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一代大神淪為透明人
幾乎每個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唐宋八大家，而八位大家分別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又如此不同：
韓愈，我們自然會想起他的「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馬說》），想起他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師說》），想起他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柳宗元，我們會想起他創造的成語「黔驢技窮」，想起他的《捕蛇者說》，想起他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
歐陽修，我們會想起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醉翁亭記》），想起他那些婉約詞……
王安石，我們會想起古代繼商鞅變法之後最大陣仗的「王安石變法」，想起他寫過的一個神童如何「泯然眾人矣」（《傷仲永》），想起他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泊船瓜洲》）……
蘇軾，我們會想起的更多，想起他的千古名篇，想起他的豪邁豁達，甚至想起他的東坡肉……
蘇洵，我們至少會想起，他是蘇軾的父親，「三蘇」之一……
蘇轍，我們會想起，他是蘇軾的弟弟，「三蘇」之一，「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中的「子由」……
曾鞏……
是的，想起曾鞏，只剩下一個省略號。
這位曾先生，純粹是由於中國人對於數字「八」的迷戀才來湊數的嗎？
1
曾鞏出生在1019年，他生活的年代迄今近千年。在這一千年的時光裡，他的文章受到冷落，成為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不過是最近一百年的事。也就是說，在民國以前的八百多年中，曾鞏是古文寫作領域大神級的人物。只是今人無法領略和感受罷了。
歐陽修在世時，當了相當長時間的北宋文壇盟主，地位很高，當時就被稱為「今之韓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個席位，即以歐陽修領銜，其他五人，要麼是他的弟子，要麼靠他的賞識才開始揚名。
作為文壇盟主，歐陽修生前就在物色自己的繼承人。在遇到蘇軾之前，他實際上已經認定曾鞏是最合適的人選。
那時候，曾鞏並無功名，但他的文章深得歐陽修推崇。歐陽修曾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曾鞏）為喜。」又說，「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歐陽修對曾鞏的愛，那是超出一般的愛。只要是難得一遇的好文章，糊上作者名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認定是曾鞏寫的。他曾把蘇軾的文章當成曾鞏寫的，也曾把王安石的文章錯認為曾鞏寫的。
1057年，歐陽修主持科舉考試，閱卷讀到一篇好文，定為第一名，但轉念一想，這肯定是自己的學生曾鞏寫的，為了避嫌，最終將此文降了一個名次。等到揭榜，才發現原來是蘇軾的大作。
曾肇後來寫文章紀念兄長曾鞏，說歐陽修是文壇宗師，曾鞏出道晚一些，但與歐陽修齊名，「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雖然是捧自己的哥哥，但曾肇這段話並無誇張。
事實上，曾鞏生前的文名確實很盛，獲得的評價也相當高。連蘇軾都把曾鞏當作歐陽修門下最厲害的那個人，他寫詩說：「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在給曾鞏的詩中寫道：「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後來，王安石又對別人說，在我交往的人中，曾鞏的文章「不見可敵」。
要知道，發出這些議論的人，都是自視甚高的文壇、政壇大咖。可見，曾鞏真的是「無敵」，不然沒有人會願意為一個終生沉淪下僚的文人抬轎子。
《宋史》評價說，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在大師輩出、群星閃耀的時代，沒有做過高官的曾鞏，能夠打出一片天地，確實不容易。
不過，曾鞏最終還是錯過了文壇盟主之位。原因不是他不夠格，而是與他同時代的蘇軾太過光彩照人了。既生瑜，何生亮。儘管曾鞏的個人性情更接近歐陽修，但歐陽修在發現蘇軾之後，經過權衡，還是明確地把文壇盟主之任，付與蘇軾。
近代朝鮮文學家黃玹，把曾鞏與蘇軾的區別，說得十分到位：「北宋多大家，而法勝者莫如南豐（曾鞏），以無法勝者莫如東坡（蘇軾）。」用金庸武俠小說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曾鞏就像郭靖，一招一式都有師承，中規中矩，卻無人能敵；而蘇軾就像令狐沖，無招勝有招，不僅厲害，而且是武林中特立獨行的異類。然而，也因為曾鞏的文章「有法」，蘇軾的文章「無法」，有法可學，無法難學，所以後世學曾鞏的人多，學蘇軾的人少。
到了南宋，在理學家的推崇下，曾鞏的名聲已超越蘇軾。朱熹對「宋古文六大家」中的其他五位並不感冒，唯獨對曾鞏推崇備至，並致力於學習曾鞏的文法。朱熹在成名後，憑藉自己的影響力，將曾鞏推到一個很高的地位，稱他是自孟子以來的作文高手，說他的文筆「峻潔」「平正」「好懂」「簡莊靜重」。
後人對曾鞏的評價深受朱熹的影響，認為曾鞏的文章既明道理，又自然平近，且規範端正，可以作為範本學習和效仿。曾鞏的經典地位，由此逐步確立起來。
明代萬曆年間，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全書164卷，收文1450篇，多次再版，在明代後期文壇上引起了巨大轟動。《四庫全書總目》稱：「世傳唐宋八家之目，肇始於是集。」「唐宋八大家」這一稱號，就是從茅坤這裡開始流傳開來的。
自茅坤以後，明清兩代關於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選本，多達二三十種。「唐宋八大家」這一概念，遂深入人心。而曾鞏，則持續受到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等主流文學派別的一致推崇，一直紅到了民國。
直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後，曾鞏的文學遺產才因為思想主題、審美趣味等出現轉向而受到冷落。
宋代文學研究大家王水照在《曾鞏的歷史命運》一文中說，文化和文明的嬗變發展，是歷史選擇的結果，任何時代的讀者和作者，總是根據自己的時代需要和文化發展的趨向來取捨傳統，因而使傳統文化有的盛譽不衰，有的遭冷落遺棄，或者是同一物件的某些部分光景常新，另一些部分卻黯然失色。
曾鞏在800多年間受追捧，以及在近100年受冷落，都是歷史選擇的結果。我們如果能站在更長時段的河流裡去看待一個歷史人物聲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並非浪得虛名，更不是湊數。因為，我們眼下的觀點和經歷，並不能代表歷史的全部。
2
曾鞏不僅身後之名起落不定，生前也命途多舛。
現在說起江西南豐曾氏，是當地人的一大驕傲。這個家族在北宋文壇、政壇光芒四射，盛極一時。追根溯源，雖然曾鞏的祖輩和父輩已經有了功名，但真正厲害的是曾鞏這一代。
