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愚昧
就算末日預言家誇大其詞，他們不也能發揮一定的作用嗎？畢竟，負面效應會讓損失變得更嚴重，所以就算事實證明沒有必要，採取額外預防措施也算是有備無患。要是預言家這次說對了呢？這是危機行業的慣用邏輯。但我們需要考慮一個更大的問題，用曼庫爾·奧爾森（mancurolson）的話說就是「社會愚昧」。
奧爾森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美國經濟學家，他發現了民主社會繁榮的最大障礙。他研究了集體行動問題，探討了追求理性私利的個人到頭來如何損害整個社會——這是一種社會愚昧。他最有名的著作是1982年出版的《國家興衰探源》（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這本書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令人費解的經濟增長模式。為什麼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出現如此迅速、如此驚人的復甦，創造了經濟奇蹟？為什麼戰勝國英國卻淪為「歐洲病夫」？英國曾是工業革命的發動機，到了20世紀卻發展得極其緩慢，這種狀況促使經濟學家去探尋「英國病」的成因。奧爾森將「英國病」診斷為經濟動脈的硬化，是由對特殊利益集團的優待逐步累積而導致。作家喬納森·勞赫（jonathanrauch）日後稱之為「民主硬化症」（demosclerosis）。
奧爾森告訴讀者，當實業家團體、工會、農場主、專業協會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操縱價格，誇大利潤和工資，為爭取補貼、提高關稅、避稅、出臺限制競爭的法規而展開遊說時，國家會受到何種影響。這些行為到頭來會讓社會，尤其是讓沒有強大特殊利益團體可依靠的窮人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但社會愚昧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普通公民並沒有與任何一個遊說團體做鬥爭的個人動力。除非出現重大顛覆，譬如摧毀德國和日本權力結構並使經濟重啟的戰爭，否則特殊利益集團將繼續以犧牲公眾利益為代價牟取私利。
奧爾森解釋說：「這是由千萬個小傷口造成的死亡，是由所有強大團體在社會中植入的一種現狀偏差。這些規則歧視新人、新企業、新想法——而一個社會的活力恰恰應該來自這些地方。於是制度硬化開始出現，阻塞了國家的動脈。我認為，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這種硬化很難發現，因為這些社會愚昧沒有一個是致命的，但如果數量足夠多，最終可以讓社會陷入困境。」
奧爾森認識到，煽動危機是「民主硬化症」中固有的組成部分，因為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團都樂於煽動危機。這些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團信奉曾任芝加哥市長和白宮幕僚長的拉姆·伊曼紐爾（rahmemanuel）的名言：「絕不要白白浪費一場嚴重的危機。」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會因對炒作或不存在的問題反應過激而受益，但揭穿危機的真相不符合普通公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小雞面臨的質疑很少，而且通常至少有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會積極扮演狐狸的角色，提出一種快速解決方案。
