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步兵喜歡自嘲，戲稱自己是「撿破爛的」，越來越看不起那幫和自己穿著同樣軍服，卻不分擔風險的「長尾巴」。有個軍官在路上偶然遇到幾個陸戰隊員，竟然坐著汽車，而不是徒步前進。他問起陸戰隊的長官是否有所傷亡，得到的回答卻是輕描淡寫的一句「很少很少」，言下之意一個也沒有。這位陸軍軍官寫道：「我看著我可憐的部下在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向著灌滿泥水的塹壕前進，等著在那裡受苦受累。不，在這場戰爭裡頭，前線不同作戰部隊士兵經受的苦難絕對是不公平的。」一夥法軍軍官從前線退了下來，休息幾天，正在烏丹的一家賓館用餐，有一個軍司令部就設在那裡。有個「撿破爛的」只要一聽到他們喊「服務員，再來一瓶查特酒」就感到噁心。招呼服務員的那幾個參謀官一眼就能看出對於每天晚上如此安逸地享用晚餐早就駕輕就熟。
愛德華·科德維每天只要一見到軍官們坐著錚亮發光的小汽車，從排成長隊的傷員身邊加速駛過，胸中就感到義憤填膺。傷兵們只能拖著疲累的身子，一步一挨走去最近的救護站——有一回走了差不多12公里。「這幫軍官別看一個個衣冠楚楚，經過的時候竟然沒有一輛車停下來，給累得實在走不動的（傷員）捎上一段。那個當少校的想必一定不能錯過自己的烤肉。」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只要一說起前線士兵面臨槍林彈雨，就對當參謀的鄙視有加：「那幫傢伙躲在前線後面好幾公里遠的地方，只會擺弄擺弄書桌、電話，還有收發報機的紙條。軍械主任就連馬都長得膘肥體壯。」
留在前線的只要不是蠢貨，都會多多少少受到恐懼的折磨，只是有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加明顯承受不起。「一個人要是給嚇壞了，去看他的眼睛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弗朗索瓦·邁爾寫道，「眼裡充滿著痛苦和恐懼，像個瘋子一樣。這些炮彈雖然可惡，但並不至於讓人害怕到這個程度，只要不被炮彈直接擊中，就沒那麼大傷害。炮彈打來之前，會聽到一陣長長的呼嘯聲，接著數到十，就炸了。」救護車司機德羅西·菲爾丁提到某些人面對炮火，縮手縮腳，顯得很是鄙視。有個志願兵尤其如此。此人名叫約翰遜，在一家民間戰地機構工作：「光聽見（炮彈）打來的聲音，就嚇成這個樣子，真是少見。鄧砌齊的那個約翰遜就是這副熊樣。當時只見一輛‘囚車’（德軍炮彈）飛了過來，這個約翰遜居然一下子嚇暈過去，癱倒在地，還有一個司機也被嚇成了這副德行。」
除開心理負擔，身體負擔同樣不輕。隨著冬天氣候日漸惡劣，就連身體最棒計程車兵也有不少患上了風溼和塹壕足病，這是因為24小時長期穿著溼靴子和溼襪子，經常要在齊膝的髒水裡涉水徒步。患病人數與日俱增。支氣管炎司空見慣，有時甚至會奪去性命。蝨子不僅僅只是惹人討厭，更是疾病的攜帶者。「親愛的，今天已經是待在塹壕裡的第7天了，」中士古斯塔夫·薩克11月5日在阿爾德庫爾給妻子寫信，「我們看起來真的就像豬這個字形容的那樣。大衣、外套，還有褲子上面附著的泥，毫不誇張地說，足足有一公分厚……報上都是些令人作嘔的東西，要是看到說什麼‘向前緩慢推進’，意思就是挖了整整兩個晚上，朝敵人的陣地前進了50米到60米的樣子。」薩克雖然之前是個記者，可是覺得只要一看到德國報紙上吹噓戰爭如何如何崇高，塹壕裡打仗是多麼多麼驕傲，就感到噁心，感覺自己永遠無法提起筆來，把在法國的親身經歷講給世人聽：「凡是那些到處宣揚，說什麼‘在經歷過戰爭洗禮之後，要寫一點東西來歌頌戰爭有多麼偉大’的傢伙，統統都是在放屁。」
