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問題以及自由繁榮的最大障礙是「危機販子」對負面偏差的利用。末日預言家不斷煽動恐懼，深刻扭曲了公眾對現在和未來的看法。他們通過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脅來引發恐慌反應，他們製造的問題遠遠超過了他們解決的問題。其結果便是我們所說的「危機的危機」。
不論你在消化今天的壞訊息，還是思考人類的未來，我們都建議從三項假設出發：
1.世界似乎總處於危機之中。
2.危機永遠不像聽上去那麼可怕。
3.危機解決方案可能很容易使情況惡化。
沒錯，世界上是有一些真正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我們確信，最大的問題以及自由繁榮的最大障礙是「危機販子」對負面偏差的利用。這是負面效應造成的最惡劣的社會後果。末日預言家不斷煽動恐懼，深刻扭曲了公眾對現在和未來的看法。他們通過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脅來引發恐慌反應，他們製造的問題遠遠超過了他們解決的問題。
其結果便是我們所說的「危機的危機」。當然，我們並不想嚇唬任何人，讓讀者以為這是人類生存的全新威脅。由於危言聳聽者整日在媒體上叫嚷，現代社會負面資訊的彈幕尤為密集，尤為迅猛，但長久以來，人們一直容易受到危機販子的影響。1918年，早在有線電視新聞和網路出現之前，h.l.門肯（h.l.mencken）便將公共話語描述為「種種狂熱的論戰」，並敏銳地覺察到政治和公共政策中的根本問題。
門肯寫道：「政治實踐的全部目的就是沒完沒了地用各種妖魔鬼怪恐嚇民眾，讓民眾保持警惕（並因此嚷嚷著讓政客把他們領到安全之處），而大多數鬼怪都是憑空想象出來的。」
妖魔鬼怪的具體樣貌因意識形態不同而有別，但各路政客利用的都是相同的基本認知偏差。不管政客拉響的警報事關恐怖分子、移民、新技術還是環境災難，他們都一致主張：世界正因前所未有的威脅而墜向地獄。他們渴望重現昔日的輝煌，那時公民是善良的，國家是偉大的，地球是一片淨土。他們有關世界在走下坡路的悲觀看法符合人的直覺感受，因為我們對當前的負面事件反應過度（「壞」慣有的威力），審視歷史時則又使用不同的濾鏡。如第八章所述，我們往往透過玫瑰色鏡片看待自己的過去。面對自己以外的其他事物，我們在回看時也會抱有類似的正面偏差。
我們被心理學家凱里·莫雷韋奇（careymorewedge）所說的唱片店效應愚弄了：我們的記憶就像一個唱片店，裡面存有各種各樣的新歌，但只會存最經典的老歌。他的實驗表明，人們在評價今天的文藝作品時，傾向於將其與自己年輕時最好的文藝作品進行比較。如果你從今天電臺放的歌裡任選一首，與涅槃樂隊（nirvana）或珍珠醬樂隊（pearljam）的歌曲相比較，並據以評價音樂界現狀，難免要哀嘆今天的樂壇已經告別20世紀90年代的黃金時代，開始走下坡路了。但20世紀90年代的人並不覺得當時是黃金時代。人們不僅聽涅槃樂隊的歌，也聽《疼痛而破碎的心》和《我太性感》，並將這些歌曲與披頭士樂隊和滾石樂隊引領的黃金時代相比較。同樣，當我們把今天的領導人與林肯和丘吉爾相比，或者把今天的政治口角與歷史教科書上的偉大成就進行比較時，我們肯定會覺得這個國家的黃金時代已經遠去。
這個黃金時代謬誤幾千年來一直在誤導我們。這是我們在前一章中發出警告的不良懷舊形式：把過去視為一去不復返的美好時光。這一謬誤由赫西俄德（hesiod）於西元前8世紀正式引入。赫西俄德是古希臘詩人、農民，被稱為歷史上第一位經濟學家。和今天的末日預言家一樣，他也哀嘆新技術的危險。他解釋說，人類曾經「在自己的土地上過著安逸、寧靜的生活，擁有許多美好的東西，牲畜成群，受到神靈的眷顧」。但在普羅米修斯從宙斯那裡盜走火種之後，眾神便把裝滿禍害的潘多拉魔盒帶到人間，以懲罰這項技術創新。此後，黃金時代讓位於較為低劣的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並最終讓位於現在的黑鐵時代，在這個時代，人們「永遠無法從勞作和悲傷中得到喘息」。很快，情況會變得更糟：「宙斯將毀滅這個凡人種族。」
赫西俄德為希臘寫的訃告有點操之過急，因為這份訃告比帕特農神廟和伯里克利時代還早好幾個世紀；但他比現代的末日預言家更現實，這一點還是值得肯定的。他那個時代的希臘人確實面臨多災多難的未來：被侵略者征服，經常發生瘟疫和饑荒，大多數人一輩子貧困或遭受奴役。這是工業化之前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宿命。人類一直受到《啟示錄》中四騎士，即死亡、饑荒、戰爭和瘟疫的威脅。半數兒童在5歲之前死亡。輕傷或感染可能致命。作物歉收就意味著捱餓。
