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事的威力至少為好事的兩倍，在涉及情緒和人際關係，而非涉及金錢時，壞事的威力一般至少為好事的三倍。這就意味著，要使「好」壓倒「壞」，正面比率應至少達到3∶1，最好還要略高一點。因此，我們建議讀者參照我們所說的「四比一定律」的指導原則，即：要抵消一件壞事，需要有四件好事。
在發表有關負面效應的論文之前很久，剛剛步入學術界的鮑邁斯特做了一件事，我們姑且稱之為先期研究，研究樣本是他自己。當時他在談戀愛，他的女友大多數時候聰穎、迷人而體貼，但鮑邁斯特有時會把女友招惹到憤怒尖叫，弄得他又沮喪又困惑。他從沒見過自己的父母對彼此提高調門，也沒跟這麼喜怒無常的人相處過。惹她發怒的可能只是他眼中不小心犯下的小錯誤，比如淋浴時把水滴到了浴室地板上，或者熨完襯衫忘記關熨斗。有一次她特別煩躁，居然把盤子扔到廚房牆上摔碎了。他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妥，也知道感情要下功夫打理，但這些衝突實在讓他難以忍受。
不過，她事後會真誠悔過。她會道歉，接受批評，冷靜地解釋他為何惹她生氣，下次該如何改進。聽她說話時，他的疑慮會消散，眼中的她又煥發出光彩和魅力。他會回想起兩人剛剛牽手的時光，想起發現靈魂伴侶的激動時刻，他知道自己仍然愛她。他們會積極地和解，彼此承諾將付出更多努力。她努力管理自己的暴脾氣，他則努力去做更體貼的伴侶。美好的時光重現，但沒過多久，情況又惡化了。他依照她建議的方式予以回應，給她幫忙，她卻不屑地視之為耍手段，仍然會衝他發火，於是他下決心結束這段感情。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重燃希望。
他知道，「壞」和「好」未必水火不容。兩者可以在各自的天地裡並存。他也知道，戀人按說要遵從自己的內心，但應該遵從哪一天的哪一顆心呢？在情緒低落的日子裡，他迫切地想要自由，但也不想孤單一人。在他的原生家庭中，愛似乎更多是義務而不是快樂，因此，墜入愛河對他來說是顛覆世界觀的驚喜發現。退出一段能帶來強烈愉悅的感情是否太過魯莽？如果說他在心理學課堂上學到了什麼東西，那就是認識到人的思維太容易被情緒左右。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覺，特別是當感覺在幸福與絕望之間劇烈搖擺時。他要想辦法邀請理性思維來與他對話。
我們都知道這種糾結之感。當你在設法評價某種東西，可以是一段感情、一份工作、一份友情或者一個專案，你看到其中的優劣利弊，你想要堅持下去，履行承諾，但假如代價太大呢？直覺可能告訴你該放棄，但既然「壞」所造成的本能反應比「好」更強，你的直覺未必可靠。在情緒激動或面臨困難的時刻，「壞」將產生更大的影響。要想適度權衡「壞」與「好」，就必須調動理性思維，也就是邏輯性強、運轉較慢的那部分思維，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稱之為「系統2」。從短期來看，「系統2」比跟隨本能（卡尼曼所說的「系統1」，即直覺和情緒化的思維，可被「壞」的力量迅速左右）耗費的腦力更多，但從長遠來看，這能夠為你節省精力並避免痛苦。
年輕的鮑邁斯特在戀愛中不知所措，只好採用社會科學家常用的經典策略：收集資料。他設計了粗略的二元指標。每天晚上，他會回憶當天的情況，問自己在戀愛中是否愉快，並在筆記本上標註「是」或「不是」。他還劃定了一些界限。他對自己說，如果到頭來壞日子比好日子數量多，就可作為分手的明確理由。如果好日子與壞日子的比例達到4∶1，則可作為維持關係的理由。如果介於兩者之間，喔，那就再觀望一下。他知道，這些引數設定得有些武斷，但他迫切需要理清頭緒。
這樣記了幾個月之後，他發現比率仍然相當穩定——還是得不出清晰的結論。好日子與壞日子的比例為2∶1，介於他所設定的極值之間。怎麼辦呢？他可以看到好日子的數量明顯多於壞日子，但他在壞日子裡感覺更糟了。他做出了分手決定，這一決定是基於直覺而非資料。不過，其他科學家最終為他的決定以及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邏輯依據。
