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珙：13世紀的防禦大師，為南宋續命40年
孟珙統領的宋軍，與成吉思汗侄孫那顏倴盞所率的蒙古軍，會師於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旌旗獵獵，戰馬嘶嘯，宋蒙聯軍將為他們共同的敵人——金，敲響喪鐘。
這是1234年，金朝覆滅前夕，宋、蒙兩軍在這場戰爭中結下了短暫的「革命友誼」。
蒙古人性格豪爽，倴盞見到孟珙後，知他是個英雄，與他約為兄弟，一起射獵，同入帳中吃野味、喝馬奶酒，一時惺惺相惜，就像是過命的交情。
他們合作默契，交戰中，蒙古軍將領張柔的一支先鋒部隊陷入金兵包圍。張柔身中數箭，跟刺蝟似的。危急關頭，正是孟珙所部衝入陣中，將這位蒙古軍名將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
此後等待宋蒙兩軍的，卻是近半個世紀的戰火。
當蒙古軍摧枯拉朽地席捲歐亞大陸時，常被人以為軍事孱弱的宋軍，在橫跨中國的鋼鐵防線上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他們在平原上作戰，在山谷中作戰，在長江上作戰，甚至在海上作戰，戰到最後書寫崖山的悲壯。
南宋抗蒙防線的設計者之一，就是孟珙。他曾以一人之力，統御南宋邊境三分之二的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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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紹定六年（1233），蒙古使者來到南宋都城臨安，為宋朝帶來了一個訊息：蒙古軍攻佔汴京（開封）後，金哀宗完顏守緒帶著一幫大臣逃出城，正躲在蔡州苟延殘喘，蒙軍圍城數月還未攻克，想請宋朝出兵相助。
宋、蒙雙方商議之後，決定聯手滅金，事成後，原來金朝統治下的河南一分為二，北部歸蒙古，南部歸宋朝。
看到這一段，不少人常會想到唇亡齒寒的典故。軍事實力較弱的宋、金不聯合起來對付最強的蒙古，卻反目成仇，這個外交戰略不是很讓人著急嗎？宋人當然沒忘記當年「海上之盟」北宋聯金滅遼的慘痛教訓，但此時宋、金早就鬧掰了。
十多年來，蒙古軍向華北、中原擴張，痛揍了金軍好幾次，所到之處生靈塗炭，金人節節敗退。宋朝原來向金朝稱侄納貢，知道金人快完蛋了，趁機百般推託，拒絕為金朝輸送歲幣。
金朝看宋朝不老實，大怒，打蒙古我打不過，把宋軍打一頓還不是正常操作？金朝不顧兩線作戰的危機，在嘉定十年（1217）發動了南征，向南宋重鎮襄陽大舉進犯。
嘉定年間金人南侵時，孟珙年方弱冠，不過就是現在大學畢業生的年紀。他隨父從軍，活躍於抗金前線，一家人堪稱將門世家，專治金人各種不服。
孟珙的曾祖父、祖父都隸屬於岳家軍，而他的父親孟宗政，在南宋權相韓侂冑發起的開禧北伐中嶄露頭角，曾以一介縣令的身份率眾打游擊戰，奪取金兵輜重，之後被委以重任，鎮守襄陽。孟宗政任荊鄂都統制時，招收宋金邊境三州壯士2萬人，編為「忠順軍」，這支軍隊後來為其子孟珙接管，可說是與南宋初年的岳家軍一脈相承。
金軍攻襄陽時，年輕的孟珙認為他們必定先從軍事要地樊城下手，就跟他爸說，咱們先渡河佈陣，等金兵來，半渡而擊之。孟宗政所部在岸邊佈陣後，金軍果然中了孟珙的計，匆匆而來，渡河到一半被宋軍伏擊，只好輕輕地去，不帶走一片雲彩。
此戰，宋軍對金軍「半渡伏發，殲其半」。
之後，孟宗政父子奉命出兵救援棗陽（今湖北棗陽）。萬軍之中，父子失散，孟珙遠遠望見一個白馬白袍的宋軍將領身陷敵陣，大呼：「吾父也！」接著孟珙二話不說，率領一支騎兵殺入敵陣，將父親救了出來。
智勇雙全的孟珙，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彷彿是為了戰場而生。正如他後來拜見皇帝時說的，自己只是一介武夫。他註定無法在朝堂之上高談闊論，只能在前線揮灑汗水，做一個幹實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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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蒙古軍攻陷汴京，金朝陷入了當年北宋滅亡的尷尬局面，只想一路向南，離開有蒙古人的地方。一個叫武仙的金軍將領，跑到河南收攏潰兵，起兵勤王，一下子就聚集了十幾萬兵力。
