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皇帝的失眠症

文治帝國 艾公子 第2頁,共2頁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這就是後世「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典故由來,作者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趙恆(968—1022,在位時間為997—1022)。

作為一位書生皇帝,宋真宗的上位純屬偶然。

宋太宗趙光義共有九子,他在「斧聲燭影」中稱帝之後,隨即開始逐漸剷除對皇位有威脅的家族近親,在系列的宮廷血案之後,趙光義的長子趙元佐受到強烈刺激,竟然精神失常縱火焚燒東宮,從此被廢為庶人。趙元佐發瘋後,趙光義的二兒子趙元僖又在太子位上無疾暴斃。在這種輪番的意外發生後,在趙光義的子嗣中排行第三的趙恆得登大位。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危。當時,李皇后與曾經在「斧聲燭影」中協助趙光義發動政變奪位的宦官王繼恩,試圖謀立已經發瘋的趙元佐為帝控制朝政,幸虧宰相呂端力挫政變,才保得趙恆順利登位。

宋真宗趙恆即位這一年,北宋已經先後平定了五代十國以來割據分裂的後蜀、南唐、吳越等國,但在北上爭奪燕雲十六州的過程中,宋太宗趙光義兩次北伐失敗,甚至被遼軍射中兩箭狼狽逃竄,以致多年後終因箭瘡反覆迸裂而死。

武功平凡的宋太宗在986年的最後一次北伐——雍熙北伐失敗後,喪失了進取之心,此後,北宋在對遼的戰爭中轉入長期守勢。而長期長在深宮之中的宋真宗趙恆,更加喪失了伯父趙匡胤及父親趙光義的進取心,傾向於做一位守成之君。

2

有宋一代,讀書人的榮光史無前例。

為了徹底遏制、剷除自從唐朝安史之亂以後,蔓延至五代十國的藩鎮割據和軍人稱霸格局,宋太祖趙匡胤採取了杯酒釋兵權、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斧聲燭影」的滿朝質疑中上位的宋太宗趙光義,就更加註意收買知識分子的人心,這使得從宋太宗朝開始,每期科舉進士錄取人數從唐朝時的十來人,激增到了數百人。科舉錄取面的擴大,以及科舉出身的進士們紛紛位居高官要位,極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發展和考試教育。

漢唐時期,帝國崇尚軍功,因此武治強盛,以致漢代有班超「投筆從戎」,而唐代許多宰相則是以名將軍功而得以「出將入相」。但是歷史進入宋代以後,通過「崇文」以「抑武」,宰相幾乎全為讀書人,武將軍人則地位越發低下,「見(文人)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

從宋太宗時代開始,每次狀元公佈後,「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狀元)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摩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傾羨,動都邑」。

這種狀況到了宋真宗時期更加明顯,以至於當時的洛陽人尹洙曾經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經過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斷的「崇文抑武」,在當時人的眼裡,武將軍人地位已經從晚唐、五代十國的高高在上,劇降至即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狀元的文人受人仰慕關注了。

對此,宋真宗習以為常。這種風氣發展到後來,就是北宋時人汪洙寫詩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在北宋君王看來,中國自魏晉以降的貴族階層,在經歷晚唐和五代十國的戰亂動盪之後,已幾乎被掃蕩一空,難以對皇權形成重大挑戰。而科舉出身的文人大多家世普通,不僅有利於國家選拔才俊、促進社會的階層流動,而且文人沒有貴族和武將的龐大勢力,既有家國情懷敢於擔當,又容易控制,這也是宋代君王願意與普通知識分子出身計程車大夫「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因。

宋真宗曾經告誡負責科舉考試的大臣說:「貢舉重任,當務選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

但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凡事有正必有反,過分「崇文」的宋真宗喜歡安逸。對此,宋真宗在當太子時的老師、後來官至宰相的李沆就看得很清楚。

李沆做宰相時,王旦擔任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當時因為用兵西北,宰相們要到天黑才能吃飯。王旦有一次嘆息說:「我們這幫人怎麼才能坐致太平,悠閒自得呢?」

李沆則說:「稍微有些擔憂辛勞,足以作為警戒。將來四方寧靜,國家未必沒有大事發生。」

當時,契丹在經歷與宋多年的戰爭後進行和親,王旦詢問李沆此事如何,李沆又說:「好是好,然而邊疆的憂患停止後,恐怕皇上漸漸產生奢侈放縱的想法。」

李沆經常拿一些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上奏宋真宗,但王旦認為這些瑣事不值得上報勞煩宋真宗處理。李沆是太子賓客出身,深知宋真宗從小長在皇宮、不知四方艱辛,他對王旦說:「皇上年輕,應當讓皇上知道四方的艱難。不這樣,皇上血氣方剛,就會大加留意聲色犬馬之事,那麼動土木、興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會發生了。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見這些,這是參知政事你將來的憂患。」

在對待遼國的問題上,李沆更是認為不可與敵講和,他曾對王旦說:「我死後,你一定會做宰相,切記不要同敵講和。我聽說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恆亡,如果同敵講和,從此以後國家武備廢弛,必然多事了。」

