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和我共同經歷過的事情加深了我們之間的感情。接下來的幾天，bob一直陪伴著我，就像一個堅守崗位的員工一樣看著我，以防我毒癮復發。

但是已經沒有那種危險了，多年來我從未有過這樣好的感覺。回想過去的黑暗經歷不由使我心驚，但我已經向前走了很遠，不可能再回頭了。

為了慶祝我的新生，我把房子重新佈置了一下。每天，bob和我除了在地鐵站外上班以外，還額外花了點時間買了油漆、靠墊和幾幅掛在牆上的畫。

在托特納姆一家很不錯的二手傢俱店裡，我淘到了一張漂亮的沙發。這是一張紫紅色的粗布沙發，希望這種面料能經得住bob鋒利的爪子。家裡的老沙發已經破爛不堪，部分原因是自然老化，部分則是bob用爪子抓撓壞的。所以現在，bob被禁止抓撓新的沙發了。

幾周後，我們就習慣了在漆黑寒冷的冬夜一起縮在新沙發裡。我已經在期待和bob一起過一個難忘的聖誕節了。但是在節日即將來臨時，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

除去賬單之外，我很少收到信件，但2008年11月初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了一封信。這是一封航空郵件，上面蓋的郵戳是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島。

這是我媽媽寄來的。

我們很多年沒有聯絡了。但拋開我們之間相隔千里的距離，信件還是讓我感到親切而溫暖。她向我介紹自己搬去了塔斯馬尼亞島的新家，在那裡過得很開心。

她來信的主要目的是向我發出邀請。「如果我給你買好前往澳大利亞的往返機票，你願不願意來看看我？」她問道。她說我可以在聖誕假期時過去，還建議我去墨爾本看看我的教父教母，我們曾經很親近。

「期待回信，」她寫道，「愛你的媽媽。」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會直接把信扔進垃圾箱。我那時過於傲氣和固執，拒絕接受來自家人的幫助。

但是現在的我已經變了，有了不同想法。我對生活的看法更清晰，曾經的憤怒和偏執也已經煙消雲散了。因此我決定考慮考慮。

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有很多利弊。

最大的好處是我又能見到媽媽了。過去，我們之間的關係時好時壞，但她畢竟是我的媽媽，我很想她。

在我的人生下墜到流落街頭的過程中，我們曾聯絡過幾次，但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她自己在這裡的真實情況。過去的十年裡我們見過一次面，她2000年來倫敦的時候，我們約在埃平森林附近的酒吧。當時我乘坐區域線地鐵過來見她，聊了三四個小時。當初我並沒有遵守承諾在半年後返回澳大利亞，我告訴她自己在倫敦組織了一個樂隊，不想回澳大利亞，因為我們正在努力把樂隊做大。

我一直在酒吧裡給她編故事。

撒謊的感覺並不好，但我沒有勇氣和膽量告訴她，我實際上露宿街頭，吸食海洛因，每天都虛度光陰。

不知道她當時有沒有相信，但在人生的那個階段，我也不在乎這些。

之後我們偶爾會聯絡，但也有好幾個月都不聯絡，這讓她很傷心。

即便相隔很遠，她對我的關心也從未停止。2005年7月7日倫敦發生爆炸案的時候，我沒想過給她打電話報平安。當時我很幸運，離爆炸地點很遠，但在世界的另一頭，媽媽完全不清楚我的情況。她仍和尼克在一起，那時尼克正在塔斯馬尼亞警察局工作。不知他是怎樣聯絡到倫敦市警察局幫忙的，查到我的資料後，幾名警察在一個清晨來到我位於達爾斯頓的住處找人。

他們敲門的時候把我嚇了一大跳。

「別害怕夥計，你什麼都沒有做錯。」我萬分驚恐地開啟門後，其中一個人說，「只是在大洋彼岸有人想知道你是不是還活著。」

當時我還想開玩笑說，你們差點把我的心臟病嚇出來。但對於出警來找我，他們顯得並不開心。

之後我和媽媽聯絡了，再次向她保證我的安全。我沒想過有人會關心我的安危，這個念頭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過。我只靠自己，只關心自己。但現在我已經不同了。

