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比「好」更強大，有時似乎堅不可摧，但我們相信，「好」一定會佔據上風。「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攻破，因為我們對「壞」的瞭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透徹。所有年齡段的人都可以通過有意識地轉換敘事視角、關注自己的喜樂和品味生活中的美好時刻來對抗「壞」。

「壞」將永遠比「好」更強大，但「好」的前景正在改善。我們列舉了負面效應產生的種種危害：錯誤的判斷、無謂的爭吵和社會愚昧，但我們確信，「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被攻破，因為我們對「壞」的瞭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透徹。人類形成了對自然界的新認識，使得工程師和科學家能夠駕馭自然界的力量並克服自然界的危險，從而使人類壽命在「大豐盛」期間提高了一倍。在不斷了解自己內在本質的過程中，我們能夠努力駕馭和克服負面影響。

我們可以像打敗「四騎士」那樣，運用前額葉皮質馴服古老腦區的原始衝動，或者至少訓練自己認識到這些負面衝動是如何扭曲感知和決策的。如前文所述，「四比一定律」並不是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則，而是一項僅供參考的粗略指南。如果你提醒自己，通常需要四件好事才能抵消一件壞事造成的影響，你就知道自己對壞事的直覺反應並不可靠。遇到挫折時，不要大驚小怪，不妨將挫折與你取得的進步做一番比較，看看孰輕孰重。

當伴侶讓你失望時，不要往最壞的地方想，不妨強迫自己站在伴侶的角度看問題。或者採用第三方視角，當你做錯事時，你也能理解為什麼一個在你看來微不足道的小錯會對你的伴侶、家人或老闆產生如此大的影響。

銘記「負面黃金法則」（關鍵不在於你為別人做了什麼，而在於沒有對別人做什麼），你就可以避免悲傷並節省精力。避免食言比超出他人預期為你帶來的好處更大。不必追求完美，做到足夠好即可。通過認識批評的影響以及「批評三明治」的無效，你可以更有效地傳達批評，也可以更積極地接受批評，使批評帶來教益而不是摧毀信心。認識到懲罰比獎勵有力得多，你就能成為更好的家長、教師或管理者。

當你認識到安全成癮的非理性，你就從束縛中解放出來，為承擔新風險做好了準備。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這就是為什麼橄欖球教練一直在第四檔選擇棄踢，但有些教練略微增添了幾分冒險的勇氣就取得了巨大勝利，我們期待最終有更多人借鑑凱文·凱利的成功經驗。壓倒直覺反應需要付出努力，但「無畏費利克斯」據以平息恐慌的技巧正在被其他人借鑑，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借鑑。應對問題員工和憤怒的顧客也需要付出努力，但企業正在學習避免讓「爛蘋果」破壞團隊，並效仿卡薩布蘭卡酒店消除負面影響的策略。網路世界的負面效應迫使公司為顧客提供更好的服務——而顧客自然會發現新的槽點，進而迫使公司進一步改進工作，從而更好地服務公眾。

心理學家認識到自己的研究已被負面偏差扭曲了太長時間，於是他們找出了一些新策略來突出正面。他們意識到，人並不會被困在限制情緒波動範圍的「快樂水車」上。通過觀察大多數創傷受害者如何變得更堅強，大多數人如何在晚年變得更快樂，心理學家們已經證實，各種各樣的波麗安娜快樂遊戲確實能夠發揮作用。所有年齡段的人都可以通過有意識地轉換敘事視角、關注自己的喜樂和品味生活中的美好時刻來對抗「壞」的力量。懷舊不僅是欣賞過去的工具，也是照亮現在和未來的工具。研究人員發現，積極的心理活動對身心都有益處，對生活滿意並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人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和總體死亡率較低便是明證。

當然，這些令人開心的發現所吸引的關注並不如壞訊息那麼多。但我們樂觀地認為，這種情況也是可以改變的。

「低壞飲食」

每一項新的通訊技術都會受到質疑，尤其是受政治和知識精英的質疑。蘇格拉底抱怨說，寫作削弱了人們的記憶能力。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禁止印刷機，因為印刷機對宗教團體和傳統抄寫員的工作構成威脅；而天主教會的領導者則禁止異端書籍。報紙被指責為社會孤立的罪魁禍首，廣播被斥為煽動的工具，電視則被貶抑為「茫茫荒原」。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這片荒原開始改變，讓位於成百上千個有線電視臺和好幾百萬個網站時，技術恐懼者做出了更多的災難預測。按照一位經常被人提到的「媒體生態學」教授的說法，資訊革命讓美國進入了沒有「超驗目的感或意義」的「極權主義技術統治」。《資料霧霾》（datasmog）和《娛樂至死》（amusingourselvestodeath）等書籍就「資訊過載」發出警告，並哀嘆新媒體的粗俗：叫賣立方氧化鋯戒指的購物頻道，沒完沒了的資訊廣告，還有讓通靈師、占星家和色情明星大出風頭的娛樂節目。

