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同時代人看來，約瑟夫·德·邁斯特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他之所以令人生畏，是由於他作品的緣故，倒不是因為他本人如何可怕。實際上，他的同時代人遇見他的機會並不是很多，因為在他一生中比較重要的時光裡，他一直為撒丁國王效力，持節俄國，出入聖彼得堡的宮廷。他之所以讓人們畏懼，乃是因為，他想用暴力、不妥協和極端堅定和暴虐的教條作派去打倒他不認可的學說。

愛彌爾·法蓋很公正地表述了通常人們對邁斯特的看法，法蓋也許是19世紀法國對邁斯特最精確和最無偏見的批評家。他稱邁斯特為「一位兇猛的絕對主義者、狂暴的神權政治家、毫不妥協的正統主義者，他鼓吹由教皇、國王和劊子手組成的一個醜惡的三位一體，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他都要捍衛最強硬的、最狹隘的和最僵化的教條主義，他是中世紀造就的一位邪惡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學的神學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審判官的成分，還有劊子手的成分」。此外，「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消極服從的宗教，是國家的宗教」；他的信仰不過是「略微裝飾的異教思想」；他是「梵蒂岡的近衛軍」。一位崇拜者——受德國浪漫派影響的新教徒，愛德加·基內32——提到他的「恐怖基督教」時寫道，邁斯特信仰「有劊子手幫忙的、毫不寬容的上帝；公安常務委員會的基督」；在我們這個時代，西班牙哲學家烏納穆諾也提及邁斯特的「屠宰場」。

這就是通常對他的描述，這類描述主要是聖伯夫的發明，在19世紀被其他各色各樣的思想家一路保留下來。邁斯特總是被描述為一個狂熱的君主主義者和一個比較狂熱的教皇權威的支援者；此人驕傲、頑固、僵化，具有堅強的意志和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嚴密推理能力，他能夠從很教條的前提推匯出極端的和令人不快的結論；此人才華橫溢、怨氣沖天，他是那個時代誕生的中世紀人物，他徒勞地試圖阻擋歷史的潮流；他是一位著名的畸形人物，讓人望而生畏、心懷敵意、孤獨而最終又令人可憐的人物；往好裡說，他是一個悲劇性的、有教養的人物，他否定和反對自己不合時宜誕生其中的那個詭詐和庸俗的世界；往壞裡說，他是一個頑固派，自欺欺人、死硬到底，他肆意咒罵非凡的新時代，對於新時代的好處，因為太固執而看不到，因為太麻木而感受不到。

他的著作既被認為妙趣橫生，又被認為偏執古怪，但並不重要——封建主義在黑暗時代為抵制進步的步伐而作出的垂死掙扎。無論根據19世紀批評家採取的哪一種態度，他要麼被描述為一項失敗事業的勇敢的、但註定要失敗的遊俠，要麼被描述成比較古老和比較殘忍的那一代人遺留下來的一個愚蠢或可憎的貨色。但是，無論反對他的那一派，還是贊成他的那一派，總是認定，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他的世界與當代事物沒有任何關係。這種觀點是維克多·雨果和拉梅內、聖伯夫和法蓋、詹姆士·斯蒂芬和莫利、尤其是哈羅德·拉斯基共同的觀點，拉斯基寫過一篇論邁斯特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認為，邁斯特將作為一股失效的力量而被否定。

這種觀點在19世紀還可以理解，在當今時代，似乎有些荒唐。原因是，雖然邁斯特說的可能是過去的語言，可內容卻是當前反民主言論的實質；與他進步的同時代人相比，他真正是極端現代的，他的出生並沒有落後於他的時代。如果說他的思想並沒有立即產生影響，那是因為，那個時代的土壤還不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學說，還有他的思想態度，需要再等上一個世紀才開始盛行——現在的確盛行起來了。

