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具體標準，聖西門說，如果你根據這些標準來判斷歷史，那麼擺在你面前的情況就會迥異於18世紀啟蒙運動的教條主義者向你提供過的。例如，假如你想過教皇格利高裡七世或聖路易當時的所作所為，那個黑暗的時代就不再黑暗。這些人畢竟修建了道路，排幹了沼澤。他們修建醫院，教大部分人讀書識字。最主要的是，他們維護了歐洲的統一，他們擊退了東方侵略者，他們讓6000萬人口文明開化，6000萬人口以統一的方式生活，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政權之下，他們能夠共同和諧地發展。這絕不是一個黑暗時代；與後來的時代相比，對於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而言，這個時代決沒有那麼支離破碎、那麼混亂迷惘，那麼令人心灰意冷。一個時代是進步的，表現在，其中大部分人可以儘可能地做到那一特定階段允許他們做的事情。所謂黑暗時代竟然是人類在那個時代和在那種科技發展條件下獲得最大可能發展的時期。當然，這一切都已經過去，這些制度已經過時，因為他們已被取代。新發明問世了，新發現也出現了，新的天才人物到來了，他們通過激發人們的頭腦，自發地創造出新需要。舊制度不能滿足新需要，或成為既得利益者；舊制度壓制那些需要，試圖抑制它們、限制它們、阻止它們，從而成為進步的障礙。舊制度最終成為明日黃花，摧毀它們、遺棄它們的人出現了。這就是革命。革命意味著，有人必須挺身而出，掃除現已徹底陳舊落伍的東西、不再有用的制度，這項制度再也不可能像過去想的那樣可以帶來好處。因此，在聖西門看來，歷史是他的門徒們所說的有機時期和批判時期迴圈往復的變化。有機時期是人類聯合一致、和諧發展的時期，當時掌管人類事物的人總體上是扶植進步的——這種進步就是，儘可能為絕大多數人提供機會，儘量滿足他們的需要，不管這些需要是什麼。批判時期是這些安排已經過時、這些制度本身已經成為進步障礙的時期，這時候，人們感覺到，他們想要的不同於他們正在取得的，這時候有一股新精神要打破依舊禁錮它的舊瓶子，例如，聖西門認為自己所在的時代就屬於這種情況，過時的封建框架還在非常可笑和人為地束縛著工業時代。
批判的時代是破壞壓倒建設的時代。在聖西門看來，它是次等的時代，不過它是必然和必須的。例如，在探討18世紀和法國大革命的促成因素時，他說，法國革命實際上是由律師和形而上學家們發動的。這些人本質上是破壞者。律師都幹了些什麼呢？律師搬弄諸如絕對權力、自然權力和自由等概念，而自由總是一個否定性概念。乞靈於自由就意味著，有人要從你那裡拿走你千方百計發明理由來保留的東西。簡言之，整個人類或大部分人開始面臨一種新的處境，這個新處境提供不了那麼多讓人賴以生存的東西，你感覺受到嚴重束縛、受到壓抑，所以你就接觸那些被稱為律師的專業人士、被稱為形而上學家的專業人士，為的是做到單憑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即，用各種手段從統治階級那裡奪取你自己單憑暴力無法得到的東西，因為你太弱小了，沒法強迫他們把東西交出來。所以說，律師就是那些為了擊敗老掉牙的政府機器、依然窒息絕大部分人的過時舊傳統而製造各種理由的人；形而上學家，尤其在18世紀，就是那些執行非常必要的、瓦解舊宗教任務的人。聖西門說，當年基督教可是龐然大物，像猶太教一樣，但是它必須發展，它必須前進。如果它靜止不前，它就會潰決，就會被推翻。這就是為什麼，在所有宗教大改革家當中，他最不喜歡路德。在他看來，路德過於拘泥他的獨特信仰，而他的獨特信仰無疑是推翻天主教所必需的，聖西門認為，在路德時代天主教多少已經陳舊過時、具有壓制性。路德用《聖經》這一本書取代了天主教，成為人們虔信的物件。毫無疑問，對於地中海東岸一個小國處於半游牧狀態的猶太部落，《聖經》還是很適用的，可是它無法應對各民族的發展。