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們期待我的演講一開始就給浪漫主義做些定義，或者試圖做些定義，或者至少給些歸納概括什麼的，以便闡明我所說的浪漫主義到底是什麼。但我不想進入這個陷阱。傑出、睿智的諾思洛普·弗萊教授指出，當一個人意欲從事對浪漫主義這個問題的歸納時，哪怕只是無關宏旨的話題，比如說吧，英國詩人萌發出了一種對待自然的全新態度——姑且說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吧，他們的態度完全迥異於拉辛和蒲柏的態度——就會有人從荷馬史詩、迦梨陀娑、前穆斯林時期的阿拉伯史詩、中世紀西班牙詩歌中，最終從拉辛和蒲柏的詩中找出相反的證據。因此我不準備歸納概括，而是用其他方法傳達我所思考的浪漫主義的含義。

事實上，關於浪漫主義的著述要比浪漫主義文學本身龐大，而關於浪漫主義之界定的著述要比關於浪漫主義的著述更加龐大。這裡存在著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義是一個危險和混亂的領域，許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們迷失了自己的知覺，但至少可以說，他們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維吉爾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腳印指向一個方向；又如波呂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進入，便不可重見天日。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般地涉足這個領域。

浪漫主義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近代規模最大的一場運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在我看來，它是發生在西方意識領域裡最偉大的一次轉折。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曆史程式中的其他轉折都不及浪漫主義重要，而且它們都受到浪漫主義深刻的影響。

不僅是思想史，就連其他有關意識、觀念、行為、道德、政治、美學方面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主導模式的歷史。任何時候觀察一種獨特文明，你都會發現這種文明最有特色的寫作以及其他文化產品都反映出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支配著寫出這些東西的作家、畫出這些東西的畫家、譜出這些音樂的作曲家。因此，為了確定一種文明，為了闡明該文明的種屬，為了理解人存身其間思考、感受、行動的世界，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儘可能地分離出這種文化所遵從的主導模式。以古典時代的希臘哲學或希臘文學為例。如果你閱讀，比如說，柏拉圖的哲學，你會發現支配他的是一種幾何或數學模式，很明顯，他的思維原則基於如下的觀念——即存在某些公理式的真理，不可動搖、不可摧毀的真理，由此，人們可能通過嚴密的邏輯推導得出某種絕對正確的結論；人們可能通過柏拉圖所推崇的某種方法獲得絕對的智慧；世界上存在一種可以獲取的絕對知識，只有我們能夠獲取這種絕對的知識。幾何學，或者說廣義的數學，堪稱這種絕對知識的範式，最完美的範式。根據這種絕對的知識、根據這些真理，人們可以一勞永逸地，恆定不變地，無須更改地組織我們的生活；一切苦難、懷疑、無知，人類的各種罪惡、愚蠢都將從地球上消失。

相信世上存在一種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藉助某種嚴格的學科，或某種方法就可達到真理，至少這是與冷靜超然的數學真理相似的真理——這種信念影響了後柏拉圖時代的許多思想家，當然包括具有類似信念的文藝復興時代以及某些像斯賓諾莎那樣的思想家，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甚至十九世紀思想家，他們認為有可能——如果不是絕對的話——達到某種近乎絕對的知識來整飭世界，創造某種理性秩序，由此，悲劇、罪惡、愚蠢，這些在過去造成巨大破壞的事物，最終可以通過應用謹慎獲得的知識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這是一種模式——我僅以它為例。毫無例外，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將人類從錯誤中解放出來，從困惑中解放出來，從不可認知但又被人們試圖藉助某種模式認知的世界中解放出來；但是，毫無例外，這些模式的結果就是重新奴役瞭解放過的人類。這些模式不能解釋人類全部經驗。於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終成為另一種意義的專制。

