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一代精神領袖，被亂倫傳聞擊垮
在歷史與現實中，打擊對手最好用也最陰險的一個手段，就是製造並傳播緋聞。
1
1067年，61歲的歐陽修，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緋聞。
御史蔣之奇上疏，揭發歐陽修與兒媳吳氏有染。蔣之奇的用詞是「帷薄不修」。古代稱帳幔為帷，竹簾為薄，以帷薄分隔內外，由此引申，將家庭男女亂倫委婉地稱為「帷薄不修」。但這文縐縐的四個字就像一顆重磅炸彈，在北宋政壇炸開了，一時中外駭然。
當時，宋神宗剛繼位，對這件朝廷上議論紛紛的亂倫案遲遲沒有表態。畢竟涉及閨門隱私，朝中也沒有人出來替歐陽修申辯。大家都在觀望。
歐陽修身居高位，時任參知政事。面對意欲讓自己身敗名裂的舉報，他一刻都不能忍，連續給宋神宗上了幾道奏摺，請求皇帝一定要徹查清楚。他的奏摺，言辭悲憤，痛徹肺腑。隨手摘幾個句子，供讀者意會：
「（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為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我被誣告的這個罪名，它不是人乾的事啊，人神共憤啊；
「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為之惡」——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竟然被人誣告禽獸不為之事；
「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蹟，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這事一定要查清楚啊，坐實了，請公開處決我。如不實，請即刻恢復我的名譽；
「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冤，仰訴於闕廷，必不能含胡而自止」——我不能忍受這樣的大惡之名，整個家族一定死諫到底，請求朝廷徹查此事，絕對不能含混了事；
「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我不怕死，就怕揹著汙名苟且偷生；
……
看到歐陽修這些撕心裂肺、泣血哀告的文字，你就知道，一個以名節為立身之本計程車大夫，面對人神共憤的亂倫傳聞，他的內心基本已經崩潰了。這種事情，不論真假，一經傳播，被舉報人的名節已經遭受到了不可逆的嚴重侮辱。
看來，舉報者不僅要終結歐陽修的政治生命，更要剝奪他作為那個時代精神領袖的地位啊。
2
這起緋聞，不僅對歐陽修，對整個北宋的影響都很大。
我們知道，范仲淹是宋初士大夫的一個精神榜樣。歐陽修比范仲淹大概小18歲，起初跟著范仲淹搞慶曆新政，很認同范仲淹的為人，由於范仲淹在1052年去世，慢慢地，歐陽修逐漸成長為新的精神領袖。
歐陽修通過提拔、舉薦人才，成為宋代最知名的伯樂，經過他的薦才，影響了仁宗朝以後整個北宋的政治、文化格局。比如：司馬光、呂公著後來是舊黨領袖，都官居宰輔；王安石、呂惠卿是新黨領袖，是宋神宗朝新法的兩任主導者；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也是政壇、文壇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人儘管政見不一，甚至對立，後來圍繞變法還掐得死去活來，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標籤：都是歐陽修舉薦過的人。
歐陽修以寬大的容人之量，對公不對私，對事不對人，抱著為國家選拔一流人才的初衷，舉薦過很多跟他本人不對付的人才。這是他的過人之處，他也因此贏得士大夫群體的認可。
蘇軾說：「歐陽子，今之韓愈也。」這句話沒有吹捧的成分，歐陽修在世時，確實被當成了「當代韓愈」和「一代宗師」。歐陽修在1060年官拜樞密副使，次年又任參知政事，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官居高位的一個主要原因，正是他作為「當代韓愈」的崇高聲望。
史書記載，宰相韓琦曾多次向宋仁宗推薦歐陽修，但宋仁宗都不用。直到有一次，韓琦這樣對宋仁宗說：「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意思是，韓愈在世時聲望很高，但唐朝不用他為相，導致皇帝被罵到現在；歐陽修是「當代韓愈」，如果不用他，我怕陛下也會被當代和後世責罵啊。
宋仁宗向來愛惜名聲，聽完心頭一驚，當場就點頭，起用歐陽修為參知政事。
蘇轍在給恩師歐陽修的賀詞中說，古人才位難並，建立一流事功者如陳平、裴度，「不文」，能寫一流文章者如韓愈、賈誼，則「不遇」，只有歐公名位雙全，「位在樞府，才為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
歐陽修憑藉崇高的聲望，抵達當時政壇、文章、道德各個領域的頂點，古今罕見。
但是，當一個人成為英雄，成為偶像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人在醞釀著負面資訊，大家都想看到英雄和偶像的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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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名化英雄和偶像的手法很多，本人有瑕疵的、不完美的，就整他本人；本人完美、無瑕疵的，就整他的親屬。這些手段，我們天天見得到，不陌生。
歐陽修本人，在當時人看來，就有一些瑕疵。
他為人富於正義激情，說話特別直，很容易得罪人。1036年，在他30歲的時候，因為范仲淹上疏針砭時政被宰相呂夷簡貶出朝廷，歐陽修挺身而出，斥責諫官高若訥在這種時候不僅不仗義執言，竟然還私下詆譭范仲淹，簡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結果，歐陽修自己也被貶到偏遠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去了。
後來，歐陽修自己做了朝廷諫官，用現在的話說，叫「動真碰硬」，參倒了70多個官員，也樹立了無數敵人。
敵人一多，每天就有一堆人拿著放大鏡在他身上找蝨子做文章。