幾乎人人都很貧窮。要想獲取財富，只能從別人手裡搶奪，或者逼迫他們為你幹活。農奴註定要終生勞作，以養活他們的領主。在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大陸，奴隸制都是天經地義的傳統。技術發展緩慢，時斷時續，統治者動不動就會鎮壓對現行體制構成威脅的發明和異端邪說。古羅馬皇帝扶持受過教育的精英，但不會讓普通平民分享財富和知識，波斯、印度和中國的皇帝也是一樣。中國的技術進步，比如第一臺機械鐘和大大改良的煉鐵方法，曾因官僚畏懼變革而受到壓制。
在漫長的歷史階段中，民眾的生活水平基本沒有任何變化，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歐洲出現一套革命性的思想和制度。羅馬帝國的覆滅使歐洲大陸分散成許多獨立的領地，使得學者、發明家和商人能夠自由分享知識和創新而不受帝國干預。中世紀曾被懷念古羅馬有閒階層美好生活的人錯誤地封為「黑暗時代」，但用法國曆史學家讓·金佩爾（jeangimpel）的話說，中世紀其實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創新時代之一」。他認為中世紀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古羅馬經濟由奴隸的勞動驅動，而中世紀的工程師們在歐洲各地修建水壩，建造效率較高的新型水車，以便利用自然力。風車廣泛使用，並被用於排幹低地諸國沿海地區的水。日耳曼「野蠻人」發明了一種大幅改良的鋼材。維京人在造船和航海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機械鐘和眼鏡問世了。得益於輪作技術的進步以及耙和一種新型重犁的發明，農業生產力大幅提高，因此普通人比古羅馬時代吃得更好，身體也更健康。
中世紀的修道院促進了研究和創業，因為它們像現代公司那樣生產和銷售產品，修道院院長相當於執行長。義大利北部城邦的商人和銀行家引領了一場商業革命，使商品和催生文藝復興的思想實現了跨國交流。在義大利的城邦被外國君主控制之後，商人和藝術家紛紛遷往低地諸國。後來，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對市民的盤剝又促使創業資本轉移到英國，在那裡，君主權力受到法律限制，科學家、工程師和資本家聯手推動了工業革命。
人類由此進入了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經濟學家迪爾德雷·麥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用「大豐盛」（greatenrichment）一詞描述19世紀和20世紀令人驚異的財富大爆炸和自由的大拓展。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裡，人類的平均收入一直停滯不前，但過去短短兩個世紀便增長了10倍。工業革命使人類無須征服或奴役他人便能創造大量財富。哲學家和神學家早就認識到奴隸制的道德罪惡，但廢奴運動直到機器能夠取代奴隸之後才形成氣候。新技術通過商業化走向大眾，減輕了每個人的負擔，把普通民眾變成了有能力要求新的普遍權利和自由的中產階級。兩個世紀之後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人都生活在日益繁榮的民主國家。
「四騎士」的威脅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小。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奇蹟阻擋了死亡：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壽命翻了一番。戰爭仍在一些國家肆虐，但如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很可能生活在歷史上最和平的時代。普通人所面臨的因戰爭或其他形式的因暴力而死亡的威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小。未來發動戰爭的動機已經減弱，因為各國不再迫切需要從鄰國奪取財富或農田。儘管人口在增長，但北美和歐洲長期以來一直在退耕還林還草，因為農民可以用更少的土地養活更多的人，預計世界其他地區也將出現這種趨勢。
