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冬天來了。格特魯德·斯卡德拉在靠近布萊梅的小城費爾登的家中凝視著窗外的冷雨，想起了在前線為祖國奮戰的戰士們：「士兵們不僅要面對這樣惡劣的天氣，還要隨時面臨死亡的危險。」斯卡德拉的擔心並非多餘，從瑞士一直通往大海的西部戰線上，到處都是來不及掩埋的屍體和糞便，還有700萬套被水浸泡的衣物和皮靴，散發出濃烈的惡臭，一連數週不散。兩軍對壘，戰線延綿500英里，有的隱蔽在孚日山的崇山峻嶺之中，在被炮火燒燬的松林中安營紮寨；有的因為無法挖掘塹壕，只好沿著伊瑟運河築起一道堅固的胸牆，躲在後面。第一次伊普爾戰爭結束之際，法國人負責把守的防線有430英里長，比利時人有15英里，而英國遠征軍只有21英里。對於英國遠征軍那一點點微薄的兵力來說，他們已經盡其所能。不過，相形之下，待到1918年2月，英國人的防線將延伸至110英里。
從1914年9月開始，直到大戰結束，幾乎所有主要戰事都發生在凡爾登和英吉利海峽之間，這是因為再往南走，地形不利於展開進攻。比利時西部有一些小城鎮景色宜人，至少在10月和11月的戰事把這裡毀掉之前算是不錯的好地方。不過，平整的田地被高矮不一的樹籬分隔開來，變成一塊又一塊，有的大，有的小，就不大招人喜歡了。鄉間柳樹成蔭，楊木和懸鈴木在路旁排成一行行，時不時還會冒出一簇兩簇山毛櫸。戰事剛剛開始的頭幾個星期裡，牛群還在悠閒地啃著草，任由打仗計程車兵從身旁穿過，正是田地裡隨處可見的動物糞便讓不少傷員染上了氣性壞疽。一旦連綿的秋雨來臨，地勢低窪的地方車輛便寸步難行，無法上路。由於這裡地勢高低差別不大，因此哪怕最微小的優勢也變得至關重要，德國人無一例外地佔領了較高的地方。作為佔領者，他們完全不必因為掉頭就跑感到面子掛不住，無須顧忌榮譽受損的問題，因此在戰術上佔了優勢。反觀聯軍，不到萬不得已，否則在比利時和法國的土地上是絕不會輕易退讓半寸土地的。
愛德華·科德維剛被派往法國東北部的時候，他和戰友都為自己要待在這樣一條深溝裡感到不可理喻。科德維將之形容為「迎接我們的新玩意兒」，沒想到這竟然成了他們日後的生活。好幾百萬人要在好幾個月裡守著幾乎一成不變的陣地，而敵人就近在咫尺。「塹壕戰剛剛開始的那些日子，」弗蘭克·理查茲寫道，「雙方都相當不怕死。你會看見一個德國兵突然從溝裡跳將出來，朝著村子直衝過去，這樣的場景看過不下一兩回。可惜，不是每一次都能跑得到的。後來日子久了，兩邊都領教了對方的準頭有多麼厲害，再也沒人敢露一個手指頭了。」《每日電訊報》記者阿什米德·巴特萊特撰文寫道：「現代戰爭中士兵常常要把自己隱藏起來。為了對付德國人的害人詭計，士兵們只好藏在地下。敵人要是不知死活，膽敢探頭出來，就立刻起來，一槍把他幹掉。」羅伯特·哈克11月寫道：在我自己防守的這塊地頭上兩邊陣地相隔只有幾碼遠，但是「像這種打法，有些防線你哪怕在塹壕裡一連走上好幾天，都有可能連一個德國兵都見不到」。
皇家近衛騎兵團的科爾溫·菲利普斯從伊普爾寫信回家，字裡行間充滿了悲傷，「待在這個地方，你要學會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忘記什麼叫作‘榮譽’」。進攻的時候，有些德國軍官會拿著步槍，揹著背包，藉以避開敵軍槍手的注意；士兵們會拔掉釘盔上的尖釘，因為這些釘子一旦從塹壕裡露出來，就有可能賠上性命。要想不暴露哪怕一寸肌膚，就必須嚴格遵守紀律。步槍旅的萊昂內爾·丁尼生眼看自己營的友鄰部隊錫福斯高地步兵團粗心大意，不禁連聲哀嘆：「人的命運就是這樣難以預料：只要20來分鐘沒有炮彈打過來，這幫人就會跳出塹壕，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下，好像根本沒有打仗一樣。結果可想而知，好多人就這樣白白丟了性命。」