偏偏歐陽修個性風流放逸，特別是年輕時，狎妓，寫豔詞，人生豐富多彩。雖然親近歌妓、宴飲遊樂、不拘小節、寫寫豔詞，這些在宋代都是一時風氣，算不上多大的黑料。但是，得看什麼人做，人家柳永做這些事，大家都覺得太正常了，可你歐陽修是士大夫的精神偶像，當代韓愈啊，大家都希望你謹言慎行，做一個板著臉的正人君子啊，你怎麼能夠內心住著一個柳永呢？
當時有很多人在這一方面就看不慣歐陽修，說他修身的功夫沒做好。而他曾經的風流，就成了對手從私生活上攻擊他的一個入口。
在61歲被御史蔣之奇舉報與兒媳亂倫之前，歐陽修就已經遭遇過一次亂倫傳聞。
1045年，歐陽修39歲。那年，他參與的慶曆新政宣告失敗，范仲淹等人被貶，歐陽修上疏為范仲淹辯解，遭到忌恨。恰在此時，發生了「張甥案」，反對者攻擊和搞臭歐陽修的機會來了。
歐陽修的妹妹嫁給一個叫張龜正的人。張龜正的前妻生有一女，張龜正死後，這個女兒才7歲，就跟著繼母，即歐陽修的妹妹，投奔了歐陽修。這個外甥女（張甥）長大後，嫁給了歐陽修的堂侄，後來跟堂侄家的僕人私通。姦情暴露後，案件在開封府審理。
在審理過程中，不排除受人指使，張甥突然說，自己未嫁時曾和歐陽修有私情。
據宋人王銍《默記》記載，「張（甥）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歐陽修）未嫁時事，語多醜異」。也就是說，當時張甥想減輕自己的罪行，在公堂上說歐陽修的一些見不得人的壞話。「醜異」，是亂倫的一種委婉表述。
歐陽修的反對者得到張甥的供詞，就跟撿到寶一樣。歐陽修遂被傳訊到開封府，上堂接受審理。因為張甥的供詞無法驗證，審了數月，都沒有結果。
對手們不願作罷，舉出歐陽修詩詞中的句子，「人為絲輕那忍折，鶯嫌枝嫩不勝吟」，你們聽聽，這麼曖昧的句子，不就是寫給小外甥女的嗎？這不就是證據嗎？
最終，被派去負責監察此案的宦官王昭明，不認同朝廷中某些人如此給歐陽修羅織罪名。朝廷中人只好不提亂倫，重新弄了個罪名，把歐陽修貶到了滁州。
著名的《醉翁亭記》，就是歐陽修被貶為滁州知州期間寫的。別看他在文章中寫太守之樂無窮什麼的，其實心裡苦得很。他給宋仁宗上表說，我知道自己得罪了太多權貴，這些權貴不把我貶黜出朝廷是不會停止攻擊的，但是，萬萬沒想到，他們攻擊我的藉口竟然如此不堪啊！
這起亂倫傳聞，雖然平息了，但對歐陽修造成的傷害已經不可逆。
誰知道22年後，他又被一起更聳人聽聞的亂倫緋聞纏身了。
4
要扳倒一個人，最好是拿道德說事；拿道德說事，最好就用緋聞；在緋聞裡頭，亂倫傳聞最驚悚，最難證實，也最難證偽。哪怕子虛烏有，被指控者已聲名敗壞。這就是宋朝人的鬥爭哲學。
針對歐陽修與兒媳亂倫的指控，背景同樣是源於政治鬥爭。
宋仁宗無子，死後以其兄濮王之子趙曙繼承皇位，是為宋英宗。宋英宗即位一年後，1062年，發生了宋朝版的「大禮議」事件，歷史上稱之為「濮議」事件。簡單來說，就跟後來的明朝嘉靖皇帝一樣，宋英宗想尊稱自己的生父為「皇考」（父親），而朝臣只允許他稱自己的生父為「皇伯」（伯父）。
我們試著理解一下，現在看來無關緊要、愛叫啥叫啥的一個稱呼，在古代則關涉到皇權的延續和禮法的維繫，是被他們看得比天還大的事情。所以宋朝和後來的明朝，才會為了一個稱呼發生長達數年的朝臣分派與互毆。
在濮議之爭中，以韓琦、歐陽修為主的政府系統（中書派），和以司馬光、範純仁、呂公著為首的言官系統（臺諫派），意見對立，爭執日趨白熱化。政府系統支援宋英宗稱生父為皇考，言官系統堅決反對，認為只能稱皇伯，這是人情與禮制之爭。背後還夾雜著皇帝（宋英宗）和太后（曹太后）的權力之爭。
水很深。
話頭最早是由宰相韓琦挑起來的，但文書、奏摺等基本是由歐陽修操刀。歐陽修從人情角度，論證宋英宗應當封生父為皇考，在整個濮議事件中，他前前後後寫了十幾萬字，都在談這個事情，顯示了一代文宗的筆頭有多硬。但是，古代人在這種事情上，普遍認同禮法，而不認同人情，所以歐陽修這一派其實是少數派，堅持到後來幾乎與整個士大夫階層為敵了。
歐陽修於是成了言官們的靶子，彈劾他的奏摺不斷遞到宋英宗面前。他們上疏說「豺狼當道，擊逐宜先，奸邪在朝，彈劾敢後」，意思是要皇帝嚴懲整個事件的「首惡之人」歐陽修。至此，濮議之爭演變為歐陽修以一己之力挑戰天下士人，這意味著他已經成為天下之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公敵。
最後，宋英宗問宰相們該如何結束紛爭，宰相韓琦委婉地表白，我們是忠是邪，陛下心知肚明。歐陽修則直接說，如果陛下認為我們有罪，那就留下御史們；如果認為我們無罪，那就聽陛下處置。
宋英宗猶豫了許久，在曹太后轉變態度後，終於下令貶黜言官，最後還補充了一句，勸宰相們下處分不要太重。
濮議之爭表面上以歐陽修這一派的勝利而告終，但實際上，在士人權力巔峰的宋朝，歐陽修既然站到了士人群體的對立面，他的個人悲劇也就註定了。
事件剛一結束，歐陽修就前前後後上了11道奏摺，請求自貶外放。宋英宗還沒同意就突然辭世，宋神宗登基，這下，歐陽修更加難以安全退出了。
反對派的機會來了。
歐陽修的妻弟薛宗孺此前因為私事對歐陽修懷恨在心，此時開始造謠說歐陽修與兒媳吳氏有染。御史中丞彭思永聽說此事後，覺得可以利用，就告訴了御史蔣之奇。
蔣之奇因為在濮議之爭中附和歐陽修之論，被反對者視為「奸邪」，這時他為了「自解」，為了被士人群體接納，必須與歐陽修劃清界限，於是上疏揭發歐陽修的亂倫傳聞。一場攻擊歐陽修犯下「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的風暴就此展開。
被緋聞攻擊得精神崩潰的歐陽修，一連給宋神宗上了好幾道奏摺，請求皇帝徹查。宋神宗最終批示要查，蔣之奇隨後供出彭思永，彭思永卻死活不供出他從誰那裡聽來的傳聞，只是說「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歐陽修）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原來只是想利用傳聞，驅逐和擊垮在濮議之爭中激起眾怒的歐陽修而已。
這起亂倫傳聞雖然以彭思永丟了官，蔣之奇被貶謫，宋神宗「敕榜朝堂」，替歐陽修辨明瞭誣枉而落幕，但61歲的歐陽修，在20餘年間兩次被誣以亂倫案，此時已經身心俱疲，苦不堪言。
當政治鬥爭變成謠言攻擊的時候，受傷最深的，永遠是正直之人。因為，越是正直的人，越是在乎自己的名節。
在莫須有的傳聞攻擊下，歐陽修實際上徹底敗了下來。
5
宋代文化盛極一時，但士大夫之間結黨互掐之風，也盛極一時。一方想在道德上佔據最高點，就要把另一方踩在腳下，在他們看來，最致命的一招就是揭發對方的混亂私生活。亂倫傳聞因此成為當時人的一把匕首，時不時就掏出來捅兩下。
歐陽修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同樣的命運也曾落到蘇東坡和王安石的頭上。所謂「爬灰」的由來，就是源於那個時候變法陣營中的人對反對變法的蘇東坡的誣告，以及反對變法陣營中的人對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的誣告。雖然沒有形成案件，但還是讓蘇東坡和王安石狼狽不堪。