遭受饑荒和瘟疫折磨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少。據估計，20世紀全球只有一半的人獲得充足的營養，而今天這一比例達到近90%。現在很多地方最大的營養問題是肥胖。自1950年以來，全球在抗擊疾病方面取得極大進展，貧窮國家人口的預期壽命增加了30年——這是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階段。世界各國的識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在上升，人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閒暇。在19世紀中葉，典型的英國男性從10歲開始到50多歲去世，每週工作逾60小時，而且沒有年假。今天的勞動者一生享受的閒暇時間是當年的三倍，這多出的20萬小時自由時間是一份豐厚的饋贈。
衡量人類福祉的指標幾乎都在改善，唯有一項指標例外，這就是希望。我們越健康、越富有，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就越悲觀。在國際性調查中，最富有的人態度最悲觀，也最無知。奈及利亞和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受訪者都知道世界各地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他們預計未來幾十年會進一步改善。但富裕國家的大多數受訪者並不持這種樂觀態度，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人類的進步之大。
過去20年，發展中國家的兒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全球貧困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但大多數北美人和歐洲人以為這些比率保持不變或有所惡化。當被問及世界在變好、變壞還是保持不變時，只有不到10%的人說正在變得更好，絕大多數人認為情況正在惡化。
我們已經逃離了「四騎士」的魔掌，但大腦仍然受負面偏差的支配。我們的反應恰如一句古老的諺語所言：沒有吃的，只有一個問題；有很多吃的，就有很多問題。我們發現了發達國家的問題，擔心遙遠的風險。我們開始看見尚不存在的問題，社會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danielgilbert）和他的同事在2018年開展的一項研究中很好地證明了這種傾向。
研究人員給受試者看一系列彩色圓點，並要求他們判斷每個圓點是否為藍色。隨著實驗的推進，藍點出現的機率下降了，但受試者鐵了心要看出跟先前數量相同的藍點，於是他們開始錯誤地將紫點歸為藍點。當研究人員向人們展示一系列面孔，並要求他們辨別帶有威脅表情的面孔時，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隨著威脅面孔出現機率的下降，人們會進行補償，將中性面孔錯誤地歸類為威脅面孔。在最後一項測試中，受試者被要求評價一系列科學研究計劃（有些計劃明顯符合倫理，有些模稜兩可，有些則顯然不合倫理），並否決不合倫理的計劃。這次也是一樣，隨著不合倫理的計劃出現機率的下降，人們會通過否決更多模稜兩可的計劃來加以補償。
即使研究人員事先明確提醒受試者目標選項出現的機率會下降，甚至特別指示他們「保持一致」，併為準確的回答提供現金獎勵，受試者仍舊會犯錯誤。人們一旦開始尋找異常，即使異常正在消失，他們也總能看出點不對勁。由於我們的大腦更善於發現壞的異常而不是好的異常，即使生活狀況改善，我們也會不斷想象新問題。正如吉爾伯特所言：「當世界變好時，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會更加苛刻，這可能導致我們錯誤地得出結論認為世界其實並沒有變好。進步似乎傾向於把自己掩藏起來。」
吉爾伯特將上述現象稱為「普遍性導致的概念改變」（prevalence-inducedconceptchange），他認為，這有助於解釋我們在公共話語中注意到的一種趨勢。預期壽命在增加，每個人的生命所受的傳統威脅在減少，我們卻花費更多時間擔心人類面臨的假想危險。我們的祖先有充分理由害怕自己過早死亡，但他們一般不去操心其他所有人的生死存亡。我們對自己的長壽不以為然，卻一心想象恐怖主義、核武器或氣候變化對地球上的文明或生命構成「事關生死存亡的威脅」。危險的迫近程度似乎與恐懼成反比：危險越遙遠，警告越可怕。安全和繁榮的環境讓我們有更多時間去擔憂，有更多的事情去恐懼，也讓更多恐懼販子有了利用這些情緒的機會。
兜售「壞」的商販