曾鞏有4個弟弟、9個妹妹，在他之上還有個哥哥曾曄。除了哥哥曾曄未中舉而相對早逝之外，他們兄弟五人以及幾個妹婿均中了進士。有一年，這個家族一次考中了6個進士，轟動全國。
輝煌的背後，全是苦難。而這些苦難，基本上由曾鞏替弟妹們承擔了。
曾鞏的父親曾易佔晚年被誣告而丟了官，長年在家，將積蓄一點點耗盡。1041年，在曾鞏23歲的時候，曾易佔帶著曾曄、曾鞏兄弟倆赴京應舉，這情景像極了15年後蘇洵父子三人赴京應舉、謀職。不過，結局卻全然不同，曾易佔父子全部失望而歸。1047年，曾鞏再次侍奉父親進京，不料在途中父親染病身亡，盤纏也已告盡。曾鞏四處求助，才得以扶著父親的靈柩踏上歸途。
此後的10年時間裡，這名從小被視為神童、20歲就名聞四方的早熟才子，放棄了個人的功名追求，而把全部精力用於承擔家庭生活的重壓。他在窘迫的大家庭中，既要奉養繼母，還要撫養、教育4個弟弟和9個妹妹。尤其是在哥哥曾曄病逝後，他同時要養育兩個侄子和兩個侄女。
如今，我們仍可以通過曾鞏的《讀書》一詩，瞭解他這段負擔沉重的耕讀生活：
荏苒歲雲幾，家事已獨當。
經營食眾口，四方走遑遑。
一身如飛雲，遇風任飄揚。
山川浩無涯，險怪靡不嘗。
落日號虎豹，吾未停車箱。
波濤動蛟龍，吾方進舟航。
所勤半天下，所濟一毫芒。
儘管十分勞累，但他仍舊通宵達旦地苦讀，並教弟弟們讀詩書。他用勤勞、樂觀和自信，化解了生活的暴擊。
10年後，1057年，嘉祐二年。曾鞏帶著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妹婿等，一行六人進京趕考，終於，迎來了曾家的翻身仗。這一次，六人全部考中進士。曾鞏本人則以39歲「高齡」，與21歲的蘇軾、19歲的蘇轍等人成為同榜進士。
在北宋人才輩出的年代，牛人普遍都在20來歲中舉，像曾鞏成名這麼早、中舉卻這麼晚的，著實少見。其實，曾鞏從18歲就走上科舉之路。除了上面講的，他有10年時間為了贍養大家庭而放棄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卻蹉跎其間，沒能考上。
究其原因，他早年屢試不第，不是文章寫得不行，而是寫文章並不趨附當時的應試文風。連歐陽修都看不過去，責問說：「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連曾鞏這樣的人才都未能被錄取，考試部門的評審標準，真的科學嗎？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時候，確實會抱怨和指責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會將個人的失敗歸咎於外部環境的滯後。但曾鞏從不如此想。
在歐陽修為他打抱不平的時候，曾鞏卻「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既沒有嘲諷考中的人，也不對考官大放厥詞，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並把學問做得更精深。
在曾家最困難的時候，曾鞏受盡了同鄉的嘲諷。當地人作了一首打油詩，戲謔曾家兄弟趕考只是去打醬油：「三年一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有似簷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曾鞏不以為意，「力教諸弟不怠」。
曾鞏志大才高，卻未得到命運真正的眷顧。無論是科舉，還是做官，始終是逆境多於順境。但他始終心態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曾鞏進入仕途後，主要有兩項工作：
第一項是出任地方官，在12年間輾轉七八個地方，從河北滄州到福建福州，從山東濟南到江西南昌，每段任職的時間不長，但他確確實實做到了為官一任，振興一方，在每個地方都留下了政聲和事蹟。
地方官實際上是國家治亂興衰的基礎，但在中國的傳統裡，「治國」是一大本事，但從來沒說「治州」「治縣」的，所以除非有特別好的運氣，一般獲取廣泛聲名的人物都在朝廷上，而不在地方上。地方官在國家的治理框架和人們的傳統認知中，都屬於小官。
曾鞏本人卻很不認同這種看法，他在送友人赴任柳州知州的文章中，專門駁斥了知州官小不足事的成見。他說，古時候的人做知縣只負責一個鄉、縣，尚且能夠用道德、仁義、恩惠、慈愛對轄區百姓進行薰陶和啟發，現在的官員能夠獨掌一個州，怎麼還能把官職看成低人一等，而不認真為政呢？他說，官無所謂大小，任職一方，就應該有造福一方的信念，更應該有久居之心，腳踏實地為當地百姓做實事，做善事。這是為官一方的本分。
第二項是擔任史館館職，從事史籍文獻編校工作。大概有10年時間，曾鞏考證、校勘、整理的史書古籍達數十種。比如《李白詩集》，經他蒐羅、發掘，從776首增加到1001首；傳世的《戰國策》，散佚嚴重，經他廣泛訪求採錄，從22篇增加到33篇……
治學嚴謹的曾鞏還有一個習慣，每整理完一書，他都認真作序，不僅記錄和介紹該書情況，還將史評融入其中，對書中某一種偏向和缺失，進行論證和評議，讓後世讀書人有脈絡可循。曾鞏從事的這項工作，屬於文科領域的底部工作。要不是他的用心用力，我們現在能讀到多少李白的詩，能讀到多少篇《戰國策》，還是個未知數。雖然這項工作非常重要，歷代都有人在做，但大家往往只看到書籍的成品，看不到流傳背後的工作人員。這就好比現在理工科領域那些做基礎研究的大師，他們永遠不像做應用開發的人那麼聲名在外，也沒有明星偶像光環，可能一輩子就是在逝世的時候被人說一句「一個大師走了」，僅此而已。但你必須承認，這些一點兒也不著名的人，才是人類文明傳承與進步的主要推動力量。
無論是做地方官，還是校勘史籍，曾鞏都是在從事基礎性的工作，甘願做一個默默奉獻的人。但他的價值，不是功利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可以隨意褒貶的。
在曾鞏擔任館閣校勘期間，蘇軾推薦了兩名四川老鄉拜訪他。這兩人因為文風不合流俗，被鄉里人譏笑為迂闊，很是苦惱，特向曾鞏求教。曾鞏讀了他們的文章，卻稱讚有加。兩人很高興，臨行便請曾鞏為他們寫點文字帶回去，好堵住悠悠眾口。沒想到，曾鞏勸他們說沒必要，根本用不著為這些閒言碎語苦惱，「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不必隨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為冷眼所動。流言可以殺人，但永遠殺不了將流言當作空氣的人。
3
宋代的理學家是一幫很「吹毛求疵」的人，懟天懟地懟空氣，前聖今賢大都入不了他們的法眼。但他們偏偏十分推崇曾鞏的文章，為什麼呢？除了我上面講到的，曾鞏的文章確實寫得好，有「法」可依，可作範本，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曾鞏的信仰和操守，是常人難及的。正如朱熹所說，曾鞏是一個「醇儒」。放在人品與文品的標尺之下，曾鞏以「文如其人」的統一性脫穎而出。
他的文章路子正，人品也正。雖然他對自己常年不得志不以為意，卻見不得他眼中的人才被時代錯過。
當他宅在老家為生計奔忙的時候，他屢次以布衣身份向朝廷要員推薦王安石。在給蔡襄的書信中，他說：「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
曾鞏比王安石大兩歲，兩人相識於科舉考場，一見如故，結下了親密的關係。他們惺惺相惜的程度，有點像杜甫遇見了李白；所不同的是，杜甫與李白是單向互動，一個崇拜另一個，而曾鞏與王安石是雙向頻繁互動，相互推崇，情深義重。
如今，我們讀兩人的文集，還可以讀到他們寫給對方的很多詩文、書信。
王安石的性格很怪，不通人情世故，但在曾鞏面前，卻能寫出深情款款之句，說「吾少莫與合，愛我君為最」。他還無比擔心曾鞏的境遇：「州窮吉士少，誰可婿諸妹？仍聞病連月，醫藥誰可賴？家貧奉養狹，誰與通貨貝？」——曾鞏那麼多妹妹，要怎樣找到好女婿呀？曾鞏又生病了，這醫藥費可怎麼解決呀？曾鞏要養一大家子，又那麼窮，這錢從哪裡來呀？真是替曾鞏愁死了。
