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光經目少，惠愛及民難。
可惜終南色，臨行仔細看。
此後在洛陽的十五年，是司馬光的失意歲月，也是他一生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他在劉攽、劉恕和範祖禹等人的協助下專心編撰《資治通鑑》，完成了這部294卷的鉅著，為此熬到了花甲之年。
他以修書的方式默默履行職責，踐行一個文人的使命，在《進資治通鑑表》中，司馬光對宋神宗說：「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
在洛陽擔任閒職，司馬光遠離了政事的紛擾，心情卻十分複雜。
他一方面感到為官多年來前所未有的閒適。司馬光在西京留臺衙署東邊的一座小園中搭起木架，種植牽牛、薔薇、扁豆等植物，稱之為「花庵」。閒暇之餘，他就在花庵小憩，對著滿園的花花草草賦詩。
另一方面，他仍然無法擺脫政治，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將司馬光當作了一面旗幟。
熙寧四年（1071），司馬光志同道合的好友御史中丞呂誨因反對變法被罷官，不久後鬱鬱而終。
司馬光還在朝中時，呂誨就經常公開唱反調，彈劾王安石。兩個朋友幹架，司馬光沒有偏袒，只是對呂誨說，王安石現在眾望所歸，你彈劾他幹嗎？
呂誨驚訝地說：「君實（司馬光字）也是這種看法嗎？王安石名氣雖大，卻固執己見，喜歡聽小人的吹捧，這樣的人如果成為宰輔，一定會天下大亂啊。」
司馬光說，你說的可能屬實，但目前沒有明顯跡象，為何不再等等？
呂誨自以為大義凜然，說：「今上年富力強，平時與他日夜謀劃的不過大臣二三人，如果用人不當，後患無窮，這是心腹之疾，不能再等了。」說罷，他再次進宮上奏。
司馬光默然不語。
呂誨當然鬥不過王安石，他最終生了一場大病，提前退休回家。呂誨在病重彌留之際，對前來探望的司馬光說：「君實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棄！」
司馬光記著這句話。
5
宋神宗去世後，新君趙煦（宋哲宗）年僅9歲，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臨朝聽政。
這位被譽為「女中堯舜」的太皇太后重新調整中央領導班子，將年邁多病的司馬光請回朝中為相，此時，多年來遭受無數打擊的改革家王安石已經被罷相。
高太后恨透了新法，她支援司馬光全面推翻王安石變法。有人擔心這會違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儒家倫理，司馬光卻說，這是太皇太后做主，母改子政，有什麼好忌憚的？因此，便開始大刀闊斧地廢除新法。
起初，司馬光明白，否定新法首先在於廣開言路，當年神宗推行新法時，為了壓制不同意見而嚴禁「誹謗」，導致新法實際執行的弊端無人上報。司馬光遞上《乞開言路狀》，請高太后下詔放開輿論，結果，詔書一下，「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
司馬光原本提出的是「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去之」，這是說新法中有用的留下來，惡法才廢除。可當真正大權獨攬時，司馬光卻犯錯誤了。當年他指責王安石的那些話，如今像是在說自己。
范仲淹之子範純仁，被任命為給事中，輔佐司馬光推行改革。他勸說司馬光三思而行，即便是廢除新法也要循序漸進。司馬光卻不聽。範純仁不禁感慨，這又來了一個王安石。
權力，讓司馬光迷失在無端的怨恨中。
同為舊黨的邢恕勸說司馬光：「今日廢除新法，雖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卻是子改父之法令，皇帝成年後會怎麼想，相公不為日後考慮考慮嗎？」
司馬光卻答道：「他日之事，我豈會不知？我是為趙氏考慮，就應當如此。」
邢恕還是擔憂上司，說：「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
司馬光毅然決然地說：「為了趙氏天下，司馬氏何足道哉！」
在重回朝堂的十六個月間，司馬光寫出了百餘篇奏疏，先後廢除了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貶黜宋神宗與王安石留下的新黨重臣，一切推翻重來。
這場政治運動一直持續到高太后去世，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悲憤中去世。司馬光在給呂公著的信中說：「介甫（王安石字）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
司馬光可能從沒恨過王安石，他要推翻的只是新法，因為他親眼見過，百姓因新法而受苦。
他們二人都自以為佔據了道德的高地，也許，王安石只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馬光只看到新法的惡，他們各自執意改革，都是為了大宋。當年王安石寧可與親朋好友為敵，也要推行新法，而司馬光在為相的最後歲月，也幾乎是拼了命地推翻新法，他自稱「桃李都無日，梧桐半死身」，已經是一個行將就木的人了。
在司馬光最後一次上朝的6天前，他強支病體，廢除了深深痛恨的青苗法。對此，司馬光原本還很猶豫，儘管他在關中看到百姓深受其害，但也懷疑只是這一政策在執行中出了差錯。可當聽到範純仁奏請繼續發放青苗貸款時，司馬光氣得從病床上爬起來，跑到宮中問高太后，是哪個奸賊又在蠱惑陛下發青苗錢？
當初年輕的改革者，徹底淪為瘋狂的守舊派。
王安石去世5個月後，68歲的司馬光也撒手人寰。
司馬光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刻，他一生清貧，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家人整理其遺物時，發現床上空蕩蕩，唯有《役書》一卷，還有8頁來不及上奏的手稿。他的死訊傳開後，京城上萬人罷市前去祭奠，沿途護送其喪車返鄉的有數萬人之多。
那時，新黨與舊黨關於變法的爭鬥遠遠沒有結束，甚至漸漸演變成了互相傾軋的黨爭。
紹聖元年（1094），變法派重新上臺後，司馬光被剝奪名譽，險些被開棺曝屍。到了宋徽宗即位後，奸臣蔡京大行黨禁，厲行思想禁錮，將司馬光列入元祐黨籍碑。
蔡京將元祐黨籍碑立在全國各地。長安有個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卻不願刻碑，說：「我不是讀書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認為司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說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鐫刻。」官府聽說後，要治石匠的罪。他說：「我不敢再推辭，但請不要刻‘安民’二字於碑上，我不想為後世所指責。」
若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司馬光的做法也許不全是正確的，但一個官員在百姓心中至高的地位，就是他為官生涯最好的勳章，這無法輕易篡改。
司馬光的改革與守舊，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
她被捧為「女中堯舜」，卻把大宋帶入深淵
宋朝是一個「陰氣」比較重的朝代。
兩宋300多年，18位皇帝，一半曾經歷過皇太后（妃）垂簾聽政。后妃參與政治的頻率，堪稱歷朝歷代之最。
