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就說對悲劇的態度吧。前人總是把悲劇歸咎於某種過失。一個人做了錯事，犯了錯誤，要麼是道德過失，要麼是智識方面的錯誤。有些錯誤也許可以避免，有些錯誤也許不可避免。對希臘人來說，悲劇是神施於人的，既然是神意所為，人也就無從逃脫。不過，從原則上來講，如果這些人能夠洞悉一切，他們也就不會犯下這些嚴重的錯誤，也就不會給自己招致災難。如果俄狄浦斯知道拉伊俄斯是他的父親，他也不會殺了自己的父親。某種程度上，莎士比亞的悲劇與希臘悲劇一樣。如果奧賽羅知道苔斯德蒙娜是無辜的，這部戲就不會以悲劇終結。因此，悲劇是建立在人的某些可避免的或無從避免的缺失——知識、技能、道德勇氣、生存能力以及正確行事的能力的缺失，或者別的什麼缺失之上的。資質好些的人，有更強的道德意識，更明智的認知能力，尤其是具有敏銳周全的知解能力的人，也許憑藉這些不凡的能力他們能夠避免悲劇。

但在十九世紀早期甚至十八世紀晚期，對於悲劇的理解已非如此。如果你去讀席勒的悲劇《強盜》（我還會在後面論述到的），你會發現，草莽英雄卡爾·莫爾選擇落草為寇、通過無數殘忍的犯罪行為向他所憎惡的社會復仇。最終，他的罪行遭到懲罰。但如果你要問：「誰之罪？是他出身的階級嗎？他原來階級的價值都是腐敗和愚蠢的嗎？強盜和上流社會，哪一方是正確的？」在這部悲劇中找不到答案。對於席勒而言，這種問題既淺薄又盲目。

於是，兩種不相容的價值觀之間就產生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衝突。以前人們認為所有美好的事物是可以相容的。這種觀點不再正確。比如你去讀畢希納的悲劇《丹東之死》，羅伯斯庇爾在革命的過程中處決了丹東和德穆蘭。如果你要問，「羅伯斯庇爾做錯了嗎？」答案是他沒有。悲劇在於儘管丹東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忠於革命，罪不致死；而羅伯斯庇爾將其處決也是完全正確的。這就是黑格爾後來所說的「善與善」的衝突。這種衝突不是由於誰的過失，而是由於某些不可避免的衝突，流散於世間的不同因素，不可調和的價值觀之間的衝突。重要的是人們獻身於他們信仰的價值觀。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是悲劇中的英雄；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就是庸俗之輩，就是平庸的資產階級，他們沒什麼美德，也不值得描寫。

十九世紀的主導形象是閣樓上的貝多芬頭髮蓬亂的形象。貝多芬是聽從於自己內心呼喚的人。他貧窮、無知、粗魯、沒有教養、不通世故，除了驅使他前進的靈感以外，他的一切也許都讓人興味索然。但他始終沒有背叛自己的信仰，總是坐在閣樓上不懈地創作，追隨他的心靈之光創作。這才是一個人應該做的，這就足以使貝多芬成為英雄。就算是一個不具有貝多芬那樣天才的人，比如巴爾扎克的《不為人知的傑作》中的主人公，他瘋了，他在畫布上塗滿一幅幅的畫，到最後完全不能分辨他畫了些什麼，只有一團令人害怕的混亂，無法辨認，也不可理解。即使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他所贏得的也不只是憐憫，他是一個獻身理想、擯棄了俗世的人，代表著人類所能具有的最英雄主義、最富有自我犧牲精神、最輝煌的品質。1835年，戈蒂埃在他著名的《〈莫班小姐〉序言》中，是這樣為「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念辯護的：「不，愚蠢的人！不！你們這些傻瓜和白痴，一本書不可能是一盤湯；一本小說不是一雙靴子；一首詩不是一隻噴壺；一齣戲不是一條鐵路……不，無論多少次，也是不。」戈蒂埃認為以往為藝術辯護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這裡，他把他所攻擊的社會功用學派——聖西門、功利主義，社會主義包括在內），那種認為藝術的目的是愉悅大部分人或只是愉悅少數訓練良好的鑑賞家的觀點，是毫無根據的。藝術的目的是生產美，只要藝術家自己感到他的作品是美的，就足夠了。