曾鞏在痛苦和孤獨的時候，也經常給王安石寫信，排解憂愁：「一晝千萬思，一夜千萬愁。晝思復夜愁，晝夜千萬秋。」
兩人曾在不同時間段遭受流言蜚語，但一定會在第一時間站出來替對方辯誣。
曾鞏長期考不上進士，人家譏諷他，曾鞏不以為意，但王安石看不過去，寫詩道：「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挾才乘氣不媚柔，群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群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為班與揚。」你們這群小子，不配誹謗曾鞏，他即便終生不遇，處境低微，死後他的文章也有像班固和揚雄一樣供人膜拜的一天，你們等著瞧吧。
曾鞏對王安石也是如此。當王安石步入仕途，因為特立獨行而被世俗譏謗時，曾鞏同樣竭力為之辯護：「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自得，世以為矯不矯，彼不顧之，不足論也。」王安石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不合流俗，那些說他目空一切的人，壓根兒不必理會。
可以說，曾鞏和王安石是彼此生命中最親密的朋友，沒有之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個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兩次為相，在京主持新法，曾鞏則輾轉各地為官，顛沛流離，仕途坎坷。這期間，他們的書信往來明顯減少，關係漸漸疏遠。
很多人認為，曾鞏和王安石至此已經友盡。實際上，他們的友情還在，只是雙方的政見有了分歧。
1069年，熙寧二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開始實施新法，並引故交為己助。應該在這個時間點，王安石也請最好的朋友曾鞏參與其中。但曾鞏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有點操之過急，規勸他更慎重一些。王安石則對曾鞏的苦口婆心不置可否。曾鞏為此深感失望。因此，在老朋友上臺之後，他主動請求離開朝廷，外放到地方為官。
曾鞏寫給王安石的兩首詩，留下了兩人這段分歧的實錄：
日暮驅馬去，停鑣叩君門。
頗諳肺腑盡，不聞可否言。
……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
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
知者尚復言，悠悠誰可語。
後來，王安石在變法受阻之後，也曾給曾鞏寄了一首詩傾吐，其中說：
高論幾為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縱然老友對自己的變法有不同意見，但關鍵時候，能夠一吐鬱悶的人，在王安石眼裡，除了曾鞏也不會有第二人了。
事實上，後世很多人誇大了曾鞏與王安石的政見分歧。從曾鞏在地方輾轉為官，基本都執行了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來看，他也是變法的認同者。他的兩個弟弟，曾布和曾肇，都是王安石變法的追隨者，但曾鞏也未因此而批評或反對他們的選擇。
曾鞏並非一個保守派。他和王安石一樣，都認為應當變法才能解決「三冗」問題挽救大宋。不同的是，他認為王安石的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改善的空間，所以向王安石提出來，可是向來執拗的王安石不聽。
舉個例子，王安石主張，為了解決「三冗」問題，必須增加國家收入，所以變法內容基本以增加稅收和朝廷控制社會財富為主。而曾鞏後來給宋神宗提出來的變法方案，則把重點放在節約開支上，只有裁撤龐大的官僚機構和官僚隊伍，才能壓縮財政開支，在不加重百姓負擔的前提下解決「三冗」問題。
客觀地講，曾鞏壓縮開支、量入為出的方案，比王安石增加收入、量出為入的方案，更為徹底。宋神宗在看了曾鞏的方案後，也盛讚說，在節約開支這一塊，沒有人講得像曾鞏這麼透徹，並把曾鞏重新召回了朝廷。
宋神宗問曾鞏，你跟王安石的關係最好，你覺得王安石這個人到底怎麼樣？曾鞏回答，王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宋神宗說，王安石視富貴如糞土，一點兒也不吝嗇呀。曾鞏解釋，我所說的「吝」，是說王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宋神宗連連點頭。可見，不管怎麼樣，曾鞏依然是最瞭解王安石性格的那個人。
可惜，這時候，王安石已經罷相隱居江寧，曾鞏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王安石的執拗，以及變法內容的瑕疵，最終導致了這場偉大變革的失敗。
南宋人葉適說，曾鞏「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而這恰恰證明了曾鞏是一個道德操守極高的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成為宰相的時候，他明明可以放下他的堅持，迎合而上，但他偏偏不願如此，他寧可艱難地在外做他的小官。
在舉朝需要站隊之時，曾鞏不幸成了新黨、舊黨兩面不討好的人物。他曾說自己，「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這一點像極了蘇軾。
1083年，曾鞏病危於江寧之時，王安石多次前往探望。一見面，王安石就對曾鞏議論朝廷人事，說最近又有誰誰誰被任命為啥職位了，那誰誰誰只是一個屠夫，怎能勝任這職位呢。曾鞏病重，無法說話，只有點頭。
在最後的時刻，這一對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對方當成外人。
4
1083年，65歲的曾鞏病逝時，京城盛傳他與當時被貶在黃州的蘇軾「同日化去」，連宋神宗都很震驚，嘆息不已。後來才知道，蘇軾還活得好好的，但曾鞏是真的離開了。之所以有這個謠傳，說明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蘇、曾二人是帝國文壇的兩根擎天柱。
不過，重溫曾鞏的一生，除了他所經歷的苦難可以「媲美」，他的官名和如今的文名，遠遠不如同時代的其他大家：
不如他的恩師歐陽修，人家既是文壇盟主，又是當朝政要；
不如他的密友王安石，人家詩文俱佳，兩度為相，威震朝野；
不如他的同榜進士蘇軾，人家瀟灑恣意，文采風流，贏得全民喜愛；
……
曾鞏有點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職位，決定了他出頭的機會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為人，做官，寫文章，溫和務實，純淨端正。
他雖然推崇和羨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現出來仍是一副不放縱、很剋制的模樣。這樣的人，在崇尚個人主義、自由奔放的時代並不討喜。也難怪新文化運動以來，曾鞏逐漸淪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然而，大家仔細想想，曾鞏這樣的人，才是中國曆代讀書人的主流命運。
要不是他的文章寫得特別好，受追捧了800多年，他就像古往今來的無數讀書人一樣，淹沒在歷史的洪流裡，化身為中國歷史最基礎的底色。那些時代的英雄，在這層底色上開花、結果，活成最亮眼的顏色，但這些都與默默無聞的底色無關。