現代世界將永遠處在危機之中，因為現代世界的財富和自由締造了一個危機產業。在農業時代，社會只能養活少數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通常依附於皇室貴族，而這些保護人不歡迎知識分子批評他們的政策，肯定也不會付錢給任何人去警告大眾。末日預言家以神職人員為主，他們有政治頭腦，深諳堅持精神危機論的價值。他們就上帝的審判日或是等待罪人的個人審判日（地獄危機）發出警告。但在工業革命之後，隨著民主和教育在歐洲的普及，新的世俗末日預言家階層出現了，圖表、理論和印刷機是他們的武器。
該階層已經發展出一個由記者、政客和越來越多來自學術界、智庫、企業和非營利團體的「專家」組成的行業。某樣東西一旦出了問題，或者至少是看起來出了問題，他們便會稱之為前所未有的威脅。他們沒有耐心分析長期趨勢，也不相信人們可能已經有了解決問題的工具。他們聲稱，沒有專家的指導，災難就無法避免。
他們利用時事激發原始的情緒，比如仇外情緒。仇外情緒事關人類祖先的生死存亡，從烏爾、傑里科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都有充分的理由修築城牆，因為城牆可以阻擋構成持續威脅的外敵。這種威脅在北美已經不復存在，但仇外的政客仍然可以煽動起在美國南部邊境修建隔離牆的熱情。70年來，美國一直是世界上的超級軍事大國，這是一個非常和平的時代，但專家們一直就「導彈差距」「脆弱視窗」或其他所謂關乎國家存亡的威脅發出警告。20世紀90年代初，由於蘇聯解體並同意銷燬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危機消停了一小段時間。但即使沒有令人信服的軍事對手，美國專家也巧妙地找到了發出警報的新理由。伊朗和伊拉克這樣的小國突然變成巨大的威脅，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後，恐怖主義被升格為一種永存的危機。與蘇聯的威脅相比，恐怖主義威脅算不了什麼，但國防和安保支出還是在增加。
危機販子就算不擔心外敵，也總能在國內找到敵人，他們通常會挑出某一不受歡迎的群體。負面偏差對美國社會科學界最珍視的一種觀點——「接觸假說」產生了不幸的影響。接觸假說認為，群體之間的偏見可以通過讓群體相互接觸來克服。社會科學家的想法相當合理，他們認為，對外部群體的偏見是由無知造成的，因此，人們一旦瞭解了外部群體，這種偏見就會克服。但當研究人員通過研究種族多樣性較高的社群來檢驗這一假說時，卻發現情況恰好相反，不同群體比鄰而居的社群偏見程度更高。
近年來在美國和澳大利亞開展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釋。如接觸假說所預測的那樣，與澳大利亞原住民等少數族裔互動最積極的白人的種族偏見確實有所減弱。但是，儘管白人與少數族裔之間的接觸大都是積極的，人們的判斷仍會被「壞」的力量扭曲。每一次負面接觸產生的影響都比正面接觸大得多，以致產生了負面的總體效應：你與少數族裔接觸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偏見。假設你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或澳大利亞人，住在移民家庭經營的商店隔壁，你在商店購物時可能會與移民家庭有很多正面接觸。但是，如果你被少找了零錢，或者這家人十幾歲的孩子曾在人行道上搗亂，區區一次負面接觸就會給你留下很大陰影，成為你與鄰居談論的那種負面八卦。
這些發現當然不是支援社群隔離的理由。另一些研究表明，當愉快的互動多到足以壓倒負面互動時，偏見是可以克服的。我們從中得出的教訓是，任何社群的人都需要牢記「壞」的力量，並彌補其造成的影響。當我們評判外部群體成員，特別是被多數人汙衊的群體的成員時，這一教訓同樣適用。負面偏差使我們易將個體的冒犯迅速概化為對整個群體的憎惡——然後便會去尋找更多冒犯者。獵殺女巫的本能很容易被激起。
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經常把道德恐慌解釋為異常現象，並將其歸因於社會動盪和經濟低迷，但事實上，景氣時期和不景氣時期都會發生道德恐慌。傑西·沃克（jessewalker）在講述大眾妄想史的《美利堅妄想國》（theunitedstatesofparanoia）一書中記錄了一系列永不消停的道德恐慌和瘋狂陰謀論，而延續這些恐慌和陰謀論的不僅僅是邊緣群體。這類論調針對少數群體，但經常被多數人接受。主流神職人員和記者在18世紀講述關於邪惡衛理公會教徒和震教徒的可怕故事，到了19世紀，他們又開始談論同樣邪惡的天主教徒和摩門教徒。當然，今天的物件是穆斯林。移民潮向來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構成威脅，不論移民是德國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中國人、日本人、拉美人還是阿拉伯人。