對立的雙方，在同一事件中，用同一個誣告模板去攻擊對方。可見，宋朝政治鬥爭的下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惡是多麼沒底線。
到了南宋，理學大師朱熹也飽受誹謗糾纏。你不是口口聲聲「存天理，滅人慾」嗎，那就在人慾上做文章彈劾你。於是，關於朱熹納尼姑為妾、與守寡的兒媳亂倫等傳聞就被持續製造出來。目的正是要摧毀他的正人君子形象。
總體來看，歐陽修是所有這些亂倫傳聞中，受傷害最深的一個。其他人都不像他這樣，20餘年間被傳兩次亂倫，每次都鬧得舉朝皆知。
儘管我們知道，不管是歐陽修，還是朱熹，抑或蘇東坡和王安石，他們都不是事實上名節有虧的人，但從這些傳聞野說現在還時不時在民間流傳，需要有人不斷地出來闢謠，就可知他們生前被黑得有多慘了。這些刺激眼球的傳聞，就跟用了區塊鏈技術一樣，一旦被記載，再也抹不掉了。
在亂倫傳聞暫時平息後，歐陽修連章累牘地乞求退休，終於在1071年65歲之時獲准退休。
宋朝的制度，官員是70歲退休。歐陽修身在高位，卻毫不戀棧，一再乞求提前退休，門生問他，這是為什麼呢？歐陽修說：「唯有早退以全晚節。」
一年後，1072年，歐陽修在潁州（今安徽阜陽）病逝，享年66歲。在最後的歲月裡，他很喜歡逛潁州西湖，病逝前不久還寫了一闋詞，描繪西湖的暮春景象：
群芳過後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闌干盡日風。
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
這名被誹謗擊垮的大宋文宗，再也不喜歡熱鬧，只喜歡群芳過後、人散春空的獨處。也許，他至死都沒能從惡毒的人身攻擊中走出來。
王安石：孤獨的改革家，被妖魔化了
王安石實施新法兩年後，熙寧四年（1071）五月，發生了一起群眾大鬧京城的事件。
史載，東明縣（今河南蘭考）上千名農民進京，先上開封府衙門告狀，之後又去了中央監察機構御史臺，還有一些憤怒的民眾闖進了王安石的住宅鬧事，這下子讓京城官員們都很慌。
御史中丞楊繪查明情況後得知，這些農民之所以如此激憤，是在推行新法時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可地方官員不予受理，只好進城找宰相當面理論，一哭二鬧三上吊。這一次衝突確實是新法惹的禍，問題就出在王安石的得意之作——免役法。
免役法，顧名思義就是免除官府派給老百姓的勞役，改成交錢。這是為緩解財政危機採取的差役貨幣化政策。
新法是好法，但在實踐中出了問題。
免役錢要交多少錢，縣裡按照當地gdp定出等級，而中央的司農寺又有自己的標準，經常從中干預，如果中間出了差錯，老百姓要交的錢就超出了可接受範圍。
錢這玩意兒不是憑空變出來的，東明縣的農民手裡沒錢，被逼到賣糧賣房，日子過不下去，當然要鬧。
王安石想為大宋力挽狂瀾。可是，在熙豐變法（即王安石變法）這場歷史大戲中，他始終面對著洶湧的反對浪潮，這些聲音來自民間百姓、朝中大臣、地方官員，甚至是宮中的皇帝。
他的這份孤獨，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精神，也是一種無奈。
1
在東明縣農民大鬧京城的一年前，朝廷出現了著名的「三不足」之說。
熙寧三年（1070）的一天，支援變法的宋神宗召見王安石時說，如今朝野議論紛紛，朕聽聞有「三不足」之說，愛卿知道嗎？
什麼叫「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實際上，這三句話是否為王安石所說，至今仍是歷史疑案，極有可能是當時政敵強加給他的「罪名」。
王安石在聽到這三句話後說，此話不知從何說起，反問宋神宗道：「陛下躬親聽政，怎麼能說是不懼天變？廣開言路，如何是不恤人言？至於說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為正該如此。」
儘管王安石否認自己說過此話，「三不足」卻可代表他的變法精神，那就是不顧一切、堅定不移地推行新法，這三句話如一聲驚雷，振聾發聵。
剛即位的宋神宗，是一個銳意進取的年輕皇帝。
20歲的他曾向富弼等三朝老臣請教富國強兵之道，這些老人都告訴他：「陛下即位之始，應當廣佈恩德，與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這對於年輕氣盛的皇帝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
在「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社會環境和「三冗」（冗員、冗兵、冗費）危機中，繁榮的大宋正在進入「衰世」，國庫都快沒錢了。
當初，宋神宗即位不過數日，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就給他上交了一份財政報告，其實赫然寫著八個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真是窮到快揭不開鍋。
此時，宋神宗對王安石一見傾心。
早在宋仁宗時期，王安石就跟他朋友司馬光一樣上過萬言書，提出自己的理財主張，認為「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王安石看來，財政問題完全是理財無方、不知法度造成的。那該咋辦？唯一的出路就是變法，解決根本問題。
這位倔強的變法派，一向特立獨行。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22歲的江西臨川人王安石考中進士，第一份工作是去揚州擔任淮南節度判官，當時他的上司是名臣韓琦。
王安石是個不修邊幅的人，每天晚上讀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經常來不及梳洗就去上班。韓琦看到後還以為這小夥子整日尋花問柳、不務正業，特意囑咐他，年輕人要有上進心，不能自暴自棄啊！王安石一言不發，不作任何辯解，反而惹得韓琦很不高興。韓琦眼中這個不求上進的年輕下屬，卻在日後成為一位憂國憂民的帝國官員。
王安石任江寧（今江蘇南京）知府時，曾登上金陵故都，憑高弔古，寫下其代表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澂江似練，翠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周汝昌先生曾評價此詞：「王介甫只此一詞，已足千古。」王安石感嘆的是六朝亡覆的歷史，眼前卻是危機重重的現實，他最擔憂的，是大宋的未來。
