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孟德斯鳩和休謨都給啟蒙理念之牆撞出一些輕微的凹痕——一個表明普天之下並非處處皆同，一個說不存在必然性，只有或然性——他們造成的裂痕還不算大。休謨當然認為宇宙還會依然如故，繼續執行。他當然認為行為有理性和不理性之分，理性的手段能給人帶來幸福。他相信科學，信奉理性，相信冷靜的判斷，他信奉所有那些人人皆知的十八世紀觀念。他像雷諾茲那樣信仰藝術，像約翰遜博士那樣信仰藝術。他的觀點所蘊涵的意義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會被我們明顯地意識到。我要討論的那次攻擊，其實出自別的地方，出自那些德國人。

十七、十八世紀的德國人居住的地區稱得上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區。事實如此。儘管德國人自己並不願意這樣認為，但說他們落後也是符合實情的。十六世紀時，德國人還像其他民族一樣與時俱進，活力充沛，對於歐洲文化貢獻甚多。丟勒的確和他同時代的歐洲畫家一樣偉大，路德的確和歐洲歷史上任何一個宗教人物一樣偉大。但如果你再來看看十七世紀的德國，十八世紀初期的德國，不知由於何種原因，除了偉人萊布尼茨這個彪炳史冊的哲學家之外，當時的德國人中很難找出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思想家或藝術家來，特別在十七世紀晚期，更是如此。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難說清。由於算不上一個名正言順的歷史學家，我也就在此打住。反正不是這樣的原因，就是那樣的原因，德國終歸沒能像英國、法國，甚至像荷蘭那樣建立起一個權力集中的民族國家。在十八世紀，德國人是由三百個王公和一千二百個領主統治著的。事實上，還在十七世紀這樣的局面就已經形成了。皇帝一直在覬覦義大利和其他地方，他無法集中力量治理自己的國家。最重要的是，三十年戰爭使得德國分崩離析。戰爭期間，路易十四以及其他國家的軍隊殺傷了巨量的德國人。血腥的死亡阻斷了德國文化的發展。這是歐洲歷史空前的不幸。自成吉思汗以來，歷史從未見過這麼多的人民死於戰爭。這次不幸對德國來說是致命的。可以說，它摧毀了德國精神。由此，德國文化萎縮成一種地方性文化，在那些沉悶的小宮廷裡苟延殘喘。當時的德國，根本沒有「巴黎」，沒有中心，沒有活力，沒有驕傲，沒有進步、變化和權威的意識。德國文化一方面滑向路德式的極端經院學究——細微瑣碎但相當枯燥無味；另一方面則沉入人類靈魂深處——其精神追求恰與經院派南轅北轍。毫無疑問，後一種傾向雖由路德主義引發，但在很大程度上則要歸結到當時濃重的民族自卑情結。這種情結產生在與進步的歐洲國家，特別是與法國迎面相撞的時期。法國這個光彩奪目的國家，曾經踐踏侮辱了他們，現在則作為一個偉大國家，高居科學和藝術的成就頂峰，佔據人類生活的發展前沿，擺出一副捨我其誰的自負和成功姿態。這一切確實使德國感到傷痛和屈辱。從那些相當憂鬱的十七世紀末德國民謠和通俗文學之中，甚至從德國專長的藝術形式——音樂之中，我們可以感覺出德國人耿耿於懷的傷痛和屈辱。德國音樂對於家庭、宗教、激情和內傾性的偏好使其完全迥異於作曲家拉摩和庫伯蘭諸人的風格，後者代表著輝煌的宮廷藝術和世俗的華美。毫無疑問，如果你拿巴赫、他的同代人，還有特勒曼同法國作曲家作番比較，你會發現，巴赫的天賦無與倫比，但他的音樂所表現出來的氣質和基調——我不想說他很地方主義——總是侷限於萊比錫（或他剛好生活的某個城市）特定的內傾的宗教生活。他無意要為歐洲絢爛的宮廷藝術錦上添花，也無意博取全人類的仰慕——那倒是英國、法國、荷蘭以及其他風頭正健的民族的畫家和音樂家們孜孜以求的東西。

