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聖誕節來了。無論身在後方，還是遠在他鄉，征戰沙場，歐洲各國的人們都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如果說人們之前還在懷疑政府要自己奉獻犧牲的這場戰爭有多麼嚴重，那麼此時此刻已經不再有絲毫疑慮。在維也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7月的時候還在對戰爭表示熱烈歡迎，此時的筆下卻已產生出強烈的反感：「這些悲慘的日子，這場戰爭，耗去的不僅是人們的熱情，還有物質財富。」理查德·梅納茨哈根是一名英國軍官，在東非的英軍部隊服役，對於和德國人在坦尚尼亞的坦噶召開停火談判，態度如此溫和，感到大為不解：「這件事情看上去有些蹊蹺，好比昨天我還想著要怎樣殺死某個傢伙，今天卻要同對方一起吃飯。看起來太不合常理，讓我懷疑我們到底是不是在打仗，還是說我們大家都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海琳·施魏達在不萊梅給在西線服役的男友寫信，說道：「今天這個日子，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就連孩子們對幸福的期待也顯得壓抑了一些。」在每一個參戰國，人們都給自己的戰士們寄去大量聖誕禮物，僅法蘭克福一地寄往前線的包裹就裝了足足50節火車車廂。
各大報刊的年終評論讀起來冷靜而清醒。《每日郵報》發表社論：「聯軍在1914年下半年遭遇並且挫敗了德國人對於法國首都的屠殺。聯軍1915年的任務是將敵人逐出法國，收復比利時……在一切軍事條件都對防守有利的時候，士兵們卻通過連續不斷的進攻取得了今天的成就，這既需要我們英國，也需要比利時和法國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如果說這番論斷代表了偷偷摸摸承認現實，那麼仍然沒有對一種觀點給予認可，而這種看法在某些高階軍官當中私底下大行其道，其中尤以法金漢為代表，換句話說，就算在戰場上能夠打出點什麼名堂來，要想真正打贏，也得花上好幾年才能看到。
在德國國內，為了讓民眾繼續支援戰爭，大張旗鼓地公開表示樂觀被認為至關重要。柏林的《福斯報》聲稱：德國人民必將贏得勝利，原因顯而易見，因為德國人民擁有「更加堅強的意志！……在這場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中，更加堅強的意志將確保勝利屬於我們，將在這場勢均力敵的較量中為我們贏得更多有利條件」。沙皇尼古拉早在大戰之初就曾預言，仗一旦打起來，就很難停下來，並將隨著各交戰國作戰目的步步升級愈演愈烈。德國開始流行起了一個新的口號——「用和平贏得勝利」。這個和平必然是勝利者主導的和平，而非談判斡旋得來的和平。這種想法在歐洲大多數國家顯而易見。每一個國家的領導者都希望停止殺戮——一併停止的還有龐大的開支——但是，只有在取得了足夠的收穫，讓1914年付出的犧牲有所回報，才會收手。
英法兩國一心誓要摧毀「普魯士軍國主義」，也就是說，確保戰後的德國不再具備工業和軍事手段發動一場新的戰爭。兩國於是從一開始就拒絕了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調停，堅持認為如果無法動搖或者擊垮德意志帝國，那麼取得再大的成果，也無非是給德國重新發動大戰創造條件。如此說法似乎完全站得住腳，只是英法兩國就此認定若要讓柏林完全聽命於己，就必須取得完全的勝利，在此之後再採取懲罰性的經濟措施，明確保證英法兩國戰後的商業利益，如此結論就值得商榷了。法國總統普因加萊有意在摩澤爾河和萊茵河之間劃出一個緩衝區，歸聯軍佔領。12月21日，時任法國外交部部長泰奧菲勒·德爾卡塞致電俄國政府，在電文中向俄國強調了法國的承諾：「法國軍隊不會以阿爾薩斯—洛林一線為界，停下腳步。我們將繼續前進……直到有一天，協約國各國政府能夠為自己的國家贏得合法的賠償，在歐洲創立一套新的分配體制，確保世界今後多年的長治久安。」