很清楚，人們的思想意識開始轉變。這種轉變足以使他們不再相信世上存在著普適性的真理，普適性的藝術正典；不再相信人類一切行為的終極目的是為了除弊匡邪；不再相信除弊匡邪的標準可以喻教天下，可以經得起論證；不再相信智識之人可以運用他們的理性發現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人們轉變了他們的生活態度和行動理念。的的確確，一些轉變發生了。若問到底有哪些轉變發生，我們得知人們轉向情感主義；人們突然轉向原始遙遠的事物——對遙遠的時間、遙遠的地方產生興趣；人們轉向無限，對無限的渴望噴湧而出。人們談論「寧靜中回憶的感情」，人們談論的話題——這些話題和我前面提到的（啟蒙時期的）話題有什麼聯絡，尚不清楚，人們談論司各特的小說、舒伯特的歌曲、德拉克洛瓦、國家崇拜的興起，以及德國人對於自己經濟自足所發的矜誇之詞，也談論超人的品質，對於狂野不羈的天才、綠林好漢、英雄、唯美主義、自我毀滅的讚頌。

這些話題有什麼共同點呢?如果我們試著去找到答案，結果多少會讓我們感到吃驚。下面是我精心挑選的幾個關於浪漫主義的定義，它們都出自曾經就這個題目展開過論述的最傑出的作者之手。這些定義表明，浪漫主義這個題目決不簡單。

司湯達說，浪漫主義是現代的和有趣的，古典主義是老舊的和乏味的。聽起來很簡單，但事實並非如此。他的意思是浪漫主義是去理解驅動你自己生命的各種力量，而不是遁隱於過時的事物。不過，他在討論拉辛和莎士比亞的一本書中所表達的正是我前面所說的情況。然而，他的同時代人歌德卻認為，浪漫主義是一種疾病，是狂野詩人和天主教反動派虛弱的、不健康的戰鬥口號；而古典主義則是強健的、鮮活的、愉快的、合理的，如同荷馬或尼伯龍根之歌。尼采說，浪漫主義不是疾病，而是藥方，用來治癒疾病。西斯蒙迪，一個富於想象的瑞士批評家，儘管是斯塔爾夫人的朋友，也許對浪漫主義的態度並不友善，他認為浪漫主義是愛、宗教和騎士精神的聯合。但是，弗里德里希·馮·根茨，他是梅特涅親王的主要思想代理人，西斯蒙迪的同時代人，他認為浪漫主義是三頭蛇怪的一顆頭顱，另外兩顆分別是改革和革命；浪漫主義實際上是來自左翼的威脅，對宗教、對傳統、對必將滅亡的舊時代的威脅。年輕的法國浪漫派「青年法蘭西」呼應了這一點，他們說，「浪漫主義，那是革命。」革命針對的物件是什麼呢？顯然是一切。

海涅說，浪漫主義是從基督的鮮血中萌發出來的激情之花，是夢遊的中世紀詩歌的甦醒，是夢中的塔尖，用露齒一笑的幽靈那種悲慼的目光注視著你。馬克思主義者會補充道，浪漫主義是對工業革命恐怖的逃避，羅斯金會贊同這一點，他認為，浪漫主義是美麗的過去與可怕、單調的現實的對照；他只是修正了海涅的觀點，並未另闢新說。泰納則說，浪漫主義是1789年之後資產階級對於貴族統治的叛亂；是新興暴發戶的能量和力量，一種絕對相反的能量和力量的表現；是新興資產階級以意氣風發的姿態對抗社會和歷史上陳舊、體面、保守的價值觀的表現。它不是軟弱或絕望的表現，而是野獸般的樂觀主義的表現。