基於這個背景，虔敬運動，這一真正的浪漫主義之源，得以滲透德國。虔敬派是路德教的一支，它主張認真研習《聖經》，推崇人和上帝之間的個別關係。由此，它特別強調精神生活，蔑視求知，蔑視慶典和一切形式的東西，蔑視排場和儀式，特別強調受苦的人類個體靈魂與造物主之間的個別關係。斯彭內爾、弗蘭克、親岑多夫、阿諾德——所有這些虔敬運動的發起人試圖為大量遭受社會欺凌和政治苦難的人們帶來安慰和救贖。這一切無非是一種深度的逃避。這在人類歷史上時有發生——當然了，把歷史進行比照可能是危險的——當通往人類自我完善的自然之徑被堵塞時，人們便會逃向自我、沉溺於自我，建立一個外在厄運無法侵入的內心世界。類似的情形曾發生在古希臘時期。當時亞歷山大大帝已經開始摧毀希臘城邦，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開始宣揚全新的個體救贖的道德理念，他們斷言政治不重要，公民生活不重要，在個人救贖的迫切需求面前，伯里克利、德摩斯梯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所標舉的偉大理想都是微不足道的。

這是酸葡萄心理的宏大表述。如果你無法從這世上得到你渴望的東西，你就必須教會自己如何不想得到它。如果無法得到你想要的，你就必須教會自己只想那些你能得到的。這是一種精神退向深處，退向心靈城堡的常見形式，由此，你便能把這個世界所有令人恐懼的災禍關在城堡之外。國王——大公——沒收了我的土地：我不想要這土地。王公不想給我爵位：爵位對我絲毫不重要。國王搶佔了我的財產：財產又算得了什麼。我的孩子死於營養不良、疾病纏身：塵世的牽掛，俗人對於孩子的愛，與上帝的愛相比簡直不值一提等等，不一而是。由此，你漸漸在自身周圍築起一道堅固的牆，以減少受傷的可能——你想盡可能不受傷害。你受盡傷害，便希望退縮到儘可能小的空間裡，以使自己儘可能不再受到更多的傷害。

這就是德國虔敬派賴以存在的氛圍，由此引發了一種強烈的內心生活方式，大量感人、有趣但是相當個人化和情緒化的文學以及對知識分子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對於法國、假髮、絲襪、沙龍、腐敗、將軍、帝王及世上所有不可一世事實上卻是財富、罪過、邪惡之化身的宏大形象的強烈憎惡。對於那些虔誠而屈辱的人而言，這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同樣的情況也曾發生在遭遇相似的地區。這是反文化、反智主義和仇外情緒的一種特殊形式——在當時的情形下，德國很容易偏向這種形式；這是十八世紀德國思想家珍愛和崇尚的地方主義——歌德與席勒終其一生都在與之鬥爭。

這裡，我想引用親岑多夫的一句名言。親岑多夫是摩拉維亞兄弟會一個支派的領袖，而摩拉維亞兄弟會本身則是虔敬派一大分支。他說：「誰想用智慧領悟上帝，誰便成了無神論者。」這簡直就是路德觀點的一個回聲。路德說過理性是一個娼妓，我們要避而遠之。這裡，有個關於德國人的社會事實，頗能說明問題。如果你問起那些十八世紀的德國人都是些什麼人，那些對德國影響至深、我們也曾聽說的思想家都是些什麼人，那麼，有一個很特殊的社會事實能夠支援我所提出的觀點。即這個問題整個就是受傷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屈辱的產物，這便是德國浪漫主義運動的根源所在。如果你問起那些思想家都是哪些人，你會發現，他們來自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恰與法國思想家形成一個對照。