邁斯特的任務，在他本人看來，就是要摧毀18世紀建立的一切。讓我解釋一下這種心理狀態的形成。1753年，他出生於薩瓦的尚貝里，當時那裡屬於皮埃蒙特——撒丁王國。邁斯特終身都是該國的臣民。在18世紀，這個王國相對比較開明：它在廢除封建制度方面比法國早好多年。同其他自由派貴族一樣，邁斯特早年屬於溫和的改良派，既不特別反動，也不特別頑固。法國大革命爆發之際，他已經成年。他三十多歲，同其他經歷過這場革命的人——如聖西門、席勒、黑格爾——一樣，他也強烈反對這場革命。雅各賓派製造的恐怖景象讓他終生難忘，這使他堅定不移地反對一切自由的、民主的、高尚不凡的東西，一切與知識分子、批評家、科學家有關的東西，一切與導致法國革命的力量相關的東西。談到伏爾泰時，他簡直要把對方當成他個人的仇敵。

作為薩瓦人，邁斯特為王室效力，在法國革命者侵略薩瓦之後，他開始寫小冊子反對這場大革命。這些小冊子非常尖銳：帶有一股特殊的新意，實際上是一股好勇鬥狠的勁頭，它們很快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可是撒丁國王卻感覺到，把他留在宮廷裡總是不太舒服。撒丁王國的宮廷太小，太有限，鄉氣十足，而邁斯特這個人又太出色、太活躍、太有想象力，而且太引人注目了，他不會安心待在那裡。然而，顯然他又很能幹，他的著述所體現出的才華備受關注。結果，國王決定，儘量把他遠遠地打發掉，於是，他被派到了聖彼得堡。從1803年起直到1817年離開俄國，他作為撒丁國王的大臣（或者說相當於這個級別的官員），持節俄國。

在聖彼得堡，他被視為一位具有獨特魅力、謙恭有禮、溫文爾雅之士；他是一位才華橫溢和令人愉快的健談者，討人喜歡，在社交界很受追捧。他在聖彼得堡的生活很愜意；他深受俄國皇室的賞識，他與亞歷山大一世周圍的親信們關係很好；實際上，亞歷山大在位期間多次用他作政治顧問。

反拿破崙的戰爭一結束，出於某種原因，亞歷山大要求撒丁王國將其召回；或許因為他使太多的上流社會貴婦皈依了羅馬教會。在這些貴婦當中，有幾位註定要在西歐的天主教圈子裡發揮非常大的作用。他很可能個性太強，過多地干預了俄國的政策；不管怎麼說，現已復位的撒丁國王受到勸誘，將他召回。邁斯特回到首都都靈，得到了一個報酬豐富的閒差。他死於1821年，雖說生前倍享尊榮，卻沒有絲毫的政治權力，當然也沒有其他權力。他的名聲主要是在他死後才日見興隆的。

邁斯特極力要達到的目標，正如我所說，就是摧毀18世紀以及18世紀的思想。假如有人斷定，18世紀的思想是鐵板一塊，這肯定不對；實際上，18世紀的思想家分歧很深。不過有些東西是他們共有的，他們可能不都相信進步；他們可能不都信奉上帝；他們可能不都相信靈魂不滅。有些人相信直覺，有些人信奉經驗主義。有些人相信感覺的自發性和簡單質樸，有些人則相信科學和複雜。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相信，在本質上，人，即便不是善的，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是惡的，人有仁慈的潛能，每一個人，在不受騙子或傻子迷惑的時候，最善於鑑別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在總體上，每一個人都傾向於奉行自己的理解力所提供的行為準則。18世紀的大多數思想家都相信，進步是可取的——也就是說，例如，自由優於奴隸制；建立在所謂「自然規律」基礎上的法律幾乎可以糾正每一件錯誤；自然只是行動中的理性，因此，在原則上，自然的具體作用，可以從一套公理中推匯出來，這套公理類似於幾何理論中的公理，或者物理和化學理論中的公理，只要你知道這些公理的話。他們相信，所有好的和真的東西，高尚的和自由的東西必須是相容的，實際上，不僅如此，它們還是相互關聯的。他們當中有經驗主義思想傾向的人確信，人性的科學的發展程度不遜於非生命物質的科學的發展，倫理學和政治問題，只要它們真實存在——為什麼不會真實存在呢？——就可以像數學和天文學問題那樣，得到同樣明確的回答；建立在這些答案基礎上的生活應當是自由的、安全的、幸福的和明智的。他們相信，在知識和行動領域，運用人的各種能力和實踐人類一百多年來掌握的各種方法，就可以帶來太平盛世，帶來人類歷史上最有意義的勝利。粗略地說，以上便是18世紀理性思想家共同的信念、普遍的性情和態度。