讓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一種與上述文化平行的文化，即尚具可比性時期的聖經文化即猶太文化。你會發現一種完全不同的主導模式，一套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對於希臘人來說是不可理喻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家庭生活的信念，源於父與子的關係，也許還源於部落成員之間的關係。人們據此解釋自然和人生。這種基本的關係——比如子女對父親的敬愛、兄弟情誼、諒解、上級對下級釋出的命令、責任感、僭越、罪孽以及由罪孽派生出來的贖罪需要——這套綜合屬性成為創造《聖經》的人們以及深受其影響的人們解釋整個宇宙的依據，但對希臘人來說純屬不可理喻。

比如一首為人熟知的聖詩。當讚美詩的作者說：「以色列出了埃及……滄海看見了它就奔逃，約旦河倒流。大山踴躍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大地「因見主的面便要震動」。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來說，這完全無法理解，因為關於世界親自應和神的命令的信念，關於萬事萬物之間的關係，不論是有生命的事物還是無生命的事物之間的關係，都必須根據人類的關係，至少要根據神界或人類的人格關係來解釋的觀念，都與希臘人關於神以及人神關係的觀念相去甚遠。因此，對於那些通過受到猶太影響的眼鏡閱讀的讀者來說，他們在閱讀希臘人的作品時，很難領會為什麼希臘人缺少責任觀念和義務觀念。

讓我來嘗試說明一下不同的文化模式會顯得多麼陌生。為了追溯意識變遷的歷史，這非常重要。人類的基本觀念已經發生過不可盡數的革命，但有時已經很難追溯了，因為我們籠而統之地認為所有的革命好像都一樣。維柯這位義大利思想家，大概是第一個使我們關注古代文化陌生性問題的人。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紀初得以綻放。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一個生活貧寒、聲名隱微的人也曾綻放其思想。比如，他指出，一首著名的拉丁六韻詩的結尾「jovisomniaplena」（朱庇特主神遍及一切），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就有些不可理喻之處。一方面，朱庇特是一個投擲雷電的大鬍子神靈。另一方面，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omnia」——都被這長著大鬍子的神靈「充斥」了。維柯充滿驚人的想象卻又中肯地指出，那些與我們相距遙遠的古代人，他們的觀念與我們的觀念肯定大相徑庭。他們就是能夠構思出來這種想法——他們的神靈不僅是一個掌管神祇和凡人的大鬍子巨人，而且充斥了整個天空。

再舉一個大家更為熟悉的例子。當亞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討論友誼這一主題時，他出乎我們的意料地說，朋友有很多型別。比如，有種友誼指兩人之間熱烈的愛慕之情；另一種友誼卻存在於人們的商業關係之中，存在於貿易往來之中，存在於買賣過程之中。對於亞里士多德而言，世上有這兩種型別的友誼並不奇怪：有些人會全身心投入愛中，至少是對愛懷有滿腔熱情；而有些人只有買賣鞋子的關係——但二者都可以視做友誼。不過，這個事實，也許，在經過了基督教，經過了浪漫主義運動，或者別的什麼運動之後，在我們看來，就顯得不可思議。

我舉這些例子僅僅是要說明古代文化比我們想象的要陌生得多，人類意識已經發生過多次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只有通過對古代著作進行批判性的解讀才能體察得比較清楚。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例證。我們可以把世界看做有機的——就像一棵樹，各部分共生共存，互相依賴——也可以用機械論的眼光認知世界，把世界視為一些科學模式的結果，其中各部分並不唇齒相依，國家，或者其他的人類制度都是一種零件，只是用來推進人的幸福，避免無謂的傷害。這些極不相同的觀點，屬於不同的思想背景，具有不同的思想淵源。

恰巧成為規則的是那些獲得優勢地位的學科——比如說物理、化學——作為富有優勢的學科，它支配了那一代人的想象力，從而也被應用於其他領域。在十九世紀，社會學成為優勢學科；在我們這個世紀，則是心理學大領風騷。我的論題是浪漫主義運動是一場如此巨大而激進的變革，浪漫主義之後，一切都不同了。這將是我要集中論述的觀點。

