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人都傾向於「更頻繁、更多樣、更輕鬆」地使用正面詞語而非負面詞語，波麗安娜式的樂觀傾向是普世人性。人們禁不住要閱讀有關醜聞和槍擊事件的報道，但人們更喜歡分享令人歡欣鼓舞或者激發敬畏之情的文章。人們以積極方式應對創傷，從而變得更善良、更堅強、更關注生活中的樂趣。
「波麗安娜原理」並沒有那麼討厭。這是一種具有堅實理論依據的強大心理效應。研究表明，我們天生擁有防禦負面效應的能力——一些能力無意識地發揮作用，還有一些可以有意識地調動。「波麗安娜原理」只是碰巧得名於一本甜膩小說中招人厭煩的主人公。
波麗安娜是埃莉諾·h.波特（eleanorh.porter）1913年創作的小說《波麗安娜》（pollyanna）的主人公，是一位聖徒般的孤女，她遭遇了一連串無端的殘忍、隨機的悲劇、荒謬的巧合，卻保持著匪夷所思的樂觀態度，她還與跟她一樣缺乏真實感的人物展開了令人尷尬的對話。不過，這些都沒有阻止《波麗安娜》立即成為暢銷書。這部小說很快推出續集，被改編成百老匯轟動一時的熱劇，當時十幾歲的海倫·海耶斯（helenhayes）憑藉該劇開啟了表演生涯。
電影製作權以在當時算得上天價的11.5萬美元賣給了有「美國甜心」之稱的影星瑪麗·皮克福德（marypickford）。皮克福德自己製作電影，時年27歲的她還親自飾演12歲的波麗安娜。劇本被安排給另一位好萊塢頂尖人才弗朗西斯·瑪麗昂（francesmarion）編寫。瑪麗昂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她們兩個女人都被小說中的傷感場景和悲情嚇壞了。她回憶說：「我們繼續機械地拍攝我倆都覺得噁心的電影。我討厭寫，瑪麗討厭演。」
但波麗安娜又一次取得了勝利，1920年的那部電影轟動一時，波麗安娜成為皮克福德演藝生涯中的決定性角色。在1960年迪士尼版電影中飾演波麗安娜的海莉·米爾斯（hayleymills）也是一樣。「波麗安娜」系列小說的生命現已延續了逾一個世紀，圖書銷量達到好幾百萬冊，併為更多的電影、電視劇、棋盤遊戲、漫畫和其他作家編寫的十幾部續集提供了靈感。
波麗安娜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她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一種克服負面影響的心理策略。波麗安娜對自己處事之道的描述可能有些招人厭，但研究者所說的「波麗安娜原理」是一種真正的洞見。
小說中的波麗安娜很早就展現出這種洞見。那是在她來到位於佛蒙特州小鎮的姨媽家後不久。姨媽是個令人討厭的人，獨自住在一座大宅裡，她冷冷地向波麗安娜打招呼，然後領她上樓，小女孩看到一間間空臥室裡的豪華地毯和傢俱，感到驚訝不已。後來，波麗安娜發現自己被安排在閣樓的一個小房間裡，牆壁上空空如也，也沒有窗簾，但她很快就看出這個房間的好處：沒有什麼會分散她對窗外景色的注意力！波麗安娜向她姨媽的僕人解釋說，她在玩已故父親在西部傳教點教給她的一種遊戲。最開始玩這個遊戲是在一些捐贈物品運抵傳教點的那天。波麗安娜想要一個洋娃娃，但在那批物品中，給孩子的東西只有一對小柺杖。她感到失望，直到父親教導她要始終尋找快樂的理由：慶幸你不需要拐杖！
波麗安娜把這個快樂遊戲教給她的新鄰居。快樂遊戲迅速點亮了鎮上每個人的生活，就連刻薄的姨媽也學會了微笑，並得到應有的獎勵：找了個很棒的老公。波麗安娜在被車撞傷並雙腿癱瘓之後遭遇了短暫的信仰危機，但隨後又振作起來，在小說結尾，她奇蹟般地站起身走起路來。說到這裡，你就能明白這部電影為什麼會讓皮克福德和導演格里菲斯等其他好萊塢名流感到震驚。格里菲斯稱之為「有史以來銀幕上最不道德的故事」，因為它是「由鍍金的瞎話構成的錯誤哲學」。
但這不是瞎話。作為藝術，《波麗安娜》確實有些俗氣；但是作為科學，快樂遊戲一點也不壞。