武仙，這個名字一聽挺霸氣，他野心也不小。金哀宗被圍困於蔡州時，武仙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要帶兵南下，開啟入蜀的通道，佔據川蜀作為根據地。但這必須經過荊襄之地，孟珙可不答應。
孟宗政去世後，孟珙子承父業，帶兵守著襄陽，與南遷的金廷對峙。孟珙手下主要是從父親那裡接手的2萬忠順軍，而武仙兵力強盛，號稱聚眾20萬，向襄陽東北進軍。
但孟珙卻對領導說，只要8000人，我們就足以退敵。
之後，一如孟珙所料，武仙的十幾萬烏合之眾反而不敵兵微將寡的宋軍，連戰連退，被打到懷疑人生。
最後一戰，戰場上連下暴雨，孟珙面對7萬金軍，卻說：「這不正是當年李愬雪夜擒吳元濟的大好機會嗎？」李愬是唐代名將，在討伐淮西叛亂藩鎮時雪夜襲蔡州，將叛將吳元濟生擒。武仙臨時拼湊的這個十萬級別的「野戰兵團」在數個時辰後就再次潰敗，但他並沒有被孟珙俘虜，而是狼狽地帶著十餘名士兵逃走，在途中被蒙古軍所殺，剩下的幾萬金軍紛紛向孟珙投降。
孟珙以寡敵眾，掐滅了金軍南下的希望。
正在此時，蒙古向宋朝發出了聯合滅金的邀請。孟珙作為宋軍主將之一，帶著駐守荊襄的2萬宋軍，踏上滅金之路。宋朝與金朝，又一次上演107年前的亡國悲劇，不過這一次，雙方互換了角色。
蔡州城中的金哀宗不想再逃了。他從汴京逃到歸德（今河南商丘），之後又逃到了蔡州，不知到哪兒才是盡頭。絕望的金哀宗不願做亡國之君，決定以身殉國，在自縊之前將皇位傳給了宗室大將完顏承麟。
金哀宗說，自己太胖騎不了馬，無法突圍，但愛卿平時身手矯健有膽略，萬一倖免於難，還能延續金朝國祚，這就是朕的願望。
完顏承麟沒能帶兵復興，卻成了中國古代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端平元年（1234）正月十日，他剛接受禪讓，為金哀宗上諡號，僅僅過了一個時辰，城外的宋蒙聯軍就湧入城中，攻陷蔡州，完顏承麟死於亂軍之中。至此，曾經稱霸北方的金朝宣告滅亡。
滅金後，最嗨的是宋軍，他們終於一雪靖康之恥，完成了岳飛當年直搗黃龍的夙願。
城中戰火平息後，孟珙找到了金哀宗的屍體。宋、蒙將其屍體一分為二，金朝皇室的儀仗、玉帶、印牌等寶物也都被瓜分。據蒙古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主編的《史集》載，蒙古軍僅獲得金哀宗的一隻手，金哀宗大部分遺體被宋軍帶回臨安獻給太廟。宋理宗依照大臣建議處理了金哀宗遺體，藏於大理寺獄庫。
元代人還記載，孟珙班師後，路過秦檜墓，宋軍將士屎溺秦檜墓上，乃至「六軍溷穢積如山，千古行人呼糞冢」。
有一個叫張天綱的金朝大臣也讓人印象深刻。蔡州城破，他被孟珙俘虜，押解到了臨安。臨安知府對張天綱進行審問，說：「有何面目到此？」張天綱當場就懟回去，怒斥道：「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之後，宋理宗親自召見他，問：「天綱真不畏死耶？」張天綱仍然不屈不撓，說：「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
歷史是一個圈，金朝的命運，再過近半個世紀，就會在南宋重演。如果沒有孟珙為其續命的話，這一天會來得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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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珙精研佛學，平時生活中是一個佛教徒，自號「無庵居士」。他鎮守四方時籌建了不少寺廟，還曾經將自己的俸祿捐給建康（今江蘇南京）的蔣山寺，以維持該寺的生計。
當蒙古軍步步緊逼時，這個一心做慈善的將軍，卻是一貫堅定的「主戰派」。
金朝滅亡不久後，經過一場「端平入洛」的鬧劇，宋蒙關係驟然緊張，蒙古軍從巴蜀、荊襄、江淮三線大舉進犯。為了防禦蒙古南侵，宋理宗召見孟珙，先是好好慰問一番：「你是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我看好你哦。」
孟珙很低調，也說了幾句客套話：「這都是宗廟社稷顯靈，是陛下的聖德，以及三軍將士的功勞，臣哪有什麼功績呢？」
宋理宗這才向他徵詢收復失地、匡復河山的意見，問他，對於咄咄逼人的蒙古，是該講和還是應戰？
孟珙答道：「我是一介武夫，理當言戰，不當言和。」
當時，蒙古軍見有機可乘，已接連進攻棗陽、襄陽、隨州等州縣，在蒙古鐵騎的蹂躪下，無數居民流離失所。南宋襄陽主帥趙範整日飲酒作樂，荊襄重鎮接連失守。幸好有孟珙，他駐守黃州（今湖北黃岡），奉命救援江陵，攻破蒙古軍二十四座營寨，逆轉了荊襄之地的危局。
