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鄧小平語言的魅力

品味公文 王群 第1頁,共1頁

古人曰:「文如其人」。鄧小平的語言,正如他那極具魅力的人格一樣,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從《鄧小平文選》(以下簡稱《文選》)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鄧小平語言的特色與他的性格特點之間,有著不少相似之處:語言簡潔——爽快求實的作風,語言平實——平易質樸的性格,語言新穎——勇於開拓的精神,語言生動——靈活多樣的風格,語言幽默——樂觀豁達的態度,語言深刻——綿裡藏針的個性……

鄧小平語言的這些特色,既是繼承了我國自古至今公文語言的優秀傳統,又有他個人的發展創造。研究學習鄧小平語言的特色,對於提高黨政機關公文的質量,將會大有裨益。下面就鄧小平語言的特色,試作一些闡述。

第一,鄧小平語言十分簡潔,文字少而精。

一是用盡可能少的文字表達儘可能多的內容,達到言簡意賅,文約事豐。如,1982年9月,鄧小平同外賓談到黨的十二大時,這樣說道:「十二大提出的奮鬥目標,是二十年翻兩番。二十年是從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紀末,大體上分兩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礎,後十年高速發展。戰略重點,一是農業,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學。搞好教育和科學工作,我看這是關鍵。」(文選三卷9頁)鄧小平僅用89個字,就把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確定的戰略目標、戰略步驟、戰略重點,準確精煉地概括出來。又如,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誰是誰非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爭論了十幾年而沒有解決,鄧小平只用了77個字,就闡明瞭這樣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文選三卷373頁)從以上兩例,我們不能不佩服鄧小平用語的科學經濟,文字的簡括凝練,簡直到了不容拔一字的地步。

二是善用短句。《文選》中,10個字以下的短句,佔到一半以上。如《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講話》中,共有315個自然句,其中7個字以下的短句佔總句數的40.5%,10個字以下的短句佔62.4%,20字以上的中長句只不到4%。短句一目瞭然,讀起來上口,講起來乾脆有力。如「要廣開門路,多想辦法,千方百計,解決問題。我們定下了一個雄心壯志,定下了一個奮鬥目標,就要去實現,不能講空話。」(文選二卷196頁)如果不是短句,每句話都寫成30多個字的長句,就達不到這種效果。再如,鄧小平在概括1989年國際形勢時說道:「總之,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文選三卷321頁)這段話最短的短語只有2個字,長的也只有6個字。句式短促,節奏明快。

第二,鄧小平語言直捷、平實、易懂,全無譁眾取寵、矯揉造作、裝腔作勢之弊。

一是「照直說」,本本色色,不繞山頭兜圈子。《文選》的語言十分直率,句句直抒胸臆。如《「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一文,一開頭便說明自己的觀點:「‘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用「不行」兩個字,一語表明自己不贊同「兩個凡是」的鮮明態度;用兩個「說不通」,實實在在地道明瞭理由。又如,鄧小平在回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問題時,記者問鄧小平給江青打多少分,鄧回答:「零分以下」;又問鄧小平對自己怎麼評價,鄧回答:「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這些回答真是出人意外地直率。

二是用詞造句通俗易懂,不事雕琢。鄧小平在一次部隊工作會議上曾指出:「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寫文章」(文選二卷118頁)。《文選》中的文章,不論是在莊嚴的會議上的講話,還是與外國友人的談話,都如同他平時講話一樣,很白、很實、很通俗。如「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文選三卷382頁)。「要管用」、「讀大本子」,確實是明白如話。《文選》的語言不僅明白易懂,而且包含了深刻的含義。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抓住時機,發展自己」、「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些話從字面看,平淡無奇,但是蘊含的道理卻十分深刻。正如宋代蘇軾說的,「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公文語言應該追求這種平淡美、質樸美。

第三,鄧小平語言的另一特色是新穎。

鄧小平一貫提倡大家講新話,講「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反對講套話、空話。他曾批評道:「我們的思想懶漢不少,講現話、空話的多。」(文選二卷279頁)他不僅倡導,而且身體力行。在《文選》中,新話俯拾即是。