好話的力量
如果你手頭有一支筆或一個鍵盤，在閱讀下一段之前，不妨先試著做一個練習：在20秒時間內，快速列出與情緒有關的詞語。
除非你已經受到波麗安娜的影響，否則你的清單中很可能包含更多與壞情緒而非好情緒有關的詞語。在芝加哥、墨西哥城和六個歐洲國家進行的研究表明，人們總是列出更多諸如「憤怒」「害怕」這樣的詞，而不是像「快樂」這樣的詞。，一些學者在仔細研究各種語言的詞典之後得出類似的結論：表示壞情緒的詞要比表示好情緒的詞多得多。語言中的這些負面偏差憑直覺便可以理解，因為我們知道「壞」的力量更強大。人們更關注負面情緒，自然會以更多方式描述它們。但人們更常使用哪一類詞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與直覺不太相符。
研究人員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當時處於大蕭條期間，聯邦政府正想方設法讓人們重返工作崗位。一些失業的學者受聘統計書籍和其他出版物的字數。他們發現，「好」這個詞出現的頻率是「壞」的5倍，「較好」出現的頻率是「較壞」的5倍。「愛」和「甜」這兩個詞的使用頻率是「恨」和「酸」的7倍。提及幸福之處比提及不幸福之處多得多，比例高達15∶1。之後的研究人員對十幾種其他語言進行了小規模研究，並發現了類似的正面偏差。心理學家傑裡·鮑徹（jerryboucher）和查爾斯·e.奧斯古德（charlese.osgood）對上述證據進行調查之後，於1969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波麗安娜假說》（thepollyannahypothesis）的論文，該論文提出，世界各地的人都傾向於「更頻繁、更多樣、更輕鬆」地使用正面詞語而非負面詞語。
他們寫道：「我們猜測，波麗安娜式的樂觀傾向是普世人性」，但該假說直到大資料時代才得到驗證。2012年，佛蒙特大學一個應用數學家小組發表了一份分析報告，對約30萬首歌曲、《紐約時報》的200萬篇文章、300萬本圖書和8億條推文中的5000個最常用的英語單詞進行了分析。研究人員發現，儘管我們對負面事物更為敏感，但波麗安娜效應在所有媒體中均佔據主導地位。甚至在充斥著戀人哀嘆的歌曲中，正面詞語與負面詞語的比率也在2∶1左右。推文中的正向性比率接近3∶1，書籍和報紙文章中的正向性比率更是接近4∶1。
隨後，佛蒙特大學的數學家進一步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更廣泛的資料。他們與非營利機構mitrecorporation的研究人員合作開發了一種名為「快樂計量儀」（hedonometer）的計算機演算法，對涉及10種語言的文本中的情感內容進行衡量，這些文本包括圖書、新聞報道、歌詞、影視劇本、網站和社交媒體帖子。樂觀傾向同樣在每一種媒介和每一種語言中佔據主導地位。即便像《白鯨》和《罪與罰》這樣情感陰鬱的小說，總體來看也是正面詞語多於負面詞語（儘管結尾部分肯定是令人沮喪的）。
既然波麗安娜假說已經得到證實並升級為波麗安娜原理，下一個問題便是為何會存在這種現象。
有一種可能的解釋非常簡單，這就是「好」比「壞」更常見，所以我們有更多好事可聊。「快樂計量儀」的分析顯示，就連擅長傳播壞訊息的報紙其實也相當積極，因為令人沮喪的全球時事報道總是被刊登體育賽事捷報、藝術成就、慈善捐獻、奠基儀式、婚禮和授獎的其他版面蓋過。我們在前文中指出，日記研究表明，好日子與壞日子之比一般為3∶1，因此生活中的好事多於壞事。
但日記研究還表明，壞日子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如果今天過得不好，明天會有較大可能也過得不好，但好日子產生的影響並不會延續到下一天。其他研究人員發現，當人們被問及生活中經歷的好事和壞事時，他們會花較多時間思考壞事，用較長時間講述壞事。新聞編輯知道，人們也會花更多時間閱讀恐怖報道而非正能量的特寫。因此，僅用好事發生的頻率並不能完全解釋我們為什麼不斷使用正面詞語。正如鮑徹和奧斯古德在1969年提出波麗安娜假說時所推測的那樣，鑑於我們對「壞」格外關注，似乎還有其他東西促使我們保持樂觀態度。
