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想法觸發了一種基本的恐懼感或威脅感，人就可能做出情緒化和非理性的反應。前額葉皮質也能處理較為樂觀的想法，但不會產生如此強烈或迅速的影響，因為「壞」主宰整個大腦和神經系統。大腦僅在有意識尋找「好」的時候才對好人做出反應，但從來不會停止對壞人做出反應。
費利克斯·鮑姆加特納（felixbaumgartner）渴望從距離地面24英里高的氣球艙體中一躍而下。在這之前，他已是粉絲眼中大名鼎鼎的「無畏費利克斯」。他曾從世界上最高的兩幢建築上跳下；曾穿戴碳纖維滑翔翼飛越英吉利海峽；也曾站在克羅埃西亞一個深達600英尺的洞穴邊緣，一頭扎進黑色虛空，隨後又一如既往地以勝利者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
面對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平流層超音速跳躍，他並不發怵，至少一開始沒有。他興奮地來到加利福尼亞州的莫哈韋沙漠，在航空航天專家的指導下訓練。訓練場附近便是最早將超音速飛行變為現實的空軍基地。費利克斯在談及他所面臨的風險時，冷靜地列舉了任務執行期間種種可能的死法。這個輕軟的大氣球佔地40英畝，由塑膠製成，比干洗袋還要薄，可能會在上升過程中被地面風摧毀，導致他還沒開啟降落傘就墜地而亡。如果他的航天服在12萬英尺（約3.6萬米）高空的稀薄空氣中失去壓力，他的血液就會開始沸騰。但還有比這更值得擔心的事情，因為他的身體可能在下降時失控。當他加速到時速700英里（約1120千米）以上時，他身體的一部分將突破音障，而其餘部分仍將處於亞音速狀態，這可能會造成湍流，導致致命的「紅視」，即身體快速旋轉，快到血液從眼睛裡噴出。
一天下午，費利克斯在訓練時說：「我們根本不知道身體進入超音速狀態時會發生什麼。」不過他還是認為：「我確實害怕。但我已經學會控制我的恐懼，使恐懼不致妨礙我。」41歲的奧地利人費利克斯在他的傘兵和職業冒險生涯中已經從高處往下跳過2500多次，但這一次，他必須應對新的挑戰：量身定製的航天服和頭盔。在地面訓練中穿戴這些裝備時，他感到與世隔絕，因為他感覺不到外面的空氣，也聽不到任何聲音，除了自己的呼吸。有那麼一些時刻，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迫切想要脫身，但他還是保持著信心。
他說：「這是心理問題，我不擔心，因為我很擅長給自己做心理輔導，直面挑戰並加倍努力。」
當天晚些時候，費利克斯進入風洞進行了第一次飛行測試，他的出色表現似乎證明他完全有理由自信。笨重的增壓服和頭盔讓他的任何動作都顯得非常笨拙，他搖搖晃晃地進入風洞，看起來就像得了關節炎的無敵浩克，但氣流一旦將他抬離地面，他就熟練地擺出正確的下落姿勢，頭朝下呈45度角。他和工程小組都感到歡欣鼓舞，每個人似乎都清楚地看到他具備宇航員所需的關鍵素質。接下來就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了，也就是把費利克斯和他的加壓太空艙放入得克薩斯州一個空軍基地的高空艙，模擬升入空氣稀薄而寒冷的平流層的過程，這一過程要持續5個小時。
在動身前往得克薩斯的前夜，費利克斯在洛杉磯的公寓裡收拾好了行李，但那天晚上他睡不著。他一直在想：5個小時。在航天服和頭盔內禁閉那麼久，能不能受得了？天亮時他得出了答案：不可能。早晨6點，他訂了一張返回奧地利的機票，然後去了洛杉磯機場。他在機場給指導該專案的航空航天工程師阿特·湯普森（artthompson）打了個電話。
他說：「阿特，對不起，這件事我辦不到。」湯普森一開始以為他在開玩笑，隨後試著安撫他。