當然，德國人這邊恰恰相反，將這場戰爭視為一場生存之戰。「生存還是毀滅」這句老話一直被德國人民掛在嘴邊。德國人有先見之明，知道戰爭失利必將意味著國家蒙受侮辱。這場戰爭即便不能說是因西歐民主國家和中歐守舊帝國鉤心鬥角所致，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如此特徵。德國人一開始完全無意主導世界，可是戰爭的殘酷事實讓德國的領導人不僅開始意識到失敗的可怕後果，也進一步點燃了這些人的野心，讓他們妄圖在贏得勝利之後更加有所企圖。貝特曼·霍爾維格對於領土訴求並不太多，仍然一門心思企圖利用經濟手段，實現對歐洲的政治控制。不過，霍爾維格的很多同胞，尤其是那幫工業家和銀行家們，則對霍爾維格僅僅建立一個歐洲消費者聯盟的觀念不置可否，狂熱地堅持要求吞併更多領土。尤其是法金漢，他雖然對沙皇俄國沒有什麼企圖，但在西方事務上卻是一個「多數派」，對永久佔領西歐有著更加深遠的野心與企圖。
《倫敦宣言》9月發表之際，協約國承諾不僅不會單獨同敵國媾和，而且保證任何一方提出的和平條件只有在各國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才能付諸實施。英法兩國一直相互猜疑，生怕對方戰後趁勢擴充套件自己的帝國版圖。法國的各位部長聽到傳言，說英國人正在和日本人協商，要以印度支那、這顆法蘭西殖民帝國的珍寶為代價，換取日本出兵歐洲西線作戰，巴黎立時陷入恐慌。誠然，西歐各國的確渴望日本出兵歐洲，東京方面倘若無利可圖，也不會答應這樣的提議。不過，英國人最後既沒有給予足夠許諾，日本也沒有派兵參戰。到了11月，英法兩國又開始考慮起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一旦戰敗，又該如何瓜分戰利品的問題來。這件事情讓1915年至1916年的英法談判變得更加麻煩不斷。法國人想要將敘利亞收入囊中。英國人除開自己的清單，阿斯奎斯還同意滿足俄國提出的主要要求，讓沙皇得到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
交戰各國都在極力爭奪道德高地。《每日郵報》在1914年的最後幾天發表文章，把德國海軍野蠻炮轟斯卡伯勒，拿來和英國人聖誕節空襲庫克斯港海軍目標做了一番比較——後者（雖然沒有擊中任何目標）被認為要更加得體。「有些人還在狡辯，說什麼戰爭本來就是慘無人道的，戰爭期間的行徑多少有些粗暴殘忍，不足為奇。庫克斯港和斯卡伯勒的不同遭遇成了對這些下作言行的最好回答。反差如此之鮮明，反映出戰爭帶來的痛苦雖然不可避免，但如果發動戰爭的人是守道德，講公平的人，那麼這樣的痛苦就能夠得到抑制和限制，而且絲毫無損於在軍事上取得優勢；反之，如果發動戰爭的是德國人，那麼這種痛苦就會被無限擴大和加深」。
德軍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犯下的累累暴行，讓英國人的這種說法似乎至少沒有字面上聽起來那樣荒唐。雖然，英法兩國同樣在道德上打了折扣，一如歷次戰爭中的所有交戰國那樣，所到之處，犯下罪行，但他們的所作所為確實要比同盟國好了許多。在東線，俄國人在1914年，尤其是1915年大撤退的時候大肆迫害猶太人，在自己的記錄上留下了深深的汙點。不過，與德國人、奧地利人，還有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反複製造的大屠殺相比，英國人、法國人，甚至包括義大利人，都沒有在家門口乾下如此慘劇。德國人後來還在佔領區殘暴徵召大批比利時人和法國人，像奴隸一樣做苦力勞工。按照同盟國的說法，是協約國實行的經濟封鎖才使他們的人民陷入困苦，這樣做一樣等同於構成戰爭罪。不錯，海上封鎖在1917之前尤為嚴格，此舉是否合法，的確頗具爭議。但是，較之對平民的蓄意屠殺，經濟封鎖似乎屬於另外一個不同的道德行為範疇。