喬治·傑弗瑞斯12月24日頭一天晚上趁著天黑，把一支部隊從前線給救了回來，隔夜第二天一早寫了這麼一番話：「我一大早四處走了一走。有些地方的水已經齊腰深了。天光亮了起來，這才看見我們塹壕選的位置相當的差，滿是水和泥巴……這裡的土地十分平整、毫無特色，地頭上還有不少堤壩攔著……德國人可以從上往下看到我們……我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沿著防線走了一圈，路上蹚了不少水。」羅伯特·哈克也是同樣境遇：「到這種地方來打仗確實感覺非同一般，早就沒有了時間概念，什麼今天是星期幾，幾月幾號，這些全都記不得了。感覺一切只憑什麼時候進塹壕，什麼時候出來放風休息來算……這些泥巴……可不一般。這裡的泥裡頭有許多黏土和礦物質，黏糊糊的一大團，像捕鳥膠一樣，腿一踩進去就被吸住，拔不出來。另一塊陣地上有5個人被泥巴粘住，陷在了靠近射擊線的一條交通壕裡，花了足足7個小時才弄出來3個……跪在樹籬拼成的柴把上，我們用手把他們大腿還有腳上的泥刮掉……泥巴粘在衣服、外套、褲子和裝備上，差不多有半英寸厚，等於身上的負重多了一倍。槍也全被堵住塞住了，根本用不了。」羅伯特·哈克在被死神奪走性命之前就忍受了這麼幾個月的痛苦折磨。
弗朗索瓦·邁爾秋天剛開始給家中妻子寫信的時候還鬥志昂揚，信心滿滿：「我們過得很開心，每天吃得飽飽的。當然發牢騷的也不在少數——都是些老近衛兵——不過，我想說士兵們計程車氣整體上要比剛剛開始打仗那會兒好一些。有些暴力激進的社會主義分子又重新找回了愛國主義熱情。」只有為數不多的一些人嘟囔著要當逃兵，邁爾寫道，不過對面塹壕裡的一些普魯士人也會幹同樣的事情，高舉著雙手，向我們走來，嘴裡喊著「法蘭西萬歲！太殘忍了！」一經審問才知道這些人是因為不滿口糧太少，加上受到軍官虐待。話雖如此，隨著日子一個星期接一個星期過去，天氣也變得越發糟糕，邁爾的昂揚鬥志也和成千上萬其他士兵一樣掉了下去。10月31日，邁爾參加了一場進攻。連裡大部分戰友倒在了戰場上，只有幾個僥倖活了下來，得到命令，撤了回去。邁爾寫道：「好運氣就是在那個時候用完了。我們拼命往回跑，三個同伴全都中了子彈——夏布裡埃腦袋被打中，倒在了地上；杜福爾受了傷，過了幾個小時也死了；布蘭克背上背的袋子替他捱了三槍。」
邁爾發現自己被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無助感困擾，感到無力自拔，每參加一回戰鬥，這份無助感就變得更加強烈。「昨天我們發起了一場佯攻，把德國人的預備役部隊引到我們這邊來，」邁爾11月29日在亞眠東南面的羅謝雷斯寫道，「這樣可以幫助在凱努瓦恩撒特爾附近發起一場真正的進攻。在我看來，幹這種事情一點都不好玩。先是大炮照著敵人齊射了幾輪，接著一陣猛烈放槍，再接下來，10個士兵在一箇中士帶領之下，從我們的戰線朝前走了60來米。這下可好，炮彈像雨點般劈頭蓋腦打了過來。過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我們的10個人回來了。不過，敵軍炮擊一直持續到了晚上。請問這樣做的意義到底在哪裡？我不曉得。連裡有一個死了，還有兩個受了傷，就為了這一丁點戰果。」威爾史密斯·亞伯·史密斯上校聽到基奇納預測說這場仗要一直打下去，感到大為震驚，用難以置信的口吻說道：「這種事情這個世界能夠忍受兩年，簡直叫人不敢相信。」
交戰各方的軍隊都發現通過懲罰手段維持紀律，大有必要。弗蘭克·理查茲的部隊終於接到命令，可以離開前線，告假休整一段時間。指揮官利用這次機會搞了一場額外的例行行軍。這是一次遲來的懲罰，針對所有在蒙斯撤退過程中臨陣脫逃的人。不管是開溜的，還是掉隊的，就連軍官也不能免於受罰。即便是跑到其他部隊裡頭，端起刺刀衝鋒過的也得參加，結果自然引得怨聲載道。在休息的營地裡頭，還是這同一位軍紀官，對發現違反軍紀計程車兵執行了第一號戰場懲罰令。這一回不像以往，受罰計程車兵不再捆在貨車車輪上面挨鞭子，而是被綁在了烏普利納一家工廠外面的欄杆上。當地的女人全都圍了過來，看個究竟。有些表示同情，有些則在大聲嘲笑。有個士兵坦言自己並不在乎接受軍紀懲戒，「可是受不了讓這幫吃蛙渾蛋（法國人）這麼盯著看熱鬧」。
