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曾經鼓吹迴歸高貴的野蠻人質樸的美德。什麼是高貴的野蠻人？按照邁斯特的說法，野蠻人根本不高貴，而且不如人類，他們殘忍、持有異見和冷酷無情。在他們中間生活過的人都能夠證明，他們是人類的渣滓。他們決不是偉大的、未曾腐化的原型、自然品味和自然道德的早期典範，他們決不是正直、高尚的事物，決不是由於文明的緣故、西方各國所偏離的東西，他們只是上帝創世過程中的敗筆。派往美洲印第安人中間的基督教傳道士的確說過他們的好話，那是因為，那些傳教士都是善良的佈道者，他們本人不能將這些人實際慣有的卑鄙和罪行安放在上帝創造物身上。我們不能夠根據他們的證言，把印第安人當做學習的榜樣。野蠻人的語言決不是具有原始力量、帶有原始美的東西；它只有混亂和衰敗的醜惡。
至於說自然狀態——在18世紀的思想家看來，自然狀態是原始人應當認可的所謂人的權利的來源，這些18世紀的發言人是以誰的名義佯裝發言的呢？以自然的名義嗎？邁斯特說，這樣一位女士不存在，否則我們怎麼從來就沒有遇見過她呢？這些權利為何物？是什麼樣的人所固有的？形而上學的神眼所看到的、被稱做權利的抽象實體，要麼來自人類的權威，要麼來自神的權威。至於著名的抽象物——人，大革命以它的名義發動，最殘酷的大屠殺以它的名義組織，許多無辜者以它的名義慘遭屠殺：「在我一生中，」邁斯特說，「我見過法國人、義大利人、俄國人……我也知道，虧了孟德斯鳩，那個人可能是波斯人。但是，至於說‘人’，我宣佈我在生活中從未見過他：如果他存在的話，他也不為我所知。」
邁斯特說，在當今時代，信仰完全空洞的言辭和空洞的公式造成的結果是，「社會的兩隻錨——宗教和奴隸制——已經同時失效，社會這艘船讓風暴給捲走了，失事遇難」。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向俄國沙皇進言的時候，總是說：社會賴以維繫全憑這兩隻錨，藉助於它們可以限制邪惡之人，防範他盲目的自我破壞衝動。一隻錨是教會，另一隻錨是奴隸制。基督教會之所以廢除奴隸制，乃是因為，它有足夠的力量控制住人，可是，在俄國，東正教會並沒有得到普通民眾的高度重視，那就讓農奴制一直存在下去好了，如果你去解放農奴的話，就像你的顧問建議的那樣，你的國家就會陷入最邪惡的革命之中。它就會從野蠻狀態走進無政府狀態。沒有人像俄國人那樣希望暴力，一旦你允許這些「大學裡的普加喬夫」——這是他對他們的稱呼——所有的這些思想反叛者、所有的這些經濟學家和科學家以及詭辯家和巫師去支配你，那麼你的王國——同所有的王國一樣，它依賴權威，依靠信仰盲目的權威——將會垮臺。
18世紀的首要觀念是什麼？社會得以建立的基礎是，想盡可能地在一起幸福和自由生活的人們認識到他們之間的相互利益。這種觀念遭到邁斯特強烈和憤怒的反對。他說，社會根本不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社會建立在自我犧牲的基礎上。士兵們為何去參戰？他們不知道。如果國王要想推行某種無害的措施，例如人口普查或改變曆法，就會在民眾中引發反叛和騷亂。然而，如果發生一場戰爭，許多無辜者慘遭屠戮，成千上萬的人再也回不到他們的妻子兒女身邊，人們卻一聲不響地服從。為什麼？我們弄不清楚；它是非理性的。
