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045年，江西分寧（今修水）。黃氏家族迎來了一個男娃。儘管是家中的第二個男娃，父親黃庶仍舊十分欣喜。
分寧黃氏是進士世家。黃庶的父輩共有同族兄弟13人，個個以學問文章出名，其中有10人考中進士，當地人說是「十龍及第」。三年前，1042年，黃庶也考中進士，延續了家族榮光。
在整個宋朝，以及明朝最初的100年，是江西文化人才輩出的兩個時代。
黃庶希望這個新降生的男孩，將來能給家族和家鄉爭光，爭到什麼程度呢？他給男孩取名「庭堅」，用的是上古傳說中「八元八愷」16位賢臣之一的名字。這種望子成龍的心態，大概類似於現在的父親給孩子取名「化騰」或「一鳴」。
這個叫黃庭堅的小男孩，確實不是一般人。
有一次，他的舅舅李常到他家裡來，看到書架上許多書，隨手抽了幾本出來提問。黃庭堅竟然對答如流，無所不通。李常當場驚呆了，逢人就說，這個小孩「一日千里，必大有為」。至於在哪方面「大有為」，舅舅沒有明說。大家都憑直覺理解成，在官場上「大有為」。然而，黃庭堅7歲的時候，寫了一首詩，又讓所有人驚掉了下巴。
詩名叫《牧童》：
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橫吹隔隴聞。
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名利」二字，有些人活到70歲都掙脫不了，這個小孩，7歲就看透了。
思想早熟得可怕。
19歲時，黃庭堅入京科舉，還未放榜，朋友們就鬨傳他得了省元。於是大辦酒席，預先祝賀。喝著喝著，放榜訊息傳來，說真正考上的是孫升和另外兩人，並沒有黃庭堅。大家一聽，失望透頂，一鬨而散。有的人臨走前，還擦著眼淚跟黃庭堅道別：「兄弟，保重，別想不開呀！」
黃庭堅依舊喝著酒，哼著小曲，根本沒往心裡去。酒後，他還和孫升一起去看榜，神色跟平時沒什麼兩樣。3年後，再考。這次沒人給他預辦酒席，他卻靜悄悄考中了。
後來，有個跟他同姓的相面先生，硬拉著黃庭堅，要給他看相，邊看，邊嘆：「哎呀呀！這是點翰林、當中書的命呀！」看完，相面先生不跟黃庭堅要錢，卻跟他求一幅字，想做個廣告。黃庭堅沒有拒絕，想了一下，大筆一揮：「黃生相予，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
相面先生接過這一招牌，歡天喜地。人家問他，啥是「大葫蘆種」，他卻一臉茫然。為了顯示自己無所不知，他也不好意思問黃庭堅。
黃庭堅偷偷告訴同行的朋友說：「我曾在相國寺看見一個賣大葫蘆種的人，揹著一個葫蘆，奇大無比。他從大葫蘆中取籽出售，一粒就賣數百錢，貴死個人，但人們還是競相購買。不料，買了高價葫蘆種的人，種下去後，結出來的卻是廉價的瓠瓜。」
原來，黃庭堅給相面先生題寫的招牌，是在暗諷其忽悠人。他才不相信自己是什麼當大官的命。他壓根兒就沒興趣。
2
1072年，御史中丞孫覺的家裡來了個大人物——蘇軾。
孫覺事先把女婿黃庭堅的詩文，放在一個顯眼的位置。蘇軾一來，果然就看見了，隨手抓起來，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我閱文無數，當今世上的人，真寫不出這麼超逸絕塵的文字呀。」
孫覺抓緊機會推銷自己的女婿，請求說：「這個人，現在還不紅，大學士可以為他揚名。」
蘇軾笑著回答：「此人如美玉，不去接近別人，別人也會主動接近他。將來名聲大到想逃名而不可得，又何須揚名呢？」
數年後，蘇軾見到黃庭堅的舅舅李常。李常也向蘇軾力薦自己外甥的作品。黃庭堅13歲的時候，父親黃庶就過世了。此後，全賴舅舅撫養。舅舅相當於半個父親。
再次讀到黃庭堅的詩文，蘇軾又把他狠狠誇了一遍。李常趁機跟蘇軾要了聯絡方式，讓外甥與這位大文豪互加好友。黃庭堅遂戰戰兢兢給自己的偶像寄去詩文，請求指點。蘇軾也經常回信，賦詩作詞，不在話下。兩人雖未曾謀面，卻彼此神交已久。
轉眼到了1079年，蘇軾身陷烏臺詩案。案發之初，早先與蘇軾有過詩詞唱和、信件往來的人，紛紛加入揭發隊伍，撇清關係。黃庭堅當時人微言輕，卻要站出來維護蘇軾，說了一些「蘇軾忠君愛國」之類的話。
最終，蘇軾被貶黃州，黃庭堅被處罰金。
1086年，元祐元年。帝國政局發生重大變化，「新黨」失勢，被歸為「舊黨」的蘇軾、黃庭堅等人紛紛回京做官。
黃庭堅用一塊石硯作為見面禮，以弟子身份登門拜見了蘇軾，正式成為蘇軾的學生。
這一年，黃庭堅42歲，蘇軾50歲。
蘇軾為正式將這名老學生收入「蘇門四學士」而欣喜不已，寫詩說：
我今獨何幸，文字厭奇玩。
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憂散。
有了這樣的弟子，我是病也好了，憂愁也解了，吃嘛嘛香。
隨後的三年左右，黃庭堅與蘇軾及其他門人朝夕相伴，切磋詩文，鑑賞書畫。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有一回，師門聚會。黃庭堅拿出昨晚寫的草書，請蘇軾點評。
蘇軾看後，捋須頷首，表示滿意：「你的字，用一種現象來形容最貼切不過。」
黃庭堅很期待：「老師快說，什麼現象？」
蘇軾口吐五字：「枯樹掛死蛇。」
黃庭堅瞬間整個人黑線了，不帶這麼幽默的。他不甘示弱，說老師的字也好有一比。
蘇軾：「你說，我受得了。」
黃庭堅：「亂石壓蛤蟆。」
在座的人，都笑得肚子疼。這倆書法大師，互相「噁心」，旁人卻不敢當真，這分明就跟如今的首富們動輒說自己「一無所有」「普通家庭」是一樣的，好嗎！
在這期間，黃庭堅的詩越寫越好，世人開始將他與蘇軾並稱為「蘇黃」。書法也是，與蘇軾共同入列「宋四家」。
多年後，人在貶途的黃庭堅，聽聞蘇軾去世的訊息，失聲痛哭。他在屋裡懸掛蘇軾的畫像，每天穿戴整齊，畢恭畢敬地向畫像焚香行禮。
有人說起他與蘇軾並稱「蘇黃」，難分伯仲，他即刻起身離席，趕緊迴避說：「我是東坡先生的弟子，怎敢這麼沒大沒小？」
3
蘇軾不愧是最瞭解黃庭堅的人。當初，讀了他的詩，人都沒見著，就斷定此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事實證明，黃庭堅正是一個看輕功名利祿，只重內心世界的人。這導致了他一生的仕途極為黯淡。他一生沒做過大一點的官，基本都在縣、鎮一級兜兜轉轉。不是他能力不行，而是他官品太好，又遇上朝廷推行變法，一旦發現一些新政勞民傷財，他就堅決抵制，不執行。
他在江西泰和當知縣的時候，朝廷頒佈徵收鹽稅的新政，地方官收上來的稅額跟政績直接掛鉤。其他縣都拼命在收稅，他倒好，說「窮鄉有米無食鹽」，拒絕執行新政。結果，被降職到了山東德州德平鎮。
當時，德州通判是趙明誠（李清照丈夫）的父親趙挺之。趙挺之遵照上級指示，強力推行「市易法」，黃庭堅卻以所在的德平鎮「鎮小民貧」為由，多次提出反對意見。等到趙挺之後來步步高昇，仍始終記恨黃庭堅，讓他吃夠了苦頭。
總之，黃庭堅仕途坎坷，主要原因是他堅持以民為本。他曾在官府前面刻上16個字，警示自己做官時屁股要擺正：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別人當官都是空喊幾聲為國為民，自己該怎麼往上爬還是怎麼往上爬，你黃庭堅真的屁股都坐到老百姓那邊去了，領導怎麼會喜歡呢？
別人官越做越大，黃庭堅卻官越做越小。