英軍士兵慢慢養成了一套例行公事般的生活規律，單調無比，極不舒服：每天天還沒亮就進入陣地待命，接著7點開始吃早餐，12點半吃午餐，4點鐘喝下午茶，7點吃晚飯，不用站崗的9點半開始睡覺。不過，如此規律的作息制度雖然看著挺好，卻常常會被打破。警報不分白天黑夜都會拉響，時不時得出去巡邏，走上一遭，站崗放哨令人筋疲力盡，所以絕大部分士兵都是和衣而眠，有時一天下來甚至連靴子也難得脫。成日靠鹹牛肉、餅乾、麵包和果醬充飢，再加上家中寄來的一點兒零食，打打牙祭。郵遞送信業務堪稱一臺效率極高的機器，讓生活在死亡線上的數百萬士兵能夠獲得一兩天之內的英國報紙，還有各種各樣來自國內的慰藉。軍官們可以通過郵遞從遠在倫敦的商店訂購雪茄、餅乾，諸如此類的東西。擲彈兵團有一個軍官每個星期都會從福特納姆和梅森百貨商店訂購兩磅咖啡，可惜只喝了一個月就死在了戰場上。週二下午4點從泰隆庫克斯敦有限公司寄出來的雞蛋，週三下午5點就能送到弗爾訥比利時醫院的梅恩修女手中。
士兵們開始學會如何好好利用自己所處的位置，既然德國人的陣地就在隔壁，那麼就能免遭敵人炮火威脅，「這樣一來，他們就沒法把我們‘埋了’，」佛朗索瓦·邁爾寫這番話時明顯心滿意足。他用的這句法國俚語是在形容敵人開炮，就像「梅子」用來代表子彈一樣。近衛兵團軍官卡文勳爵在11月寫道：「我們後來的主要工作是學習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怎樣在塹壕裡做木炭，做好了之後怎麼搬，又該怎麼用；第二件事是怎麼扔手榴彈，這個活兒對於擲彈兵來說再簡單不過；第三件是怎樣才能把飛機打下來。不過，問題在於鳥兒太少，要等很久才能放上一槍。」在類似貴婦小徑這樣的防禦地段，交戰雙方都用上了探照燈，這樣可以更好地應對夜間進攻。起保護作用的鐵絲網雖然還達不到接下來幾年裡那種讓人無法下腳的密集程度，也已經布得越來越密。有些英國軍官始終認為打仗就該光明正大，指責德國人不守規矩。羅伯特·哈克抱怨道：「德國人會使用各種陰招詭計，朝我們發起進攻的時候穿著一身卡其色軍裝，搞偽裝，有時甚至穿著蘇格蘭裙，用英語喊‘不要開槍，我們是某某部隊的’，還會報出某些英軍部隊的番號。他們還會用英語喊‘停火’，打我們的訊號。」
法國兵路易·巴塔所在的部隊最早是在11月底被派往前線的，之前幾個月一直在幹看守犯人之類的活兒。冬天天黑得早，巴塔到達加萊海峽邊上的阿訥坎時已是晚上，在此之前剛剛去了一趟法國南部的納博訥。第二天一大早，巴塔在小鎮附近遇見三個人跟自己打招呼，感覺很熟，十分驚訝。這三個人從頭到腳都是泥巴，像鬼一樣，簡直分辨不出模樣來，仔細一問才知道原來都是戰友，5天前剛剛離開同一座軍營，「他們說起在泥裡躺了好幾個小時，沒有任何遮掩，整天淋雨，吃的東西更是難以下嚥。」沒過多久，巴塔和戰友們就被派去把守塹壕，溝裡滿是積水，好不容易捱到天黑，卻又一連好幾個小時睡不著覺，只能聽著零星的槍聲，看著時不時閃過的火光，提心吊膽，擔驚受怕。
就算睡意終於姍姍來遲，也會被鐵鍬鐵鏟叮叮噹噹、砰砰啪啪的聲音給吵醒。「你們在幹什麼？」巴塔睡眼惺忪，看著頭上模模糊糊的身影問道。「在埋死人，剛才那一陣子打死的」，上頭的人粗聲大氣地回答道。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死屍丟在無人區，無人收屍。灰色軍裝裹著的屍體早已腐爛，成了老鼠和空中盤旋的烏鴉的食物。聽另外一個法國士兵說起，那些進攻的步兵被機槍掃倒，屍體在他的塹壕前面躺了足足有一個月，「一排排倒在地上，好像演習一樣。雨水無情地落在屍體上，子彈打得泛白的骨頭碎片直飛。有一天晚上，雅克巡邏走到跟前，只見好多老鼠從褪了色的軍裝底下竄了出來。這幫傢伙在吃人肉，已經吃得又肥又圓。雅克的心怦怦亂跳，趴在地上，朝著一具屍體爬了過去。那個人的頭盔滾在一邊，臉上還掛著痛苦的神情，血肉已經沒了，只露出光禿禿的頭骨，眼睛也被吃了個乾淨，假牙掉了下來，落在已經發爛的襯衫上，嘴巴張得大大的，一隻腐蟲從裡頭蹦了出來」。