但有意思的是，宋代士大夫對后妃干政似乎並不嫌惡。
除了極個別權力慾旺盛的后妃曾遭到士大夫階層的汙名化處理，比如宋真宗皇后劉娥，絕大部分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妃）均在歷史上贏得了美名。官修史書《宋史》對宋代后妃這一群體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
9名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妃），攝政時間基本上都少於一年，僅有兩人屬於「超長待機」：一個是上面提到的劉娥，在宋仁宗朝以皇太后身份攝政長達11年；另一個則是宋英宗皇后高滔滔，在宋哲宗朝以太皇太后身份攝政9年。
也正是這兩名皇太后，在宋朝垂簾聽政者中留下了兩極化的口碑：劉娥被認為口碑最壞，史書說她差點就成為第二個武則天；而高滔滔的口碑最好，被譽為「女中堯舜」——翻閱史書，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女人有此殊榮。
那麼，問題來了：高滔滔被捧得這麼高，是因為她真的很有作為，還是另有隱情呢？
1
高滔滔是那種贏在起跑線上的人。
她出生在劉娥去世的前一年，1032年。大名高正儀，小名高滔滔。與劉娥出身極其寒微截然相反，高滔滔出身顯貴，父母兩邊都是當朝的名門望族。她的曾祖父是名將高瓊，曾在澶淵之役中立下戰功；祖父是高繼勳，被時人稱為「神將」；父親高遵甫，是高繼勳的第三子。她的母系更顯赫，其母是大宋第一開國功臣曹彬的孫女，宋仁宗皇后曹氏的親姐姐。
這麼說吧，高滔滔的人生起點就是劉娥奮鬥了一輩子的終點。
宋真宗當年要立劉娥為皇后，被朝臣噴得滿臉唾沫，所有人都譏諷她「出身寒微，不可母儀天下」。但高滔滔絕無此種煩惱。她自小跟隨姨媽曹皇后，在宮中長大，與宋仁宗和曹皇后的養子趙曙青梅竹馬。兩個小孩子剛好同歲，宋仁宗見他們天生一對，曾對曹皇后說：「異日當以婚配。」後來，宋仁宗和曹皇后果然為兩人主持婚禮，當時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說法。
1063年，趙曙即位為宋朝第五位皇帝，即宋英宗。高滔滔則被立為皇后。
高滔滔先後為宋英宗誕下四子四女，而這也是宋英宗全部的子女。宋英宗一向多病，正史中沒有他晉封嬪妃的記載，宋代私人筆記則曾提及宋英宗「左右無一侍御者」。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高滔滔在夫妻關係中確實比較強悍，限制宋英宗靠近其他女人。
然而，宋英宗在位不到4年，便於1067年病逝了。他與高滔滔的長子趙頊，隨後繼位，是為宋神宗。
36歲的高皇后，變成了高太后。
宋神宗是個熱血青年，即位時20歲，不久就大膽起用王安石，推行變法。變法取得一定成效，但阻力重重，最典型的表現是朝中士大夫因立場和站隊開始出現撕裂。
此時，以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滔滔、皇后向氏為核心的後宮，分別憑藉祖母、母親、妻子的特殊身份，向宋神宗施壓，反對變法。在她們的影響下，宋神宗壓力巨大，一度向王安石訴苦：「自近臣以至後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王安石說，後宮有異議，一定是向經（向皇后之父）、曹佾（曹太后胞弟）慫恿的結果。
變法派認為，新法損害了豪商巨賈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利用手裡的政治資源和人脈，企圖使新法流產。外戚家族是阻撓變法的一股強大力量，而後宮成為他們施加影響的切入口。
不過，從王安石點名的外戚來看，並沒有高滔滔的孃家人，可見高滔滔雖然站在反對變法的政治立場上，但她的私德確實不錯，至少抑制了自己的孃家人進行政治關說活動。這是她生前死後獲得好評的原因之一。
1085年，年僅38歲的宋神宗帶著未竟的雄心壯志，憂鬱而逝。
大宋政局站在了一個分岔口上，在這個關鍵節點，54歲的高滔滔正式開啟了她的政治生涯。
2
在宋神宗病情惡化之時，誰來接任皇帝，朝中各派開始了秘密醞釀。
由於宋神宗先前的幾個兒子均早夭，眼下年紀最大的兒子是皇六子趙煦，但也只有9歲。假如由趙煦繼位為幼主，則勢必回到宋仁宗年幼繼位後由皇太后劉娥攝政的「故事」，那麼，此時升級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無疑是臨朝聽政的自然人選。
然而，高滔滔對新法的敵意，讓宰相蔡確不得不謀取另一種可能性。蔡確是王安石去位後，新法最有力的支援者之一。他和變法派頗為顧慮，一旦高滔滔真的開啟垂簾聽政，勢必罷除新法，引起他們個人命運的轉折。
蔡確於是希望援引大宋的另一種繼位模式，來排除這種最壞的結果。除了「父死子繼」，宋朝還出現過「兄終弟及」的皇位繼承先例。宋神宗臨死時，他的兩個弟弟——雍王趙顥和曹王趙，都是30來歲，年富力強，按先例也有做皇帝的資格。蔡確聯合另一個大臣邢恕，密謀選立其中一人為帝。
與此同時，宰相王珪在問疾時，搶先請宋神宗早日立趙煦為皇太子。宋神宗已不能說話，只是點頭同意。
在這場皇位之爭中，高滔滔的態度就顯得尤其重要：立自己的兒子，還是立自己的孫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過，關於高滔滔最初的立場，史書的記載已經模糊不清了。因為記載這場皇位之爭的第一手史料《哲宗實錄》，在宋徽宗朝以後經過了數次重修，隨著朝中政治鬥爭形勢的轉換而出現截然相反的書寫。
最早的版本，說高滔滔欲「立弟（神宗弟趙顥）不立子（神宗子趙煦）」，因為她一直寵愛兒子、雍王趙顥，而趙顥也有野心，在宋神宗病重時頻繁出入禁中，提出皇帝病重「當請皇太后（高滔滔）垂簾」。在這個版本中，蔡確屬意立幼主趙煦，而高滔滔與王珪「謀廢立」。
到了南宋，《哲宗實錄》經過大改，專門為高滔滔辯誣。大改後的版本，增加了高太后在宋神宗彌留之際秘密請宮人縫製小孩子可穿的黃袍的細節，說明高滔滔一開始就遵從宋神宗的意願決定立趙煦為帝。同時記載說，高滔滔勒令自己的兩個兒子（神宗的兩個弟弟）不得再來探問宋神宗的病情，免得生出是非。在這個版本中，蔡確和邢恕以觀花之名，邀請高滔滔的侄子參與謀廢立遭拒後，遂使了一記毒招——造謠和誣衊高滔滔與宰相王珪有廢立趙煦的意思，而他蔡確才是趙煦繼位的真正支援者。
對於捲入這場皇位之爭的當事人而言，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製造真相，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最終，在宋神宗病逝前四天，高滔滔開始垂簾聽政。四天後，宋神宗駕崩，宰相王珪宣讀遺詔，9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
皇位之爭，暫時塵埃落定。但在多年後，當宋哲宗開始親政時，圍繞當初到底誰才是自己繼承帝位的支援者，又在朝中掀起了一場風波。
3
沒有跡象表明高滔滔有主動謀取攝政地位的意願。幼主繼位，按照歷史慣例，得有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簾輔政，此時後宮之中屬她輩分最高，所以，她沒得選。
本朝第一個攝政太后劉娥，早在其夫宋真宗生病的兩三年間就深度參與處理政事。到宋真宗病逝、幼主宋仁宗即位時，劉娥已有足夠的政治經驗，順利進入攝政太后的權術生涯。