但他根本不在乎。
元祐年間，「舊黨」掌權。黃庭堅好不容易有點熬出頭，被授予《神宗實錄》檢討官、著作佐郎等職，負責修史。他卻連連上疏要求辭官，實在辭不掉，才去赴任。
《神宗實錄》修好了，來不及升官，他母親病逝了。黃庭堅趕緊返鄉守孝，哀傷成疾，幾乎喪命。他是有名的大孝子，後來入了「二十四孝」。
守完母喪，回到朝廷，政治風向又變了。
「新黨」重新上臺，開始清算「舊黨」。儘管黃庭堅向來沒有門戶之見，在王安石變法失敗後，還曾公開說王是「一世之偉人」。但政治鬥爭總是那麼殘酷無情，人在官場，被波及時往往身不由己。
「新黨」審查《神宗實錄》的內容，從裡面挑出了1000多條他們認為有問題的記載，說黃庭堅誹謗了宋神宗1000多次。無論他們怎麼威逼利誘，黃庭堅卻始終不承認有誣衊先帝之詞。他的凜然正氣，讓整他的人都覺得無地自容。
最終，史官們認定《神宗實錄》有32處表述存在問題，其中黃庭堅所寫「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成了首要問題，罪名是「大不敬」。所謂「鐵龍爪」，是王安石變法期間，一名太監設計的一種疏浚河道工具。用它治河，勞民傷財，效果很差，所以黃庭堅才有此記述。
面對審訊，黃庭堅仍不低頭認罪。他淡定地說：「這件事是我親眼所見，確實如同兒戲。」
「新黨」們被他的膽氣鎮住。
既然事實查不出問題，那你的態度就是最大的問題。
於是，從1094年起，黃庭堅開始了人生的最後十年，一段越貶越遠的生涯。
4
貶謫的詔書頒下來的時候，左右的人都哭起來，當事人黃庭堅卻跟沒事人一樣，倒頭便睡，鼾聲大作。睡醒了，竟然還面有喜色。
大家在想，這個大叔莫不是被嚇傻了？於是好心提醒他說，黔州（今重慶彭水）乃是蠻荒之地，少有人煙，凡遭貶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僅不擔心，還很高興，你是不是傻啊？
黃庭堅回答說，四海之內，皆為兄弟，浮生若夢，來去無跡。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無處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憂？
整人的人，最見不慣被整的人這副超然的心態。
過段時間，又把黃庭堅貶得更遠，貶到了戎州（今四川宜賓）。
在戎州，黃庭堅給住的破地方起名「任運堂」，意思是人生好比海上的波浪，有時起有時落，管他好運歹運，該來就來吧。
他可能還是喝著小酒，寫著詩詞，繼續他的風流灑落。
黃菊枝頭生曉寒，人生莫放酒杯幹。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裡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盡清歡。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
——黃庭堅《鷓鴣天·座中有眉山隱客史應之和前韻，即席答之》
如此我歌我狂，吃吃喝喝，看破世情，整他的人真的拿他毫無辦法。
1100年，黃庭堅被短暫放還。
不到兩年，蔡京拜相後，為打擊政敵，命人刊刻元祐黨籍碑。這時，黃庭堅早年得罪過的人，包括趙挺之等人又跳了出來，把黃庭堅的名字列入黨籍碑。這次，57歲的黃庭堅被褫奪了編制，貶往更加偏遠的宜州（今廣西河池）。
朋友聽了流淚不已，他卻笑著說了一句：「宜州者，所以宜人也。」硬生生地替那個貶謫之地，做了一個最宜居的廣告。
在宜州，看到梅花開得很盛，黃庭堅寫下了一生最好的詞之一。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遍、向南枝。
玉臺弄粉花應妒，飄到眉心住。平生個裡願杯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黃庭堅《虞美人·宜州見梅作》
人生沒有幾個十年，但即便在命運的顛沛流離中，他仍能把最深的感慨，獻給最美好的事物。
黃庭堅上一次感慨「十年」，還是在40歲的時候。當時他在山東德平鎮，好友黃幾覆在廣東四會縣，黃庭堅寫了詩想寄過去。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
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黃庭堅《寄黃幾復》
黃庭堅為好友的懷才不遇，仕途沉淪而打抱不平，但他何嘗對自己的人生悲劇在意過？
這首詩是我最喜歡的宋詩之一。宋人以詞傳世，但詞的輝煌掩蓋了宋詩之名。個人認為，「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是宋代最牛的兩句詩，14個字道盡了朋友的深情：曾經的美好，如今的別離，各自的苦難和灑脫，都在詩裡了。
晚年的黃庭堅，對人對己，「皮毛剝落盡，唯有真實在」。
在宜州最後的日子，他被迫搬到一處廢棄的戍樓（軍事瞭望樓）居住，冬冷夏熱，隔壁就是屠宰場，市聲喧囂。但他讀書作文，自得其樂，還給這個地方起了個雅緻的名字——喧寂齋。
他把苦難看得淡如水，他說自己：「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
一直陪伴黃庭堅最後歲月的範寥，後來回憶說，有個大熱天，太陽烤了很長時間，忽然傾盆大雨，黃庭堅興奮得不得了，像個小孩一樣，坐在椅子上，將雙腳伸出去淋雨，還回頭對範寥說：「吾平生無此快也！」
1105年，黃庭堅病逝於宜州，享年61歲。
臨死前，他已有預感。一天，從潮溼的床榻上爬了起來，他要為朋友寫他最喜愛的《後漢書·範滂傳》。
範滂是東漢名士，為人清厲正直，但陷入黨錮之禍而遭逮捕。地方官不忍抓他，想和他一起逃跑，範滂卻拒絕說，如果殺了我能夠結束殘酷的黨錮之禍，何嘗不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呢？
臨刑前，範滂的母親領著範滂的兒子來看他。範滂眼含熱淚，對兒子說：「讓你以後做壞事嗎？我一生沒有做過。讓你以後做好事嗎？我做了又落得如此下場。」
範滂這麼一說，圍觀群眾都哭成一片。
寫到這裡，黃庭堅彷彿聽到範滂的義憤與嘆息，手中的毛筆霍然折斷。東漢的黨錮之禍，在黃庭堅的筆下，跟北宋的新舊黨爭又有何差異呢？
友人趕緊取來另一支毛筆，遞到黃庭堅手上，讓他把自己想說的話，全都寫進了《範滂傳》裡。這幅大氣豪邁、筆力雄健的《範滂傳》，成為他最後的傳世書法，可謂「人書俱老」。
寫完沒多久，黃庭堅就命絕了。
5
黃庭堅死後，這個命途多舛的帝國邊緣人，卻讓歷史深深銘記了近千年。
他的詩與蘇軾並稱，「蘇黃」成為宋朝詩壇的雙子星座。
一批年輕詩人受他的詩藝與人品感召，集結在他周圍。比他小8歲的陳師道，在見到黃庭堅後，果斷焚燒了自己以前的詩稿，誠心誠意跟他從頭學習寫詩。久而久之，以黃庭堅為中心，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名稱的詩文派別——江西詩派，雄踞兩宋詩壇，影響十分深遠。
他的詞，頗具爭議。喜歡的人說他與秦觀堪稱北宋詞壇的兩座高峰，不喜歡的人則說他是詞的門外漢。但不管喜不喜歡，所有人都不能否認，黃庭堅是宋詞後花園中最特立獨行的一個。