10月18日，英國國內某報刊出一封匿名信，寫信的是一名英國遠征軍軍官。信中寫道：「坐在這裡，讀著剛剛到手的英國報紙，讓人不禁想起英國還沒有成功擺脫舊有的認識，還在把戰爭看得波瀾壯闊，或者說充滿浪漫主義色彩，而這和現實扯不上絲毫關係。報紙給人的印象還停留在打仗就是一頓猛衝猛打。」作者同時引用了根據倫敦蘇格蘭步兵營在伊普爾經歷所做的宣傳：「現在發生的可不是這樣。我們計程車兵擁有大無畏的精神，英勇無比，包括夜以繼日地坐在溼透的塹壕裡，聽著駭人的噪音，炮彈打來，地動山搖……我讀了運動員營的事蹟，裡面個個都是運動員（這個營屬於新組建的‘好友營’之一），個個都是棒小夥，沒有哪個不夠勇敢。可是，我們需要的是普通人，是訓練有素，懂得怎麼瞄準開槍的普通人——是那些懂得不到合適的時機，絕不開槍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會喊打喊殺，巴不得一槍打死兩個德國佬的傢伙——這樣的普通人越多越好。」
喬治·克列孟梭作為政治家和記者，也用同樣的筆觸寫道：「我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當兵就是和敵人上陣廝殺搏鬥……可是，在槍林彈雨之下一動不動地靜待時機，這樣的耐心又需要多少更多勇氣？任憑痛苦折磨，這樣的考驗又是多麼更加艱難？在不斷無情地吞噬著所有生理和精神上的反抗。」西線對壘的雙方終於意識到在來年開春之前已經不大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德國軍官魯道夫·賓丁11月22日在佛蘭德斯氣急敗壞地寫道：「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單在佛蘭德斯這裡，而是整條戰線，我們和敵人都被拴住了雙腳……都……都失去了繼續突破的動力……能夠製造出這麼一條漫無盡頭、連續不斷的戰線，把阿爾卑斯山到大海連成巨大的一片，這可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這絕不是我理想的戰略打法。」待到局勢明瞭，當前不會再有大規模作戰行動，英國遠征軍索性給一些軍官和士兵放了假，這是這些人8月以來第一次得到解放。大夥兒上了火車，爭先恐後地搶座位，有一撥軍官甚至坐著掛在機車後的煤水車，去了布洛涅。
指揮官們也在利用這樣的喘息之機，把一些渴望回家的脆弱靈魂送回了國，其中包括陸軍准將戴維斯，這位出生在紐西蘭的將軍剛剛在埃納河吃了敗仗。一同送回家的還有擲彈兵團的諾埃爾·科裡中校，他8月23日在未得到軍令的情況下擅自從蒙斯撤退。喬治·傑弗瑞斯身為科裡的副手，認為科裡遭遇到了不公，因為撤退的決定是正確的。其他一些情況要模稜兩可一些。皇家威爾士火槍兵團的代爾姆-雷德克里夫中校回到營地時已經精神失常。這是一個涵蓋諸多不明症狀的術語，簡單的解釋就是一些正規軍官表現得無法適應戰爭壓力。這些人在1914年得到了軍法更為寬大的處理，相比之下，那些地位低下計程車兵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可沒有這樣的好日子過。
對於那些仍然留在塹壕裡的人們來說，即使勝利無法唾手可得，雙方的指揮官們也堅信必須採取主動，這樣才能防止士兵們陷入沮喪和惰性之中。軍官們為此採取措施，加大區域性進攻力度。可是，對於被迫執行命令的人來說，如此舉動顯然毫無意義。法軍的底層軍官叫苦不迭，抱怨上級軍官僅僅為了讓人看到他們沒有磨洋工，「有事可幹」，就白白犧牲士兵的性命。在英軍把守的防線上，約翰·考恩上尉描述了10月發生在吉旺希的一場戰役：「我們有一個連進攻了一個德國蠢貨，佔領了他們的塹壕，沒想到隨後遭到機槍掃射，戰友們成片成片地倒下，進攻的50個人裡頭最後只剩下兩個活著回來，克爾中尉在回塹壕的路上被打死。三連趕緊上去支援，我們直到塹壕被炸垮才得到解脫。我……白天黑夜就這樣醒著，渾身上下溼了個透，連續五天五夜沒有合過眼，每天晚上都在等著進攻隨時到來，這樣的任務真是又苦又累。」