雖然，每一個國家都會對戰場上臨陣脫逃或者離隊計程車兵處以極刑，但是德國人對於本國士兵執行懲罰的次數要遠遠少於英法聯軍。呂西安·拉比目睹了一個腳踏車步兵團的法國兵遭到槍決的場景。這個法國兵面對敵人，丟下崗位，臨陣脫逃。「他死的時候很勇敢，解開軍裝，大聲說道：‘親愛的同志們，朝我的胸口，而不是腦袋開槍！’」被槍決的這個法國兵拒絕被矇住雙眼，直到最後還在高喊「法蘭西萬歲，阿爾薩斯萬歲！」愛德華·比爾講述了有一回比利時人行刑，場面一塌糊塗，錯漏百出：兩個士兵被定了罪，綁在電線杆子上。行刑隊的10個人聽到命令，開槍齊射了一波。一個士兵被打死，倒了下去，可是當醫生檢查另外一個士兵的時候，發現對方竟然還活著，於是向負責行刑的指揮官嘟囔了幾句。指揮官隨後打發一名下士去補槍。沒想到這一槍打完，醫生一看，發現這個士兵還活著沒死。指揮官這一回只好從下士手中一把搶過步槍，親手替那個可憐計程車兵結束了痛苦。比爾寫道：「等到那幫軍官離去，人們上前砍斷繩索，把屍體放了下來。大家都忘不了剛剛發生的一幕。我聽見有人說道：‘啊！我寧願腦袋被德國人的炮彈炸掉，也不要被這幫沒用的畜生砍掉，太丟人了！’」
既然日子過得苦悶無聊，哪兒也去不了，住在塹壕裡的人只好在自己部隊陣地這一塊狹小天地裡找尋能夠找到的一切東西來轉移注意力。弗蘭克·理查茲寫道：「對於一個遵守規矩的老兵來說，一副撲克牌才是真正的聖經。」理查茲和戰友們各種玩法換著來，打個沒停。中士阿爾夫·布里斯利花了一週時間，把漢普郡步兵團的團徽雕刻成了貴婦小徑下頭一個採石場的模樣——繼布里斯利之後，法國和德國計程車兵們也展出了自己的藝術作品。愛德華·科德維驚歎於十幾個大男人竟然因繁就簡，玩起了巴格代拉這種桌球遊戲，投入之專注，就連炮彈時不時落在周圍也毫不在意，直到最後一發炮彈差點選中他們，才不得不抬起頭來。只聽見其中一個憤怒地喊道：「這幫畜生就是要害得我們玩不成。」
靜態戰為新技能創造了市場。有一位著名的法國畫家名叫吉杭·德·斯沃拉，是陸軍電話接線員。他想出了一個點子，找一些材料，與當地的地貌特徵，比如說石頭、草、樹之類的特意融為一體，來偽裝大炮。馬恩河戰役之後，斯沃拉的這個點子得到了普因加萊和霞飛的支援，得以付諸實踐。「我採用了立體派的方法」，斯沃拉後來寫道。他動員了多位畫家朋友來助自己一臂之力，包括福蘭、杜諾耶·德·塞岡扎克、艾伯特·勞倫斯、阿貝爾·特魯切特、德旺貝、布森戈、迪弗雷納、卡姆安、焦梅斯、布拉克和羅傑·德·弗雷奈，還有一些雕刻家，比如德斯皮奧、布沙爾和蘭多夫斯基等人。偽裝開始流行起來。安德烈·馬累把這門技術教給了英國人，還在筆記本中留下了自己的水彩傑作——坐落在人工樹林和偽裝廢墟中的觀察哨。
「我們不再在乎死去的人，只關心那些還活著的，」弗朗索瓦·邁爾11月28日寫道，「正是這些貶低了人類為此付出的犧牲。人若是沒有經歷過戰爭，就談不上見識過什麼大風大浪。嘴裡吃著東西，身旁躺著屍體，烏鴉在上面啄食，就這樣和大夥兒有說有笑。真是可怕極了。」愛德華·科德維同樣記錄下了人們的麻木不仁：他有一次偶然遇到一個德國士兵直挺挺地靠著帆布背包，坐在那裡，因為失血過多，已經快不行了，只能慢慢地把一塊鋪地用的防潮布頂在頭上擋雨。「這個德國人趁著還有一口氣，從外套裡掏出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他年輕的妻子和兩個胖乎乎的小女兒。」讓科德維吃驚的是自己的同胞不單害怕麻煩，不願掩埋德國人的屍體，還在德國人手裡緊緊捏著的相片上面畫鬍子，嘲笑德國人死相難看。有一名法軍中士在12月給妻子的信中寫道：「趁著前線停火的空隙，幾個擔架兵抬著一個死人，從我們外面幾米遠的地方路過。有幾個人抬頭看了一眼死的到底是誰，其他人都在一門心思打撲克，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一樣。」