末日預言家不可避免地獲得了最多關注，但也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樂觀主義者，他就是喬治·吉爾德（georgegilder）。1990年，當網際網路還侷限在少數極客的小圈子內部時，他就出版了一本名為《後電視時代的生活》（lifeaftertelevision）的書。書名在當時聽起來很荒謬，因為那時候電視網和有線電視擁有龐大的觀眾群，但吉爾德幸災樂禍地預計大眾媒體將走向衰落。隨著網際網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走向成熟，他又預見了娛樂業的黃金時代。

吉爾德1997年時曾說：「我同電視網高管辯論後，他們會過來跟我說：‘瞧，你不懂。大家喜歡我們放的節目。我們做了市場調查，發現觀眾都是笨蛋。’嗯，當我面對傳統電視節目時，我是笨蛋。要找好東西太麻煩了，就算你找到了，很可能也不符合你的特殊興趣。即使有50乃至500個頻道，電視也還是‘公分母’最小的媒介。你根本不會去只有500本書的書店。在圖書或雜誌行業，99.7%的東西顯然不適合你，網際網路就是這樣。網際網路這種媒介是人們的首選，它偏向每一個體擅長的領域，而不是極少數共同興趣，這些共同興趣大都是挑逗性和聳人聽聞的。」

事實證明，吉爾德的樂觀看法是正確的。隨著有線電影片道的激增和網路的成熟，人們可以在網飛、亞馬遜和youtube等平臺上隨時隨地觀看任何想看的節目，電視網時代讓位於一個富有深度的正劇、喜劇和紀錄片層出不窮的黃金時代。當然，現在仍然有大量垃圾，但也有比以往任何熒幕上看到的任何東西更豐富、更復雜的史詩級系列片。一旦電視網高管喪失對節目的掌控，電視就超越電影成為創新的媒介。觀眾不僅僅想看俗套的情景喜劇或購買立方氧化鋯戒指，如果可以選擇，他們會選擇欣賞精品。

如今，社交媒體領域也在發生這種變革。人們擺脫了舊大眾媒體新聞的寡頭壟斷，正在尋找自己的新聞來源，而對災難的預測再次出現。專家和政客譴責所謂左右選舉的「假新聞」的興起，譴責使民意極化的「意識形態筒倉」（ideologicalsilo）和「迴音室」（echochamber）。美國和歐洲一直有人呼籲，應像監管公用事業公司一樣監管谷歌、youtube、臉書、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公司。但悲觀主義者又一次炒作這個問題，並提出了錯誤的解決方案。

沒錯，人們確有可能退入意識形態的筒倉，但分析線上行為的學者們發現很少有人真的這麼做。大多數美國人的政治觀點仍然溫和，民意調查顯示，他們的觀點在最近幾十年裡並沒有太大變化。巨大的變化（明顯的意見極化）並非發生在民眾當中，而是發生在社會科學家所稱的政治階層中，其中包括危機行業的大多數行為體：立法者、政治活動家、競選捐贈者、記者、遊說者和為公共政策而戰的學者。他們把自己隔離在政治光譜的兩端，並試圖拉攏這個國家的其他人。他們的惡意鬥爭使人們普遍產生了政治學家莫里斯·菲奧莉娜（morrisfiorina）所說的「虛假極化」之感。典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選民準確地認識到自己是溫和派，但他們誤以為對方的選民已經極端到危險的地步，因此，他們對另一方的敵意越來越強。

這種日益增長的敵意時常被歸咎於社交媒體，但該趨勢在臉書流行之前很久就已經存在，而且這種黨派敵意在較年長的美國人當中也一樣強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年長者訪問網際網路的時間相對較少（他們看有線電視新聞的時間較多）。催生虛假極化的並不是社交媒體，責任主要在於傳統大眾媒體、政客以及危機行業的其他人：他們用尖厲的聲音不斷嚇唬公眾，並妖魔化任何不贊成他們就新近危機所提解決方案的人。看他們每天每月、每時每刻相互抨擊，會產生和每晚看犯罪報道相同的效果。你開始相信問題比實際情況更糟。

