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推翻「四比一定律」，因為一件壞事讓我們產生的本能反應比好幾件好事還要大，但我們沒有必要憑這些直覺來做長遠判斷。不管是應對個人挫折還是思考世界局勢，都不要把一星半點的不對勁詮釋為在劫難逃的徵兆。不管新聞報道以多麼悲慘的事件為主線，在大多數日子裡，好事與壞事的比例都遠大於4∶1。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活處境在改善。也正因為如此，當你情緒失控，對壞事反應過度時，往往會把情況弄得更糟。

貪戀安全的癮君子

在各種形式的成癮現象中，代價最高昂卻最不受重視的是對安全的癮。我們一心關注壞事，不斷地回憶它們、想象它們、避免它們，以至讓恐懼操縱我們的生活，變得謹小慎微。我們一心想避免一個顯而易見的危險，結果忽略了更多不易察覺的陷阱。於是，我們會錯過個人生活中獲得幸福和成功的機會，我們會為追求安全而採取適得其反的公共政策。

不妨思考一下美國公眾和政府應對2001年9月11日劫機事件的方式。直到那天早晨，遭遇劫機時的最佳策略還是讓劫機者控制飛機，因為人們假定劫機者希望飛機安全降落，而不是與其他所有人同歸於盡。這種大錯特錯的假設造成了一個漏洞，使劫機者得以讓三架飛機撞向目標建築。但第四架飛機未能得逞，因為劫機者被乘客制服了，這些乘客得知了早些時候的襲擊事件，並迅速意識到必須用新的方式應對這種伎倆，也就是不要讓劫機者操縱飛機。

從那一刻起，恐怖分子就無法再指望這種劫機策略能夠奏效了。即使乘客不願干預，飛行員也只須把駕駛室鎖上，不理會劫機者的要求即可。9月11日那天的好訊息是，這種針對航空業的恐怖主義威脅已經成為過去時。

但壞訊息造成的恐懼主宰了每個人的判斷。由於害怕再度發生劫機事件，當局出臺了一項要求所有航班停飛兩天的禁令，從而讓恐怖分子取得了又一個宣傳上的勝利，並對經濟造成比恐怖襲擊本身更大的干擾。航班恢復後，乘客被禁止攜帶指甲刀和剪刀登機，就好像有誰能用這些東西再劫持一架飛機似的。美國國會急於保護飛機旅客，建立了一個名為「美國運輸安全域性」的臃腫官僚機構來篩查乘客，該機構日後因低效和無能而臭名昭著，在此後的10年裡揮霍了逾500億美元。運輸安全域性被倍感失望的旅客稱作「thousandsstandingaround」（幾千個閒人），在探查旅行箱內炸彈等真正威脅的能力測試中屢屢失手。該機構的愚蠢行徑從一開始就被航空安全專家清清楚楚地看在眼裡，專家們警告國會，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遠不如以色列等國家使用的非中央集權機構效率高。

但在「9·11」事件之後，美國國會恐慌到無法採取理性行動，美國人也是一樣。第二年，數百萬美國人避免乘坐飛機旅行，而是選擇開車前往目的地，進而造成被戲稱為「9·11第二幕」的現象。由於開車比乘飛機風險高，據估計，這種不坐飛機轉而開汽車的趨勢導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增加了1600人。

即使在風險比劫機低得多的情況下，即使對那些本應做出明智決定的人而言，安全成癮也是一大問題。任何高爾夫球手都知道，在球洞中擊入一個小鳥球（擊球杆數比標準桿數少一杆）完全可以彌補在另一球洞中擊入柏忌球（擊球杆數比標準桿數多一杆）的遺憾。但在比賽中，就連最出色的職業球手也表現得好像他們不信這個道理似的。他們認為避免柏忌球比打出小鳥球更為重要。老虎伍茲曾解釋說：「我從不希望某一杆失手，考慮到一杆失手與打出小鳥球之間的心理差異，我認為打平標準桿更重要。」但經濟學家德溫·波普（devinpope）和莫里斯·施魏策爾（mauriceschweitzer）在分析老虎伍茲等職業球手數百萬次推球資料之後發現，由於球手屈從於「壞」的力量，結果只能得到較差的分數，贏得較少的獎金。

當這些職業球手有機會打小鳥球時，他們會採用與標準桿不同的方式推球。但他們不是盡力推球入洞，而是會減弱擊球力度，使球有更大可能停在快到球洞的地方，確保自己之後能輕鬆打出平標準桿，而不去冒推球過遠的風險，免得到頭來需要多推兩杆，打出可怕的柏忌球。這種策略確實能夠幫助球手避免柏忌球，但更多時候是導致他們與小鳥球失之交臂。因此，與以精準力度推小鳥球的情況相比，球手到聯賽結束時的杆數一般會多出一杆。經濟學家估計，這種對柏忌球的恐懼導致頂尖職業球手在整個賽季平均損失逾60萬美元獎金。