萊辛、康德、赫爾德、費希特都出身卑微，黑格爾、謝林、席勒、荷爾德林來自中下階層。歌德雖然出身在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但也是後來才得到應有的頭銜。只有克萊斯特和諾瓦利斯來自那個時代所謂的鄉紳階層。據我所知，僅有施托爾貝格伯爵兩兄弟以及神秘莫測的卡爾·馮·艾克肖申男爵有點貴族背景，對於文學、繪畫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德國文明有所建樹。即便是他們，既非來自最上流社會，也算不上一流的人物。

如果你再看看這個時期的法國，所有激進派，左翼人士，最極端的反教會、反君主、反現狀的反對派，他們的身世與德國思想家的身世大不一樣。孟德斯鳩是個男爵；孔多塞是個侯爵；馬布裡是個修道院院長；孔狄亞克，修道院院長；布豐是伯爵；沃爾內出身不俗；達朗貝爾是貴族的私生子；愛爾維修不是貴族，但他的父親曾是貴婦的醫生。他自己擁有百萬家財，又是包稅人，出入於宮廷社交圈。格林男爵和霍爾巴赫男爵是兩個移居巴黎的德國人，一個來自波希米亞附近，一個來自萊茵地區。另外還有很多修道院院長：加里亞尼是那不勒斯大使館的秘書；莫雷萊和雷納爾血統高貴；就連伏爾泰也出身於小鄉紳。只有狄德羅和盧梭是平民，真正的平民。狄德羅確實來自貧苦家庭，盧梭是瑞士人，所以不在我們討論的範疇內。因為這樣的身世背景，這些人說著另一種話語。毫無疑問，他們都是異見人士，但歸根結底，他們所反對的人其實就與自己同一個階級。他們參加沙龍，光芒四射，他們都是些儀表倜儻、教養良好、談吐高雅、行為慷慨之人。

他們的存在激怒和羞辱了德國人。德國人憤恨不已。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初，赫爾德來到巴黎，他無法接近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個。在他看來，這些人都矯揉造作、過分講究、極度自負、枯燥無趣，至多也就是沙龍里沒有靈魂的舞蹈教師，一點也不瞭解人的內心生活，他們囿於糟糕的教條和虛假的血統意識，以至於無法理解人在世上的真正追求和上帝賦予人類的真正的、豐富的、慷慨的潛能。他的觀點促成了德法之間的隔閡——一想起那些投石黨，一想起那些反對派，哪怕他們也是羅馬教會的敵人、法國國王的敵人，德國人就感到噁心，覺得受了羞辱和蔑視。這種情緒所造成的鴻溝，哪怕德法雙方做了那麼多學者可以考證得出來的文化交流，也都無法填補起來。或許德國與法國的誓不兩立也是浪漫主義運動興起的一個觸機。

在我看來，有一個人給了啟蒙運動最沉重的打擊，啟動了浪漫主義程式，啟動了整個反叛啟蒙理念——我前面一直在描述的那種啟蒙理念的程式。此人毫不起眼，但不起眼的人有時也有驚人之舉。（某個時期的希特勒也是個無名鼠輩）約翰·格奧爾格·哈曼，出身非常卑微。他的父親是柯尼斯堡的一個澡堂門房，他本人則在東普魯斯虔敬派的環境下長大。他是個無用之人，不可能找到工作。他寫一些小詩和短小評論；他文筆不錯，但沒有好到足以餬口；他得到了鄰居兼朋友康德的支援——他與康德同居一城；他盡其餘生與康德爭論。後來，一些波羅的海的富商派遣他去倫敦做一筆生意，結果生意沒做成，卻成天酗酒、賭博，負債累累。

這樣放縱的結果是他差點自殺，幸好後來他經歷了一段宗教體驗。在讀過他那虔敬教徒父母和祖父母早已翻爛的《聖經·舊約》之後，他突然完成了一次精神轉變。他認識到猶太人的故事正是每個人的故事；當他讀到路德記，讀到約伯記，或讀到亞伯拉罕受難時，上帝直接在對他的靈魂說話，告訴他有些精神性的東西具有無限的意義，遠非那些表面的東西可以相比。