這都是邁斯特決心去徹底破壞的。他決心徹底剷除18世紀的任何這類特徵。他之所以承擔這項艱鉅的任務，是因為，他相信，讓許多無辜者受難的這場大革命是一場可怕的災難。他曾作為外人（他的家鄉薩瓦當時毗鄰法國）帶著一股激情熱愛和崇拜法國，那股激情是住在某些國家邊境的人想與這些國家相認同時所特有的，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例子。破壞真正金色的理想的願望，產生了它特有的義憤，他帶著這股義憤決心去毀壞他自認為造成他夢想破滅的各種力量。因此，為了取代這種理想主義社會學的先驗公式，他決定求助於歷史的經驗事實和觀察人類的行為。為了取代進步、自由、可臻完美性，他鼓吹過去、美德的神聖性以及徹底屈從的必要性，因為人具有無可救藥的不良和腐敗的天性。為了取代科學，他鼓吹本能、迷信和偏見的首要性。為了取代樂觀主義，他鼓吹悲觀主義。為了取代永久的和諧和永久的和平，他鼓吹衝突、受難、流血和戰爭的必然性——在他看來，這是神聖的必然性。為了取代和平和社會平等，共同的利益，以及盧梭探討的尚未腐敗的自然人的純樸天性，他堅持認為，重要的是多樣性、不平等以及利益衝突——這些都是個體和國家所處的正常情況。他否認自然、人、自然權利這些抽象概念的意義。他有關語言的學說與孔多塞、孔狄亞克以及18世紀大科學家們試圖系統論述的一切截然相反。他試圖復活早已聲譽掃地的君權神授之說。他捍衛神秘、黑暗、幾乎包括無知的重要性，最主要是捍衛非理性的重要性，將它們當做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礎。他極為有效和出色地摒棄每一種明晰的形式，每一種理性的形式。在氣質上，邁斯特與他的死對頭雅各賓派一樣殘酷和極端；另外，他還多少帶有他們的信念和正直。

俄國革命者亞歷山大·赫爾岑說過，1792年那一代人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對整個舊秩序的否定徹底得令人稱奇。他們不僅摒棄它的罪惡，而且摒棄了它的所有美德。他們不想讓任何舊的東西留存下來，他們想摧毀整個邪惡制度，將它連根拔起，從而建立某種全新的、絕對純正的東西。他們不想做出任何妥協；他們不想讓他們的新城市建在舊廢墟的基礎上。邁斯特正好與此相反。他帶著那些大革命家特有的偏執、激情、力量和熱情，攻擊18世紀的理性主義。他想去毀滅所謂「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他想把它夷為平地，片瓦不留。

他使用的方法以及他鼓吹的真理，按他正式的說法，來自坎普滕的托馬斯33或托馬斯·阿奎那，或17世紀法國的偉大傳教士布林達盧或波舒哀34，可是，事實上，它們幾乎體現不出教會中這些中流砥柱人物的精神。它們更多地與奧古斯丁等人反理性主義的研究方法有關，或者與共濟會會員以及邁斯特年輕時與其共處的光照派信徒（illuminists）有關。

