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一個最古老的問題，正如生活中、形而上學和道德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之中一個最古老的問題是：如果我徹底被決定，如果一個全知全能的旁觀者能夠預見到我的每一個行動，那怎麼能說我是自由的呢？如果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所作所為，都能夠由某一個瞭解所有事實和了解支配它們的一切規律的人作出解釋，那麼，說我能夠為所欲為還有什麼意義？難道我不是一個大宇宙之中完全、嚴格被決定的一個元素嗎？黑格爾認為，他已經解決了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按照他的觀點，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個世界的發展，現在以漸進和累積的形式進行，有時候又是以突變的形式進行。諸種力量之間的矛盾產生了運動，它們的最終衝突以劇變的方式飛躍進入下一階段，有時這些力量呈現出機構的形式——教會、國家、文化、司法制度，有時候呈現出偉大的發明、發現和藝術傑作的形式，有的時候呈現出個體、群體、政黨、個人關係的形式。這就是辯證運動。可是，假如我理解它，我又怎麼能反對它？假如我理解一門藝術或科學——邏輯或音樂或數學，我又怎麼能想得到與之背道而馳的東西？理解不僅僅是接受，而且還是積極地爭取被理解的東西，因為被理解就是即將成為理解人的一部分，成為他的目的、他的目標以及他朝著目標發展的一部分。當然，這不是一種經驗上的假設，也不是一種科學理論；沒有哪一種事實能夠證明這個黑格爾式的模式是錯誤的。它是一個龐大無邊的形而上學看法，根據這種看法，每一件東西，作為命題，要麼作為反命題，都會得到接納。萬事萬物都可能被容納，沒有什麼東西可能被排除在外，因為世界上的每一事件、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因素，要麼與其他事件、其他人或其他因素相協調，要麼不相一致，無論它做了什麼，這要麼因為與某事相一致而適應，要麼因為與某事不協調而適應。沒有證據反對這種看法，因為任何可能看似矛盾的事物都可能作為必要的矛盾因素而被吸收。29由於這個原因，它不是一種科學的或理性的解釋，例如牛頓或達爾文體系意義上的理性，因為人們可能構思反對他們體系的證據；它們是可以檢驗的，而辯證法則不能；它是事物的一個總體框架。

根據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怎麼看待人類自由？在這一點上，黑格爾非常得意。除了做我想做的事情，得到我想得到的東西，在生活中獲得我正在追求的東西之外，還有什麼東西稱得上自由？只有在不違反支配這個世界規律的情況下，我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不顧這些規律，我註定失敗。想有所作為是理性的首要原則。想遭受毀滅、沒有更多的願望、沒有更進一步的目標，這種狀態是非理性的。如果我做數學題的時候，假若讓二乘以二不等於四，就是自我拆臺。如果想造一架飛機，假若無視空氣動力學定律，那就是自殺行為。如果我想在歷史上發揮作用，我就絕不能違反支配人類制度的規律。這種順從不是我在無可奈何情況下有意識地採取的一種預設態度，雖說我寧願自由。理解事物不可能是別的樣子，就是不想讓它們變成別的樣子，因為，理解事物就是理解它們存在的理由。想讓事情改變它們在理性面前必須呈現的樣子，屬於瘋狂之舉。想讓宇宙改變它的本來面目，在黑格爾看來，就好像讓二乘以二等於十七。如果歷史的規律被吸收到我本人的基本思想之中，就像算術規則那樣，那麼，想讓這些規律呈現出別的樣子，就好像既讓我成其為我又不同於當下之我一樣，讓我既受到規則的制約而又不要這些規則，既讓我思考而又不讓我思考一樣矛盾。如果你理解莎士比亞，你就不可能讓哈姆萊特具有福斯塔夫的特徵，因為這樣做說明你沒有理解莎士比亞的意圖，沒有理解他為什麼在劇中創造哈姆萊特和福斯塔夫的特徵。想讓查理大帝生活在路易十四之後，認為克倫威爾本可能生活在19世紀，俾斯麥可能生活在17世紀，這都是不理解世界的形成過程——就是想製造矛盾、作出非理性之舉。因此，我總是想處在我不得已而處在的狀態；而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便是自由。因為凡事都像你想像的那樣進行，沒有什麼東西阻礙你，這是絕對的自由，唯一享有絕對自由的東西是絕對的精神——萬事萬物身上都有這種絕對的精神。世界在總體上完全是自由的，如果我們將自己等同於世界的理性原則，那麼我們就是自由的。一位自由的數學家是一位自然而然地按照數學的思路去思考的人，歷史上的自由人就是自然而然地依據支配人類生活、支配歷史的理性規律而開始行事的。要想幸福、要想自由，就是理解一個人在什麼位置以及在什麼時代；他在地圖的什麼地方；然後相應地作出行動。如果你不想行動，你就會很被動，你就成為歷史的廢物，正如塞涅卡所言，你就會成為受命運驅使的奴隸，而不是受命運引導的明智之士。在黑格爾那裡，我們的確是透過勝利者的眼光來看待歷史的，當然不是透過受害者的眼光。我們以理解歷史的人看待歷史的方式來看待歷史，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那些人是理解歷史的；羅馬人是勝利者，他們獲勝了，獲勝即意味著處在歷史長河正確的那一邊。或許被羅馬人打敗的卡帕多西亞人思考事情的方式有所不同30，他們對宇宙的理解不同，但是，假如他們理解正確，他們就不會給打敗，因為他們給打敗了，他們一定是誤解了宇宙。