迴歸宗教之後，哈曼回到柯尼斯堡，開始寫作。他用各種化名寫的那些文章，即便在今天人們還是覺得晦澀難讀。然而在當時，他深刻地影響了很多作家，這些作家轉而對歐洲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深得赫爾德的敬仰——赫爾德確確實實改變了歷史的寫法，並從某種程度上開創了一種藝術觀，其生命力一直延續到今天。他影響過歌德——歌德曾經想把他的著述編輯成集，把他看成同時代最具天才、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在他與各類對手爭論時，站在他這一邊。他影響過克爾愷郭爾，克爾愷郭爾生活在哈曼已經過世的年代，他說哈曼是自己讀過的最深邃的作家之一，哪怕哈曼甚至對他來說也並非總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麼說，哈曼的文風雖然晦澀，但是隻要你肯敲骨吸髓地去讀（當然，我不會真的這麼建議），你還是會從他那些繞來繞去的隱喻、委婉的表達、寓言和諸多幽昧不明的詩性語言形式中採集到感性的晶粒。哈曼的寫作都是些散章片段——從來沒有完工過。以下基本上是其觀點的要義。

哈曼由休謨開始談起。他說休謨是正確的。如果你要問如何認識宇宙，那答案會是認識它靠的不是智慧，而是信仰。如果休謨說要是沒有信仰的行為——信仰是不倚仗邏輯支撐的，他不能吃一個雞蛋，甚至不能喝一杯水，他的這個觀點多麼正確，它可以用來解釋我們幾乎所有的經驗。當然，哈曼想說明的是，休謨對雞蛋和那杯水的信仰的論述，同樣可以支援他對上帝和造物主的信仰。

法國人總是用科學的一般性概念來處理問題，但概念從來抓不住實際的生活過程，跳動的生活現實。如果你遇到一個人，想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即便套用大量從孟德斯鳩或孔狄亞克那裡蒐羅來的心理學或社會學的一般性概念，你也得不出個所以然來。唯一能夠了解人的方法是與他們談話、交流。交流意味著兩個人面對面，看著對方的臉，觀察他的一舉一動，聽他說話，還有很多你事後仍然無法分析的方式，你慢慢感到有把握了，事實呈現在你面前，你知道你在跟誰說話。交流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那種想用科學的、一般性的概念來分析交流活動的企圖必定失敗。一般性概念是一籮筐未經提煉的東西。它們是概念和範疇，用來甄別那些共性，即許多事物的共同點，許多種人的共同點，不同類別事物的共同點，不同時代的共同點。因為概念和範疇都是一般性的，必定不能涵蓋那些非常之物，那些特殊之人的特別之處。在哈曼看來，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如果你想讀一本書，你不會對它與其他書裡相同的部分感興趣。如果你看一幅畫，你也不希望看到這幅畫所採用的手法，與其他一千個畫家在一千年裡畫的一千幅畫裡所採用的手法一模一樣。你希望自己在看這一幅畫、讀這一本書、與這一個人交談、向上帝祈禱時，能夠對它們傳達出的特殊資訊和具體的事實做出直接的反應。

由此他得出一個柏格森式的結論，即生活是一道水流，若試圖截斷它，必定會毀了它。科學總有自己的目的，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種植莊稼（即便不一定總是正確的）；如果你想知道一些一般性原理，想從物理、化學的層面瞭解它們的一般機理；如果你想了解什麼樣的氣候能促成它們的生長，如何左右它們的生長方式等等諸如此類的知識，毫無疑問，科學足以應付。但這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如果你問自己人們追求的是什麼，人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你會發現他們想要的並非如伏爾泰想象的那樣。伏爾泰以為他們要的是幸福、滿足、安寧，但事實並非如此。人們想要的是自己的才能能夠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人們想要的是創新，人們想要的是創造，如果這些行為帶來衝突，如果引起戰爭，如果招致爭鬥，那也是人類的命數。一個曾被安置在伏爾泰花園中的人，經過雕鑿和修飾，由一些博聞多識的賢哲撫養成人——這些賢哲通曉物理、化學、數學，以及百科全書所推崇的所有科學學科，這個人可能就是某種形式的活死人。