湯普森告訴他：「不要動，我現在去機場。」
費利克斯說：「不，我做不到。」
這時，他已經坐在機場的地上哭泣起來。他的贊助商是紅牛飲料公司，已經為這個專案投下不計其數的金錢，聘請了幾十名工程師、生理學家和技術員奮戰了三年。他辜負了所有人。他的冒險生涯到此為止。
「無畏費利克斯」終於在「壞」的力量之下屈服了。他並不害怕有朝一日進入太空，從24英里的高空跳下，但今天他卻害怕到不敢穿著航天服在地面上安全的環境中坐上5個小時。在這些年的訓練中，他成功地將恐懼隱藏起來，但恐懼一直在暗中滋長。一開始，他只是在穿上航天服、戴上頭盔幾分鐘後感到輕微的不適。接下來，他不等戴頭盔就早早開始感到恐懼。在他從洛杉磯的公寓開車前往訓練場的路上，當他看到蓋蒂博物館，知道自己距沙漠中的訓練場只有一個小時路程時，他會緊張起來。當他到達蘭開斯特郊區，看到意味著只剩15分鐘車程的帕姆代爾湖時，又會升起一陣焦慮。他開始把這個湖想象為死囚牢房的入口。
等到他走進大樓穿航天服的時候，最微小的東西都會刺激到他。更衣室裡的氖燈太亮了。他受不了頭盔上橡膠封條的氣味。他讓每個人都相信他擁有完成高難度任務所需的素質，但他裝不下去了。他寧可忍受臨陣脫逃帶來的恥辱，也不願被囚禁在那件航天服內。
為什麼膽怯佔據了上風？他剛穿起航天服訓練時宣稱的自信去哪兒了？費利克斯說不明白，但他在之前的談話中說對了一件事：這是心理問題。
膽怯的大腦
大腦為保護身體而進化。大腦構建得相當緩慢，主要是通過增加新結構而非替換舊結構，從而創造出應對新危險的新系統。神經學家已經辨明三種主要的威脅預警系統。從進化角度而言，最古老，也最簡單的系統是基底神經節系統。這些神經元簇已經在低等爬行動物身上啟用併發揮作用。它們很可能是以自動的、「硬連線」的方式執行，僅檢測標準型別的威脅並拉響警報，而這足以讓動物做出戰鬥或逃跑的反應。鱷魚可不會通過召開委員會會議、制訂應急計劃或與對方談判來應對威脅。
在進化過程中的稍晚階段出現了另一種威脅警報系統，該系統通常被稱為邊緣系統，其中包括杏仁核。杏仁核是位於大腦中部的結構，體積小，但影響力大，會在生物體面對威脅、危險和問題時觸發情緒反應。杏仁核並沒有取代基底神經節，而是與基底神經節共同運作，使生物體的理解能力進一步提高，並做出更加靈活的反應。
這些系統是在語言形成之前很久進化而成的，即使在我們並未有意識地覺察到威脅時也會做出反應。神經學家發現，一張充滿敵意的面孔會先在對方大腦的杏仁核觸發反應，之後才會引起大腦其他區域的反應。基底神經節很可能以一種先於情緒反應的方式運作，並在進化中形成過度反應。這種反應通常會讓動物在本可安全待在原地的情況下逃跑，但這種錯誤的代價遠遠低於被捕食者捕獲的代價。對如今生活在城郊的我們而言，住所周圍並沒有許多致命威脅，但大腦中的古老區域仍然以相同方式做出反應：尋求安全總好過追悔莫及。
在進化過程中的晚期階段，第三種警報系統在前額葉皮質中形成了。「前」是指該區域在大腦中的位置，它位於額葉前部，因此從進化角度看應該是相當新的東西。人類的前額葉皮質遠比其他物種發達。前額葉皮質參與只有人類才能完成（爬行動物無法做到）的各種活動，譬如邏輯推理、有意識思維和執行控制。它可以評估事件的象徵意義，包括用語言思考。因此，前額葉皮質比基底神經節系統或邊緣系統更加靈活、更加專業，同時它還可以啟用那些較老的系統。如果一個想法（比如，那個湖意味著再過15分鐘我就得穿航天服了）觸發了一種基本的恐懼感或威脅感，人就可能做出情緒化和非理性的反應。前額葉皮質也能夠處理較為樂觀的想法（比如，這套航天服將幫助我創造一項世界紀錄），但不會產生如此強烈或快速的影響，因為「壞」主宰整個大腦和神經系統。