荊襄西通巴蜀，東連吳越，是南北要衝，也是南宋都城的門戶。襄陽更是兵家必爭之地，此時卻已經落入敵手。當蒙古軍分兵兩淮後，孟珙主動出擊，先攻克郢州（今湖北鍾祥），打通糧道，再從荊門出奇兵應敵，一舉拿下襄陽。
襄陽失陷三年後，再次迴歸南宋，荊襄地區化險為夷。因此，清人魏源說：「不閱襄陽數載之圍，不知孟珙保障之功。」
孟珙對皇帝說，收復襄陽不難，守住才難。他上奏稱：「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
在任京湖安撫使時，孟珙徵集了襄陽、郢州等地的壯丁，又招納蔡州等地降兵，親自繪圖、組織軍民修築堡壘，加強荊襄地區防務，奠定了此後荊襄防線的基礎。
從此，宋蒙兩軍在長江中游的防線上相持，直至三十多年後，襄陽失陷，宋朝也迅速走向覆滅。這也證明，孟珙的構想是對的。史書稱，「屹然為東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
蘇聯學者、曾任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沃爾科戈諾夫，稱讚孟珙為「13世紀的機動防禦大師」。但事實上，這位南宋防禦大師設計的防線，應該是利用地形優勢、層層消耗敵人的縱深防禦。如果要說孟珙與機動防禦有點兒關係，那就是他本人在南宋對蒙防線上的位置十分靈活，甚至曾一人擔負起南宋前線三分之二的防務。
嘉熙四年（1240），在打退進犯荊襄的蒙古軍後，孟珙又被任命為四川安撫使，針對川蜀防線提出了「上流備禦宜為三層藩籬」的理論。
到四川后，孟珙考察地形、整軍安民，他將當地賦稅不均、賞罰不明、剋扣軍餉、官吏貪汙等弊端全部寫到公文上，下令當地各州縣革除，嚴加懲處。孟珙說：「不選擇險要地勢建立營寨，將士就難以保護百姓；不讓百姓安居耕種，就難以供養軍隊。」他採用兵民結合的方法，帶領川蜀百姓屯田耕種。
四川官員也對孟珙深深佩服，並深受其主戰思想影響。有一次，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鬧矛盾，各自上書，互相指責。孟珙告誡他們說：「如今國事艱難，你們卻把勇氣用在個人爭鬥上，和廉頗、藺相如的高風亮節相比，難道不覺得羞愧難當嗎？」陳隆之與彭大雅聽完孟珙所說，感到慚愧，從此言歸於好。
陳隆之後來在抗蒙時，舉家數百口戰死，他本人被生擒，押送到城下。蒙古軍命他勸降守城的官員，陳隆之高聲呼喊：「大丈夫死爾，毋降也。」最終被蒙古兵所殺。
彭大雅在重慶知府任上時，帶軍民鞏固城防，修築磚石城牆，並在嘉陵江上游的合州，建了一座小城，作為防禦要塞。這座城，便是釣魚城，蒙哥汗率領蒙古大軍到此，也無法啃下這座依山傍水的彈丸小城。
整個川蜀防線，一直撐到了南宋滅亡之後。
孟珙是一位高瞻遠矚的防禦大師，在保衛大宋半壁江山的戰爭中，他始終保持著冷靜的頭腦。鎮守荊襄時，他堅持從大局出發，甚至不為自己仕途考慮，敢於反對朝廷的錯誤指揮。
朝廷命他從黃州派兵支援齊安寨。孟珙看了下軍情圖，回覆說：「黃州與齊安寨不過是一水之隔，有事隨時派兵可到達，何必預先派兵？早出兵一天就會多耗費一天的軍糧，且萬一上游有敵情，兩軍相距較遠，也難以互相馳援。恕我不能聽從。」
後來，朝廷又讓孟珙派五千精兵開赴廣西。孟珙再次不滿樞密院思路清奇，寫信反對道：「從大理（今雲南大理）到邕州（今廣西南寧），數千裡之間人煙稀少。現在應該派合適的官員到各州去治理當地的少數民族，並在險要地段設定關卡，如此也可以提高國家威望。你們不從這些方面考慮，一點兒風吹草動就調遣軍隊，不過是空費糧餉，於事無補。」
立下滅金、抗蒙的不世之功後，手握重兵、聲名顯赫的孟珙，會成為另一個「岳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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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宋朝名將，孟珙也遭遇了與他的前輩們相似的無端指責與猜忌。
他明明是一名主戰派，在前線兢兢業業，朝中的大儒魏了翁卻認為：「孟珙亦素主和好者。」於是，為南宋構建抗蒙防線的孟珙還被一些人貼上了「陰主議和」的標籤，背上惡名。
孟珙晚年，處處受到掣肘，逐漸萌生致仕之意，多次請求辭官。淳祐六年（1246），蒙古官員、原南宋鎮北軍將領範用吉秘密和孟珙取得聯絡，想要率軍投降宋朝。孟珙認為，這些人當初投降蒙古，也是因襄陽失陷、宋軍潰敗，並不是其本身的過錯，且招納宋蒙邊境降兵是他長期採取的策略，遂常以帛書、金幣招降。