他們問：「為什麼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大多數人大部分時間都在談論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答案當然不僅限於心理語言學本身，而是涉及人類社會結構的性質，以及這些結構得以維持的條件。如果人類群體的成員不斷尋找、不斷談論生活中及鄰里間的醜陋事物，很難想象這一群體能長久維繫關係。」
突出積極方面有一些明顯的社交益處。人們喜歡被恭維，愛聽好話，並且認為樂觀的人有魅力。研究人員發現，通過以數碼方式修改照片中的面部表情，在面部新增微笑，能夠讓旁觀者認為照片中的人更有吸引力、更慷慨、更健康、更友善。積極的語言也會帶來同樣的裨益。在第四章中，我們注意到評論家面前有兩種選擇，一是做出給人以「冷酷但睿智」之感的負面評價，二是做出給人以「友善但乏味」之感的正面評價。表現友善通常是最好的社交策略，至少適用於專業批評家以外的人。
不論當面交談還是網上交流，展現積極態度都會讓你更顯親和，也能讓聽眾更加振奮。研究人員通過追蹤推特賬號的熱度發現，傳送積極的推文能夠比傳送消極的推文吸引更多關注者。另一項研究表明，推特使用者所發推文的基調往往取決於他們所見推文的內容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但使用者更渴望採用樂觀的主題。雖然消極的推文吸引了更多的即時關注（它們會被更快地轉發），但事實證明，積極的推文從長遠來看更受歡迎，傳播範圍也更廣泛。這些推文被轉發的頻率是消極推文的兩倍，被點讚的頻率是消極推文的五倍。備受媒體關注的推特大戰並不是常態。有些人喜歡在網上爭吵（主要是政治階層，我們稍後會討論這個群體），但大多數人更喜歡突出積極的一面。
當然，消極的推文或帖子比積極的推文或帖子影響更大，這就是為什麼一些網站仍然很容易讓人心煩。在各大主要平臺中，youtube讓人情緒低落的可能性最低，至少按照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的說法是這樣。該學會通過調查少年和青年人等最重要使用者，對各種社交媒體平臺進行了比較。這些使用者在訪問youtube一段時間之後報告了許多積極情緒，而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情緒。鑑於他們觀看和相互分享的內容，這種現象很好理解：政治新聞或其他新聞數量較少，而音樂影片和電視秀佔了大部分，以及其他流行內容，比如影片教程、漫畫、搞笑表演、勵志故事和家庭影片（包括許多可愛的動物）等。總體而言，youtube減輕了他們的焦慮感、抑鬱感或孤獨感。
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也產生了一些益處，使使用者擁有更強的社群歸屬感和來自朋友的情感支援。但這些平臺上的同儕壓力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臉書、snapchat（色拉布）和instagram（照片牆）上展現他人美好生活和完美體形的照片，引發了嫉妒與憂慮混合的「錯失恐懼」（fearofmissingout，fomo）以及對身體形象的焦慮。最容易引起身體形象焦慮的平臺是instagram，原因顯而易見：instagram已經成為營銷平臺，名流和模特在上面炫耀自己花大價錢塑造的身材，私人教練則會發布那些似乎住在健身房裡的達人的照片激勵你健身。一些研究人員報告說，這類圖片讓人們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滿，但我們必須客觀看待這些研究結果。