他「以詩為詞」「以俗為雅」的革新做法，對辛棄疾、姜白石等南宋一流詞人均產生過影響。
他的書法，名列「宋四家」，卻也一度被理學大師朱熹批得一無是處。
隨著明朝中後期陸王心學的興起，追求個性解放成為社會風潮，當時的書法家才像發現大神一樣，發現了黃庭堅的價值。沈周、文徵明等當時最牛的書法家，無一不是黃庭堅的小迷弟。這些書法家個性鮮明，他們都受到了黃庭堅無法之法、自我創造的強烈影響。
黃庭堅的書法信條——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終於讓晚明以後的書法界，煥發了久違的生機。
其實，黃庭堅生得並不是時候。
他生得太晚了：
他生之時，唐詩早已輝煌完了，並有了奠定各種風格的代表人物；
他生之時，詞也經過了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發展，經過了一撥一撥典範級別詞人的書寫，早已成熟；
他生之時，書法從魏晉的二王，到隋唐的顏柳，每一種寫法都有了無可逾越的巔峰……
但，即便如此，又有何妨？他依然憑藉自己的極高天賦與耿介性情，在各個領域自成一家，始終不肯依傍他人門戶。
最終開宗立派，抹平了時間的劣勢，一躍而成大師的大師。
還記得他的舅舅李常，在他年少時說他「一日千里，必大有為」嗎？原來，說的不是他在官場上「大有為」，而是在綿延千年的文化傳承上「大有為」。
這才是，他被歷史銘記最主要的原因。
在黃庭堅死後170年，南宋末年，有個朝臣上奏為黃庭堅請求「文節」的諡號，在奏疏中評價黃庭堅說：
公之文名，愈久愈著，如暾日之行天，終古不滅，非道德博聞不及此；公之氣節，愈挫愈勁，如精金之在冶，百鍊不磨，非能固守不及此。
這是一個無負於時代，無負於歷史的中肯評價。
致敬，黃庭堅，一個大寫的宋朝人！
周敦頤：那個寫《愛蓮說》的人
我相信，每一個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中國人，基本都能背誦一篇題為《愛蓮說》的短文：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此文僅有119個字，卻成為千年來的傳世經典，跟劉禹錫的《陋室銘》一樣，都是中國文學傳播史上的奇蹟。
然而，很多人能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脫口而出，但對它的作者是誰卻要好好想一想。
很多人知道它的作者叫周敦頤，卻不知道周敦頤除了寫過《愛蓮說》還幹過什麼。
若生在當代，周敦頤絕對屬於「歌紅了人沒紅」的那種明星。
但周敦頤不是歌星，也不是文學家，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個開山宗師，他的思想至今潛移默化影響著每一箇中國人。
1
周敦頤是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他生於1017年，出生時並無任何祥瑞異象。在他出生的年代，北宋已立國逾半個世紀了，亟需重建一套新的思想體系，以應對新的歷史時期。
宋代之前是紛繁變亂的五代十國，那個亂世被宋人描述為人心離散，價值錯亂，道德崩潰。而亂世的出現，除了現實的政治、經濟等因素之外，思想坍塌並失去了維持社會穩定的功能，是更為根本的原因。
宋朝立國後，幾代士人都在尋找維持人心和社會平穩的思想資源。
周敦頤長大後加入了尋找的行列，並最終脫穎而出，成功構建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經過二程（程顥、程頤）和朱熹等人的發揚而成理學，成為此後近千年主導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但周敦頤的一生並不如意。
他最早顯現出來跟別人不一樣之處，是在14歲那年。他徵得父母同意，帶著簡單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許多書本，在一個僕人的陪同下，跑到了離家數十里外的月岩，在孤冷的巖洞中讀書思考。這件事，後來被稱為「月岩悟道」，是周敦頤思想昇華的濫觴。
一年後，周敦頤的父親病逝。15歲的少年只能跟著母親投奔在京城開封做高官的舅舅鄭向。
鄭向很喜歡這個聰慧的外甥，指點他攻讀經史。後來，朝廷給予鄭向一個恩蔭子弟入仕的機會，鄭向沒有推薦自己的兒子，而是推薦了外甥周敦頤。
又五年後，舅舅和母親相繼病逝。
在為母親守喪期間，20歲出頭的周敦頤已經頗有名氣。比他大28歲的范仲淹專程到周敦頤讀書的鶴林寺，跟他交流思想。少年王安石則三次慕名前往拜會周敦頤。
這些人，還有歐陽修、蘇軾、曾鞏等，年齡跨度相差大約半個世紀，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面對時代的根本命題——如何重建一套安穩人心的思想體系，也各自作出了努力。最後卻是官職最為卑微的周敦頤，最好地完成了這項使命。
2
在古代，人們評價一個官員的標準，在於他的德行和作為，而不在於官職大小。因此，周敦頤雖然官職不大，但政聲很響。
他一生為官三十餘載，輾轉湖南、四川、江西、廣東等十來個州縣，留下為官的足跡。不過，跟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官至宰執、有機會推行自身理念的大政治人物相比，周敦頤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職，也就是做到廣東的提點刑獄而已。
這可能跟周敦頤不是科舉出身，而是憑藉恩蔭入仕有關。
儘管周敦頤在每個地方做官的口碑都極佳，但他的升遷極為困難。1040年，周敦頤服完母喪，被派往洪州分寧縣（今江西修水）任主簿，做一個低階的事務官。一到分寧，年輕的周敦頤就解決了一起陳年舊案，當地人很驚訝，交口稱讚：「老吏不如也。」
很快，他被推薦做南安軍（今江西大余）司理參軍。有個人犯了罪，但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是個酷吏，想將此人判死。所有人都不敢跟王逵爭辯，只有周敦頤不怕，依法力爭。
王逵不聽，周敦頤當即決定棄官而去：「這樣的官有什麼可做的！殺人以媚上，我幹不了。」王逵這才領悟到自己的霸道，改正了作風，後來還推薦周敦頤做了郴縣縣令。
在南安，周敦頤有個上司叫程珦。程珦見周敦頤氣貌非凡，一交談，便知此人學問不得了，隨即讓自己的兩個兒子拜其為師。這兩兄弟便是後來的理學大儒程顥、程頤。
周敦頤每到一地，都勤勉為官，從不以官小而懈怠，而且，他為官清廉得驚人。
1054年，他任知州於洪州南昌，日夜操勞，終至大病一場，甚至「假死」過去。好友潘興嗣趕來為他料理後事，看到他整個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清貧得讓人掉淚。
好在周敦頤昏死了一日一夜後，又奇蹟般地甦醒過來，不然宋代的理學要怎麼發展還是個未知數，而我們也鐵定讀不到《愛蓮說》了。
3
通常認為，《愛蓮說》寫於西元1063年初夏，蓮花盛開之時。當時，47歲的周敦頤在虔州（今江西贛州）任通判。