可是，你必須承認，這層不顯山不露水的底色，構成了歷史進步與文化傳承的基礎力量。沒有這層底色的鋪墊與比對，再絢爛的顏色也凸顯不出它的絢爛，再偉大的英雄也喪失了立足的土壤。
歷史上不乏曾鞏這樣的人。曾鞏代表了這一無聲的群體，他們很重要，不應該被遺忘。如果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頭銜之於曾鞏有何意義，那就是，我們可以不理解他的文章有多牛，但至少應該理解他的背後站著一群構築中國歷史與文化底色的人。
歷史上，現實中，99.99%的人註定要成為仰望英雄的人，而不是成為英雄。這是歷史與時代的真相，也是英雄主義與英雄情結的底色。
曾鞏就是文學加強版的我們，而我們就是文章總寫不好的曾鞏。
曾鞏和我們走著相同的道路，走著走著，就消失在歷史的煙雲裡。
家貧故不用籌算，官冷又能無外憂。
交遊斷絕正當爾，眠飯安穩餘何求。
君不見黃金滿籯要心計，大印如鬥為身仇。
妻孥意氣賓客附，往往主人先白頭。
——曾鞏《戲書》
只是，曾鞏比我們更早看開了，看淡了，看透了。
舉世不知何足怪，力行無顧是豪雄。
——曾鞏《聖賢》
蘇洵：大宋最牛老爸
蘇序是個大善人，樂於救助窮人。有個人經常受到他的施捨，就想報恩。
這個人懂風水，對蘇序說，我發現了兩塊好墓地，「一富一貴」，您可以選一塊。
蘇序說：「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意思是，要貴不要富。
那人便把蘇序帶上眉山，一起去看那塊能保子孫顯貴的墓地。點燃一盞燈放在地上，風吹不滅。
後來，蘇序將自己的母親葬在那塊墓地。
這是明朝人講的故事，聽起來沒頭沒尾，怪誕不經。但沒關係，只要讀者知道蘇序是誰，這個故事就完整了。
蘇序是宋朝人，世居四川眉山。
他有個兒子叫蘇洵，生於1009年。
蘇洵有兩個兒子，一個叫蘇軾，一個叫蘇轍。
1
蘇洵19歲娶妻程氏，第二年生了個女兒，可惜不滿週歲就夭折。此後兩年，程夫人都未能懷孕，蘇洵很著急：年過二十了，還無後，壓力山大。
22歲那年，蘇洵開始拜生育信仰界的男神——送子張仙，據說每天燒香很虔誠。3年後，子嗣接連不斷，幾乎一年生一個子女：
1033年，蘇洵25歲，他和程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兒（10歲夭折）；
1034年，生了一個兒子（4歲夭折）；
1035年，又生了個女兒（19歲出嫁後不久病逝）；
1037年，生了蘇軾；
1039年，生了蘇轍。
蘇洵很「搖滾」，經常一人打起背包，乘船或騎馬，四處遊玩，結交朋友。他寫過一首詩，總結了自己早年的生活：
少年喜奇蹟，落拓鞍馬間。
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
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
最後一次出遠門，37歲的蘇洵撂下9歲的蘇軾、7歲的蘇轍，一個人逍遙去了。有人說他其實是參加科舉去了。
他先乘船出川，騎馬去了當時的帝都開封。然後一路向南，去了江西。在九江，他結識了一個名叫雷簡夫的人。整整3年後，他接到一封家書，被告知父親蘇序病逝，這才倉促歸家。
他沒能見上父親最後一面。
在當時，所有人都把蘇洵當成了浪蕩子。只有父親蘇序，在別人用怪異的眼光看待自己兒子的時候，始終笑而不語。別人也不知道蘇序的笑而不語到底代表什麼。
蘇洵一生中參加過三次科舉，最早的一次是在18歲。
他有個二哥，叫蘇渙。當地人都認為蘇渙比蘇洵有出息多了。蘇渙24歲考中進士時，蘇洵16歲，想追隨哥哥的步伐，奮鬥了兩年後去參加科舉，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在後世看來，蘇渙的名聲遠遠不如他的弟弟。但實際上，蘇渙是整個家族氣運轉變的關鍵人。蘇渙的中舉，打破了蘇家「三代皆不顯」的局面，成為這個平民家族上升為官宦家族的第一人。蘇軾後來在給蘇渙寫的祭文中說，伯父為官清廉，四海奔走，把家都忘在一旁，而今亡故，家中卻一貧如洗。這就是眉山蘇家的家風。
父親蘇序的死，改變了蘇洵的人生。
從1047年到1056年，他有十年未出四川。後人說，這是蘇洵閉門求索的十年。
2
那些年走過的路，遇見的人，都成了蘇洵自我提升的參照物。
他厭倦了為科舉而讀書作文，把自己早年寫的數百篇科舉時文，一把火燒掉了。然後，「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他只讀孔孟、韓愈以及其他賢人之文。
經過多年苦讀後，用蘇洵自己的話說，胸中積攢的話越來越多，一提筆，化成文字自動流淌出來，每篇都是「有為而作」，經世致用之文，不再是以前那種空洞無用的應試文章。
他練成了一個本領，能夠預見科舉的潮流。但凡這種人，不是被當作神人就是被當作傻子。但他不在乎，他也無須自己去證明自己的預見是否正確。他的兩個兒子，經過他的訓練後，將代替他投身考場。
他曾送兩個兒子到州學讀書。州學教授劉巨是眉山當地的名士，教了蘇軾兄弟倆聲律、作對子等本領，這是當時科舉注重詩賦文采，在地方教學內容上的落實。
有一次，劉巨在課上賦詩詠鷺鷥，唸到最後兩句「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蘇軾當即說，老師的詩好是好，但最後一句改成「雪片落蒹葭」如何呢？
劉巨聽後說，我當不了你的老師了。
蘇洵自己給兩個兒子編了數千卷書，當作教材，並對兒子們說：「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就是說，讀完這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綽綽有餘。
他也不照科舉大綱來教兒子們，而是以孟子、韓愈、歐陽修的文章為範文，讓他們學寫古文。
多年後，蘇軾兄弟參加科舉。那一年，科舉風向變了，由重詩賦改為重策論，而主考官正是歐陽修——蘇軾兄弟背誦和模仿他的文章，對他的風格太熟悉了。
蘇洵不僅預見了科舉風氣的轉變，還押中了主考官。他在兩個兒子同時考中進士的光輝事蹟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難怪宋人編段子說，蘇軾兄弟考試前，擔心兩人必有一人落榜，蘇洵讓他們別擔心，到時一人和題，一人罵題，保證全中。
蘇洵自己不屑於考科舉了，但他卻成了那個年代的科舉押題大師。
3
不僅如此，蘇洵還是兩個兒子「正式出道」前的「經紀人」。他很早就認定兩個兒子必成大器。
在著名的《名二子說》一文中，蘇洵這樣解釋給兩個兒子起名「軾」和「轍」的原因：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僕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翻譯過來就是說，車輪、車輻條、車頂蓋、車廂，都是一輛車的重要構成部分，唯獨作為扶手的橫木（「軾」），卻好像沒有什麼用處。但是，如果去掉軾，那就不是一輛完整的車了。軾兒啊，我擔心的是你不會隱藏自己的鋒芒。天下的車都是順著車轍走的，但說到車的功勞，沒有人會想到車轍。這樣也好，就算車毀馬亡，人們也不會責難到車轍上。車轍是能夠在禍福之間優遊自處的。轍兒啊，我知道你是能讓我放心的。
蘇洵的這篇小文，就像是兩個兒子未來命運的「讖語」，後來被蘇軾和蘇轍的人生所印證。
明朝大才子楊慎說：「觀此，老泉（蘇洵）之所以逆料二子終身，不差毫釐，可謂深知二子矣。」
在兩個兒子成人之後，蘇洵決心將他們送出四川。他在一封信中說，自己年近五十，人生基本廢了，也沒有進取之心，「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這時候，他之前在全國浪蕩認識的朋友，紛紛變成了蘇氏家族的貴人。
蘇洵在九江結交的好友雷簡夫，此時在雅州（今四川雅安）任知州。他盛讚蘇洵雖為一介布衣，卻是天下奇才——不僅有王佐之才，還是當代司馬遷。於是幫蘇洵寫了幾封推薦信，分別推薦給當朝名臣張方平、歐陽修和韓琦。