宰相李沆的遠見,副宰相王旦當時並不以為然,一直到多年以後宋真宗荒廢政事、大搞「東封西祀」、營造宮室,他才體悟到當初李沆的睿智。

而在北宋與遼國講和的澶淵之盟後,武備廢弛的北宋君臣,也將在一百多年後的靖康之變中,深刻體悟到李沆的遠見卓識。

3

1004年,在後世被稱為「聖相」的李沆病逝,也就是這一年,遼國再次大舉南下。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地區喪失了北方的屏障燕雲十六州,此後契丹經常沿著華北平原南下入侵。而1004年的這次南侵,遼國的20萬大軍更是長驅直入黃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陽),距離北宋首都開封僅僅數日路程之遙。

在這生死存亡的時刻,開封城內震動,參知政事王欽若甚至主張遷都金陵(今南京)避禍,而作為國防部副部長的樞密副使陳堯叟則主張遷都成都。從小長在皇宮、只知讀聖賢書的宋真宗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當時朝內大部分人主張遷都避戰,只有同為參知政事的畢士安和集賢殿大學士寇準等少數人堅決主戰。

寇準當著主張遷都的參知政事王欽若和樞密副使陳堯叟的面,故意假裝不知地說:「是誰倡議陛下遷都避戰?這些人當殺無赦!如果陛下御駕親征,那敵軍勢必將戰敗而逃。我們有必勝的把握,為何要拋棄祖宗和太廟,跑到蜀地這樣偏遠的地方去避禍呢?如果人心崩潰,敵人乘虛而入,天下還能保得住嗎?」

在寇準的力請和堅持下,宋真宗不得已決定御駕親征以振奮軍心,當時,面對「急書一夕五至」的軍事形勢,宋真宗惶恐不已,不斷逼近的遼軍,讓他更加疑慮。這時,又有人勸說宋真宗到金陵避禍,寇準則再三堅持,並提醒宋真宗說,進則士氣倍增,退則萬眾瓦解。

當時,澶州分別在黃河兩岸建築北城和南城,宋真宗勉強抵達黃河南岸後不願再渡河北上,寇準力請渡河鼓舞軍心,但宋真宗猶豫不決,於是寇準出來對禁軍大將高瓊說:「太尉您承蒙國家厚恩,今日打算報答國家嗎?」高瓊也是憤慨不已,說:「國家臨危,理當效死!」

於是,寇準與高瓊一起返回面奏宋真宗,力請渡河鼓舞軍心。高瓊說:「宰相(寇準)主戰,實乃良謀。禁軍將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師(開封),如果陛下您要遷都逃往江南,禁軍恐怕將會發生動亂。」

緊接著,高瓊奏請宋真宗立刻動身,渡河北上。此時,一旁的樞密院事馮拯高聲呵斥高瓊無禮,高瓊則憤怒地反駁說:「你只會寫文章,官做到兩府大臣。眼下敵兵向我軍挑釁,我勸皇上出征,你卻責備我無禮。你有本事,為何不寫一首詩使敵人撤退呢?」

高瓊與寇準立刻命令衛士將宋真宗的車駕轉向澶州北城前進。到了黃河岸邊時,探馬飛報遼軍勢盛,宋真宗非常懼怕,遲疑不進。於是高瓊奮力驅趕禁軍將士,幾乎是裹挾著將宋真宗的車駕驅趕過了黃河的浮橋,直抵黃河北岸的澶州北城下。接著,寇準和高瓊又力請宋真宗全副儀仗登上澶州城牆鼓舞軍心。當宋真宗出現在城牆後,澶州「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

在象徵性的巡視後,宋真宗又迅速撤回到黃河南岸的澶州南城,但寇準則繼續留在澶州北城督戰。宋真宗幾次派人探視寇準的舉動,當得知寇準在澶州北城上從容喝酒下棋,表現得胸有成竹時,宋真宗才逐漸定下神來。

當時,遼軍二十萬大軍雖然迅速挺進到了黃河北岸,但後方的幾乎所有重要城池仍然為宋軍控制,孤軍深入、後路有可能隨時被斷的遼軍開始心生不安,就在此時,宋軍又以伏弩射殺了遼國大將蕭撻凜,使得遼軍士氣越發低落,於是,雙方決定轉而議和。

本來就畏懼戰爭,甚至想遷都避禍的宋真宗聽說遼國願意議和,馬上派出七品小官曹利用前往同遼軍談判,隨後雙方基本議定遼軍退兵、宋軍則每年賠償遼軍銀、絹來促成和談,在前往議定最終條款前,曹利用向宋真宗請示最多給遼國每年賠償多少銀、絹,宋真宗猶豫過後說:「必不得已,一百萬(銀、絹)亦可。」

寇準在一邊不便當面反駁,遂在曹利用面奏出來後迅速追了上去,特地叮嚀曹利用說:「陛下雖有百萬之約,但你去交涉,如果答應所給銀、絹超過三十萬,那你就提人頭來見我!」

經過反覆談判,最終,擔心退路被截的遼軍答應議和退兵,而宋遼則約為兄弟之國。遼聖宗稱宋真宗為兄,這比五代十國時,後晉皇帝石敬瑭在契丹前自稱兒皇帝有所進步,但同時,宋朝則必須向遼國「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曹利用返回面奏宋真宗時,宋真宗剛好在吃飯,於是先派宦官出來問跟契丹許諾賠償多少銀絹,曹利用認為這是軍國機密,堅持要面奏皇帝,在被宦官追問得沒辦法後,曹利用只得伸出三根手指示意。