《愛蓮說》篇幅很短，僅有119個字，寫出了蓮花可愛可敬的七種品質，成為託物言志的小品名篇，傳誦至今。不過，很多人並不知道，周敦頤在這篇文章中流露了他的糾結，並給出了他糾結之後的答案。
關於古代士人最經典的人生命題——「仕」與「隱」的矛盾衝突，該如何抉擇？
在文章中，周敦頤以牡丹、菊花和蓮花三種意象，來指代這對矛盾以及它們的中間狀態。
而只有一個在現實中遭遇磨難，卻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才會如此糾結於自己的選擇。
1057年，在西南山區合州（今重慶合川）做判官的周敦頤迎來了他的長子出生，這一年他已41歲。
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1059年，後來負責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蒲宗孟，在合州認識了周敦頤。兩人暢談了三天三夜後，蒲宗孟驚歎：「世間怎會有這般奇才？」
次年，蒲宗孟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周敦頤。
1062年，在寫作《愛蓮說》的前一年，周敦頤的次子出生，此時他的長子僅有6歲。
他一生清廉，家無餘財，眼下還要撫養兩個兒子。儘管他十分羨慕陶淵明那種「採菊東籬下」的隱居生活，儘管他對自己卑微的官職並無留戀之情，但他不得不接受現實，與生計問題達成妥協：
久厭塵坌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
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周敦頤《題酆都觀》
說白了，想過陶淵明式的隱居生活，是需要資本打底的。任何時代，這都是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在唐代，「佛系詩人」王維也曾遭遇類似的困境，他厭倦官場，卻只能勉強支撐，因為弟、妹等人的生計都需要他操持。周敦頤也是如此，連他的親友、同事都知道他有意歸隱，他的妻兄蒲宗孟說他「生平襟懷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無奈缺乏「買山錢」——隱居山林的資本，他只得繼續幹著流轉的小官。
對於《愛蓮說》的解讀，一些人認為周敦頤對以菊花代表的陶淵明及其隱逸文化採取了否定態度。其實並非如此。
周敦頤的親友都曾在詩文中將他比作陶淵明，兩人的區別在於現實的處境不同。周敦頤的生計壓力決定了他只能在長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只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而不能是「花之隱逸者也」的菊花。在周敦頤筆下，與其說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說是一種糾結的心態。
但周敦頤之所以是周敦頤，正是因為他在無奈的現實中尋找到了超脫之道。
在周敦頤筆下，菊、牡丹和蓮都是觀照人生的隱喻，分別暗指了隱逸之樂、富貴之樂和君子之樂。更進一步分析，還可發現，菊代表儒家所稱的「內聖」，牡丹代指「外王」，而蓮則是「內聖外王」的結合。這樣，悲催的處境就變成了周敦頤的修煉之路，一方面做官是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面隱居是為了參悟哲理，它們共同塑造了一個愛蓮、似蓮的周敦頤。
1071年冬天，周敦頤終於辭官，實現了歸隱的夙願。他定居在江西廬山的蓮花峰下，將門前的小溪命名為家鄉的「濂溪」，他的書堂就是濂溪書堂。雖然身體有病，生活亦不寬裕，但他心情愉悅。
兩年後，1073年，周敦頤病逝，終年5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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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追溯周敦頤一生的經歷與思想，才能深刻理解這一點：篇幅僅相當於一條微博的《愛蓮說》，為什麼是他最重要的傳世文獻之一？
事實上，作為一名極具思想原創性的開山宗師，周敦頤留下來的文字極其有限，總共不過6000多字。後世研讀他的思想，基本上離不開他的《太極圖說》《通書》和《愛蓮說》。《愛蓮說》內涵深刻，但哪怕是一個初中生，也能讀懂一二，至於其他兩篇文章，對不起，一般人如讀天書。
然而，後世構建理學體系，都離不開周敦頤在這些文章中運用的概念，比如無極、太極、陰陽、動靜、性命、善惡，等等。
毫不誇張地說，儒學的第二次生命，是由周敦頤開創的「濂學」賦予的。
唐代號稱盛世，但盛世的思想是貧乏的。整個唐代，儒家沒有出現大思想家。反倒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本土化產生的禪宗，誕生了不少哲學家，一開始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繼而以「接地氣」的理論，介入世俗人群。這也就是唐代至五代，儒家知識分子屢次主張滅佛的思想根源。
韓愈是一個堅定的排佛主義者（儘管他本人深受佛學影響），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抬出傳統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來對抗佛教的「出世主義」，在思想深度上難以撼動佛教的地位。
到了宋代，被譽為「宋初三先生」的孫復、石介和胡瑗，繼續以儒學排斥佛教。但他們仍然沿用韓愈的批判套路，無非是罵佛教為「夷狄之法」「悖亂王道」，這種只有偏見、沒有力度的論調顯然無法服眾。
宋代的儒家知識分子亟須構建一種更有力度的思想體系，奪回被佔領的思想高地，並穩定人心和社會。
周敦頤的出現適逢其時，與他同時或比他稍後的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這五人後來被稱為「五星聚奎」，是儒學復興的徵兆。
周敦頤首次提出要學顏回，「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樣，自唐代以來就被推崇。但周敦頤專門強調，顏回也是士人學習的榜樣，是「內聖」的典範。
在儒家經典中，顏回是生活極窮、內心極樂的形象。周敦頤說，富貴，人所愛也，為什麼顏回卻不愛不求而樂乎窮也？無慾則靜。
由於宋明理學在後世的宣傳中，刻板地認為人的慾望是應當被消滅的，導致理學被「汙名化」至今。實際上，周敦頤提倡的顏回式的「無慾」，並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慾望，而是說，一個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他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慾望。明清之際大儒黃宗羲在闡釋周敦頤這一思想時，專門指出：「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