我們需要警惕「弗雷德里克·沃瑟姆效應」（fredricwerthameffect）。該效應得名於紐約的一位精神病醫生，他的拙劣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曾引發對青少年閱讀偏好的道德恐慌。他撰寫的《引誘無辜》（seductionoftheinnocent）一書被《讀者文摘》濃縮為一篇題為《漫畫書——為違法犯罪提供藍圖》的文章。美國國會就此舉行了多場聽證會，各地還頒佈了數十項地方性禁令。最終，漫畫書恐懼被證明毫無根據，但研究人員和記者一直在重犯沃瑟姆的錯誤。他們倉促得出結論認為，年輕人正在被電視、搖滾樂、說唱、電子遊戲等新的禍害腐蝕。如今，社交媒體也躋身禍害之列，人們指責社交媒體造成了種種危害，比如所謂「臉書抑鬱」和「照片牆嫉妒」。
將社交媒體與孤獨、焦慮和抑鬱聯絡在一起的研究受到傳統媒體的關注，但許多聳人聽聞的結論建立在不甚可靠的相關性和實驗之上。與此同時，一批嚴謹的研究得出了更多令人欣慰（但宣傳報道也較少）的結果。研究人員報告稱，社交媒體使用者實際上擁有比其他網際網路使用者更緊密的人際關係，心理也更健康，社交活動的增加並沒有加劇抑鬱或導致更多其他心理和行為問題。一些使用者確實會有負面情緒，但他們往往是那些已經被不安全感困擾的人。
毫無疑問，年輕人在網路世介面臨同儕壓力、敵意和排斥，但在現實世界中，他們一樣得時刻面對這些問題。心理學家克里斯托弗·弗格森（christopherferguson）在回顧與社交媒體有關的研究之後得出結論認為，網路的危害被誇大了——年輕人仍然主要受線下同齡人和線下互動的影響。弗格森對有關體形的研究進行了薈萃分析，發現社交媒體上的圖片不會顯著影響男性對自己身體的滿意度，而只會對部分女性，也就是已經相當擔心這個問題的女性產生微弱影響。
我們從中得出的教訓是，不應當逃避社交媒體，而是應當明智地使用它。研究人員在分析網路社交規範和使用者感受之後發現，大多數人認為，在「積極但誠實地」展示自己的同時避免侮辱他人是一種責任。，研究人員還發現，這也確實是一種獲取成功的策略。釋出更多積極資訊的人被認為更有吸引力，從而能夠獲得更多社會支援，因而感覺更快樂；而釋出消極資訊的人得到的鼓勵則較少，最終可能感覺更糟。
因此，釋出積極的內容，關注積極的人，訪問積極的網站會帶來益處。如果你缺乏安全感，不妨少花點時間看精心擺拍和修過的明星和模特照片，多花點時間看朋友和家人的照片。如果有一些朋友老是發讓人產生「錯失恐懼」的度假照片，你應該慶幸自己可以隨時取消關注。要保持積極心態，不妨關注那些傳播樂觀情緒、斯文有禮的人，而不要關注憤怒或刻薄的人。社交媒體上有很多快樂的小天地。
大眾媒體的那句老話「無流血，不頭條」並不適用於社交媒體。人們閱讀的內容與分享的內容之間有很大差別。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分析了《紐約時報》在6個月內通過電子郵件分享得最多的報道，結果發現負面報道被分享的可能性低於正面報道。人們禁不住要閱讀有關醜聞和槍擊事件的報道，這類報道通常位居瀏覽排行榜榜首，但人們更喜歡分享令人歡欣鼓舞（比如《驚喜的新來者愛上了這座城市》）或者激發敬畏之情的文章（比如關於宇宙結構的新理論）。
神經學家在一項測量社交熱度的實驗中探索了我們關注的東西與討論的東西之間的差異。研究人員在受試者接觸新觀點時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描，發現最令受試者興奮的是啟用與編碼和檢索記憶相關的腦區的觀點。但後來引發最多討論的並不是這些觀點，而是啟用大腦另一區域的觀點，也就是與社會認知（對他人的認知）有關的區域。人們在決定傳達哪些觀點時，關注的不是最令個人感到興奮的觀點，而是最有可能吸引他人的觀點。
