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陪母親做化療是在11月。這讓我和她有機會以一種嶄新的方式談及家人和每一件事。

幾天前母親發來訊息，告訴我就診的時間和地點。我們約好的見面地點是東五十三街區紀念醫院的門診部。在街對面有一家書店，要是我去早了可以去那裡逛逛。想買零食的話也可以去逛萊辛頓大道，那有很多小吃店。母親告訴我門診部有椒鹽捲餅和全麥餅乾，她覺得沒必要買零食。我搭電梯上了四樓，打算在母親到來之前佔個位置，因為她喜歡坐椅子更甚於候診室後面的長條沙發。

醫院就像一個車間，專門製造干擾，總有人突然出現，讓你一會做這個一會做那個，叮嚀、詢問、檢查、提醒……第一次陪母親來就診，我們都必須有足夠的耐性去面對。在母親抽完血後，我們去了治療室，那是個小房間，讓我想起幾乎一伸手就夠得到天花板的學校宿舍。隔幾周，醫生會進行問診，其餘的時間只需要抽血和做化療。母親在治療室的時候，會有一名護士來詢問有關治療方面的問題，也會盡量讓她舒服一些（例如，問是否需要在手臂下放個枕頭，是否需要毯子，是否需要再來點果汁）。接下來她會問母親在醫院登記的基本資料，如姓名、出生時間等。在我看來找血管打針像是一種酷刑，之後會有另一名護士確認患者身份和使用的藥品。

當然干擾遠不止這些。尤其在最初的時候，除了志願者研究人員，負責收集參與研究同意表的工作人員也都會時常過來問個不停。母親是個不喜歡被打擾的人。我習慣在早上八點給母親打電話，這個習慣保持了好幾年。我不是每天都打，不過大多數時候都會打。她和父親都有在接聽電話時，同時再接聽第三個人的來電的習慣。就算是這樣，她也會覺得很煩躁。有時候我跟她電話正講到一半，之前保留的通話突然斷掉，她會很煩躁地說：「完了，我還有另一個電話呢。我都忘了。」

我也討厭被打擾，雖然我有時會打擾到別人。我經常會把其他人說的話忽視掉，搶著講自己的故事。我覺得我的故事更有趣，更精彩，更重要，因此常常忘記他人的故事也可以讓我受益匪淺，值得不斷琢磨。母親則恰恰與我相反，她很少打斷別人，更不會對別人的故事妄加菲薄。她更願意做個傾聽者，然後提問，她不會提一些問題敷衍了事。（比如，你在鳳凰城待了幾天？）她提的問題常能夠讓對方說出自己的很多感受，如從中獲得了什麼，哪些人令其印象深刻，以及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當我第一次陪母親到門診部時，母親已經來過兩次了，她與工作人員和其他病人已經熟到能點頭打招呼了。有一個她特別喜歡的護士，一下子就能找到血管，另外兩名護士則不行。另外，她似乎有些不太在意那些干擾。

那天早上，我感覺特別煩躁，因為工作的緣故。我儘量不去想那些事。當你身處與癌症奮戰的一群人中時，還抱怨工作上的煩惱顯得很奇怪。於是我和母親安靜地坐著。

「你確實不必陪著我，威爾。你要忙的事太多了。」

「我想陪在你身邊。」我說，「當然你想獨自待著的情況除外。」

就是那一次，母親說她正在看華萊士·斯特格納寫的《終得安全》。那本書陪著我飛越全世界，當時卻還原封未動。我說這次我一定會看。

「如果我們總在同一段時間看同樣的書，就有些像一個讀書會了。」我補充道。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傳統讀書會，但母親從未參加過。

「你沒有時間經常去參加讀書會！」母親說。

「我有時間讀書，況且我們總在談論書。所以如果我們讀的書相同，又一起討論，這不就是個讀書會嗎？」

「讀書會不是都會帶些東西吃嗎？」母親問。

我大笑道：「那我們就組建一個世上獨一無二的、不吃東西的讀書會吧。」

在舉辦第一次讀書會活動時，一般大家相互間會講一講童年的故事。我對母親提到這點時，她半信半疑，並面帶微笑然後我要求她把童年故事跟我講一遍。我從未直呼過父母的名字，所以很難寫出「瑪麗·安1934年出生」（而不是「母親1934年出生」）這樣的句子。當然，那時她還沒有做母親還只是少女瑪麗·安。

瑪麗·安那位美麗而憂鬱的母親生下她和弟弟兩個孩子她是美國人，不過在巴黎長大。他們的父親很英俊，經營著家族的紡織生意。在他年輕時把生意轉手了，賣了個大價錢。大家都說那是一樁非常不幸的婚姻。他們的婚姻在維持了三十年後，最終還是以離婚收場。母親很少提及她的童年，這是第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母親說她的父母彼此怨恨很深，因此她下定決心，如果她幸運地擁有自己的家庭，絕不會對任何事產生抱怨。瑪麗·安最初在公立小學上學，中學就讀於紐約上東區著名女子學校。在那裡，母親與她的畢生好友結識，也受到了米爾德麗德·唐娜珂的啟發。

唐娜珂的小名叫米莉，她喜歡大家這樣叫她。她是一位戲劇教師，也是一位當時有名的舞臺劇和電影演員，學生們無比愛戴她。後來，她還在百老匯演出過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扮演威利的妻子琳達·洛曼的角色。1951年她在同名電影中出演同一角色，並獲得了奧斯卡提名。瑪麗·安醉心於舞臺劇。她看過米莉的那次表演，認為那是她看過的最使人興奮和感動的一次演出。在米莉的言傳身教影響下，她下決心要做一名演員。

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學校教育內容，她們之前聞所未聞。女校長告訴瑪麗·安和她的同學們：除了結婚生子之外，人生還可以更美好，女人可以做任何她們想做的事。這些話她們以前從未聽說過。

當時大多數人和教育機構都不會這樣說。即使在瑪麗·安上哈佛女校期間，在她去哈佛紀念教堂做禮拜的時候，也必須戴著白手套待在樓上的座位區裡，跟男人們一起坐在教堂的長椅上是不被允許的。這讓我想到我們住在劍橋的時候，母親總是堅持坐在樓下的長椅上，而且一定要在最前排，那時還覺得奇怪呢。

這些我以前差不多都聽說過了。當母親和我坐在治療室迎接另一個「干擾」到來時，我想讓她再多說一些別的。

「好吧，你還想知道些什麼呢？」

「嗯，說一下你那時候最喜歡的書吧。」

「什麼時候？」

「在你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

「《少女妙探》。我看了很多這一系列的書。我特別喜歡女偵探這個構思。」

「還有別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