常常把在劍橋市居住了十四年後，我們全家又搬回紐約的原因，歸於母親不忍心告訴墨菲太太她做的牛肉卷難以下嚥，已經不像當初那麼美味了，而我們也一樣沒法再忍受，畢竟每週把一整塊不能吃的肉卷丟進垃圾箱太浪費了。

母親被那些沒有盡頭的責任擊敗的那天我還清楚地記得。哥哥、妹妹和我坐在廚房裡，我一邊吃麥片一邊擔心上學的事；哥哥和妹妹正在鬥嘴。已經快到我們該出門的時間了。母親下了樓，看起來很苦惱，這可並不常見。我想要告訴她一些事，於是試著引起母親的注意。

我看著母親在水龍頭那接了杯水。薩里（我們的英國獵犬）躺在地板上。母親把一個藥丸塞進漢堡包裡，然後把漢堡包塞進了薩里的嘴裡，撫摸它的脖頸讓它吞嚥下去。接著母親洗乾淨手，又拿出另一個藥丸，吞了下去。

我跑過去想和母親說話，還未及開口，母親睜大了眼睛，然後說了一個我從未聽過她說的詞，接著又說：「糟了，我剛剛吃了一片驅蟲藥，我的避孕藥又給狗吃了！」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母親陷入慌亂之中。然後她打了一個電話，知悉狗沒有事，她也一樣。她只是多驅了一次蟲；狗的卵巢已經切除了，也不會生小狗。

但回想起來，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並非是母親急匆匆地去幹什麼，而是她安靜地坐著，在客廳中央，頭頂上方一幅保羅·詹金斯的畫作，色彩絢爛。壁爐裡點著火，她的膝上蓋著一條毯子，她的雙手則伸出毯子外捧著一本書。我們也想跟她還有父親一起坐著，安靜地看書。

回想以前的感恩節，以及母親確診為癌症後的第一個感恩節，我們感到生活確實變化很大，現在只關心母親治療的事情。治療的第一天以及後面的一兩天，母親一般感覺還不錯，再往後感覺就不那麼好了。她從妹妹的一位專門從事臨終護理的朋友那得到她的新信條：「制訂計劃，然後逐一達成。」母親總是強迫自己完成訂下的任何計劃，無論是否能夠做到。

對朋友和家人的電話、信件，每天她都儘量進行回覆。她每天幾乎都會與哥哥、妹妹和我談論彼此的近況，談論籌劃阿富汗圖書館的進展。才華橫溢、魅力無窮《紐約客》記者大衛·羅德願意加入進來，母親對此非常高興。機會很難得他正計劃寫一本關於阿富汗的書，需要離開一段時間去阿富汗，這再好不過了。

治療的副作用是患癌症後最令人難以忍受的。羅傑曾告訴母親，說她會感到痛苦萬分，甚至可能倒在浴室地板上無法起來，只能痛苦地躺在那。不過事情還沒有太糟糕。只是母親無法吃東西和喝水，因為口腔的疼痛，甚至連開口說話都成了難題，而這些都讓她感到疼痛和難以忍受。腹瀉、便秘和無邊無際的疲憊也伴隨而來。若只是紅血細胞數很低，通過輸血能緩解，但大多數時間母親只是感到疲憊而已。化療讓她吃東西沒有味道，因此維持體重需要不停地抗爭。

值得慶幸的一點是，奧賴利醫生一直對母親照顧有加。從某種程度上說，她能夠理解很多醫生不理解的情況，像痛到極致的口腔疼痛，一個早上需要跑廁所五到十次，這些情況跟癌症一樣需要治療。從根本上來說，對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進行治療是一種臨終關懷——減緩癌細胞的擴散速度，保障病人的生活質量。所以，奧賴利醫生每次見到母親都會詢問一次，使她能夠儘量瞭解母親疼痛的程度（相對於「疼痛」這個詞，母親更喜歡用「不舒服」），以便在用藥上做出相應調整。

感恩節對母親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節日，每年這一天我們都會邀請那些相識的不能回家過節的人到家裡大肆慶祝一番。在劍橋市居住的那些年，經常有伊朗人和巴基斯坦的學生來我們家吃感恩節大餐，還會在家裡住一週。母親可能由此開始對那個地區感興趣。母親與難民一起工作之後，我們家的客人中又多了一些剛剛從波斯尼亞來紐約定居的家庭的成員，或者從炎熱的賴比瑞亞不遠千里來到寒冷的紐約的學生們。

但這次，母親張羅感恩節的慶祝活動有些困難。因此，我的朋友湯姆和安迪說可以在他們家吃感恩節大餐。無須父親和母親做什麼，只要去用餐就可以了。

感恩節那天早上，母親給我打來電話。

「我今天感覺不太妙。」她說。她預計無法去吃感恩節大餐了，要看身體情況如何。前幾天她狀態不錯，聽了兩場音樂會，連著工作了幾天，與朋友見了面，回覆e-mail，還有了食慾，現在則因為身體不適讓她感到沮喪。