當然，人們確實會討論壞訊息，但即便如此，他們隨後也還是會進入樂觀狀態。「快樂計量儀」研究小組對全球逾1000億條推文的分析表明，在恐怖襲擊和其他壞訊息釋出之初，推特使用者的反應會變得比較消極，但隨後會出現反彈，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推特使用者使用的正面詞語也多於負面詞語。
佛蒙特大學「快樂計量儀」團隊負責人彼得·謝里丹·多茲（petersheridandods）表示：「新聞媒體上有可怕的報道，推特上也有可怕的帖子，但我們往往不會沒完沒了地談論。語言是偉大的社會技術，我們在語言的幫助下渡過難關。語言能夠為我們植入無意識的行為和思想，正面偏差似乎就是其中之一。」
這種正面偏差比我們使用的語言更為深入。它不僅僅是戴給別人看的快樂面具。心理學家還發現，我們回憶過去和看待當下的方式存在正面偏差，這是波麗安娜原理在內心的體現。我們追憶往昔，使今天的自己更加快樂。「壞」對我們產生的影響總是比「好」更強，但我們已經發明出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快樂遊戲來削弱「壞」的影響。
內心的波麗安娜
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心理學家一直尋找各種理由解釋人為什麼不快樂——而且也別奢望變快樂。心理學教科書中討論快樂情緒的筆墨不多，卻花費兩倍的篇幅討論不快樂的情緒，學術期刊中也有類似的負面偏差。心理學家強調事件的不良影響：童年記憶引發的終生神經症，創傷後壓力的持久影響，衰老的破壞性影響，還有據稱困擾所有人的死亡恐懼。
我們充其量是被困在「快樂水車」（hedonictreadmill）上不斷踩踏，因為即使好事件也無法讓我們永遠振奮。1978年對彩票中獎者的一項著名研究就說明了這一點。一開始，中彩會帶來快樂，但這種快樂會慢慢消失。一年之後，研究人員再次詢問彩票中獎者的感受，結果發現中大獎的人並不比他們的鄰居更快樂，對未來的看法也不比鄰居更樂觀。事實上，他們甚至不比另一組因事故而癱瘓的人更快樂。這一發現似乎表明，無論發生什麼，我們都被困在水車上。
「快樂水車」已成為心理學教科書中的重要內容，有關彩票的研究也成為記者的最愛。記者援引這項研究來證明大眾信仰的「彩票詛咒」，每當某個彩票大贏家離婚，陷入抑鬱、貧困或死亡時，這個詛咒總會被重提一遍。但單憑這一項研究是得不出定論的。該研究僅涉及伊利諾伊州的22名彩票中獎者，而且沒有實際衡量中頭獎如何影響他們的幸福感。研究僅僅記錄了他們在某個時間點的感受，通常是在中頭獎後的一年之內，並將他們的感受與一些鄰居的感受進行比較。研究人員自己也承認這些侷限性，並呼籲開展進一步研究，追蹤中獎者在中獎前後的感受。
針對英國彩票中獎者的幾項研究使追蹤研究最終得以完成。一些中獎者的心理幸福感在中獎後第一年略有下降，其中一些人在第一年傾向於更多地飲酒和吸菸，因為他們還不適應這種好運。但這些影響很快就緩解了，兩年之後，中獎者的心理狀況明顯好於中獎之前。彩票詛咒到此為止。金錢確實買來了幸福——這對我們這些沒有中過大獎的人來說是個好訊息，因為這意味著人未必會被困在「快樂水車」上，我們只需要想些別的辦法振奮心情就可以了。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們可以通過喚醒內心的波麗安娜來實現這一點。
研究人員正在修正有關心理創傷的傳統思想。相關思想是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計程車兵被診斷出患有「炮彈休克」這種新型疾病後出現的，這種疾病後來被稱為「越戰綜合徵」，並最終被冠以「創傷後應激障礙」這一更為廣義的名稱。創傷後應激障礙相當嚴重，也是負面效應的又一種表現形式。與好事件不同，有些壞事件對人的影響會持續好幾十年甚至一輩子。一個具有持久影響的壞事件，比如一場讓人無法再使用胳膊或腿的事故，可能會永久降低一個人的幸福程度。這一發現是對「快樂水車」理論的又一次打擊。
