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預測20世紀的人當中，亨利·德·聖西門伯爵是最偉大的。他的著述與生平矛盾百出甚至亂成一團。他生前就被當做受過神啟的瘋子。他的文風很糟——時時閃現的靈感與大量幼稚和荒誕的想像混在一起。他死後聲名鵲起。從他那裡借鑑頗多的卡爾·馬克思，將他貶低為所謂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流的人物，這在很大程度上給人一種印象：聖西門雖然很有天分，但過於幼稚、愚蠢、偏執，不值得仔細研究。然而，假如將各種預言放在一起，將馬克思的預測與聖西門的作一番比較，就會發現，結果竟然是聖西門勝出。
終其一生，聖西門懷有這樣一個念頭：他就是那個最終降臨世上拯救眾生的偉大的新彌賽亞；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許多人都有那種獨特的感念。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妄自尊大、以彌賽亞自許的人物層出不窮，歷史上還沒有哪一時期能夠與之相提並論。在這一時期，每個人似乎都自認為上天最終賦予了他獨有的洞察力和想像力，註定用它們來解決人類的一切不幸。如果讀一讀盧梭的著作，你就會產生這樣一種印象：雖說他認為已經有人先他一步，但只有他被賜予了終極的認識能力。讀費希特，你也會有類似印象：你感覺他是在說，路德自然重要，基督自然重要，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自然重要，然而，最終的啟迪只能來自他本人——向人類開啟那一扇扇已經被先前的思想家撬開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大門，是他的使命，他為此而獻身，將這些大門一勞永逸地猛然推開，是他的特權。
讀黑格爾，你也會有完全相同的印象，黑格爾感覺到，他對前人的所有思想進行了總結和徹底綜合，最後綜合在一個龐大和諧的結構中，這個結構最終是人類一切智慧、一切知識的總和，這樣一來，在他之後，他的門徒也好，所有的人類也好，他們只需算出結果然後加以應用。同樣，在法國，在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甚至他們的繼承人巴扎爾和勒魯那裡，你會得到這樣的印象，他們在說：「當然了，先行者還是有的；摩西是有的，蘇格拉底是有的，基督是有的，牛頓或笛卡爾是有的，其他重要思想家，甚至天才人物也是有的。但這些人只是勾畫出輪廓，他們只不過略加顯示而已；他們得到的只是真理的一角。最終的啟迪就是我現在必須對你說的。」雖說如此，聖西門依然不失為一位重要的而且實際上非凡的思想家。
讓我列舉一下他和其他思想家提出的具有同樣原創性的學說。在人文科學這類不精確的學科裡，很難將某種學說或觀念歸功於一個人。然而，如果與德國人相比，聖西門更像歷史主義之父；聖西門真正批判了18世紀非歷史的方法，提出了自己對歷史的解釋，而這正是19世紀初偉大的法國曆史學派的淵源所在，他真正提供了書寫具體的歷史所使用的武器，而不是同一時期德國唯心主義者所提供的比較模糊的意識形態圖式，這麼說，問題不是太大。
他不僅是歷史著述的先驅——至少在法國，在西歐可能也算先驅人物，而且他還開啟了我們所謂從科技角度闡釋歷史這種做法的先河。這與通常和馬克思的名字聯絡在一起的唯物主義歷史闡釋不盡相同，但它確實是後者的根源所在，而且在某些方面，它是一種更有原創性……的看法。聖西門最早在現代意義上將階級界定為經濟社會實體，階級取決於科技的進步——機器的進步，人類獲取、分配和消費產品的方式的進步。簡言之，他是歷史上嚴肅關注經濟因素的第一人。此外，只要談到有計劃的社會，談到計劃經濟，談到技術專家治國論，談到法國人所說的統制經濟（dirigisme），反自由放任；只要有新政；只要有傾向於某種理性的工業組織方式和商業，傾向於用科學為社會謀福利，總的說來，傾向於我們現已逐漸與有計劃的國家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國家聯絡起來的一切事實——只要有這類言論，這些隨便散播的觀念，最早都可以在聖西門未完全出版的手稿中看到啟示。