這就需要靈活性，不斷變化，不斷前進。羅馬天主教會，不管人們怎麼反對，它還是有靈活成分的。毫無疑問，在某些方面它是反動的，在某些方面是壓制性的、不公正的，可是它不間斷的法律擬製（legalfiction）31，它斷言權威的來源不在於一個一成不變的文本，而在於一個不斷變化的人類制度（人類的制度說到底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組成，每一代人都與前一代有些不同），天主教會使自己具有充分的靈活性，從而能夠極為成功地引導人類走過中世紀。而這正是路德所終結的。他破壞了歐洲的統一性，他將宗教與某種一成不變的東西捆綁在一起，他維護私有的、絕對的原則。要是有什麼東西讓聖西門深惡痛絕的話，那就是絕對原則的觀念——沒有哪一樣東西是靜止的，沒有哪一樣東西是絕對的，萬事萬物都在演變，萬事萬物都向時代的運動、人類演化、新發明、新發現、新思維、新靈魂、人類逐漸產生的新的心靈作出反應。結果，總的看來，聖西門是親天主教的和反新教的；但他到最後也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徒。
至於法國革命，那是怎麼一回事兒？那只是在一段漫長的精心準備時期結束之際爆發的一場革命。工商業的發展、劇烈的經濟變化，至少在17世紀末就已經發生了。不過統治者沒大注意到這一切。由於倒行逆施的統治者還生活在傳統的過去，沒有認識到一個新的工業時代正在來臨，也沒有認識到中產階級現在是實權派（聖西門在探討他所說的實權的意義以及實權派時，最有說服力或洞察力），法國政府，與別國的政府一樣，沒有與這些變化保持同步，沒有相應地調整他們的安排。結果，當財政部門呼籲國家伸出援助之手時，它已經破產了。此時掌握實權的第三等級（雖說它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突然意識到自己不需要妥協。它有了權力：它必須要做的就是使用這份權力。
簡單說來，聖西門將這場革命解釋為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興起，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真正地位，以及如下事實：它們只需清除極少數簡單的規則、徹底被空心化的先前的統治階級，就可以滿足自己的要求，先前的統治階級——教士，貴族和軍隊——一直騎在他們的肩膀上，壓制他們，這種情況無法再以國家的利益為理由應用於新世界。那麼律師，他們發揮過什麼作用？他們向新興的資產階級提供了觀點、口號；但任何口號都會隨時間的流逝而過時，他們提出的口號「一切權力為人民」，「人類自由」等等，像他們所反對的反動勢力的口號一樣空洞。毫無疑問，他們執行了一項非常必要的任務：白蟻的任務，在舊建築物下鑽孔，使之必然倒塌。他們是清掃工，是掘墓人，他們應當做的是移走坍塌過半的舊政權，可他們不打算建一座新堡壘——那份工作需要具有創造性的人，需要的是建設能力，而不需要那些以智取勝、玩弄訟師伎倆、在審查制度下狡獪弄文寫小冊子的人才，不需要狡猾奸詐、最終心胸狹窄的律師——他們的心思沒有放在將來大規模的建設任務上。可是，由於律師是下層階級唯一依賴的人，因為，是他們寫出了革命小冊子，讓他們掌權，革命就失敗了。革命本應由那些真正的新人去領導，他們是新興的大商人、新興的大工業資本家、新興的大銀行家，他們是屬於現代世界的人。