危機可能並不是真實的危機，解決方案也不會帶來任何長遠益處，但政客們太心急了，根本顧不上查明真相。他們匆匆趕去救援，便能立即收穫公眾的關注和其他好處（比如競選捐款）。不管政客實施何種政策，其影響都會在危機結束之後持續很久。當一個國家為打仗而擴充軍隊時，軍隊編制並不會在打完仗之後縮小到原來的規模。經濟學家羅伯特·希格斯（roberthiggs）在探討政府規模膨脹史的《危機與利維坦》（crisisandleviathan）一書中記述了這種現象，他指出，官僚機構、監管規定和補貼並不會在危機之後消失，從這些政策中獲益的特殊利益群體也不會消失。
危機的成本會累積起來，而且這種成本不僅限於貨幣形式。我們耗費了無數時間和精力擔心微不足道或憑空想象的威脅，到頭來反倒導致我們的處境變得不那麼安全。與宣佈新技術為非法的古代皇帝一樣，現代的危言聳聽者也阻礙了締造「大豐盛」的創新步伐。農業科學家在20世紀中葉掀起的綠色革命促使亞洲人口激增，他們預計，轉基因作物的使用也能促使非洲農業發生類似革命，但第二次綠色革命受到綠色和平組織和歐美其他反轉基因活動人士的阻撓。他們開展的運動不僅嚇倒了公眾，致使半數美國人認為轉基因不健康，還導致基金會和政府減少了對轉基因研究的資助，阻止了非洲農民種植能夠養活更多人並與營養匱乏做鬥爭的作物。這種煽動恐懼的行為甚至導致尚比亞官員在饑荒期間拒絕外國糧食援助，因為其中含有轉基因生物體。
據估計，每年有100多萬人因缺乏維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而死亡，並有至少25萬兒童因此失明，通過基因技術開發的營養強化大米、香蕉和其他糧食品種能夠減輕這一問題。這些作物被絕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是安全的，其中包括140多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將反轉基因運動稱作「對人類的犯罪」，但科學家與公眾在這一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甚至比在進化和氣候變化方面的分歧更大。諾貝爾獎獲得者沒有綠色和平組織用於遊說和宣傳的預算，因缺乏維生素a而面臨失明和死亡的兒童也沒有。
得益於遺傳學的進步和新興數字技術，醫學研究者已經為發起自己的革命做好了準備，但他們也發現自己受制於種種新障礙：以經典的「民主硬化症」方式逐步構建的巨型監管壁壘。每當一種新藥或新技術出現問題，受害者都會被記者和訴訟律師當作信手拈來的素材，據以宣稱新的危機，進而促使監管機構為今後的藥品研發增設保障措施。但最大的醫療醜聞其實是種種保障措施造成的累積效應，這種效應減緩了人類攻克肥胖症、糖尿病、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疾病的速度。過去25年，新藥研發的平均成本增加了5倍。現在開發一種新藥的總成本達30億美元，更有人估計高達60億美元；審批程式通常需要10年以上，書面材料多達數十萬頁。當某個組織有序的群體受到影響時，這種醜聞偶爾會引起關注，比方說，艾滋病患者便成功削減了一些導致救命藥遲遲無法上市的煩冗審批環節。但這個問題通常無人關注，因為受害者不易識別。
有多少人在等待救命藥物研發完成或通過審批的過程中死亡？沒有人知道醫學經濟學家所說的這個「無形的墓地」有多大，但它無疑是龐大的。你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感受煽動恐懼帶來的危害：歐洲和美國每年有數十萬人死於與尼古丁相關的監管法規和技術恐懼。