還有，是聖西門而不是別人發明了精英治理社會這種觀念，他採用了雙重道德標準。當然這種觀念在柏拉圖以及其他思想家那裡就露出端倪，但聖西門差不多是第一位站出來發表如下見解的思想家，他認為，讓那些瞭解科技需要和當前科技種種可能性的精英人物來管理社會，而不是由民主來管理社會，這是很重要的；由於人類當中大部人蠢不堪言，由於他們主要受情感的支配，因此，啟蒙精英的任務是，對自己奉行一套道德，而用另一套道德去反哺他們治下的臣屬。這樣一來，我們聽到許多雙重道德觀念，例如阿爾都斯·赫胥黎或奧威爾筆下的邪惡烏托邦，其根源在於聖西門的那種閃著金光的、樂觀的看法，聖西門本人可不認為這種雙重標準不道德或很危險，他倒是認為，這是唯一的一條進步途徑，唯一的將人類導向天堂大門的途徑，與18世紀的思想家一樣，他認為這麼做最值得，而且即將到達天堂的大門——如果聽從他的看法的話。
他是18世紀諸如公民自由、人權、自然權利、民主、自由放任、個人主義、民族主義等口號最有力的攻擊者之一。他之所以攻擊它們，是因為他最先看到了（因為18世紀的思想家從未很清楚地看到），由一群本身就知道向什麼目標努力以及如何讓人類朝這個目標努力的明智之士所領導的社會，與最好自行管理而不是被管理這種觀念是不相容的。當然他的選擇是傾向於優秀政府的，但是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就意味著自律政府行不通。他是第一位闡明這一點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他對18世紀（實際上還有19、20世紀）所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攻擊不僅具有現代的光環，而且的確有些新意。他好像是最先感覺到，在18世紀法國和德國大思想家非常淺薄和外表非常明晰的思想裡，與對立面安然相處的信仰所產生的邏輯後果。
最後，聖西門是所謂世俗宗教的創始人，也就是說，他第一次看到，人不能單憑科技智慧生存；他必須想辦法去激發感情與情感，激發人類的宗教本能。他是第一個（不是帶著那種冷漠態度，而帶著極大的狂熱和熱情，他天性如此）發明宗教替代物的人，所謂宗教替代物，就是那種世俗化的、人性化的、消除神學色彩的基督教的變種，在19世紀及其後，它的許多變種四處流行——它有點像康德的人性的宗教；有點像所有的偽宗教，略帶宗教味道的所有道德規範，是為有理性的人所提供的、取代了過去盲目教條和反科學的黑暗神學的替代品。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聖西門成為對我們這個時代最有開創性、最有新見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即便不是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同我在演講中探討的其他思想家一樣，他與我們這個世紀的關係，與19世紀相比，更為直接，這一點我還要證明。
讓我們從歷史主義這個觀念入手，正如我在前面所說，他對這個觀念的形成貢獻極大。困擾聖西門及其同時代人的問題是法國大革命的失敗。聖西門生於1760年，卒於1825年，為了說明他的觀點的形成過程，我應當講一講他的生平。他出生於聖西門這個望族，大約一百年前，這個家族出過大名鼎鼎的聖西門公爵，此人著有《回憶錄》，聖西門本人頗以家族為自豪。他甚至將自家的譜系追溯到查理大帝。讓我們引述一段他就這個問題寫過的文字：
我寫作乃是因為我有新思想。我利用它們在我腦海中已經呈現的形式把它們表達出來。我把它們交給職業作家去修飾。我是作為一名紳士、作為聖西門公爵的文學後人、作為韋芒伯爵的後代而寫作的。所有做過和說過的大事都是紳士們做過和說過的，哥白尼、伽利略、笛卡爾、牛頓、萊布尼茨，他們都屬於紳士階層。拿破崙要不是偶然發現那個空出的王位，他也會寫下自己的所有思想，而不是將其付諸實踐。