古斯塔夫·薩克中士在阿爾德庫爾的塹壕中朝外遠遠望去，看著成片的法軍士兵屍體發呆。這些死屍已經連續兩個星期沒有掩埋了，唯一的利用價值就是讓巡夜計程車兵從死者背囊裡找一點口糧。「有個人開了一罐罐頭，也許是不小心，也許是因為噁心，手顫顫巍巍的，接著吃了起來。‘為祖國而死是多麼幸福，多麼值得。’可怕，真是太可怕了！只要能夠一醉方休，那就醉得不省人事吧！」好不容易挖出來的塹壕，因為過於潮溼，兩邊的牆都垮了下來。雨如果下得太久，掩體的屋頂也會倒下來，「這樣一來，我們就跟豬一樣在泥裡打滾了」。喜歡思考的人們會對周遭見到的一切表現得無比厭惡。德國炮兵阿道夫·斯佩曼中尉11月1日在索姆河前線寫道：
秋色如此美好，放眼望去，平原上的景色雖然略顯單調，可是真的讓人賞心悅目。不過，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連綿數英里長的地頭都被塹壕和掩體連了起來，像一條條的帶子，讓人還以為是一條單獨的塹壕線，從敦刻爾克一直伸到凡爾登。整個平原看上去死氣沉沉，空空如也……有幾頭牛在地裡吃著草；再過去就是敵人的地盤，能夠看見一些農民在耕地，偶爾也會見到一輛汽車駛過。
明天蒂耶普瓦勒教堂的塔尖就要被炸掉了。那裡一直以來都被法國炮兵當作瞄準點，是對我們整個陣地的威脅。塔尖既然是理想的觀察點，自然也成了大炮重點關注的目標。波濟耶爾塔也裝上了炸藥，敵人一旦發起齊射就會被炸掉。看著眼前遍地的斷垣殘壁，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感謝，幸虧將戰火帶到了敵人的土地上。假若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打仗，那幫畜生又會幹出怎樣的事情來？
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有著和斯佩曼同樣的想法：「住在這個地方的人真是可憐！我一直在想，感謝上帝，這場仗沒有在我們國家打。」德國軍事當局一直在考慮，法國和比利時已經遭到如此明顯的大規模破壞，一旦戰爭結束，肯定會出現連番指責，需要有人出來負責。12月，德軍最高指揮部作出指示。凡是佔領的城鎮和建築物必須拍照留念，以示完好無損。如果之後有所損壞，德國可以拿出來作為證據，證明責任在協約國一方。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雖然只是一介平民，卻也意識到了這場衝突之殘忍慘烈，前所未有，寫道：這場戰爭比起之前的任何一場戰爭來，不單更加血腥、更加殘忍，還更加曠日持久、更加毫無同情之心……這場戰爭拋棄了我們和平時期遵守的一切法則界限，就是我們稱為人權的那些東西。這場戰爭並不承認傷員或者醫生享有的特殊權利，也不對非戰鬥人員和戰鬥人員加以區別對待。紅十字會總部在日內瓦設有一個國際委員會，1914年9月當時只有16名工作人員，那個時候正好趕上德國抓的第一批法國戰俘被放出來，是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負責把戰俘轉交給巴黎的。在此之後，這個機構的人員承擔的責任與日俱增，人員數量也飛速增加，10月就已經增加到200人，後來很快又增加到了1200人。