尼古丁聲名狼藉，因為它與吸菸有關，而吸菸作為頭號可預防死因，理所當然值得恐懼。但吸菸的致命風險並不能歸咎於尼古丁。吸菸者是死於香菸煙霧中的數千種毒素和致癌物。如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所言，尼古丁本身「對健康的危害並不比咖啡因更大」。和咖啡因一樣，尼古丁也會讓人產生依賴，但亦能帶來顯著益處。尼古丁已被證明可以幫助人們控制體重，減輕焦慮，改善注意力、情緒、記憶力和警覺性。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很多人知道吸菸有多危險，但還是繼續吸菸。半個世紀以來，儘管呼籲戒菸的聲浪很高，但歐洲國家仍有至少15%的成年人吸菸，其中僅有一個國家例外。
這個國家便是瑞典。瑞典的吸菸率已經降至7%，因為很多人轉向了名為唇煙（snus）的尼古丁替代來源。唇煙是一種裝在小袋子裡，經口攝取的無煙煙品。得益於這種捲菸替代品，瑞典與吸菸相關的疾病發病率在歐洲最低，據估計，如果歐洲其他國家效仿瑞典，每年可以挽救35萬人的生命。但歐盟非但沒有鼓勵這一趨勢，反而在除瑞典以外的任何地方都禁止唇煙。
官員們為何要禁止這樣一種拯救性命的產品呢？原因在於一個不可思議的特殊利益集團聯盟所煽動的恐懼。這種通常在「危機的危機」中部署的聯盟被經濟學家稱為「浸禮會信徒和私酒販賣商聯盟」。浸禮會信徒是指呼籲出臺藍色法的浸禮會牧師，私酒販賣商則指希望賣酒的商店在週日關閉，好讓他們可以非法賣酒的私酒販子。浸禮會信徒為政客提供了增加私酒販賣商利潤的堂皇藉口，還創造了從心懷感激的私酒販賣商那裡收取回扣的機會。
在反尼古丁聯盟中，扮演「善良」浸禮會信徒角色的是禁菸運動中的強硬派，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尼古丁製品，堅持認為戒菸是唯一可接受的政策。扮演私酒販賣商角色的則是通過壓制來自無煙煙品的競爭而獲益的行業，其中包括菸草公司（原因很明顯）和銷售尼古丁替代製劑的製藥公司。這類替代製劑有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含片和尼古丁貼片等。事實證明，沒有任何製劑受到試圖戒菸者的歡迎。
這個聯盟（照例有危言聳聽的記者相助）創造了一個流行概念，即無煙煙品是危險的，儘管研究人員得出結論認為，無煙煙品至少比吸捲菸安全99%。對唇煙使用者的長期研究發現，罹患口腔癌的風險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增加，心肌梗死、中風或任何其他與吸菸有關的疾病風險也未增加。但這種散佈恐懼的做法連同高明的幕後遊說使歐洲法律一直禁止唇煙，並使美國的唇煙商家無法宣傳自己產品的安全性。
現在，該聯盟把注意力轉向了壓制競爭，這種競爭來自對它的生意構成更大威脅的產品：電子煙。電子煙通過氣霧輸送尼古丁，不會產生捲菸煙霧中的種種毒素。2019年開展的一項嚴謹研究證明，這些霧化棒能夠有效地幫助吸菸者戒菸，效果相當於口香糖或貼片等尼古丁替代品的兩倍。自電子煙於2010年面市以來，美國的吸菸率大幅下降，成年人吸菸率首次降至15%以下。事實證明，廣受歡迎的電子煙juul能夠非常有效地幫助吸食捲菸者戒菸，華爾街分析師認為juul會對菸草行業構成關乎生死存亡的威脅，結果導致菸草公司股價連同捲菸銷售額大幅下跌。
電子煙技術可望挽救全球數千萬人的生命，但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卻在「浸禮會信徒和私酒販賣商聯盟」的遊說下采取了取締或嚴格限制電子煙的措施。他們通過援引審慎原則來證明這類措施的正當性：儘管霧化尼古丁的危害並未得到任何證明，但我們尚不確定這項新技術絕對安全。這種邏輯是正確的，但其恰恰表明審慎原則有多可怕。不論電子煙最終可能帶來何種危害，用英國最負盛名的權威醫學機構皇家內科醫師學會的話說，其影響與捲菸相比都顯得微乎其微，該學會得出結論認為，電子煙的安全性至少比捲菸高95%。擔心明天可能出現的微小假想危險，而不是今天的重大現實危險，這是一種荒謬的安全成癮，是負面偏差最神經質的表現。
然而，採用這種思路的不僅有監管機構，還有不斷報道電子煙假想危害的媒體。記者們關注美國青少年中的電子煙「流行病」，並稱之為通往吸菸的「門戶」，但與此同時，年輕人的吸菸率已驟降至歷史低點，降幅比電子煙出現之前大得多。大多數嘗試電子煙的青少年不會經常吸，轉抽普通香菸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而且許多人使用不含尼古丁的煙液。