12月21日一大早，考恩的部下正在擦拭步槍，「突然傳來一聲轟隆巨響，塹壕抖了起來，護牆和壕溝被炸得四分五裂，周圍地上的泥土被掀到空中（敵人埋下的一串地雷爆炸了）。隨後聽到10碼開外傳來德國人的叫喊聲，只見德軍端著刺刀，衝了過來……最後（我們）只好撤退。我有好幾個部下被活活悶死，還有幾個死在了刺刀底下」。德國人在印度步兵團陣地前方引爆了10枚地雷，造成大量傷亡，引起一陣慌亂。考恩在支壕裡集合起10個僥倖沒死計程車兵，連同友鄰步兵營的40名廓爾喀僱傭兵發動反擊。「有些人連武器都沒有拿就衝了上去。我把左輪手槍給了布里斯班中士，他的那把已經沒法用了。可惜，他在我身旁，不久就被打中了腦袋……上帝開恩，德國人不再照著我們衝過來，開始掉頭回轉……我撿起一把步槍，撂倒了7個德國兵，都是從背後打的。我還打中了一個德國軍官……不過，德國人開始向我們開炮，橫向依次打來。我們被強大的火力壓得抬不起頭來，最後只好向預備防線撤退」。考恩所在的營損失了14名軍官和516名士兵，「損失相當慘重……我的運氣不錯，活了下來，有一枚子彈還打穿了我的頭套」。
塹壕戰已經變得形同例行公事一般——突襲、巡邏、冷不丁地放上一記冷槍、突然一陣猛烈齊射，再加上區域性進攻，造成的人員傷亡源源不斷，英軍指揮官越來越擔心兵力不足。國內的基地在竭力尋找兵員補充，直到基奇納的新軍為1915年的戰役訓練配備完畢。但是，舊軍隊裡的那幫廢物難堪大用。萊昂內爾·丁尼生在日記中寫道：「中士斯文查特帶著第二批援軍到了，他是軍士中最沒用的一個。我威脅要把斯文查特帶到指揮官面前，告他遊手好閒，沒想到他竟然開槍打傷了自己的一隻腳，結果被送上了軍事法庭。」斯文查特雖然遭到降級，卻因為缺少證據表明有意自殘，免去了一場牢獄之災。在他看來，這樣的結果應該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
道葛拉斯·黑格爵士向陸軍部大倒苦水，抱怨這一類人的種種不是：「我早就說過，我們需要的是有愛國之心的人，要懂得我們為之戰鬥的事業的意義。德國人都是在強烈愛國情感薰陶下長大的，所以才會心甘情願為了國家犧牲。我們倘若不加以循循善誘，願意為國犧牲的人就不會太多。我說過，把在劍橋和牛津讀書的年輕人們派往戰場，去當軍官，只有這些人才懂得大英帝國目前面臨的這場危機有多麼深重。」德國人當然不會認可黑格口中德國人人欣然赴死的說法。在德國人看來，自己也面臨著和對手同樣的困擾：積極性不夠，領導力低下。魯道夫·賓丁在伊普爾寫道：「毫無疑問，英法兩國的軍隊要是碰上訓練有素的軍隊，早就該被打敗了。可是，這幫年輕小夥，剛剛經過訓練，實在沒用，尤其要是指揮官死了，更加派不上用場。我們的輕步兵營幾乎全是馬爾堡大學的學生……面對敵人的炮火，損失相當慘重。」
英國的《晨報》在為徵兵大聲疾呼，《新政治家》雜誌卻聲稱如此操之過急，「恐將引發這場戰爭中我們百分之九十的道德問題，不僅等於承認這個國家沒有把心鋪在戰爭上……這樣完全站不住腳……還會動搖我們參戰的基礎。這場戰爭不再是一場屬於英國人民的戰爭，而是英國統治階級的戰爭」。諾斯克裡夫勳爵強調自己有決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和政府官員見了面」，諾斯克裡夫有一天晚上對《每日郵報》全體主管講話時說道：「他們讓我搞一場大的徵兵運動。我一口就回絕了，除非我們的人（在前線後方的新聞記者們）得到公正對待，能夠方便地介紹我們的軍隊，這樣才幫著徵兵。我有本事招到50萬人，但必須得按我的方式。他們既然不同意，那我就不答應。」就這樣，在整個1914年冬天和接下來的一年裡，英軍一直想盡辦法通過志願兵制度招募足夠人手，只有這樣英國才能在這場歐洲大陸戰爭中扮演主角。
英軍為了解決燃眉之急，將徵兵的最低身高要求從8月的5英尺8英寸降低到了10月的5英尺5英寸，11月又降到了5英尺3英寸。此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14年參軍入伍人數一共達到1186351人。可是，其他國家陸軍戰場部署部隊是這個數字的三到四倍之多。只有到了1916年，駐守法國的英軍才獲得與自己國家大小相稱的兵力，也只有在當年引入徵兵制之後，才保證了英軍能夠保持兵員持續補充，以應對這場戰爭源源不斷的兵力需求。無論何種情況，一支龐大的陸軍要想提前做好武裝，保證配備充足，都是一件難事：英國遠征軍長期面臨嚴重的冬衣短缺問題（頭一個冬天配發的羊皮大衣完全不合適）。各種武器，尤其是炮兵的彈藥奇缺。直到大戰進入第三個年頭，國內工業生產才可以完全滿足戰爭需要。