這個例子很能說明聖西門誇大其辭的作派。據說，每天早晨他讓男僕喚醒自己的話是：「起來吧，伯爵先生——您還有大事要做呢。」
他年輕的時候，喜動不喜靜，耽於想象，生就一副熱心腸。他跑到美國，加入大陸軍，在華盛頓將軍麾下參加了圍攻約克鎮的戰役。在美國解放戰爭之後，他南下墨西哥，此前他已經萌生了這種思想：必須通過大規模的科技規劃來改造社會，他試圖勸說西班牙駐墨西哥的總督開鑿巴拿馬地峽，挖一條運河，他認為，這樣可以大大促進那片水域的貿易。當時這一想法還很不成熟，引不起人們的絲毫注意。從墨西哥他又去了荷蘭，他鼓動荷蘭人向英國殖民地開戰；他又從那裡去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呼籲開鑿一條運河溝通馬德里和大西洋。他滿腦子都是利用自然為人類服務的想法，不費什麼代價而有所得——開鑿運河，讓河水，讓自然本身，去完成人類要如此勞身費力去完成的工作。這些想法都沒有實現；事實上，快要完工的西班牙運河，因法國革命的爆發而功虧一簣。
在法國大革命當中，他當然最同情改良者。他曾是大數學家和論說文作家、百科全書的編者達朗貝爾的學生。他與18世紀末百科全書派的一些人物有良好的個人關係，當時他正決心成為18世紀啟蒙人士的殿軍。他需要放棄伯爵稱號，自稱「好人先生」。他參加了大革命，站在叛亂分子吉倫特派這一邊。不久革命發展到了恐怖階段，由於出身貴族——他的名字便是依據，聖西門幾乎招致逮捕。別人被誤當成他給抓了起來，得知這個訊息後，聖西門以他慣有的作派，立即去自首，以開釋那個遭監禁的無辜者。他神奇般地活過了恐怖時期，當他重新露面的時候，熱情不減當初，他重新置身於生活的洪流之中，他的大理論便是他想改良人類。如果具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高超的能力，如此精湛的才智和深刻的智力，如此一絲不苟地關注真理的人士所構想出的這些令人心儀的想法，其結局竟然是斷頭臺上的屠殺，那麼，顯然是世間人事出了嚴重錯誤。可是，為了改良人類，人們必須去了解，去學習，去研究一切科學和藝術，不僅如此，人們必須飽嘗生活經驗的甘苦，人們必須理解美德和罪惡的真正本質，為了做到這一步，人們必須擁有儘可能多的生活經驗。人們必須儘可能地接觸生活。簡言之，人必須活著。要活著，就得有錢。但聖西門的產業已經因發生革命而被沒收。結果，他致力於金融投機，參與銷售被沒收的貴族的財產，賺了一大筆錢，這筆錢卻被他的德國合夥人雷登男爵給騙走，結果，他又回到了革命之初的狀態——一貧如洗。
到這時為止，他已經經歷了富有意義的生活。他曾大擺宴席款待他認為是當時最有趣的人物——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理學家、數學家，希望從他們那裡學到那些行當的奧秘。他已經從達朗貝爾門下了解了一些數學知識。他在晚年抱怨說，這些科學家吃了他的飯，天下之事無所不說，可就不談他想向他們詢問的科技。不過，他還是從各處得到了一些零碎的知識，成了一個典型的、富有想像力的自學成才者。他的腦子裡永遠亂成一團。在他的著述中，最有深度和最為精彩照人的思想與絕對無意義的東西交替出現。例如，你開始讀他早年寫的一篇有關海洋自由的文章——他在這方面提出過政治理論，可是突然之間，你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就發現他在探討重力，而且他不僅談的是牛頓所說的那種重力，而且是一種相當神秘的重力現象，它既能夠影響思想領域，又能夠影響物質領域。當你還以為自己在讀中世紀的歷史掌故的時候，突然被告知，整個人類與個人很相像（這種觀念也見於帕斯卡的著作），當前人類的年齡是40左右——介於35與45歲之間，他又說，法國人的年齡大約21歲左右。最有趣的是他對人類從古典階段發展到基督教中世紀階段的見解，你正在讀這個地方的時候，突然被告知，發明多神信仰的荷馬，也發明了民主，因為奧林匹斯山上有民主，民主就是這樣出現在人間的。