因此，正確地理解事物，想要勝利、生存，想要現實一些（按照黑格爾對這個詞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要得到認同。當然，從特定一代人的視角來看，歷史上到處是累累罪行、悲劇不斷。這就是辯證法的方式。黑格爾說，歷史不是平穩的上升，不是幸福的場地，不是盧梭筆下自然的汩汩溪流——這是一個非常虛假的觀念。歷史是「屠宰案板」，正如他所言，「各民族的幸福、各國的智慧和個人的美德擺放在上面，成為犧牲品」；「歷史不是幸福的樂園；在歷史上，幸福的時期一片空白」。歷史是怎樣形成的？當然它是少數人創造的，這些人的理性程度最高。不過，歷史不一定是他們有意識的意願和願望形成的。

歷史上的偉大英雄人物，在緊要關頭，在關鍵時刻出現的人物，都是自認為只是在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物。凱撒、亞歷山大都是雄心勃勃的人物，他們的主要願望是擴大自己的權勢或擊敗對手，但歷史比他們更明智；歷史利用他們，有意或無意地以他們為利用工具。黑格爾稱其為「理性的狡計」。他說，歷史「煽動激情為自己服務，而利用這股衝動發展自身存在的東西，受到了懲罰而且蒙受了損失」。簡言之，有一個龐大的、單一的、無所不包的理性，他稱其為精神，精神的發展就是所發生的一切。它就是精神的發展，因為不存在別的什麼東西；它是一種自我發展，因為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能夠發展它。如果我們理解它，我們就是它想利用的工具。如果我們不理解它，我們就會奮力反對它而且會失敗。

不喜歡你認為是由理性所決定的東西，抵制它，這純粹是自殺式的瘋狂，最愚蠢的行徑，一種不成熟的表現，孩子氣十足。「主觀的」這個詞在黑格爾看來具有極端輕蔑的含義。有誰在意一個小學生對歐幾里德的理論或對牛頓或愛因斯坦命題的看法？憎惡這個宇宙，摒棄它、抵制它、發現它不合乎你的胃口，抱怨它，說這些事實於你不利，說你遭受到了無法破解的無情抵制，你因此而受挫，因跌落在生活的荊棘上而流血。在黑格爾看來，這就是卑下、盲目、沒有理解力的表現，是愚蠢的表現，最終是罪惡的表現。

讓我解釋得更清楚一些。在黑格爾看來，理解歷史實際上就是從總體上理解事物的本質，這就是它自動與它們的模式進行的有意識的自我認同，所以說，自由與理性是一回事；有理性就是去理解；理解就是吸收到某人的自身存在之中；不自由就意味著受到外部障礙的抵制。當你攻下障礙之後，它就成為你的東西了，這就好像有一份產業本來不屬你，你通過購買或侵佔，把它變成你的財產，受你的控制，你就可以隨心所欲了。