靜不是不動，而是不妄動；無慾不是不要欲，而是不要妄欲。
周敦頤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為聖賢，倡導聖人平民化。在此之前，漫長的歷史中，聖人的頭銜僅授予堯、舜、孔子這些遙不可及的偶像，現實中的人與聖人似乎處在平行世界中。周敦頤希望打破這種區隔，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普通人通往聖人的過程，共分為三層修煉階梯：士—賢—聖。
具體的修煉方法，他也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個字——誠。正如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說，「周子（周敦頤）之學，以誠為本」。
周敦頤把「誠」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一個人通過內心的修煉，做到「懲忿窒欲」和「遷善改過」，就能達到聖人「誠」的境界。他把這個過程稱作「立人極」。
他不反對符合道義的富貴，正如他不想別人跟他一樣，為了「買山錢」苦苦掙扎，但他在社會上標懸更高的價值。而這種價值跟世俗的財富和地位毫無關係，你是富豪也好，你是高官也好，對不起，這些都不值得崇拜。除非你是一個超越外在身份、修煉成具有顏回一般魄力的人，才值得尊敬和推崇，才有資格進階於賢人、聖人之列。
他也不是一個思想狹隘之人，相反，他能夠構建起濂學體系，併成為「理學鼻祖」，正是源於他的開放與包容。不像前輩士人對待佛教或道教的仇視態度，他不設藩籬，兼用三教，「太極」概念主要來自道教，「蓮花」意象主要來自佛教……只有這種胸襟的人，才能真正為儒學開闢出一條新路。
拋開我們對待理學的「成見」，周敦頤是把儒學拉回人間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貢獻是恢復儒學中斷了近千年的道統，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宋代四大學派——濂洛關閩，他開創的濂學是居於第一位的。
5
今天，在理學被公眾簡單理解為「滅人慾」的「殺人之學」的時候，我之所以要重提周敦頤作為理學宗師的身份，主要是想普及一下理學的常識，至少在它誕生的時候，並不像後世所理解的那麼反動和狹隘。
作為理學的創立者之一，周敦頤本人也修煉成為人格幾乎完美的「聖人」。他並不以之要求他人，他用自己的理論要求自己。
他思想不保守，認同並同情王安石變法。反倒是他的兩個學生，程顥和程頤，因為囿於「新舊黨爭」，竟然羞於承認周敦頤是他們的老師。
他影響了同時代的很多大人物，曾鞏、王安石、蘇軾等人，儘管立場不同，但均以周敦頤的私淑弟子自稱。只是周敦頤胸懷灑落，不願以師道自居，而只願把他們當作朋友。
他的人品得到所有人的稱讚。北宋名臣、「鐵面御史」趙抃一度認為周敦頤是奸惡之人，周敦頤並不申辯，直到兩人共事，周敦頤在趙抃底下做事，趙抃才知道自己太糊塗，從此引為知己。另一個名臣呂公著聽聞周敦頤之名，以身家性命擔保推薦他：如果周敦頤日後收贓納賄，「甘當同罪」。
他的思想影響深遠。南宋朱熹是周敦頤的鐵粉，吸納了周敦頤的學說，而成理學大儒。明代王陽明是心學集大成者，但他曾寫詩說自己其實也是私淑周敦頤。
兩宋之際的著名學者、湖湘學派奠基者胡宏說，周敦頤「一回萬古之光明」「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這一觀點得到後世的認可，如今仍有許多學者提出，周敦頤是儒家繼孔、孟之後的第三位聖人。
不過，周敦頤的價值真正被髮掘，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病故整整100多年後。
1220年，周敦頤死後約150年，朝廷追賜諡號「元」，後世稱其為「元公」。
1241年，周敦頤死後約170年，朝廷追封其為「汝南伯」，從祀孔廟。
至此，周敦頤作為「理學鼻祖」的地位得以確立。這就叫「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直到新文化運動以後，這名儒學宗師的真正身份才被漸漸淡忘。
好在人們始終記得他的《愛蓮說》。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
故人慾問吾何況，為道舂陵只一般。
——周敦頤《任所寄鄉關故舊》
1073年，周敦頤病逝前，他原來的上司兼好友趙抃得知他辭官歸隱，便想再起用他。然而，朝廷的詔書到達時，周敦頤已經離開了人世。
儘管他一生在出仕與歸隱之間糾結，但他自始至終追求的是安頓自己的生命，安頓眾人的生命。他的悲情源於他的格局和抱負。
他的一生，在崇尚英雄傳說的人們眼裡，顯得太過平淡——沒有生死考驗，沒有大起大落。但他如此真實地存在於我們的歷史之中，如此深刻地構建起我們的精神底色。
只是，我們不曾覺察。
這或許才是「聖人」的力量：我們以為將他遺忘，他卻不曾離開。
張載：他的22字格言，影響千年
如果你留心或搜尋一下，會發現多位領導人在不同的講話中，都引用過同一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沒記錯的話，這短短22字名言並未進入義務教育的教材，但絕對是教材之外知名度最高的名言之一。只要在某個場合聽過一次，下次保準張口就能背出來。
關於這22個字，學界有一個專稱，叫「橫渠四為」或「橫渠四句」。它的作者叫張載，「北宋五子」之一，生於1020年。因為長期在今陝西眉縣橫渠鎮生活和講學，故被後世稱為「橫渠先生」。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橫渠四句」影響中國達千年。從它誕生之日起，就被各個時代的牛人當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標準，並以一生踐行之。
而且，它最有生命力的時刻，都是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講過，黃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際講過，馬一浮在抗戰時期講過……
有學者說，「橫渠四句」就是中國人的精神絕句。
千年來，如果有哪一句話自始至終激勵著一代代中國人為國為民而努力奮鬥，那一定是「橫渠四句」。
1
張載的祖籍是開封。1020年，因為父親張迪在長安做官，所以出生於長安。張載的名字，取《周易》中「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之意，彰顯了父親對他品格的一種期望。
15歲那年，父親在涪州（今重慶涪陵一帶）知州任上病逝。身為家中長子，張載帶著5歲的弟弟張戩，與母親一起護送父親的靈柩，欲歸葬祖籍開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陝西橫渠鎮，因盤纏用光了，又聽說前方發生兵變，只好滯留此地。張載和母親將父親靈柩落葬於當地一個叫迷狐嶺的地方。