美國職業橄欖球教練是更加極端的安全成癮者。他們不斷研究成績資料，從中尋找一切微弱的優勢，尋找一切能夠提高得分、證明他們對得起數百萬美元薪水的戰術。但當他們面對四檔短碼數抉擇時，還是會一次又一次地犯下相同的低階錯誤。在第四檔進攻時，他們可能只需要推進一兩碼就能保住球權，卻習慣性地選擇棄踢，把球踢給對方，以使自己的場上位置能推進四十碼左右。

在過去那種得分較低的時代，這種取捨是有價值的，當時防守佔主導地位，球隊很難向前推進。但在今天的橄欖球賽中，保持這種傳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以傳球驅動的進攻佔主導地位，球隊可以迅速推進。分析人士在研究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數千場比賽的資料之後屢屢得出結論：在四檔短碼數的情況下棄踢是不明智的策略，除非球隊被困在己方陣地深處，因為爭取保住球權並繼續得分更有價值，而改善防守位置的價值要小得多。

網路雜誌《石板》（slate）的「週二早晨四分衛」專欄作家格雷格·伊斯特布魯克（greggeasterbrook）通過計算得出，如果一支普通的國家橄欖球聯盟球隊能夠抓住更多四檔強攻機會，每一賽季將多贏得一場比賽——這通常可以決定球隊是進季後賽還是被淘汰。他建議球隊在四檔短碼數的情況下強攻，除非球隊處於己方的二十碼線之內。《紐約時報》upshot欄目的資料分析人員認為，當一支球隊只需要推進一碼時，只要位置處在己方八碼線之外，都應該去爭取。上述建議聽起來可能有些魯莽，但在這些四檔短碼數的情況下，球隊的勝算機率很大：成功與失敗的比率有望達到2∶1。

但如前文所述，2∶1的比率通常不足以克服負面偏差。教練知道，如果強攻成功，他能獲得些許讚譽，但強攻多半不會成為令人反覆回味的精彩片段。如果強攻失敗，對手繼續得分，則會產生嚴重影響。體育評論員會譴責他魯莽，並警告說這種「失勢」可能成為比賽的轉折點。如果球隊最終在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中落敗，第四檔強攻嘗試的失敗將被斥為輸球的主要原因，並在之後的電視節目中無休止地回放。

因此，只有勇敢的教練才會採用這種聰明的打法，只有比爾·貝里奇克（billbelichick）那種敢於打破常規、不怕丟掉工作的教練才敢這樣做。貝里奇克是新英格蘭愛國者隊的教練，以在超級碗總決賽中戰績輝煌和善用戰略而著稱。但就連貝里奇克也只是偶爾嘗試四檔短碼數強攻，而且當嘗試失敗時，他的聲望並不能使他免遭體育評論員和球迷的譴責。其他一些教練在看過統計資料後表示，他們打算在第四檔進攻時承擔更多風險，但當這一時刻到來時卻很難付諸實施。

教練會告訴自己這樣做勝算機率較大，但他的腦海中會回放以往賽事的片段，使他更容易想象失敗場景而非成功場景。因此，和那些拋硬幣實驗一樣，教練的直覺高估了失敗的可能性。即使教練在比賽開始時下定決心採用符合統計規律的明智戰術，等那一刻到來時，他也會變得猶豫不決。他會為追求穩妥找藉口，告訴自己統計資料不適用於當下情形，因為另一支球隊的防守太強，或者他的一名鋒線隊員受傷了，抑或他的跑衛狀態不佳。於是他會忽略統計資料，決定棄踢，然後鬆一口氣。不管怎樣，沒有人會責備他行事謹慎。「壞」的力量已經佔據上風。

不過，有一位橄欖球教練想出了克服問題的辦法，他的策略在球場之外的領域也一樣富有價值。

勇往直前

當我們問橄欖球教練凱文·凱利（kevinkelley）是如何做到從不棄踢時，他給出的第一個解釋是他的閱讀習慣。他讀橄欖球方面的專業書籍的時間還不如讀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專業書籍的時間多。他熟知損失厭惡原理。

他意識到，「壞」的力量會讓所有人失去理性，包括他自己。在他跟我們說話之前，他剛剛試圖把充電線插到手機上，第一次插的時候，他把充電線插倒了。他說：「感覺好像每次都會插倒，我知道插對與插錯的機率肯定是一半對一半，但我總覺得自己90%的時間都會插錯。我們居然總是想得這麼消極，真讓人吃驚。」