但與劉娥不同的是，高滔滔在開始正式攝政之前，毫無政治經驗。無論是英宗朝還是神宗朝，她都是一個謹守后妃之道的女人，沒興趣也沒機會參與朝廷政治。唯一的政治態度流露，是在王安石變法後，跟隨當時尚在世的姨媽曹太后，勸諫宋神宗廢除新法。僅此而已。
當她開啟垂簾聽政之後，必須面對的抉擇，就是如何處理宋神宗留下來的政治遺產——新法以及一批支援新法的朝臣。很明顯，這些政治遺產，與她本人的政治傾向是相悖的。
為了快速上手，掌控國家事務，建立自身權威，她開啟了路徑依賴模式，在熟悉的人和事之間尋求支援。人是「老人」，她選中的人，基本都是其丈夫宋英宗時期的重臣，比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事也是「舊事」，就是要廢除神宗朝以來施行的新法，恢復到神宗朝以前那個她所熟悉的祖宗舊制時代。
最關鍵的是，她期待中的人和事竟然也如此匹配——她熟悉和信任的老臣，個個都是新法的反對者、祖宗舊制的擁護者。那麼，新法的廢除，擁護新法的朝臣的清洗，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根據記載，高滔滔攝政後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拋開正常的政治途徑，私下派太監到洛陽向司馬光問政。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在洛陽隱居著書15年的司馬光，估計做夢都想不到，自己會在生命的最後一年重返政治核心，併成功反撲新法，得償夙願。
洛陽問政後不久，司馬光入朝拜相，並進一步援引反對變法的呂公著、文彥博等人入朝。朝中出現了蔡確、章惇等變法派與保守派對峙的局面，雙方勢同水火。
為了控制輿論、打擊變法派，司馬光等人又私下推薦了蘇轍、朱光庭等保守派給高滔滔，請求授予諫官之職。隨後，王巖叟、劉摯也被引入朝廷，充當御史，專門攻擊變法派。
司馬光還建議高滔滔，設定看詳訴理所，替宋神宗時期反對新法的官員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和官職，重新安排進朝廷的各級部門。
政治鬥爭的本質都是人事安排。哪一方佔據了朝中職權的優勢，在接下來的政策變動和清理異己中，必將穩贏。
人事安排到位後，諫官們對變法派發起了猛烈攻擊，蔡確、章惇先後離開京城，支援變法的其他官員也陸續被貶出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方田均稅、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變法的成果被盡行廢棄，國家制度似乎一夜回到了18年前。
1086年，農曆九月，司馬光在重新出山一年後病逝，太皇太后高滔滔大聲慟哭。3年後，呂公著去世，高滔滔再次哀慟不止，流著淚對朝臣們說：「邦國之不幸，司馬相公已故，呂司空又逝。」在她攝政的時間裡，她的權威先後成為司馬光和呂公著兩任保守派領袖壓制新法的工具。如今，工具的使用者離開了，工具似乎失去了方向。
實際上，在司馬光死後，保守派內部逐漸分裂為三派，即後世所稱的「蜀洛朔黨爭」。而高滔滔並無任何強勢干預的姿態，只是任其黨爭環境惡化下去，直至像黑洞一樣吞噬了這個國家。
4
高滔滔的私德其實很好。她崇尚節儉，以樸實著稱，雖然出身貴族，但對民間疾苦有惻隱之心。她對待外戚——自己的孃家人，態度十分嚴苛，不徇私情。
但更多時候，她的美德僅限於她能感知的範疇。一旦進入治國領域，需要她站在更高的立場去權衡利弊，施行利國利民的美德，她就變得茫然無措，甚至成為政治上的「失德者」。
必須承認，一個政治家的美德，跟作為個體的美德，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從王安石變法開始以後的北宋政壇，幾乎很少人意識到這一點，每個人仍然習慣用個體的美德去衡量政治家的美德，結果都陷入了偏執的境地。而高滔滔顯然不具備改善紛亂朝局的思想與能力，這已經超越了她的日常經驗。她只能作為一面旗幟被一幫老臣扛著，宣傳她的私德，進而美化她作為政治家的道德。
但實際上，被史書美化為「元祐治世」的高滔滔攝政時期，卻是北宋走向亡國深淵的前奏。致使北宋亡國的各種伏筆，此時已經埋下了。
高滔滔攝政時期，給北宋種下了三大惡果：第一，對宋神宗時期變法內容的全盤否定，將北宋經濟推向了崩壞的邊緣；第二，對西夏的割土示弱，不僅未能換得邊境和平，反而刺激了其得隴望蜀的野心；第三，黨同伐異的政治迫害，拉開了北宋末年翻來覆去的黨爭序幕。
尤其第三點，是北宋末年政局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國強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對手，徹底演化為一派打擊另一派的鬥爭。
變法派中有真心實意希望國家變好變強的人，有想借變法攀龍附鳳謀求高升的人。正如保守派中同樣有為國謀不為己謀的人，也有借廢除新法維持官僚貴族既得利益的人。假如高滔滔有識人的本事，那麼，她應該採取的治國原則是就事論事，而不是就人論事。
可惜，在實際操作中，朝局中人都被站隊和標籤劃成新舊兩黨，而新法也遭到不分良莠的整體廢除，毫無迴旋的餘地。
在被史書稱為「元祐更化」的這場廢除新法運動中，高滔滔表現出了對保守派老臣的絕對依賴性。作為國家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她未能展現出超脫於黨派之上的態度，也未能施展更具智慧的權謀，而僅僅淪為保守派全面廢除新法、打擊變法派的一個工具。
宋神宗時期黨爭的歷史，在高滔滔攝政時期又重演了一遍，而且是變本加厲地重演了一遍。
變法派領袖蔡確被貶出朝廷後，曾遊安州（今湖北安陸）車蓋亭，並作了一組絕句抒發個人感情。不料，保守派抓住機會，曲解詩意，上奏稱其詩中影射高太皇太后為武則天，由此製造了「車蓋亭詩案」。高滔滔下令蔡確自辯，卻不接受他的自辯之辭，還堅持認為朝中有蔡確黨，將打擊面擴大到整個變法派。
高滔滔的做法，引起保守派內部一些人的反對。範純仁提醒說，「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文字獄這個頭不能開呀。吃過「烏臺詩案」苦頭的蘇軾也認為要從輕發落，不可株連他人。但高滔滔仍然利用手中的權力，製造了北宋開國以來打擊面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文字獄案。
蔡確後來死於貶所，變法派也遭到斬草除根式的清算，連範純仁都被扣上袒護蔡確的罪名貶出朝廷。
當年，針對蘇軾的「烏臺詩案」爆發時，高滔滔跟隨曹太后向皇帝求情，而現在，她發起針對變法派的文字獄，終於活成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樣子。
這起牽連甚廣的「車蓋亭詩案」，影響比「烏臺詩案」還要惡劣。它挑起了新、舊兩黨在此後的鬥爭中務求趕盡殺絕的政治報復情緒。日後，新黨掌權，同樣不遺餘力地打擊舊黨，立「奸黨碑」。
自此以後直至北宋滅亡，朝局就在新舊黨爭之中反覆重演了四五次，帝國掉入了權斗的黑洞。
5
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所有人都忽視了一個人的存在——宋哲宗趙煦，他才是大宋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
高滔滔攝政9年，宋哲宗從一個9歲的小孩，成長為一個19歲的青年。然而，軍國大事仍然由高太皇太后和幾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終沒有發言權。