距離母親確診已經過了兩個月，對於病情會如何發展根本無法判斷。一切就像股市的動盪一樣。股票指數下跌時，可能是大漲之前的小調整，也可能是大跌的前奏。那天母親感覺不妙，或許是由於化療的關係，也或許是由於癌症惡化了即使事情看起來有所好轉，我們也無法確定事情的發展趨勢。或許會有天大的好訊息，比如腫瘤縮小了；也可能會是股票玩家說的「死貓飛彈」。這個比喻用來形容那些希望出現的假象，生動卻殘忍。變好還是崩盤？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忐忑不安地等待母親下一次掃描的結果。

母親被無法預知結果弄得狂躁不安。她希望自己對好或壞能有更大把握，與「感覺糟糕的日子」相比，她心裡對「感覺不錯的日子」大為感激。她儘量及時更新「威爾的瑪麗·安新聞」部落格，在釋出壞訊息時總是用「希望」來淡化它。自然更新時是母親口述，我打字。

當和母親或家裡人聊起這個部落格時，我不會提及母親是個隱性寫手這件事，害怕這會讓她感覺到什麼。她給我發來電子郵件，說：「你為什麼不這樣寫？」然後她從我的角度寫下幾段文字，我「複製」再「貼上」，最後用這些文字更新了部落格。

那個感恩節的早上，母親感到不安，因為忘記寄慰問信給一位父親剛去世的教堂朋友而不安。

「媽媽，我覺得她肯定會理解的。她知道你病了。」

「沒關係，我剛剛寫了一封。我認為，身體不舒服不能當作忘記其他人的藉口。」

到了感恩節那天，母親的病情加重了。但她還是堅持讓父親、我和大衛去參加朋友家的慶祝活動。她說自己在家喝點湯就行了。我們從不會對母親的決定有異議，這次我們也聽從了她的意見。

那個晚上我們在朋友家盡情吃喝，開懷暢飲，愉快極了。大衛和我給父親打了車回家，我們則步行幾條街回公寓。這像是一場母親離世之後的感恩節，雖然每個人都試圖否認這一點。到了家，大衛去睡覺，我獨自坐在客廳裡，一直待到外面燈光都熄滅。

我不讓自己沉浸在真正的悲傷裡，所以我為生活中的瑣事忙個不停——忙於工作、付賬單、送衣服去幹洗、寫e-mail。然後我想歇一歇，讓悲傷將自己環繞，但我做不到。在我閒下來的時候，我知道自己一直很難過。但在等待天亮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無法一直處於悲傷之中。我為大衛·哈伯斯塔姆去世而流的眼淚，為休·格蘭特的浪漫喜劇《真愛至上》流的眼淚，為麥克萊恩書中眾多我非常喜歡的人物去世而流的眼淚，都遠遠多過我得知母親已是癌症晚期時流的，都比為母親流得多。

天亮了，熟悉的聲響從公寓門外傳來，是送報員投遞《紐約時報》的聲音。我開了燈，開始找我那本《霍位元人》。我想知道這本書還能否讓我陶醉，還能否讓我讀時沉迷。

我很快找到了那本書，隨手翻開一頁進行閱讀。距離第一次看它到現在大概過了40年，書裡的世界神奇般地再現了霍位元人的屋子、銀湯勺、符文、獸人、小矮人、蜘蛛……看了大約20分鐘後，我偶然讀到了一個情節：在黑暗的森林中，霍位元英雄比爾博與他的小矮人同伴們互相走散了。

比爾博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像瘋子一樣呼喚同伴的名字。他似乎也聽到同伴們在呼喚他。「但他們的哭泣聲越來越遠，聲音也越來越小。又過了一會兒，哭聲似乎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很快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只剩下他一人在無聲無息的黑暗中。」

「比爾博面臨人生中最悲慘的時刻。不過很快他決心已定——等到天亮，在天亮之前無論做什麼都解決不了問題。」托爾金又寫道。

第二天，母親說她感覺好些了。

母親做化療之前，我們在等候區等待，坐在常坐的椅子上。我對她講了感恩節那天的晚餐情況，說大家都很希望她能在，我則一直在想她。我沒有提到我獨自坐在黑暗中的事，那多少有點陰暗的成分。我講到我又開始看《霍位元人》，它仍然有種強大的魔力吸引著我。

「你覺得這是為什麼呢？」母親問。

「我想是因為這本書描寫了人類，或者霍位元人，在自己毫無所覺的情況下發現了自身的力量。從某方面來說，我認為這本書與麥克萊恩的作品很像。」

「我也花了點時間思考。」母親說，「你父親那天能出門我很高興。我覺得不舒服的時候，如果他陪在一旁肯定會覺得很煩。那天我看了幾頁書，內容是關於人們如何在毫無所覺的情況下發現了自身的力量。」

「哪本書？」

「《禁忌祈禱書》。」母親回答。

「蒂蒂安？」

「不，威爾。」母親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好氣又好笑，她微笑著補充道，「除此而外，蒂蒂安的書名是《一本公禱書》，而不是《禁忌祈禱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