邁斯特的基本學說如下：自然的牙齒和爪子沾滿了鮮血，這是一幅巨大的屠宰和毀滅的場景。18世紀人轉向形而上學，轉向邏輯學，甚至轉向幾何學，以便弄清自然的面貌。然而這些並不是我們對自然的認識的來源。如果他們想談論自然，就讓他們嚴肅一些吧！他們主張以觀察為武器，使用我們的眼力，不要僅僅因為許多傳道士向我們鼓吹，就接受大量教條式的原理。那好吧！他們必須相信自己的話。讓我們看一看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邁斯特說，讓我們不要看書本，讓我們看一看自然，看我們本人，讓我們研究歷史，是的，還有動物學。它們是自然的真正向導。我們會看到什麼呢？且引用邁斯特的一段話：

在有生命的物質和自然界的廣大領域，一種明目張膽的暴力佔據著統治地位，這是一種因襲習慣的狂暴，它武裝了所有的生靈，直到它們走向共同的命運：死亡。一旦你離開無生命的王國，你就會發現，暴力死亡的旨令已經銘刻在生命的邊界。你在植物王國裡已經感受到這一點：從參天的梓樹到最微不足道的牧草，有多少植物死掉，有多少植物慘遭殺戮！可是自打你進入動物王國的那一刻起，這條規律突然以最可怕的方式得到了印證。一股殘暴的力量，它既是隱蔽的又是明顯的，在每一種被重新分類的動物身上都有，它使某些物種吞噬其他物種。於是有了捕食性昆蟲、捕食性爬行動物、捕食性鳥類、捕食性魚類、捕食性四足動物。人類被置於所有這些物種之上，他的破壞之手不放過任何生靈。

接下來一段文字，讀法文原文更見其表現力（略），翻譯過來是：

人為了取食果腹而殺生，人為了取衣遮體而殺生。他為了裝扮自己而殺生，他出於攻擊的目的而殺生。他為了自我保護而殺生，他為了教諭自己而殺生。他為了自娛自樂而殺生，他為了殺生而殺生。傲慢而可怖的國王，他想得到一切，什麼也擋不住他……[讓人]取拉羔羊的腸子，做豎琴的琴絃……從狼那裡取來它致命的牙齒，去打磨沒有什麼價值的工藝品，從大象那裡取象牙給他的孩子做玩具：他的餐桌上屍體橫陳……可是有誰[在普遍的大屠殺中]去剷除那個剷除他人的人？他本人會。這是一個專事殺人的人……暴力毀滅生靈的偉大定律……就這樣完成了。整個地球，永遠浸泡在血液中，它只不過是一個巨大的祭壇，在這個祭壇上，一切生靈都永無止境地做犧牲品，沒有限度，沒有停止，直到事物的結局，直到邪惡滅絕，直到死亡消失。

然而，邁斯特說過，人天生是仁愛的。他是溫柔、和藹和善良的。他的狂暴因何而產生？是地球要求血腥嗎？邁斯特質疑說，指揮官讓參戰部隊去滅絕其他無辜的人，這時候，為什麼這支部隊決不（或很少）譁變以反對指揮官的命令？那些士兵天真無邪，值得尊敬，我們在個人生活中對待他們最為客氣不過，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都溫文爾雅、品德高尚、敬畏上帝、彬彬有禮，連一隻蒼蠅都不忍心傷害，可他們卻毫不顧忌地參戰，去殺戮那些同他們一樣天真無邪的人，難道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而奉命行事的劊子手，他殺的人畢竟都不是無辜的——他們中間有弒親犯、謀殺犯以及其他罪犯，他殺的人比士兵們殺的少得多，可他依然遭到社會遺棄；沒人去和他握手；別人都用恐怖和憎惡的眼光看待他，不把他當成社會的正常成員。無辜者鮮血橫流讓人頓生羨慕之情，罪犯鮮血橫流卻讓人退避三舍，這豈不讓人感到莫名其妙嗎？邁斯特說，這是因為，戰爭本身在某種意義上是神聖的，因為它是世界的規律。這是邁斯特的一個核心學說：理性主義觀念並沒有發生作用。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人們的行為何以表現出這個樣子，你得到非理性領域裡尋找答案。這是一種信奉彼岸世界而不信奉此岸世界的神秘主義。