道德恐慌一旦發生，政客便會遵循一種經典的非理性思路：「必須採取行動。問題非同小可。因此必須做點什麼。」但政客極少關心解決方案能否帶來益處，也不關心歷史經驗是否表明，解決方案反倒會把情況弄得更糟。不妨思考一下近年來政界對阿片類藥物相關死亡人數增加的反應。社會上一直有人存在藥物濫用傾向，但政客和記者不關心如何為濫用者提供治療，也不關注深層社會原因，而是不斷試圖消滅碰巧引起關注的藥物，期望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以往開展的打擊大麻、海洛因、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和其他毒品的運動已將數百萬美國人送進監獄，花費超過一萬億美元，但這些毒品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易獲得——黑市價格幾十年來一直在下降。與此同時，毒品變得更加危險，因為黑市的物流因素促使毒販出售濃度更高、藥效更強的品類，這就像美國禁酒時期取代啤酒的浴缸杜松子酒。因此，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科因（christophercoyne）和阿比蓋爾·霍爾（abigailhall）得出結論認為，美國開展的長期毒品戰導致毒品攝入過量的情況不降反增。
但在圍繞阿片類藥物致人死亡的恐慌中，這些教訓被忽視了。負面效應占據了主導地位。阿片類處方藥為患者帶來巨大福音——至少有5000萬美國人飽受慢性疼痛的困擾——但大多數記者更喜歡糾纏於一小部分患有藥物濫用障礙的人。只有少數記者能夠冷靜地看待問題，比如《理性》雜誌的雅各布·蘇魯姆（jacobsullum）和《科學美國人》雜誌的瑪婭·薩拉維茨（maiaszalavitz）。兩黨的政客都投票決定限制阿片類藥物處方。特朗普的一句話可以概括政客對使用阿片類藥物的看法：「阿片很容易上癮。病人手斷了進醫院，出院時已經吸毒上癮了。」
事實上，醫學期刊上刊登的對患者的追蹤研究以及聯邦政府年度全國藥物使用和健康調查顯示，患者成癮的機率可能不到1%或2%，而死亡風險就更低了。全國藥物使用和健康調查一再表明，大多數濫用處方止痛藥的人並不是從醫生手裡獲得藥片的。因過量服藥而死的典型受害者往往有酒精或藥物濫用史，通常還有精神疾病史，他們非法獲得止痛藥，因將止痛藥與酒精、鎮靜劑、可卡因、海洛因或其他危險物質混合服用而死亡。紐約市衛生局的統計資料顯示，97%的服藥過量致死案例涉及至少兩種物質。
對阿片類藥物處方的打擊使患者更難獲得適當的止痛藥，卻沒能阻止另一些人濫用這類藥物。由於黑市上可獲得的處方藥越來越少，這些人轉向更為致命的替代品，如海洛因和芬太尼。2010—2017年，阿片類藥物處方總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而與阿片類藥物相關的死亡人數卻增加了一倍以上。煽動危機導致死亡人數每年增加2.5萬人，還導致數百萬患者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
危機行業的另一可靠生意來源是技術恐懼，這就是為什麼恐懼販子總會看到下一個潘多拉魔盒。在19世紀，《紐約時報》擔心電燈會損傷視網膜；英國醫生曾警告，乘坐火車會造成腦損傷（由顛簸和震動造成，據說這些顛簸和震動害處極大，乘客可能會突然變成兇暴的「火車瘋子」）。今天的危言聳聽者並沒有掌握更多令人信服的證據，但他們警告說手機和轉基因食品會導致癌症。他們會援引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等聯邦機構所遵循，並載入歐盟和聯合國法律文書的審慎原則，也就是：不應引入任何技術，除非這種技術先被證明安全可靠。這種形式原則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提出，但它本質上與中國古代官僚壓制機械鐘時遵循的信條相同，也和那套做法一樣與科技發展背道而馳。如科學記者羅納德·貝利（ronaldbailey）所言，審慎原則最準確的陳述方式是：任何事情都不要第一次做。