邁斯特實際上在此表明兩點。第一點是，根據純粹無益的人為發明解釋不了事情的起因，長久持續的事物都是非理性的。他舉例說，世襲君主制，還有什麼東西能比它更加沒有理性？為什麼聰明睿智的國王就一定會有一位同樣睿智的兒子，也許他的兒子根本不夠睿智。這顯然是一種性質十分愚蠢的制度，然而這項制度卻在延續。它延續了好多世紀。整個西方世界就是以它為基礎的。廢除這樣的君主制更合乎理性、更順理成章、更有道理，我們看一看這樣做後果如何。波蘭不實行世襲制，國王由選舉產生，後果如何？混亂和毀滅幾乎接踵而至。為什麼？因為採用了一種理性的制度。以婚姻制度為例。兩個人僅僅因為在人生的一個階段上偶然相愛，他們就應當廝守終生，其理由與過去並無二致，還有比這更非理性的嗎？可是，沒有什麼東西比自由性愛更短命、更具破壞性、更加可憎的了。就這樣，他一個制度接一個制度地列舉，似是而非地斷言，只要是非理性的東西就能夠延續下去，只要是理性的東西就會垮掉；它之所以垮掉，乃是因為，由理性建成的任何事物都能夠被理性毀滅；由自我批評能力建成的任何東西都經不住自我批評能力的攻擊。唯一能夠永遠支配人們的東西是難解之謎。
18世紀認為——17世紀也認為，有一些社會和政治問題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得以解決。有些人認為，有些問題可以由形而上學家來解決，有些可由科學家來解決，有些可以用良知來解決，通過探索內心來解決，還有一些可以通過閱讀特定的專家論述這些問題的著作得到解決。邁斯特說：一旦你允許這類問題提出，那麼，其答案就會提出下一個問題。答案永遠不會顛撲不破，人們會向這一答案提出質疑，下一個問題的答案也會遭到質疑，就這樣迴圈往復地詢問原因的原因。要想讓人們在社會中生活，唯一的辦法是防止他們產生疑問，阻止他們質疑的唯一辦法是使用恐怖。假如事物的本質模糊不可測定，那麼人們只有服從它。一旦人們參透事物本質，一旦它是理性的東西，一旦人們能夠理解它，他們就不會畏懼它。他們不會敬畏它，不會尊重它，所以它就會垮掉。因此，我們需要的是模糊而無法理解的東西。
以語言問題為例，邁斯特說。語言等同於思想。18世紀的人認為，語言是人類的一種發明，他們在這一點上是錯誤的。為了發明，你必須去思考，為了思考，你必須使用符號；說語言能夠被建構，絕對是荒唐之言。孔多塞先生想有一套科學的語言，它清晰易懂，可以在各國通行——一種科學的世界語，沒有比這更具有災難性的了。它之所以會造成災難，就是因為它清楚易懂。對於清晰易懂這種東西，必須棄之不顧，必須阻止，因為正是它們產生了不安、批評、質疑，它們最終會推翻古代的制度，導致不公正、流血、革命和混亂。
拉丁語這門語言，我們必須教給孩子。為什麼？因為它很難懂。人們舉出證據反對偏見、反對迷信。什麼是偏見？偏見只是人們千百年的信仰，得到了經驗的檢驗。說到底，歷史是我們唯一的老師，而政治只是實驗的歷史。在此，邁斯特的言論方式很像柏克，柏克就是以同樣的方式去捍衛偏見的。偏見只不過是人類在千百年當中獲得的外衣，在傳統上，它在各種境況下得到了檢驗，將它拋棄不顧，就會在生活的破壞力量前面一絲不掛、顫慄發抖。拉丁語是一門不循常規的語言。拉丁語是一門語法不理性的語言。它體現了各種偏見，各種古代迷信，盲目的信仰、無意識的經驗、科學所反對的一切事物。這就是我們離不開這門語言的原因，因為世界上只有兩種東西永遠是好的——一種是古老的東西，另一種是非理性。只有二者的結合才能產生一股足夠強大的力量，以抵制批評家、質疑者、科學家們的有害影響。