這些每天記錄在筆記本上的資訊讓鮑邁斯特無意中構建了後來被稱為「正向性比率」（positivityratio）的概念。正向性比率指的是每發生一件壞事會相應發生多少件好事。這一簡單的比率無法完全衡量愛情或人生的複雜性，但不失為幫助我們理解負面效應的寶貴工具。它能夠讓研究人員衡量「壞」的程度並判斷「壞」的影響，它使治療師和諮詢師有了診斷問題和評估進展的方法。
而正向性比率最重要的意義或許是給了我們一種應對「壞」之威力的方法：運用理性思維來理解和克服那些讓人虛弱的恐懼和焦慮，使它們不再束縛人生、扭曲決定和破壞感情。要想判斷一個人、一對夫妻或一個群體的狀況，要想克服負面偏差，你需要掌握一種方法來衡量正負兩種因素，以確定兩者的相對實力。你應該問：「壞」究竟有多壞？
「壞」的衡量方法
羅伯特·施瓦茨（robertschwartz）是最早研究正向性比率問題的研究者之一，他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想知道像他這樣的心理治療師究竟能為患者提供多大的幫助。他想用一種更精確的標準衡量治療進展，而不是僅僅使用「患者接受治療後抑鬱程度減輕」這種模糊的語言。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幾十年裡，他對接受心理治療者所報告的正面情緒和負面情緒的數量進行了比較。他發現，嚴重抑鬱者的負面情緒往往是正面情緒的兩倍，這一比率可以通過心理諮詢和抗抑鬱藥物來改善。
處於另一極端的是90%的時間都抱有正面情緒的人，他們似乎與現實脫節到危險的地步，容易自負、躁狂和否定現實。生活中並不只有無休止的歡樂，健康的人會對「壞」做出反應，但不會太大。施瓦茨得出結論認為，正面情緒數量與負面情緒數量相等的人往往有「輕度失調」，平均而言，「功能正常」者正面情緒的數量為負面情緒的2.5倍左右。達到「最佳功能」的患者的正面情緒平均為負面情緒的4倍多一點。這一切聽起來可能只是純理論，但能夠幫助治療師更加準確地衡量患者情緒，這是治療憂鬱症等疾病的重要步驟。
另一些研究者在毫無情趣地統計情侶相愛或不相愛的方式。一種簡單的方法是統計夫妻做愛的次數和爭吵的次數。這兩個數字單獨看都無法說明問題：一些幸福的伴侶幾乎不爭吵，也幾乎不做愛，也有一些伴侶經常爭吵，並通過做愛重歸於好。但性愛與爭吵的比率已成為預測婚姻前景的可靠指標。
有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是統計伴侶相處的方式。一項早期研究是由心理學家哈里斯·弗裡德曼（harrisfriedman）於1971年開展的，該研究記錄夫妻在玩一個要求相互配合的緊張遊戲時對彼此說的正面語言和負面語言的數量。他發現，遊戲中正面評論與負面評論的比率同夫妻的婚姻滿意度相關。心理學家約翰·戈特曼（johngottman）在其他一些研究中發現，關係出現問題的伴侶之間的負面互動與正面互動數量相等，而註定會長期幸福相伴的伴侶之間的正面互動數量相當於負面互動的5倍。
事實證明，戈特曼比率（即5∶1）是一項可以衡量不同型別關係的有用指標。一些幸福的夫妻似乎沒有什麼濃情蜜意，但家庭美滿，因為他們幾乎從不爭吵；還有一些成功的夫妻爭吵次數較多，但會用熱情和善意加以彌補。一些研究人員將這一比率通俗地稱作「吵一次架做五次愛」原理。這種說法過於簡單，因為除做愛之外，還有許多其他表達愛意的方式，但我們可以將其作為評價下述基本問題的便捷方式：「好」的分量是否遠比「壞」的分量重？對夫妻而言，戈特曼比率是一個有參考價值的目標，雖然它並不意味著「壞」比「好」強4倍。婚姻諮詢師建議選用5∶1這一比率，因為該比率遠遠超出婚姻維繫的平衡點。
行為經濟學家則一直使用一種簡單方便的指標來研究正向性比率，這個指標就是美元。在半個多世紀前開展的實驗中，研究人員很快便注意到，人有時會因渴望獲利而非理性地下注——對賭場運營者來說，這一發現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這些實驗還表明，人在面臨賠錢風險時甚至會更不理性。這種現象被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稱為「損失厭惡」。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發現，大多數人不願對拋硬幣等額投注。他們不願在拋硬幣上冒損失20美元的風險，除非有機會獲得相當於損失金額兩倍的錢，即40美元。這是為什麼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得出的結論是：「損失造成的影響比收益大。」