在黑格爾看來，讚美或詆譭解釋萬事萬物所依據的那個龐大的過程多少有些荒唐和瘋狂。認識到歷史的整個客觀行進過程，然後去讚美它的某些內容；因為我們喜歡它們，然後去詆譭某些內容，因為它們似乎包含殘酷或不公正或浪費，這麼做純粹是放縱自己的主觀情緒。他所說的「市民社會」是無法超越的，這個社會是由人們的經濟慾望構成的，也就是常見的、人們對財源發達、舒適幸福生活的私有慾望，像洛克這樣的淺薄思想家還停留在這個水準上。看到人類的大動盪，然後指責它，因為它殘酷，或者因為它對無辜者不公平，在黑格爾看來，這種行徑傻氣十足而且十分可笑。這就好像指責3這個數字沒有有理數平方根。有誰想知道這個人或那個人對宇宙重大事件的感受。這些不滿表現的是某人瑣碎的短暫情感。真正需要的是達到宇宙的高度，意識到重大和關鍵的事情正在發生，具有一種歷史感，這時候，人類或許達到一個新的水平，自動轉變了他們對事實和價值體系的審視。

在黑格爾那裡，有一個重大區分，這個區分貫穿他的全部著作，一方面是主觀的、情感的、個人的、功利主義的、中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東西，這可能是人類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但它是轉瞬即逝的，早在19世紀之初就已經被取代；另一方面是客觀的、被證明屬於理性的、有力的、不容變更的、決定性的、具體的東西——他所說的「世界歷史」。他對於偉人這個概念深感興趣，偉人既是社會的創造者又是破壞者，在他的身上，歷史暫時集中了自己威力無邊和不可遏抑的力量，偉人既是歷史永無休止闊步行進的一件工具，又是它的一個目標。在黑格爾看來，偉人，驚天動地的人物，是好、是正直還是公正，這類問題毫無意義而且實際上無足輕重，因為這些話暗含的價值觀本身就是偉人促動的變革所創造並取代的。在他看來，這樣一個人公正與否，這個問題屬於特定的價值體系，屬於特定的行動領域，屬於歷史上特定的時期內所出現的特定階段。這都是偉人自己在過去創造的價值觀；不過一代人中的殉道者常常是下一代人的立法者。因此，在某一特定時代說某事是糟糕的、討厭的、錯誤的、駭人聽聞的，就等於說，它就處在偉大的理性過程在特定的階段所達到的那個水平上。可是，通過某一個威力無邊的英雄行為，通過一場革命、一場戰爭、通過改變人類思想和行動的大英雄出世來改造那個過程，先前時代的價值觀就會自動被取代，一代人認為是可憎的東西，在下一代人看來卻是公正的。因此，且讓我們去等待，因為只有歷史所實現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說到底，一種價值觀，如果你想讓它是現實的，它就必須是客觀的，「客觀的」就意味著它是世界（理性、世界模式）的意圖，世界在不可阻擋的發展過程中下一步所提供的，這是畫軸逐漸展開的過程，是不可避免的行進過程，是黑格爾所說的「上帝穿越宇宙的遠征」，在他看來，它最終是國家的活動。