聖西門最有新意、最有洞察力和最有創造性的一個思想就體現在這裡。每一個時代都有權力的分配。有重要的人物，有不重要的人物。有代表即將到來的新事物的人，有代表行將就木的舊事物的人。在中世紀，封建領主代表進步的原則，因為他們保護農民，而在當時，農民是人類所需要的商品生產者。他們保護農民不誤農時，總的說來盡他們所能維護那個秩序。軍人，還有傳教士，也是那個秩序所需要的。當時基督教是一股巨大的進步力量，只要它是進步力量，傳教的教士們就是進步的，更多地傳授滿足時代所需要的事物，而不是羅馬宗教或希臘宗教或猶太宗教所需要的事物，這樣的人都是進步的。但他們過時了，他們已讓位於迥異於他們的一類人。今天，重要人物不是教士、不是軍人、不是封建領主，而是完全不同的一類人：科學家、工業家、銀行家、專家——最終代表科學和工業的人。科學和工業已經站住腳，但是，我們要想組建一個滿足人類需要的世界，唯一的辦法是，最有效地應用科學，也就是說，去建立最終將在世上崛起的偉大的、新的規章制度——商業、工業以及最重要的信貸銀行業。
聖西門對於銀行家的重要性極為痴迷，因為他太喜歡玩歷史類比這種遊戲了，他受以下觀念和事實影響太深了：歷史的觀念，發展和演化的觀念，凡事都非靜止不動，一個時代的所有事物都對應於（決不完全等同於）另一時代的某些事物。例如說，他經常問，在他所在的時代，哪些人對應於中世紀時代（或羅馬帝國）促成統一和中央集權的人物。羅馬人之所以偉大，乃是因為，他們幾乎君臨所有人類，而且他們的法律是普適性的。中世紀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教會控制了整個世界，教化整個世界，從而防止出現衝突、防止出現地方主義、防止出現在聖西門眼裡最嚴重的罪惡行徑——類似於洪水氾濫，人類的資源沿孤立的、私有的、個體的方向徹底毀滅。那麼現在是誰在發揮這種職能呢？他說，是銀行，信貸是一股強大勢力，是將大家維繫在一起的那股強大的、無所不在的力量，凡是輕視它、反對它、人為離開它也行的人，都會被它給毀掉。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是國際金融的相互聯絡。但聖西門並沒有攻擊它，並沒有把它當做吸食人民血液的一種壓迫性制度而反對它（例如當時的科貝特和西斯蒙第傾向於這種觀點），相反，他歡迎它，認為它是一股具有極大吸引力的、發揮集中、聯絡作用的力量，因為在他看來，統一是最重要的。
人類得以發展的唯一途徑是，合理地集中人類資源，所以，人類擁有的每一件物品、每一種藝術、每一件禮物、每一個靈感，都不應浪費，而應得到最佳應用，朝著它可能得到最佳利用的方向努力。凡事統一總比分裂好。俯首聽命於愚蠢的統治者已經是壞事一樁，但更糟的是出現一團亂局。聖西門，同17世紀英國革命後的霍布斯一樣，主要被無意義的流血犧牲、暴力、暴民橫行街頭、頭腦瘋狂的雅各賓派給嚇壞了，雅各賓派腦子裡裝的都是那些玩弄辭藻的律師提供的空洞口號，律師們並不清楚自己所生活的時代。聖西門崇拜工業家、銀行家、商人，他把社會看成了一個龐大的商業機構，類似於帝國化學公司（ici）或通用電氣公司的這類商業機構。在他看來，國家已經成為過時的事物，雖說有時候需要它去保護個體，免受教會勢力的侵害。接下來，他突然評論說：過去神職人員當然冒充科學家；但現在神職人員已經聲名掃地，不需要進一步防範他們了。因此，國家身上有用的、有創造性的東西已不復存在，國家本身已經變得僵死、壓抑和沒有必要，而在過去，那些創造性的東西在沒有利用教會那隻死手的情況下推動了經濟社會和精神生活的發展。因此（他非常堅定地說），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已經成為一種工業企業的國家，我們都是其成員，它是一種龐大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者是無限責任公司，或許正如柏克曾設想的那樣——柏克也是滿腦子歷史意識。聖西門不僅要求柏克所說的「所有科學上的合夥關係；一切藝術上的合夥關係；所有美德上的合夥關係」，雖說聖西門對此頗為相信，他還要求最有實際意義的合夥關係（在這種意義上，柏克所謂的國家決不是一種合夥關係），像商業貿易、棉布貿易上的合夥關係——這正是柏克所反對的——商業上、工業上、銷售人類所需商品上以及知識上的合夥關係，沒有這種合夥關係，人們什麼也做不成。