我們維護社會秩序是為了反對誰？社會秩序的死對頭——邁斯特稱之為「小集團」的那些人，是非常有趣的一群人。在他看來，他們是詹森派和加爾文主義者以及廣義上的新教徒；律師、文學家、記者、作家、猶太人、美洲的革命者、知識分子、科學家、批評家；簡而言之，他們就是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屬於這個階層的一切。這份名單——上面有自由主義者、各種批評家、各種信仰某種抽象真理的人、不接受社會教條前提的人——差不多最早是由邁斯特擬定的，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對它耳熟能詳。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每一場極為反動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一貫伎倆。
但是，在這些人當中，邁斯特最恨科學家。科學家屬於那種最沒有能力去理解生活、理解政府的人，他用極為鄭重的口氣警告俄國沙皇說，切不可犯下致命的大錯，讓科學和藝術支配這個國家。他說：以羅馬人為例，他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至少在治國方面是最偉大的。羅馬人很清楚，當科學家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舉。他們僱用希臘人，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自己去做這份工作的話，純粹有損尊嚴。他說，從絮熱到黎塞留36，大政治家無一齣身於科學家，或對科學有所瞭解。與科學有關的東西，有關它枯燥、抽象、不夠具體的性質，有關晦暗不明的生活所扭曲的、混亂的、非理性的肌質，使科學家無法讓自己適應現實，誰聽了他們的話誰就自取滅亡。他對俄國皇帝說：不要讓這些路德派的德國人到你們的學校任教。那些源源不斷、蜂擁而至的都是一些什麼人？好人——忠於家庭的人、信奉傳統、有信仰、信仰宗教、具有良好道德的人——是不會離開故國的。只有那些玩世不恭之輩、不安分之人、吹毛求疵之士才這麼做。這是反對流亡者、反對精神自由、反對人口流動首次真正的說教，當然，是首次以激烈的和容易理解的、實際上讓人難忘的言辭表述出來的。
那麼社會的根基為何物？社會是苦海的一部分，在這裡，我們無法理解事物的根源，在這裡，上帝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統治著我們。社會依靠的是恐怖；它依靠順從，盲目順從權威。沒有它，制度就會一片混亂，從而陷入災難的深淵。什麼東西代表這種恐怖因素呢？在這裡，邁斯特做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評論，寫出了他著作最有名的段落。他說，處於恐怖中心的人無異於那個飽受痛恨的人物——劊子手。我引用一下他評論此人的那一段有名的文字：
這個莫名其妙的人是誰？……他自己就像一個世界……沒有分配給他應有的住所……這時候其他人都搬到別的地方去了……在這種孤寂狀態下……他孤獨地與老婆、孩子一起生活，他們讓他知道人類的聲響。可是在他們看來，除了痛苦的尖叫之外，他什麼也聽不見……司法部門最低階的一個下人敲他的門，告訴他，需要他去效勞。他去了。他到了一個公共廣場，人們都聚在那裡，臉上帶著期盼的表情。一個囚犯，弒親犯，犯下了瀆聖罪，給拋到他的腳下。他抓起了這個人，拉直他的身子，將他綁到地上的十字架上，舉起了手，這時候，全場出現了可怕的沉默。鐵錘重擊之下骨頭的斷裂聲，還有受刑人的慘叫，打破了這種沉默。他解下這個人，將他放到刑車上；折斷了四肢纏在車輻條上，頭向下低垂；頭髮根根豎立，嘴張得像發熱的火爐的門，嘴裡只能斷斷續續吐出幾個殘缺不全的音節：只求速死。劊子手完成了他的任務；他的心在跳，卻很高興；他對自己的工作很滿意。他心裡說，「幹這一行沒人比得了我」。他從斷頭臺走下來，伸出沾滿血汙的雙手，接住一位官員從遠處拋來的幾枚金幣。