同樣緊缺的還有役畜。英軍1914年開赴法國的時候帶了5.3萬匹馬，其他國家軍隊馬匹使用比例大體相當。官方歷史學家對此寫道：「現代戰爭中牲畜傷亡導致的損耗超乎想象。」英國遠征軍徵用的馬匹和騾子年死亡率達到29%。1915年新年到來之前，在法國和佛蘭德斯死於疾病和敵軍行動的牲口就有1.3萬匹之多。亞歷山大·約翰斯頓估算了一下，自己在前往埃納河的行軍途中差不多每走200來碼就能看到一匹死馬：「可憐的牲口，真是遭罪。」馬匹的死傷方式各種各樣，有的是被打死的，有的斷了腿，有的則被活活累死。英國陸軍在戰爭剛開始的頭12天裡從獵戶和農民手中購買了16.5萬匹馬，其中不少馬匹就像這樣死的死，傷的傷。德國人9月撤退的時候在路上丟了不少帶著尖刺的鐵蒺藜，又叫作「鴉腳」，用來對付追趕的騎兵。這些三角釘經常起到作用，加上法國的農婦習慣不把釘子和其他廢鐵清理乾淨，就把爐灰直接倒在鄉間的車轍小路上，更令英軍馬匹損失慘重。
很多馬匹因為趕馬的人要麼不懂駕馭，要麼野蠻驅趕，結果成為犧牲品。獸醫們對無知無識的騎手和馬伕如何虐待馬匹進行了分門別類：拉大炮的一般喜歡「勒緊」馬嘴；騎兵常常任憑坐騎又飢又渴，不聞不問；士兵們即便沒有要務在身，也會在堅硬的路面上肆意策馬飛奔；騎馬的人對於鞍傷毫不關心。英軍在奧姆斯柯克、斯韋斯林和謝漢普頓專門設點，為騎兵更換馬匹。每個站點附近都有一家獸醫院，可以同時照料上千匹傷馬。在溫徹斯特附近的皮特角軍營，軍用馬廄一次就接收了3000多頭傷病牲畜。
至於那些體型笨重的耕馬，當初軍隊徵召的時候就有專家提出反對。軍隊招這樣的馬原本是為了拉大炮，此時此刻已經證明確實不能適應角色。官方歷史學家寫道：「獸醫軍官……早就預見這些耕馬不適合做軍事用途，預計如果不加區分，把這些馬當作軍馬用於打仗，損失將會不小……因為這些馬匹抗病能力極差，食量飲水需求巨大，而且無法承受高強度行軍。」死在法國的重型耕馬成千上萬，部分原因在於這些馬匹的蹄子極不適應潮溼的天氣。英軍法軍只好從國外大量購買馬匹，予以補充，只到經歷慘痛損失之後才甄選出最適合作戰的馬種。從加拿大來的不少新馬有的死在了橫渡大西洋的途中，有的剛剛抵達英國就一命嗚呼。直到最後才發現最優質的馬種並非在畜棚裡飼養長大的，而是那些美國鄉下馬，這些馬身強體壯，來自南北達科他州這樣的艱苦環境。待到大戰結束，英國陸軍軍馬數量已經達到45萬匹；西線交戰雙方徵召服役的騾子馬匹預計在200萬左右。英國皇家陸軍獸醫部隊1914年僅僅招募了360人，四年過後已有2.8萬人。
如果說身體健康、沒有受傷的人和牲口都覺得待在條件惡劣的塹壕裡日子難過，那麼那些受了傷的遭受的又是怎樣一種折磨，就更加難以想象了。德國兵阿洛伊斯·勒文施泰因看著戰場上的那些犧牲品，心生憐憫，寫道：「一堆屍體裡躺了三個受傷的法國兵，一個兩條腿全斷了，另一個肚子開了膛，還有一個想一槍打死自己。我們有個夥計把他的左輪手槍給奪了下來。那個法國兵朝自己腦袋開了兩槍，想了結痛苦，但笨手笨腳，兩槍都打得高了一些，無邊帽被掀掉了，哼個不停，聽得讓人心裡難受。另外一個躺在地上，顯然已經沒了氣息，只剩下一條腿在那裡抽搐，就像還沒完全斷氣的松雞一樣。太可怕了！」
在「一戰」之前的半個世紀裡，軍事醫學發展要比其他科學領域進展緩慢。在缺乏抗生素的情況下，壞疽病依舊是導致大規模死亡的元兇。如果傷口得不到妥善處理，耽誤數日，死亡率將會更高。病人常常因為疼痛緩解，誤以為正在好轉。其實感受到的只是傷口變得麻木慘白，那是死亡來臨的先兆。要想活下來，需要相當的運氣。勒內·卡森12月在聖米耶勒附近被擊中了腹部，這種槍傷多半都是致命的。按照法軍醫療隊的規定，卡森只有回去自己團裡找醫生，才能得到治療，而他的團遠在400英里之外。卡森只好忍著傷痛，走了10天才找到自己的醫生，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做了手術。這段慘痛經歷使他從此成為一名改革先驅，為了受傷老兵的人權奔走一生，大聲疾呼。