當你觀察身邊世界時，你的注意力會自然而然地被威脅吸引。年僅8個月的嬰兒會更快地轉頭看蛇的圖片，而不是青蛙的圖片，看悲傷的臉，而不是開心的臉。當5歲的幼兒觀察一組面孔時，他們會更快識別悲傷的面孔，而不是開心的面孔，他們識別恐懼表情或憤怒表情的速度甚至更快。當成年人戴上向兩隻眼睛顯示不同影像的眼鏡時（一種被稱為「雙眼競爭」的實驗方法），大腦會用更長時間專注引起恐懼或厭惡的影像。在一次雙眼競爭實驗中，研究人員使用了一張學生的照片。看照片之前，研究人員先散佈了一些關於這名學生的八卦，比如他幫一位老婦人搬雜貨，或者他向同學扔了一把椅子。隨後，他們向一隻眼睛顯示學生的照片，向另一隻眼睛顯示一座房子的照片，測量大腦在影像之間來回切換時聚焦於每一張影像的時間。當這名學生被描述為扔椅子的人時，大腦關注他面孔的時間比他被描述為好心人時要長得多。大腦真的對善視而不見。
神經系統的這種偏差在斯特魯普測試中亦有體現。斯特魯普測試是研究大腦自動程式的經典方法，研究人員在測試中給受試者看單詞，並要求他們辨識字母的顏色。快速作答的訣竅是忽略詞語的意思，而僅關注顏色，但對某些單詞來說較難做到。如果你看到用紅色字母拼寫的「green」（綠色）一詞，你就得先推翻大腦對詞語含義的自動詮釋，所以要用更長時間才能給出「紅色」這一答案。當研究人員給受試者看錶示負面特質的詞語時，也會發生同樣的延遲。受試者對「不誠實」等詞語的反應時間要比對「友好」等詞語的反應時間長，因為大腦自動對壞的特質投入較多關注，而對好的特質關注較少。這種偏差也會影響人的記憶。當受試者事後被要求回憶儘可能多的詞語時，他們記住「不誠實」等詞語的可能性是記住「友好」等詞語的兩倍。
負面偏差甚至延伸到通過脊椎傳遞的簡單神經訊號，這些神經訊號控制著反射功能，比如當手接觸鋒利或灼熱物體時的縮手反射。縮手反射是人類和動物的原始反射，與促使生物向前移動的伸肌反射同時進化。但縮手反射比伸肌反射強得多，而且不易受到干擾。杏仁核中也存在類似的失衡。杏仁核是大腦中控制情緒的古老區域，參與一些基本程式，比如想要某些東西（在弗洛伊德時代，人們將其與「本我」這一慾望和衝動之源聯絡在一起）。杏仁核在人做評價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某種東西被認為是好還是壞取決於人想要什麼和需要什麼。當你飢腸轆轆的時候，食物顯得又好看又美味，因為它能滿足你的慾望。杏仁核參與無意識處理程式，但也會受到有意識的指令和目標影響，因此，杏仁核的反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調節。
為檢測杏仁核的靈活性，研究人員給受試者看名人的照片，同時測量受試者杏仁核的活動。當受試者被要求尋找正面圖片時，杏仁核在受試者看到喜歡的影星或特蕾莎修女時較為活躍，而在看到惡棍時則活動較少。反之，當受試者被要求尋找負面圖片時，杏仁核對阿道夫·希特勒的圖片反應更強烈。因此，杏仁核的情緒反應可以通過有意識思維和實驗者的指示來調節。但「壞」的力量仍然顯而易見。人在尋找壞的事物時，處理正面資訊的活動會減少，這表明大腦相當擅長抑制不相干的好訊息。但大腦並不擅長抑制不相干的壞訊息。大腦僅在有意識尋找「好」的時候才對好人做出反應，但從來不會停止對壞人做出反應。
即使你的處境順風順水，杏仁核也會不斷尋找光明背後的陰雲。實驗人員發現，當受試者做出一系列事關贏錢或賠錢的選擇時，不管已經贏了多少錢，杏仁核都會對潛在損失保持警惕。即便有人做對了所有贏錢選擇，杏仁核也會繼續對沒有實現的威脅做出反應。有些人對潛在危險或威脅非常敏感，他們的大腦對危險返回的每一點蛛絲馬跡不斷拉響警報，即使這些危險從未發生過。正常模式應該是，大腦通過一種被稱為「消除」（extinction）的程式停止對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做出反應，但這種逐漸消失的過程很難駕馭，因為難以分辨所避免的是真正的威脅還是不存在的威脅。如果你擔心早飯不吃甜甜圈地球就會爆炸，最後你會吃下很多甜甜圈。到目前為止，吃甜甜圈確實是有效的，不是嗎？