正因如此，在主持變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經表現出出色的實幹精神，多次放棄留在京城的升遷機會，請求調到地方為官。他給出的理由還有幾分無厘頭，說舉家在京城居住花費太高，而且先父未葬，二妹當嫁，母親年老多病，他家中貧困，實在住不起，請朝廷收回成命。
有一次，宋仁宗同時指派王安石與司馬光給他修起居注，兩個人都不願幹，一起辭官。
司馬光辭了五次，最終只好接受，修史這方面他很專業。王安石卻死活不肯，為了不讓詔書送到自己手上，跑到廁所裡躲起來，信使只好把詔書先放在他桌上。王安石出來後，又追上去，退回了委任狀。
在地方為官時，王安石開始探索變法的途徑。
王安石年輕時當鄞縣（今浙江寧波）知縣，曾在十三天內走數百里路，親自調研這一水源充足的地區為何會發生旱災，並進行根治。
在鄞縣任上，王安石曾試行在春季農田青黃不接時，提供低息貸款給農民，待收穫後讓他們連同利息一起償還。這就是青苗法的雛形。由於在鄞縣實行時頗有成效，王安石後來主持變法時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推廣。
這樣一個人才，正是宋神宗苦苦尋覓的。
當宋神宗準備重用王安石，召其進京討論治國理政時，王安石說，一定要「變風俗，立法度」。
宋神宗興奮地連連點頭說，好。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拜相，開始主持變法，浩浩蕩蕩的熙豐新政就此拉開序幕。
2
變法一展開，位於權力中心的王安石就彷彿身在疾風驟雨之中。
宋代御史臺和諫院合稱臺諫，主要任務是監察彈劾，這些人最先對王安石發起進攻。
御史中丞呂誨打響了反對變法的第一槍，他挺立於大殿之上，痛陳王安石十大罪狀，指責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
這十條罪狀中最嚴重的一條是「動搖天下」。王安石以變法為名，新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相當於大宋的國家體改委，包攬財政大權。臺諫勢力認為，這是擾亂國家體制，挑戰祖宗家法。呂誨直斥王安石，「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面對呂誨來勢洶洶的聲討，王安石把球踢給了宋神宗，表示要稱病辭職，看皇帝是否有變法的決心。年輕的皇帝對於是否要處置負責監察的臺諫官員也很糾結，他對大臣說：「朕如果貶斥了呂誨，恐怕王安石內心不安啊！」
王安石聽說後，坦然表示，臣已經以身許國，陛下處理得當，臣怎麼會心不自安呢？
皇帝態度明確，一如既往地支援王安石，呂誨在這場辯論中慘敗，被貶出京，兩年後就悲憤去世。臨死前，呂誨仍對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齒，他在重病中起身，張目怒視，對前來探望他的好友司馬光說：「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這是告誡司馬光，一定要與王安石鬥到底。
司馬光也反對老朋友王安石的變法。
司馬光的改革思想是藏富於民，國家不與民爭利，以「節流」為主；王安石是以「開源」為主，變法措施皆為富國強兵，摧抑兼併，也就是「國富」優先於「民富」。
為此，王安石與司馬光進行了將近二十年的爭鬥，鬧到二人關係「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長久以來論戰不斷。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取代民間富戶之家的高利貸。由政府從「國家農業銀行」中拿出一筆錢糧，作為利息較低的青苗貸款提供給農民，讓農民在春天青黃不接時吃飽肚子，之後夏秋糧食成熟後再加息償還。如此，農民有飯吃，國庫有餘糧。
但在司馬光等反對派看來，國家公然放貸收息，乘人之危，這不就跟唯利是圖的商人一樣嗎？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本意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
王安石改派役為僱役，也就是讓民眾將其應服之役（力役、徭役等義務勞動）摺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僱人當差。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和寺觀則出一半，叫助役錢。
這一項改革可謂兩全其美，農民出錢不出力，不用再服役，也就不會耽誤生產。社會閒散人員也多了一條生路，可以接受官府的僱用，成為專業化的差役，這也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可是，司馬光根本不在意其觀念超前的積極作用。後來司馬光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很多原本反對變法的人都極力阻止，但他不以為然。
王安石變法辦得熱火朝天，司馬光只好出走到洛陽擔任閒職，帶著一幫學者用十五年的時間編撰《資治通鑑》，淪為半退休狀態。
在宋神宗支援下，新法的推行順風順水，並取得了初步成效。
王安石以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富國之法，以及置將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強兵之法作為後盾，迅速改變了宋朝中央財政空虛的局面。
現代史學家通過數量分析，發現熙豐變法的確增加了大宋的財政收入，僅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三項就每年增收2300多萬貫。
熙寧六年（1073），宋軍扭轉了長久以來西北戰線的被動局面，由王韶率大軍盡收熙、河各州，拓地兩千餘里，在河西走廊確立了三面包圍西夏的有利形勢。
宋軍收復河西之地後，宋神宗大為振奮，到紫宸殿接受眾臣朝賀，並當著百官的面解下自己所配玉帶，賜給王安石。王安石走上了人生巔峰，也走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青年皇帝對這位「師臣」推崇備至，可在反對派看來，位高權重的王安石完全就是王莽、董卓一類的權奸，罵他「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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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竭盡所能地蒐集變法弊端，對王安石進行抨擊，其中不少人曾是王安石的朋友、學生，甚至變法派內部也出現了分裂。