愛德華·科德維去一家法軍戰地醫院，見一個生命垂危的朋友最後一面，看到80個傷兵躺在一座製糖廠裡頭，直接睡在稻草堆上，身上還裹著被泥水浸透了的軍裝。醫院裡只有一張病床，是留著給已經確診，即將嚥氣的人準備的。10月的時候，一條鐵路道岔出了故障，結果導致一輛滿載著500名傷員的救護列車走錯了道，開上了馬恩河上的一座斷橋。15節車廂裡頭只有兩節沒有一頭栽進河裡——說來也巧，那兩節裝的全是德國傷兵。並非每一個當護士的都是大慈大悲的修女。普略·德·迪於斯上尉就曾為這樣的場景感到震驚：一個女人邁著大步，從排成長長一列的車廂前走過。每一節車廂裡都裝滿了傷員，呻吟聲此起彼伏。女人每經過一節車廂門口，都會敷衍地問上一句有沒有人需要醫生。有個傷兵求她救救身旁的戰友，那名士兵的腹部傷口由於氣性壞疽再次裂開，發出難聞的臭氣。誰知這個護士竟然熟視無睹地徑直走了開來。德·迪於斯最後找了一個醫生。那個醫生因為超負荷工作，早已累得不行。德·迪於斯把情況跟醫生說了一下就匆匆離開了那裡，寫道，「我已經受夠了這些可怕的事情，只能隨他去吧」。
路易·莫夫萊是陸軍醫院的一名護理員，談起自己在盡力救助一個傷兵時感到多麼無力：「那個人的臉上，下巴已經碎了，滿臉血肉模糊。我們先是把他口裡的碎片清理了一些，接著把一根管子插進食道，這樣才能把灌腸劑灌進去，喂一些水和咖啡。」莫夫萊的救助站經常缺水，就連給士兵傷口敷料前清理一下手上泥巴的水都沒有。碰上病人休克，簡直無能為力。和絕大多數地方一樣，在這種完全談不上衛生的環境下根本無法輸血。莫夫萊講述了一個救助站的情況，自己曾在那裡幹過一段：「一進門左手邊擺著兩具屍體，上面蓋了一些帳篷的帆布碎片，就這樣丟在日頭下曬著；屍體後面堆著高高的一堆裝備、步槍、刺刀，還有浸滿了血的毛巾。屋裡用來照明的只有幾支蠟燭和兩盞油燈。我慢慢看清了躺在地上的那幫傷兵，差不多人人都是頭頂著頭，睡在地上。到處都是人身上的味道，鮮血，還有吐出來的東西；唯一聽到的聲音只有沒完沒了的哀嚎。最難的活兒是你得把一隻腳踩在一個士兵的兩腿之間，膝蓋跪在另一個的腋下，才能為第三個人治療。」
按照規定，莫夫萊還得幫著掩埋死人，「這些屍體大多已經臭得不行，早就完全腐爛，臉上全是黑的、腫的，上面還爬著蛆。你非得有這個本事，不怕反胃，才能給他們脫掉衣服，把身上的身份標牌給解下來」。戰爭剛剛開始的頭幾個月裡，軍官和士兵是分開掩埋的。可是，隨著傷亡人數增加，法軍下令只有上尉及以上軍銜的人才能享有這種特權。法國政府面對民眾的強烈訴求，最終答應各家各戶有權把犧牲的親人帶回家。不過，這件事情很快引發爭議，因為很多家庭出不起錢託運屍體。英國人和德國人則選擇將差不多所有戰死的列兵就近掩埋，葬在普通墓地裡頭。
戰場打到這個時候，還沒有被炸彈完全夷平，變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泥濘爛地——要想做到這一點，還需要成千上萬門重炮再多「辛苦」幾個月。1914年那會兒還有一些房屋完好無損地留下來，連同殘破的籬笆樹林一起免於戰火，只是隨著時間推移，這樣的屋子也所剩無幾，難得再見到幾棟了。德軍在普爾卡佩萊附近有一個團，團長格里姆少校講述了自己的一些部下找到一所農民的房子，在裡面住得舒舒服服，優哉遊哉，他自己也難得把好多天沒刮的鬍子颳了一回。不過，德國人的舒適老窩很快成為炮火集中打擊的目標，農舍裡頭的大部分人沒能活著出來。
士兵們對於待在一個一成不變的老地方，一打就是陸陸續續好幾個月，開始習以為常，這些地方的地標建築也逐漸聲名在外。英軍步槍旅在梅西訥附近，為了搶奪一個陣地打了一場狠仗，陣地周圍密密麻麻圍著全是鐵絲網，因此又被叫作「鳥籠」。拉巴塞有一個地方叫作「開動的火車」，其實是一些遺棄的貨車車廂。德國人在裡面裝滿混凝土，狙擊手躲在後面放冷槍，還挺管用。在拉巴塞，一個英國士兵要是運氣不錯的話，沒準可以「回趟老家」——受一點輕傷，就能獲得機會，坐車回國。孚日有一塊陣地，雙方在那裡都死了不少人。德國人管這塊地方叫作「硬漢山頂」，法國人稱之為「老杏仁」。只要佔領了這個山頭，就可以控制通往牟羅茲的道路，德皇計程車兵們可是為此下了大力氣，死了不少人。