當孟珙將此事向朝廷請示時，宋理宗卻拒絕了他的建議。當時孟珙已身患重病，且多次請求告老還鄉，自知朝廷對他已缺乏信任，不禁嘆息：「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
當年九月，52歲的孟珙病情加重，逝世於江陵。這位虔誠的佛教徒，臨終頌詩曰：「有生必有滅，無庵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對於孟珙而言，最幸運的可能是，他沒有成為下一個「岳飛」。
孟珙去世後，朝廷對其備極哀榮，撥出銀1000兩、帛1000匹辦理喪事，贈孟珙太師，賜諡號「忠襄」，廟賜名為「威愛」。「威」指的是其對金、蒙的威懾，「愛」說的是他對軍民的仁愛。這個稱號與其說是評價他一生的軍事成就，倒不如說是孟珙人格的真實寫照。
孟珙是一名武將，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務德厚生」，即施行善政，保障民生。《全宋文》收錄有孟珙的文章，他所作的《三嵎山勿剪亭磨崖碑》寫道：
使世人知暴其勢力者，雖死不能安其宅，而務德厚生，雖千古猶一日也，可不鑑哉。
在務德厚生的仁政下，老百姓日子過得好，即便時光流逝千年，也猶如一日。
他當年拜見宋理宗，堅決主戰，首先談的卻不是如何對敵，而是讓百姓休養生息，為朝廷積蓄人才（「寬民力，蓄人材」）。
為了安置因戰亂而漂泊無依的楚、蜀士子，他分別在公安（今湖北公安）、武昌（今湖北鄂州）修建了兩座書院，使「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鄂渚」，以官田收入作為書院的支出。在與蒙軍對壘的戰火中，他只希望士子們能有一張安靜的書桌，百姓們不再居於瓦礫之上。荊襄軍民見到孟珙入城時，欣喜地說：「吾父來矣。」
難以想象，一個統領千軍萬馬的名將，他腦海裡不是攻城、殺敵，而是《尚書》中的「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重文輕武的宋人也說，孟珙的胸襟，「近世一人而已」。
孟珙的仁義，成就了歷史上一個弔詭的巧合。聯蒙滅金時，孟珙在戰場上不顧自身安危，對蒙軍名將張柔有過救命之恩。四年後，張柔的第九子在蒙古與南宋的戰爭中出生。張柔的這個兒子，在多年後的崖山，親手埋葬了孟珙一生守護的大宋。他，就是張弘範。
賈似道：被罵了700多年，細思恐極
1259年，釣魚城一聲炮響，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訊傳遍世界各地。
但蒙哥之死並沒有阻擋蒙古軍南下攻宋的腳步，由蒙哥四弟忽必烈率領的中路軍，來到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城外。
蒙哥一死，忽必烈就捲入汗位之爭。耐人尋味的是，他並沒有立刻班師，而是下令圍攻鄂州，說：「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也許在他眼中，鄂州不過是囊中之物，拿下此城輕而易舉。
可等待忽必烈的是與釣魚城守將王堅一樣難纏的對手。這一仗，一打就是一百多天。
此人帶兵抵抗，堅守城池，不僅讓忽必烈威風掃地，還差點兒讓這個元朝開國皇帝錯失汗位。有人說他是庸才，沒有金剛鑽，偏要攬瓷器活；也有人說他是奸臣，禍國殃民，罪無可恕。
此人，是南宋最後的權相賈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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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是長江防線重鎮，與襄樊同為南宋門戶，事關全域性。忽必烈十萬大軍「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南宋朝廷很慌，召集各路軍隊、各地義勇支援，前後出軍費「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有大臣請宋理宗遷都以避鋒芒，打不過咱就跑唄，當年南宋立國時不也是這麼幹的。
正在此時，賈似道臨危受命，被朝廷任命為制置使，派往鄂州主持軍務。
賈似道是名將孟珙推薦的軍事人才。此前，賈似道擔任地方官多年，曾在淮西築城防禦蒙古。晚年的孟珙得知其政績，便向宋理宗推薦賈似道接任自己京湖制置使一職。賈似道正好也是宋理宗的小舅子，他姐姐賈貴妃生前是皇帝最寵愛的妃子，多少算是關係戶。
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就知道。