不過，且讓我們拋開聖西門思想中這些荒誕、天真和可笑的方面。他對於法國革命失敗原因的假說，或許是當時最有創見的。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觀念解釋這場災難。這場革命為什麼會失敗？自由主義者說，是因為恐怖，換句話說，因為革命者還不夠自由，他們沒有充分尊重人權。正統派、宗教界還有保守派人士則說，是因為人們打破了傳統，或不信上帝的話，而上帝的幽靈天使去光顧那些更喜歡運用自己的獨立理性而非依賴神聖信仰的人。社會主義的狂熱信徒（像巴貝夫這樣的人）說，因為革命還不徹底，因為本應平等分配財產，因為，簡言之，雖說應當有自由，可是沒有經濟上的平等自由是沒有意義的。還有其他許多解釋。聖西門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與黑格爾的解釋相似，可是他的解釋遠比黑格爾的具體，他主要著手處理的是實際發生的、活生生的人類和現實的歷史，這與黑格爾處理的那些龐雜模糊的形而上學觀念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形而上學觀念很像哥特大教堂的陰影，而黑格爾似乎永遠居住在這樣一座教堂裡。聖西門說，這是因為別人沒有讀懂他，在早期著述中，他就開始提出自己的歷史觀。正如我在前面所說，他的確是準唯物主義解釋之父。在他看來，歷史是活人儘可能地豐富多彩和全方位發展自己能力的一段故事。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利用自然；為了利用自然，他們必須擁有工具或武器。結果，他們的想象力，他們的發明能力，他們用於思考和選擇的一切能力，都用於發現最佳的武器，來征服自然和滿足他們慾望、迎合他們意圖以及他所謂眾人利益。
這樣一來，武器發明本身創造了所謂科技進步。而科技進步本身又創造出階級。它之所以創造出階級，乃是因為擁有武器的人能夠支配那些沒有武器的人。馬克思就是從聖西門那裡借鑑了這個非常簡單、基本的思想，即便它不完全來自聖西門，但也不是來自別人。一旦那些有本事、有天分、高高在上的人聯合成為一個階級，他們發明了工具和武器，他們藉此能夠攫取更多的東西，與別人相比，他們從自然那裡獲利更多，而其他人逐漸受到這個高高在上的精英階層的支配。他們受支配的時間並不會很長，因為他們最後會造反，他們開始不滿，他們認為，只要允許他們發揮想象和理性的作用，他們就能發明新東西，藉助這些新東西，他們不僅能夠從自然那裡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東西，而且他們也許還能推翻這個精英階層的統治。同所有精英人物一樣，這個精英階層會逐漸過時，他們的思想變得僵化，他們意識不到下層階級暗中的發明和發現；而且，由於他們長期依附生產武器（如果有人可以這樣說的話），或者說過度依附不再適應新武器的經濟生活形式，不再適應桀驁不馴、義憤填膺、積極主動、想像豐富、雄心勃勃的奴隸們正在完善的新的科技進步，到時候他們將被這個底層階級推翻，這個底層階級會逐漸掌權，只不過他們剝削、利用的人逐漸也會讓他們下臺和過時。
就某些方面而言，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幾乎同出一轍，可是，聖西門並沒有說馬克思所說的話，即，一切思想觀念都受分配或生產狀況，受經濟因素的支配。他的確認為，只有當思想能夠滿足某種利益的時候，它們才會產生。就這種意義而言，人們作出發明和發現，進行思考，建立數學或創作詩歌或隨便什麼東西，只是對他們所在時代一般狀況的一種反映——只有這時候，這種事情滿足他們特有的衝動，這些特有的衝動在一定程度上受經濟環境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的限制。不過，他認為，這些觀念產生的獨立性影響，要比馬克思主義者賦予它們的多得多，因此，他認為，發明，尤其是階級，既是思想的產物，也是科技進化本身的產物。例如，他認為，奴隸制這一觀念產生於這樣一個時期：當時人們意識到，如果他們能夠利用奴隸替他們工作，他們就會有更多的閒暇時間；類似地，廢除奴隸制也不完全是經濟環境造成壓力的結果——因為使用奴隸已經很不划算，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解釋——而是因為基督教的興起。