朝中大臣無一例外，都忽視了宋哲宗的年齡增長。他們習慣地認為皇帝還小，告誡他凡事要聽命於太皇太后。朝堂之上，皇帝御座與太皇太后座位左右相對，根據禮數，大臣應面對宋哲宗奏事，然而大臣都反過來，面對太皇太后，背對宋哲宗。
宋哲宗親政後，曾提及當年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的場景，說自己個子小，只能看見朝臣的屁股和腰部。
有時候，高滔滔會問宋哲宗，你為什麼一直沉默，不發表你的看法呢？
宋哲宗回答：「娘娘已處分，還要我說什麼？」
有一次，高滔滔命人將宋哲宗用了很久的一張舊桌子抬走換掉，但宋哲宗很快自己派人又把舊桌子搬回來。高太后大惑不解。
宋哲宗回答：「這是先帝用過的。」
高滔滔心中一驚，這才意識到，自己在年輕的皇帝心中種下了怨恨的種子。
垂簾太后與年輕皇帝的對立，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可以稱為「垂簾聽政後遺症」。皇帝一旦成年親政，輕則一反前政，消除攝政太后的影響，比如宋仁宗；重則必下狠手，要把攝政太后搞臭，比如宋哲宗。
高滔滔病重之時，已經意識到宋哲宗對她的極度不滿。她似乎看出了一些不祥的徵兆，特意將呂大防、範純仁召來，進行臨終囑託：「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
呂大防奉承說：「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
一直到臨死，高滔滔最得意的事情，仍然是她的私德無虧，不曾利用權力額外照顧孃家人。但她並不知道，這一點，對於長期被無視的皇帝來說，重要嗎？
高滔滔接著叮囑範純仁：「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儘子道。卿當似之。」意思是要範純仁學習他的父親范仲淹，當年劉太后劉娥死後，宋仁宗一度要報復劉娥，范仲淹勸說宋仁宗要盡兒子的責任。
最後，高滔滔還告誡呂大防和範純仁說，我死之後，皇帝是不會重用你們的，你們應主動退避，免得遭禍。在生命的最後時日，高滔滔對宋哲宗親政後可能採取的舉動，已經預見得清清楚楚。
1093年的秋天，62歲的高滔滔病逝，諡號為「宣仁聖烈皇后」。
宋哲宗終於開始了反撲式的親政。對於高滔滔攝政期間任用的人、制定的政策，他一概不認，通通反著來。他把章惇、蔡卞等變法派首腦重新召回朝堂，而保守派官員則陸續被貶到嶺南一帶。朝廷黨爭，權勢轉移，一個新的輪迴又啟動了。
這時候，朝廷上已經有人斥罵高滔滔為「老奸擅國」。或許是出於宋哲宗的授意，章惇和蔡卞打算追廢高滔滔，並擬好了詔書。在向太后和宋哲宗生母朱太妃的苦苦相勸後，宋哲宗罵了章惇和蔡卞一場，此事翻篇。
親政4年後，當年高滔滔倚重的已故老臣，一個個被追貶和剝奪恩封。宋哲宗還打算開掘司馬光等人的墳墓，被朝臣苦諫之後才作罷。
從高滔滔攝政起，一直到宋哲宗親政後，整個大宋充斥著怨恨與報復的情緒，以及在此情緒控制下的國家治理方式，國事是好不了了。
6
可是，儘管國家和朝政都向壞的方向發展，而高滔滔卻在北宋滅亡後，迎來了個人口碑的徹底逆轉。
從高滔滔攝政的整個過程來看，宋哲宗的權力是被完全架空的，難怪後者親政後對其抱有如此深的恨意。
從實際採取的垂簾制度來看，高滔滔也比劉娥更大膽。劉娥當年只在後殿聽政，不接受百官朝拜；而高滔滔攝政時期，官員需要先參拜高太后，然後才拜宋哲宗。
然而，與劉娥攝政時期建綱立制、興利除弊的社會改革相比，高滔滔的執政卻是一種頑固保守、路徑依賴的姿態，加劇了北宋末年的衰亡。
雖然權力大、作為小，高滔滔卻被捧為「女中堯舜」，她攝政的那幾年，也被史書粉飾為「朝廷清明，華夏綏定」，甚至「我朝之治，元祐為甚，母后之賢，宣仁為最」，這已經把高滔滔捧上天了。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背離事實的歷史定論呢？
從根本上講，高滔滔攝政時雖然權力大，但她顯然更懂得如何配合復興祖宗成法，不去挑戰男權社會的準則，因而在長期以來偏保守的皇權時代，她更容易得到寫史者的肯定。
特別是，北宋滅亡以後，南宋政局基本是由保守派掌控。宋高宗時，曾對高滔滔攝政時期的歷史記錄進行修訂改寫，突出以高滔滔為代表的保守派與變法派的政爭，是忠黨與奸黨兩條線的鬥爭。以簡單的忠奸論，模糊了宋神宗、宋哲宗兩朝複雜的歷史真相。
後來的史書，包括元代官修《宋史》，均在倉促間修撰，而以南宋的史書為底本，導致這段被模糊、被改寫的歷史一直得不到正確的審視。
高滔滔是「女中堯舜」的既定說法，就這樣被《宋史》繼承下來，代代流傳。
後世不斷地重複書寫，事實上塑造並強化了所謂的歷史真相。儘管這種歷史真相，與歷史事實可能是全然相反的，但沒關係，重要的是歷史書寫的權力掌握在誰手裡。保守派在政治鬥爭中有起有落，但他們最終佔據了歷史書寫權，於是，後人看到的歷史就變成了這樣——凡是支援新法的，都被打成奸臣；凡是反對新法的，都被塑造成忠臣。而反對新法的總舵主高滔滔，則是歷代賢德女主第一人，這都不帶謙虛的，就得這麼寫。
從來都是人，而不僅僅是事實，在構建歷史。
可以確定，不是高滔滔利用了保守派，而是保守派利用了她，利用她被建構起來的地位和口碑，為他們心中的理想人格和事業進行扶持，使其具備合法性和權威性。
作為歷史上男權社會的一個女人，她有沒有作為，在他們看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對他們有沒有用。
僅此而已。
章惇：史上最該平反的奸臣
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傳》4卷共21人，蔡確、邢恕、呂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針對這份奸臣名單，歷史學者喻朝剛曾撰文發出三個疑問：第一，在蔡確之前的100餘年中，宋朝統治集團內部難道就沒有一個奸臣嗎？第二，兩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個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援者和追隨者竟然佔了三分之一，《宋史》的編撰者究竟企圖說明什麼問題？第三，這幾個人，果真都是奸臣嗎？
其他人暫且不論，本文專門來說一說章惇，一個最該獲得平反的「奸臣」。
1
福建人章惇有個好友，名叫蘇軾。
兩人是嘉祐二年（1057）科舉同榜進士，這一榜後來被認為是光耀千古的「龍虎榜」。除了蘇軾、章惇，還有蘇轍、曾鞏、張載、程顥、曾布、呂惠卿，等等。有意思的是，這一榜的狀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恥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這是一個極其好勝的人，覺得名次在侄子後面是一種恥辱，所以扔掉錄取通知書走了。
兩年後，25歲的章惇再考進士，又考中了。有才而好勝的個性，伴隨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禍，難以定論。
年輕的蘇軾與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歡，成為莫逆之交。蘇軾後來在給章惇的信中回憶說，我第一次見到你就驚呆了，逢人便說「子厚（章惇字）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
兩人在陝西做官的時候，曾多次互訪，相約出遊。迄今仍有關於他們交往的許多段子流傳，真真假假，但都能窺見他們的性情差異。