浪漫主義從何處興起？當然不在英國，儘管從史實層面來講，無疑始於英國——所有歷史學家都會如是說。無論如何，英國不是浪漫主義以最戲劇性方式展開的舞臺。這裡就生髮了一個問題：當我談論浪漫主義的時候，我指的是一個歷史事件（我似乎正在說它是的），還是一種不專屬於某一特定階段的普遍的精神狀態？赫伯特·裡德和肯尼斯·克拉克都認為浪漫主義是一種隨處可見的永恆的精神狀態。肯尼斯·克拉克在哈德良的詩句中找到了浪漫主義的證據；赫伯特·裡德也找到了很多例證。在浪漫主義研究方面著述甚豐的塞裡埃男爵列舉出柏拉圖、普洛丁和希臘小說家赫利奧多羅斯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認為他們都是浪漫主義作家。事實上可能正如他所說，但我不想涉足這方面的研究。我所要論及的浪漫主義有時間的限定，我無意涉及永恆的人類態度，只想關注在特定歷史階段發生、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的某次變革。因此我準備將注意力集中到十八世紀的後期發生的變革。變革發生，不在英國，不在法國，而主要是在德國。

根據通行的歷史觀和歷史變革觀，我們理解的十八世紀應該是這個樣子：我們就從法國的十八世紀講起吧。那是一個優雅的時代，一切都開始變得平靜安詳，在生活和藝術領域，人們都遵守規則，理智全面發展，理性主義步步推進，教會勢力節節敗退，非理性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的猛烈攻擊下全線崩潰。到處都是安寧的氣氛，到處都是雅緻的建築。到處都信奉普遍理性不僅可以用於人類生活而且也可用於藝術活動、道德、政治和哲學。再後來，一種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襲來了。出現了情感和熱情的大爆發。人們開始對哥特建築，對沉思冥想感興趣。他們突然變得神經質和憂鬱起來；他們開始崇拜天才的天馬行空；他們開始背棄對稱、優雅、清晰的狀態。同時，其他的變革也在發生。大革命爆發；人民不滿，國王掉了腦袋。恐怖降臨。

兩場革命之間是否關聯，這點不很清楚。當我們閱讀歷史，我們會有這種感覺：在十八世紀末，災難性的事件發生了。起初似乎風平浪靜，隨後便有了突變。一些人歡迎它，一些人譴責它。譴責它的人認為這本應是一個優雅和平的年代。不明瞭這一點的人就不懂得真正的生活的愉悅（plaisirdevivre），塔列朗如是說。另一些人認為這是一個做作虛偽的年代，而革命開創了一個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人與人之間更易理解的統治。不管怎樣，問題是：所謂浪漫主義革命——一場藝術和道德領域裡全新的動盪變革——和通常所說的法國大革命的關係如何？在巴士底獄廢墟上起舞的人們，砍掉路易十六頭顱的人們，可是受到突發的天才崇拜熱的影響，或突然爆發的所謂情感主義的影響，或把西方捲入騷亂洪流之中的思潮影響的同一撥人？顯然不是。可以肯定，法國大革命為之而戰的原則即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則，而浪漫主義通常與之關聯的理念是獨特性意識、深刻的情感內省和事物之間的差異性意識（而非相似性意識），它們之間完全沒有聯絡。

那麼如何解釋盧梭呢？盧梭被稱為浪漫主義之父，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正確的稱謂。但導致了羅伯斯庇爾思想形成的盧梭，導致了雅各賓派思想形成的盧梭，在我看來，並不是那個與浪漫主義有明顯聯絡的盧梭。這個盧梭是寫出《社會契約論》的盧梭，這部經典著作談到了迴歸人類共有的原初法則；談到了施行普遍理性的統治而不是情感的統治——普遍的理效能將人們聯合在一起，而情感卻會使人們分裂；談到了普遍公正與和平的統治——普遍公正與和平能消弭那些使人情智分裂、人與人之間緊張對立的衝突、騷亂和動盪。