劊子手拿著金幣從兩排人的中間走過，那些人心驚膽戰地向後退。他在桌邊坐下吃飯，他上床睡覺，第二天一覺醒來，除了頭一天他乾的行當之外，他什麼都想過。他是人嗎？是的，上帝允許他進教堂並接受他的祈禱。他不是罪犯，可是，正直、可敬或值得稱道，人類語言中的這幾條哪一條也不敢用在他身上……然而，所有的偉大之處，所有的權力，所有的社會秩序都依靠劊子手；他是人類社會的恐怖，是維繫人類社會的紐帶。將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從這個世界上帶走，那麼，秩序馬上會被混亂所取代，王座倒塌，社會解體。上帝，統治者權力的來源，也是懲罰的來源。他將我們的世界懸掛在這兩根柱子上，「地的柱子屬於耶和華，他將世界立在其上」37。
這並不是對犯罪和懲罰純粹施虐狂式的沉思。拉梅內說起過邁斯特，他說，很奇怪，像他這麼高尚的人在整個生活中卻只看到兩個現實：犯罪和懲罰。「就好像他所有著作都是從斷頭臺上寫出來的」。不過，我從邁斯特著作中摘出的引文不全是邪惡的東西。它是一種真正信念的表達，這股信念符合邁斯特充滿激情的、但又明晰的其他思想，即，人只有受到權威的恐怖約束才能獲救。在他們的生活中，必須時時刻刻向他們提起位於創造核心的那個可怕的不解之謎；他們必須通過不斷受難來贖罪；處處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愚蠢、惡意、無助，以此來讓他們謙卑。戰爭、酷刑、苦難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
人是傻子，人是孩子，人是瘋子，人是在外地主；生活是——應當是——一種刑罰性的居留，由看守照看這個人。他必須受到指定的主人的控制，指定的主人滿腦子都是造物主施加的責任，造物主通過無情地推行各種規則，無情地消滅敵人，將自然變成一種等級制。正如我們所見到的，敵人是一個「小集團」，他們是搗亂分子、顛覆者、世俗的宗教改革者、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律師、完善論者（perfectibilians）、相信良知、平等或理性地組織社會的人、解放者、革命者，這些人都必須根除。
邁斯特以最明晰的方式，使用著確實與18世紀人一樣清楚和漂亮的語言，可他說的事情與那個世紀的一般趨向大相徑庭：這的確有些不同尋常。然而，邁斯特在某種意義上也是18世紀的產物，因為他處處與18世紀針鋒相對。聖西門相信，邁斯特與他切齒痛恨的人（伏爾泰的追隨者，實際上甚至包括伏爾泰本人）有某些共同之處。伏爾泰是邁斯特的死對頭，邁斯特談到這個可怕魔鬼的猙獰笑容時，極為憤恨，聖西門卻說，也許未來的社會就在於邁斯特與伏爾泰的結合。
乍一聽，這是一個莫大的悖論。怎麼能有這種結合呢？伏爾泰代表的是個人自由而邁斯特代表了枷鎖。伏爾泰呼籲更多的光明，而邁斯特呼籲更多的黑暗。伏爾泰對教會深惡痛絕，他不承認教會有絲毫的美德；邁斯特卻喜歡教會的惡習，認為伏爾泰是惡魔的化身。然而，聖西門的話多少有些道理，雖說聽起來有些怪異，原因在於，雖說兩人截然對立，可是他們都屬於法國思想中嚴苛、冷靜、生硬、明晰、強硬的傳統。他們的觀念似乎極為矛盾，可是思維的屬性都經常極為相似。他們誰也沒有犯下任何程度上的軟弱或含糊或自我放縱的錯誤，他們也不允許別人身上有這些屬性。他們支援生硬反對傷感；他們毫不妥協地反對一切迷惘的和模糊的東西，一切浪漫的、裝腔作勢的、主觀的東西。他們同樣反對盧梭、夏多布里昂、維克多·雨果、米什萊、勒南、柏格森的精神。他們是殘酷無情和使人洩氣的著作家；他們毫無熱情，有的時候真正憤世嫉俗。與這種冷靜、清晰、虛有其表的外觀相比，甚至司湯達的文字風格——司湯達借鑑邁斯特之處甚多——顯得很浪漫。馬克思、托爾斯泰、索雷爾、列寧——是他們真正的繼承人。