1914年行將結束，現實擺在眼前：無論哪一方，無論東線還是西線，都無力取得戰略突破，也無法兌現承諾，只要天氣條件和彈藥供應許可，就會盡快發動新的攻勢。我們將在下文討論法金漢的觀點，但每一位軍事領導人都從1914年的經驗中學到了教訓，卻沒有一個準備承認徹底失敗。只有一小部分普通市民認為不管出於任何目的，崇高的也好，不那麼冠冕堂皇的也好，都不能為這場戰爭的代價正名。持這種觀點的幾乎全是社會主義分子，來自各行各業，各個國家。和平人士則認為不管停戰要付出怎樣巨大的政治代價，都最好就此收手，省得繼續打下去，把歐洲的人文、財富與文化毀滅殆盡。這樣的觀點雖然在21世紀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同，卻忽視了在實際可行性與道德層面的巨大障礙。
按照馬基雅維利的說法，「你大可在想要打仗的時候挑起戰爭，可什麼時候收手，就由不得你自己做主了」。試問會有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協約國政府願意同德國和奧匈帝國進行談判，坐下來談一談德皇，還有德皇手下文武百官一直追求的和平嗎？凡是為了這場戰爭付出過巨大道德、政治和經濟代價的國家，只要認為自己有可能贏得勝利，就沒有哪個有意退出戰爭。貝特曼·霍爾維格遲至1917年才改變心意，願意妥協求和，卻因為魯登道夫的觀點佔了上風，認為德國為了勝利只能拼死一搏，繼續戰鬥，於是只好辭職下臺。必須意識到，除開以犧牲盟友為代價，獲取領土為戰爭目的，德國領導人對於內部敵人相當敏感。柏林一開始之所以做出參戰決定，一個關鍵原因就在於希望通過擊敗德國的外部敵人，贏得大勝，來消滅國內顯露苗頭的社會主義威脅。言下之意，任何恐將政治優勢拱手讓與社會主義分子的結果，除非取得明顯勝利，否則任何結果都是不可接受的。
反觀法英兩國，雖然不少人內心深處的和平呼聲日漸高漲，卻鮮有人願意支援一項有利於同盟國的解決方案——憑什麼要求法國人和英國人對這樣的方案表示支援？進入12月，反對德國搶奪歐洲大陸霸權的呼聲絲毫不比8月要低。哪怕已經付出高昂的代價亦是如此。成千上萬家庭早已失去至親至愛。毋庸諱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成為一場歐洲浩劫。然而，戰爭一旦開始，政治家們究竟該採取何種手段，在戰場決出勝負之前從戰爭中抽身，依舊撲朔迷離，難以看清。
倘若假設英國單方面停戰，或者撤軍，如此一來同盟國獲勝幾成定局，那麼這樣的結局即便從英王喬治五世一己之私的狹隘角度來看都不失為一件好事。這種想法似乎是個錯誤。按照那幫「詩人們」的看法，協約國的戰爭事業固然有值得誇耀的可取之處，卻因為戰爭的恐怖，以及眾多軍官的平庸而失去意義。這種看法在此之後大行其道，極大地扭曲了現代人的觀念。許多英國老兵終其一生都在譴責威爾弗雷德·歐文以及西格夫裡·薩松對自己這一輩人的無端揣測。有一位修正主義者，名叫亨利·梅勒什，聲稱有人揚言「戰爭是一場無邊、無用、毫無意義的悲劇，僅僅應該作為一場可悲的錯誤被人銘記」，自己對於這種觀點完全不予認可。相反，這位老兵在1978年寫道：「我和那些跟我一樣的人剛剛參戰的時候，心裡期待的是開始一段英雄式的探險歷程，暗自相信我們為之奮鬥的是一項正大光明的事業；雖然，我們的探險因其性質，最終歸於幻滅，可我們依然堅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的鬥爭沒有白費。」