蘇洵持雷簡夫的推薦信，到成都拜謁了時任益州知州的張方平。他同時帶上了蘇軾。張方平第一次見到不到20歲的蘇軾，即以國士之禮相待。
張方平同時鼓勵蘇洵到開封去，說僻處四川「不足成君名，盍遊京師乎」？
蘇洵表示，自己有名無名已經無所謂了，但不能讓兩個兒子重蹈他這個父親的老路。
1056年春天，蘇洵帶著蘇軾、蘇轍赴帝都開封。但父子三人先到成都，再次拜會張方平。
張方平拿出往年的制科考試真題，給蘇軾和蘇轍來了一次模擬考。閱卷畢，張方平大為驚歎，說兩人都是天才，「長者（蘇軾）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蘇轍）謹重，成就或過之」。
張方平雖然與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有矛盾，但還是不計嫌隙，替蘇洵父子寫了一封給歐陽修的推薦信。當時人都知道，歐陽修是文壇最知名的「星探」，只有他才能夠成全蘇洵父子的文名，讓「三蘇」走紅。
蘇洵父子帶著雷簡夫、張方平等貴人的推薦信，進京了。
4
到了開封，蘇軾、蘇轍兄弟積極準備來年春天的科舉考試，蘇洵則與京師的名公巨卿頻繁接觸。作為父親兼經紀人，蘇洵的任務是把兩個兒子「推銷」出去。當然，前提是他得先把自己「推銷」出去，這樣才有說服力。他拿著雷簡夫、張方平的推薦信，精選了自己最得意的20篇代表作，去求見歐陽修。
雷簡夫在寫給歐陽修的信中這樣說道：
起洵於貧賤之中，簡夫不能也，然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人，則簡夫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左右。恭維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為天下師，洵之窮達，宜在執事。曏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責執事。今也讀簡夫之書，既達於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於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洵累執事矣。
這段話很有意思，對歐陽修簡直是赤裸裸的「威脅」。
意思是，我雷簡夫人微言輕，沒有能力讓蘇洵成名，這也不是我的責任和罪過。但我既然知道蘇洵這號奇人的存在，如果不說出來，那就是我的罪過了。而您（指歐陽修）是當今文壇盟主，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以前您不知道蘇洵這號人，他就算寂寂無名至死，也跟您沒關係。但現在不一樣了，您讀了我的推薦信，已經知道蘇洵的存在了，況且蘇洵也要當面拜見您，從今以後，蘇洵有名無名，天下人都認為跟您有莫大的關係了。
歐陽修本來就是北宋文壇最著名的「星探」，聽說有這麼個人自帶巨星潛質，趕緊取來文章一讀。一讀，果然很受用，當即就把蘇洵捧為「當代荀子」。
他正式向朝廷上了《薦布衣蘇洵狀》，極力稱讚蘇洵的文章「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更重要的是，蘇洵此人不是一個只會寫文章的文士，而是一個對現實問題能提出解決方案的大才。但他為人安貧樂道，不鑽營仕途，如果沒人引薦，就要被埋沒在這盛世裡了。
隨後，歐陽修取代雷簡夫和張方平，成為蘇洵父子在朝廷上最有力的推薦者。
歐陽修把蘇洵父子推薦給了當朝重臣韓琦、富弼、文彥博等人。短短時間內，蘇洵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頻頻成為京城達官顯宦的座上賓。而蘇洵的文章也一夜成為「爆款」，引領了京城的寫作風尚，「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
5
蘇洵紅了，他的兩個兒子馬上也紅了。
在1057年春天的科舉中，蘇軾和蘇轍雙雙中第，脫穎而出。
主考官正是歐陽修。
蘇軾兄弟的上榜，源於歐陽修對科舉文風的改革，此前被推崇的虛浮華麗文風不吃香了，質樸平易、言之有物的文風開始佔據有利地位。而蘇洵早年教導兒子們作文，已經預見到了這一點。
放榜之後，關於蘇軾兄弟上榜的爭議很大。
跟同時上榜的曾鞏不同，蘇軾兄弟此前並無名氣，很多讀書人表示不服，開始抗議。歐陽修之子歐陽發後來回憶說：「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第，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
士人怎樣變得服氣的呢？
蘇軾兄弟的文章確實好，這是大前提，但還不夠，關鍵還得有人幫扶。所以還是歐陽修出馬了。
放榜後，歐陽修對蘇軾兄弟一頓猛誇，說後浪兇猛，老夫當避此人（蘇軾），放出一頭地。後來，蘇軾也確實成為歐陽修的繼承者，取代曾鞏，一躍而為北宋文壇盟主。
除了歐陽修，韓琦、司馬光等人也是蘇洵父子的貴人。
1061年，蘇軾和蘇轍同時獲得推薦，參加由宋仁宗親自主持的制科考試。臨近考試時間，蘇轍突然生病了。宰相韓琦聽聞訊息，專門向宋仁宗申請考試延期舉行。他的理由是，今年的制科考試，蘇軾和蘇轍兩人最有聲望，現在聽說蘇轍病了，如果兄弟倆有一人不能參加考試，將難孚眾望。宋仁宗同意了。朝廷於是宣佈當年的制科考試延期20天舉行。
韓琦看到參加制科考試的人不少，還曾公開放話說，二蘇在此，你們竟然還敢跟他們同場考試？據說，此話一齣，棄考者「十蓋八九矣」。
這次考試，一共只錄取三人。
考官司馬光對二蘇的策文十分欣賞，將蘇軾、蘇轍列為最高等——三等予以錄取。而蘇轍的策文寫得很犀利，直言宋仁宗為政苟且，為人好色，好面子，賞賜無度，導致海內窮困。這引起了考官們的爭議。另一名考官胡宿認為蘇轍言辭不遜，不應錄取。司馬光據理力爭，說蘇轍「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
最終，雖然在策文中捱罵，宋仁宗還是親自拍板說：「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宋仁宗果然愛惜羽毛，於是降一等，以第四等錄用了蘇轍，對他進行升官。
退朝回宮，宋仁宗掩不住內心的喜悅，頗為得意地對曹皇后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6
兩個兒子已經出人頭地，而蘇洵自己也成為北宋最為傳奇的布衣文人，歷史再也抹不去他們的名字。
但蘇洵卻有了新的煩惱。
當自己名滿天下，可與名公巨卿平起平坐之後，他早已消失的鬥志又被點燃了。雖然多年無意仕途，但他骨子裡是想做帝王師，給時代把脈開方子的。歐陽修等人也希望朝廷能將蘇洵引進體制內，授予相應的官職。這給了蘇洵很大的期待。
然而，左等右等，就是等不來朝廷的委任狀。
蘇洵急了，直接給宰相韓琦寫信抱怨說：「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
北宋「冗官」問題，人所皆知，所以蘇洵用來調侃有司，說你們給我一個官職怎麼了，天下之官難道因為多我蘇洵一個人就變冗了嗎？
一直等了兩年多，朝廷才下詔，讓蘇洵去參加考試。考試通過了，就能直接授官。
蘇洵很有個性。他認為朝廷要他參加考試是不相信他平時作的文章，便稱病拒絕赴試。與此同時，他洋洋灑灑寫了一篇近7000字的《上皇帝書》，就天下之事提出了他的十項改革主張。同一年，王安石也遞交了給皇帝的萬言書，提出「變更天下之弊法」。但宋仁宗對他們的改革方案均無回應。
不過，由此可以看出，蘇洵本質上跟王安石一樣，是有雄心的改革家。只是，蘇洵沒有王安石那麼幸運，他等不到銳意改革的宋神宗上位。否則，歷史記住的，就不僅是文學家蘇洵的大名，而是改革家蘇洵的傳奇。
事實上，蘇洵雖然常年偏居西南一隅，但他精通曆史，早就注意到宋仁宗盛世背後的危機。在他最著名的政論文章《六國論》中，他提筆就寫道：「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六國滅亡，不是武器不銳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於割地賄賂秦國。割地賄賂秦國，自己的力量就虧損了，這是滅亡的根本原因。