有一次，兩人在山寺中飲酒，剛好附近有老虎出沒。二人酒狂，騎馬同往觀之。離老虎數十步，馬驚不敢前。蘇軾說：「馬猶如此，著甚來由？」於是掉頭離去。章惇獨鞭馬向前去，說：「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後，取銅沙鑼於石上攧響，老虎驚竄而去。回來後，章惇對蘇軾說：「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勝和勇謀，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兩人因為政見不同，各自的命運和共同的友誼都經受了考驗，在時代黨爭的風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寧、元豐時期，變法派得勢，蘇軾遭外放、貶謫，而章惇出將入相，仕途相對順遂。
這一時期，「烏臺詩案」爆發，章惇不僅不畏閒言冷語，寫信撫慰蘇軾，還給予蘇軾諸多幫助，解其困急。章惇的表現，絕對對得起他們的友誼。
宰相王珪多次拿蘇軾詩中的「蟄龍」二字出來，挑唆宋神宗治蘇軾「不臣」之罪。章惇據理力爭，指責王珪：「你是想使別人整個家族傾覆嗎？」王珪辯稱：「我不過是轉述舒亶的話罷了。」章惇譏諷：「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在流放的日子裡，蘇軾給章惇寫信，感慨世態炎涼：那些當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從蘇軾的話可以看出，章惇當時雖已高居參知政事職位，但為人處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難得。
宋哲宗元祐時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攝政，變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蘇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則處於貶謫、閒置狀態。
從現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貶黜的過程中，蘇軾的弟弟蘇轍上了《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充當保守派攻擊章惇的炮彈，而蘇軾沒有彈劾或營救章惇的文字留下來，我們無法確知這一時期他本人對待章惇的態度。
章惇最初被罷黜到汝州，身心備受打擊，他一再乞求到揚州，方便就近照顧人在杭州的87歲老父，但均遭到拒絕。9個月後，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章惇終於可以回杭州，蘇軾這時給他寫了一封信：「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耳？無緣一見，少道宿昔為恨……」
蘇軾在信中提起他們早年一起歸隱田園的約定，然而，「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耳」一語，表明在蘇軾看來，章惇追求變法，是汲汲於功名的表現，「世緣已深」，希望章惇能夠超脫功名。
由於章惇後來被打成「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來的極少。我們無從知道，對於蘇軾的「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應。但兩人仍有書信往來，至少說明，雖然他們的政見分歧很深，但友情還在，並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彈劾，重回汝州。兩年後，他等到離杭州頗近的知蘇州任命時，父親已經去世。他辭去蘇州知府之職，在不盡的彈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親政的紹聖、元符時期，章惇獨相，達到個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蘇軾則遠謫嶺南。這時的章惇，原本有足夠的權力去營救蘇軾，修復兩人的友情，但他沒有這個肚量。元祐年間蘇軾兄弟對自己的指摘和見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時的他對蘇軾，應該是有怨恨的。
但後來的史書筆記說，章惇是遠謫蘇軾的幕後黑手，這就言過其實了。包括蘇軾在內的元祐黨人在宋哲宗親政後，均遭到連續貶謫，是宋哲宗為了盡反高滔滔之政，實施了發洩式的報復行動。當時有大臣詢問宋哲宗，能否將元祐黨人從嶺南調到稍微好一點的地方，宋哲宗明確表示，絕不可以。
章惇對不起蘇軾，僅僅因為他沒有出手營救蘇軾，而這，就像蘇軾在元祐期間也未出手營救自己一樣。他們彼此或許還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讓他們越走越遠了。
宋徽宗時期，兩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尋味。
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劫後餘生，獲准北歸，這次輪到章惇被貶到嶺南。章惇的兒子章援向蘇軾寫信求助，此時距離蘇軾病逝僅一個半月。蘇軾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寫長文作答。他雖然對章惇的被貶無能為力，但讓章援轉告其父要保重身體。
蘇軾說，他與章惇定交四十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他至死都承認並懷念他與章惇的友情。至於兩人的政見分歧，曾經的黨爭傾軋，通通輕描淡寫。這些和他們的交情比起來，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們沒有機會再相逢了。章惇被貶雷州大約半年後，蘇軾在常州去世。
弔詭的是，崇寧三年（1104），他們殊途同歸，一起被徽宗朝權相蔡京列入「元祐黨籍」，成了所謂的「元祐奸黨」。
第二年，71歲的章惇在貶所病逝。章惇死後數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認，被追封為魏國公，而蘇軾則被打入另冊。
但北宋滅亡後，兩人身後的命運再次反轉。章惇被當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貶章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蘇軾則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愛的「蘇文忠公」。這種歷史定位一直延續到現在。
2
章惇和蘇軾都是一代奇才，兩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對政治的理解有差異，導致他們的政見和立場不同。
蘇軾更注重人文情懷和精神層面。他對王安石變法不熱衷，是因為相信儒家傳統的治理方式，認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強修養，就可以解決一切現實問題，迎來治世。這在北宋中期的統治困境面前，顯然過於理想主義了。
而章惇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事情總得有人去做才會好，國家必須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進行治理，才不會亂。他服膺王安石變法，本質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變，才能讓國家更好。
