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見《反對黨八股》）古人語言，當然囊括古代公文語言，其中「還有生氣的東西」想必也不少。何以見得？這倒是需要挖掘一番。太古的且不論，就拿較近的清代公文來說，無論是語言還是章法，確有一些尚未「作古」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鑑。

清朝入關後，政治經濟上多「參用」歷代朝廷「所長」，公文上也繼承了「文以辯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的傳統，篇幅短小，用語精確，言簡意賅。特別是作為清王朝最權威的公文——諭旨，雖未能免除一般粉飾文字的習套，但已很少「等因奉此」、「空騁其華」的八股腔調，常以開門見山、直抒其意、結構嚴謹、文字洗練見長，短則二三百字，長不過千字。其精華之處，於當代公文不無裨益。

一、主旨鮮明，直陳其事

從公文章法的角度來說，清代官書中主旨鮮明、直陳其事的特點十分突出，對現代公文的影響很大。下面試舉一例。

咸豐三年（1853年），因上年入秋以來京師重地劫案疊生，正月九日，皇帝下旨整頓營伍，以肅清地方。全文如下：

國家設立營伍，稽查奸宄，捍衛地方，必當隨時整頓，方能有備無患。京師重地，尤關緊要。朕聞步營兵數，多不足額；街道堆撥，往往僱夫充數，該管官巡查，明知不究。似此上下相蒙，尚安望禁暴詰奸，緩急可用。著步軍統領徹底清查，嚴懲頂替，甄汰老弱，挑選精壯，務令兵歸實用，餉不虛糜。至禁城內外各門尤宜嚴肅，節經降旨令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嚴飭值班官員兵丁等，隨時查核。第輪班值宿，人數眾多，其中難保無曠誤偷安，老弱充數。著該管大臣認真揀派，以資宿衛。並隨時查驗軍器，務使一律堅利，毋得徒飾觀瞻。九城內外地面，五方雜處，其小街僻巷，及民房寺院客店等處，最易藏奸。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密偵緝。遇有形跡可疑、行蹤詭秘者，立即盤詰究辦。務使奸宄斂跡，地方肅清，毋得視為具文，致乾重咎。懍之。

這是一篇諭旨，相當於現在的「通知」一類部署工作的下行文。縱觀全文，可以看到如下特點：

（1）是全文緊緊圍繞「整頓營伍、肅清地方」這一主旨展開，結構嚴謹。全文分三層意思：第一層從國家設立營伍的目的和當前營伍中存在的問題，來說明整頓營伍的必要性；第二層對清查整頓工作提出清理兵丁、查驗軍器的具體要求；第三層是要求整頓之後嚴密偵緝，達到地方肅清。這三層意思可謂一環套一環，從而使文章的結構緊湊嚴謹。

（2）是開門見山，首語入題，沒有冗贅。喻旨首句就說國家營伍必經隨時整頓，切入主旨。

（3）是文中的敘述和議論皆文辭簡潔。如「步營兵數，多不足額，街道堆撥，往往僱夫充數」，「嚴懲頂替，甄汰老弱」，「務令兵歸實用，餉不虛糜」，等等，均可稱得上「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出」，而且讀起來琅琅上口；結尾處以「懍之」收尾，簡而有力，令人印象深刻。

對照一下今天的某些公文，我感到這篇諭旨確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其一，古代公文行文物件十分明確。

這篇諭旨就是針對內閣該管大臣、步軍統領、護軍統領及順天府、五城等部門的負責人而言。行文物件專指性強，也即是「看人說話」，才有利於公文內容簡明，公文效率高。而當今某些公文，行文物件十分廣泛，一份檔案既要領導同志閱讀，又要求群眾學習，甚至要做到「家喻戶曉」，那麼內容就要兼顧各方，話就要講得十分全面，該向領導同志講的「尖端」的內容，因要傳達到群眾而不能講了；該向群眾講透的具體道理，因考慮到領導同志的水平，而不能展開講，結果是一篇「白開水」，領導同志看了不過癮，群眾學習了感到都是「大道理」。行文物件專指性不強，不僅造成內容上一般化，也造成檔案傳送上「大撥轟」，使許多領導同志不得不硬著頭皮去閱讀那些內容與自己主管工作毫不相干的檔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改變這種行文弊端，必須從提高行文物件的專指性入手。應明確，公文是辦理公務的工具，不是宣傳教育材料。需要家喻戶曉的材料（重要講話、報告等），應儘量以其他形式公諸於眾，避免以公文形式下發。