沒有人願意看到青少年養成吸菸的習慣（電子煙行業也支援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但我們不能以這種風險為由，出臺限制措施（比如禁止調味煙液）阻礙所有年齡段的吸菸者戒除捲菸。飲酒的青少年比吸電子煙的青少年多得多，但我們並不限制成年人賣酒，儘管酒精對青少年構成的危險要大得多。電子煙不僅更安全，而且能帶來巨大益處：自電子煙出現以來，青少年的吸菸率已經下降了一半。
你或許認為這種變化會受到控煙團體的歡迎。有些團體的確持歡迎態度，但大多數團體患上了一種致命的「優生優育基金會綜合徵」（marchofdimessyndrome）。這是危機販子群體中常見的病症，當然，優生優育基金會這家機構本身要比危機販子有價值得多。優生優育基金會是為抗擊脊髓灰質炎而建立，但並沒有在脊髓灰質炎疫苗基本消除這種威脅之後宣告勝利並就此解散，而是找到了新的鬥爭目標。控煙團體和公共衛生官員的情況與之類似。他們基本完成了向公眾普及吸菸危害並使大多數公共場所禁菸的任務，現在吸菸已是公眾普遍厭惡的行為，他們還有什麼可做的呢？如何讓媒體關注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威脅呢？
他們需要找一種新威脅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電子煙不幸成為最容易拿來說事的威脅。他們的恐慌運動有助於公共衛生官員和活動家獲得預算，但這對公眾健康來說卻是一場災難。過去十年的調查顯示，公眾對電子煙的看法發生了逆轉。電子煙起初被認為比捲菸更安全，但現在美國人普遍認為電子煙與捲菸同樣有害，甚至危害更大。歐洲人也受到了類似的誤導。這意味著，數百萬菸民被勸導不要改吸電子煙，他們當中許多人的最終歸宿是埋葬「危機的危機」受害者的無形墳墓。
我們或許得繼續承受社會愚昧的代價，但我們不希望自己到頭來也是一副末日預言家的腔調。我們不希望太過關注個別問題，到頭來錯過更宏大的圖景。儘管人類進步的道路上有種種不必要的障礙，但人類在朝著更健康、更富有、更智慧的方向不斷邁進。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黃金時代，儘管大多數人並不這麼認為。「大豐盛」仍在持續，假如我們能夠學會不搭理恐懼販子，從而克服一場真正的危機，「大豐盛」的前進步伐會更快。
我們需要彌合民意調查所顯示的一種差距，也就是：大多數人對世界感到悲觀，但對他們自己和他們所在社群的前景感到樂觀。研究人員稱之為「樂觀差距」（optimismgap），這種現象也被稱為「‘我很好，他們不好’綜合徵」。在美國和接受調查的其他發達國家，多數人預計自身的財務狀況下一年會有所改善，卻對他們所在國家和世界的經濟形勢持悲觀態度。大多數人在被問及移民、失業、少女懷孕、犯罪和毒品等議題時表示，這些問題他們所在的社群並不存在，但在他們所在的國家卻很嚴重。他們對全國環境質量的滿意程度要比對自己所在地區環境質量的滿意程度低得多，對全球環境質量就更不滿意了。
研究人員毫不意外地發現，樂觀差距與危機行業有關：你收看電視新聞的時間越長，看得越專注，對世界的看法往往就越悲觀。怎麼可能不悲觀呢？不管你這一天過得多愉快，四處兜轉的記者都會發現，甚至捏造一些新的恐怖事件來給你潑冷水。不管你多麼嫻熟地運用本書中的策略來應對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中的負面偏差，你仍然得與「危機的危機」做鬥爭。這是一種不同的挑戰，需要不同的策略。
削減末日論的不當利益