宦官誤以為是三百萬銀絹,返回奏報,宋真宗嚇了一跳,連忙說:「太多了,太多了。」但過了一會兒又自我安慰說,「能把事了了,也還行。」

隨後,曹利用進入面奏,當得知賠償款為三十萬銀絹時,宋真宗頓時如釋重負、轉憂為喜說:「才三十萬,這麼少。你很會辦事,你很會辦事!」隨後,宋真宗重賞了曹利用。

在宋真宗抵達澶州十天後,1005年1月,宋遼雙方在澶州城下達成了澶淵之盟。儘管對於宋朝來說顯得屈辱,但這也結束了自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遼國以來,雙方持續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

與鉅額的軍事開支(三千萬)相比,每年三十萬銀絹的歲幣賠償,極大減輕了宋朝在北方的軍事負擔。而通過與遼國的邊境(榷場)貿易,宋朝不僅賺回了比歲幣更多的錢,而且通過茶馬互市貿易,在經濟上開始制衡遼國,此後雙方維持了長達一百一十多年的和平,使得宋遼邊境「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髮長者),不識干戈」。

4

儘管澶淵之盟議定,遼軍退兵,但作為王朝至尊,卻被迫與南侵的異族簽訂城下之盟,宋真宗始終覺得下不了臺階,因為城下之盟可以帶來安全,卻無法為他帶來君王的體面。

與此同時,北宋帝國的官員內鬥也日益加劇。力主抗戰的寇準與戰前畏縮懦弱的主和派結下了很深的樑子,而性格張揚的寇準在澶淵之盟後,常將此事作為自己的功勞,每每提及此事都自鳴得意。為此,因之前主張遷都金陵避禍,而被寇準怒斥為「該殺」的參知政事王欽若也一直在尋找機會中傷寇準。

有一次寇準退朝後,宋真宗目送寇準離去,王欽若趁機說:「陛下敬重寇準,是因為他對國家有功嗎?」

宋真宗點頭肯定。王欽若假裝憤慨說:「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

王欽若本意是打擊功臣寇準,但沒想到這一下子也擊到了宋真宗的痛處。於是,宋真宗有一次特地跟王欽若探討,應該如何找回一些顏面,王欽若明明知道宋真宗怕戰、厭戰,卻故意激將宋真宗說:「只有出兵取幽薊,可以雪前恥。」

出擊遼國、奪回燕雲十六州,宋真宗自然是沒有這個雄心壯志和能量與膽量,便問有沒有別的辦法,王欽若又說:「那要不就舉行一次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

王欽若的這個辦法,純屬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因為中國古代帝王封禪泰山,都是漢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軍功顯赫的帝王,而結下澶淵之盟的宋真宗想要封禪泰山,與前代帝王相比,顯然是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

但宋真宗對這個主意動了心,於是他又問王欽若說,封禪泰山要有「祥瑞」,現在沒有「祥瑞」怎麼辦?

善於迎合的王欽若隨即一笑說:「陛下以為,前代那些什麼‘河圖’‘洛書’都是天然生成的嗎?這不過是‘神道設教’而已,只不過是別人以人力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並且力推,那麼它就是祥瑞。」

宋真宗心領神會。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當宰相王旦率領群臣早朝完畢時,突然有司來報說,在皇宮承天門的左南鴟尾上,掛著一個黃帛。接著,宋真宗馬上「召群臣拜迎於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為了讓眾人信服,證明這個黃帛是從天而降的「天書」,宋真宗還編了個故事公開向臣子們說:「有一天半夜我剛要睡,忽然臥室滿堂皆亮,我大吃一驚,見到一個神人忽然出現,此人星冠絳袍,對我說:‘一月三日,應在正殿建黃籙道場,到時會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洩天機!’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話,神人忽然消失,我馬上用筆把此事記了下來。此後我便蔬食齋戒,在朝元殿建道場,整整一個月恭敬等待,終於盼來了天書。」

宋真宗率領百官步行到承天門「迎奉天書」,並當眾開啟封口,只見帛布上寫著:「封受命。興於宋,付於慎,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

緊接著,宋真宗馬上下令將「天書」鄭重灌入之前準備好的金櫃中,並接受百官朝賀,還宣佈大赦天下,改元「大中祥符」,特允京師聚飲三日以示慶祝等。

在宋真宗帶頭故弄玄虛的鼓舞下,北宋舉國上下掀起了一股「爭言祥瑞」的熱潮,但對於宋真宗這種伎倆,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裡。宋真宗怕王旦反對自己瞎胡鬧,於是在某日召來王旦到宮中飲酒,又賜酒一瓶說:「你帶回去和妻兒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發現瓶中裝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對宋真宗這種姿態低下、幾乎是懇求臣子不要阻撓他的「天書」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後只能默不作聲,「自是不復持異」。

無奈之下,王旦動員了文武百官、番夷僧道及耋壽父老等二萬四千三百餘人,連續五次聯名奏請趙恆封禪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戲」預熱下,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最終啟程前往泰山封禪,而他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封禪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來,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禪泰山這一齣大戲,原以為事情到這裡就結束了,沒想到的是,宋真宗卻上癮了,而阿諛奉承之徒則不斷地向宋真宗「爭奏祥瑞,競獻讚頌」。

就在封禪泰山三年後,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陰去行「祭祀后土」大禮,這與封禪泰山一起並稱「東封西祀」;再七年後,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宮祭祀太上老君。