熙寧七年（1074），一個叫鄭俠的小官，將一幅描繪民間疾苦的《流民圖》呈給宋神宗，並上了一道奏摺，反對王安石變法。
圖中景象觸目驚心：由於連續八個月的旱情，無數難民扶老攜幼，在開封城外的道路上逃荒，個個面如菜色，甚至要賣兒鬻女才能換來一口糧食，繳納新法規定的稅款。面對天災人禍，縱使是王安石也無能為力。
宋神宗看後滿面愁容。變法五年來，國力日漸強盛，可在都城之外，竟有如此民不聊生的慘狀。
在古代，自然災害經常被認為是統治者不修德政的結果。因此，輿論的矛頭迅速指向王安石變法。
鄭俠上疏時的身份比較特殊，他的職務是安上門監，平時給皇帝看大門，深入基層，聲稱圖中景象是自己在城樓上親眼所見，但也正因為官職低微，他無法向皇帝直接上書，只好通過城外的官差站，謊稱是絕密情報，這才快遞給皇帝，這是冒險的違法行為。
鄭俠還是王安石一手栽培的學生。他反對變法，完全是因觀念不同，而非為了私仇。這個與老師鬧矛盾，卻一樣執拗的小官，後來被貶到英州（今廣東英德），靠皇帝保護才免於一死。
王安石的這場危機因不久後天降大雨而化解，卻成了他第一次罷相的前兆。
正是在同一年，市易法給王安石帶來了大麻煩。
王安石在開封設立市易司，實行市易法，是為了平抑物價、穩定市場。由市易司出錢，收購滯銷貨物，等市場短缺時再賣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賈對市場的控制。這無疑也是極具先進性的改革措施。
可其負責人呂嘉問卻操作不當，把這個意在平抑物價的民政機構，變成了壟斷市場、操控物價的剝削機器，把京城商販的生意都搶了，導致民怨再次沸騰。宋神宗得知此事後，一連三次與王安石提到市易法，說，近臣都說此法不好，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還為此流淚控訴。
王安石卻固執地說，宮中哪知民間疾苦？
與此同時，鄭俠為宋神宗獻上了《流民圖》，皇帝不得不對王安石心生懷疑。
宋神宗下詔，命另一個變法派曾布對呂嘉問進行調查。根據調查，呂嘉問確實利用市易司強買強賣，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這是與民爭利，剝削百姓。宋神宗很生氣，以此質問王安石。王安石只好解釋說，這是呂嘉問與曾布的個人恩怨。
但皇帝這次沒給王安石面子，當晚下了批示，說市易務一事是呂嘉問欺君罔上。
在市易法失控的混亂局面中，王安石只好辭職，第一次被罷相，回到江寧擔任知府。變法運動由新任參知政事呂惠卿，協同其他宰相主持。
王安石暫時離開京城，好在新法保住了，但呂惠卿動了歪念頭。
呂惠卿是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助手，也是王安石的好學生。史書稱他與年長他11歲的王安石情同父子。他自己也跟宋神宗說，能夠讓臣像侍奉雙親一樣孝順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
可王安石罷相後，作為變法二把手的呂惠卿卻在執掌朝政後瞬間自我膨脹，千方百計阻止老師王安石東山再起。有一次，他想借用祭祀赦免的舊例，向宋神宗推薦任王安石為節度使，讓老師繼續在外為官。
呂惠卿那點小心思，宋神宗當然知道，立刻質問他：「王安石又不是因罪被罷免，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復官？」呂惠卿最終為自己一時的貪慾付出代價，後來被排擠出朝，被新、舊兩黨共同打壓。
呂嘉問、曾布與呂惠卿這幾個人都是變法派，也是王安石提拔的後輩，卻因各自利益在變法過程中互相爭鬥，最終潰不成軍。此時的變法，已經顯現出黨爭的跡象。
罷相後第二年，王安石再度被起用，可他對自己的復出十分憂慮，在途經瓜洲時（在今江蘇邗江）寫下了《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剛剛從江寧出發，就已經想著何時回家。他也許已經察覺到，新政變味了，皇帝也變了。
4
對於變法，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支援王安石變法，另一方面極力維護皇權，恪守「異論相攪」的祖宗之法，對王安石及變法派進行牽制，避免王安石權位太重，使朝廷無可避免地出現內耗。
熙寧元年（1068），王安石與宋神宗第一次長談。
宋神宗問，唐太宗如何成為幾百年來的一代明君？
王安石卻說，唐太宗不過是利用隋末亂局得以稱雄一時，後世子孫更是昏庸不堪，有什麼好學的？陛下豈止要做唐太宗，您應該效法堯舜，成為後世帝王治理天下的典範。
宋神宗心情那叫一個激動，對王安石信誓旦旦地說出了一句，「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愛卿用心地輔佐朕，我們一同來實現這個理想。
但自從王安石初拜相時，宋神宗就一直對其權力進行制衡。熙豐新政的第一套執政班子，有「生老病死苦」之稱，除了王安石，其餘人都不支援變法。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經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對變法而稱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對變法，整日憂心忡忡，變法開始不久後就病死了；「苦」是趙抃，他無力阻止變法，成了憤青，整天叫苦不迭。這幾個舊臣與變法領袖王安石互相牽制，正是宋神宗的安排。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變法生機勃勃。當宰相的權力不斷加強，宋神宗不由得心生忌憚。
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拜相後，宋神宗不再重視他的意見，經常自作主張，甚至對王安石表現出厭煩。王安石後來也對別人說：「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這是說，要是皇帝能聽從我一半建議也好啊。
王安石第二次宰相任期匆匆結束，愛子王雱去世後，王安石辭去相位，退居江寧長達九年，至死未曾回京，而他的新法，還吊著半口氣。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盡頭。在去世前半年，他已對新法表現出了厭倦，其中一個重要舉措，是指定了司馬光與呂公著為太子老師。這兩個人，都是變法的反對派。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留下年幼的皇子趙煦即位，這就是宋哲宗。宋哲宗剛即位時懵懂無知，由宋神宗的母親高太后垂簾聽政，而她正是變法的堅定反對者。