其二，這篇諭旨開門見山，直陳其事。

諭旨劈頭一句話就是「國家設立營伍，稽查奸宄，捍衛地方……」直截了當地說明整頓營伍的必要性；講到問題時，則直述其弊：兵數多不足額、巡查明知不究等；講到整頓的要求時，則一一條陳。而當前一些公文概念化、模式化、形式化傾向十分突出。如開頭「戴高帽」：「為了……，根據……，按照……」，往往寫上一頁紙，甚至成了開頭的一種固定模式；公文的內容則過分追求「全面」、「系統」，講不足之前必先講成績，講成績之前必先講上級的正確領導，講上級的領導時必須將直接領導和主管領導寫全了；又如講某項工作之前，必先強調其意義，強調意義時必先引用某某檔案、某某領導講話，等等。這種「求全」的寫法，使文章枝蔓橫生，看得你暈頭轉向，甚至難以卒讀。

古代公文自有其糟粕之處，有些是不能苛求古人的。但若今天的公文，不能繼承古代公文的優點，寫得反不如古代公文高明，就應「苛求」我們自己了。以古為鏡，用其所長，不失為有志於改革的公文撰寫者們的一條捷徑吧。

二、內容明確，辦文及時

清朝諭旨中，很大一部分是向下部署工作，其內容明確具體，可操作性強。如1832年7月，京城近郊發生水災，糧價上漲，貧民買不起，災民無以食。道光皇帝於7月下旬宣旨開倉平糶，救濟災民。為此下發諭旨稱：

舊於城外分設十廠，內有廟宇破漏不堪貯米，及向設飯廠處所未便改移者，即另覓寬廣廟宇，設立廠座。一俟領到米石，即行發糶。並嚴密查訪指揮私運、胥役需索，及奸商影射偷糶，棍徒率先擁擠，匪類乘機偷竊等弊。其領運米石，嚴禁該倉花戶短少斛面，攙雜泥土，交各該巡城御史抽查，妥為收貯，由戶部較準升斗，烙印備用。並令都察院堂官派滿、漢科道各五員，幫同經理。如查有前項弊端，即據實奏明嚴辦。

至極貧民人赴糴無資，仍恐不能均沾實惠。向例京師於每年十月初一日開設飯廠，著加恩先期於八月初五日，各該城照舊設廠煮飯散放，並照上年冬月每廠加米一石。所需炭薪等費，照例辦理。亦著派滿、漢科道各五員幫同妥辦，務期實惠及民，毋致一夫失所，用副朕軫念窮黎有加無已至意。

讀罷上文，可以看出這樣幾個特點：

（1）佈置工作十分明確，便於下級執行。如：「分設十廠平糶」、「八月初五設廠煮飯散放」等，甚至對煮飯所需炭薪這樣的細節，也作出明確規定。

（2）措施周到切實，確保決策的順利實施。文中對私遠、偷糶、搶購、偷竊以及缺斤短兩、米中摻雜泥土等影響「加惠窮黎」的問題，都預先採取措施加以解決或防範。考慮到有些「極貧民人」可能無錢購買平價大米，於是採取提前設廠煮飯散放的措施，從而確保「均沾實惠」。

（3）工作責任者明確。如文中規定，由戶部負責校準升斗，由都察院堂官派滿、漢各五員幫同辦理平糶之事，並負責督促檢查等，大事小事都有人管。

對比一下我們目前的公文，有不少公文寫得倒不如一百六十多年前的這篇公文。不少佈置工作的檔案，任務不明確、要求不具體。如有的檔案中要求「縣處級班子中年輕幹部要達到一定比例」，而「一定比例」到底是多少？「年輕幹部」是指多少歲以下的？都沒有明確規定，使基層無法執行；有的檔案只提要求，沒有措施，只交任務，不給政策，結果使工作停留在一般號召上，很難貫徹落實；有的檔案中工作的責任人含糊不清，如「由有關部門研究解決」、「由有關部門負責協調」之類的語言屢見不鮮。而「有關部門」到底是哪一個部門？都不講清楚，不僅容易形成「有關部門」之間推諉扯皮，而且會造成「都管都不管」的結果。凡此種種，皆因公文寫作者缺乏求實的精神，形成寫作上避實就虛、空泛議論、套話連篇的壞風氣。