從1008年的這場造神運動開始,一直到1022年去世,宋真宗趙恆一直痴迷於這種「競獻祥瑞」的「天書政治」之中難以自拔。為了讓各種祭祀和封禪順利進行,宋真宗則大規模向臣下賞賜,其中僅僅封禪泰山,前後就共耗費八百多萬貫;西祀汾陰,耗資更達九百多萬貫;而為了營造玉清昭應宮,僅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萬兩、銀五千兩,在這種大規模的造神運動折騰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內之蓄藏,稍已空盡」。

然而,在「天書」政治中找到折騰快感的趙恆,開始在最初的謊言中自我沉醉。在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來,如他伯父趙匡胤和父親趙光義一般開疆拓土、打打殺殺,生活在充滿陰謀詭計的日子裡,對他這樣一位始終長在深宮、讀著儒家典籍長大的皇子來說,實在是太辛苦了。他已經厭倦了履行帝王的職責,而這種沉迷於「天書」政治的胡鬧折騰,反而給了他一種太平盛世的快感。再後來,他甚至寄望於道家長生不老的養生仙術,希望能得到一種脫離現實的虛幻生活。

宰相王旦則始終悶悶不樂,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準一般強硬,而在寇準因為剛硬強直被貶黜流放後,王旦更加收斂了自己的心聲,只是每每接到要為宋真宗的新祭祀儀式奔走的旨意後,史書記載說他「悒悒不樂」,越到後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說的,「如果不讓皇帝知道四方艱難,那麼皇帝就會動土木、興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義所在。

宋真宗儘管熱衷造神運動,但對於內政也仍然保持著一絲清醒,並始終讓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牽制王欽若、丁謂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儘管宋真宗在後期行事荒誕,但北宋仍然得以穩定發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國財收達到了15085萬貫,歲入甚至比盛唐時期還要高出7倍。儘管國庫因為多年的造神運動損耗巨大,但活躍的經濟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而當年(1021)北宋全國的戶口,也達到了867萬戶,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萬戶。

1022年,常年痴迷於造神運動的宋真宗最終去世,享年55歲。他死後,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劉娥以宋仁宗的名義,下令將「天書」封進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這場在北宋歷史上耗時達14年之久的造神運動終於落下帷幕,對此,《宋史·真宗本紀》評價說:「一國君臣如病狂然,籲,可怪也。」

明代的李贄則說:「堂堂君臣,為此魑魅魍魎之事,可笑,可嘆!」

對於君王來說,瞎折騰和自我沉醉,或許也是一種深層的自我安慰。

宋仁宗:雖不自由,但值了

有一天晚上,宋仁宗趙禎處理政務直到深夜,肚子很餓,很想吃羊肉。可他忍住了。

第二天,他跟左右近臣說,昨晚上特別想吃羊肉,可又不敢說。

近臣們覺得非常詫異,問,官家你貴為九五之尊,為啥不敢開口?官家,是宋代人對皇帝的非正式稱呼。

宋仁宗說,朕如果一開口,御廚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得幾百只羊,為了朕一碗飲食而開此惡例,就會造成濫殺和浪費,因此肚子再餓也只能忍住。

實際上,不僅是想吃羊肉不敢說,有時候,即使口渴了,宋仁宗也不敢說。

有一次,宋仁宗外出,走不了一會兒就頻頻回頭,不知道在張望什麼,卻又什麼都不說。身邊人就覺得很奇怪,等回到宮中,宋仁宗才急不可耐地說,渴死我了,快幫我端碗水喝。

宮女就好奇地問:「官家在外面既然口渴,為什麼不直接叫人拿來呢?」

宋仁宗緩了一會兒說:「朕回頭張望了好多次,都沒看到掌管茶水的當值侍吏,可又不敢問,怕我一問,那侍吏必然要受到處罰,所以才忍渴而歸。」

他如此自控剋制,以致北宋皇宮中,時常冷清寂寞,宋人施德操就在《北窗炙輠錄》中寫道,有一天夜裡,宋仁宗聽到外面有很熱鬧的絲竹歌笑之聲,就問宮人:「這是哪裡在作樂?」

宮人就回答說,這是皇宮外面民間酒樓的喧鬧聲音。

緊接著,宮人就向宋仁宗訴苦說:「官家您聽,外面民間是如此快活,哪似我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啊。」

宋仁宗倒是看得開,他回答說:「你知道嗎,正是因為我宮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會如此快樂。我宮中若像外面如此快樂,那麼民間就會冷冷落落也。」

1

在別人眼裡,宋仁宗似乎一直都是個老好人,可24歲那年,他也曾暴怒流淚,甚至想殺人。

1022年,宋真宗駕崩,13歲的趙禎繼位為帝,是為宋仁宗。此後11年間,北宋朝政一直由宋真宗的皇后劉娥實行垂簾聽政進行控制,一直到1033年劉娥去世,24歲的宋仁宗才開始真正親政。

隨著太后劉娥的去世和皇帝的親政,北宋王朝一個驚天秘密隨之被揭開。

原來,趙禎的親生母親並非劉娥劉太后,而是本為劉娥婢女的李氏。當初,宋真宗無意中臨幸李氏,沒想到李氏竟然有了身孕,於是沒有生育的劉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將李氏所生的兒子掠為己有,對外則謊稱趙禎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至於李氏,則一直被劉娥控制。此後李氏一直到死,都沒有再見過自己的親生兒子趙禎,母子二人近在咫尺卻遠如天邊,終身不能相見。