這種特定的恐懼可能是無害的，除非你正在努力減肥，還有一些時候，對威脅抱有本能的恐懼無疑有所助益。研究人員在讓杏仁核部分受損的人做一系列選擇時發現，杏仁核的負面偏差極強，即使在大腦受到物理損傷之後仍然具有部分保護功能。這些選擇有時以損失形式呈現：你願意支付25美分罰金，還是願意在輸贏機率各半的情況下打賭（賭贏了不會損失一分錢，但賭輸了會損失1美元）？支付25美分比打賭明智，因為從長期來看，打賭的平均花費為50美分。還有，你願意支付25美分，還是願意在有10%的機率損失1美元的情況下打賭？這時的正確選擇是打賭。即使杏仁核受損，人們一般也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將損失降至最低。但當選擇以正面形式呈現時（你更願意拿到25美分的報酬，還是靠打賭贏1美元），這些人就變成了可怕的賭徒。他們選擇了機會渺茫的投注，放棄了穩妥的賺錢機會。大腦處理好事的能力太弱了，杏仁核稍有損傷便破壞了這種能力。只有「壞」的力量才強大到足以生存下來。
大腦的負面偏差對費利克斯·鮑姆加特納那些從事狩獵採集的祖先是有益的，但對他來說卻沒有任何好處，他一看到「死囚湖」，一聞到頭盔上橡膠封條的味道，就會心跳加速。負面偏差在觸發他自主神經系統的戰逃反應。自主神經系統控制著心率、消化、排汗、性反應和排尿等基本功能，該系統的運作大多是無意識的，從而解放了有意識的思維，使之專注於更有新意、更重大的事情，比如寫詩、看電影或者做人生抉擇。但即使在人進行有意識的思維活動時，自主神經系統也會從旁協助，比如根據光線強弱調節你的瞳孔。該系統負責管理身體的能量水平，科學家稱之為「喚醒」（不要與性興奮混為一談，儘管肯定有一些交集）。費利克斯一旦被喚醒，他的腎上腺就會通過血流輸送壓力激素；他的心跳加快，呼吸變得短促，出汗增加；他的消化系統放慢速度，為他的肌肉釋放能量，但也讓他的五臟六腑產生了緊張感，進而加劇了他的恐慌。
自主神經系統既能被壞事喚醒，又能被好事喚醒，但研究人員發現，「壞」的威力照舊比「好」強大。人在應對壞事時，呼吸會變得特別急促，瞳孔會放大，而瞳孔放大是另一種喚醒跡象。受試者被要求猜測兩張撲克牌中哪一張更大時，錯誤的猜測會比正確的猜測更易引起瞳孔放大。面對金錢得失時，人們更易被潛在損失，而非潛在收益喚醒，即使在人們並未意識到恐懼時，這種偏差也非常明顯。在一項實驗中，受試者被要求在高額投注和小額投注之間進行選擇，而他們並未表現出任何有意識的偏好：受試者的前額葉皮質想必意識到這兩種投注方式的輸贏機率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相當平均地分配了投注方式。但當受試者選擇高額投注並承擔較大損失風險時，他們的心跳更快，瞳孔也放得更大。
要完成平流層跳傘的壯舉，費利克斯必須駕馭他的本能恐懼，控制他的杏仁核，並遏制自主神經系統的戰逃反應。他原以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做到，但事實上，他需要一個瞭解人類思維的人助他一臂之力。
正向思維大師
三個月之後，在機場含淚撥打電話的費利克斯又回來了，他要重新面對航天服，還要面對團隊的質疑。費利克斯的訓練師是美國空軍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老將，做過許多類似的專案。這些專案能立即篩出任何抱有這種恐懼的人，是有志成為飛行員或宇航員的申請者接受的首輪考驗之一。有時候，測試員會在申請者穿上加壓航天服並戴上頭盔之後離開房間，而不做任何解釋，也不說什麼時候回來。航天服的冷卻系統將被關閉，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航天服會越來越熱，越來越幽閉。測試員通過隱藏的攝像頭觀察，把考生在那兒留上至少一個小時，或者直到考生開始抓狂。