邁斯特對戰爭場面深感興趣。他說，讓我們設想一場戰爭。在人們的想像裡，戰場上的事情都是按計劃發生的。指揮官下達命令，部隊開始交戰，戰役的輸贏取決於雙方部隊的優劣，或將軍們的指揮藝術。沒有比這更偏離現實的了。設想一下，假如真的發生一場戰事，那該出現什麼樣的情況。這次還是不要看教科書，要看生活：動物學和歷史是邁斯特的教師。假如你親臨戰場，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個接一個有序發生的事件，就像目擊證人、甚至戰略家、戰術家或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你聽到的是可怕的噪聲，看到一片混亂，到處是殺戮、死亡、毀滅、傷員的尖叫、垂死者的呻吟、火器槍炮猛烈地開火。「五六種極度興奮」支配戰場上的人；將軍根本不可能判定這場戰爭究竟是贏還是輸。沒有人能夠斷定。戰爭不是靠理性的計算打贏的，而是依靠道德力量。戰爭之所以打贏，是因為人們感覺自己贏了。某種非理性的內在確定性贏得了戰爭。在戰事進行當中，你計算不出你方部隊在戰場上的數量是否依然佔優勢。這與兩人決鬥不同，兩人決鬥的時候，可以明顯看出一方力量大，一方力量小。戰役的輸贏在於心理，戰役的輸贏在於信仰行為。實際的情況表現為某種神秘的內在力量的結果，這股神秘的內在力量當然不是理性的算計，也不是教科書上的規則的仔細應用，不是導致戰爭輸贏的某種精細的理性算計或計劃。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對博羅季諾戰役的描寫，就是悉心遵循了邁斯特的觀點。托爾斯泰讀過邁斯特的書，因為邁斯特在聖彼得堡生活的那段時期，很讓托爾斯泰感興趣，他仿效邁斯特對戰爭場面的描述，他描寫了參戰者的內心感受，而不是給出井然有序、整齊利落的描述，而後者正是目擊者和歷史學家在事後構建的。在邁斯特和托爾斯泰看來，生活本身就像這種戰役，任何從理性的角度描寫它的企圖，都是對本質上極端非理性、極端凌亂而且不遵循任何有跡可尋的規律或規則的一種可怕的歪曲、梳攏、整理、排序的過程。

邁斯特主要反對這種臆斷：理性對事物有支配作用。藉助於理性管理人或做事，不可能取得成功。他說，你認為理性對我來說為何物？理性只不過是人們為了時常讓手段與目的相吻合而使用的一種脆弱的能力。你真的認為人類的偉大制度都是合理的建構嗎？記住，制度的職責是樹立自己的權威性。政府的職責在於管理。每一個社會都得有一個政府，每一個政府都得有這種統治權。每一種統治權都得包含一個一貫正確的原則，唯一絕對一貫正確的東西就是上帝之言。人類製作的一切東西，都可能被人類毀壞。人類建造的一切都可能被人類摧毀。假如你利用18世紀所推薦的理性——為了確保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自由所作的某種功利主義安排，建立了一個人為的制度，一個共和國或一個有限君主立憲制。好了，這一代人中的聰明之士建立了它，而下一代人中更聰明的人士可能把它弄得千瘡百孔，他們用優越的、更微妙的、更聰明的、更有破壞力的理由，能夠徹底毀掉它。沒有一件東西能夠永世長存，除非這件事物不是理性建立的，因為理性建立什麼，就會毀掉什麼。