結尾又寫道：「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六國和秦國都是諸侯，他們的勢力比秦國弱，但還有不割地賄賂而戰勝秦國的可能性。如果一個一統天下的大國，卻自取下策，重蹈六國割地賄賂以致滅亡的覆轍，這就連六國都不如了。
整個北宋，讀過這篇《六國論》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蘇洵是在借古傷今，諷刺當時朝廷以歲幣向契丹換和平的政策。但像蘇洵這樣的民間鷹派，在宋仁宗後期是不可能獲得重用的。
最後，朝廷還是給了蘇洵一個縣主簿的低階職位，留京參與編纂禮書。
1066年，在帶領兩個兒子到京城發展的10年後，蘇洵病逝了，年僅58歲。
蘇洵之死，震驚朝野，為他作輓詞計程車大夫達100多人，「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
蘇洵死時，蘇軾30歲，蘇轍28歲。此後，兄弟倆宦海沉浮，卻被父親早年預測他們前途的《名二子說》一一說中：蘇轍為人較穩，一度官至參知政事之位；而蘇軾鋒芒畢露，雖然仕途坎坷，但文名最盛，光耀千年。
一千年來，「三蘇」上升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段傳奇，有人喜歡蘇洵的豪健，有人喜歡蘇軾的奇縱，有人喜歡蘇轍的深沉。他們一起進入中國文學最具分量的榜單——「唐宋八大家」之列，一舉佔據三席。
縱觀整部中國史，這樣著名的父子三人組合，恐怕只有兩對：西元1000年以前出過一對，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世稱「三曹」；西元1000年以後，又出一對，就是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世稱「三蘇」。
絕代傳奇，到此為止。
柳永：大宋第一浪子，整個時代邊罵邊學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
我無數次想象過大宋詞人柳永的出場，但從未想過是如此的驚豔，而又如此的宿命。
這闋《望海潮》，被普遍認為是柳永20歲時的作品。一個初登歷史舞臺的年輕人，以一支鋪敘點染、自然揮灑之筆，為11世紀大宋城市的繁華日常，留下了印象派式的經典描摹。
在隨後的半個世紀間，這名才華橫溢的詞人，流蕩多地，境遇窘迫，以個人的悲劇成就了11世紀最偉大的歌者。儘管那個時代的人們專注於給他打標籤，認定他只是一個鄙薄、淫媟、俗豔的青樓詞人，但，這只是對他的刻板偏見——事實上，他有四分之一的作品在展現那個時代最有生命力的城市生活，是北宋盛世的一名忠實記錄者。
人們也習慣於認定，這個「有才無行」的浪子詞人，是社會秩序的局外人和破壞者，卻不曾料到，一生懷才不遇的柳永一直都在努力向權威靠攏，爭取官方與士大夫階層的接納，儘管這些努力均以悲情收尾。但至少可以說明，他不是主動拋棄了主流社會，而是被主流社會遺棄和傷害的人。
這闋《望海潮》的誕生，背後就是一個干謁的過程。當時，20歲的柳永從家鄉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往帝都開封應試，途經杭州，拜謁世誼前輩兩浙轉運使孫何，這闋詞類似於求見的一塊敲門磚。
雖然柳永在詞中僅寫了杭州的城市繁華，以及投贈之人孫何雖富貴而不忘山林的書生本色，並未像唐宋時期的其他干謁之作一樣阿諛媚俗，但希望藉助投贈之人的影響力而讓自己在科舉中有所斬獲的意圖，仍然十分明顯。
是的，天才詞人柳永從一開始就是個俗人——遵從社會潛規則，渴望世俗功名，然而他的世俗和卑微，最終卻無助於他被認同和接納。而且，終其一生，直到晚年，他都在做著同樣一件事——不停地干謁，向有權勢的人投獻作品，希望獲得舉薦。想想看，這是多麼悲哀和辛酸的人生！這樣一個柳永，才真正是最具悲劇性的，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唯一幸運的是，人間不過是寄身之處，在他貧病老死之後，他的作品獲得了永生，迄今仍被奉為經典。
1
正史沒有為柳永立傳。沒有原因，但不難想象原因——一定是修正史的宋元人，不屑於為他作傳。
於是，沒有傳記的柳永創造了一項紀錄：他可能是史上在正史中無傳卻名氣最大的人。他的名氣，不僅在他死後，在他生前也相當大。
宋代有許多野史、筆記，都記載了柳永的逸聞。儘管這些記錄真真假假，但正是這些記錄，以及柳永本人的作品，才構成了後人瞭解這位詞人的入口。
這麼說吧，柳永堪稱大宋第一代「流行天王」。
他在進入開封后，還沒參加科舉，就憑藉音樂稟賦和文藝天才，崛起為汴京流行文化圈的領導人物。當時，「教坊樂工，每年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搞音樂的人，譜了新曲子，一定要求柳永填詞，否則這曲子鐵定紅不了。
另一則史料記載，「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就是說，柳永靠填詞，收入已經不錯了，因為帝都的青樓女子都知道柳永名氣大，讓他有償地給自己填個詞，或在詞裡給自己曝曝光，分分鐘就野雞變鳳凰。
柳永的詞通俗易懂有風致，深得民間喜愛。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據說，邢州（今河北邢臺）開元寺有個嗜酒的僧人，每次喝醉就唱柳永的詞，臨終前還念道：「平生醉裡顛蹶，醉裡卻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明朝馮夢龍說，宋代坊間有傳言：「不願穿綾羅，願依柳七哥；不願君王召，願得柳七叫；不願千黃金，願中柳七心；不願神仙見，願識柳七面。」雖是小說家言，卻大抵符合柳永生前爆紅的情況。
有意思的是，柳永的詞不僅在民間廣為流傳，還登堂入室，在皇宮宴會上傳唱。北宋陳師道記載：「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宴，必使侍從歌之再三。」「歌之再三」，有點開啟迴圈播放模式的意思，可見宋仁宗對柳永的詞是真愛。
然而，對於這樣一名生活在自己治下的「人民藝術家」，作為粉絲的宋仁宗，不僅沒有開啟特殊照顧通道，反而成為其仕途不順的攔路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2
說起來，柳永的仕途悲劇，從宋仁宗的父親宋真宗在位時就開始了。
柳永的一生，比我們想象的漫長。他大概生於雍熙元年（984），卒於皇祐五年（1053），歷經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
他一生四五次參加科舉，直到50歲時才中舉。
宋真宗時期，是柳永的青壯年時期，一輩子最好的時光。但他基本上都在考場上蹉跎了，在煙柳巷揮霍了。而這兩者，在他身上構成了一個惡性迴圈——他在青樓冶遊的文字，給他盛名，但也成為他進入仕途的障礙；而他在科舉仕途上的失意，反過來使他更加縱情於青樓柳巷。
應該是在他連續科舉失敗後，他填了一闋詞表達得不到官方認可的鬱悶：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柳永《鶴沖天·黃金榜上》
這闋詞細品，是八分落寞兩分傲氣。因為得不到官方承認，柳永才不得不宣稱自己是「白衣卿相」，不得不忍心割捨功名之心，偎紅倚翠，淺斟低唱。這分明是一個末路窮途之人的悲歌，詞人也表明自己到煙花巷陌尋訪意中人，實乃是政治理想難酬的自我麻痺。
可是，在這闋詞流傳出去以後，來自高層的解讀者卻讀出了滿滿的傲氣。