不管現代讀者是否認可梅勒什的觀點，梅勒什的觀點對於與之同時代的人來說都要比歐文、薩松等人的「無用論」更加為人接受。歐文、薩松之流沒有任何一個人設計出哪怕一個可信的外交方案來結束他們筆下生動描述過的這場噩夢。幾乎每一個參加過戰爭的人，只要心智正常，都會在戰場的痛苦面前卻步，和書中記錄的那麼多士兵一樣表達對於戰爭的反感。可是，他們的這份情感不該遭人誤讀，讓人以為發出這些肺腑之聲的人們會坐視不管，任由敵人贏得勝利。
那麼，究竟該用怎樣的一種方式才能最好地避免誤解產生？冬天日漸一日地冷了起來，各國軍事領導人都在為將來做著打算。英國政府內部展開激烈辯論，討論是否有必要進一步收緊對德國的封鎖，畢竟目前的封鎖寬鬆得出奇。費舍爾和海軍部急於在北海佈雷，從源頭上切斷流入德國的大量貨物，其中包括煤炭、食品，還有美國出產的棉花，後者是生產炸藥的關鍵成分之一。但是，格雷和外交部堅決反對為此與美國產生爭端。美國早已放出話來，聲稱支援棉花出口對於美國經濟至關重要。外交大臣還有其他幾位大臣也反對針對荷蘭採取苛刻的政策。可是，大量物質正是通過荷蘭進入的德國。在外交大臣等人看來，對一箇中立國如此苛刻，不免讓英國顏面掃地，畢竟荷蘭是為了幫助鄰國才投身戰爭的。
一些頗具影響力的聲音陸續出現，要求放棄封鎖，認為封鎖不但起不到效果，還將損害外交形象。大臣們發現還有一件事情讓人沮喪——美國駐歐各國的領事官員們正在不遺餘力地保證對德海上貨運渠道暢通，保持中立的義大利則在向同盟國提供糧食和橡膠。格雷早就被這場戰爭折騰的情緒憂鬱，行為也變得愈加古怪。他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個人建議：對奢侈品開綠燈，任其流入德國，藉以消耗德國的外匯儲備。白廳還在擔心封鎖若是過於嚴格，恐導致全球金融體系崩潰，將對英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鑑於上述種種爭議質疑，英國到了10月已經幾乎放棄封鎖。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變數，因為海軍部早在1914年之前就在一直集中精力，將經濟戰當作對付德國的主要武器。可是，直到12月，來自英國的商船還在鹿特丹解除安裝食品，其中相當一部分最終將被送進英國敵人的肚子裡去。直到1917年美國參戰，協約國遲來的封鎖才成為最終迫使德國投降的利器。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也在就戰略展開辯論。約翰·霍恩和艾倫·克萊默寫道，在1916年之前，「這場戰爭將因其在軍事上的發展過程，使得發動戰爭時的道德和政治意義相形見絀，變得微不足道」。這一點在1914年聖誕來臨之際已經成為事實。將士們8月的滿腔浪漫理想統統破滅，取而代之的是擺在眼前、令人困惑的新現實。溫斯頓·丘吉爾為老去的時代唱起了讚歌，字裡行間透露出丘吉爾獨有的機智，以及些許的溫和自嘲：「這是一種恥辱，戰爭已經將充滿騎士精神的衝鋒陷陣拋在一旁，變成了一場貪婪、卑劣、機會主義的遊街示眾；已經只能去找那幫戴著眼鏡的化學家，還有握著飛機和機槍操縱桿的操縱者幫忙，才能打贏……（政客們）把戰爭從懂得如何行軍作戰的行家裡手和受過訓練的人手中搶了過去，開始拼人、拼錢、拼武器裝備，成了一件令人厭惡的事情。」丘吉爾這最後一番話道出了不少老兵真誠的懷舊情懷。當然，換作老兵的平民同胞可能會反唇相譏，聲稱這幫職業軍人1914年的作戰行動難得有一次兌現承諾，實現所謂對戰爭的把握。
此時此刻，英國遠征軍已經部署了27萬士兵，編制上包括艾倫比的一個騎兵軍，外加兩個集團軍，一個由黑格統帥，另一個由史密斯-杜利恩執掌帥印。8月以來，英國遠征軍已有16200名軍官和士兵陣亡，47707人受傷，16746人失蹤被俘。陣亡的貴族後裔共有47人，其中不少人名列150位犧牲的伊頓校友之中，這些人佔到伊頓公學戰時最終損失人員的15%。雖然，這些傷亡數字對於英國人來說已經足夠嚇人，但比起其他參戰國來說卻顯得微不足道，這也反映出英國在1914年對戰爭的投入相對較小。當然，後來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待到停火之際，英國已經通過徵兵前後徵召了600萬人入伍，佔到了英國成年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八分之一死在了這場大戰當中。