一是創造新詞新句。如「講現話」、「兩手都要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國兩制」、「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等等。這些話不僅聽起來很新鮮,而且準確地反映了客觀事物,在實踐中產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用詞造句有特色。《文選》中的一些詞句帶有明顯的個人風格,如,用「從來」,而不用「始終」;用「拔尖」,而不用「出色」;用「小看」,而不用「輕視」;用「一招」而不用「措施」;用「丟」而不用「拋棄」;等等。

第四,鄧小平語言活潑、形象,富有感染力。

一是詞彙生動形象。如「一個部,三五個部長夠不夠?其他盡是業務機構,為什麼要一桌兩桌的領導幹部呀?」(文選二卷388頁)用「一桌兩桌」形容領導幹部太多,使人聯想起開會時主席臺上一排排的領導同志,十分形象。

二是採用比喻手法。如,「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文選三卷372頁)「小腳女人」走不快,用來比喻某些同志在改革開放中步子總是邁不大,十分貼切。

三是遣詞造句很靈活,不老套、古板,而富於變化。如,「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文選三卷369頁)這句話中,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後面省略了「主義」、「思想」這些中心詞,在「丟」字後面省略了「掉」字,不僅達意,而且造成生動的效果。試將省略的詞加上去,語勢立刻會變得平淡無奇。

四是適當運用古語、成語。如,「哪有什麼金口玉言,即席講幾句就句句準確?」(文選二卷277頁)又如,「有些混跡於藝術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簡直成了唯利是圖的商人。」(文選三卷43頁)

五是創造略縮語。如,「我們提出要教育人民成為‘四有’人民,教育幹部成為‘四有’幹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文選三卷205頁)經過概括的「四有」,既生動又好記,一經提出,迅速在全國叫響。

第五,鄧小平語言的修辭手法獨特。

《文選》中,除了運用比喻、對比、對偶、設問、引用等常用的修辭手法外,還運用了一些特殊的修辭方法。主要有:

(1)四字格。也稱四言片語,是由四個音節組成的詞或片語,概念和音節都有其本身的相對獨立性,可以獨立成句,也可以作句子成分。四字格在漢語中使用頻率高,而且形式多樣。如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就是一個整齊的駢立四字格,簡短的四個字,意思明確,聲音響亮,誰都看得懂、記得住,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文選》中四字格運用頗多。《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使用四字格共31句,佔全文總句數的10%。如,「我國曆史悠久,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民族、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經歷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們,有多樣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和藝術愛好。」(文選二卷210頁)。特別是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給官僚主義畫像時,連用了24個四字格:「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費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使用四字格不僅使語言更加精粹,而且好講好記,為人們喜聞樂見。

(2)迴環。又叫回文,是用迴環往復的句式加強語勢的修辭方式,基本形式是「a-b,b-a」。如「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文選三卷213頁)這是一種往復迴環形式,先說我們堅信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後說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堅信的馬克思主義,全句首尾呼應,強調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意義。迴環的表達形式,還能夠精確地揭示事物之間的辯證關係。如,「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文選三卷124頁)這句中,先說治國這個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後說小道理沒有大道理管就不行,首尾呼應大道理,從而說明了大、小道理之間的制約關係。這種迴環句式能使語義深邃,引起人們的深思。

(3)反用貶褒。《文選》中,為了表達的需要,有時把在通常情況下具有貶義色彩的詞,當作褒義詞來用;或把褒義詞當作貶義詞用。這是一種臨時的修辭措施,是靠上下文的語言環境來獲得表達效果。貶詞褒用,如:「我們全黨要把這個雄心壯志牢固樹立起來,扭著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文選二卷249頁)「頑固」本是貶義詞,這句中用作褒義,含有「頑強、執著」之意。褒詞貶用,如,「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功」即「功勞」,是褒義,「文化大革命」顯然是沒有什麼功勞的,所以「功」在這句話中用作貶義。這種貶褒的反用,從詞面意義到特定情境中的意義的對立,使人感到詫異,這種詫異又引起人們的聯想,而領悟到作者的意圖,往往達到表意強烈和幽默的效果。

以上五點,是筆者學習鄧小平語言的點滴體會。鄧小平語言的豐富內容和鮮明特色,需要廣大文秘工作者認真加以總結和繼承,運用於黨政機關公文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