回到1914年，當時的軍隊打起陣地戰來，可以說要什麼，缺什麼。電話機數量不夠，可訊號兵既不能發莫爾斯電報，也不能像以前殖民地戰爭中習慣的那樣打旗語，以免暴露自己。於是乎，指揮官們只好派人送書面情報，送信兵一旦被抓，風險極大。由於沒有潤滑油和棉花廢料，步槍常常被泥土和火藥殘渣堵住，開不了槍。加上一些冒牌製造商生產的彈藥粗製濫造，步槍卡殼成了常事。有一次，幾個皇家威爾士步兵團計程車兵跑到一個廢棄的農場裡頭，殺了一頭豬，把豬油拿來當作步槍潤滑劑用。衛生設施極其簡陋原始：士兵們索性直接尿在牛肉罐頭裡，再把罐子往胸牆外一扔，仍得越遠越好。同樣，躲在塹壕里拉大便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在日常廢物清理制度出臺之前，糞便也是隨手一拋，直接扔到無人區去。工兵在皇家威爾士步兵團的陣地前面布過一道鐵絲網，說是起保護作用。弗蘭克·理查茲手下一個士兵輕蔑地戲稱，就連長頸鹿都能從鐵絲網下頭走過去。即便如此，英國人自那之後一連好幾個星期再也沒有佈設更多鐵絲網。
德軍士兵為了讓日子過得更加舒坦一點兒，下的功夫要比英軍、法軍或者比利時人都多。德國人不僅挖了深深的塹壕，還在掩體裡添置起了一些裝飾，多少有了一點家的味道。中尉阿道夫·斯佩曼對於手下親自動手，在住的地方佈置起棚架、天窗，還有壁龕，感到很是讚許。掩體入口的牌子被粉刷得乾乾淨淨，這樣住所看起來簡直就像一個「快樂老家」。另外有一座碉堡周圍擺滿了法軍打過來的啞彈，美其名曰「炮彈宮殿」。德國人吃得也比法國人好：「路易·巴塔的部隊一連好幾個星期喝的都是冷咖啡，吃的是大塊乾肉和一些麵包，麵包上還沾著泥，每天天矇矇亮的時候才開始分發。吃的如此寒磣，那些願意、也有能力出錢計程車兵只好私自加餐。巴塔有一個戰友，每天晚上都冒著被送上軍事法庭的危險，偷偷溜出營地，徒步走去貝休恩，負責為連裡一半的人買吃的，每次趕在天亮之前跑回來，身上背得重重的全是吃的。」
職業軍人，哪怕級別最高的軍官，到了這個時候也把這場戰爭視為一場雙方堅強意志力的較量。既然如此，就必須展現出更勝對手一籌的能力，讓人看到自己這一方更能承受痛苦與損失，唯此方可戰勝對手。夏爾·戴高樂在12月7日給母親的信中寫道：「這場戰爭如果不是一場殲滅戰，又是什麼！像這樣的戰爭，不管範圍、意義還是殘忍程度，都是歐洲從未經歷過的，若不付出巨大犧牲，是絕對打不起來的。我們必須打贏這場戰爭，只有最狂熱渴望勝利的一方才能打贏。」戴高樂看到戰線上的很多地段，交戰雙方慢慢養成了一種相安無事，和平共處的心態，對此極為反感。法軍有一次挖了一條塹壕，直通德軍陣地，藉以阻止敵人如法炮製，在自己陣地下頭挖壕。戴高樂督促營長，認為應該利用這條塹壕來壓制敵人火力。營長少校大為不滿，反駁道：「你不要跑到我的地頭上來開這樣的頭。這樣做只會惹得敵人發作。讓敵人在自己的窩裡老老實實待著，他們不也讓我們安安靜靜待在我們的世界裡嗎？」戴高樂聽了心裡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寫道：「塹壕戰存在一個嚴重缺陷，會讓每個人越來越強烈地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如果我不招惹敵人，敵人就不會來打擾我……真是可惜啊。」
即便如此，那些一連幾周相互對峙的部隊直到最後也沒能與這位求戰心切的年輕法國軍官達成共識。士兵們追求的是住宿條件能夠好一點，日子多多少少沒那麼難熬。伊拉里翁溪的溪水從穆松橋北面的森林裡潺潺流過，法德兩軍計程車兵都會到這裡來取水。在伊普爾北部，一陣強降雨過後，英德雙方計程車兵都只能趴在胸牆上休息，塹壕裡灌滿了水，排水溝也被炮彈炸壞。兩邊日子都不好過，沒有任何一方還有幹勁想大打一場。12月初，有個德國軍醫彙報說友鄰的步兵團和法國人達成協議，每天到了晚上留出半個小時的例行停戰時間，交戰雙方利用這段時間把死者抬出去掩埋，順便交換交換報紙。不過，法國人最後還是拋棄了這段簡單的友誼。「明顯看得出來，法國人對於我們最近打敗了俄國人，很是生氣。」不過，更有可能是某些高階軍官介入，才讓此事作罷。德烏巴爾將軍向同為將軍的格羅塞蒂提出告誡：「請您務必留心注意，有些士兵在同一個防禦地段待得太久，會和對面的敵人把關係混得很熟。搞出聊天，有時甚至相互串門這種事情來，恐將導致不幸的後果。」