在接下來的科舉旅程中，柳永考中了，但仍被當朝皇帝（有說是宋真宗，有說是宋仁宗）特意將名字拿掉，並說，這不就是那個「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三變嗎？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沒想到柳永會以這種形式被皇帝「照顧」，以後的路只能越走越窄。怪就怪自己的詞太火了，每一首都會傳到最高層的耳朵裡。有史料記載，當時還有人向皇帝推薦柳永，皇帝問：「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推薦者答：「然。」皇帝說：「且去填詞！」柳永「由是不得志，日與獧子縱遊娼館酒樓間，無複檢約」，並半帶調侃地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
在皇帝們看來，柳永的詞唱起來很爽，但僅限於私人化的娛樂場合，而在國家治理層面，是萬萬不能讓人懷疑帝國最高層是推崇這些淫詞豔曲的，不然會引起道德人心的墮落。連帶著，肯定也不能錄用這個舉國皆知的「淫詞」作者當官，只能讓他去填詞，國家的道德體系才不會亂了套。
宋真宗就曾降旨說：「讀非聖之書，及屬辭浮靡者，皆嚴譴之。」閱讀範圍超出儒家經典，寫作帶有浮靡文風的人，都要嚴肅處理。這是朝廷要振興儒道，淨化文化環境呀。柳永若是官場中人，肯定要被樹立為反面典型進行打擊。
宋仁宗在位時期，同樣「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薄之文」。柳永的淫冶謳歌之曲，同樣屬於嚴厲打擊的行列。儘管皇帝本人會以「內部批判」的名義迴圈播放他的曲子，但在公開場合恨不得搞一場燒燬柳永作品集的行動。
3
問題是，整個時代寫浮豔之詞的人多了去了，為什麼偏偏是柳永成為被打擊的出頭鳥？
詞這種形式，是供教坊樂工、青樓女子歌唱的，從一誕生就帶有俗豔俚語的特徵。在蘇軾特意強調詞的豪放性之前，婉約詞幾乎一統天下，甚至連蘇軾本人，絕大部分的詞創作也都是婉約風。婉約，就必然多多少少帶有閨門密語、浮豔虛薄，乃至淫媟鄙俗的調調。
如果硬要說創作有原罪，那也是詞的原罪，而不是柳永的原罪。
柳永的作品集《樂章集》中，確實有不少「淫詞」，贈妓、詠妓、狎妓之詞比比皆是，甚至還有直接寫男女交媾之詞（當然，相比明清情色小說的寫法還是文雅多了），被李清照批評為「詞語塵下」。
秀香家住桃花徑。算神仙、才堪並。層波細翦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言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
洞房飲散簾幃靜。擁香衾、歡心稱。金爐麝嫋青煙，鳳帳燭搖紅影。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嘉景。猶自怨鄰雞，道秋宵不永。
——柳永《晝夜樂·秀香家住桃花徑》
像這闋《晝夜樂》，寫名妓秀香，上片寫她的容貌、聲音，用詞已經頗為豔情，但下片更不得了，直接寫男女交歡的場面，這就難怪要遭人詬病了。
因為這些「淫詞」在柳永的作品集中特別扎眼，所以，儘管他還寫過許多經典的羈旅詞、懷古詞、城市詞，但通通被無視了，人們僅留給他一個標籤——風流浪子詞人。
然而，那個年代的大詞人，無一不是這種寫法。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場面怎麼寫得含蓄一點，所謂「雅俗之別」罷了。
和柳永同時代的張先、晏殊、歐陽修等人，都是寫作男女香豔情感乃至色情風味詞作的老手。像歐陽修這闋《憶秦娥》：「十五六，脫羅裳，長恁黛眉蹙。紅玉暖，入人懷，春困熟。展香裀，帳前明畫燭。眼波長，斜浸鬢雲綠。看不足。苦殘宵、更漏促。」赤裸裸的程度絲毫不亞於柳永之詞。而比柳永晚出生半個世紀以上的蘇軾、秦觀等人，也依然在寫「笑倚人旁香喘噴」「玉纖嫩，酥胸白」等香豔詞句。
但只有柳永，揹負淫詞之名，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付出了落榜的代價，一生仕途困頓，這顯然是極不公平的。
為什麼會這樣？
其他人都以雙重人格在寫詞，只有柳永全身心投入，不加掩飾，成為史上第一個專業詞人，這使得柳永更容易成為被攻擊的靶子。
宋朝士大夫發展出文學體裁的等級論，即「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雖然都是創作，但不同體裁的創作在道德上有高低之分，文章第一，詩第二，詞曲最下。張先、晏殊、歐陽修等柳永的同時代人，對這一準則的把握都很老到，戴上面具寫載道文章，卸下面具寫言情之詞，毫不含糊。但柳永不懂這一套，別人把詞當「餘事」「末技」，他把詞當成全部，與歌女樂工打成一片，率真而不加掩飾，難怪吃了大虧。
傳統士大夫基於自身的道德優越感，認定俗豔詞曲僅可以在帝國統治階層內部把玩，因為他們讀過聖賢書，有辨別力和把控力。但絕對不能在小民之間流傳，否則，會導致社會道德的坍塌。帶著這種道德優越感和恐懼感，他們固然會在私人場合吟唱士大夫階層的「淫詞豔曲」，但在公開場合絕對要排斥香豔綺靡之音，以維護儒家詩教的正統地位。
換句話說，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香豔書寫模式，民間有民間的香豔書寫模式，二者界限分明，被認為是「雅俗之別」。柳永一定要跨界，代沉淪的青樓女子立言，這是民間的姿態，士大夫階層是不認的。
傳統士大夫階層對文化的層級就是這麼嚴苛，你可以說他們高傲，說他們虛偽，但就是改變不了他們的特性——他們容不下一個全身心代表民間文化的人。
據說，柳永以詞觸怒宋仁宗之後，曾去拜謁宰相晏殊求通融。晏殊問：「賢俊作曲子麼？」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冷冷地說：「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閒拈伴伊坐’。」
柳永以為，同樣寫詞的晏殊大人，一定對自己心有慼慼焉，哪知道，在晏殊大人的思想裡，詞與詞是有天壤之別的。柳永筆下「針線閒拈伴伊坐」——歌妓一邊做針線活，一邊與情郎相倚相挨——這樣的句子，晏殊就說自己絕對不寫。
晏殊寫思念，那必須是傳統意境，雍容典雅，比如「斜陽獨倚西樓，遙山恰對簾鉤。人面不知何處，綠波依舊東流」，柳永那種庸俗化、日常化的場景，是他相當不屑的。所以抱歉，咱倆雖然都寫詞，但絕非一類人。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肯定是柳永的詞更能反映時代的風貌，因為他的詞是有生活氣息的，帶有時代的煙火氣。而晏殊等士大夫的詞，幾乎看不到任何時代資訊，有的只是傳統意境的揣摩和複述，搭配私人化極強的情緒，放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個時代裡，都是成立的。也正因此，柳永的世俗化寫作，在當時就打敗了晏殊等人的精英化寫作，不僅在民間廣為傳唱，還悄悄傳進了皇宮。當下的真實，永遠最動人。
而柳永最終被打入另冊，也恰恰由於他的詞太出名，使他無形中被當成了市井俗豔文化的代表人物。
槍打出頭鳥，人紅是非多，他被上綱上線為儒家正統文化的對立面，並作為市井俗豔文化的代表人物遭到正統的鄙視和唾棄，也就順理成章了。
士大夫階層中有真誠的個體，但作為掌控主流意識形態的群體，則一定是虛偽的。所以他們一方面沉迷甚至模仿柳永的詞風，另一方面卻必須公開排斥和否定柳永的詞品，進而排斥和否定柳永的人品。
整個宋代，柳永是所有著名詞人中地位最低的，沒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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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一個寫詞的人，都無法忽視柳永的存在。
他的詞太經典了，儘管當時計程車大夫對他的淫媟豔俗表示不屑，然而，背地裡無不邊罵邊學。