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心理學家們也注意到其他一些現象。雖然許多人（據估計至少有一半的人）在生命中某個時候經歷過創傷性事件，但大多數人並未表現出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五分之四的受害者事後並未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而且從長期來看，他們往往會變得更堅強。他們沒有留下永久的傷疤，而是經歷了創傷後成長。「創傷後成長」是理查德·特德斯基（richardtedeschi）和勞倫斯·卡爾霍恩（lawrencecalhoun）這兩位心理學家引入的一個術語，並不像創傷後應激障礙那樣廣為人知，畢竟「好」永遠不會像「壞」那樣有新聞價值，但創傷後成長卻比創傷後應激障礙常見得多。研究發現，超過60%（有時甚至是90%）的創傷受害者經歷了創傷後成長，包括那些最初表現出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
這種成長並不是創傷的結果，創傷本質上是糟糕的，並且會產生有害後果。就連《波麗安娜》的作者也無法為降臨在女主人公身上的癱瘓命運想象出一線希望。波麗安娜絕望地問道：「如果我不能走路，我怎麼可能為任何事情高興呢？」但沒過不久，當鎮上的人紛紛來到她姨媽家，告訴她生活如何因她而改變時，波麗安娜又開始玩快樂遊戲了。她回想起自己做過的好事，露出開心的笑容，她說：「不管怎麼說，我可以為自己曾經擁有雙腿而高興。」儘管瑪麗·皮克福德覺得波麗安娜的反應令人噁心，但這些反應與心理學家今天用來描述創傷後成長狀況的清單恰好吻合：對生活的領悟增加，與他人的關係加深，形成了新視角，確定了新的優先事項，人格力量增強。成長不是來自創傷，而是來自應對創傷的方式，人們以積極方式應對創傷，從而變得更善良、更堅強、更關注生活中的樂趣。
這些人運用一系列防禦手段抑制負面偏差，而這些手段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儘管一件壞事會比一件好事引發更強烈的即時反應，但負面情緒通常比正面情緒消退得快。這種「情感消退偏差」（fadingaffectbias）並不是普遍現象，憂鬱症患者的不良情緒會持續較長時間，但在追蹤人們情緒的實驗中，情感消退偏差被反覆觀察到。首先，受試者來到實驗室描述他們對最近發生事件的感受，之後，他們會再回到實驗室回憶相同的事件。到那時，他們所有的情緒都減弱了，但負面情緒比正面情緒消退得更多，那些花最多時間與他人討論壞事的人表現得尤為明顯。如第一章所述，當人們感覺自己受到威脅時，負面效應對判斷的扭曲最強。當「壞」發生在別人身上時，則不會那麼容易反應過度。因此，你可以同別人談論你的問題，你談論得越多，就越容易變換角度思考，從而有助於緩解焦慮。
不管你能否得到外界的幫助，大腦內部都有一些機制可以減輕「壞」的刺激。我們早些時候討論了其中幾種機制：罹患乳腺癌的女性抱有「積極錯覺」（她們會形成過於樂觀但有所助益的期望），婚姻幸福的配偶在評價伴侶時則傾向於抑制大腦的批判功能。人們也會建立對過去的積極錯覺。研究人員常說，我們喜歡透過玫瑰色的眼鏡回望過去，這就是為什麼老年人不愉快的記憶似乎比年輕人要少。這並不符合邏輯，因為活得更久的人顯然經歷了更多壞事，但研究人員卻反覆觀察到這種現象。例如，當嬰兒和學步兒童的父母被問及是否後悔生孩子時，許多人會很快說是。但當子女已成年的父母被問及這個問題時，他們更有可能說不，他們會說自己從來沒有後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