人在本質上是墮落的、邪惡的、膽怯的和道德敗壞的。羅馬教會、基督教所謂原初的罪惡，也就是原罪，是對人性最真實的心理洞察。如果放任自流的話，人類會把彼此撕成碎片。在此邁斯特與他的時代完全對立：他認為，要是不給人類戴上鐐銬而且用最嚴格的紀律來約束他們，他們就很可能因為自相殘殺而毀滅。他認為，人性從根本上說是自我毀滅性的，需要加以抑制和控制。唯一可信賴的東西，唯一可靠的東西，不是人造的；因為，如果它是人造的話，它同樣可被人毀掉。

在這方面，18世紀是怎樣教導我們的呢？它教導我們說，社會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可是，契約論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歷史上都是荒謬的。契約是什麼東西？契約就是一種承諾。邁斯特用嘲笑的口吻說，我們讓一群有理性的人走到一起，就是為了創造和平的生活，與人們陷入的所謂自然狀態相比，這種和平的生活將會給人們更多世俗的好處、安全、幸福、自然或任何他們想得到的東西。那麼他們怎麼能做到這一步的呢？建立起一個國家，就像開一家銀行或有限責任公司那樣。可是即使做到那一步，也需要承諾和社會契約得到執行。假如有人違反承諾，就一定得用某種手段迫使他改變初衷履行承諾，或將他驅逐出局。可是，如果一群人已經理解諸如承諾以及執行承諾等概念，這個群體已經是一個徹底成熟、老於世故的人類社會了。一群野蠻人，從樹林裡走出來的狂野不羈的土著人，在歷史上第一次聚到一起，為了建立某種所謂社會契約關係，他們已經有了精緻複雜的社會觀念，例如彼此信守承諾、義務、責任、執行承諾，他們準備把這一切放在一起供理智使用，這種觀念在邏輯上荒唐得令人匪夷所思。如果人們已經有了承諾的觀念、尊重彼此意願的觀念、獎懲觀念，那麼他們就不再需要社會，他們已經處在社會之中了。因為社會顯然是以契約觀念為前提的。另外，社會不是由人創造的，如果它是由人創造的，它就不會歷經千百年的蹂躪而巋然不動。它源於遙遠不可知的古代；在邁斯特看來（在此他深受柏克的影響），任何可回溯到古代、然而來源無可考稽的事物都是上帝而不是人創造的。

語言也是如此。他說，盧梭先生告訴我們，他想弄清楚語言的起源。那好，無所不知的孔狄亞克先生當然也能夠回答出這個問題。語言是怎樣形成的呢？呃！當然是勞動分工啦。許多理性主義者為了追求他們個人的優勢，相互勾結抱成一團，著手發明了語言，邁斯特如是說。據推測，第一代人說出了ba，第二代人說出了be。亞述人發明了主格，米底亞人發明了所有格。語法就是這樣形成的。

這種尖刻的嘲諷非常到位。邁斯特意識到，18世紀有一個觀念：人類制度是理性的人為了有限和可理解的目的而建立的，這完全不符合人類的天性。邁斯特是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之一。此類想法赫爾德早就有，當然德國浪漫派也有。為了摧毀18世紀有關社會起源理論岌岌可危的結構、尤其是他們特有的非歷史的研究方法，邁斯特運用了尤為尖刻辛辣的嘲諷手段。但是，他痛加針砭的是自然觀念。他說，盧梭先生告訴我們，奇怪的是，生來自由的人，卻處處受束縛：「他（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一瘋狂的宣告——人天生是自由的——與事實完全相反。」法蓋有一句精彩的雋語涵納了邁斯特對盧梭的反應：他說，盧梭的斷言就好像有人要說，多麼奇怪，天生是食肉動物的綿羊，卻到處啃草。邁斯特嘲笑百科全書學派以自然的名義去給那提供一切、解釋一切的實體抬高身價。他說，這位大名鼎鼎的女士是誰35？在他看來，自然決不是一切好東西的仁慈提供者，決不是一切生活知識和幸福的源泉，而是一種永遠神秘莫測的東西；她的方法是野蠻的，她是殘酷、痛苦、混亂的主要來源；無疑它是為上帝不可測知的目的服務的，卻很少是舒適或啟蒙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