賈似道到達鄂州後，一夜之間就在城外修築了一道木牆。蒙古大軍來勢洶洶，望著鄂州城堅固的防禦工事，一時進退失據。忽必烈在城外生擒了兩個宋軍俘虜，一打聽，才知守城的是賈似道，且宋軍「事起倉促，皆非精銳」，城中多為老弱之兵。
此後百餘日，宋蒙攻防戰異常激烈，鄂州城死傷13000人，卻愈挫愈勇，將蒙古大軍拒之門外。到了當年冬天，蒙軍糧草匱乏，疾病流行，忽必烈仍未能攻克鄂州。他讚歎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我為何沒有賈似道這樣的人才呢？
4個月內，蒙古十萬大軍竟然未能攻下鄂州。蒙古諸將心急如焚，士氣低落，把氣撒在忽必烈重用的南方士人身上，說，如果不是他們向老大建議不可屠城，鄂州早就拿下了。
忽必烈聽了破口大罵：「宋軍守城的只有一個賈似道，你們帶領十萬之眾不能勝，打了幾個月也不能攻下這座城。這分明是你們的罪過，哪裡是士人之罪？」最著急的還是忽必烈，他要回北方與其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沒時間在鄂州耗，後方擁護他的蒙古大臣也都寫信催促他早日北還。
戰局在當年閏十一月發生轉變。
宋、元史書都記載，賈似道在此時欺君賣國，私自遣使者向蒙軍求和，以「割江為界，且歲奉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為條件訂立城下之盟，解鄂州之圍。
忽必烈同意，撤離鄂州城，回家和弟弟爭奪汗位去了。
第二年，忽必烈即汗位，派大臣使宋，賈似道二話不說就把蒙古使臣扣押下來，在真州軍營中拘禁了16年。有人說，這是賈似道為了掩飾自己陣前屈辱求和。儘管所謂的鄂州議和並沒有形成書面文字。
一個投降派的奸臣形象躍然紙上，與此前四個月，親臨前線與士兵同甘共苦、親率700精兵突圍至黃州指揮作戰的所作所為判若兩人。
此事蹊蹺之處在於，鄂州之圍中處於劣勢且急於議和的應該是忽必烈。有學者認為，鄂州議和的真實性有待商榷：「蒙軍以十萬之眾不能下一城，無功而返，這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果將退兵之原因說成是南宋妥協投降，爾後蒙軍乃退，這樣就可以為失利的蒙軍開脫。」（《宋蒙（元）關係史》）
另外，史書中除了此次「請和」，賈似道的表現都不像是投降派。相反，他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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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大捷」後，宋理宗大為感動，說：「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之後，賈似道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入朝執政。
在回朝擔任宰相的十五年中，賈似道大權獨攬，排除異己。若說他是權臣，這一點似乎毋庸置疑。若說賈似道是奸臣，則有必要了解其執政十五年，為抗蒙實行的種種改革。
南宋後期，戰事頻繁，需要付出沉重的軍費，財政壓力巨大。時人曾指出，軍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佔比驚人，「東南民力，耗于軍費者十八」。
宋度宗即位後，宋蒙戰爭進一步升級。有大臣說：「強敵臨邊，將士之費視昔百倍。」
在蒙古軍隨時可能捲土重來的危機下，南宋主要是通過「和糴」徵集糧餉。
所謂「和糴」，就是政府用現錢強制向民間收購糧食，所給的價格往往低於民間市價。如「民間米直大約七八百貫，官司秋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貫文，以京劵價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僅是銅錢一百六十文足耳」。
當時，南宋軍餉「皆仰和糴」，於是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楮幣（紙幣），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地方官借和糴之機層層剝削，常將上級要求的數額成倍增加，致使下層民眾苦不堪言。
1262年，賈似道一黨提出了「公田法」，認為這一改革「可免和糴，可以住楮弊，可以餉軍，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公田法，是在南宋土地兼併嚴重的背景下實施的一項戰時經濟政策。