經過這些年的失蹤和欺瞞，我知道這次去澳大利亞是一個跟她改善關係並且糾正自己錯誤的機會。我覺得自己必須這樣做。

另外一點顯而易見的好處是，我還將在溫暖的陽光下過一個愜意的假期。生活在倫敦的這些年裡，我經常工作到夜晚，已經很多年都沒有這樣享受過了。之前調整處方藥把我折騰得夠嗆，眼下這幾周的休息正是恢復體力的好時候。媽媽說自己現在住在小農場裡，離河很近，聽起來很有田園風情。澳大利亞，準確地說是澳大利亞的風景始終在我心中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重新回到那裡對我的精神狀態也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好處可以列出很多，但壞處也不少。首當其衝的就是bob怎麼辦？誰能照顧他？他能等到我回來的那一天嗎？我願不願意跟我的這個「知音」分開好幾個星期？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很明顯。

我剛把這件事告訴貝爾，她就表示可以把bob接到自己公寓中照看。我知道貝爾是值得信賴的，她也會照顧好bob。但是我依然不確定，如果我離開會對bob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還要為錢操心。即使媽媽能夠為我買機票，我也不能空著手去澳大利亞。一番研究後，我發現在出發之前至少需要掙到500英鎊。

在權衡了幾天之後，我決定去澳大利亞。為什麼不去呢？換個環境，多些陽光，沒什麼壞處。

要做的準備有很多。首先我需要一本新護照，但鑑於我最近幾年四分五裂的生活狀態，這一點並不容易。幸好在一位社工的幫助下，我準備好了一些紙質檔案，其中包括了出生證明。

之後我需要挑選好航班。最便宜的航班是先飛到北京，再轉機去墨爾本。這條航線很漫長，要在北京停留很長時間，但它比其他航線都要便宜得多。我給媽媽發了一封郵件，寫上了所有的詳細資訊，包括我的新護照號。幾天後，我收到了她發來的一封確認郵件，說機票已經幫我訂好了。我隨時可以出發了。

我現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籌集500英鎊，而這很容易。

我的航班將於十二月的第一週起飛。於是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星期裡，無論天氣好壞，我都從早工作到晚。外面下大雨的時候我會把bob留在家中，但是大部分時間他都跟在我身邊。我知道他不喜歡被關在家中，但是在走之前我不想讓他生病。如果他再次生病，我就沒辦法去澳大利亞了。

我很快就存了一些錢，都放在一個小小的茶葉罐裡，慢慢罐子就滿了。隨著出發日期的臨近，我終於為這次旅行攢夠了所需的資金。

我心情沉重地前往希思羅機場。在貝爾的家中跟bob告別時，他看起來並不太在意，顯然他不知道我要至少6周之後才會回來。雖然他待在貝爾身邊會很安全，但是我依然不放心。我真的已經成了一個過於思前想後的父親。

我原以為去澳大利亞的旅途會很輕鬆，但事實證明我完全錯了。旅程花了36個小時，這絕對是一場噩夢。

旅行最初風平浪靜。飛向北京的中國航班航行了11個小時。我在飛機上看電影、吃飯，但由於身體不適始終睡不著。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的處方藥，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倫敦潮溼的天氣。大概是我冒雨賣了太久的《大志》，航班上我一直在流鼻涕，打了很多噴嚏。當時空乘人員和其他旅客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直到飛機在北京落地，我才知道原因。

還沒坐上擺渡車，機長就廣播了一則通知，開始講的是中文，之後是英文。廣播說未經允許，不能擅自離開自己的座位。

「好奇怪。」我心想。

接下來，我看到兩名穿制服戴口罩的中國公務人員走進來。他們在過道交談了一會兒後，徑直向我走來。來到我面前時，其中一個人取出體溫計。

空乘人員站在一旁給我翻譯道：「他是中國的公務人員，需要測量你的體溫。」

「好吧。」我說，心想眼下不是爭辯的時候。

我張大嘴坐在那裡，其中一個公務人員一直在看錶。他們用中文低聲交談了幾句後，空姐對我說：「你需要跟他們走一趟，做一些常規的藥物檢查。」

當時是2008年，sars正鬧得厲害，尤其是中國對這件事非常緊張。幾天前我看到新聞報道，即便只有一點點感染的徵兆，患者也會被遣返。很多人都被隔離了好幾天。

所以跟他們走的時候我也明白了，彷彿看到了自己要在中國的病房裡待上一個月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