當初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仁宗皇后、太皇太后曹氏與英宗皇后、皇太后高太后經常跟皇帝訴苦，說：「我們聽說民間被青苗、助役錢害苦了，還是將其廢除吧。」宋神宗當時還信任王安石，說這都是利民之法，絕對不會危害百姓。曹太后接著說，王安石這個人確實有才學，然而很多人怨恨他，皇帝如果愛惜他，不如先讓他到地方為官，過一段時間再召回。
皇帝的弟弟祁王趙顥在一旁，連忙順著曹太后的話，說：「太皇太后所言甚是，陛下不可不三思。」
宋神宗當場大發雷霆，說：「你是說我敗壞天下嗎？那這個皇帝你來當！」
祁王嚇得哭泣道：「一家人何必到這地步呢？」一番談話後，一家人不歡而散。
宋神宗去世後，反對變法的高太后就掌握了話語權。
從熙寧、元豐年間王安石變法到高太后垂簾時期的元祐更化，廢除新法，再到紹聖紹述，親政後的宋哲宗恢復宋神宗各項新法。朝政有如棋局幾度翻覆，最後的決策者僅神宗、高太后與哲宗三人而已，其實全是趙家人說了算。
一心想變法的是皇帝，最終顛覆新法的也是皇權。
在皇帝的動搖態度下，王安石也很無助。晚年的他退居金陵，在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之間徘徊，在夢與酒之中渾渾噩噩，寫成如《千秋歲引》中的憂思離恨：
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他情擔閣。可惜風流總閒卻。當初謾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
5
司馬光回來了。
他結束了在洛陽十五年的隱居，重回京城，在高太后的支援下調整中央領導班子，打著「以母改子」的旗號，固執己見，不分青紅皂白地廢除新法。這種武斷的做法，就連一些反對變法的大臣都看不下去。
宋神宗元豐年間，蘇軾遭遇烏臺詩案，險些喪命。遠在金陵的王安石並不在意蘇軾對變法提過反對意見，迅速上書宋神宗，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此舉，將蘇軾從困境之中解救出來。
後來，被貶的蘇軾見到退居江寧的王安石，兩位直言無忌的風流人物放下變法之爭，相約同遊山水，多次作詩唱和。送別蘇軾後，王安石更是對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真正的君子，從來不會讓政治牽扯個人恩怨，而王安石也沒有看錯蘇軾。
元祐更化中，蘇軾回朝，輔佐司馬光改革新法，建議權衡利弊，保留變法中有益的部分，他本人支援保留免役法，廢除青苗法。大權在握、年已遲暮的司馬光卻不聽勸告。自知不久於人世的他，在大病之中堅持廢盡新法，甚至最後幾天上朝都為此忙得不可開交。
王安石原本對朝中的變化默默無語，直到免役法被司馬光所廢，才老淚縱橫地哀嘆道：「就連免役法也要廢除嗎？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兩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慮周全了。」
這一年，王安石與司馬光先後病逝，而變法引發的內耗與紛爭卻還未休止。
北宋滅亡後，變法派更是背上了導致靖康之恥的黑鍋，王安石也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
宋代蔡絛《鐵圍山叢談》等文人筆記甚至譏笑他為獾子精下凡，是一個瞎折騰大宋的「妖人」。元代的《宋史》編撰成書後，變法派的得力干將們入了《奸臣傳》，腐朽無能的頑固派反而都成了忠臣。
然而，在這場長達數十年的變法之爭中，所謂小人、君子大多不過如過眼煙雲，即便是左右搖擺的皇帝，也是速朽的，而一心為國的孤獨改革家王安石，終將光耀千年。
司馬光毀了帝國中興？
時隔十五年，67歲的司馬光回到了開封。他進京這一天，萬人空巷，場面堪比一線明星演唱會。
宮中衛士見到他，一個個以手加額，表示慶幸，說：「這是司馬相公啊！」
京城百姓為了一睹司馬光的風采，紛紛攀登到高處，屋頂上的瓦被踩碎了，樹枝也被折斷了，但無論怎樣呵斥，他們都不願下來。
還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宮的道路，將司馬光團團圍住，說：「相公不要走，留下來輔佐新皇帝，給我們這些苦命人一條活路吧！」
這是元豐八年（1085）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再次陷入僵局，留下一地雞毛。
司馬光進京奔喪，卻為眼前的大型「追星」現場驚得不知所措。正好朝廷免去入京官員進宮辭行的禮節，他便急匆匆地返回閒居了十五年的洛陽。
這場鬧劇過去後，司馬光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援下重返朝堂，打響了對王安石變法的反擊戰，幾乎將新法盡數廢改。一向反對變法的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得償夙願。
從史書記載可知，司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頗有名望的官員。意外的是，司馬光去世後不到十年，卻險被開棺戮屍。他苦心編纂多年的《資治通鑑》差點被毀，朝廷所賜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此後，他的名聲在忠奸之間「反覆橫跳」，一度名列元祐黨人，被指斥為奸臣，後來又恢復名譽，從祀孔廟，獲得與歷代賢臣相等的地位，畫像被懸掛於宮中。
歷史的顏色並非只有黑白。
司馬光不支援變法，卻不像某些影視劇中說的那般迂腐。相反，他也是一個心懷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見的大宋危機，與王安石有所不同。
1
司馬光成名於仁宗朝，是一個少年早慧的人才。
司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戶曉，而且確有其事，最早被記載於北宋僧人惠洪所著《冷齋夜話》等宋人筆記中，也被《宋史》等史書所收錄。
年少的司馬光遇事不慌，砸破水缸救出受困的玩伴，因此名揚京洛，而他考中進士時也是科場上的「小鮮肉」，只有20歲。
有別於很多人印象中那個因循守舊的頑固派，司馬光年輕時是出了名的直臣，尤其是在當諫官期間上了多道札子，不斷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議。