劉娥在世時,趙禎的身世就已廣為人知。但懾於劉娥作為宋真宗的皇后,在宋真宗死後又垂簾聽政的不二權威,皇宮內外根本無人膽敢向宋仁宗提及此事。所以,一直到劉娥去世,這個秘密才首先被宋真宗的弟弟、荊王趙元儼所披露。

趙元儼,就是後世小說中經常提及的八賢王的原型之一。

不僅如此,荊王趙元儼還向宋仁宗爆料說,宋仁宗的母親李氏在被幽禁控制多年後,突然在劉娥去世的前一年蹊蹺離世,年僅46歲。而且,貧苦一生的李氏突然被劉太后宣佈冊封為「宸妃」,然後,僅僅享受了一天妃子稱號就暴斃身亡。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是否有可能是劉太后知道自己行將不豫,擔心日後宋仁宗與母親相認報復反擊,所以才提前對李氏痛下殺手?

獲悉自己身世真相後,宛如五雷轟頂的宋仁宗在皇宮中痛哭流涕。24歲的他無法接受和難以相信的是,那個他叫了二十餘年「母后」的女人,不僅不是他的親生母親,相反,還可能是他的殺母仇人。

在皇宮內崩潰痛哭的宋仁宗很快還得知,一直潛伏在皇宮中,以劉太后的哥哥「劉美」身份對外的「國舅爺」,竟然是劉太后劉娥的前夫,其本名叫龔美。劉娥在改嫁給宋真宗後,龔美化名為劉美,此後就一直以「國舅爺」的身份住在皇宮中享受榮華富貴。

宋仁宗暴怒。他一邊遣派軍隊包圍劉太后的「姦夫」龔美的府邸,一邊下令向全國發出罪己詔,指出自己對親生母親不孝,沒當好皇帝,也沒做好兒子。

罪己詔一發,事情由此鬧得舉國皆知。

不僅如此,宋仁宗還親自前往李氏停靈的洪福院,堅持要開棺驗屍以查母親的死因。事情至此,似乎已經難以收場,一場帝國的驚天風雨將席捲而來。所幸的是,在李氏去世後,宰相呂夷簡非常有遠見,建議劉太后做了一些秘密安排。

原來,李氏暴斃後,當時宰相呂夷簡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存在的嚴重隱患。清楚宋仁宗真實身世的呂夷簡於是私下對劉太后建議說,太后您終有老去的一天,如果那天宋仁宗親政獲悉自己的身世,那麼太后您整個家族勢必將遭遇狂風暴雨,甚至可能會被宋仁宗報復,遭遇滅門之禍,「如果太后您還顧念劉家的未來,那麼對李氏的喪禮,就應該從厚」!

本來打算將李氏草草埋葬了事的劉太后,只得下令以「一品禮」殮葬那位只享一天榮譽稱號的李氏李宸妃。呂夷簡私下還特地跟辦理李氏後事的太監羅崇勳說:「李宸妃應該以皇后的規格入殮,並用水銀灌注保護屍身,否則以後出了事,別說我呂夷簡沒有提醒你!」太監們最終照著呂夷簡的吩咐殮葬了李氏。

當宋仁宗下令開棺驗屍,看到被灌注水銀、以太后之禮殯葬的母親李氏「玉色如生」時,宋仁宗感慨道,看來母親李氏還是受到了善待的,「人言豈可盡信」。至於如何對待劉太后和劉氏家族,名臣范仲淹建議宋仁宗,對待劉太后應該「掩其小故,以全後德」。

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議。他下令撤去準備緝拿龔美的軍隊,還是以原來的禮節,對待劉太后所謂的「兄長」龔美一家老小。而為了追悼自己的親生母親,宋仁宗則下令將生母李氏追諡為「章懿皇后」,並與劉太后一齊供奉在太廟祭祀。為了彌補自己的缺憾,他又優待母親李氏的弟弟、自己真正的舅舅李用和,封他做了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對他的恩寵和賞賜都非常豐厚。

後來,宋仁宗的身世之謎被廣泛傳說,並被後世改編成了雜劇《抱妝盒》,到了明朝,宋仁宗的身世之謎被改編成「狸貓換太子」的故事。清朝中葉,這個故事又被小說家石玉昆寫進了《三俠五義》,由此傳遍了大江南北。

儘管在親政之初,就遇到了涉及自己身世之謎的政壇劇震,但宋仁宗最終還是憑藉寬恕仁和的性格,挺過了常人所難忍的鉅變,這也將是他此後政治生涯的開始。

2

宋仁宗看似懦弱平和,缺乏殺伐獨斷,但讀史者在宋仁宗多個傳世的史實「段子」中,卻看到了皇權在宋代的革命性漸變——皇權的自我剋制和與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宋仁宗去世後,歷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元老、曾經官拜參知政事的張方平就曾經對宋神宗說:「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獨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藉由張方平之口可以看出,北宋從建國之初開始執行的崇文抑武政策,為大宋帝國培養出了一個冉冉升起、充滿道德和政治自信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些知識分子藉由科舉制進入文官集團,然後又開始集體聯合制衡皇權,甚至提出了與皇權共治天下的理念。

這種理念,在宋以前沒有,在宋以後則逐漸泯滅。而北宋帝國的帝王們,則在自我剋制中,巧妙維持著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均衡理念。