思想根基，決定了兩人的成就各有側重。蘇軾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績，但在朝廷治國方面有不足，他的名聲主要來源於他的詩詞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則擅長治國用兵，一生雖然坎坷，但仍出將入相，是北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章惇的政治才幹是反對他的人都無法否認的，所以反對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麼品行上的問題，史書上也沒有記載。只是一出場，就給他一個定語——「有才無行」。
南宋人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宋神宗熙寧年間，有人向王安石推薦了在政壇上剛嶄露頭角的章惇，王安石說：「聽說章惇極其無行。」推薦者說：「我推薦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麼呢？您可以跟他見見面，一定會喜歡他的。」
《續資治通鑑長編》接著寫，「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這就是宋代史學家的筆法，寫章惇被王安石看中，並加入變法派的隊伍，但從頭到尾卻一直強調章惇品行不好，「素辯」「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個小人。由此，進一步說明王安石變法的隊伍裡都是些小人，藉以貶低11世紀的那場改革。
事實上，王安石後來也看出，章惇不過是被世俗之人中傷詆譭而已。
從章惇一生的行跡來看，他不僅不是小人，還是一個無私無畏、堅持立場、忠於職守，並時常發出不合時宜之論的孤膽英雄。
熙寧五年（1072），章惇被任命為荊湖北路察訪使，經制梅山蠻夷。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開邊是熙寧年間的三次戰爭活動之一，章惇也憑藉此次經略拿到了進入朝廷中樞部門的敲門磚。
章惇制定了懷柔與強硬的雙重政策，最終當地蠻夷首領「相繼納土，願為王民」。
後來，在章惇被貶湖州之後，荊南發生叛亂，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選還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話不說，「疾赴荊南，道中墜馬傷足」。真是一個不要命的「拼命三郎」。
然而，歷史的不公在於，後來的史書提起章惇經略荊湖北路的事蹟，刻意刪去了他要求懷柔和寬大處理的言論，卻把別人誣衊他在梅山大肆殺戮，「以至浮屍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的謠言大書特書。
這就是反對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夠詆譭你。
由於章惇治理荊湖北路有功，後被提拔為判軍器監。一天，北宋財政部三司發生大火，章惇率領軍器監眾人救火，奮不顧身，剛好被站在御樓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為三司使。
盡職、拼命的章惇「陰差陽錯」成為北宋的「計相」「財爺」，這算是命運對他的一絲眷顧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整理賬目，設會計司，重新登記天下的戶口、人口、租額、年課等，把賬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顧來的職位，他依然憑藉才幹和務實精神，把工作做到極致。
幾年後，元豐三年（1080），章惇已升任參知政事，成為朝廷重臣。
元豐八年（1085）後，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繼位，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攝政，保守派領袖司馬光、呂公著等相繼拜相。此時，朝廷風向驟轉，原本依附變法派的一些人，出於自保，開始重新站隊。
但章惇不為所動，他仍然在朝堂上與保守派據理力爭，指責司馬光引進官員破壞程式正當性，與司馬光就免役法當不當廢的問題展開辯論。他最終像堅守變法的蔡確等人一樣，被貶出朝廷，在元祐八年間，無緣重返朝廷。
宋哲宗親政後，紹聖元年（1094）四月，召章惇為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責，同時停掉每年給西夏的歲賜，命章楶修築城寨，加固邊防。5年後，章楶在平夏城大敗西夏人，使得西夏「不復能軍，屢請命求和」。
而此時，章惇主要的任務是，恢復了被司馬光廢除的熙寧、元豐新法，重新舉起了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旗幟。雖然最終不能救大宋於危亡，但他的努力，讓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迴光返照。
自始至終，章惇都是變法革新的堅定人物，不改初衷，得失坦然，在北宋搖擺和紛亂的政局中顯得尤其可貴。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章惇為相的7年間，他沒有像司馬光當年對新法趕盡殺絕一樣，對元祐時期的做法進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夠稍微放下黨爭和報復的不理性，實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時期一些切實可行的法令。
當時，章惇向宋哲宗進呈新修訂的法令。宋哲宗聽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時期頒佈的，大惑不解：「難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嗎？」
章惇回答說：「取其善者。」
這一刻，章惇顯示了一個大政治家的格局。
3
很多人知道，蘇軾有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其實，作為蘇軾的好友，章惇同樣以「不合時宜」出名。
章惇在世時，無論是反對他的人，還是支援他的人，都承認他是一個敢言、直率、絕不見風使舵的人。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
一日，宋神宗盛怒，批令斬殺一名漕官。
第二天上朝，宋神宗問宰相蔡確：「昨日朕批示要殺的人，已經執行了嗎？」
蔡確回奏：「臣等正準備報告此事。」
宋神宗追問：「殺個人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
蔡確於是說，自宋太祖開國以來，我朝不曾殺過士人，臣等不願看到陛下破例。
宋神宗沉吟許久才說：「那就將他刺面發配吧。」
這時，門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來，說：「陛下，這樣還不如把他殺掉算了。」
宋神宗反問：「這是何故？」