但另一些研究人員在近期開展的研究中發現，這些下注者保持謹慎還有一個原因。這並不僅僅因為人們痛恨賠錢，還因為他們並不太相信拋硬幣時正反面出現的機率是1∶1。他們的本能感覺是，如果自己選正面朝上，則硬幣反面朝上的可能性更大。這種非理性的想法聽起來離譜，但很常見，原因要歸結於人們展望未來的方式。
如果給人們看內容完全相同、降水機率均為10%的倫敦和馬德里的天氣預報，人們通常會認為倫敦更有可能下雨。這種判斷沒有任何數學意義，倫敦之所以顯得更容易下雨，是因為與西班牙相比，我們更容易想象英國的雨天。一幅場景越熟悉，也就是說，我們看到或想象到的圖景越多，就越覺得像真的。這種錯覺可能會扭曲人們對拋硬幣的判斷。追蹤賭博者眼球運動的實驗顯示，賭博者更關注潛在損失而不是收益。由於他們花更多時間考慮損失問題，他們便開始相信損失發生的可能性更大，於是拒絕等額投注。他們會要求賠率至少為2∶1，有時甚至要求更高，具體取決於投注金額和其他因素。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發現，如果增加感情投入，這一比率還會變得更高。
「四比一定律」
我們知道，要想抵消一件壞事的影響，需要有兩到五件好事。如果這件事與錢有關，那麼只需要兩三件好事就足以抵消一件壞事的影響。這並不奇怪，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大腦更容易通過關注數字而非情緒來克服負面偏差。賠錢雖然痛苦，但你可以告訴自己，100美元的損失完全可以被100美元的盈利抵消。賭客一般會訓練自己按照數學機率進行博弈，而不是依賴直覺。這一點並非人人都能做到，但在涉及金錢的實驗中，一些人無疑能夠相當理性地平衡損益。因此，在涉及金錢時，平均賠率約為2∶1。但在不涉及金錢的情況下，要進行準確比較就難多了。我們生活中發生的大多數好事和壞事並不會激起這種理性反應。我們之前提到，對患憂鬱症或與配偶有矛盾的人而言，這一比率往往高於2∶1。追蹤勞動者日間情緒的研究表明，挫折對情緒造成的衝擊相當於積極事件的2~5倍。情緒讓我們變得不那麼理性，因而更容易受「壞」的影響。
一些最常被援引的情緒衡量指標是由心理學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fredrickson）提出的。弗雷德里克森在密歇根大學任教時對學生進行過診斷性測試，根據測試結果，她把學生分為兩類：「心盛」型和「心衰」型。「心盛」的學生對生活有強烈的目的感和控制感，能夠接納自我，與他人融洽相處；「心衰」的學生則面臨更多的自我鬥爭，不像前者那樣能夠很好地融入社群。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兩組學生每天記錄自己的高潮和低谷。學生們每天晚上登入一個網站，為當天感知的不同情緒的強度評分。列表中既包括正面情緒，譬如愉悅、崇敬、快樂、同情、滿足、感激和愛慕，也包括負面情緒，譬如憤怒、沮喪、尷尬、愧疚和恐懼。弗雷德里克森將所有日常報告彙總後發現，「心衰」的學生抱有的正面情緒比負面情緒多，但整體正向性比率僅為2∶1左右，而「心盛」的學生整體正向性比率略高於3∶1。
這項研究結果引起廣泛關注，因為它指向了積極心理學帶來的更廣泛益處。弗雷德里克森等研究人員之前開展的一些實驗室研究表明，施以正面刺激能讓人更好地完成創造性任務。不誇張地說，這些參與者的視野變寬了，他們的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範圍，而不是像受到負面刺激時那樣僅關注眼前。弗雷德里克森建立了她所說的「擴充套件建構」（broadenandbuild）理論：正面情緒能夠拓展人的視野，並構建有助於推動個人生活和事業健康向上的能力。該理論已成為積極心理學領域最有影響力的理論之一，這項基於學生日記的研究也為人們提供了衡量個人心理健康狀況的真實證據和方法。