模式比個體更重要。個體是什麼？單獨把個體拿出來，就像單獨的一小塊顏色、單個的聲音、脫離了句子的單詞一樣，都是不可理喻的，因為只有當單片語成句子，才有意義，顏色和音響，無論在自然界還是在藝術中，只有放在它們實際出現的特定背景下，才有意義。這與人類的情況有什麼不同？沒有哪一條規律適用於單個的人。我就是我，因為我獨特地處在由我所在的時代和地點構成的社會背景中。有無數根隱形的線將我和我的同類、我的家庭成員和所在城市的居民、我的種族、宗教和國家、生者、死者還有未出生的嬰兒聯絡在一起。我是一個波節點，數不清有多少股波狀物以此為中心，從我這裡以及其他與我一同組合起來構成群體的人們那裡向四周輻射，我們的群體有大有小，有松有緊——也就是柏克所說過的、由生者和死者組成的大社會。要了解一個人，你必須瞭解他周圍環境、他的朋友和親戚，他的上級和下級，他的所作所為以及別人對他的影響——什麼樣的影響以及由誰產生的影響，不僅因為這是在瞭解他，還因為，除了作為這個總體模式的組成部分，他實際上並不存在，就像樂曲中的音調無法單獨存在一樣（除非作為一個純粹的物理事件，那樣就毫無趣味可言了），只有作為特定樂曲特定的組成部分，在音樂演奏的特定語境下由特定樂器演奏出來，它才是存在的。因此，黑格爾贊成把個體還原為一個「具體的」社會模式的抽象組成因素；他否認，這類模式只是社會的安排，他否認，國家和法律是人為的手段，出於某些個體的便利而設計的；他堅持認為，它們是個體構成的網路，無論個體願意與否，它們都是這個網路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與某個市民或臣民的奇思異想或個別傾向相反對，國家的權威、力量和偉大就得到了稱頌。

黑格爾的同時代人、那些歷史學派的法學家們提出的一個看法無疑很有道理，他們說，在司法制度中，國王或議會的武斷命令沒有那麼多、刻意被製造出來以實現某個人或階級的某種利益的功利性工具也沒有那麼多，相反，它們只是社會無意識或有意無意發展的構成部分，表達了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他們沒有明確表達出來的思想和願望，他們沒有明確表達出來的理想、恐懼、希望、信仰以及興趣，既是他們實際狀況和感受的象徵，又是他們實際狀況和感受的內容。然而，這種觀點最終被黑格爾推向極端之後，變成了一個陰險邪惡的神話，它授權無限地犧牲個體以成全以下這類抽象之物——他稱其為「具體的」——例如國家、傳統或民族（種族）的意志或命運。說到底，世界是由人和事構成的，而不是由別的東西所構成的。社會或國家既不是事也不是人，而是編排人或事的方式；社會模式沒有喜好，沒有意志，沒有需求，沒有命運，但是，依據黑格爾的說法，諸如國家或教會等模式，比人或事更加真實；就好像不是因房屋而鋪設街道，而是因街道而建造房屋——安徒生一篇著名的童話就是這麼說的。

在所有模式當中，國家是最重要的。在所有模式當中，它是最高階的，這是因為，正像費希特所說的鐵環一樣，它綜合了所有模式；因為它是人類最有自我意識、最為訓練有素和最為秩序井然的狀態。而且，如果我們相信宇宙就是一次行軍的話，我們肯定相信它在沿著一個可知的方向行進，我們肯定相信它是一個依方案而設計的秩序；國家是最有秩序的事物。抵制它的無論是什麼東西，都註定了要消亡。確實如此，因為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正是歷史所提倡或反對的。唯一正確的客觀源泉是事實本身所在的方向，而不是個體的判斷；不是任何特定的法典，不是哪一套道德原則，而是歷史本身必須履行的責任，是歷史的需要。黑格爾一直談論歷史所需之物以及歷史所譴責之物，我們今天談論某個國家或某個個體如何受歷史的譴責，這種方式是一種典型的黑格爾式的現實主義。這是權力的想像，也是對權力的崇拜，是對自身緣故而運動不已的力量的想像，也是對它的崇拜。在他看來，這股力量是神聖的過程本身，它摧毀了它想去摧毀的一切，扶植適時佔有支配地位的事物。在黑格爾看來，這就是這個過程的本質。這就是卡萊爾的英雄或尼采的超人的來源，是公開崇尚權力的運動……它是黑格爾一直在追蹤的大對比的起源，這就是偉人與普通人的對比，披荊斬棘把人類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戰士、與只顧完成任務而未能有效質疑是否有必要承擔這種負擔的蟻民之間的對比。它依然存在於我們給自己所做的（我們所說的）現實的和非現實的區分之中。「現實的」通常意味著嚴厲和無情，它並不迴避通常被視為不道德的東西、溫情感傷的道德思考無法改變的東西。