為什麼華盛頓特區周邊都是美國最富有的郡？這是因為，「民主硬化症」使特殊利益集團堵塞了首都。幾十年來，由共和、民主兩黨輪流坐莊的聯邦政府不斷擴張，使聚集在當地的遊說者、律師、承包商、監管者、記者大軍和各路專家賺得盆滿缽滿。美國其他地區的人經常譴責這種財富和權力集中的狀況，但收效甚微。由於「危機的危機」是一個集體行為導致的問題，一般的個人沒有動力去戳穿末日預言家，或者抵制華盛頓權力的增長，而記者、遊說者和危機行業的其他人則有十足的動力繼續煽動恐懼。我們不可能指望他們主動金盆洗手。
但我們至少可以嘗試改變對末日預言的激勵。我們需要更多地獎勵政治家理性談論風險的行為，比方說，歐巴馬就宣稱恐怖主義並不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威脅。我們還需要鼓勵分析人士正確看待問題，就像哥本哈根共識（copenhagenconsensus）所做的那樣，邀請知名經濟學家按照成本效益高低對援助全球窮人的方法進行排名。在這些經濟學家的優先事項清單中，減緩全球變暖的排名遠遠低於抗擊疾病和營養不良。此外，由於懲罰比獎勵更有效，我們需要設法削減末日論者得到的利益。以下是一些建議：
b利用網路戳穿謊言。/b儘管記者鍾愛恐怖故事，但他們被迫減少了一類特殊的題材：都市傳說。他們過去常常隨意提及一些經典都市傳說，比如紐約下水道里潛伏著鱷魚，快餐店用齧齒類動物冒充雞肉（比如傳說中的肯德基炸老鼠），還有萬聖節給小孩發有毒的糖或者藏有剃鬚刀片的蘋果。那些傳說都是假的，但誰知道呢？記者們喜歡說，有些故事太精彩了，精彩到讓人不忍核實。這可不全是玩笑話。
但現在我們可以在系統調查都市傳說的網站上輕鬆查詢這些奇聞逸事。該網站有一個蒐羅流行都市傳說的資料庫，併為這些傳說標註真假，可供記者輕鬆查閱。讀者也能夠查閱，只要在網上釋出snopes上揭穿都市傳說的連結，就可以立馬讓記者顏面掃地。這種打擊很有效，因為snopes已經因為準確的調研而建立了口碑和受眾群，正在成為一家受歡迎的網站。這表明打假活動是有市場的。
我們希望看到一個評價末日預言的類似資料庫。危機不像都市傳說那樣容易揭穿，沒有什麼需要查證的故事，但只要瞭解一點背景，就可以有效地為聳人聽聞的論調降噪。當你看到一張圖表顯示，20世紀七八十年代（愛爾蘭共和軍和西班牙巴斯克分離主義組織的全盛時期）的襲擊和死亡事件比今天多得多，你就會發現恐怖主義似乎並不是什麼致命威脅。當你看到北極熊數量的變化趨勢（北極熊數量近幾十年來有所增加），看到它們從前在比最可怕的全球變暖預期還要熱的氣候中生存下來的事實，就會發現有關北極熊走向滅絕的預言（會頗有儀式感地配上一張趴在融化浮冰上的瘦弱北極熊的照片）似乎難以置信。如今，這類資訊在網上隨處可見，有些網站承諾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但它們大都與特定的意識形態陣營結盟，因此，它們的分析會被與之對立的陣營忽視。我們需要像那樣的資料庫，這種資料庫須以中立著稱，將所有資訊收集在一個易於訪問的網站上。這種資料庫要作為一項公共服務，它可以為預言家和種種預言設定記分卡，讓「壞」的力量派上好用場。負面偏差使我們傾向於關注可怕的預測，同時也使我們傾向於格外關注錯誤。如果人們能看到末日預言家多麼容易犯錯，他們就會失去一些力量。
b頒佈「帕蒂法」。/b帕蒂·韋特林（pattywetterling）11歲的兒子雅各布在明尼蘇達州的住所附近遭到姦殺，此後，韋特林領導了呼籲對性侵者進行強制公開登記的運動。1994年，一項以雅各布名字命名的聯邦法律獲得通過，兩年之後又頒佈了一項擴充套件該法規定的修正案，這項修正案以另一名被謀殺的兒童——梅根·坎卡的名字命名。韋特林重返華盛頓，當克林頓總統在玫瑰園簽署《梅根法案》時，她就站在他身邊。而今，韋特林有了一項新事業：消除這些法律造成的傷害。她直言不諱地批評其中的嚴苛條款，這些條款讓無數在任何人看來都不算性侵者的人落入了圈套，比如與17歲女孩發生性關係，後來又與女孩結婚的19歲少年；又如那些因給另一名同齡人髮色情簡訊而終身留下汙點的少年。