各交戰國出現了一股新的風潮，這股風潮和對8月戰事的浪漫幻想與熱情沒有任何關係。路易·巴塔11月動身離開納博訥，出發去往前線的時候，強烈地感覺到了這種反差：既沒有出征儀式，也沒有喝彩與親吻，這與自己部隊夏天出征時的熱情遊行截然不同。在巴塔看來，一個象徵性的標誌在於：4個月前婦女們湧向火車站臺，向士兵們贈送水果、果醬和白酒，可現在這些女人會將商品賣給士兵，自己賺錢。要是能夠受點輕傷，簡直求之不得。威廉·凱森中士的哥哥左手中彈。凱森在給家人的信中無不羨慕地說道：「哥哥這次可真是中了頭彩。」弗朗索瓦·邁爾躲避炮火時摔倒在地，落在地上的一堆爛玻璃上，被嚴重割傷。這次受傷給了他好幾天的寶貴時間，可以暫時遠離前線。「我很抱歉要拋下同伴，但我跟他們保證，一個星期後就回來和大家團聚。」邁爾回到後方，不少平民前來看望。大家對邁爾受這一點傷就大驚小怪，紛紛嘲笑不已。邁爾一開始感到無地自容，後來才慢慢好起來。「不管走到哪裡，我都在遮遮掩掩，不想告訴別人受傷的實情，只是說子彈打的。靠著編這些謊話，真真假假，換來了幾夸脫咖啡和幾瓶朗姆酒，都是送的，都不要錢。」
年輕的德國炮兵赫伯特·蘇爾茨巴赫碰見一些法國戰俘，聽到戰俘們說起一路上能夠毫髮無傷地到達德國，把打仗的事情丟在腦後，簡直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覺得不知道該說什麼是好。法軍戰線上也是同樣如此：有個德國俘虜告訴愛德華·科德維「我們在這裡當俘虜要好過打仗」。有幾個同伴聽了，大罵這個德國戰俘不該。科德維於是問起他們是否認為法國應當為這場戰爭負責。「這既不是法國的錯，也不是德國的錯，」這幫德國戰俘說道，「要負責的是俄國人。我們這些當兵的之所以打仗，純粹是沒有法子。」不過，雄心勃勃的英雄還是有的。「這些人從困境中獲得了鞭策的快樂，或者說至少裝出來這副模樣。朱利安·格倫菲爾是一個受到同時代人追捧的偶像人物，原因在後人看來往往不得其解。他在10月曾經寫道：「我熱愛戰爭……戰爭就像一場大型的野餐，卻沒有野餐的目標。戰爭是最好玩的事情……正適合我強壯的身體、堅強的神經和狂野的性情。戰鬥帶來的興奮讓每一樣東西，每一個場景，還有每一個動作都充滿活力。人只有在殺人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有多麼深愛自己的同類。」
可是，更多士兵對於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遭受的折磨都感到深惡痛絕。步兵更是不堪重負，苦不堪言。讓士兵們同樣感到厭惡的還有一個現實：在前線後方，成千上萬的支援部隊過著相對安逸的日子，有地方睡覺、休息、洗漱，吃的一應齊全，吃飯也基本上不用擔心戰鬥隨時來襲。有個德國士兵酸溜溜地說道：「打仗就像劇場裡的一齣戲。演戲的在前面，最好的座位都在後頭。」炮兵威廉·席樂恩-弗林施寫道：「留在後方的那些兵，日子過得跟和平時期一模一樣，根本就看不出來在打仗。在我看來，在最前頭衝鋒陷陣的是步兵和輕工兵。這些人沒日沒夜，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給家中女兒的信中說起自己當司機會有一些便利，雖然並無多少害處，卻感到沮喪：「有些士兵會一次又一次放出閃電來打敵人。你崇拜爸爸。可是爸爸打不了雷，有時會感覺很沒面子。爸爸雖然升不了職，但是隻要可以，爸爸就願意去面對狂風暴雨。」
洛文施泰因的話如果是出自一番真心，倒也難得。傑弗瑞斯帶著部下奔赴前線，去參加另一場戰事，途經梅維爾的時候碰上一個軍官，雖然不知姓甚名誰，但也是擲彈兵團的。傑弗瑞斯問他：「你什麼時候回團裡面？」這個面熟的軍官答道：「天啊，你不會真以為我會幹這種蠢事吧？我已經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了。」傑弗瑞斯煩悶地寫道：「這傢伙是個懶骨頭，厚臉皮，做事喜歡討價還價，是鐵路上搞徵兵的那種軍官，反正就是那一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