研究人員在衡量其他型別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時也不斷發現類似的正向性比率。其中最簡單的一種衡量方式是統計好日子和壞日子的數量，這也是我們最喜歡的方式，鮑邁斯特在那段糾結的戀愛期間就是這樣做的。一些研究人員的做法是讓人們評價某一天過得好、過得壞還是過得普通。心理學家蘭迪·拉森（randylarsen）便採用了這種方法，他在研究中追蹤受試者每天的情緒狀況，持續時間為1~3個月。受試者不僅要指明自己體驗了哪些正面和負面情緒，還要具體指出一天中最好和最糟的事件，並評價每一事件影響他們的強度。拉森把答案彙總起來，將每一天劃分為「正面為主」或「負面為主」兩大類。他發現，總體而言，一般人的好日子與壞日子之比為3∶1。
要想超出平均水平，每一個壞日子應至少對應4個好日子。我們認為「4∶1」是個有用的目標，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它恰好與年輕的鮑邁斯特統計自己戀愛中好日子和壞日子時選取的標準一致。自鮑邁斯特做出猜測以來，研究人員已多次發現，壞事的威力至少為好事的兩倍，在涉及情緒和人際關係而非涉及金錢時，壞事的威力一般至少為好事的三倍。這就意味著，要使「好」壓倒「壞」，正向性比率至少應達到3∶1，最好再略高一點。因此，我們建議讀者參照「四比一定律」的指導原則，即：要抵消一件壞事，需要有四件好事。
這只是一項粗略的衡量標準。我們並沒有妄稱自己發現了光速或阿伏伽德羅常數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常量。這是一項經驗法則，而不是自然法則。它並不適用於所有情況下的所有人，也不適用於每一種好事和壞事。一些形式的「壞」無比強大。如前文所述，「創傷」和「殺人犯」等少數負面詞語並沒有相反的正面詞語與之對應。
但絕大多數負面詞語都有反義詞，因為我們會把大多數壞事與好事放在一起比較。通常情況下，我們的經歷和感受好壞參半。我們通過掂量好與壞的分量進行自我評價並評估前景。「四比一定律」能夠幫助你運用鮑邁斯特那種數日子的技巧來評價一段感情或一份工作。在典型的一週裡，如果你從週一到週四，有四天都工作得很愉快，很可能就足以彌補週五的不愉快。當然，如果週五你被解僱了，四天的愉快也不足以給你太多慰藉，但這不算是典型的一週。這一定律僅在各種事件的量級相當時才有意義，比如工作中普通的成功與挫折或者家庭裡的示愛與敵意。如果你和伴侶做愛的頻率至少相當於吵架的4倍，你們的關係就相當健康。如果這一比率僅為2∶1或3∶1，你們的前景就不那麼確定。如果比率僅為1∶1，那就不是良緣，而是麻煩。
當你啟動自我完善計劃，比如決心每天鍛鍊或者堅持健康飲食時，不妨把「四比一定律」作為目標。人們時常放棄年初下定的決心，因為他們設定的目標不切實際，一遇挫折就半途而廢。節食者時常被營養學家所說的「管他呢」效應打敗：既然我已經破戒吃了那杯冰激凌，那就乾脆把一整盒都吃掉。所以，與其追求完美，一旦碰壁便萬念俱灰，不如把目標定為在至少五分之四的時間裡執行計劃。對於戒菸（要想戒菸，通常必須遵循不講情面的嚴厲政策）等一些任務而言，這一目標也許太寬鬆，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把好與壞的比率保持在4∶1或以上應該是有益的。
當你考慮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時，不妨把上述比率記在心上。如果你開會遲到了一次，下次早早趕到會場並不能挽回局面。如果你說了傷人的話，做了傷人的事，別指望能憑區區一次善意彌補。不論你要評價伴侶還是員工，都應該做好準備，以至少4次讚揚來補償一次批評（後面我們會進一步討論如何將批評與讚揚混合以及何時混合）。當然，這條規則不能總從字面上理解。不是說你應該送4次鮮花來補償一次失禮行為，但一束鮮花恐怕確實無法彌補傷害。你不妨嘗試一些其他形式的補償。牢記這一比率能夠幫助你應對感情、工作和生活中其他方面的錯誤。
「四比一定律」還可能作為評價一家公司或產品好壞的參考指標。不管是通過調查還是通過網上點評來評價，成功的企業所擁有的滿意顧客與不滿意顧客之比一般至少為3∶1。點評網站yelp上數百萬家公司所獲的正面評價（4星或5星）相當於負面評價（1星或2星）的三倍。因此，如果你想超出平均水平，應將目標設為正向性比率至少達到4∶1，並應特別關注不開心的顧客（我們將在第七章中討論）。