可惜政客們並未從《雅各布法案》和《梅根法案》的錯誤中吸取教訓，而是越發堅定了利用個人悲劇的決心，倉促起草以受害者姓名命名的法律。唐納德·特朗普呼籲出臺《凱特法案》，以紀念舊金山一名被移民謀殺的婦女；此外，還有好幾十位受害者的姓名出現在聯邦法律和州法律的名稱中。這是一種情感勒索。將法律人格化可以吸引眼球（受害者的家人可以出現在新聞釋出會上），有助於加快通過速度（誰敢投票反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但這會縮短理性的辯論，造就糟糕的公共政策。因此，為向帕蒂·韋特林致敬，我們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議制定最後一項人格化法律：《帕蒂法案》，這項法律將禁止再用兒童或任何其他人的姓名為法律命名。
b成立「紅藍絲帶小組」。/b在尚無全天候新聞報道的時代，對危機的常見反應是委任一個「藍絲帶小組」進行調查。但等到長篇報告出爐時，危機往往已成舊聞，報告中提出的建議根本無人理睬。藍絲帶小組成了拖延和不作為的代名詞，成為不耐煩的記者頻繁嘲笑的物件。
但如果站在公眾的角度，拖延其實利大於弊。拖延有利於防止蹩腳的想法倉促成為法律。在一個熱點事件之後，通常會有一個利用民眾焦慮情緒的短暫視窗期，但公眾要求政府採取激進行動的呼聲很快就會平息。考慮到記者不停歇地追逐新聞熱點，政客無休止地渴望在電視上露臉，藍絲帶小組今天儼然成了老古董，但我們沒有理由不尋回這一傳統並將其發揚光大。
不要被「必須做點什麼」的衝動牽著鼻子走，並倉促頒佈法律。不妨任命一個委員會，委員不能是清一色的來自危機行業的普通專家，因為這些專家總喜歡建議給自己劃撥更多經費。不妨建立一些相互競爭的團隊，採用公共和私營部門開創的有效模式來規劃軍事戰略、設計航天器、改善網路安全和管理其他專案。這種做法被稱為「紅隊演習」。一個名為「藍隊」的小組分析問題並制訂解決方案，然後由一個負責尋找缺陷的「紅隊」進行點評，一個裁判小組主持你來我往的辯論，最終提出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處理危機的提案——假設到時還有人關心這個問題。
b與末日預言家打賭。/b當專家信心滿滿地預言災難時，你要問這位專家的第一個問題應該是：原意打賭嗎？對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期間末日預言感到失望的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便在《科學》雜誌上運用過這一技巧。傳統思想認為，由於人口不斷增長所產生的需求超過地球上日益減少的供應，石油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價格將會飆升。而西蒙的看法與末日預言家不同，他研究了長期趨勢，知道由於人類善於尋找新供應和替代品，知道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價格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下降。西蒙在《科學》雜誌上提出，他預計石油或任何其他自然資源今後會變得更便宜，他願就此與人打賭。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希和日後成為白宮科學顧問的約翰·霍爾德倫接受了挑戰。1980年，他們挑選了銅、鉻、鎳、錫和鎢等五種金屬，並押注1000美元，賭10年後這些金屬的價格會走高。當賭約在1990年到期時，這五種金屬的價格都降低了，末日預言家不得不付錢並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