或許是冥冥中註定，留住了眼前這名神情悲慼的少年，橫渠這個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日後的歷史中就將演變成中國版圖上一個值得特別標記的原點。
在三年守孝期間，張載做主賣掉了開封的祖宅，定居橫渠鎮。
史載，張載「少喜談兵」，是個熱血軍迷，跟著友人學習兵法，還一度想要組織民間武裝去收復洮西（今甘肅臨洮一帶）失地。
北宋重文輕武之風舉世聞名，武人沒啥社會地位，但朝中一幫士大夫很熱衷談兵。談來談去，無非紙上談兵，大多變成沒有實戰經驗的空談而已，而國家邊患此起彼伏，通常只能花錢買平安。在時代風氣和個人愛好的影響下，張載長大後要麼變成一個武人，要麼變成一個只會紙上談兵計程車大夫。所幸，21歲那年，他遇上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人物。
1040年，三川口之戰，北宋敗於西夏。52歲的范仲淹被緊急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延州（今陝西延安）知州。范仲淹無論人品還是能力都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
年輕的張載聽說范仲淹來陝西了，立馬帶著他寫的《邊議九條》奔赴延州。
范仲淹應該與張載進行過一次深入的對談，只是具體的情形歷史並無記載。我們只知道，年長30來歲的范仲淹最後語重心長地對小張說：「儒家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意思是，你作為一個讀書人，應該著力重振儒學，而不要想著從軍博取功名。沒說出來的一層意思可能是，唉，這已經過了建立軍功的時代了，年輕人。
臨別時，范仲淹送了張載一本《中庸》，勉勵他說，要下苦功夫。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收拾行囊，回到橫渠家中，從此潛心苦讀儒家經典。
兩年後，剛在慶州（今甘肅慶陽）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張載這個年輕人，遂請他到慶州相見。張載應邀寫了《慶州大順城記》，范仲淹自掏腰包，給了張載一筆錢當作稿費。實際上，這是范仲淹對當時貧寒交加的張載的變相救濟。
張載把這筆錢存起來。10年後，他弟弟張戩進京考進士，用的是這筆錢。又5年後，張載本人進京考進士，還是用這筆錢。
大約600年後，明末大儒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說，范仲淹「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張載）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
張載確實幸運，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不僅改變了自己的終生志業選擇，還在經濟上獲得體貼的救助。而儒學也是幸運的，在11世紀遇到了范仲淹。
很多人知道11世紀中國文壇最大的伯樂是歐陽修，卻不知道當時思想界最大的伯樂是范仲淹。在宋初的儒學復興運動中，范仲淹不僅發掘並幫助了張載，還直接指導或關懷過「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孫復，以及理學開山宗師之一的周敦頤。這樣一個善於發現人才、愛護人才的坦蕩君子，舉世罕見，難怪黃宗羲說范仲淹一生沒有一點兒瑕疵。
2
在同時代的人看來，張載並不是天才。在11世紀璀璨的星空中，張載最終能夠成為照亮千年的那顆星，有一大半的功勞源於他的勤學苦讀——正如范仲淹當年叮囑他要下苦功夫一樣。
張載曾自撰一副對聯，「夜眠人靜後，早起鳥啼先」。貼在書房兩側，時刻激勵自己。他是苦讀熬出來的一代宗師，因為苦讀，還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張載比理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年長十二三歲，是他們的表叔。但即便是晚輩，二程依舊批評張載有「苦心極力」之象，讀書太用力了，堪稱艱苦卓絕，跟其他理學家那種優遊的讀書方式不一樣。
1057年，嘉祐二年，張載參加科舉。考中了，登上了傳說中的「千年科舉龍虎榜」。那一榜中進士的人，除了張載，還有蘇軾兄弟、曾鞏兄弟、章惇、程顥等，一個個如雷貫耳，人中龍鳳。那一年，張載已經38歲，在上榜的牛人中屬於超大齡考生，僅比經歷更苦的曾鞏小一歲。
但苦讀出身的張載，總算熬出頭了。考完後，在宰相文彥博的支援下，張載在開封相國寺坐虎皮椅子，開壇講易經，名動京城。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第一次見到了他的兩個表侄——程顥、程頤兄弟。經過一番秉燭夜談，第二天，張載對他的聽眾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輩可師之。」此言一齣，二程聲名大振。張載虛懷若谷，由此可見一斑。
1068年，登基不久的年輕皇帝宋神宗召見王安石，詢問治國之道。王安石直接說，唐太宗這種級別的帝王就不要學了，咱要幹就直接對標堯舜，「每事當以堯舜為法」。
第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向宋神宗推薦了張載，推薦理由是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也就是說，在張載50歲這一年，他已在帝國思想界奠定了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程頤的說法，張載「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楷模」。從接受范仲淹的勸告算起，至此時，歷經整整30年的苦讀，張載終於開山立派。他創立的門派，後來被稱為「關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朱熹的閩學，一起並稱為「濂洛關閩」，是宋代理學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聽說國家還有這號人物，趕緊召見。像問王安石一樣，皇帝也問了張載治國之道。
沒想到，張載的答案跟王安石的答案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對標最高標準開始幹。張載的原話是：「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皇帝聽完，像打了雞血一樣，很興奮。這說明當時國家最聰明的腦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後，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開始了大規模的變法運動。