他認為，科學一旦被運用到人類社會，就會導致某種可怕的官僚主義。他反對科學家、反對官僚、反對那些喜歡把東西理得井井有條的人，反對路德教派的神職人員和泛神論者。凡是誰想把東西分門別類，誰想把兩類不同的東西混為一談，誰想證明，比如，證明創造活動不過是從自然那裡獲取一些資料然後再按自己樂意的方式重新組合一遍，誰都是哈曼所要反對的物件。在哈曼看來，創造是一種難以形容、不可言傳、無法分析的個人行為。通過這種行為，人們在自然界印上自己的痕跡。創造是任憑自己的意志馳騁，說自己想說的話，訴說自己內心的想法以及衝破任何障礙的衝動。因此，在他看來，啟蒙的整套學說正在扼殺人們的活力，以一種蒼白的東西替代了人們創造的熱情，替代了整個豐富的感官世界。沒有了感覺，人們便無法生活，無法食飲，無法快樂，無法交際，無法沉醉於一千零一種的行動之中，沒有它們，人們會枯萎死亡。在他看來，啟蒙並未強調過這點。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的想象中，人，即便不是「經濟人」，至少也是某種人造的玩偶，某種無生命的模型，這樣的人與哈曼在他日常生活中所見到並希望交往的人一點關聯都沒有。

關於摩西·孟德爾頌，歌德有過類似的評價。他說孟德爾頌看待美的事物猶如昆蟲學家看待蝴蝶那樣。他抓住那可憐的小東西，把它固定起來，直到它鮮豔的顏色褪盡，它躺在那兒，已經是一個大頭針下的遺骸了。這就是美學！在哈曼的影響下，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歌德，年輕浪漫的歌德強烈反對法國方式：即歸納、分類、固定，分門別類夾進冊頁，試圖把人類經驗匯入某些理性秩序之中，毫不理會活力和激情、流動、個性、創造的慾望，甚至鬥爭的慾望、促成觀點各異的人之間創造性碰撞的元素——在哈曼及其追隨者看來，這種碰撞絕對不是法國人所追求的那種死氣沉沉的和諧與和平。

這就是哈曼的起點。讓我引用一些典型的段落來說明他的思路。哈曼說，人類靈魂的極樂，並非如伏爾泰想象的那樣，是幸福。人類的靈魂之樂是充分地實現自己的能量。人類是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的，所以他的身體就是靈魂的畫像。這個觀點相當有趣。身體是靈魂的畫像，因為當你碰到一個人，你問「他是怎樣的人？」時，你是根據他的臉來判斷的。你依據他的身體判斷，但法國人認為，靈魂和身軀是可以分離的，精神和肉體沒有任何共通點，身體是身體，不過身體裡還有某種東西，某種幽靈在人這個機器裡跳動。這與認為人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的觀點大相徑庭。「受到高度稱頌的理性到底是什麼東西？普適一切、無懈可擊、驕傲自負、確定無疑、不證自明？是非理性那極端的迷信給鼓鼓囊囊的傀儡塞滿了神聖的屬性。」十八世紀初的迪博神父說過：「凡能被一種語言優雅地表達出來的感受和思考亦能被其他任何一種語言優雅地表達。」這在哈曼看來簡直是沒有道理。我們依靠語言表達自己。不可能語言是語言，思想是思想。語言不是我們套在思想上的手套。我們思考時，我們是在用符號思考，我們是在用詞語思考，因此，原則上來說，一切翻譯都是不可能的。人們思考，是用特定的符號思考，而這些符號深刻地作用於他們的感覺和想象。用其他語言或許能達到相似的效果，但如果你真正希望與人們交流，希望知道他們所思、所感，瞭解他們，那麼你必須理解各種手勢、各種細微的差別，你必須看著他們的眼睛，必須觀察他們嘴唇的一張一翕，聽他們說的話，瞭解他們的筆跡，你才能逐漸接觸到實際的生命之源。若不如此，就將一個人的語言轉譯成另外一種語言，用解剖學或命相學的手段對他的各種舉動進行分類，把他同一大堆人一起放到某個分類箱裡，列入一套洋洋灑灑的檔案，這樣做無非是簡單地將他歸到一個物種，一種型別。這樣一來，就是遺漏了一切知識，就是殺死了一個活生生的人，就是把躍動的、獨特的、非對稱的、不可歸類的活生生的個體經驗一股腦地裝進空洞的概念和範疇大筐裡。