那麼社會的目的是什麼？聖西門說，好吧，有人告訴我們，它是共同的善，但這種說法太模糊。社會的目的是自我發展，社會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在藝術和各門手藝中，最佳應用科學所需要的知識、傳播這類知識、發展和最大程度地積累它的果實，也就是說，在所有單獨活動最有用的組合中，在科學領域，在各門藝術和各門手藝當中，做到這一點」。在向亞歷山大之類人物表示充分的敬意後，他說：阿基米德這樣的人物萬歲。換句話，他向軍人、教士和國王表示了充分敬意。這些人現在已經不再重要，同身強力壯之士和占星術士一樣成為過時人物。我們需要的是科學家和工業家，因為在他們的領域可以發現知識和當前的需要。有了這些人才能成事。事實上我們就生活在他們的統治之下，雖說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他們也對此一無所知。他們本人非常愚蠢地服從封建殘餘勢力，他們並不知道，只要他們動一動手指頭，就可以趕走封建殘餘勢力。可是為什麼我們還容忍這種情況發生呢？整部歷史講述的都是人類可恥地剝削人類的故事，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浪費。人類本來可以利用自然，他們何必浪費自己的精力去剝削其他人呢？當一群人去壓迫另一群人時，無論是壓迫者還是反抗的被壓迫者，都浪費了太多的精力。讓壓迫者停止壓迫，讓抵抗者停止抵抗；讓他們共同致力於利用人類財富——自然——的神聖任務當中，建立、創造、形成一種物質性文化。因此，聖西門頌揚的是生產，是組織。
至於說權利，「權利」是一個非常空洞的詞：只有利益存在。利益是人類無時不想得到的東西。給人類帶來利益是生產者之職事。人可分兩大類：無所事事的人和辛勤勞作的人，遊手好閒者和生產者，有的時候，他稱他們為好逸惡勞者和工作者，所謂「工作者」，他好像不是指體力勞動者，也就是無產階級；他指的是所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經理、工業巨頭、銀行家、工業家。
首先，我們必須有專業人員而非業餘人士。貧窮總是源於無能，我們必須用協同一致的計劃來取代競爭所造成的駭人聽聞的浪費：我們需要為社會制定一箇中央集權的工業計劃。我們想用聯合取代競爭，我們想要勞動，勞動必須是義務性的，如果有必要的話，因為勞動是人的目的，我們要抓住一切機會盡可能地推動科學研究以及藝術的進步，因為，除非人類的想象力被藝術家、被那些以打動人的情感為職事的人激發起來，否則什麼也不會發生。在人類進步這個巨大的過程中，藝術也發揮了它的作用，這個進步過程包括控制和限制人類的情感、人類的激情、人類的精力，朝著當前時代已經很接近的目標前進，即建立一個龐大的、自動發揮作用的工業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每一個人都豐衣足食，沒有人處境悲慘。而且人類的所有弊端終將消失。為了領導這一制度，我們必須有精英人物，因為人民太忙，創造不出這一制度，而且他們太忙不能親自管理——在此，他的言論很像18世紀的百科全書學派。
這些精英都是哪些人呢？在其漫長的生涯中，聖西門的觀點有所改變。一開始，他認為，這些精英人物應當是科學家。後來，他改變了觀點，認為他們是銀行家和工業家。早年時代，他構想出所謂「牛頓委員會」這樣一個神秘機構，這是一種國際合作性的或科研性的學術機構，依靠公共捐贈和秘密投票制度來管理，它以某種不可思議的方式把藝術家、工業家和數學家組織起來。到最後，他又想出一個議會，由三個部門組成。第一個部門是發明部，裡面的工作人員是工程師和藝術家（畫家、詩人等）、生產者、思想者，無論在科學還是在藝術領域最先閃現天才之光的人。第二個部門負責稽核和細查；它由數學家、物理學家、生理學家等人組成。最後一個部門由行政人員組成——工業家、銀行家，他們都是實幹家，他們清楚自己所處時代的本質，因為，為了生存而進行的無條件的鬥爭、競爭的絕對必要性已經教會他們什麼東西能做，什麼東西不能做。