新法推行後，王安石邀請張載加入協助，但最終兩人卻未能走到一起。根據張載弟子呂大臨的記述，王安石主動向張載發出邀請，張載答覆說：「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變法我是支援的，但你要與人為善，大家商量著來就沒問題；如果強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幹，那可不行。
可見，張載委婉地拒絕了王安石。
從與宋神宗的問答來看，張載也屬於變法派，但他為什麼要拒絕加入王安石的隊伍呢？一個主要原因是，張載認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過於激進，這違背了他本人作為一個溫和變法派的初衷。
最終兩人「語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悅」。
沒多久，張載突然被派去浙東審理一起貪汙案。針對這次人事安排，當時就有人提出異議，張載向來以道德學問見長，為何要安排他去處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經據典回答說，張載這麼厲害的人，讓他去斷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卻對張載含有譏諷和輕蔑。
等到張載辦完案子回朝廷，新舊兩黨已經因為變法措施撕破了臉皮，舊黨代表人物都被貶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張載的弟弟張戩。
看到此種局面，張載辭官，返回橫渠講學。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載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學生」，他們分別是范仲淹一部分「遺產」的優秀繼承人。具體來說，王安石繼承了范仲淹變法革新的部分，熙寧變法本質上是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的延續和深化；而張載更多的是繼承了范仲淹復興儒學的部分，思想的繼承遠遠超過政治的繼承。
這跟張載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關係。王安石在大宋政壇摸爬滾打多年，一度是整個國家的二號人物，是一個握有實權的激進變法派，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實踐他的改革主張。而張載雖然在學術上名氣很大，兩次獲得皇帝召見，也做過一些地方的官員，但從未進入過國家的權力核心，屬於沒有權力的溫和變法派。
王安石在變法的艱難推行與內訌中，最後罷相歸隱南京鐘山，絕口不談國事，一心研究佛學。張載呢，儘管沒有權力和舞臺，仍然孜孜於自己的變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作「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
辭官回到橫渠後，他和學生買地數百畝，依照《周禮》的記載，劃成井田，中間留一塊公田，四周八塊私田分給無地農民耕種。他還組織當地民眾興修水利，使近千畝田地得到灌溉。這些效仿三代、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改革試驗，基本都沒有取得成果，不過，張載的較真兒和實幹精神還是值得敬佩。
3
看一個人的執著和毅力，不應看他順風順水的時候，而要看他飽受挫折之後的表現。
張載在仕途上並不如意，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種只躲在書齋講學傳道之人，他的終極追求是他苦讀、冥想、徹悟得來的東西，要有利於百姓。在他眼裡，「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對百姓有好處，這才是意義所在，對自己有好處，甚至對國家有好處，都意義不大。
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機會去實踐和推行他的理念。只能在自己當官或者講學的地方，一點一滴去做。他沒有抱怨，沒有放棄，在重建社會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畢生力行的真傳，陸續開始做鄉規民約的工作，可以說是中國最早一批註重基層社會治理計程車大夫。
張載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腳點很細微，格局高遠，又很接地氣。
聽到他這些鄉村治理的事蹟，你可能很難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體的基礎上形成的，並被譽為北宋諸儒中「對儒學真能登堂入室並能發展出一個新系統」（韋政通語）的大師。
我在關於周敦頤的文章中，提到過「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以及整個北宋社會面臨的思想困境。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別構建了一套解釋世界和萬物的系統，在中華文化圈內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儒家在意識形態和哲學層面，則是遭到了巨大打擊。所以當時計程車大夫都有一種普遍的焦慮，用他們的說法叫「道喪千年不得傳」，至晚在西漢以後，儒家的理論發展就停滯了，大量的學者在對儒家經典做訓詁解釋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斷重複孔孟之說。好不容易到8世紀出了一個韓愈，在思想上「反佛」，結果，由於儒家思想資源有限，在辯論深度上連他的學生都坦言難以為老師護短。
「北宋五子」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學。說得直白點，就是在儒家指導國家和個人日常生活的實用功能之外，賦予它更高的格局。
在這個大背景下，「北宋五子」，還有後來的朱熹、陸九淵等人，都在努力構建自己的儒家理論體系，不僅用於解釋社會，還用於解釋宇宙。他們的儒家理論體系，被統稱為理學。
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釋，他們之間又有了氣、理、心的哲學分野。
我們知道，二程和朱熹主張「理生萬物」，這一派後來被官方接納而成為正統，形成狹義的理學，影響到了近代，才被口誅筆伐；陸九淵和明代的王陽明主張「心即理也」，這一派形成心學，同樣擁有一大批粉絲，直到現在依然很受推崇。