另一項測試是把候選人放在小而黑暗的箱子裡，讓他在那裡蜷縮24小時。費利克斯的教練中有一位名叫喬·基廷格（joekittinger）的老大爺，在20世紀50年代的箱子測試中睡得很安穩，但他的許多空軍戰友沒能通過測試。
他說：「這一關你要麼永遠過不了，要麼根本就不是個事兒。」
基廷格從沒聽說過有誰能克服這種恐懼，專案主管阿特·湯普森也沒聽說過。當費利克斯問湯普森空軍和航天局為出現幽閉恐懼症的飛行員和宇航員提供過什麼樣的培訓時，湯普森回答說：「他們的解決辦法非常簡單，直接淘汰，再找一個人。」這就是必要素質的關鍵之處：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在費利克斯返回蘭開斯特的當天，湯普森及其團隊開會討論了他們的關切。這次會議沒有邀請費利克斯參加，他在門外等待，而裡面的人在考慮讓他繼續下去的風險。會議結束時，有人向費利克斯傳達了判決：團隊對他失去了信心。他們認為，他並沒有為進入平流層做好準備，並懷疑他永遠無法做好準備。輪到費利克斯與團隊見面時，這一訊息得到了證實。他發現自己獨自坐在一側，其他人都坐在房間另一側。費利克斯既尷尬又憤怒。在25年的跳傘和定點跳傘生涯中，他一直不負眾望，但現在沒有人再相信他了。他只暴露了一次弱點，團隊就同他劃清了界限。
當他與被請來幫他解決問題的臨床心理學家邁克爾·熱爾韋（michaelgervais）坐在一起時，他並沒有感覺好多少。熱爾韋的專長是「高風險環境」。他曾為重量級拳擊手、海軍戰鬥機飛行員、職業曲棍球手和職業橄欖球運動員做過諮詢。他們第一次會面時，熱爾韋指著一把空椅子，讓費利克斯想象他兒子（費利克斯並沒有兒子）坐在那兒。費利克斯會如何向這個想象中的兒子解釋情況呢？
費利克斯覺得很荒唐：居然要跟一把空椅子對話，但他還是說起話來。這個練習的關鍵是要讓他正確看待自己的問題，從眼前的危機中後退一步，向他在乎的人解釋問題的全貌，即使這只是假想中的人。熱爾韋想看看這項任務與費利克斯的人生觀的契合之處。這項任務對他究竟有多重要？經歷這種痛苦值得嗎？熱爾韋在與運動員和戰鬥機飛行員交流時發現，他們願在恐懼中堅持不懈，承受巨大風險，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不去嘗試的痛苦。他們寧願骨折或死亡，也不願為錯失機遇抱憾終身。等到費利克斯與他想象中的兒子談完，熱爾韋確信費利克斯抱有堅定的意願，他向費利克斯承諾，他會為他指路。
熱爾韋想讓他運用一套有意識和無意識的策略，這套策略被稱為「最小化」策略，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理學家謝利·泰勒（shelleytaylor）於20世紀90年代引入。當時泰勒已因研究罹患晚期乳腺癌的女性如何形成「積極錯覺」而出名。「積極錯覺」是一些不切實際的樂觀信念，但能夠極其有效地幫助這些女性與病魔鬥爭。通過建立一些錯覺，譬如接納防止癌症復發的迷信觀念，創造了對事件的駕馭感。例如，一名婦女說服自己可以通過食用大量蘆筍泥防止癌症復發，儘管（或者可能是因為）她受不了蘆筍泥的味道。另一種心理策略是將自己與處境更糟的婦女進行比較，以便重構自己的處境。例如，切除一側乳房的人通常將自己與切除兩側乳房的人進行比較，而不是與僅切除腫塊的人進行比較。