他還有其他各種計劃，這些計劃針對的都是同一件事——我們必須生產。我們必須生產，我們必須發明。創造性是偉大的口號。每一個人都必須儘可能全方位地實現自己。中世紀時期盛行一種觀念，根據這種觀念，肉體應當忍受折磨，人類理想在於某種自我剋制，在於主動摒棄慾望，追求內在的生活，逃避肉體的各種誘惑以及外部世界施加種種邪惡影響——讓那個觀念永遠石沉大海吧。基督教的教義宣揚，我們將在彼岸世界得到報償，而在此岸世界，肉體是屈從於精神的，這條教義必須廢除；必須引進肉體與精神之間的和諧。沒有物質的大發展，精神就不可能發揮作用；沒有一場精神上的大覺醒，沒有一個接一個天才思想的出現，沒有人類在全方位取得的進展，就不會有物質方面的發展。這幅景象很像丁託列託筆下的天堂：一大群幸福的人手拉著手，圍成一個大圓圈，他們興高采烈、滿心歡喜一個勁兒地跳舞，他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慾望、所有的愛好，都得到了極大地——過度地——滿足，使他們滿足的是物質的豐盛，而物質的豐盛正是那些不再受古代制度和可笑的法律壓迫和限制的工業家和銀行家所能帶來的。
當聖西門說到精英必須奉行雙重道德標準的時候，他的話裡帶有很現代的口氣。例如古埃及的祭司，他們是早期的和最初的精英人物，他們自己相信一套，而教給芸芸眾生另一套，這真是了不起。這麼幹很好，事情就應當這麼做，因為不能指望人民馬上就能看到真理，而是必須逐漸來調教他們。結果，我們必須有一些工業家、銀行家和藝術家構成的群體，他們逐漸脫離開人類，他們逐漸要求自己在工業社會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一種很熟悉的新封建主義。共產主義得以安身立命的那個偉大的說法——「各盡所能」——來自聖西門和聖西門主義者。另外，當斯大林說，藝術家（例如小說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們做事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而不是純粹為了追求形式，藝術的目的不是為了藝術本身，而是為了塑造和影響人類，這就是一種聖西門主義思想。因此，每個人都必須是工程師，無論是無生命物質的工程師還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如果做到了這一步，我們就不可能遇到許多過時的、無法理喻的形而上的信條來阻礙我們。因此，聖西門設計出反民主的方案，因為靠民主做不成任何事情；偉大的計劃無法完成，除非有理解他們所在時代的明智之士，權力都集中在他們手裡，他們能夠像專家那樣做事，因為只有專家才能將事情辦好。只有專家才能將任何事情辦好，專家永遠不應被推翻；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專家，其後果是流血、混亂，還有人類可怕的倒退。
同樣，自由也是一個荒唐可笑的口號。自由總是混亂無序；自由總是某種消極的東西，用以反抗外來的壓迫。可是，在一個先進的政權之下，一切都是進步的，沒有壓迫，也就沒有要抵制的東西，就無需使用大槌子了。自由總是一種爆破的炸藥；可是，在一個建設性時期，在一個創造性而不是破壞性的時期，炸藥派不上用場——無論如何不能用於那種目的。所以他大聲疾呼的都是自由如何危險、必須加以鎮壓之類的話。