章惇上前回奏：「古人言，士可殺不可辱。依臣看，殺頭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
宋神宗一聽，火冒三丈：「朕乃天子，難道連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
章惇連忙對宋神宗說：「陛下，像這種快意的事，臣以為還是做不成的好。」
宋神宗默然不語，冷靜後，怒氣漸消，對蔡確、章惇等人說：「這件事就由你們酌情處理吧。」
從來奸臣只有溜鬚拍馬、逢迎皇帝作惡的，哪有如章惇、蔡確這般，當面頂撞，給皇帝制造不痛快的奸臣？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
高滔滔臨朝，司馬光拜相，新法陸續被廢，但此時免疫、青苗等法尚存，司馬光抱病上疏，請求5日之內罷除免役法，否則「死不瞑目」。
對此，章惇針鋒相對地反駁說：「今日更張政事，所繫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極須詳審，不可輕易。」若真在5日內改免役法為差役法，「更張草草，反更為害」。
免役法的推行，使得百姓不需要向朝廷服役，只要交免役錢，由朝廷僱人服役就行了。這項制度順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雖然在執行中出現了一些弊端，但如果因噎廢食，徹底否定，開倒車返回差役法，則顯然是不理智的。所以，不僅章惇，連保守派陣營內的人，都勸司馬光要慎重。
但司馬光一意孤行，為了反對而反對，此事做得不像一個理智的政治家。
章惇清楚地知道時移勢易，保守派要乾的事容不得他一個變法派的人說三道四。他若保持沉默，或許還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但他不管不顧，就是要捍衛王安石變法的心血。保守派輪番彈劾他，他卻「不貶不去」，不顧名聲和安危，寧願被貶也不自請外放，要換取時間來捍衛王安石最為看重的免役法。
史書說，章惇在高太后簾前與保守派爭論，多有不遜之詞，「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黜之」。
罪名的認定大有學問，高太后等人當然不能以堅守新法的理由罷黜章惇，儘管這是根本原因。於是，章惇便被加上「輕薄無禮」之類的罪名，被轟出了朝廷。
從來奸臣只有審時度勢、迎風而上的，哪有如章惇這般，逆勢而行，給自己製造麻煩的奸臣？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在事先選定端王趙佶為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假意徵求宰執的意見。章惇又不合時宜地站出來，說按照程式應當立誰誰誰。向太后反對。章惇還是不知迎合，又說那應該立誰誰誰。向太后又反對。
見章惇兩次都不上路子，向太后只好以先帝宋神宗的名義說，端王趙佶「有福壽，且仁孝」，可以立為君。
說得這麼明顯了，章惇依然執拗地坦言：「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話沒說完，與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牽連，對著章惇吼了一句：「章惇聽太后處分！」端王趙佶由此繼位為宋徽宗。
其他大臣揣摩上意，一味附和，章惇卻一再力爭，不管不顧。要知道，這時候的章惇可不是一個政壇愣頭青，而是一個曾掌朝政七八年、富有政治經驗的66歲老臣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後果會危及自身的地位。但他知道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為天下社稷蒼生計，他不能不力爭。
可悲的是，這次力爭的失敗，最終造成了北宋的淪亡，證明了章惇的遠見卓識，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則徹底葬送了政治前程。
從來奸臣只有攀龍附鳳、投機取巧的，哪有如章惇這般，不識好歹，押上個人和家族前程盡說大實話的奸臣？
儘管傳統的正史把章惇詆譭成一個奸臣，但在歷史的敘事中，仍然掩不住他作為一個直臣的光輝品格。
由元祐黨人後人執寫的史書，因為反對變法派而抹黑章惇的人品，但他們除了空口無憑說他「有才無行」，卻舉不出具體的例子來論證他們的判斷。恰恰相反，他們寫下來的關於章惇的事蹟，反過來證明了章惇是一個做事有原則、做人有底線的人：
他曾大權獨攬七八年，卻「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個兒子都考上進士，但除了一個入朝當校書郎的低階官員，其他三子都在州縣為官，沒有一個顯達。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徇私的奸臣嗎？
他終生信奉、發揚和改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卻在另一名變法派領袖蔡卞極力推行王安石個人崇拜的時候，頭腦清醒地站出來反對搞偶像崇拜，說自己不曾喚王安石作「真人、至人、聖人」。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諂媚的奸臣嗎？
他為官清廉，據說死後家貧難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個。連誣陷他的人，都不敢說他貪汙受賄。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貪汙的奸臣嗎？
他堅守國土，寸土不讓，在司馬光等人提議向西夏割地換和平的時候，他怒不可遏，說提議的人「可斬」。在他掌握朝政後，他強勢地斷絕了給西夏的歲賜，並積極發起收復失地運動。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賣國的奸臣嗎？
不徇私，不諂媚，不貪汙，不賣國，作為一個奸臣，他章惇到底圖什麼？
難道，作為一個奸臣，他圖的是有原則、有底線、有良知和有膽氣嗎？
4
如上所述，正史中關於章惇是奸臣的指控，可以斷定通通不成立。
按照宋朝的歷史現實，《宋史》（雖是元朝官修，但採用的底本均為宋人所作）將章惇列入《奸臣傳》，基本理由跟蔡確、呂惠卿這些人入《奸臣傳》一樣，都是基於他們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援者和繼承者。
史書寫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證之一，就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所謂「秕政」，是寫史者對王安石新法的蔑稱。
近代以後，王安石變法，以及歷史上著名的改革變法，才得到了較為公平的評價。但在此之前的漫長時間裡，王安石變法因為變亂祖宗家法、著重理財而一直受到社會主流思想的鄙夷。宋代以後佔據主流的程朱理學，講求「道德治國」，而鄙薄「技術治國」，對於強調法律、財務、經濟等實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沒有好感。在理學思想指導下的傳統史書，於是更容易將王朝的衰亡歸咎於變法，歸咎於主張和支援變法之人。
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面對國破家亡的政治危機，朝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檢討北宋滅亡的原因，並確定由誰來承擔歷史罪責。