因此，要看清浪漫主義的劇變和政治革命的關係還非常困難。何況還有工業革命，與此也並非沒有瓜葛。畢竟，思想不能繁殖思想。某些社會和經濟的因素對於人類意識的劇變負有相當的責任。眼前亟待解答的問題是，又是工業革命，又是古典主義庇護下的法國大革命，又是浪漫主義革命。比如，就拿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偉大藝術來說吧。如果你看大衛的大革命繪畫，你很難把它與浪漫主義革命聯絡在一起。大衛的繪畫有一種雄辯，一種雅各賓黨人嚴峻的雄辯力，令我們想到斯巴達，想到古羅馬。它們傳達了一種對於輕浮、淺薄生活的拒絕姿態，令我們想起馬基雅維利、薩伏那洛拉，還有馬布利這些人，他們曾以普遍永恆的理想的名義譴責他們時代的淺薄。而浪漫主義運動，正如歷史學家告訴我們的那樣，是對各種普遍性的激烈反叛。因此當務之急，是要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了比較清楚地說明我如何理解這場突變，我為什麼會認為在那些年裡，也就是1760年到1830年之間，變革發生了，歐洲意識領域發生了一場劇變——為了讓大家明白我這些想法的初步依據何在，我想先舉個例子。設想你在西歐旅行，就說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西歐吧。設想你在法國，與維克多·雨果那些前衛的年輕朋友交談。設想你到德國去，同斯塔爾夫人拜訪過的人物交談，正是她把德意志精神介紹給法國人的。設想你遇到浪漫主義的偉大理論家施萊格爾兄弟，或歌德在魏瑪的一兩個朋友，比如寓言家、詩人蒂克什麼的，或任何與浪漫主義有關的其他人士，以及他們在大學的追隨者，那些深受這些詩人、戲劇家、批評家作品影響的學生、年輕人、畫家、雕刻家。設想你在英國與某人交流，此人深受柯勒律治影響，或最受拜倫影響，或與受拜倫影響的任何人交流，不論他在英國、法國，還是義大利，還是越過萊茵河、易北河。設想你和這些人交談，你會發現他們的生活理想差不多是如出一轍。他們認為，最高意義的價值是諸如正直、真誠，隨時準備為某種內心理想獻身，為某種值得犧牲一切、值得為之生為之死的理想奉獻一個人的所有。你會發現他們感興趣的首先不是知識或科學進步；對政治權力沒有興趣，對幸福沒有興趣；他們對於為了找到個人的社會位置而去適應社會，與政府和平共處，對國王或共和國保持忠誠特別沒有興趣。你會發現，常識、溫和適度的態度與他們的思想毫不沾邊；你會發現他們相信為自己的信念戰鬥至最後一息的必然性；你會發現他們相信殉道的價值，無論這種殉難為的是哪種信仰；你會發現他們相信少數比多數更神聖，失敗比成功更高貴，成功往往是贗品或粗俗一類的東西。理想主義（idealism）的觀念，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唯心主義」，而是我們在日常意義上使用的概念——也就是說一個人準備為某種原則或某種確信而犧牲的精神狀態，一個永不會出賣信念的精神狀態，一個為自己的信仰甘受火刑的精神狀態（因為他信，他願意這樣）。這種態度以前不曾多見。人們所欽佩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誠、靈魂的純淨，以及獻身於理想的能力和堅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種理想。

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種信仰，這點非常重要。設想你在十六世紀與某人交談，此人曾參加過導致歐洲四分五裂的宗教戰爭，設想你與一名在那個時期參與仇殺的天主教徒交談，你說：「當然了，新教徒的信仰是虛假的信仰；當然了，他們信仰虛假的信仰該下地獄；當然了，對於人類靈魂救贖來說他們是極其危險的人，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了。不過，他們如此真誠，他們為信仰而死，如此堅決，他們表裡如一，如此偉大，一個人不得不對他們的道德尊嚴和崇高生出一種敬仰之情。」這樣的同情在當時聽起來簡直就是不可理喻。任何真正掌握或自以為掌握真理的人，拿一個相信教會傳佈的真理的天主教徒來說吧，就會認為那些將全部身心投入到錯誤的理論和實踐中的人是危險的，他們越真誠，就越危險、越瘋狂。沒有一個基督教騎士會想到，當他與穆斯林交戰時，他會敬佩那些信仰錯誤的異教徒的純潔和真誠。毫無疑問，如果你是當時的一個正派人，你殺死了一個勇敢的敵人，但你不會侮辱他的屍體。你會認為，如此的勇敢（這是一種普遍受到敬仰的品格）、如此的善戰、如此的虔誠，居然用在如此顯而易見的荒謬和危險的信仰上，這確實令人惋惜。但你不會說：「這些人信仰何種信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信仰的精神狀態；重要的是，他們沒有背叛。他們是表裡如一的人，這些人，我尊敬他們。如果他們為了活命而站到我們這一邊，那是非常利己主義的，是膽小、可鄙的行為。」有這種思想的人會說：「如果我選擇一種信仰，而你選擇另外一種信仰，那我們之間必定會展開戰鬥。不是你殺死我，就是我殺死你，也許來場決鬥，最好的是我們不分勝負，雙雙戰死。最可怕的是相互妥協，那等於是說我們雙方都背叛了自己內心的理想。」