危言聳聽者挑撥農村人與城市人之間的關係（造就了美國目前的紅藍割裂局面），並推動階級鬥爭（工業革命締造的另一種新事物），以喚起古老的部落本能。在人人都很貧窮的漫長曆史時期內，要想利用階級分化是很困難的。但由於「大豐盛」提高了收入，締造了新的社會階層，便有了新的恐懼和仇恨可以利用。作家威廉·塔克（williamtucker）認為，有兩種煽動手段一直都很靈驗：一種是告訴窮人富人太有錢，另一種是告訴富人窮人太多。眾所周知，第一種手段引發資本主義的危機，導致許多國家消滅了資本主義。另一種手段已被一批知識分子利用，最先利用這種手段的是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馬爾薩斯是英國牧師，他擔心英國人口出現激增，因為人類的預期壽命在工業革命期間有所提高。1798年，馬爾薩斯根據數學計算頗有把握地宣佈，由於人口增長必然超過糧食的增長，註定會有大批人遭受飢餓之苦。
事實與馬爾薩斯的預言恰好相反，卻沒能阻止其他學者一遍遍重犯他的錯誤。負面偏差矇蔽了他們，使他們看不到良好的長期趨勢。在20世紀，「大豐盛」使發展中國家人口激增，於是，自20世紀40年代《被掠奪的星球》（ourplunderedplanet）和《生存之路》（roadtosurvival）等書籍出版以來，各路暢銷書便紛紛預測全球將發生饑荒。1972年，一群「羅馬俱樂部」的著名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建立了計算機模型，預測食品和能源短缺將導致全球「人口爆炸」。暢銷書《人口炸彈與富裕的終結》（thepopulationbombandtheendofaffluence）的作者、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ehrlich）讓這種情境廣為人知。1970年，埃利希擔心包括6500萬美國人在內的全球41億人會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滅絕」中喪生。
1977年，埃利希和一位名叫約翰·霍爾德倫（johnholdren）的學者在生態學教科書中寫道，政府有權為避免大批人捱餓而限制家庭規模。書中討論了「非自願生育控制」方法，包括在青春期少女皮下植入「絕育膠囊」，只有取得「官方許可」才可移除。作為一項知識型事業，人口危機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和歐洲的學者、記者、活動家和捐贈者推動的，是具有西方色彩的現象，但承受人口危機論後果的卻是世界其他地區。這種魯莽的末日預言觸發了20世紀一些最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拉丁美洲、孟加拉國和印度的數百萬婦女接受了絕育手術，而且通常是強制性的。
看到全球饑荒並未如期而至，埃利希和霍爾德倫推遲了日期。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警告說，到2020年，氣候變化造成的饑荒可能導致全球10億人死亡，而霍爾德倫2009年在白宮科學顧問任命聽證會上被問及相關問題時，還堅稱這種可能依然存在。從今天的情況來看，霍爾德倫的預測水平和以往一樣差勁。據估計，自2010年以來，全世界一年只有不到4萬人遭受饑荒之苦——這是有記載以來的最低數字，儘管從馬爾薩斯的時代到現在，全球人口已經增長了7倍。此外，近年來非洲雖然有人在饑荒中死亡，但這並不是由糧食普遍短缺所致，而要歸咎於內戰，因為在內戰中，敵人故意讓對方捱餓。
霍爾德倫的錯誤預測和消滅基本人權的企圖並未妨礙他當上總統科學顧問，甚至沒有引起太多注意。同處於末日預言陣營的記者照例給這位同行行了方便。政治學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tetlock）系統追蹤了學者、專欄作家和其他收取報酬的公共預言家所做的近3萬項預測，他發現，在危機行業，錯誤預測極少會葬送一個人的事業。他報告說，這些專業人士的預測準確率比純粹瞎猜高不了多少（用他的話說是，就像「投飛鏢的猩猩」），事實上比一些普通人的預測更不靠譜。專家們以自信和誇大其詞彌補了準確性的欠缺，這就是他們的話被不斷援引的原因。在危機行業中，記者、政客以及向記者和政客提供可怕預測的專家相互依存。記者需要聳人聽聞的故事，政客需要競選議題，專家需要知名度、聲望和經費。
我們把這些群體稱為「壞」的商販，但他們竭盡全力兜售「壞」並不只是為了錢。他們中有許多人真的感到了危機。最有說服力的末日預言家是那些相信自己預言的人。小雞真的相信天要塌下來。問題不在於小雞是否真心相信，而在於它對落到頭上的橡子的誤判和處理問題的計劃。
小雞和其他動物非常害怕這個想象中的妖怪（門肯的說法），對安全的渴求促使它們跑到狐狸的洞穴裡尋找避難所，結果狐狸立即就把它們吃了。這就是這個故事的警示教訓，這個教訓也適用於「危機的危機」。世上有很多飢腸轆轆的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