而張載，則是「氣」的理論創始人。他以「太虛—氣」為最高範疇，把萬物的本原看作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氣。用現在的話說，張載就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他的思想體系很嚴整，理學、心學的重要命題，在他那裡已經都顯現端倪。尤其是他闡發的「民胞物與」和「橫渠四句」，達到了宋代理學最高峰的境界，受到宋明諸儒的集體膜拜。
但可惜的是，思想門派類似於武林江湖，有兩點對於門派的發揚光大至為重要：一是開宗立派得生逢其時，還得能熬，要活得夠久，不然打下半邊天，最終全為他人做了嫁衣裳；二是門派要有源源不斷的新人加入，顯得師門熱鬧，聲勢壯大，萬一門人中再出一個大牛人，這就更穩了。
所以說，張載跟周敦頤一樣，都吃虧在生得早，走得早。他們開創的關學和濂學，為宋代理學作出了篳路藍縷的貢獻，然而，兩人都只活了五十七八歲，還沒等到理學的黃金時代到來就走了。相較而言，二程就好命了，他們出生晚一些，尤其是程頤活到了75歲，從11世紀熬到了12世紀，洛學在他手上就發揚光大了。
而因為張載走得早，他的一些弟子比如呂大臨，在老師逝世後轉投到了二程門下。此消彼長，門派的影響力差距，無形中又拉大了。
以至於後來出現什麼情況？二程洛學聲勢浩大，程門弟子養成一個壞毛病，喜歡貶低其他門派，來神化洛學的正統地位。他們甚至要「吞併」其他門派，公開宣稱張載之學源於二程，張載這個表叔都是跟他兩個表侄學的。搞得一生自負的程頤都不好意思，要出來說一句：「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徒兒們，別過火了，都散了吧。
而實際上，二程師門倒是經常從張載這裡汲取營養。
張載寫有一篇奇文，叫《西銘》，全文僅253字，卻被視為千古名篇。在《西銘》中，張載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大家庭，「乾稱父，坤稱母」，社會中的所有成員，都是這個大家庭的一分子。以前說「君父君父」，以皇帝為父，張載在文中卻說，皇帝只是這個大家庭的長子，即所有人無論賢愚、不管地位高低，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著名的「民胞物與」的思想，也出自這篇文章。
明朝人說：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氣象。
有學者分析，張載此文將家庭關係推廣到整個世界，意味著賦予世界以普遍的倫理之序。這一觀念為後來的理學家所反覆確認，從二程到王陽明，都一再肯定「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種一體，便可以視為「民胞物與」說的引申。
二程兄弟很喜歡張載的《西銘》，認為此文所說「擴前聖所未發」。他們把此文列為洛學的基本教材，要求每個弟子必須研讀。
由於關學本身的傳承沒有洛學強盛，張載的很多思想借助其他門派得以流傳。這也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直到20世紀初，近代革命先驅在發展新人、培養志士時，還會將《西銘》當作訓詞。
從這一意義上說，張載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門派，超越了時代。
4
張載寫過一首詠芭蕉的詩。28個字用了7個「新」字，很好玩，又飽含哲思：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
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有人說，這是張載對改革變法的支援。也有人說，這是張載對創新的執念。他確實從未停止對新知的追尋。即便在他成名之後，仍「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冥心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
張載教導學生說：「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當然，他夜裡不睡，或說不想睡，不是想起來嗨，而是要下苦功夫讀書悟道。朱熹很佩服張載終生用苦功，說他這是「勇」，沒有勇氣打底，誰也下不了這麼大的苦功。
他講了很多道理，但從不用於苛求他人，而是用來要求自己。面對問題，總是反躬自問，從不指責別人。包括他最為著名的「橫渠四句」，也是用於自律，不是用於他律。
儘管我們在無數的場合聽過「橫渠四句」，但要知道，它隨時指向的是我們自己的內心。
馬一浮說，張載為什麼說「為萬世開太平」，不說「為萬世致太平」？很簡單，「致」是實現的意思，「開」則是一種期待，張載「有德而無位」，他根本無法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樣有機會去「致太平」，所以只能說「開太平」，垂法於後世，以待聖賢致太平。
但從張載的「無力」，不正說明他講的道理，都是對自己的約束和要求嗎？
根據他的學生回憶，張載是聽到災荒、百姓沒飯吃，就自己也吃不下飯的那種人。他無能為力的時候，只好要求自己「感同身受」。
張載一生過著清貧的生活，但財富的有無和多少，從未影響他修煉成為一個顏回式的大儒。
在公道大義面前，他從不畏懼。而對於自己，則了無所求。他願意為理想獻身，但當理想不能實現時，他也絕不苟且，辭官，回鄉下，講學，種地……富貴於他如浮雲。
無論讀歷史，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碰到用道德大棒指揮別人的人。千萬記住了，一個人一旦要求別人高尚，他自己已不高尚了。你要拿著「橫渠四句」去要求他人，張載聽到了也會不高興，真的。
1077年，張載獲推薦再次回京任禮部副職。因為不能按照他的理想來，很快，他再次辭官。
同年冬天，在返回橫渠的路上，行至臨潼，58歲的張載安然辭世。
他去世時，身邊僅有一個外甥。在長安的學生聞訊後趕來，籌資將老師的靈柩送回橫渠安葬。
大雪紛飛，聖人無聲離去。
但千百年來，他的理學思想，他的「橫渠四句」，成為一代代中國人的座右銘，象徵著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座標：
張載死後大約180年，一個江西人在殿試時，一字一畫寫下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成為那一年的狀元，最後也成為一個朝代最後的脊樑；
又大約400年後，一個浙江人在書中擊賞張載，擊賞「橫渠四句」，他最終活成了榜樣的模樣，少年刺奸，中年抗清，晚年鴻儒，抨擊君主專制，成為千年一遇的大思想家；
又大約280年後，一個現代思想家在抗戰烽火中，向大學生們普及了「橫渠四句」，寄希望於抗戰的勝利，國族的復興……
或許，張載並未真的離去。
本章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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