黑格爾非常贊同暴力行為的必要性，而歷史上比較拘謹的道德家對暴力行為持有譴責態度。黑格爾說：「不用薰衣草香水就治不好壞疽。」進步是英雄們的工作；他們都是超越傳統道德的英雄，因為他們體現了人類的最高精神，他們佔據的水準是如此之高，落腳處是如此偉岸，普通人很難看到這麼高的地方發生的事情。他說，他們利用的「不是平靜的、長期以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而是水流隱蔽的一泓泉水，……而是依然潛藏在表層之下的一股內在精神」。因此，常見的美德在此並不適用。有時候，他對英雄人物多有感慨：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凱撒遭暗殺，拿破崙流放聖·赫勒拿。有時候，他讚美他們無情的力量。他談論英雄時所說的東西，也出現在他對於各個民族的討論中。各個民族總是要完成歷史賦予它們的艱鉅任務，當歷史利用完它們之後，就一腳把它們踢開。各個民族就像這個偉大的世界歷史程式一會兒穿上、一會兒脫下的服裝一樣，給任意扔來扔去。一個民族在狂飲它們無限渴求的、世界歷史提供的一杯苦水之後，領會了它的目的，然後就死掉了。一個在完成自己的角色之後、依然生存下來的民族，在政治上無足輕重，令人厭煩。

歷史是一場大災大難的客觀行進過程，不服從者被徹底消滅。可是我們為什麼要原諒這些殘酷行徑呢？事情會按照自動證明自己正確的方式發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我們會這麼強烈地反對失敗者，反對歷史的受難者——反對堂吉訶德嗎？反對被進步的車輪碾碎的人們嗎？堂吉訶德反抗庸俗、渺小、不道德、卑鄙的現實，轉而愚蠢地樹立一個比較高尚的理想，難道我們的確認為這是邪惡的嗎？黑格爾沒有避開這個問題。在他看來，犧牲者的看法不僅可憐、軟弱、不值一顧；在他看來，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是邪惡的。唯一不好的事情是阻擋世界的前進。因為世界的前進是理性的化身——當他說化身的時候，他指的是它的字面意義——反對它是不道德的行徑。因此，他鄙視功利主義者，鄙視感傷主義者，鄙視那些頭腦混沌、一片好心的慈善家，那些想要人們幸福的人，那些看到巨大的悲劇、革命、毒氣室、人類所經歷的駭人聽聞的苦難而痛心疾首的人。在他眼裡，這些人不僅非常可恥地無視歷史的運動，而且肯定是不道德的，因為他們反對客觀上的善，他們用主觀的善去反對客觀的善；主觀的善就像主觀的數學，它是荒謬毫無意義的。它可能一時阻礙歷史的前進，但它終將被消滅乾淨，而且被碾成粉末。

權力本身就是黑格爾用他那晦暗不明、帶有詩意的文體加以讚美的東西。有一段文字尤其清楚說明了這一點。1806年，黑格爾審校他的第一部大作《精神現象學》的結尾部分。當時他住在耶拿，在耶拿戰役前夕，他看到了法軍的營火。他腦海裡突然閃現一個念頭：眼前的就是客觀的歷史。幾天之後，他親眼看到拿破崙騎馬穿過耶拿城，他就更相信這種看法了。他說：「皇帝——那個世界靈魂——我看見他騎馬穿過市裡……看到這樣一個人物端坐在馬鞍上，他的身體外形凝縮為空間中的一點，而他傲慢的思想卻散佈和輻射整個世界，一股奇怪的感覺油然而生」——一股漫無邊際的思緒，一股不可遏抑的力量，一股用它強有力的拳頭碾碎人和事的霸氣。這就是黑格爾的客觀歷史觀念。