清朝諭旨中，常有對某大臣奏摺的批示，這種批示的辦理效率很高，涉及到京城附近的事，數日便可見到辦理結果；較遠的地方，雖那時交通不便，也可在一兩月內見到結果。如1854年3月4日，咸豐皇帝對裕誠等大臣所奏北新倉開放正藍旗滿洲甲米不堪食用一事批示，經過兩次查辦，最後奏報查辦結果，僅用去10天時間，可見當時「查辦」工作很講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侍郎翁心存等的「查辦」報告非常簡明，奏稱：「該廒之米，收存甫逾半載，實因該倉監督任令該花戶等挪移抵換，攙和充數，以致不堪食用，顯有偷漏虧短情弊。」寥寥數語，即將查辦的結果據實奏上。

而我們現在的一些查辦報告，往往先從接到領導批辦件寫起，然後是如何開會研究，如何組成工作小組下去調查，調查中找到哪些人談話等等，僅查辦過程就寫了幾頁紙，最後查辦結果不過三四百字；有的寫到最後，也未將事情查清，於是以「此案正在進一步調查之中」來應付差事。據筆者瞭解，領導查辦件中，能在十數天內辦結並作出處理決定的，不足10％，大部分查辦件往往要報幾次才能見到最後處理結果，在手機、傳真機、計算機網際網路絡齊備的今天，查辦一件事的速度，有時反不如使用毛筆、驛遞的封建朝廷，確實值得我們反思。

三、虛理實說，情理交融

公文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傳達上級的意圖，也可以說是「發號施令」。清代公文中的「諭旨」，就是專事下達皇帝命令和指示的文種。清代統治者很清楚，欲使「由之」必使「知之」的道理，因此在發給各大臣、將軍和督撫的檔案中，凡是部署一項工作或發出一道命令時，總是儘可能地說明緣由，陳述手法雖然多樣，但都講得實在，而不是「空對空」。下面試舉幾例，分析一下清代公文中陳述緣由的幾種手法：

（1）擺出事實，引出道理。

古人日：「公私文翰，並宜實錄。」講道理也須實實在在，因為「理」的基礎是事實，空談道理的公文多半不會有好效果的，即使文辭華麗，大概只能供後人欣賞罷了。

清代公文中，很注意據「實」入「理」。例如，1823年歲末，道光皇帝發現，這一年用於救濟災民、治理河防的款項巨大，當年應徵的專項銀兩已不足敷用，不得不借用大筆司庫銀兩。為了防止庫款支絀，道光皇帝下令各大臣，一方面不得再要求撥發賑款，一方面對當年未徵足的水利生息銀兩限期徵還。此篇諭旨中，在陳述採取這種措施的緣由時，先列舉了當年賑災的賬目：

直隸各屬，本年大賑銀兩由藩庫全行給發……除動支原撥賑餉銀一百二十萬兩外，復撥用恩賞經費銀十五萬兩，及造船經費銀五萬兩，並上年災賑案內，餘剩銀二萬餘兩一併湊撥，足敷支用。……撥永定河堵築漫工銀十五萬兩，……借動造船經費銀五萬兩，……此次直隸辦理大賑，節經撥發帑銀至一百八十萬兩之多，恩施已為優厚。

在算了這筆賬後，引申出要說明的道理：

國家度支出入，歲有常經，若不從長計較，則庫款安能源源接濟。

這也便是道光皇帝採取停撥賑款、徵還生息銀兩措施的緣由。由於多處列舉了具體數字，說明此次賑災的確已傷庫銀，就使「從長計較」的措施有了充分的根據。

（2）分析形勢，明曉利害。

1904年，行將滅亡的清王朝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嚴峻局面，慈禧為了對付外侵，在京郊練兵圖治，急需大量軍餉，但各省對籌軍餉多事敷衍，為此慈禧急下密旨。諭旨從國際形勢入題，陳述練兵之需：

自日俄開釁，中國勢處兩難，將來兩國戰事定後，一切因應，必多棘手。現在各省空虛，西北邊防尤關緊要。近畿（京郊）一帶，非有數支勁旅，難期鞏固。朝廷思維再四，上年特設練兵處，整齊軍制，以資籌劃。練兵尤以籌餉為先，數月以來，迭經諭令各直省通力合作，現雖陸續奏到，除安徽每年認解十萬，其餘各省，雖有報解，不無敷衍之處。……若謂以近畿練兵，無關各省休慼，意存漠視，該督撫身為大臣，諒亦不敢出此。茲特將此次練兵關係之重，密為宣示。各督撫膺茲重案，素矢公忠，務須審大局之安危，知事機之緊迫，不分畛域，共濟艱難，以身作則，崇簡去奢，為屬吏倡率。各就本省財力，實力籌措。

可以看出，通篇從分析當前局勢提領，最後以「審大局之安危，知事機之緊迫」落腳，從而闡明瞭練兵及籌餉的重大意義。

（3）層層遞進，如剝生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