當然,皇權之下,始終是一個人治社會,這本質上仍然依賴於帝王的高度自制。

嘉祐六年(1061),蘇軾、蘇轍兄弟一起參加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宋仁宗親自坐鎮殿試。結果,23歲的蘇轍當場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言,並且攻擊指責宋仁宗「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主考官們看到卷子後,許多人都認為蘇轍道聽途說、言過其實,主考官胡宿更是堅持要將蘇轍除名,反倒是宋仁宗很坦誠地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將怎麼說我?」

當時,蘇軾、蘇轍兩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宋仁宗為此非常歡喜,認為蘇氏兩兄弟都是宰相之才。

在宋仁宗的提拔下,蘇軾、蘇轍兄弟步入政壇,到了宋神宗時期,因為蘇軾涉嫌捲入諷刺變法的烏臺詩案,宋神宗一度想將其殺死,但此時宋仁宗的妻子、太皇太后曹氏挺身而出保護蘇軾說:「我還記得當年仁宗皇帝在殿試後曾經對我說過:‘朕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二人,這二人同為兄弟,一個是蘇軾,一個是蘇轍,我年紀大了,擔心用不了他們,但這種人才也是遺留給子孫的財富。’」

由於太皇太后曹氏的力保,蘇軾最終得以保全不死,改被貶黜黃州。實際上,宋仁宗慧眼識英的,絕不僅僅限於蘇軾、蘇轍兄弟。在中國歷史上,許多被後世傳頌千年的著名人物,都是在宋仁宗朝被提拔或培養的。

在文學上,以明朝人評選的「唐宋八大家」為例,除唐代的韓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位全是北宋人,並且全部是在宋仁宗朝開始被提拔任用的,他們分別是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六人。

另外,柳永、梅堯臣等詩詞大家,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哲學家,還有范仲淹、富弼、韓琦、王安石、章惇、呂惠卿、司馬光、呂公著、包拯、文彥博、種世衡、曾布、狄青等政治家和著名戰將,其他如書法家蔡襄、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昇等影響後世千年的英傑,全都是在宋仁宗時期被提拔任用或是創下成就。

也正是如此,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至1063年共42年的統治時期,其人才爆發程度堪稱空前絕後,超越了此後千年間封建帝國的任何一個帝王統治時期。

對於在任內提拔重用各類人才,宋仁宗曾經在《賜劉輝及第》中表示,他對俊傑輩出的局面頗為滿足: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藝精。

臨軒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這頗有點當初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感覺。

在北宋崇文抑武、推崇科舉的時代大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現了人才井噴局面,在這種寬和的時代背景下,統治者對民間的輿論也頗為寬鬆,當時,四川有位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提出「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的割據想法。

當時的成都太守自然急了,於是將這位讀書人綁了送到京城,沒想到宋仁宗卻說:「老秀才是急著想做官吧?他寫寫詩洩洩憤也無傷大雅,又怎能治罪呢?不如賞個官給他噹噹。」在宋仁宗的授意下,老秀才因禍得福,被提拔為司戶參軍。

而這,尤其是在後世例如文字獄盛行,僅僅因為詩人無意中寫下「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就可以將作者梟首滅族的清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見,假如沒有宋仁宗時期寬恕仁和的政治環境,所謂的北宋人才大爆發,也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

3

儘管宋仁宗朝文治興盛,但北宋發展到當時,邊境的安全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在經歷宋太宗時期雍熙北伐(986)的失敗後,宋真宗時期,北宋和遼國經過澶淵之盟(1005),終於奠定了此後長達百年的和平局面。儘管東北方向的契丹之患得到緩解,但在西北方向,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党項的李元昊正式在西北稱帝建立西夏,此後從1040年到1042年,西夏連續在三川口戰役、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中大破宋軍,以致西夏軍隊兵鋒直逼長安。宋廷為此大震,宰相呂夷簡更是驚呼道:「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西夏由於國小人少,雖然接連取得大勝,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加上資源匱乏,所以也無力再向宋朝發起進攻,在此情況下,宋夏雙方最終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達成和約:雙方約定,西夏向北宋稱臣,北宋每年則賜予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並開放邊境貿易」,史稱「慶曆和議」。

儘管對遼國、對西夏的和約讓後世許多人詬病不已,但實際上,通過這種「贖買」式的和約,北宋反而因禍得福,賺得盆滿缽滿。

由於契丹、西夏等草原游牧民族或是半農耕半游牧民族,根本沒有建立豐富的產業,所以在與北宋實現和解後,在雙方邊境貿易的帶動下,北宋反而實現了鉅額的貿易順差,以宋遼和議為例,澶淵之盟後,北宋每年都要向遼國進貢「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但北宋通過開放與遼國的邊境貿易,每年僅僅河北一地,稅收就達「四十萬貫」。

對此,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經透露說,北宋政府給予西夏、遼國等少數民族政權的賠款「歲賜」,名義上是賠錢,但實際上通過開放雙邊貿易,北宋反而還賺了錢:「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

再次審視北宋、南宋與契丹、西夏、女真的和約可以發現,這種和約背後所隱藏的貿易戰術,比鐵與血的戰爭來得隱秘高明。對此,宋仁宗總是說:「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通過以柔克剛的和約,北宋與遼國、西夏達成了長期的和平局面,但這始終無法消除北宋建國以後潛藏的政權隱憂。