你無法阻止專業恐懼販子從事他們的工作，也無法阻止他們傳播的訊息觸動大腦中的古老區域，但你可以從一開始就不看他們。我們將負面偏差與積聚卡路里的衝動進行過比較：在人類祖先生活的稀樹草原上，兩者都是適應性行為，但在今天的環境中卻很有問題。「大豐盛」導致人類的腰圍大大增加，因為有太多讓人發胖的食物整天誘惑著我們。食物的豐富，加上聯邦政府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以碳水化合物代替脂肪的可疑建議，導致肥胖率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大幅攀升。但這一趨勢在過去15年裡有所緩和，肥胖率實際上已經連續數年下降，因為許多美國人開始改變自己的飲食結構。他們食用更多堅果、穀物和水果，並減少了汽水和其他含糖飲料的攝入量。在我們撰寫的關於自我控制的《意志力》一書中，我們指出，垃圾食品很可能是一種最難抵禦的誘惑，但人們正在學習如何抵禦它。

我們希望在資訊消費方面看到類似的趨勢，看到人們選擇「低壞飲食」。兜售「壞」的商販並不比賣垃圾食品的商販更具誘惑力。我們使用兩種基本方法，即最小化負面和突出正面來應對個人關係和商業中「壞」的力量，這些方法也能夠幫助我們克服扭曲政見和民意的負面偏差。發生校園槍擊或恐怖襲擊時，不要在電視直播中沉迷好幾個小時。當政客和專家相互攻擊時，換個頻道。如果你設法遵循「四比一定律」，每看一則負面報道，就看四則正能量報道，你花在新聞頻道上的時間就會少得多。這需要一些努力，但正變得越來越簡單，因為我們有了許許多多新的選擇。

舊媒體就像大呼小叫地報道最新犯罪或醜聞的小報。新媒體則如喬治·吉爾德所預測的那樣，更像是一家書店，裡面有成千上萬冊圖書，吸引著對各種不那麼聳人聽聞的東西感興趣的人。儘管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挖苦、洩憤和狂噴，但它其實比大眾媒體更加樂觀。我們在第八章中提到，人們更喜歡上傳自然奇觀而不是大屠殺的照片。人們結成網上社群，是基於共同的知識和文化熱情，而不是基於對政敵的共同蔑視。

他們從在youtube上講課的教授那裡瞭解歷史和宇宙學，在instagram或臉書上與老朋友共敘舊情並享受懷舊的樂趣。他們點開書籍和長文的連結，瞭解科學進步和文化創新。通過仔細選擇網友和篩選訊息來源，你將以更陽光也更準確的視角看待世界。你會發現，好事與壞事的比例遠遠大於4∶1。

每一項新技術都會帶來新的問題，但我們確信，數字革命帶來的好處將遠遠超過其造成的代價。「大豐盛」年代最優良的傳統是將人們從中央集權中解放出來，讓他們自由地開展實驗並分享創新。社會上總會有愚蠢行為和道德恐慌，但個人可以學會獨立思考。這就是我們寫作本書的原因。

我們抱有與蘇格蘭記者查爾斯·麥凱（charlesmackay）相同的樂觀態度，他早我們很多年發現了「危機的危機」。麥凱並沒有使用這個標籤，但他在經典之作《大癲狂：群體性狂熱與泡沫經濟》（extraordinarypopulardelusionsandthemadnessofcrowds）中清楚地提到了這個問題。該書出版於1841年，討論了歷史上激起獵巫、經濟投機泡沫、世界末日恐慌和其他「大眾愚昧」的狂熱。麥凱沒有提供太多診斷方法（社會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多年後才建立起關於負面偏差和社會愚昧的理論），也沒有裝模作樣地提出任何宏大的政治解決方案。他沒有提議重塑社會。他的目標和我們一樣，是啟發他的每一位讀者。

他寫道：「常言道，人從眾思考，也將從眾瘋狂，唯有獨立思考，才能逐一緩慢恢復理智。」

我們都受到負面效應的影響，但我們可以一個一個地步出陰影。每個人都可以克服負面效應，或者把它變成我們自己和社會的優勢。這就是生命日臻完善、文明日趨進步的方式。「壞」比「好」更強大，有時似乎堅不可摧，但我們相信，「好」一定會佔據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