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浪漫主義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先驅，最偉大的鼓吹者和預言家，他認為人有一種可怕的不可滿足的慾望，總想遨遊於無限；一種狂熱的渴望，總想擺脫個體狹窄的束縛。與此渴望大致相同的情感可以在柯勒律治那裡找到，甚至在雪萊那裡找到。但是，費迪南·布呂內蒂埃在十九世紀末說，浪漫主義是文學自我中心主義，是捨棄更大的世界而強調個人，是自我超越的對立物，是純粹的自我斷言；塞裡埃男爵贊同這個說法，認為浪漫主義是極端自我主義和原始主義的，他的觀點得到白璧德的應和。

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的兄弟施萊格爾與斯塔爾夫人都同意浪漫主義起源於羅曼語國家，或至少起源於羅曼語言，浪漫主義實際上就是修正過了的普羅旺斯遊吟詩人的詩歌；但勒南說浪漫主義起源於凱爾特語國家。加斯東·帕里斯說浪漫主義起源於法國布列塔尼地區；塞裡埃說浪漫主義是柏拉圖和雅典法官偽狄奧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的混合。博學的德國批評家約瑟夫·納德勒說浪漫主義實際上是居住在易北河和尼蒙地區之間的德國人的思鄉病——對於他們的原鄉、古老的德國中部的懷念，是被放逐者和殖民者的白日夢。艾興多夫說浪漫主義是新教徒對於天主教會的懷舊之情。但是，夏多布里昂，未曾在易北河和尼蒙地區之間居住過而且沒有經歷過這些情感，他說浪漫主義是靈魂自我遊戲時秘不可述的歡愉：「我永遠都在說自己。」約瑟夫·艾納爾說浪漫主義是愛上某些事物的意願，是對他人而不是對自己的態度或情感，它反對權力意志。米德爾頓·默裡說莎士比亞實質上就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他又補充道，盧梭以來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是浪漫主義的。但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盧卡奇說偉大的作家都不是浪漫主義的，司各特、雨果和司湯達更不會是浪漫主義的。

如果我們考量所有值得閱讀的作家的引語的話（他們在其他領域的一些見解也很深刻），我們發現很難從這諸多的概述中找到一些共同點。可見諾思洛普·弗萊警告我們不要輕易為浪漫主義下定義是多麼明智。據我所知，儘管這些定義互不相讓，但還沒有招致詰責；而那些真的給出一些荒謬離題的定義的人，總是難逃批評界的口誅筆伐。

下一步是來看看浪漫主義作家和批評家所說的浪漫主義的特徵是什麼。結果出人意料。我所蒐集的例子如此繁雜不一，使得我的研究難上加難。顯然，選擇浪漫主義這個題目很不明智。