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負責安排中立觀察員前往各交戰國戰俘集中營的訪問事宜。從觀察員的報告來看，德、法、英三國均履行了各自對戰俘做出的人道主義承諾——奧地利和俄國卻沒有。在德國戰俘營裡，法俄兩國戰犯共處一室，相處融洽，彼此教授語言，探討各自的文化。安德烈·沃諾德是一名法國戰俘，寫了一些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話，認為這樣的共同經歷「催生出某種很好的國際主義情懷——當然，德國人並不包含在內——讓我們同心跳，共脈動」。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在給家中的信裡提到：受傷的法國戰俘要比英國的受歡迎，因為法國人會對照顧自己的德國護士表示感謝。相比之下，按照洛文施泰因的說法，英國人「又粗魯無禮，又不懂得感恩」。
住在前線後方的平民一旦落到軍隊手中，就得遭罪受難，只能忍受。戰爭的大多數時候，大炮開火對於住在德國西南部和法國東部城鎮鄉村裡的人們來說，不過是如同管絃樂演奏一般的背景音樂。許多無辜的人被當作間諜，慘遭槍決。當地人常常聲稱自己的軍隊和敵人一樣不把他們的財產放在眼裡。比利時二等兵查爾斯·施泰因有一回同一個農民起了爭執，那個農民還是他的同胞，抱怨說士兵把自家的秸稈偷走，拿去睡覺。施泰因的意思是換作德國人來了，農民的日子會更苦。不是這樣的，那個農民固執地說道：「你們來之前，德國人就來過我們這兒。他們可都是好人，不管拿什麼東西都會給錢。」
不過，在德軍佔領之下的法國東部，兩百萬平民百姓卻生活在殘酷無情的統治之下。老百姓管戰線那一頭的土地叫作「自由法國」。德國人強迫法國人採用德國的時區制度，按照季節不同，要比巴黎早上一到兩個小時不等。有些膽大的想方設法向西逃跑，就像一個方丹歐皮爾的當地人寫的那樣：「住在方丹並不代表住在法國——我們是在按德國的時間過日子。」只要出一趟遠門，就得帶上通行證，公共集會一律禁止。佔領軍制定出一整套高昂的賦稅，敲骨吸髓。伊夫斯·孔加爾是住在色當的一個男孩，為了逃避德國人對家養寵物徵稅，只好眼睜睜看著自家的狗被殺掉。
佔領軍對於海牙會議定下的規矩熟視無睹，強行徵召成千上萬平民百姓做苦力。有個老人，已經74歲，被迫一年四季打掃里爾的街道，「每日食不果腹，暴露在雙方軍隊的炮火之下。只能任勞任怨，忍受這種殘酷的奴役」。有個牧師也同樣講述了人們不分年齡，不分男女，都得強迫勞動的故事：「孩子們被吩咐去養牲畜，撿蘋果；年輕女孩必須打掃德國人住的街道、馬廄和屋子；其他的要麼去田裡幹活，要麼縫機關槍的子彈帶。與此同時，年輕小夥得去挖墳墓，等著埋成批成批從前線運回來的死屍。」
並非所有佔領軍都對當地心不甘、情不願的法國人表現野蠻。在卡內爾唐庫爾，軍醫洛倫茨·特萊普林10月在村裡組織了一個男孩賽跑比賽，吸引了不少人前來觀看，來的既有士兵，也有平民——拿了冠軍的可以獲得一盒薄荷糖作為獎品。有一個婦女眼淚汪汪地過來抗議，說士兵把她家的牛給牽走了，家中有一個一歲大的嬰兒，還有一個90歲高齡的老父親，兩個人都得喝牛奶。特萊普林寫道：「當我搞清楚這兩個要喝牛奶的都是真的，我們就把牛還給了這個女人。她答應以後每天送給我們幾升牛奶。這樣兩邊就扯平了。」隨著冬季到來，雙方進攻停歇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位軍醫在此期間還給當地人做手術，當地人也送了梨過來作為答謝。