為在工作中克服這種偏差，凱利訓練自己轉換角度思考。這並非易事，但凱利在成為阿肯色州小石城普拉斯基學院的教練之後認定必須要這樣做。他要把這支高中校隊從弱隊改造成有實力的競爭者，可是，他得同規模更大、有更多人才的學校展開競爭，這一劣勢根本無法消除。但他認為自己具有超越競爭對手的心理優勢：「只要我認準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我就完全不在乎別人怎麼說。」他願意嘗試一些非傳統的東西，即使這些東西會招致批評和嘲笑。

凱利在賽季開始之前研究了橄欖球賽的統計資料，並強迫自己將注意力聚焦於一支球隊選擇強攻第四檔時可能發生的好事。他的這種策略已在心理學家開展的一些拋硬幣實驗中得到檢驗。如前文所述，人們之所以在拋硬幣時非理性地低估押注成功的機率，原因之一在於他們花了更多時間考慮損失的可能，而不是獲利的希望。當研究人員敦促人們花同樣多的時間思考獲利的可能時，他們在隨後的投注中會變得更加理性。凱利通過思考堅持四檔強攻會拿到多少額外得分，也達到了同樣的效果。從道理上說，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凱利知道，比賽期間他很容易受到本能的恐懼影響，從而選擇棄踢。

他解釋說：「我想盡可能把決定放在比賽之前做，那會兒情緒還沒有戰勝理智。如果只看眼前，在第四檔進攻時採取穩妥戰術是有意義的。如果失敗了，球迷不會發狂，你也不需要面對媒體的質問。但你需要放眼全域性，從長遠來看得分。」

於是，凱利給自己制定了一條簡單的規則：不能棄踢。他的規則只允許在幾種非常具體的情況下破例，比如在上半場僅剩最後幾秒，球隊接近己方得分線，以及即使獲得新的第一檔進攻機會也沒時間得分的情況下。在凱利執教的第一個賽季，球隊平均每場比賽棄踢一次，隨後他收緊了規則，從那以後，球隊每個賽季平均僅棄踢一次。他不僅僅在四檔短碼數的情況下強攻，即使是在四檔三十碼，距己方得分線只有一碼的情況下，他也遵循自己的不棄踢規則。

現實生活比橄欖球複雜得多，但剝奪自己的決定權（按規則行事）這一技巧在球場外也經常奏效。與其跟著當下的感覺走，不如事先制定一條規則。一條簡單的規則（如果我處於x情況，我會做y）便能幫助你避免安全成癮以及其他因未能考慮大局而導致的有悖初衷的行為。這是防禦負面偏差的一種手段，是一項能夠讓理性思維據以對抗非理性衝動的規則。

和橄欖球教練一樣，我們幾乎總被明確的短期收益左右，而不去考慮不確定的長期收益。這就是為什麼拖延症患者會把時間用在上網衝浪上，而不是去做下個月即將到期的專案。這就是為什麼吸菸者和酗酒者選擇眼前的快樂，而不是未來的健康。要想戒除任何癮，不論是安全癮還是壞習慣，都要遵循規則，而不是跟隨直覺。

如果你的處境讓你難以遵守規則，你可以放棄自己的決定權，選擇聽從別人的指導。在一項研究損失厭惡的賭博實驗中，當受試者被問到其他人應該如何投注時，他們做出了比本人投注時更明智的決定。局外人不怕輸掉自己的錢，所以在勝算機率較大時，他們更願意投注，並且願意下更高的賭注。

這是一項重要的發現，因為它表明，負面偏差並不會同等地影響所有決定。受負面偏差影響較大的是那些對我們自身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保全和保護自我（應該還有戀人、伴侶以及其他家庭成員）。但如果是像賭博實驗中的受試者那樣做事關他人的決定，大腦就不那麼容易受到影響。

因此，當你要做潛在代價高昂的決定時，不管決定屬於何種型別，你都可以諮詢那些瞭解風險，但個人利益又不會受損的人，譬如同事、朋友或顧問，以避免安全癮的干擾。例如，股票市場投資者最常犯的一種錯誤是，因不願承擔損失而持有下跌股太長時間。這是經濟學家所說的沉沒成本謬誤的一種變體。當個人或公司因不想白白損失投入專案的時間和資金而拒絕放棄一個註定失敗的專案時，便會發生這種謬誤。這時最好是止損，但止損決定極其痛苦，通常要等到一個站在不同視角且無個人利害關係的局外人出現，他們才能下定決心止損。