公田法規定「買官戶逾限之田」，也就是將官僚、地主佔有土地超過規定的部分，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租賃給農民耕作，政府按原有租額收取田租，以此解決軍糧、物價、土地兼併等問題。一開始只選取盛產糧食的浙西六郡（平江、江陰、吉安、嘉興、常州、鎮江）作為試點。
為查清隱藏田產，釐正賦稅隱漏，賈似道又推出了與公田法相輔相成的「推排法」。
公田法實施後，賈似道以身作則，帶頭將自己在浙西的萬畝良田捐出來，宋理宗的弟弟以及浙西官員趙孟奎等愛國好同志也都獻出自己的土地。此後十四年間，公田法共為南宋回買田地350餘萬畝。
公田法一經推出，朝野上下一片反對。獲得軍餉來源的南宋政府當然是公田法的既得利益者，但官僚、地主都覺得政府買回公田，削減和糴，自己成了受害者，便想方設法反對公田法。
有一天，東方出現了彗星。士大夫們就紛紛上書天有異象，是不祥之兆，請求廢公田法。有人說：「彗，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
有些士大夫不敢直言反對，就當「鍵盤俠」，對公田法進行輿論攻擊。有人寫詩，四處流傳，說：「自從買公田，豐年亦凶年，此何人哉，悠悠蒼天！」害百姓民不聊生的本來就是官僚、地主，在國家危難之際，他們也不願讓出自己的田地。
賈似道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在挑戰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整個南宋的大官僚、大地主。
公田法難以抑制經濟危機，賈似道幾次提出辭職要求，但宋度宗都盡力挽回，以「師相」待之，甚至「泣涕拜謝」。
舉步維艱的賈似道曾上書宋度宗：
臣獨念平時怙一是而眾嫉起，守公法而私怨叢。綿力不足以勝弊奸，血忱適足以來口語。燻心憂畏，無歲不疾，必指牖下以為歸……臣詎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當懼乎！
身居相位的最後一年，賈似道寫道：「老臣無罪，何眾議之不容？」
公田法具體實施時也出現不少弊端，可賈似道好歹勇於任事。那些只會打嘴炮計程車大夫，未能為南宋危局建言獻策，後來卻抱上了蒙古統治者的大腿，比如曾經上疏論賈有十條可斬之罪的方虛谷，宋亡後就投降了元朝。
士大夫們掌握著話語權，自然對曾經得罪他們的賈似道口誅筆伐。國亡了，需要一個禍國的奸臣來承擔罪名，你賈似道辦事不力，就是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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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似道主要的改革措施，都是針對官僚、地主和武將，導致內部矛盾尖銳。這也是其被後世視為奸臣的原因之一。
他實施的另一項改革「打演算法」，在不經意間改變了南宋的命運。
打演算法，是對宋蒙戰爭過程中所用軍費的特別會計監察，主要是針對武將。對於其中不合法的支出，要求武將予以償還，並將獲罪的將領投獄治罪。打演算法的初衷，是整治軍隊中的貪汙腐敗現象。
很多人認為，打演算法是賈似道為打壓手握兵權的異己，扶持親信武將而採用的舉措。如曹世雄、向士璧等人都對賈似道不滿，拒絕其調遣，就被處以「侵盜官錢」之罪貶謫。
實際上，賈似道的親信犯法也一樣不被容赦，如史巖之是賈似道的恩人，還有親戚關係，照樣被判罪下獄（「史亦納錢而妻子下獄」）。
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了。
賈似道對地方武將的大清洗，最終逼反了南宋將領劉整。劉整越發感到難以自保，於是叛宋降蒙，點燃了襄陽之戰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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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鄂州之戰吃過虧的忽必烈，正不知該對南宋從何處「下口」。劉整一來，就向忽必烈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他認為，蒙古要滅宋，先打襄陽，然後順江而下，取鄂州，陷江淮，攻下臨安。
宋蒙再度展開大戰。