莫里斯·德爾莫特是個農民，上了年紀，住在方丹。他記得德國軍官一開始住到法國人家裡的時候就連吃飯也槍不離身。無論是不願接待的主人，還是借住他家的宿客，隨著雙方後來慢慢明白這場仗也許會一拖再拖打個沒完，大部分家庭還是會設法騰出地方，讓給「自己的」德國客人住。德國兵保羅·哈布曾在比利時一個名叫皮拜的小村莊裡住過。他寫信給妻子瑪麗亞，叫妻子寄一本法德袖珍字典來，說「這裡的人對我們非常熱情友好」。保羅·凱斯勒隨軍駐紮在里爾，在陸軍郵局幹活，看到給佔領軍分發的《德法常用語手冊》裡頭說話腔調粗俗刺耳，感到十分沮喪。按照手冊要求，士兵入住寄宿家庭時，如果主人不大情願，可以說這樣的話：「馬上帶我去我的房間」……「敢讓我住這麼個不見光的破洞，你膽子可不小！」……「馬上給我把所有房門都開啟」……「我以……的名義逮捕你」。這本常用語手冊很早之前就在柏林編纂完成，旨在讓勝利的佔領軍瞭解一些基本用語。凱斯勒發現自己讀到的是1913年發行的第33版。他在給妻子愛麗絲的信中寫道：「真是太棒了……只要不是法國人，就可以這麼說話。我還從來沒有用這樣的腔調跟人說過話……其實，要做到既彬彬有禮，又保持警惕，是完全可以的。」
格奧爾·班特林26歲，是一名隨軍外科醫生，也是團裡的營舍管理員。他遇上了一個讓人糾結的問題：如何在7000人口的比利時小城隆基耶爾安排駐軍住宿。班特林有兩個司令部的參謀要安排，還有一個步兵團，兩支彈藥運輸隊，一個炮兵分隊，兩個衛生連，加起來一共5000多人，外加700匹馬。普通士兵睡在稻草上，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在地板上開了鋪。只有軍官能夠分到床睡，還可以在當地的一座古堡裡用餐。巴特林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們在裝飾華麗的餐廳裡一邊用餐，一邊欣賞樓下花園的美景。晚餐都是精心配製的，酒水醇美。如此待遇，簡直就像貴族一樣，味道感覺和端著錫盤，拿著一把錫調羹，喝戰地炊事班做的那些湯還是有一些不一樣。我們的這身行頭跟住的環境比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用釘子釘住的軍靴在漂亮的波斯地毯上踩來踩去；身上的軍服經年累月，早已開線破爛，躺椅上鋪著的卻是華貴的綢緞，牆上糊著弗蘭德的牛皮紙，掛毯都是哥白林掛毯，頗有年頭來歷。」
在每一個佔領的地區，街上張貼的宣傳畫都在告訴人們儘管放心，只要遵守德國人的規矩，就沒有什麼值得害怕的。當然，反過來如果違反規矩，就有可能會被槍斃。德國人一開始努力勸說當地的男人志願報名，參加勞役團。到了1916年，替軍隊幹苦役已經成了義務，而且極其殘酷。每個佔領區每週都會點兩次名。有些德軍士兵對招待自己的法國和比利時房東言行舉止相當規矩，通常都會得到善意的回報。可是，另外一些人則不然，只要看中什麼，就會搶走，據為己有。有個士兵給朋友寫信，講起了自己在拉昂城東的經歷：「我們從當地人那裡拿走了他們所有的皮具、罐子、銅器、軟木製品、油、蠟燭架，還有廚房裡的瓶瓶罐罐……全都寄回了德國。我有一回和一個同伴一起去，收穫不少，在一間四面是牆的房間裡發現了15件銅製樂器、一輛嶄新的腳踏車、150套被子、幾條毛巾還有6個銅燭臺。你可以想象我們住的那家的那個醜老太婆看到這個，該有多麼驚慌失措。我哈哈大笑起來。指揮官也很高興。」
德軍上上下下都在疑神疑鬼，不僅害怕游擊隊，還提心吊膽，生怕那些狡猾的鴿子會給法國人送信。身在洛林的阿道夫·斯佩曼在日記裡寫道，按照命令，只要看見鴿子打頭頂飛過，就要打下來，「這已經成了一項頗受歡迎的運動」。「一群鴿子從身後的村裡飛了起來，飛快地向西邊徑直飛去。這些狡猾的傢伙被抓住了，雖然可憐，但總要好過德國人（死）。」佔領軍一旦認定佔領區有人包庇藏匿游擊隊，就會連帶懲罰。漢斯·倫施中尉是萊比錫人，在一家鐵路建設公司上班，10月19日開車經過一個名叫奧爾希的村子，那裡10天前被德國人一把火燒掉了：「村子已經成了一堆廢墟。我見到一個女人，帶著個年幼的孩子，在自家房子廢墟前哭哭啼啼。