在凱利克服安全癮，遵循建立在專業分析之上的規則之後，他發現統計學家其實低估了這種策略的好處。一如預測，他的球員經常在四檔短碼數時強攻成功，但他們也經常在四檔長碼數時進攻並取得成功，從而使進攻得分能夠綽綽有餘地彌補進攻失敗時丟掉的分。但這還不是全部。一項額外的好處是每週的訓練方式：他們不再需要練習棄踢，這樣一來每天就多出25分鐘訓練時間，可以練習其他技巧。另一項好處是為整場比賽增添了靈活性。當傳統進攻方面臨三檔長碼數時，防守方可以後退，專注於阻止傳球而不是跑動，因為防守方知道進攻方只剩下最後一次機會。防守凱利的球隊則困難得多。這支球隊可以在第三檔進攻時盡情使用任何策略，可以短傳，也可以長傳，可以短距離跑動，也可以長距離跑動，因為球隊知道，自己在第四檔還有一次機會。

球隊還得益於一種意料之外的心理效應。教練愛用「士氣因素」解釋為何不聽從統計學家的意見。「士氣因素」一直是他們在第四檔進攻時選擇穩妥戰術的標準藉口之一：如果球隊冒險失敗，球員會感到氣餒，表現也會受到影響。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有道理，壞事確實會對情緒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但凱利的球隊並未受到這種影響。球隊的表現並未在失敗後出現惡化。凱利對資料進行了分析，以判斷第四檔強攻戰略的影響，結果發現心理影響只會發生在另一支球隊身上。

如果防守方未能阻止普拉斯基學院隊的四檔強攻，它會突然變得更容易犯錯誤，並在接下來的某個回合中喪失之前贏得的長碼數。凱利的球員能夠很好地應對第四檔進攻時的挫折，因為他教會他們放眼全域性，但另一支球隊卻不知所措，因為他們只盯著一次失敗。凱利不僅讓自己的球員克服了負面偏差，而且利用「壞」的力量震懾了對手。

在這些優勢的共同作用之下，阿肯色州誕生了一支新的強隊。當傳統高中校隊的進攻方拿到球時，會在約三分之一的時間裡達陣或射門得分。凱利則會在四分之三的時間裡得分，平均每場比賽得50分左右，而且幾乎全部是達陣得分，因為他的策略禁止在任何情況下射門。其他教練在第四檔進攻且靠近對手方得分線時會選擇通過射門得3分的穩妥方案，而不是冒險爭取能得6分的達陣得分。但凱利不會妥協，除非射門的勝算遠大於達陣，而這種情況一個賽季大約只出現一次。在其餘時間裡，不論他的球員在球場上哪個位置，也不論球隊還需要推進多少碼，他都會努力爭取，並且大獲成功。

在凱利執教之前的30年裡，普拉斯基學院隊只有兩次打入阿肯色州錦標賽的半決賽，而且兩次都輸了，而在凱利執教的16個賽季中，球隊13次進入半決賽，7次贏得州冠軍。這一記錄為他贏得了全美國的認可，榮獲《今日美國》報頒發的年度全美橄欖球教練獎；他還應邀在全國各地演講，闡述他的激進策略。

然而，他仍然沒能改變其他教練的想法。在理性的世界裡，他的記錄足以激勵一批模仿者，但安全成癮是非理性的。他說：「教練們會聽我講，說我分析的機率是對的，然後他們會解釋為什麼這對他們的球隊不起作用，為什麼他們承擔不起丟掉工作的風險。」他還表示：「這種損失厭惡一直延伸到大學。我試過在大學裡找一份教練工作，甚至是在那些你認為沒什麼可輸的學校，因為他們的球隊從來沒贏過，但主管體育的人擔心，如果他們聘用我，而我的辦法不奏效，那他們可能會失業。」

唯一被他改變的是老家那些曾在他的球隊第四檔進攻失敗時向他發出噓聲的球迷。在他的第一個賽季，有太多人對他的策略抱有敵意，以至在一次少有的棄踢時，球迷們竟瘋狂歡呼起來。但球迷現在已經看到了長期效果。他的總體正向性比率（192勝27負）遠遠高於4∶1，就連頑固堅守傳統的人也被說服了。凱利說：「如果現在有人發出噓聲，看臺上的人會轉過身來大喊，‘噓什麼噓，笨蛋！我們一直用這種辦法贏球’。」

這是抑制「壞」的力量的一種策略：用「好」壓倒「壞」。突出積極因素的技巧有很多種，稍後我們會討論這些技巧。但我們首先將重點介紹一種效率較高的策略：消除負面影響。由於存在「四比一定律」，從壞事著手能大大增加你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