基督教本身可能與它從中誕生的經濟世界有一些關係；然而，實際廢除奴隸制的，正是基督教思想——主要是宗教的、精神的、道德的思想，當時要不是產生這些思想，奴隸制就不可能廢除。因此，聖西門極力強調天才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他強調如下事實，即，要是沒有天才人物，要是不賦予他們發揮作用的機會，簡言之，那些以其犀利的見解、豐富的想像力滲透和理解他們那個時代的環境的大人物，如果不給他們的思想以用武之地，進步就會延遲。進步決不是自動發生的，它決不取決於階級衝突或科技進步的某種必然機制。
從這一點出發，他發展出這樣一種觀念，必須將歷史理解成人類為滿足各種需要而進行的一種進化過程，正因為這個原因，需要不同，滿足也就不同。因此，18世紀願意給中世紀或更早時期作出教條式的判斷，稱它們為黑暗、無知、偏見、迷信充斥的時代，空無一物的時代，與18世紀降臨的理性主義曙光相比的確不足稱道和令人生厭——這徹頭徹尾是一種無視歷史和毫無根據的看法。
凡事必須根據其歷史背景作出判斷。這個觀念，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簡單得很，可在19世紀初，它卻鮮為人知。凡事必須根據其歷史背景進行判斷：這一點聖西門說得比赫爾德清楚。我們所謂的黑暗的中世紀，在他們自己看來並不黑暗。在中世紀，人們的需要與我們不相同，對於一個時代是應當肯定還是否定，它應當受讚揚還是責備，認為它偉大還是渺小，進步還是反動，要根據它是否滿足當時的需要這條標準來判斷，而不應根據與那個時代大相徑庭、後世的需要來判斷。聖西門說：我們總聽到這種進步觀念，但我們知道的進步是什麼？使18世紀勝過17世紀，17世紀勝過16世紀，16世紀勝過15世紀的這種勢不可擋的進步是什麼？有人告訴我們，這是因為人們從自然中學到了東西，因為人們使用了理性，還有，為了共同的善做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他說，這些說法都很含糊，我們不知道人們用理性指什麼，用自然指什麼。他說，且讓我為你們提供一些標準吧，它們比較具體，我們可以用它們來正確地書寫歷史。他真是言必信、行必果。他羅列了四條標準，每一條都蠻有趣。
第一條標準是：進步的社會就是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絕大多數人需要的社會。只要做到這一點，只要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需要，就是進步的，這是聖西門始終堅持的重要理念。人類有某些需要——不一定需要幸福、智慧、自我犧牲或其他什麼東西——他們想得到的就是滿足自己。對於這些需要應當滿足，而不應問為什麼，任何能夠豐富多彩和全方面發展這些需要的東西，凡是能夠全方面促進個性最佳發展的，都是進步的。
第二條標準是：任何進步的東西都會給最優秀者達到頂峰的機會。在他看來，最優秀者就是最有天分、最有想像力、最聰明、最深刻、精力最充沛、最活躍的人，那些嚐遍人生甘苦的人。在聖西門看來，人的種類不多：改進生活的人和反對改進生活的人；想坐享其成的人和想為人們服務的人——想無所作為的人，想滿足需要的人；還有那些喜歡低調行事、任由事物沉淪的人，這類人反對混亂，總的說來，他們願意息事寧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三條標準是，能夠為反叛與入侵提供最大限度的團結和力量的東西，就是進步的；第四條標準是，看它是否有助於發展、發現和文明。例如，閒暇時間有助於發明、發現和文明——有助於發明書寫或諸如此類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當年奴隸制曾經是一個進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