這種冷靜地看待政治場面的傾向，這種不事張揚、真正無情地去分析政治和歷史，而非純粹以駭人聽聞的方式去分析它們的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進入現代政治技巧，它正是從伏爾泰和邁斯特的諸如此類的觀念進入現代政治技巧的。伏爾泰營造濃厚的、不事張揚的氛圍就是為了揭露感傷的流行價值觀。邁斯特強調歷史主義和政治實用主義，他對人類向善的能力估計很低，他還相信，生活的本質是強烈渴望受難、犧牲和放棄（權利）。如果在此之外再加上邁斯特的如下信仰：要不是少數熱忱的統治者壓制軟弱的絕大多數，堅決反對各種誘惑，以免沉溺於各種人道主義之中，否則統治就無法進行下去，那麼，我們就逐漸接近現代集權主義了。可以讓伏爾泰揭露自由主義的妄想，可以讓邁斯特提供靈丹妙藥治療荒涼、空曠世界帶來的後果。伏爾泰確實既不喜歡專制主義也不喜歡矇蔽；邁斯特認可二者存在的必要。邁斯特說：「主權在民的原則很危險，即使它有真理性，還是有必要把它隱藏起來。」所以說，聖西門的活沒有太大的矛盾。二者的結合導致了20世紀殘酷無情的極權主義——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極權主義。
真正讓邁斯特痴迷的是權力。在他看來，權力是神聖的。它是一切生命、一切行動的來源。它是人類發展過程中舉足輕重的因素，任何人，只要懂得如何運用權利，他就有權利獲得權力；基於同樣的原因，它是上帝在特定階段、為實現他神秘莫測的目的而選中的工具。認出權力真正的淵源所在——處於古代的、既定的、由社會所創造的制度中——是政治和道德洞見和智慧。所有篡位行為終將失敗，因為它無視宇宙的神聖法則。因此，永恆的權力只掌握在作為這類法則工具的人的手裡。抵制權力是可恥的幼稚之舉和蠢行，與人類的未來相背離。
邁斯特鼓吹這樣一種學說，如果我們想去理解神聖意志的活動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根據經驗研究一切事件。他的斯多噶主義和相對主義、他對自然以及人類權力分配的興趣——這些構成了邁斯特深思熟慮的觀點，而這正是使他莫名其妙地贊同雅各賓派的原因，這種做法使他在移民圈子中不再受歡迎。邁斯特說：只要出現真空，就一定有人趁虛而入。法國國王令人憂鬱地失敗了。路易十六和他那些蹩腳的自由主義顧問們，還有更蹩腳的吉倫特改良者們，純粹是社會的渣滓，他們軟弱、樂觀、信奉改良主義、不瞭解人類的本性，顯然他們毀滅和顛覆了社會。在真空時期，雅各賓派至少有所作為。他們至少殺了人。他們豎起斷頭臺；他們執行死刑；他們開了殺戒。這是邁斯特所贊同的，因為它是行使權力的行為，因為它使社會團結一致，因為它使事物協調一致。他信奉主權。當然雅各賓派是上帝懲罰的工具，用來懲罰背叛了父輩的信仰、不敬上帝的那一代人。不過，像雅各賓派那樣，使法國團結一致，使它成為強國，抵抗敵人入侵，粉碎了軟弱的普魯士人或奧地利人的反對，還是比知識分子滿嘴胡說八道要好。這就是邁斯特思想中法西斯主義的特徵。
同樣，拿破崙是科西嘉魔鬼；他是可怕的篡位者，人們千萬不要認可他。然而，他又是一位有權勢的君主，權力總是源於上帝的，當然他加冕稱帝不比英國的伊莉莎白、奧蘭治的威廉或漢諾威王室的加冕更糟糕。邁斯特對拿破崙十分感興趣，拿破崙對他也相當感興趣，他們很想見上一面，撒丁國王讓這種想法給嚇壞了，他可不想讓兩人會面，他受英國和俄國的豢養，還受過拿破崙入侵之害，一想到自己的外交官與人類的毀滅者謀面，撒丁宮廷就陷入了極度恐怖之中。邁斯特以他特有的失望之情作了答覆，他說，假如國王不想讓他去，他是不會去見拿破崙的，不過，他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和短視的政策。他說：我看到您認為我的提議讓人非常吃驚。那好，我終身將為您服務，因為我相信，王位比它的佔有者更重要。至於說不讓您吃驚——我不能保證。