12月20日，約翰·弗倫奇爵士去往沃爾默走了一遭，在肯特郡的海邊與阿斯奎斯和基奇納進行了一番會晤。首相及其閣僚雖然感覺被逼無奈，只能將政府大事和國家命運託付給一幫帶兵打仗的外行，可是除了這幫人，又有誰對軍事上的事情略懂一二呢？阿斯奎斯對於那幫高階軍官在公共場合口無遮攔，同樣感到忍無可忍。這幫人要麼無知無畏，盲目樂觀，要麼就是一副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的腔調。阿斯奎斯寫道：「政府應該……給打仗的那幫傢伙每個人舌頭上統統安一把鎖，管你是陸軍還是海軍。」
基奇納依舊脾氣不改，和同僚下屬關係疏遠。難得有幾個人會覺得和此君共事談得上意氣相投：年輕的西里爾·阿斯奎斯看著這位陸軍元帥血色紅潤、青筋暴露的臉頰，不屑地寫道：「他這張臉活脫脫就是一副波蘭鐵路圖。」不過，那位恩塗曼戰役的勝利者雖然資質有限，當年甚至建議把已經死去很久的苦修派領袖馬赫迪的頭蓋骨從喀土穆運到倫敦去搞一場公開展覽，卻絕非一個沒有腦子的傻瓜，甚至要比英國遠征軍的那位總司令還要審時度勢得多。西里爾·阿斯奎斯的妹妹瓦奧萊特此時也在沃爾默。她告訴朋友魯伯特·布魯克，說約翰·弗倫奇爵士對事態發展出奇地樂觀，比自己的爸爸甚至基奇納還要樂觀得多。（那位最高司令官）已經觀察到德國人中間出現了不少「過勞」訊號，意義重大——揚言自己在過去三週除了教育俘虜之外沒有做過任何其他事情！……在弗倫奇看來，一場突然崩盤可能近在眼前，整件事情沒準會在4月，要麼5月發生，在沒有任何人預想得到的地方，好比柏林。
這無疑進一步證明了弗倫奇的判斷有多麼俗套。弗倫奇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根本原因在於他認為英法聯軍策劃的春季攻勢將畢其功於一役，對此深信不疑。令人驚訝的是，這位英國遠征軍總司令並未因為自己8月以來表現一塌糊塗，尤其是在馬恩河戰役之前和戰役期間指揮拙劣遭到撤職查辦。弗倫奇在11月提到了法軍指揮官們的表現，措辭之卑劣，對於一位戰時陸軍總司令來說簡直不可饒恕：「說到底，法國佬的水平實在太低。你得時時記住，那幫法國將軍都是些什麼貨色出身。」即便如此，弗倫奇仍然保住了位置，因為英國政府對於到底該如何打贏這場戰爭依舊判斷不清。包括丘吉爾在內的許多政府官員仍然抱有錯覺，認為約翰爵士是一位有能力的指揮官，只是被那些膽小無能的盟友辜負連累罷了。即使是基奇納本人，也覺得自己有必要在9月的上議院發言上替弗倫奇美言幾句，誇一誇後者展現出來的卓越領導才華，「冷靜的勇氣」和「高超的技巧」，而這完全是歪曲事實。約翰爵士指揮錯漏百出，就1914年擔任司令官這一段時期而言，可以說毫無作為，之所以沒有改變歷史程式，這是因為英國遠征軍遠無這般強大的力量足以決定戰爭的勝負輸贏。即便如此，讓弗倫奇繼續留任最高司令官，對於其麾下的軍官將士們來說卻是一個巨大的不幸。弗倫奇的繼任者黑格雖然在現代人眼中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也絕對談不上軍事史上的所謂名將，卻是一個治軍有方的有才之士。
阿斯奎斯本人傾向於樂觀看待問題，較之西線，更多受到東線戰事的鼓舞。他在沃爾默度完週末之後曾向維尼西亞·斯坦利透露，「看來好像有些確鑿的理由，讓我覺得奧地利有意自作主張，單獨媾和」。阿斯奎斯有時候會有不少古怪的想法。就在那年冬天的一個晚上，他告訴斯坦利，自己在唐寧街的位置被赫伯特·塞繆爾給搶了過去，在談到赫伯特的時候還用上了哈爾王子的一段話：「一個猶太人，一個希伯來的猶太人！」阿斯奎斯雖然在打仗這件事情上一沒本事，二沒天賦，還是在首相位置上一直待到了1916年12月。當然，為阿斯奎斯辯護的人可能會說法國、俄國、德國、奧地利還有義大利政府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年裡也不比英國自由黨政府有任何高明之處。