浪漫主義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對於生活豐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蒼白的，是熱病、是疾病、是墮落，是世紀病（themaladiedesiècle），是無情的美女（labelledamesansmerci），是死亡之舞，其實就是死亡本身。是雪萊描繪的彩色玻璃的圓屋頂，也是他永恆的白色光芒，是生活斑斕的豐富，是生活的豐盈（fülledeslebens），是不可窮盡的多樣性，是騷動、暴力、衝突、混沌；它又是安詳，是大寫的「我是」的合一，是自然秩序的和諧一致，是天穹的音樂，是融入永恆的無所不包的精神。它是陌生的、異國情調的、奇異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是廢墟，是月光，是中魔的城堡，是狩獵的號角，是精靈，是巨人，是獅身鷲首的怪獸，是飛瀑，是弗洛斯河上古老的磨坊，是黑暗和黑暗的力量，是幽靈，是吸血鬼，是不可名狀的恐懼，是非理性，是不可言說的東西。它又是令人感到親切的，是對自己的獨特傳統一種熟悉的感覺，是對日常生活中愉快事物的歡悅，是習以為常的視景，是知足的、單純的、鄉村民歌的聲景——是面帶玫瑰紅暈的田野之子的健康快樂的智慧。它是遠古的、歷史的，是哥特大教堂，是暮靄中的古蹟，是久遠的家世，是不可分析的、人們願意信守卻無法表達出來的舊秩序，是摸不到、估不出的事物。它又是求新變異，是革命性的變化，是對短暫性的關注，是對活在當下的渴望，它拒絕知識，無視過去和將來，它是快樂而天真的鄉村牧歌，是對瞬間的喜悅，是對永恆的意識。它是懷舊，是幻想，是迷醉的夢，是甜美的憂鬱和苦澀的憂鬱，是孤獨，是放逐的苦痛，是被隔絕的感覺，是漫遊於遙遠的地方，特別是東方，漫遊於遙遠的時代，特別是中世紀。但它也是愉快的合作，一起投身於共同的創造之中，是對自己身在某個教會、某個階級、某個黨派、某個傳統和某個偉大的、無所不包的、秩序井然的等級之中的意識，身在騎士、扈從、教會的等級之中、有機社會的關係之中或某個神秘的組織之中的意識，正如巴雷斯所說，「大地與死者（laterreetlesmorts）」，是身在共享一種信念、共居一片土地、共流一樣血液、共有一樣的祖先、同儕和後代的偉大社會之中的意識。它是司各特、騷塞、華茲華斯的保守主義，也是雪萊、畢希納和司湯達的激進主義；是夏多布里昂美學意味的中世紀精神，也是米舍萊對於中世紀的厭惡；它是卡萊爾對權威的崇拜，也是雨果對於權威的憎恨；它是極端的自然神秘主義，也是反自然主義的極端唯美主義；它是能量、力量、意志、青春，是自我的展現，它也是自虐、自殘、自殺；它是原始的、單純的，是自然的胸懷，是綠色的田野，是母牛的頸鈴，是涓涓小溪，是無垠藍天。然而，它也是紈絝主義，是打扮的慾望。紅色的背心，綠色的假髮，染成藍色的頭髮，這就是熱拉爾·德·內瓦爾的追隨者某個時期招搖巴黎街頭的行頭。它是內瓦爾在巴黎街頭用線拽著溜達的龍蝦。浪漫主義是愛出風頭的，是怪癖，是為《歐那尼》一劇而戰的戰場，是倦怠，是生之厭倦，是薩丹納帕路斯之死，不管是德拉克洛瓦的繪畫、白遼士的音樂還是拜倫的詩所描述的薩丹納帕路斯之死。它是帝國、戰爭、屠殺，是不同世界的衝突。它是浪漫主義的英雄——反叛者，厄運纏身的人（l'hommefatal），受詛咒的靈魂，是海盜、曼弗雷德們、異教徒們、拉臘們、該隱，是拜倫詩中的那些英雄。它是梅莫斯，是讓·索柏格，所有被驅逐的人和伊什梅爾們，所有處於十九世紀小說中心地位的純潔的高等妓女和心志高尚的罪犯。它以人頭為酒杯醉飲，它是想要攀登維蘇埃火山與同類靈魂對話的白遼士，它是撒旦的狂歡，是憤世嫉俗的諷刺，是魔鬼般的笑聲，是黑色的英雄。它也是布萊克想象中的上帝和他的天使，是偉大的基督教社會，永恆的秩序和「不足以表達基督靈魂的無限與永恆的佈滿繁星的天空」。簡言之，浪漫主義是統一性和多樣性。它是對獨特細節的逼真再現，比如那些逼真的自然繪畫；也是神秘模糊、令人悸動的勾勒。它是美，也是醜；它是為藝術而藝術，也是拯救社會的工具；它是有力的，也是軟弱的；它是個人主義的，也是集體主義的；它是純潔也是墮落，是革命也是反動，是和平也是戰爭，是對生命的愛也是對死亡的愛。