西蒙的策略也曾被其他人採用，包括本書作者蒂爾尼。2005年，蒂爾尼下注5000美元與《紐約時報雜誌》封面文章的作者打賭，那篇文章也是預測油價將隨世界石油供應耗盡而飆升。蒂爾尼2010年拿到了他贏的錢。longbets網站自稱「負責任預測的競技場」，它已將這種做法制度化。longbets由生態學家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brand）和作家凱文·凱利（kevinkelly）建立，並得到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的資助。該網站允許使用者就任何話題釋出預測並與人對賭。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筆交易是2007年由沃倫·巴菲特進行的，他預測，普通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基金未來10年內的表現將超越對沖基金，並就此與對沖基金經理們打賭。巴菲特贏了220萬美元，並把錢捐給了慈善機構。
longbets上大多數賭注在2000美元以下，但錢的多少並不重要。打賭的好處是，它迫使人們做出具體的、可檢驗的預測，預測錯了就得付出代價。如果末日預言家希望社會花費大筆資金應對威脅，就應該不惜押上自己的金錢和聲譽。
b不要紀念恐怖主義受害者。/b緬懷死難者的衝動是高尚的，但將恐怖襲擊受害者視為特殊的烈士階層只會在未來製造更多受害者。燭光守夜、全國默哀、莊嚴的週年紀念儀式、石碑，這些東西本意都很好，但它們無意中美化了恐怖主義，激起了公眾的恐懼並鼓勵了未來的襲擊者。對「聖戰」分子而言，曼哈頓市中心的「9·11」紀念館會讓他們產生自己永垂不朽的幻想。當然，恐怖襲擊死難者的家人值得同情和安慰，但事故和其他悲劇的死難者的家人一樣值得同情和安慰，而我們並不會為他們舉行週年紀念儀式或建造公共紀念碑。紀念恐怖主義受害者的最好方式是找到兇手、懲罰他們，然後忘記他們。
b停止為「恐怖庸俗作品」頒獎。/b當恐怖分子的炸彈爆炸，反社會者橫衝直撞時，報紙編輯的腦海中會立刻蹦出一個詞：普利策獎。電視新聞製作人則對皮博迪獎抱有憧憬。他們知道，評委經常把大獎頒給針對這些悲劇的細緻報道，所以他們動員每一名精銳干將，從每一個想象得到的角度進行報道——這種宣傳正中恐怖分子下懷。一批記者炮製了一篇講述反社會者的長篇人物特寫，包括他的童年故事，他在臉書頁面上的叫囂，還有他扮成武裝突擊隊員的照片——這正是他所渴望的榮耀。這種宣傳啟發其他反社會者制訂自己的計劃，從而導致了被研究人員視為大規模槍擊事件主要原因的「媒體傳染」。研究人員與受害者的父母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一道，通過「don’tnamethem」（不要公佈他們的名字）和「nonotoriety」（不要宣揚惡名）兩家組織，共同敦促記者不要頻繁提及兇手的姓名，也不要刊登他們的自我宣傳照片和宣言。
一些記者接受了這些建議，並承認自己扮演了恐怖主義宣傳者的角色，但大多數記者無法抗拒這種詳盡的報道，就算並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可說。我們知道記者面臨競爭壓力，誰也不想在戲劇性的報道中被同行搶佔先機，但我們不明白，為什麼普利策獎和皮博迪獎評委總是獎勵這些記者煽動恐懼的行為。評委們並沒有面臨盡力提高網路流量的壓力，他們本應給那些啟發公眾並服務於公共利益的新聞作品頒獎，而恐怖庸俗作品既沒有啟發意義，又不具服務功能。
減少末日論者的利益會提升公眾話語權，但只要有顧客，兜售「壞」的商販就會繼續做生意。歸根結底，要打擊恐怖庸俗作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危機論散佈行為，最好的辦法是停止關注。這似乎是絕無可能成為現實的烏托邦，因為「壞」的力量對大眾極具吸引力，末日預言家從早到晚都能找到機會。數字革命使錯誤資訊和恐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傳播，而這確實讓一些人更加焦慮和憤怒。
但和往常一樣，未來並不像你所耳聞的那麼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