當時,北宋由於長期的崇文抑武,導致軍隊作戰系統效率低下,為了拱衛中央和鞏固邊防,軍隊不斷膨脹。宋仁宗時期,軍隊規模達到了125.9萬人的高峰,軍事開支佔據全國年收入的70%以上。與「冗兵」相對的,則是北宋的官僚隊伍不斷擴張,使得「冗官」和「冗費」等問題也不斷積累加深。

為了維持龐大的開支,到了宋仁宗時期,根據主管財政的官員張方平的彙報,慶曆五年(1045)北宋國內的鹽、酒等商業稅收,比宋真宗時期的景德年間(1004—1007)激增了3倍以上。宋真宗時期商業稅收僅僅450多萬貫,但是到了宋仁宗時期,不到40年間,商業稅收就激增到了1975萬貫,由此可見民間賦稅之重。

儘管百姓負擔日益加重,但在階級上層,當時國內的公卿大臣很多人卻佔地達千頃以上,以致「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在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的局面下,北宋農民開始大量逃亡,小型起義則屢屢發生,以致歐陽修說民變「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

面對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面,憂心忡忡的宋仁宗在宋夏達成「慶曆和議」(1044)前,便急匆匆地將范仲淹從對西夏的作戰前線召回朝中問對策。

1043年農曆八月,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動下,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開始了,范仲淹等人試圖通過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從根本上解決北宋的根基孱弱問題。

為了澄清吏治,當時范仲淹等人在處理不稱職官員時非常嚴厲,有時經常是將不稱職官員直接開除,對此輔助變法的富弼憂心忡忡地說:「這輕輕一劃,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秉持公正、心如鐵石,幾乎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在宋代,「路」是最高的一級監察區,其行政區域甚至比今天的省還要廣闊。

但改革越是鐵面無私,遭遇的阻力就越巨大。

由於改革的最高領導是宋仁宗,守舊派官僚不敢攻擊最上層,因此只能從執行層面的范仲淹等人尋找攻擊的縫隙,作為守舊派官僚頭頭,夏竦等人實在找不到什麼攻擊的理由,就上書宋仁宗說,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拉幫結派,到處在搞「朋黨」。

想當初,宋太祖趙匡胤正是通過在軍隊中拉幫結派,依靠「義社十兄弟」等軍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最終得以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因此趙宋建國後,最忌諱的就是拉幫結派搞朋黨。宋仁宗聽說後,就找來范仲淹問話說:「我聽說只有小人才搞朋黨,難道君子也需要搞朋黨嗎?」

耿直的范仲淹不能理解宋仁宗內心深處的憂慮,只是從自己的見解闡述說:「人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正邪兩面都是各自樹黨,臣我在西北前線時,看到勇敢善戰的人喜歡聚在一起,怯懦怕戰的人又結成一派,其實在朝廷中,也是一個道理。如果朋黨是為了向善,那麼於國家又有何害呢?」

對於范仲淹的解釋,宋仁宗暫且放下了狐疑。但此事過後,夏竦又使人偽造文書,稱改革派計劃廢掉宋仁宗,另立新君。這種駭人聽聞的謠言傳開後,儘管宋仁宗並未下令調查此事,但范仲淹等變法派清楚,此事絕不簡單了。

於是,范仲淹主動上疏宋仁宗,聲稱西北邊塞再次告急,他請求外出巡邊以避開猜疑。在范仲淹看來,此舉無疑是以退為進,試探宋仁宗的真實想法——宋仁宗如果真的想把變法進行下去,那麼勢必會挽留范仲淹;如果不挽留,那就說明宋仁宗心中,確實是有了想法。

結果是,宋仁宗「爽快」地批准了范仲淹的請求,任命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只是仍然保留著參知政事的頭銜。不久,同樣作為改革派中堅力量的富弼,也被外放為河北宣撫使,只是仍然保留樞密副使(類似國防部副部長)的官職。

優柔寡斷的宋仁宗最終一手停止了自己所發起的「慶曆新政」。這次改革,從慶曆三年(1043)八月開始,到慶曆五年(1045)正月以范仲淹被外放陝西為標誌,歷時僅僅16個月。

但這次北宋改革的先聲,卻極大激勵了時任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知縣的王安石。當時,遠在浙江任職的王安石也在鄞縣進行了小規模的改革試點。二十多年後,這位在宋仁宗朝成長起來的小知縣,也將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進行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

4

「慶曆新政」改革的失敗,除了導致文官范仲淹被外放,武將狄青也成為改革失敗的犧牲品。

宋仁宗時期,北宋在面對西夏的作戰中經常敗北,意外的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普通軍士出身的狄青卻逐漸殺出重圍。由於作戰勇敢,西夏軍隊每次見到狄青都相當畏懼。鑑於狄青的英勇,當時還在西北守邊的范仲淹,甚至還教導狄青讀《左氏春秋》。范仲淹曾經語重心長地對狄青說:「將帥不知古今歷史,就只是匹夫之勇。」

在范仲淹等人的提攜下,狄青更加刻苦研讀,後來又帶兵平定了兩廣地區的儂智高之亂,出於對狄青的賞識,宋仁宗將狄青逐步升遷至樞密使(類似國防部部長),並在京城賞賜給他一套住宅。

北宋立國後,對於從唐代中期以來的武人干政局面心存忌憚,因此從建國開始,北宋就樹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看到狄青從一個普通軍士,竟然因為軍功被一路提拔至樞密使的高職,宋仁宗朝內的文人自然坐不住了。