蒙古大軍為襄陽之戰投入了過半的國庫收入（「以國家每歲經費計之，襄樊殆居其半」），築起塹壘圍困襄陽，用回回炮攻城，孱弱無力的南宋軍隊屢戰屢敗。
一些史書杜撰了賈似道矇蔽皇帝，「朝中實無援襄事也」的謊言。實際上，襄陽之戰歷時六年，其間南宋朝廷所花費軍資超過兩千萬，還多次派兵支援襄陽戰事，下詔表彰前線將士，賈似道本人也多次請求到前線指揮。
1273年，襄陽兵盡糧絕，守城的呂文煥率軍投降元朝。襄陽失利後不久，賈似道曾經拼死保衛的鄂州也隨之陷落，長江沿岸主要防衛據點十二府州相繼投降。
國難當頭之際，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受命奔赴前線。
賈似道自知此行兇多吉少，在出兵前特意囑咐大臣，在江面上準備好出海船隻，一旦發生變故，可請趙宋皇室逃到海上，再圖復興：「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即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復。」
在路上，賈似道再次寫信回朝，說：「但得趙家一點血，即有興復之望。」
此戰，賈似道輸光了一生的名聲。
1275年，丁家洲之戰，上下離心的南宋軍隊還未與蒙軍交戰就全部瓦解，兵敗如山倒。南宋十三萬大軍大敗而歸，賈似道敗走魯港，在部下的掩護下逃走。
從此，南宋再難組織起抵抗蒙古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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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賈似道擅權的文天祥感慨：「己未鄂州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哀也。」當年鄂州的英雄，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賈似道不怕死，他在鄂州與忽必烈交戰時說過：「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他怕的是死得不光彩，歷史偏偏就和他開了個玩笑。
丁家洲之戰後，士大夫紛紛要求，殺賈似道以謝天下。趙宋皇室不忍殺三朝老臣，只是下詔將其罷官，貶到循州（在今廣東）。會稽縣尉鄭虎臣與賈似道有仇，主動要求押解賈似道到貶所。一路上，他對賈似道百般羞辱，諷刺其為何不自殺。
到了漳州木綿庵，鄭虎臣忍無可忍，決定自己動手，將賈似道活活勒死，還說：「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
賈似道死了，南宋最後的主戰派，無論是曾經反對他，還是支援他的人，仍然在絕境中奮戰。
樊城城破時，守將範天順寧死不屈，自縊而死。其部將牛富率百餘人巷戰，殺元兵甚多，最終飲血水解渴，頭觸火柱而死。
池州陷落，知州趙卯發夫婦自盡，留下遺書：「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
崖山海戰，宰相陸秀夫揹著小皇帝趙昺跳海自盡，海上浮屍無數。
釣魚城被迫投降後，三十餘名守將棄城後集體自刎殉國。
當然還有我們最熟悉的文天祥。
然而，大部分士大夫在宋亡後就只管享受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最多如當年反對賈似道執政時打打嘴炮，喊喊口號而已。
賈似道和文天祥，就像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一個王朝滅亡，有人扮演奸臣，有人扮演忠臣；有人揹負罵名，有人接受讚美；有人臭名昭著，有人流芳百世。最後，只有那些降元計程車大夫活了下來，他們執筆記錄這段歷史時，可以讚歎文天祥做了許多人不敢為的大義之舉，也可以將亡國責任全部推到掌權的賈似道一人身上。
元軍攻陷臨安的第二年，忽必烈召集投降元朝的南宋將領，問道：「爾等為何投降得這麼快啊？」降將們都把鍋甩給了賈似道，說：「還不是因為賈似道擅權，重文輕武，臣等心中不平。」
忽必烈不以為然地說，就算如此，也是賈似道一人之過，你們的主子沒有虧待你們，你們這樣說話，難怪會被賈似道看不起。
人家賈似道好歹至死都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主戰派。
宋恭帝：大宋倖存者，出家為僧