他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自由放任政策。有一段時期，他曾信奉自由放任政策，他是被他稱做「神聖的斯密」那個人的門徒；可自由放任政策也會導致絕對的混亂；除非我們有計劃，從中心出發指導事物，否則事情不可能辦好。結果，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生畏的、龐大的新封建等級制觀念，銀行家處在等級階梯的頂端，工業家的位置偏下，再往下是工程師和技術員，然後是藝術家、畫家和作家。每一個有想象力的、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在這個等級制階梯上有一席之地，在這個龐大的、新的封建政權下，一切都是嚴格遵循秩序來安排的。這就是取得進步的辦法，這就是軍隊行進的辦法，在聖西門看來，我們就是一支部隊，整個歷史就是一支部隊，他或多或少這樣稱呼。
同樣，他激烈地反對平等，他認為平等是受壓迫的大眾發出的十分愚蠢的呼籲，它與理性的政府安排的世界無關。我們要管理的不是人而是事。管理事物即意味著引導我們走向一個正當的目標，那就是儘可能用最佳的——最有效的辦法去滿足各種願望。如果這是人類目標的話，那麼，呼聲最高的要求不應是平等、自由，而是博愛——因為四海之內皆兄弟。
這就將我帶到聖西門思想的最後階段，他的新基督教（nouveauchristianisme）。在生命旅程行將結束之際，他感覺到，需要一種偶像崇拜，因為我們單憑科技無法獲得認識；人的信仰必須集中在某件事物上。他說：想一想西塞羅時代，羅馬宗教衰亡，但其廟宇依然有人光顧，西塞羅認為應當保留羅馬宗教的外殼，雖說他本人已不再相信其核心。這是辦不到的。現在許多人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不相信基督，不相信任何教義，但他們卻極力利用教會，因為他們認為，教會可以抑制人類邪惡本能。可是，在信仰衰微、教會即將垮臺之際，宗教可就沒有用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我們必須建立一門新宗教，它是符合時代需要的一種新信仰。黃金時代擺在我們面前：正是一個盲目的傳統讓我們看不到它；我們向它快步走去。我們的後輩將到達那裡；他說，至於我們，任務是披荊斬棘，開闢道路。
我們該怎樣開闢道路呢？這一點，他說得並不太清楚。首先應當以聯合和愛為手段。如果人類能夠理解彼此的需要，相互認同，那麼他們就會充分發揮出創造性想像力，儘可能多地和儘可能和諧地去生產符合每一個人需要的商品。聖西門死後，這一門派的領軍人物昂方坦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這個學派去巴黎郊區生活的時候——因為它已成為一個宗教流派，他們給自己設計了一種特殊的束腰外衣，只有在後面才能扣上，這樣一來，聖西門主義這個小門派中的每一位成員都要依賴他人。這是一種合作的標誌，而不是競爭的標誌，雷蒙·博納爾有一幅精美的油畫，作曲家費利西安·戴維穿著一件聖西門主義者常穿的束腰外衣，外衣前面繡著一個很大的「d」字，「d」字裡面的細線很像豎琴的琴絃。聖西門主義者喜歡中世紀的浮華虛飾，他們想從工業角度重建中世紀的等級制：這的確是聖西門主義有創見的地方。
無論何時，只要有人試圖利用科學來解決人類的問題，從而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就會清楚地看到聖西門主義對我們的影響，當然，這裡的人類問題不同於18世紀，當時所面臨的是解決恆定不變的常在問題，所依據的原則也是恆常不變的，因為它們銘刻在人們心中，因為它們可在自然中發現，或者通過形而上的洞察力或通過任何手段發現它們；可是所依據的價值觀本身卻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演進。我們問，究竟是哪一種發明影響了其他發明，哪些人影響了其他人，必須讓整個人類社會和諧一致，必須從這個和諧的社會中創造出某一種有計劃的實體，不允許人類放任自流，不能因為他們想怎麼幹就讓他們怎麼幹，因為這很可能影響他們的能力得以實現所在的事物狀態——只要他們有所認識的話，這就是聖西門主義思想。