泰勒後來建立的理論認為，壞事件引起的反應與好事件不一樣。壞事件會引起兩種不同的、在某些方面截然相反的反應，也就是「動員」和「最小化」。動員讓人切換到高速擋（快醒醒，處理這個問題），激發前文提及的無意識生理反應，並讓人有意識地努力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更加仔細的分析。泰勒注意到，動員的表現可能會因性別而不同。男性通常運用經典的戰逃反應，變得咄咄逼人或者在社交上退縮，而女性的反應通常是向孩子和其他親人傾注更多愛意，泰勒將這種反應稱為「照料和結盟」（tend-and-befriend）。
動員能在短期內發揮作用，但無限期注入腎上腺素、皮質醇和其他應激激素是沒有意義的。一旦電擊消退，就會自動產生最小化反應，大腦會釋放內啡肽、血清素和催產素來產生良好感覺。初學跳傘的人在跳出飛機時會經歷一段恐怖時刻，但他們落地時通常欣喜若狂。一部恐怖電影越恐怖，觀眾就越喜歡，因為他們看完電影會感到快樂和放鬆。
好在這種最小化效應不會從反向發揮作用，這一點電影行業應該感到慶幸：人們看完一部喜劇之後，並不會帶著滿心焦慮、仇恨或沮喪離開影院。身體不需要進化出把好事最小化的機制。在快樂中暈暈乎乎地度過一生並不是很好的進化策略，這樣你就看不見朝你走來的獅子，但屈服於永恆的幸福並沒有什麼危險，因為好事件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且很快就會消失。只有壞事件才必須被最小化，好讓你不致被「壞」的威力擊垮。
除了給自己注入讓人愉快的激素外，你還可以通過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心理策略來最小化「壞」。弗洛伊德將這種技巧稱作防禦機制，而這一思想比弗洛伊德的大多數其他理論更經得起推敲。心理學家已經積累了實驗證據，證明人們確實是通過使用置換（責備孩子，但其實是生配偶或老闆的氣）或投射（你才是抱有敵意的人，不是我）等防禦機制處理不良情緒。我們非常善於讓自己相信，我們的錯誤和失敗應該歸咎於別人。這種自我欺騙可能是破壞性的，但泰勒在與乳腺癌搏鬥的女性身上觀察到，積極錯覺對於克服「壞」的力量非常有用。
為幫助費利克斯將不良情緒降到最低，熱爾韋首先讓他想象這樣一種情況：他在航天服裡面，無法動彈，所以沒有辦法逃脫。這樣會發生什麼呢？費利克斯認為自己會恐慌到心臟病發作。
熱爾韋說：「你不會因恐慌而死。」航天服不會對他產生致死的威力。威脅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身體上的，而克服威脅的方式是找出所有觸發因素，記錄從洛杉磯的公寓到蘭開斯特的更衣室這一路上焦慮情緒的積聚情況。熱爾韋對大腦製造恐懼的力量非常感興趣。他認為製造恐懼是人類講故事能力的一部分，並猜想這種能力形成於原始人在稀樹草原的火堆邊圍坐的時代。
有人會給這群人講一個可怕的故事，細節栩栩如生：蛇的噝噝聲，敵方部族戰鬥時的吶喊，持長矛衝鋒的人圓睜的眼睛。這些讓聽眾聽得渾身戰慄。他們面前只有火，但腦海中的畫面逼真到讓他們的身體做出了反應。這就是費利克斯開車去蘭開斯特的路上對自己做的事情，他給自己講故事，導致他的身體對更衣室做出了反應，就好像那是一個刑訊室。
熱爾韋為費利克斯的旅程提供了新的心理意象：一列失控的火車。在洛杉磯，費利克斯一旦開始擔心這件航天服，他便乘上了一列負面想法之車。當他開車經過蓋蒂博物館和「死囚湖」，當他看到更衣室裡的氖燈，聞見頭盔裡橡膠封條的氣味，聽到面罩咔嚓合起的聲音時，火車正加速駛向災難。熱爾韋讓費利克斯畫一張路線草圖，在草圖上畫了一列火車，並在他想象自己經過沿途各站點的過程中監測心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