反觀內閣其他人，丘吉爾儘管對於戰爭熱情不減，到了這個時候也開始擔心西線一旦陷入僵局，數百萬士兵就只能「嚼著鐵絲網過日子」。首相阿斯奎斯在12月5日寫道：「（溫斯頓）腦袋裡想法很多，現在關注起了土耳其和保加利亞，打算大幹一場，在加里波利半島和達達尼爾海峽來一次冒險，我對此完全反對。」丘吉爾對自己在海軍部裡的位置感到愈加無趣，提不起勁來，一心渴望獲得軍事指揮權。他在戰後聲稱，1914年冬天沒有舉行英法戰略會議是一個極大錯誤。丘吉爾此言不虛。協約國之間的合作支離破碎，一開始更多考慮的是到哪裡籌措資金，而非如何打贏戰爭。英國的盟友們認為，既然英國兵員貢獻相對較小，那麼就應該至少支付大部分賬單。英國也的確這樣做了，尤其是給法國提供貸款。可是，英國人與此同時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解決聯軍在法國各自為政引發的嚴重問題，只是到了1918年3月德國大舉進攻，危在旦夕之際，才做了44個月前該做的事情，把英軍交由法軍最高統帥福煦元帥指揮。
丘吉爾有關西線陷入僵局的看法，得到了英國最負盛名的演說家和最具名望自由黨政治家的認同。勞合·喬治早就對英法聯軍領導能力持懷疑態度，認為長此以往勢必引發輕慢侮辱。勞合·喬治致函阿斯奎斯，寫道：「除非政府當機立斷，把握當前局勢，否則我對戰爭前景著實感到不安。看不到任何跡象表明我軍領導者和指揮者能夠拿出什麼方案讓我們擺脫當前的尷尬局面。若非親眼見到這幫人如此鼠目寸光，我也萬萬沒有想到有人坐在這樣重要的位置上，竟然會這樣缺乏遠見。」
這位內閣大臣有意在巴爾幹半島開闢新的戰線：出錢出力，支援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羅馬尼亞人的軍事行動，同時尋求借道敘利亞，打擊土耳其。勞合·喬治認為如果軍隊領導者能夠更富想象力，就能找到路子，避免重大傷亡，儘快贏得對同盟國的勝利。勞合·喬治的看法雖然大錯特錯，可他在此後的一生當中依舊熱情不改，堅持己見。丘吉爾雖然多少認同勞合·喬治的觀點，卻有更多保留。他在戰後寫道，「要想打勝仗，就得殺人，就得用計。越是偉大的將軍，在計謀上下的功夫越多，就越不需要依靠殺人來打勝仗。」丘吉爾本人直到「二戰」期間仍然心存幻想，認為如果採取的軍事手段足夠高明，就有可能以較小代價贏得勝利。可惜，對於20世紀那些工業大國之間的較量來說，他的看法是錯的。
《將軍》（ithegeneral/i）一書發表於1936年，c.s.弗雷斯特在書中用輕蔑的筆觸成功刻畫了一個戰時英國軍官的形象。作者將「一戰」期間的指揮官比喻成粗野之人，一心只想憑藉蠻力，東找一個支點，西找一根槓桿，把螺絲釘從木頭裡撬出來。真是可惜得很，弗雷斯特如是寫道，這些人看不透事實，不懂得只要輕輕扭動，哪怕花上小小的一點兒力氣就能夠把螺絲釘取出來。弗雷斯特關於戰時領導者的這種看法恰好代表了丘吉爾和勞合·喬治的看法，並在此後贏得廣泛認同。不過，如果正像當前許多「一戰」研究者所說的那樣找不到辦法「扭螺絲」，沒有辦法確認什麼才是可靠的方法打破僵局，又該如何是好？