於是,狄青的家人在住宅內焚燒祭祀的紙錢,就有人向宋仁宗彙報說,狄青家裡「貌似有帝王之氣」,更有甚者,一些無聊人說,狄青家裡的狗都長出了兩隻角,這怕是有作亂稱帝之兆。到了後來,甚至連歐陽修都出面說,狄青以武將身份掌管軍國要職,恐怕不是國家之利。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趙匡胤可就是武將出身的。為了本集團利益,經常組團攻擊武將群體的文官集團明白,狄青的存在雖然是個異類,但作為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最大獲利者,文官集團根本無法容忍任何一位武將來打破北宋崇文抑武的潛規則。

從這個層面來說,狄青必須貶,而後來的岳飛也必須死。

在人言洶湧的可怕浪潮下,宋仁宗終於抵擋不住人言可畏,他被迫將狄青免去樞密使職務,外放擔任陳州知州。在子虛烏有的罪名攻擊下,1057年,狄青在憂憤中去世。

至此,從短命的慶曆新政,到被迫貶黜狄青,性格本來就柔弱反覆的宋仁宗,終於耗盡了作為政治家的雄心。

眼看大宋帝國在太平盛世中貌似蒸蒸日上卻暗藏隱患,嘉祐三年(1058),年僅38歲、被調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獻上了長達萬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王安石在奏摺中系統性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以作為他後來領導變法的先聲。

但仁宗皇帝卻無動於衷。

王安石上萬言書這一年,宋仁宗已經49歲了。從慶曆新政夭折,到此前一年(1057)狄青病逝,仁宗皇帝心中充滿了無限感慨,從13歲即位登基,到24歲親政,他四分之三的生命,都在這帝王的寶座之上度過。

而在文官集團的集體制衡下,作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趙宋天子,他雖然身為九五之尊,但所能做的事情和所信賴的人,要麼夭折,要麼病逝,要麼沒有魄力去執行,要麼沒有決心去進行到底。

所以,他雖然是皇帝,但所能做的事,隨著時間的推移,確實越來越少。

皇祐六年(1054),當時,宋仁宗寵愛的張貴妃去世,宋仁宗深受打擊,加上晚年一直求子卻無子,使得宋仁宗愈加落寞。

宋仁宗一生中,先後有過3個兒子和13個女兒。但3個兒子全部夭折,13個女兒也僅有5人長到成年,這使他內心非常哀傷,因此每次一到父親宋真宗的忌日,大臣們總會聽見宋仁宗「慟哭,其聲甚哀」。從內心深處,他或許是哀傷於在父親面前,一直沒有一個兒子作為繼承人,來承繼父親和自己的血脈。

到了嘉祐五年(1060),新任諫官王陶就看到宋仁宗「寡於語言,群臣奏事,頷之而已」。除了點點頭或搖搖頭,他經常連話都懶得說了。

其實,早在至和三年(1056)正月,當時年僅47歲的宋仁宗有一次接受百官參拜時,就突然精神失常、手舞足蹈、語無倫次。後來,他病情越來越重,天天大聲呼叫說:「皇后等人要害我!皇后等人要害我!」宋仁宗這種瘋癲狀況在持續一個多月後,才逐漸康復。

嘉祐七年(1062)八月,一直無子的宋仁宗最終拗不過臣子的請求,從皇族中選拔了趙曙作為皇子。趙曙,就是日後的宋英宗。趙曙被立為皇子後7個月,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最終在開封皇宮中去世,享年54歲。

宋仁宗去世的訊息傳出後,首都開封城的商戶自發罷市停止營業,街頭巷尾到處可見為了仁宗皇帝痛哭的人,即使是乞丐和小孩子,也自發在皇宮前焚燒紙錢哭泣落淚。

老皇帝去世的訊息傳到洛陽後,商戶也自發停止營業進行哀悼。悼念宋仁宗的人們到處焚燒紙錢,以致煙霧籠罩了整個洛陽城,使得「天日無光」。

宋仁宗去世的訊息傳到遼國後,宋遼交界的燕雲十六州的人們「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則緊緊抓著宋朝使者的手,哀痛流淚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一位看似中庸平常的皇帝,卻在他死後,贏得了百姓和他的對手最崇高和最真摯的評價。

他確實不似秦皇漢武,也不似唐太宗和後來的明成祖一般,擁有非凡的武功和絕世的功績。但就是這樣一位貌似平平無奇的帝王,卻在死後聲名越發顯著,以致後來有一種說法是,宋仁宗統治的42年(1022—1063),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好的年代。

對此,北宋有人在宋仁宗落葬的永昭陵題詩寫道: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

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

相比於秦皇漢武等進取型的帝王,他作為一位守成之君,治下的老百姓常年五穀豐登,邊疆相對安定無事,42年恍如一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幾千年中國史,確實太缺這樣的守成之君了。

儘管,他並不完美。

本章參考文獻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餘蔚:《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遊彪:《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勢》,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

吳鉤:《宋仁宗:共治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

[加]卜正民主編:《哈佛中國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

陳欣:《南漢國史》,博士學位論文,暨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2009年

鄧廣銘:《試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詔書之謎》,《歷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李裕民:《趙匡胤是怎樣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

張邦煒:《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問題的史源學思考》,《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陳峰:《在底線上下的宋真宗》,《讀書》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