真是讓人羞恥難過。看到二十幾個女人和孩子在房子廢墟周圍挖來挖去，我都快要崩潰了。可是，又有什麼用？只要當地人野蠻地對待傷病員（德國人說這些都是被游擊隊打傷的），整個地方就會被燒成灰燼。到底是誰幹的，很難找出來。99%的人都是無辜的，卻要遭這樣的罪。法國人民要遭受這種莫名其妙的悲慘折磨。這些地方（燒成）這樣，到了冬天，日子又該怎麼過？」不過，倫施並不會為財產上的損失感到良心有愧。老家的一個朋友提出給倫施的部下送一點慰問品，這位中尉打消了他的想法，說手下已經給好東西膩壞了，只要他們要什麼，法國人就得給什麼。「我們從不缺衣少穿。我們的人‘發現’法國人並不心甘情願把東西交出來。小夥子們在這方面有天賦。哪怕最破破爛爛的村子裡頭都能給你搜出一堆不錯的東西來」。
10月初的一天早晨，路易·巴塔——巴塔戰前在奧德做制桶匠——所在的步兵團得到換班命令。全團上下一片歡呼，上午4點便早早出發，前往馬贊加爾伯的宿營地休整。全團計程車兵們興高采烈地開往後方，誰知距離馬贊加爾伯還有4英里的時候竟然被叫停了下來，每人還發了兩天口糧。士兵們紛紛撅起嘴巴，明白自己還得再打一仗。指揮官告訴大家必須趕在天明之前發起進攻。巴塔痛苦地寫道：「這就是給我們的休息——是的，對於有些人來說，這一次將會永遠休息下去……可是，為什麼要演這樣荒誕的鬧劇，為什麼要耍這樣可恨的詭計。那幫傢伙到底在怕什麼，難道怕我們兵變不成？他們也太高看了我們，真的以為我們就這樣被牽著鼻子，帶去屠宰場，也不會有一點抗議。我們哪裡算是人，只不過是一群馱著重擔的牲口罷了。」士兵們後來得知這次進攻只是為了牽制敵人，為英國人進攻拉巴塞，還有法軍攻打阿拉斯打掩護，變得更加氣憤。巴塔哀嘆道：「啊，祖國啊，他們打著你的名義，幹了多少缺德事啊！」
隨之而來是一場屠殺。全團士兵在前進路上經過一塊甜菜地，遭到敵軍火力壓制，「成了德國人的活靶子」。巴塔有個戰友兩邊臉頰，舌頭連同整個下巴都被彈片打穿。巴塔想盡辦法給他止血，可是怎麼止也止不住。由於缺少人手抬擔架，折騰一整晚才把傷員全部運到後方。巴塔的部隊次日清晨重新發起進攻。團長羅蒂埃中尉明顯喝了不少，顯得異常興奮，居然面對對方火力齊射，在塹壕裡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手裡還揮舞著一柄德軍刺刀，口裡唸唸有詞，說什麼要「用自己的刀親手宰了那幫德國佬」，話剛說完才幾分鐘就把腦袋露出胸牆，想看個究竟，結果被一槍打中，死了。
法軍好些部隊裡頭首先發作的不是兵變，而是如何防止這幫沒腦子的蠢貨胡來。「有些後備役士兵，」弗朗索瓦·邁爾寫道，「早就沒了遵守紀律的習慣，還跟長官表示，只要下令，自己完全不在乎頂著火力往前衝——有些人甚至揚言要跑到別的連去打仗，因為其他的連管理正常一些。」路易·巴塔呆呆地看著眼前的慘象，腦海裡浮想聯翩：「我們的博物館牆上掛著的戰爭畫面，還有歷史書裡的戰鬥場面，裡面的指揮官一個個被描繪得身跨高頭大馬，陣中旌旗招展，鼓聲震天，炮聲轟隆，沉浸陶醉在一副英雄蓋世的狂熱豪情之中。可是看看今天，我們那幫偉大的司令官，還有低階別的軍官們，都跑到哪兒去了？這幫人全都躲在防空洞裡，忙著接電話呢。」
羅伯特·斯科特-邁克菲1907年從英國陸軍退役，當時是一名中士，在軍中服役了7年，大戰爆發那年已是46歲，重新徵召入伍，進了利物浦的蘇格蘭步兵團，11月去的法國。他所在的連最初經歷的一系列塹壕戰可以說打得最為慘烈。「連裡沒有一個人沒病沒痛，」斯科特-邁克菲12月23日給父親寫信說道，「全營上下都傳染了痢疾，一連好幾個星期，戰鬥力嚴重削弱。」我們沿著大路往前走，路上全是泥巴，坑坑窪窪，「好多可憐的傢伙掉了隊……我遇上的頭一場災難是一腳踩進了一條深溝，溝裡的水足有齊腰深。沒過一會兒，我又一頭栽倒在了一塊爛泥巴地裡，背上還壓著重重的背包……想站起身來，可連爬都爬不出來。」到了前線，斯科特-邁克菲的營立刻投入激戰，損失不少。除了這些損失，斯科特-邁克菲悲傷地寫道，似乎沒人關心「透溼的衣服，好幾個星期都沒有機會晾乾。裝備丟了一半，槍也被泥巴塞住了，這些問題……利物浦蘇格蘭步兵團很快打得剩下沒有幾個……想想我這麼大一把年紀，居然還沒被打死，真是蹊蹺」。