宋高宗替父兄開脫歷史罪責，將國事危亡由蔡京禍國，上推至王安石變法，讓一群推行變法的「誤國奸臣」來承擔罵名。這樣，趙家人是沒有過錯的，有過錯的是底下的奸臣。
時人楊時說，「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這說明，南宋人批評蔡京誤國，將矛頭指向王安石變法，認為變法亂了祖宗家法終釀靖康之難，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歷史學者方誌遠曾指出，自從在正史中立《奸臣傳》，中國歷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無昏君、暴君。
所謂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傳》，或許僅僅是因為他的名聲太大，做派太正，寫史者也怕引起非議。但王安石以下，蔡確、呂惠卿、章惇等人，要麼做派有問題，要麼名聲不太顯，拿來欺負一下，讓他們為北宋亡國頂罪，那是最好不過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變法派的連帶結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司馬光等人為首的保守派。北宋政壇上基於變法與反變法的政見之爭，因此被史書描述成忠奸對立的道德之爭。
當道德凌駕於政治之上，歷史事實便進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元祐時期，高太后、司馬光等人對變法派的清洗和貶謫，從本質上來說，跟後來宋哲宗親政時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對元祐黨人的清洗和貶謫是一模一樣的，是權力鬥爭的血腥和無情。在這場輪迴反覆的鬥爭中，雙方都犯了錯誤，應該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譴責。
正如梁啟超所說：「至竄逐元祐諸臣，則亦還以元祐所以待熙豐者待彼而已。元祐諸臣是，則惇亦是也；惇非，則元祐諸臣亦非也。」若要讚美，雙方應一起讚美；若要譴責，雙方應一起譴責。這是對等的。
可是，在經過忠奸對立的道德書寫之後，司馬光的冥頑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對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樣做法，卻被當成了奸臣對忠臣的讒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壇的黨同伐異，但也反對將司馬光與章惇的同類做法區別對待，至少，他們都不是完人，在報復政敵方面應各打五十大板。
更為悲劇的是，無論身前死後，在爭奪道德高地的鬥爭中，向來耿介、從不投機的章惇始終處於下風。他不僅被元祐黨人當作「奸臣」，還被以新黨自居的徽宗朝權相蔡京當作「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黨籍碑》。最後，更被《宋史》寫入了《奸臣傳》。一個兩面都不討好的人物，在歷史的迷霧中，徹底模糊了身影。
在歷史上，一個人物的真實狀況與身後評價存在巨大反差的現象並不罕見。但像章惇這樣，一直被誤解、從未獲理解的人，確實是悲劇中的悲劇。因此，有歷史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章惇現象」。
說起來，作為章惇的老朋友，蘇軾算是非常幸運的了，生前雖然也是兩邊不討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後他得到了絕高的評價。而章惇，或許不敢奢求什麼，只想求取歷史的公正一筆。
本章參考文獻
［宋］歐陽修：《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宋］蘇軾：《蘇軾文集》，孔凡禮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宋］司馬光：《傳家集》，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5年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5年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顧宏義等編：《宋代日記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鄧廣銘：《宋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黃進德：《歐陽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梁啟超：《王安石傳》，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張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易中天：《王安石變法》，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
遊彪：《宋史十五講》，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
李昌憲：《司馬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漆俠：《王安石變法》，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
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韓］樸志焄：《北宋時期宣仁太后的攝政》，《宋史研究論叢》（第七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
黃錦君：《章惇傳論——從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後期政治風雲》，《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輯），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李昌舒：《濮議之爭與歐陽修之死》，《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謝謙：《歐陽修豔詞緋聞辨疑》，《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劉廣豐：《宋代后妃與帝位傳承》，《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年第4期
張明華：《北宋宣仁太后垂簾時期的心理分析》，《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喻朝剛：《章惇論》，《史學集刊》1997年第1期
方誌遠：《歷史上的奸臣與「奸臣傳」》，《文史知識》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