人們對此有何評說？人們只能說，這種莫名其妙地將善和成功相等同的行為正是普通人所反對的。它不是我們所說的善和正當。沒有人會跟我們說，以卵擊石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你最終獲勝，如果今天的殉道者是明天的英雄、立法者和獨裁者，黑格爾就不會認為這是不道德的；不過，他認為，在終極的、廣義的、世界歷史的意義上，善與成功是等同的。這種政治實用主義，這種對成功的崇拜，違背了我們通常持有的道德情感；在黑格爾那裡，沒有一條真正的理由，可以切實有效地遏制那股反感情緒。在黑格爾的眼裡，有一場宏大的、首尾一貫的歷史奇觀，他可以用它來識別他本人對他所認為的真正價值的崇拜。在他看來，真正的價值即是那些行之有效的事物；歷史是一支大部隊，沿著廣闊大路向前行進，一切未實現的可能，所有殉道者和空想家，都被徹底消滅；道德實際上是向事實低頭的一種特定形式。這種將有用等同於善，將正當等同於成功、等同於粉碎抵抗、等同於應該粉碎抵抗的做法——無論什麼時候，只要用在政治學上，便是黑格爾體系的真正標誌。一場不成功的造反終究是壞事。這就是為什麼，毫不奇怪，他會認可梅特涅為了控制德國大學的言論自由而釋出審查，他可能會應普魯士國王之召而前往柏林，在那個時代、在那個位置上，普魯士國王當然不想徵召自由主義者。

然而，我們必須公平對待黑格爾。他對於文明的演進的確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幾乎是赤手空拳地創設了制度史。雖說赫爾德乃至維柯已經勾畫出制度史的輪廓，但正是黑格爾將下面這條真理生動地銘刻在他那一代人的想像之中：人類的歷史是制度的歷史，至少相當於王侯將相、探險家、征服者、立法者的歷史。此外，正是他表明，人們在歷史中尋找的是個體和獨特性，而不是共性事物，在這方面，歷史與自然科學迥然不同。黑格爾論述自然科學的一些話經常讓人忍俊不禁——既無知又教條得荒唐。不過，他在表述如下觀念之時，確實體現出不凡的洞見，這一觀念是，自然科學總是去尋找被觀察物件的共性，所以通過發現許多不同的事物（原子、桌子、大象、地震）的相同之處，他們就可以推演出適用於無限多的、與原子、桌子以及其他事物相似的事物的規律。歷史則不然。當我讀講述羅伯斯庇爾或拿破崙的歷史書時，我不想讓作者告訴我，拿破崙與別的冒險家或別的皇帝有什麼共同之處；我不想準確地瞭解羅伯斯庇爾與別的律師和革命者如何相似。我想發現的是，有關這兩個人獨到的重要性和特徵。我想讓羅伯斯庇爾及其生活特徵和行為，以其獨特的個性「栩栩如生」地表現在我面前。當我閱讀法國大革命或文藝復興的史書時，我的興趣點很少放在人類文明的這些偉大事件與巴比倫或阿茲特克文明的共同之處，這是社會學家的興趣所在，它在本質上的確可能具有啟發意義，但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傳達差異而非相似，在於描繪一幅有關一系列獨特的、絕對特殊的事件和人物的畫面——是一幅畫面而不是一個x光片。黑格爾將這種觀念應用於制度，也應用於個體。當然，在19世紀之前，沒有人認為，能夠寫出一支軍隊的興衰、公務員制度的興衰、宗教發展的興衰史。黑格爾對歷史的處理方式是，就當它是一個龐大和無限的世界精神的自我發展，這種處理方式雖說帶有神話色彩而且晦澀難懂，卻有利於開創一門新史學，這是一門關注一切事物之間相互聯絡的史學。黑格爾最有原創性的成就或許在於，他發明了思想史這一觀念：因為，在他之前肯定沒有人寫過或構思過哲學或其他思想的歷史，這種歷史不是以鬆散的、先後承遞的形式出現的——先講一位大哲及其思想體系，再講另一位大哲及其思想體系——它表現的形式是，思想觀念從一代思想家到另一代思想家的持續性發展，將思想觀念的發展與一個社會或文化的經濟或社會或其他變化聯絡在一起。現在這一切都被視為理所當然，以至於黑格爾的原創性很難被人們認識到。