在南宋進入亡國倒計時的時候，不知道朝廷上那些爭吵、內鬥了大半輩子的袞袞諸公，是否會想起已故詩人陸游（1125—1210）的兩句詩：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
朝廷上的這些大人物啊，只管個人仕途升遷，不管國家命運走向，每天在無窮無盡的權鬥內耗中，消磨了國家實力，可見誤國誤民的人，何止是一個秦檜呢？
陸游在世時，南宋的敵人是金朝，而如今，南宋的敵人早已換成了蒙古人。唯一不變的是他的警告和批判，並未過時。
最終，朝廷上的「秦檜們」和荒誕皇帝作的孽，都讓三個出身皇家的小孩子以及將被載入史冊的英雄烈士承擔了。
1274年，4歲的趙㬎被推上帝位，成為南宋王朝實際上的末代皇帝。
南宋很快就亡了，但趙㬎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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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恭帝趙㬎即位時，南宋已在風雨飄搖之中。蒙古鐵騎打下了四川，基本控制了長江中上游，並開始進逼宋朝的政治核心區域。
4歲的孩子如果還有記憶的話，應該僅能記得朝堂之上來來去去的人影。
這些凌亂的人影中，有一個人叫文天祥（1236—1283）。不知道趙㬎能不能記起來，但文天祥記住了這個小皇帝的面容，數年後，他們在元大都（今北京）重見，文天祥一抬眼就趕緊說：「聖駕請回。」
當南宋朝廷的精明人四散而去、自求保命的時候，地方官員文天祥卻反向而行，組織起勤王義軍，保衛江山，保衛臨安，成為那個時代最著名的逆行者。
最悲涼之時，臨安城內的大宋皇宮，幾乎無人來朝，只有文天祥和五六個官員，還伺立在太皇太后謝道清和小皇帝趙㬎的身邊。
隨著蒙古鐵騎兵臨城下，臨安城的淪陷已成定局。謝太后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出使蒙古軍營談判。文天祥大義凜然，並不示弱，而是跟元軍統帥伯顏爭辯起來。伯顏一怒之下，將文天祥扣押下來。
大約10天后，1276年，農曆二月初五，南宋朝廷向元軍投降，趙㬎宣佈退位。
又20多天後，元世祖下詔，要伯顏押送南宋君臣北上覲見。
當6歲的趙㬎和他的母親全氏以及少數侍從，離開臨安一路北上前往元大都的時候，南宋的流亡政權還在南方繼續抗元。趙㬎的哥哥趙昰、弟弟趙昺先後被立為帝，象徵著南宋血脈未亡，也成為一些忠臣烈士持續戰鬥的理由。從元軍大營中逃跑出來的文天祥，成為南方抗元的一面旗幟，直到1278年年底，在廣東海豐一帶被元朝將領張弘範俘獲。
1279年，宋元最後一戰，也就是崖山海戰爆發之時，文天祥正被羈押在元軍的舟中。在文天祥被押解北上的途中，到處貼滿了漢族儒生寫給他的「生祭文」，大家都擔心他們心目中的文丞相，到了北方以後會招架不住蒙古人的威逼利誘，所以想通過寫「生祭文」來敦促他自殺。由於一直被關在船上，文天祥並不知道外部發生的這一切，但他此後的表現，顯然沒有令儒生們失望。
在元大都，宋恭帝趙㬎和文天祥的命運，又交織在了一起。
元世祖忽必烈曾讓趙㬎去勸降文天祥。被關在土牢裡的文天祥，一見到趙㬎就伏地痛哭，只說「聖駕請回！聖駕請回！」9歲的趙㬎看到這陣勢，也跟著哭起來，來之前大人教的話全都忘光了。
當年被元軍送往大都後，忽必烈封趙㬎為瀛國公。元朝表面上對投降的南宋君臣禮遇有加，但實際上對趙㬎等人的猜忌、監視和羞辱從未間斷。根據元朝文人陶宗儀的記載，當時跟隨趙㬎、全氏母子北上的宋宮人，為保全貞節不被羞辱，在寓所內自縊身亡，忽必烈知道後，下令將宋宮人的首級懸掛在全太后的寓所前，藉機羞辱全太后。
1282年年底，元大都周邊叛亂和謠言四起。先是傳言真定路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市）有人擁兵千人，欲潛入大都營救趙㬎和文天祥。接著，大都城內發現匿名文書，聲稱某日以焚燒葦草為號，率兵入城為亂，「文丞相可以無憂矣」。
在這種草木皆兵的情勢下，忽必烈聽從了朝中殺文天祥的呼聲，在最後見了文天祥一面後，於1283年1月下令殺死了南宋最後的傲骨。一些史學家從朝代精神的維度說，文天祥死後，宋朝真的是亡了。
不過，宋朝最後的皇帝趙㬎並未被殺。在殺死文天祥後，趙㬎母子以及他的老師、著名詩人汪元量等人，從大都被遷到了上都開平府（今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中游一帶）。元朝君臣認為，在蒙古人自己的腹地，他們能更好地監管和控制這名前朝末帝。
遷往蒙古腹地後，趙㬎的命運進入了捉摸不定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