誠然，殉道是值得敬佩的，但是殉道是指為真理殉道。基督徒之所以敬仰殉道者，是因為他們見證了真理。如果他們見證了謬誤，那麼，他們就絲毫不值得敬佩。也許他們值得惋惜，但絕對不值得敬佩。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你會發現這樣一種價值觀：人們的精神狀態和動機比結果更為重要。情感的純潔、完整、投入、奉獻——這些精神氣質，比較容易得到人們的敬佩，成為一般的道德態度。這種價值觀逐漸普及起來，起初是在少數人當中，後來則擴充套件到更多的人群之中。

對於這種價值觀的轉變，我來舉例說明。比如，伏爾泰關於穆罕默德的戲劇。伏爾泰對於穆罕默德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他真正的用意是要借題發揮他對教會的抨擊。不過，伏爾泰還是把穆罕默德描寫成一個迷信、殘暴和瘋狂的怪物，他摧毀了一切爭取自由、公正、理性的努力。因此伏爾泰視他為容忍、公正、真理、文明——一切最值得珍視的價值的敵人。想想伏爾泰之後，時間過去很久了，卡萊爾說的話吧。稍微誇張地說，卡萊爾是浪漫主義運動的典型代表。他在《論英雄、英雄崇拜與歷史中的英雄主義》這部列舉和分析了許多英雄的文集裡描述了穆罕默德。他被描述為「從自然偉大胸膛裡騰起的生命烈焰」。他具有熾烈的真誠和力量，因而值得讚頌。卡萊爾將穆罕默德和他不喜歡的十八世紀加以對照。在他看來，十八世紀不過是一個枯萎無用的時代，一個扭曲的二流世紀。卡萊爾對《古蘭經》所宣揚的真理毫無興趣，他認為《古蘭經》裡沒有任何東西他會相信。他之所以敬仰穆罕默德是因為他本人就是一種自然的力量；是因為他過著熱情洋溢的生活；是因為他有眾多的追隨者；是因為他自身體現出了一種自然偉大的現象，成為人類生活中輝煌而動人的插曲。

對卡萊爾來說，穆罕默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的性格而非他的信仰，穆罕默德的信仰是對是錯無關緊要。在同一本文集裡，他說，「但丁崇高的天主教……必然會被一個名叫路德的人撕成碎片；莎士比亞筆下高貴的封建制度終結於類似法國大革命的變革中。」為什麼它們會有這樣的結局呢？因為無論但丁筆下崇高的天主教是真是偽，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所信仰的是一場偉大的運動，有過自己的時代。如今，一場同樣有力、同樣重要、同樣真誠、同樣深刻、同樣天翻地覆的運動代之而興。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性在於它撞擊了人類的思想意識並留下深刻的印記，在於革命發動者們絕對真誠，而不是微笑的偽君子（卡萊爾就認為伏爾泰是個微笑的偽君子）。這種態度，我不會說它是嶄新的，無論如何不能說它是嶄新的，但無論如何，這種態度也夠新的了，足以值得重視。不管原因何在，它畢竟發生了，在我看來，它產生於1760年和1830年之間。首先始於德國，之後擴充套件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