面對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洛夫喬伊論及浪漫主義時會有絕望之感。他研究最近兩個世紀的觀念史，是這個領域最審慎的學者，也是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盡其所能解開浪漫主義的許多網結，發現諸多觀念之間有些互相牴牾（這點顯然成立），有些毫不相關。他進一步探究。他舉了兩個例子，沒人會說它們不是浪漫主義的，這兩個例子即原始主義和標新立異——紈絝主義——洛夫喬伊試圖找到它們的共同點。原始主義始於英國詩歌，並在某種程度上始於十八世紀初期的英國散文。它歌頌高貴的野蠻、簡單的生活、自發性行動中不合規矩的方式，藉此反對一個矯揉造作的社會所崇尚的那種墮落的詭辯和亞歷山大詩體。它試圖表明在那些未曾墮落的原住民或兒童們未經教化的心中是很容易發現自然法則的。洛夫喬伊很睿智地設問：那麼，這與紅馬甲、藍頭髮、綠假髮、苦艾酒、死亡、自殺以及內瓦爾、戈蒂埃追隨者那些標新立異有什麼相同之處？他得出的結論是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點，我們贊同他的這個看法。也許有人會說，二者都有一種反叛性，都反對某種文明——一個是要回到某個魯濱遜·克魯索島上與大自然相契，生活在未曾墮落的天真無垢的民族之中；另一個則是追求某種暴力美學和紈絝主義的做派。但僅僅是反叛，僅僅是棄絕墮落，還不足以稱為浪漫主義。我們從不認為希伯來先知或薩伏那洛拉或衛理公會傳教士是浪漫主義的。這樣的話浪漫主義也太寬泛了。看來人們確實理解洛夫喬伊的絕望了。

下面引一段洛夫喬伊的門徒喬治·博厄斯一段恰當的描述：

在洛夫喬伊對種種浪漫主義作出識別之後，人們就不應再去談論浪漫主義真義何在的問題了。許多美學學說之間不論有無邏輯聯絡，它們卻被同一個術語命名。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有共同的本質，就像有一百個叫約翰·史密斯的人並不意味著他們出自一家。這大概是一種由觀念和詞語混亂引起的最普遍也是最具誤導性的錯誤。一個人可以在這個話題上喋喋不休幾個小時，似乎非此就無法說清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儘可放心，我不打算在這個問題上喋喋不休。不過，儘管洛夫喬伊和博厄斯是傑出的學者，儘管他們的見解對於澄清思想貢獻頗大，我得說這回他們卻說錯了。浪漫主義運動的確存在，它的確有個中心概念；它的確引起了思想革命。因此，揭示這種情況的確重要。

當然你可以退出這場遊戲。你可以學著瓦雷裡說，浪漫主義、古典主義、人文主義、自然主義這樣的詞，可不是我們玩得來的：「酒瓶上的標籤既不能醉人也不能解渴。」這很有道理。但同時，如果不使用一些概括，我們是無法追溯歷史的。因此，儘管困難重重，我們還是得追索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起了最近兩個世紀人類思想領域裡最偉大的一次革命。這點的確重要。有些人，也跟我一樣收集了太多的例證，可能願意贊同已故的亞瑟·奎納爾——庫奇勳爵的看法：「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區別何在，這類爭論何勞健康之人掛齒。」這位勳爵的話輕快得很，倒是典型的英式俏皮。

我得說我不贊同他的觀點。在我看來，他的觀點是徹底失敗主義的。因此，我要盡我所能解釋什麼是我謂之的浪漫主義運動的根本含義。研究浪漫主義唯一明智的方法，至少是我目前為止所發現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耐心的歷史方法；通過回顧十八世紀初期，考察當時的局勢，然後逐一考察是哪些因素顛覆了十八世紀，哪些因素的結合和融合導致了十八世紀後期的變化，引起了迄今為止西方意識最重大的變革。

《聖經·詩篇》卷五，第114首。參見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發行的《聖經》中英對照2001年版本。——譯註

這兩位是前梅隆講座的演講者。

此人生平世紀不詳，據說是活躍於六世紀的中東學者，其著述宣揚了一種否定神學（negativetheology）。——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