司馬光早已看出大宋的財政困境，他在給宋仁宗上書時說：「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這正是日後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原因，司馬光早已發現這個危機。但在司馬光看來，朝廷錯在用人不當，大宋的制度並沒有問題。他在寫給宋仁宗的萬言書中說，改革的關鍵「在於擇人，不在立法」。
這是他與王安石最大的不同之處。
對於經濟改革，司馬光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他認為解決財政問題的兩個途徑，是節約開支與藏富於民。
為了解決國庫空虛的問題，司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點建議：一是停止濫賜；二是提倡樸素之風；三是減少冗官冗兵，肅清貪官汙吏。
冗官、冗兵帶來的危害，是社會風氣日漸奢侈，官員貪汙中飽，小吏加重勒索，導致「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如此一來，百姓所受剝削甚於以往，國家經費卻依舊不夠花。
這一時期，司馬光針對財政問題寫了一系列奏章，他反對宰執無故遷官，反對皇帝上元遊幸，反對宮中宴飲過多，反對增修宮觀，幾乎天天上書懟皇帝，完全就是個刺兒頭。
寬容大度的宋仁宗接受司馬光的批評，而其在位末年，另一件事更是讓司馬光在朝中贏得了不少聲望。
宋仁宗年老無子，有一次生了重病，幾個月沒上朝，嚇得大臣們紛紛上書提議，官家該立儲了。
宰相韓琦尤其關心立儲之事。宋仁宗總是笑著跟韓琦說，後宮有嬪妃懷孕，不久就要臨產。但這麼多年過去了，宋仁宗身體日衰，大臣們也沒等到一個可以繼承大統的皇子。
此時，司馬光充當了引導輿論的排頭兵，他連上數道奏章，並在仁宗面前說：「一定有小人跟陛下說您春秋鼎盛，不要考慮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他們也是為了趁機擁立有利於自己的人。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後，皇帝都是近臣擁立，甚至君臣之間還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的稱呼，這些禍害說不盡啊。」
司馬光的一席話打動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議立儲君的批示送到宰相辦公的政事堂。司馬光給韓琦等宰相通風報信，說，諸公如今不與皇帝商議此事，以後可能就沒機會啦。
韓琦連連答應道：「好，怎敢不盡力！」
在韓琦等人的請求下，宋仁宗終於確定了侄子趙宗實為繼承人，即後來的宋英宗趙曙。
正是因為司馬光在立儲一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後來歐陽修將他推薦給宋神宗時還評價他「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
宋英宗即位後，司馬光依舊不改憤青本色。
宋英宗要封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民間傳說中曹國舅的原型）為宰相，司馬光就公開表示反對，指出外戚不得干政。宋英宗要給宦官任守忠升職加薪，司馬光罵得更狠，說任守忠是「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于都市」，在韓琦等宰相的支援下，任守忠遭到貶黜。
司馬光的早年經歷，完全不像是一個守舊的頑固派官員所為，反而盡顯其銳意進取、不懼皇權的真性情，可他後來並沒有成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選。
2
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長子、20歲的趙頊即位。
這位「有氣性，好改作」的年輕皇帝，為改變宋朝困境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死後的廟號卻被定為神宗。按照諡法，民無能名曰神，就是「無法評價」的意思，折騰了那麼多年，大宋君臣都不知如何給他蓋棺論定。
宋神宗在位時，朝廷的財政危機已經暴露無遺。站在歷史的拐點，他茫然四顧，於滿朝文武中尋找可依靠的大臣，在人群中多看了司馬光一眼。
罷免三朝老臣韓琦後，宋神宗讓司馬光暫時代行御史中丞之職，將他作為宰相的候選人，並與他就改革進行了一番探討，其中免不了談到人事問題。
當時朝廷正需要理財高手，宋神宗看上一個叫薛向的大臣，司馬光卻不以為然。在傳統士大夫看來，善於理財的往往都是小人，這一點在王安石變法遭受的抨擊中也多有體現。司馬光就給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讓皇帝謹慎為好。
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興了。
宋神宗接著對司馬光說，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都議論紛紛，這恐怕不是好事。
司馬光再次直言道：「這是好事啊！即便是堯舜也難以知人善任，陛下剛剛即位，萬一任用奸邪，臺諫卻為明哲保身而一言不發，那豈不是壞了大事。」
第二輪談話，也談崩了。
宋神宗又提起另一個大臣，說：「吳奎阿附宰相嗎？」
司馬光如實答道，不知。
宋神宗問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巴結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個好些？」
司馬光說：「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為，但一味揣摩聖意，見風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
這句話戳中了皇帝的痛點，什麼叫見風使舵，難道朕的話都可以不聽嗎？司馬光沒有為了換取皇帝信任而阿諛奉承，這是他的原則。
於是，沒過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馬光的御史中丞之職，讓他去做翰林學士。這是一個地位顯貴的清要官職。
司馬光顯然感覺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宋神宗找他來問話，說：「古之君子，要麼有學問沒文采，要麼有文采沒學問，愛卿二者兼得，為什麼要推辭翰林學士的職位呢？」
司馬光只好說，臣不會寫四六駢文，無法草擬詔書。
宋神宗說，按兩漢舊制即可。
司馬光又說，本朝沒有此慣例。
宋神宗知道他故意推辭，就說：「愛卿進士及第，怎麼可能不會寫四六駢文？」