寄望通過在達達尼爾海峽發起一場奇襲，就能打垮土耳其，這很可能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妄想，哪怕在加里波利半島的戰役進展要順利一些，恐怕也難以達到目標。英國為了保護帝國切身利益、好比蘇伊士運河，勢必要同土耳其人兵戎相見。可是，就算英法聯軍1915年通過軍事行動在黑海贏得出海口，但能否達到讓土耳其人投降的地步，這一點依舊存疑。有了暢通無阻的海上通道，能夠自由出口海外，俄國本可從中獲益匪淺，尤其是糧食出口這一塊。可是，即便真的通過達達尼爾海峽派遣兵力，打贏西線戰爭，就能保住沙皇政權，這似乎不大可能。體制的無能嚴重拖了俄軍後腿。不僅如此，1915年至1916年期間，西方盟國一直缺少軍需用品來補充自己的軍隊，勿論為俄國人提供足夠裝備，改變歷史程式。倫敦倒是傳出過一些有力的聲音，有意讓俄軍士兵使用英國生產的武器，這樣一來，省得英軍西線增兵，自然也不會產生那麼可怕的「傷亡名單」。如此做法不免諷刺，自然不了了之。英法兩國對土耳其聯合動武，擊敗奧斯曼帝國之後大肆劫掠，真正影響深遠的是中東日後的命運走向，而非這場戰爭的勝負輸贏。
西線作為大戰的主戰場，1914年至1918年間發生的大規模戰役如此之多，在勝負揭曉之前，大量死人幾乎不可避免。1939年至1945年的情況同樣如此：即便西方盟國的人員損失大幅縮水，也不能反映領導能力比「一戰」有所改善，只能說明在這第二輪大戰中俄國人承擔了更多責任，自然也付出了更大犧牲。只有在1944年的諾曼底登陸戰中，英美兩國大批軍隊與德國國防軍在前線區域性陣地展開直接交鋒，某些部隊的步兵損失率才能與1916年相提並論。這樣慘重的傷亡一直持續到德軍防線被突破，艾森豪威爾的大軍能夠充分發揮自身出色的機動能力才告一段落，而這樣的戰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根本就不存在。
1914年的各位指揮官當中，霞飛因為提出「第17號計劃」，遭到的攻擊指責最多。可是，這位法國最高統帥倘若少了這份固執——你願意的話，也可稱之為堅持目標的力量——之後的馬恩河反擊戰恐怕就不會取得勝利。1914年冬，隨著霞飛在這場巴黎郊外與毛奇的意志大戰中取得至關重要的勝利，其本人作為法國戰爭總指揮的地位從此不再受到挑戰。10月的第一次伊普爾戰役讓人看到，法金漢比起他的協約國同行來沒有絲毫高明之處，根本拿不出辦法來贏得勝利。雖然，德軍在體制上要優於敵人，但是德皇的軍事將領們沒有一個顯示出所謂的天賦將才來。哪怕是魯登道夫，戰術上堪稱大師，戰略上也不過是一個拙劣的泛泛之輩而已。
英法聯軍的指揮官們為了奪回被德軍佔領的比利時和法國東部，從1914年9月開始就在一直忙個不停——他們必須面對一些基本困難：有些地方非攻不可，德國人卻能夠隨心所欲，想守就守，覺得有利可圖的時候甚至可以拱手相讓。為英國人在戰場上贏得更多份額，成了道葛拉斯·黑格爵士1916年到1918年的重任——黑格此時已經接替弗倫奇·約翰爵士成為英軍總司令。黑格1914年10月在伊普爾的經歷對他本人的作戰思路影響巨大。每每想起德國人當時距離突破防線只有一步之遙，黑格就會認定決心與毅力，也就是說意志上的優勢對進攻一方贏得決定性結果有多麼重要。不過，在今人看來，西線交戰雙方在1918年之前發起了一波接一波那麼多攻勢，卻沒有任何一次能夠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定手。只有待到德國精疲力竭，美國參戰，英軍在作戰方法上有了明顯改善——黑格對此完全可以認為是自己的功勞——勝利才有了成為現實的可能。
這世上從來就沒有可靠的捷徑可走。正如喬治·奧威爾在一代人之後的睿智評論所言，要想盡快結束戰爭，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投降認輸。戰鬥在西線的將軍們如果能夠更加珍惜士兵們的生命，對於士卒的犧牲表現得不那麼明目張膽地冷酷無情，他們的聲譽在今人眼中會高得多。但是，這些將軍們到底有何妙策良方，能夠打破僵局，確實難以看出。在1918年之前，擺在協約國面前的選擇基本上只有一個，要麼容忍默許德國掌握歐洲大陸霸權，要麼拿起武器，予以反抗，繼續承受可怕的代價。無論當時，還是今天，倘若有人認為還有第三條路可走，那隻能說是一廂情願，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