此外，黑格爾似乎極為強調歷史以及歷史的價值，強調歷史中的每一種事物都很重要，而其他事物不重要。他說起話來，彷彿無法明確地區分哪些事實與歷史有關，哪些與歷史無關，這一點他比赫爾德更加強調；因為人們穿衣或吃飯、航海或唱歌，他們的字跡，他們的口音，可能比他們許多更正式的行動——戰爭、和約、憲法——更有啟迪性。沒有哪一樣東西對於解釋歷史的總體過程是無用的，在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這個或那個民族發揮了它的作用，在應當上場的時候在舞臺上露面，在表演結束後適時離開了舞臺。

黑格爾攻擊了老式的、講求道德的歷史，那種歷史回顧過去主要是為了瞭解失誤和缺點，他對於責備和讚揚行為持有譴責態度，他呼籲有理性的人主動與偉大的運動力量自身相認同，雖說它們很可能導致人們崇拜權力，導致一種尤為殘酷的政治現實主義，但它們也有助於讓所有的歷史事實顯得具有同樣的和不可估算的價值。因為現在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似乎存在於歷史之中——先驗的歷史，它是真正的和精神的歷史，但依然是歷史。現在，在指導人們如何生活方面，歷史與過去的神學同樣重要。它是新的神正論——解釋上帝給世人指引的路途。而且，在這方面，它讓18世紀史學聲譽掃地，18世紀史學給事實分類根據的是某種主觀的善惡標準，它在衡量輕重的時候側重於那種堅守道德原則的信史，它將所有事實都放在同一水平線上，而且準備到最不可能出現的角落裡去尋找它們。歷史極端重要；其中的每一件事都值得注意，因為它通過揭示那個獨特網路、那個形成個體人格的系列關聯因素、（就這種情形而言）人作為其組成要素和羽翼的宇宙的本質，能夠產生洞隱燭幽的作用。

此外，黑格爾注意到了歷史中的無意識因素：那些隱秘的力量，巨大的非個人的驅策力，他所謂的理性為實現自己的存在而做出的半意識的努力，不過我們倒願意只稱其為半意識的力量，難以理喻的心理原因，現在我們認為，這些難以理喻的心理原因，至少與帝王將相或激進的革命人士有意識的意圖同樣重要。這也有助於將歷史非個人化和非道德化（如果我這麼說可以的話）。

黑格爾方法的價值還表現在另外一個方面，即，它適用於藝術作品，適用於理解藝術的偉大和美，以及適用於整個美學領域。他認為，他正在把浪漫派的混亂語言簡化為井井有條和嚴密周正的東西。這是一種幻想。形式獲得了某種貌似有理的技術性，但是內容依舊晦暗不明。儘管他努力不懈，這些概念依舊不夠嚴密。他和這一時期其他德國形而上學家和詩人運用的所有浪漫派術語——超越和綜合觀念、內在衝突觀念、既相互毀滅同時又彼此融合和互惠的各種力量的觀念；目的與原則相統一，模式與目標相統一的觀念，本質既是實體也是過程、既是存在也是生成的觀念——所有這一切，已經產生了這樣模糊不清的效果，當它們應用於邏輯學、歷史或科學的時候，經常是無意義的，它們在描述那些無法描述之物（美的客體、心理過程、藝術作品）之時，倒是發揮了獨特作用。總的說來，浪漫派術語最適合描述無法用經驗精確分析的東西。因為它們讓人產生感情共鳴，它們模糊不清、意義不明，能夠引起豐富的模糊聯想，而且其中有大量的意象和隱喻。我們應該怎樣去描述一首詩、一部交響樂，對於任何事物的審美體驗？或許最好是什麼也別說：可是，假如我們想說話，休謨和伏爾泰甚至愛爾維修等真正文字清晰優雅的思想家所使用的明白曉暢、人人都讀得懂的語言，在這裡幾乎無用武之地。有的時候，它的確產生了某種意義，例如在音樂之中，說到辨證的發展過程——某一曲調與其他樂句發生衝突，而且滲入其他樂句，這足以使它們共同消亡，然而它們未能消亡，反倒超越了自身，讓相互衝突的力量綜合成為更加豐富的東西，更高的、比原來的成分更完美的東西。在這裡人們可能說起突然迸發出燦爛光芒的各種力量朦朦朧朧有意無意地成長。黑格爾，還有其他浪漫派哲學家、謝林以及施萊格爾兄弟、諾瓦利斯、實際上還包括柯勒律治，就某種程度而言，還有卡萊爾，他們使用的意義模糊、內涵無限豐富的語言，的確經常通過運用音樂的或生物的意象深入創作過程的核心。這類語言確實有助於表現交響樂、歌劇或彌撒曲的模式化發展的本質，音響和情感之間無法觸及然而確實存在的相互依存關係——甚至道德目的；這種半詩化的評論方式雖說有很大的、掩蓋爭論關鍵的風險，但是它能夠比較生動地體現一個文化的輪廓、一個藝術家流派或哲學家流派的理想、一代人的態度——無法用更精確、邏輯更嚴密、更講求實際的術語所分析的事物，而更精確、邏輯更嚴密、更講求實際的術語本身，以完整性和學術性為標準，在易於精確處理的領域內，保證了真實性和明晰性。在文學批評和藝術史中，在思想史和文明分析之中，在觸及詩歌和散文的各門學科當中，黑格爾式的規定——正題——反題的方法，將一切事物說成永遠轉向其反面的做法，將一切事物說成相互衝突的力量形成的一種不穩定平衡的做法，真正改造了歐洲人的感受力和表現模式。