邁斯特強調傳統、過去、無意識、未知的力量，而不強調民眾心靈和藹可親的想像特性，正如它熱情的捍衛者所做的那樣——德國浪漫派，或簡樸生活的倡導者所做的那樣（他也總是讚頌簡樸生活）。相反，他強調權威的穩定、永恆和顛撲不破；權威屬於模糊的半意識的記憶、傳統和忠誠，他強調各種制度的強制力量，尤其是在超自然因素方面。他極為強調如下事實，即，只有在令人畏懼的情況下，絕對的統治才能成功，他恐懼和厭惡科學，就是因為它傾瀉了太多的光明，從而破除了神秘、黑暗，而黑暗本身抵制懷疑性探索。
在某種意義上，邁斯特是法西斯主義的先驅和早期鼓吹者，這正是人們對他饒有興趣的原因。在古典主義面具之後、在古典主義的表面下、在古典氣派之後、在正統的托馬斯主義的背後、在當時官方完全聽命於王室的背後——這在當時毫不出奇，邁斯特的思想裡有更廣泛、更浪漫、更恐怖的東西。他令人想起了鄧南遮和尼采這類人物——不必在後來的人物中尋找例子。在那方面，他很像盧梭。正如盧梭將加爾文主義的邏輯束縛施加給一種極端個人的蠢行，邁斯特將一種正式的正統主義性質的天主教框架施加給十分強烈、十分革命的、最終是法西斯主義性質的內在激情。
讓同時代人對邁斯特十分感興趣的是，他強迫他們去看事物的醜惡的一面。他迫使他們擺脫毫無生氣的樂觀主義、機械的心理，以及18世紀所有一帆風順的理想，在法國大革命中，這些理想經歷了毀滅性的災難。在人為建造的實證主義樂觀態度行將結束的時期，人們站起來說，他們利用某種經濟的或社會的解決辦法去治療所有的社會痛疾，然而這種方法並未奏效，在這一時期，一直存在著要求普通人做出反應的一種強烈傾向，這麼多的樂觀主義、實用主義、積極的理想主義讓普通人得到了滿足，然而，捅破大氣泡，卻暴露出如下事實：當狼真的來到門口的時候，所有的口號都是無意義和軟弱的，這些主義頓時名譽掃地。在此之後，人們總想看到事物的陰暗面，在我們這個時代，心理分析中令人不寒而慄的方面……應歸咎於人類對陰暗面的這種強烈渴望——陰暗面是比較尖刻、比較實際、比較真實的，它比過於樂觀、過於機械、過於圖式化的信仰更有效地滿足人們的需要。這也正是邁斯特提供給他那一代人的。人不能依賴於與他對立的理想生活，邁斯特的貢獻是，他為18世紀浮誇的、過於樂觀的和過於淺薄的社會學說提供了一枚強效的矯正劑。邁斯特預言了曾經威脅、現在依然威脅正常人類的自由和理想的最有暴力性、最有破壞性的力量，憑藉這一點，我們應感謝他。
人可分為兩類：一類贊同生活，另一類反對生活。在反對生活的人當中，有一些敏感、明智和目光犀利之士，他們受到不定形的自發性過多的冒犯和打擊，受到一心想過自己的生活、不服從任何共同模式的人們所造成的失序狀態過多的冒犯和打擊。這些人當中就有邁斯特。總的說來，他沒有積極的學說，假如他必須在自由和死亡之間做出選擇的話，他會拒絕自由。他在20世紀後繼有人——例如夏爾·莫拉和埃茲拉·龐德，雖說我們可能不贊同這類人的看法，但我們要記住，自由既需要有人批評也需要有人支援。畢竟，正如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批評上帝之道的靡菲斯特並非完全沒有得到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