同樣，任何負面報道都需要特別用心地處理。僅僅糾正錯誤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像巧克力公司吉百利旗下印度子公司2003年處理危機公關時那樣，用海量的正面宣傳蓋過負面報道。在正值巧克力銷售旺季的10月（因為一年一度的印度教排燈節就在10月），孟買的一些消費者投訴稱在吉百利巧克力棒裡發現了蟲子。印度政府宣佈對吉百利旗下工廠展開調查，媒體上隨即出現了大量新聞報道，導致吉百利銷量驟降。調查排除了工廠的責任，發現問題在於零售商儲存不當，而這些零售商與吉百利並無隸屬關係，但吉百利高管意識到，這一個好訊息無法克服負面報道的影響。
於是，吉百利啟動了名為「信賴計劃」的多方位攻勢，以期抵消消費者心目中巧克力棒生蟲的印象。該公司引入了墊有錫紙的「清潔、密封」巧克力包裝，併為零售商提供了儲藏巧克力的金屬容器和冷櫃。吉百利還大力宣傳這些創新舉措，為此召開新聞釋出會，在印度全國巡迴推介，釋出影片和新聞稿，贊助電視兒童猜謎節目，並以11種語言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吉百利還斥巨資請影星阿米塔·巴強做電視廣告，因為消費者調查顯示，巴強是印度說話最可信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位是印度總理）。在廣告中，巴強參觀了吉百利的工廠，考察了新包裝，並向他的孫女保證說糖果安全可靠。這種多管齊下的攻勢最終壓倒了負面輿論，使吉百利的銷售止跌回升。這一套組合拳為世界各地的商學院學生提供了關於有效危機管理的案例研究素材。
討論到現在，我們一直在檢討自己的負面偏差，強調應該花多大功夫關注自己的錯誤和問題。但「四比一定律」還有另一面，這是你在管理自己對外部問題所做反應時應牢記在心的有益教誨，記住：負面效應可能扭曲你的判斷，而你可以克服大腦的非理性衝動。
迷信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負面效應之上。假如一隻黑貓從你面前經過之後發生了幾件好事，你恐怕根本不會注意，但只要發生一件壞事，就可能讓你永遠迷信黑貓會帶來厄運。有一些迷信是正向的，比如相信馬掌或兔腳會帶來好運，但大多數是負面的，就好像大多數超自然傳說都涉及恐怖事件。研究人員考察了世界各國的民間傳說和神話，發現其中提及的邪惡神靈和惡魔比善良的神仙、天使和仙女教母多得多。心理學家在實驗室研究中發現，我們不僅更關注壞事件，而且更傾向於將壞事歸結於外部力量。如果一支棒球隊連續多個賽季表現出色，人們會將其歸功於球隊的實力，但如果球隊接連失利，球迷們則會以「貝比·魯斯魔咒」（curseofthebambino）或「山羊魔咒」（curseofthebillygoat）等理由來解釋，比如波士頓紅襪和芝加哥小熊等球隊的連敗便被歸咎於這些魔咒。
即使不召喚超自然力，我們也會為孤立的壞事件賦予太多力量，但我們可以通過牢記「四比一定律」來抵消這種力量。當你因受到冒犯或批評而感到崩潰時，不妨提醒自己，這種感覺可能是由負面偏差所致，與你的能力高低無關。不要一味關注社交媒體上的刻薄評論，不妨往上翻，重讀四條好評。當你對一個讓你失望的朋友生氣時，不妨迫使自己回憶一下這位朋友以往有哪些行為符合你的期望。
評判外部群體應當慎之又慎。當今的政治極端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某些孤立的行為被反對者拿來做文章，進而煽動起民眾的憤慨。在你根據一篇有關一名移民的恐怖襲擊報道下任何結論之前，不妨想想你每天打交道的其他四位移民。在你將共和黨人視為種族主義者，或者將民主黨人視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不妨想想你家人中的共和黨黨員或民主黨黨員。在你對當天的新聞感到絕望之前，請記住，記者和政治家都頂不住以偏概全的誘惑。他們時常把罕見的事件描述為通例，而不去考察全貌。他們會關注一起聳人聽聞的謀殺案，卻無視多數社群比以往更安全的大趨勢。他們會把一家工廠倒閉當成美國產業滑坡的徵兆，並以此為藉口呼籲採取貿易保護措施；而事實卻是，美國的製造業產值已經持續增長了好幾十年（這一趨勢大多數美國人都不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