大體說來，這就是哈曼的學說。他留給後人的正是這個學說。把神思和奇想從藝術那兒剝離出來，就等於是謀殺，謀害藝術、生命和榮譽。熱情——是藝術所擁有的，它無法描述，無法分類。他說，摩西·孟德爾頌，美學家摩西——這個美學立法人——想把激情從藝術那兒剝離出來，他的美學戒律是：汝勿犯之，汝勿試之。哈曼說，在自由的國度，超凡的莎士比亞超凡的書頁在時代暴風雨中翻飛，此時，誰還敢那樣做？

歌德說哈曼：「為了達到某種不可能達到的目的，他窮盡一切方式。」他將哈曼的觀點概括為：「人所採取的一切行動源於他自身力量的聯合，所有的分離都應該被否定。」

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作者所謂的「自然」，我們可以輕易把它譯為「生活」。在十八世紀，「自然」一詞猶如當今的「創造」一詞那樣普通，而且意義一樣。

寂靜主義者：寂靜主義的信徒。寂靜主義是一種異端的神秘主義宗教形式。十七世紀由西班牙一神父開創，後傳播到義大利、法國。該教派強調靈魂的被動性，要求教徒在上帝面前要完全棄絕自我。——譯註

驚厥主義者：特指十八世初期法國的一類狂熱信徒。在強烈的宗教情感影響下，他們動輒進入驚厥狀態。——譯註

科爾特斯（1485——1547），西班牙探險家，他為西班牙征服了阿茲特克人的墨西哥。——譯註

1967年10月，伯林接到i.伯茨來信。伯茨就伯林的巴赫評論展開爭論。為此，伯林在10月30日的覆信中寫道：「當然了，我所說的太空泛了，即興演講總免不了空泛之語。要是將來把稿子印出來，我就不會這麼說了。[……]你說得很對，巴赫在魏瑪、科根以及別的地方都為宮廷寫過曲子，當國王邀請他去柏林時，他也欣然前往，並對皇家主題的音樂相當用心，他根據皇家主題寫下那些著名的變奏曲。[……]哥德堡變奏曲就算不上追索靈魂生活的音樂。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想要說明的是：巴赫音樂的主幹部分乃是在虔敬派的影響之下創作的，體現了宗教的內傾性傳統。德國人就是以此棄絕了俗世的輕浮、煊赫，對於名聲和法國式、義大利式浮華的追求絕緣。巴赫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他那個時代音樂世界裡一個偉大、至尊的人物，從來沒有表露出自己的作品將來會在義大利和法國的宮廷演奏的願望，但拉摩就如此期盼過；巴赫沒有把自己當做開拓者、改良者和（作曲）律法制定者，但拉摩就如此定位自己。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在本城或王公的宮廷演奏，巴赫就很高興了。他的活動範圍（這裡當然是從社會意義來講，而不是從情感或藝術意義來講）肯定與那些巴黎人的範圍大相徑庭。命運的諷刺性就在這裡，你說得很對，巴赫這個堪與莎士比亞和但丁比肩的天才，超越了他的時代，成為人類文明史上一顆光芒萬丈的巨星，而那些法國人卻難望其項背。簡言之，我想要說的是，巴赫，猶如他同時代的德國人，絕不野心勃勃。這既是他們精神內傾性的結果，也是它的原因。精神內傾性顯示了十八世紀德國地方主義的不幸和德國人的世界意識的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