德國士兵克里斯滕·安德雷森目睹了戰友們在皮卡第地區對一座小鎮大肆搶掠，寫道：「戰爭是何等殘酷無情！至美至善的價值標準一一遭到踐踏——基督的教義、道德、家庭，還有溫情。可是，即便如此，我們這個時代還有那多有關文明開化的說教。一旦人們不能給予價值觀足夠尊重，就將失去對文明和其他價值觀的信念。」魯道夫·拜丁描述了在佛蘭德斯見到的荒涼景象，也陷入了絕望的沉思：「一切變得麻木不仁，這是人類和人類歷史上乾的一件蠢事，一個可怕的糟糕的玩笑，是對人類無盡的羞辱，對一切文明的否定，讓人喪失了所有對於人類有能力取得進步的信心，是對一切神聖事物的褻瀆，讓人感覺全人類都將在這場戰爭中在劫難逃。」
交戰雙方都是殘忍暴行的製造者。10月5日，呂西安·拉比負責帶隊押解14名德軍戰俘去往後方，小分隊路上突然被一支塞內加爾步兵團圍了起來，塞內加爾士兵執意要把德國人的耳朵割掉。經過一番激烈的扭打，這幫殖民地來計程車兵才終於退去。一個大個子塞內加爾士兵向呂西安敬了個軍禮，滿懷惆悵地說道：「哎，我的中尉啊。你好歹讓我割兩隻耳朵回去嘛……就兩隻而已！」有位法國隨軍牧師一方面為這些殖民地士兵把德國人嚇得瑟瑟發抖，拍手叫好，另一方面也在為自己的醫院該如何處理傷兵感到為難：「北非的黑人和他們的柏柏爾或者阿拉伯同胞一樣開化……（可是）還有其他一些來自西非和法屬剛果的人……真的非常原始野蠻。」很少有摩洛哥、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這些地區來計程車兵會說宗主國的語言。有個蘇丹士兵受了傷，拒絕脫下衣衫，接受治療時「像野獸一樣嚎叫，還狠狠咬了護士的手一口……第二天帶到操作室給傷口排膿的時候，又對乙醚管產生了興趣，拿著放到鼻子上聞了又聞」。
一種共同的受害者意識在參戰各國的軍隊中開始滋生，發展蔓延，漸漸超越了對國家事業的投入奉獻之心，懷有這種想法的絕對不只一小撮人。英軍指揮官威爾伯特·斯賓塞講起自己有一回偶然遇見一批德國戰俘，寫道：「這幫傢伙其實待人非常友好。我很受歡迎，身邊圍了好多人，聽我美妙的德語發音。我跟每一個人都聊了很久，還跟大夥兒保證，等到仗打完了就去柏林玩，跟大家一起喝德國啤酒。他們希望我以後能多來幾次，看看他們。又是打仗，又是行軍，這幫人身上的確非常邋遢，但整體來說真的相當有禮貌。」讓·伯蒂是一位反戰的社會主義人士，他在信中敘述了自己被德軍俘虜後的生活：「法國人、比利時人、俄國人，還有英國人，全都亂七八糟地睡在一起。這是一座新的巴別塔。每個國家的人都有各自招人喜歡的地方，也有不討人喜歡的地方；有的心地善良、誠實、乾淨，有的爭強好勝、貪得無厭、令人厭惡。這些人以前是我們的敵人，現在卻成了盟友。他們也好，我們也好，誰都說不出個所以然，只知道我們什麼也不是，不過被人要麼當作玩具，要麼當作木偶罷了。」
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11月給家裡寫信，提起自己的部隊已經守著同一塊陣地待了4個星期，接著又頗有先見之明地加了幾句，寫道：「真是奇怪。我們還以為來到這裡才4天呢。要是4個月感覺像4天，照這麼算的話，這場仗會不會打上4年呢？」身陷困境，卻又無力自拔，這種低落頹喪的心境在各交戰國的數百萬大軍中慢慢浸潤開來，浸染進士兵們住著的難看的土屋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