司馬光依舊堅持推辭，跟皇帝道別後，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詔書塞到他懷裡，一定要他做這個翰林學士。司馬光只好認命。
之後，宋神宗召見另一位主張改革的大臣——司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同樣是討論改革，宋神宗問王安石：「如果你執政，會怎麼做？」
王安石堅定地答道，變風俗，立法度。
此言一齣，振聾發聵，宋神宗老激動了。
3
司馬光與王安石是好友，他倆與呂公著、韓維並稱為「嘉祐四友」，年輕時在京為官，經常聚在一起玩。
王安石為人不修邊幅，身上長蝨子，司馬光還寫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蝨》詩調侃他的壞習慣，說：「但思努力自潔清，群蝨皆當遠邇播。」朋友之間說話這麼損，絕對是真愛了。
宋仁宗嘉祐年間，包拯曾為三司使，司馬光與王安石當時都是他的下屬。
有一年暮春時節，三司衙門牡丹花開，包拯請這兩個小老弟飲酒賞花。包拯舉杯勸酒，司馬光不勝酒力，礙於領導的面子，還是跟著他飲了幾杯，表示退讓，王安石卻滴酒不沾，不管包拯如何相勸，都堅持不喝，一點也不給面子。
在這場酒席中，司馬光與王安石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而他們對待熱血青年宋神宗的改革大業，也是持完全不同的態度。
從前文司馬光在仁宗時提出的改革措施可知，他認為解決財政危機的關鍵，在於「節流」。
與之相反，王安石變法提出解決財政危機的方法是「開源」。
二者的區別在於，王安石認為國民經濟是一個變數，要增加國庫收入，就要發展經濟，把蛋糕做大，實現所謂的「不加賦而國用饒」；可在司馬光看來，國民經濟是一個常量，所謂「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國家要理財，只能不斷取之於民，就是要與民爭利。
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馬光一連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長達數千字，他放不下十多年的交情，依舊認為王安石是位賢臣，可「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只是缺點在於性情執拗，聽不進批評意見，「用心太過，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議。
王安石給司馬光寫了幾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給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徵利、拒諫、怨謗」等罪名一一進行反駁。
二人針對新法展開了多次辯論。
王安石說，解決財政困難就是要找到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卻反駁道，你只是說得好聽，歷朝歷代所謂理財，就是巧立名目、橫徵暴斂，民眾最終不堪盤剝，只能流離失所，這難道是國家的幸事？
王安石變法的措施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在王安石的構想中，青苗法實施後，官府借出餘糧，可解百姓燃眉之急，而秋後收回利息，也可增加國庫的收入，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舉措。但這一舉措有很大風險，如果遇到災害，糧食沒有收成，農民就無力償還青苗錢。
司馬光敏銳地察覺到，青苗法如果實施不當，很有可能成為地方政府榨取盤剝百姓的苛政。
面對執著的王安石，身在朝中的司馬光不願妥協，隨著免役法、將兵法等相繼出臺，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
司馬光只好辭職，自請出走京城，到地方為官。這一年是熙寧三年（1070），此後十五年，司馬光遠離廟堂，成了帝國官場的邊緣人。
宋神宗想過挽留司馬光。他說，愛卿就不能留在京城嗎？你與老王是好友，何必鬧到這地步？
司馬光婉拒了皇帝的好意，說，臣不敢留，陛下看看呂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呂公著與司馬光、王安石同為「嘉祐四友」，在司馬光辭官的同一年，他因反對變法派的呂惠卿任職，被王安石彈劾，貶為潁州知州。
宋神宗又說：「青苗法已經有顯著的成果。」
司馬光卻說：「天下皆知此事的壞處，只有王安石一黨認為他們是對的。」
不過，他或許也想親眼看看，友人的變法到底對不對。
4
司馬光並沒有直接到洛陽過半退休生活，他離開京城後，最初是到陝西任職，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治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市）。
到任後，司馬光發現新法實際執行後的弊端，比在京城聽到的更加嚴重。他在如此壓抑的環境下感到無比鬱悶，寫下了《登長安見山樓》一詩：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閒。
歲晚愁雲合，登樓不見山。
司馬光在永興軍任職時間只有幾個月，正逢關中饑饉，盜賊四起。可即便如此，陝西提舉常平司仍通過青苗法加重對農民的盤剝，使農民借陳米一斗，到期就要繳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鬥，收取的利息已經超過了民間富戶之家。
司馬光認為，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這會迫使農民無論在豐年還是災年，都常受飢寒，青苗法將危害民生。更有甚者，有地方官為了追求政績而額外勒索。
因此，司馬光上書朝廷，請求讓第四等以下農民借貸青苗錢不取利息，或只納一斗二升。同時，他還請求暫時免除連續受災兩次的地區所欠的青苗錢，並指示其下屬官員，不得執行朝廷檔案，不許再催促農民繳納青苗錢。
然而，這一切都被朝廷否決，因變法操作不當而受苦的關中百姓生活困頓，十室九空。
司馬光心灰意冷，他再次辭官，決定到洛陽擔任閒職，宋神宗又一次挽留，希望他繼續到地方做些實事，經過70多天的僵持，才同意他到西京留臺養老。
啟程前往洛陽時，司馬光唯一的牽掛是關中的父老鄉親，他為自己在任時未能給當地帶來惠民之政感到慚愧，在《到任明年二月罷官有作》中寫道：
恬然如一夢，分竹守長安。
去日冰猶壯，歸時花未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