例如，它在美國的新政或戰後英國的社會主義政府中呈現出溫和的、人道的形式。它在指令性計劃的法西斯主義社會里呈現暴力的、無情的、殘酷的、狂熱的形式。在這類社會當中，出現了一種新的世俗性宗教觀念，這個世俗性宗教是安撫大眾的麻醉劑，敦促他們接受他們可能在理智上無法理解的思想，這個觀念也來自聖西門。我們都是滾滾前進的歷史激流一部分，因而不存在絕對的理想，任何理想都要根據它的完善程度得以估價，根據它滿足當前需要而不是過去某一時代或未來某一時代需要的程度作出估計，以上這一觀念與歷史就是不斷變化的科技的歷史這一觀念合併在一起，因為科技代表了人類精神最為活躍的那一部分，人類將被分為兩類：工作的人和無所事事的人，遊手好閒者和生產者，積極的與消極的，主動實幹的和被動受影響的。
整個觀念的核心是科學或科學主義——它篤信，除非在嚴格的紀律之下，由那些理解什麼是構成世界的物質、人類和非人類的人去做事情，否則就會導致混亂和挫折。只有精英人物才能做到這一點。精英人物只能奉行雙重道德標準，一套為自己，一套為別人。自由、民主、自由放任的個體主義、封建主義——所有這些沒有多大意義的形而上的觀念、口號、詞語，必須撤出，給某些更明晰、更大膽、更新的東西讓路：大商業、國家資本主義、科學組織、世界和平組織、世界議會、世界聯邦。這些都是聖西門主義性質的。
聖西門不相信革命，因為他已經見過一場革命。他相信誘導的力量。不過革命不需要成為誘導的手段。他最為深切關注的一件事就是，人類本身最終應該滿足自己的願望。他在臨終之際對自己的門徒說：「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們說：彼此相愛，彼此相助。我這一生可用一條思想作出總結——保證所有人的能力得到最自由地發展。」還有，「應當建立工人政黨[他認為應當由從事生產的‘工人’來建立]——未來是屬於我們的」。後來工人的政黨建立起來了，不過它可能並不完全像最開明、最慷慨、最樂觀和說到底也是最天真的聖西門所相信的那樣。
聖西門在臨終之際囑咐朋友以及整個人類的這番話中，談到了博愛、愛和聯合以及組織，那麼自由呢？這不是他所說的18世紀的律師們所使用的空洞的自由，用於反擊封建主義殘餘的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公民的自由。人類在一定限度內為所欲為的自由。在這一點上，聖西門的見解比他的其他見解聽起來更讓人感到恐懼，因為他的確反對自由。他不在乎是誰在推行他的思想，或者他們以何種程度上的壓迫方式來推行。不管推行者是拿破崙，還是神聖同盟，還是路易十八，對於他們，他的訴求一視同仁。他說，已經讓中產階級如此狂躁不安的自由，對於下層階級來說，已經成為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因為我們都很清楚，在當前的文明狀態下，任意使用權力對他們的影響並不很大。這些小人物、下層階級、人類最大多數的和最窮困的階級，沒有他們，就無法重建人類——這些人不在乎自由；他們厭倦了公正，正如俄國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這個世紀末所說的那樣。人民想得到的不是議會、自由和權利。這些東西是資產階級迫切需要的東西。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這種對於麵包、靴子而不是對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號的大聲呼籲，已經成為所有強硬的左翼政黨主要重複的老調。這個多少散發著邪惡氣息的語調，可能也會追溯到溫文爾雅、博愛仁慈、道德高尚的聖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