宋人筆記有載，秦觀和老師蘇軾久別重逢，蘇軾向秦觀道賀說，你現在填詞更厲害了，京城都在傳唱你的「山抹微雲」那闋詞。秦觀客氣一番，說恩師謬獎。蘇軾卻接著說，但想不到我們分別後，你卻開始學柳永作詞了。
秦觀不承認，趕緊辯解說：「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先生不要空口無憑，毀我清譽呀。蘇軾則當場舉例質問道：「‘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觀慚愧不已。
這個故事資訊量很大。秦觀和蘇軾的對話發生時，柳永已經故去三四十年，但他的影響力顯然未減當年。從對話內容來看，被後世稱為「婉約派一代詞宗」的秦觀，和「豪放派鼻祖」的蘇軾，兩人均對柳永的詞作和詞風相當熟稔。他們對柳永詞都十分不屑，但弔詭的是，儘管他們都不願承認，但在無形之中，卻受到了柳永詞深深的影響，抹都抹不掉。
蘇軾調侃秦觀學了柳詞句法，而他自己也活在被柳永影響的焦慮裡。
從蘇軾的一些著名詞作中，不難看到柳永的影子。比如《江城子·記夢》中的「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分明就是柳永《雨霖鈴》中「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轉寫。
而同題詞作《八聲甘州》，柳永對景融入人世無常的感慨，想必也給蘇軾寫出「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以相當的啟示。因為蘇軾曾稱讚柳永的《八聲甘州》中「漸霜風悽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幾句，「不減唐人高處」，顯然是十分欣賞這闋詞的。
晚天蕭索，斷蓬蹤跡，乘興蘭棹東遊。三吳風景，姑蘇臺榭，牢落暮靄初收。夫差舊國，香徑沒、徒有荒丘。繁華處，悄無睹，惟聞麋鹿呦呦。
想當年，空運籌決戰，圖王取霸無休。江山如畫，雲濤煙浪，翻輸范蠡扁舟。驗前經舊史，嗟漫載、當日風流。斜陽暮草茫茫，盡成萬古遺愁。
——柳永《雙聲子·晚天蕭索》
這是柳永遊覽蘇州時寫出的懷古詞，沉鬱蒼涼，寄寓深遠。大家再默唸一下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對比一下，是否有熟悉的味道？
柳永寫「嗟漫載、當日風流」，蘇軾則寫「千古風流人物」；
柳永寫「想當年」，蘇軾則寫「遙想公瑾當年」；
柳永寫「江山如畫，雲濤煙浪」，蘇軾則寫「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
……
面對柳永詞，蘇軾的態度是矛盾的，既不屑，又讚賞，既想擺脫其影響，卻又欲罷不能。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以自己的詞終於脫離了柳永的詞風而沾沾自喜，可見柳永詞曾對蘇軾造成多大的焦慮。
毫無疑問，柳永是蘇軾在成長為偉大詞人的路上，必須翻越過去的一座高峰。這個眾所周知的段子，也很能說明問題：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殘風曉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
蘇軾當然高興，通過豪放詞的寫作，他自認徹底擺脫了柳永的詞風，而可以與柳永形成不同風格的雙峰並峙。
同樣的長路跋涉，也發生在「慢詞集大成者」周邦彥身上。周邦彥的慢詞聲譽甚高，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是因為他得到了柳永的真傳，所謂「周詞淵源，全自柳出」。
柳永是史上第一個大量創制慢詞的人，慢詞因音韻和緩、篇幅較大，突破了小令的侷限，從而擴大了詞的內容含量。經過柳永之手，詞的體式才算完備。自柳永之後，慢詞成為大宋詞壇主流。周邦彥正是在柳永大膽創新的基礎上，受其文學恩澤，才成長起來的。
北宋中後期，蘇軾和周邦彥各開詞壇一派，但追根溯源，他們都是從柳永詞分化而出。可以說，沒有柳永，就沒有蘇軾，也沒有周邦彥。宋詞能發展成與唐詩相媲美的文學高峰，柳永居功甚偉。
用現代文學史家鄭振鐸的話說，柳永的影響籠罩著整個北宋詞壇。
5
大宋詞壇如此重要的一代宗師，卻是體制的棄兒，這層轉折發生在柳永身上，就是一幕活生生的悲劇。你可以說他是深藏不露的掃地僧，可問題是，他本人並不願以掃地僧的身份度過一生。
當所有人都認定他是詞壇風流浪子的時候，只有他還堅信，自己要做一個溫柔敦厚的儒士，寄希望於並終生努力想成為一個兼濟天下計程車大夫。
在他40歲的時候，經歷多次科舉失敗，他忍痛離開開封，告別心愛的情人（疑為歌妓蟲娘），南下謀生，並寫下了那闋最負盛名的《雨霖鈴》：
寒蟬悽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柳永《雨霖鈴·寒蟬悽切》
深藏內心的功名之念，無時不對柳永的感情造成威脅。因為執著於科舉功名，他一生大部分時間處在漫遊之中，羈旅行役，遍及開封、江南、關中……他不停地干謁，投獻奉頌之詞，希望獲得舉薦。
終於，在他50歲的時候，命運稍微垂青於他一次。他考取了進士。
時人記載，他是在改名後才被錄取的，因為「柳三變」與「淫詞豔曲」構成對應關係，長期被列入黑名單，所以他才改名「柳永」。
但即便考中進士，年過半百的柳永也未迎來命運的改觀。他的餘生，久為小吏，在各地流走，歷任睦州推官、定海曉峰鹽場鹽監、泗州判官等職。他勤政愛民，政聲很好，卻難以升遷。最後出任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等寄祿官，權小位卑，始終未能進入上層士大夫的文化圈子。
據考證，直到65歲高齡，權小位卑的柳永還在四處干謁，希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的天才再也未能帶來任何奇蹟，儘管他勉力歌功頌德，但投獻出去的作品大多如泥牛入海，徒留嗟嘆。
柳永被嫌棄的一生，讓我想起了當代作家王小波。王小波生前為了作品出版，為了得到承認，曾配合出版社大規模刪稿、起庸俗的書名等，但均於事無補，像極了柳永忙碌一生的干謁之旅。鬱悶低落之時，王小波還考取了大貨車駕照，說不行就幹這個，像極了柳永曾痛苦而無奈地流連於市井圈層。
一個真實的人，游離在主流之外，寂寞孤獨，他的內心總歸是痛苦的。儘管事後，人們會對他們的孤獨進行美化，但仍不能迴避，他們是痛苦中的過來人，誰也不比誰超脫。
關於柳永的最後一個悲劇傳奇，源於他的死。
據說，他死時窮困潦倒，由歌妓湊錢安葬。送葬的隊伍中，歌妓們縞衣素服，個個淚溼衣袖，哭聲震天。她們的淚水中浸透了真誠的悲哀——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歌者，能如此為底層的女性代言；也從來沒有一個老者的離去，能如此讓城市的歌妓傷悲。這是對等的，也是柳永應得的。
當然，這個送葬的情節不一定真實。可以確定真實的是，活了70歲的柳永，死前肯定真切地感受到，真摯的感情不在士大夫之間，而在最底層的小民之間（比如他和歌妓）。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群中，他才感覺自己活過了有意義的一生。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悽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
人生已然悽楚，但請相信，歲月自有公論！
謹以此文，紀念歷史繁華的記錄者、時代悲劇的承受者——柳永，一個在文字中活了一千年的天才詞人！
黃庭堅：江湖夜雨十年燈
西元11世紀的中國，文化圈最牛的兩撥人，一撥是四川眉山蘇軾他們家，另一撥是江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