黑格爾的實際錯誤在於，他認定整個宇宙——萬事萬物——都是一種自我創造的藝術品，因此這種半生物性的、半音樂性的術語適合描述它。結果，他強加給人類許許多多錯誤的觀點，例如，價值等同於事實，善的就是成功的。所有道德敏感的人，無論早於他很長時間的前人還是後人，都反對這些觀點，而且他們的反對是正確的。他犯下的一樁大罪是，他製造了一個碩大無朋的神話，根據這個神話，國家是一個人，歷史是一個人，而且存在著形而上學的洞見能夠查明的單一模式。他建立了一個先驗的歷史學派，這個歷史學派不大看重普通事實，因為哲學家都具備高超的眼力，他們藉助於一種理性的雙重眼光，能夠推匯出所發生的事情，這種洞察力使他得以用某種精確的方法辨明已發生的事件，它與一般歷史學家不得已而採取的那種令人遺憾的經驗式的、有缺陷的、過分注重細節的方法正好相反。

儘管黑格爾的思想存在種種缺點，但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體系一直支配人類的心靈。至於說自由，它在一個控制嚴格的模式裡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由不可能存在，在這種情況下，順從模式是唯一正確的自我表現，只要你所說的自由不可能在某種真空中行動，不管這個真空的空間有多麼小，這個真空是供你作個人選擇的，你在裡面不受他人干擾。黑格爾式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佔有阻撓你的事物構成的，直到你征服和佔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在你做到這一步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因理解成義務，不要去抗議、哀悼和抱怨壓在你身上的那些可怕的負擔，而要滿心歡喜地歡迎它們。不過滿心歡喜地歡迎負擔可不是自由。

總有一些人想在某個嚴格控制的機制中尋求安全，想在某項嚴格的制度中找到他們合適的安全位置，而不是想獲取自由。對於這類人，黑格爾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不過，從根子上講，這是一場大混亂，歷史命定了自由（根據我們對它的理解）等同於安全——歸屬於某一獨特位置的意識，在這個位置上，你受到保護，躲避了種種障礙，因為你能夠預見所有的這些障礙。但那不是我們說的自由：也許它是一種智慧、理解、忠誠、神聖的形式。自由的本質一直在於根據你選擇的意願去選擇的能力，因為你願意像這樣進行選擇，不受強制，不受脅迫，沒有被一個龐大的制度所吞噬；為了你的信念而正確地抵制、不怕得罪人、挺身而出，做這一切只因為它們是你的信念。這才是真正的自由，沒有它，就沒有任何種類的自由，甚至沒有對自由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