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為大戰主戰區，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法國不僅最終動員兵力要比任何一個交戰國都多，達到800萬之巨，也是幾個大國當中損失比例最為慘重的一個。來自法國各大城市計程車兵死亡人數達到130萬，佔到應徵士兵總數的16.5%。相比之下，德國損失為15.4%，英國為12.5%，奧匈帝國12.2%，俄國11.5%，義大利只有10.3%。法國死亡人數佔到總人口的3.4%，這個比例僅次於塞爾維亞和土耳其——土耳其的死亡資料因為一場自導自演的恐怖行徑摻加了不少水分，一百多萬亞美尼亞人死在了同國土耳其人的刀下——另有300萬法國士兵受傷：應徵入伍者中有40%遭受了這樣那樣的傷亡，軍官有五分之一非死即傷。即便如此，回到1914年12月，法國人雖然和其他每一個國家的人民同樣明白自身處境有多麼悲慘，但他們保留了巨大的意志與決心，只有在1917年的兵變叛亂中才露出疲態。
在哈布斯堡帝國，弗蘭茨·約瑟夫的不少臣民都承認這場戰爭是一場災難；俄國人還在一廂情願地希望匈牙利沒準會單獨媾和。到了12月，奧地利人傷亡已過百萬，其中18.9萬人死在了與俄國人的戰鬥中，在加利西亞前線上集結的兵力只有30.3萬人。康拉德一面催促柏林抓緊增派援軍，大勝仍然可期，另一方面也在警告，倘若援軍不能及時趕到，奧地利將在來年開春垮臺，退出戰爭。再看俄國，俄軍最高統帥部雖然此時正在緊鑼密鼓，積極策劃在東普魯士發起一輪新的攻勢，但俄國人相信只要再在加利西亞打上一兩場大仗，奧地利人就將被徹底擊敗。雖然，俄國人也對自己蒙受的損失感到沮喪，對於戰爭的低落情緒瀰漫整個沙皇俄國，但除了那幫革命者之外，沒有任何明確派別會吵著鬧著，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停戰談和。
1914年冬天，德國經歷了國家領導層會議上迄今為止最為嚴重的一場糾紛。德皇抱怨自己被排除在戰略決策體系之外。「總參謀部什麼都不跟我說，有任何事情，也不來找我。」德皇11月6日的話說得煞有其事，口氣憤怒：「要是有人以為在德國是我在管軍隊，那真是大錯特錯。」不過，威廉二世手中還保留了一項重要權力——總參謀長的任免權，總參謀長的一切命令都以德皇作為最高統帥的名義釋出。由此在德皇麾下各軍事將領之間產生的分歧不和影響重大，將一直持續下去，直到大戰結束。
德國的軍事將領們將在接下來花上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去為自己的軍隊為何無力在1914年贏得歷史性勝利尋找替罪羊。毛奇顯然是最好的人選。不過，法金漢的聲望由於10月比利時前線進攻失敗，招致巨大損失，因此一落千丈。1914年的最後4個月裡，德軍傷亡高達80萬，其中軍官1.8萬人；戰歿者多達11.6萬人。總參謀長在提到德皇時寫道：「陛下情緒極其低落。認為在伊普爾的進攻已經失敗，感到萬分悲痛。難過到了這個地步，這場仗也……這是最高階層在道德上的失敗。」不僅如此，法金漢對於同盟國必將戰勝協約國的信念也開始產生嚴重動搖。
法金漢提出的解決方案頗為激進——與俄國單獨媾和、賠款，但絕不割地。在法金漢看來，如果東線德軍能夠調至西線，法軍將很快垮掉。法金漢將英國視為德國的「頭號敵人」，對《福斯報》的觀點表示贊同：「世界戰爭的驅動者是英國。時至今日，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得到各方共識。數百萬無辜的人們因為重商主義深受其害——是他們養肥了倫敦的那幫富商，還有那幫富人對錢財的可恥貪婪。戰爭對於英國來說只是一門生意，是一場商業競爭，旨在通過戰爭的手段摧毀競爭對手，而這個對手就是德國。」
11月18日，法金漢將建議遞交給了貝特曼·霍爾維格，提出東線停戰。這位帝國首相聽後，大吃一驚。他與總參謀長意見恰恰相反，一直以來都將俄國視為德國利益不可調和的威脅，對於凡是保留俄國實力的建議，一律不予接受。霍爾維格要法金漢好好看一看協約國9月剛剛簽署的協定，各方明文約定，不得單獨媾和。霍爾維格對康拉德提出的警告同樣心有餘悸，深恐德國如果不及時增派援兵，奧匈帝國將難以為繼。12月初，貝特曼前往司令部，親自拜訪興登堡，在司令部與魯登道夫就一眾問題進行了探討。那位將軍可是性情冷酷之人，常常感到時不待人，容易情緒激動，心裡始終抱著一個念頭不放，認為只要再增加兵力，就能夠擊敗俄國，如此一來，才有希望在西線贏得勝利。魯登道夫看不起法金漢，1915年1月甚至帶著幾個師去了康拉德那裡，既沒有問過法金漢的意見，事先也沒有打過一聲招呼，自此之後便一門心思想把那位總參謀長拉下馬來。
貝特曼回到柏林時對「東線戰友」充滿了信心。漢斯·馮·海夫頓少校身為魯登道夫在首相府的聯絡官，為了撤掉法金漢，讓那位坦嫩貝格大捷的將軍取而代之，可謂四處奔走，不遺餘力地大力遊說。貝特曼雖然對此表示同意，卻遭到德皇否決。德皇顯得異常激動，言之鑿鑿地宣稱，自己永遠也不會對魯登道夫這樣的「可疑人物」委以重任，這樣的人「早就被個人野心完全吞噬」。為了繞開威廉二世行事，前帝國首相比洛親王和提爾皮茨元帥還討論起了是否有可能宣佈德皇精神失常，由其子代為攝政，興登堡出任皇家總管。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甚至一度想把毛奇召回來，重新扶上總參謀長的位置，作為傀儡，任由二人擺佈。
雖然這樣的討論沒有任何結果，但畢竟反映出了瀰漫在柏林政治層中的絕望情緒，而此時距離德意志帝國政府滿懷熱情地在歐洲挑起戰事才剛剛過去五個月。前線一旦陷入僵局，緊隨其後的必然是德國領導人之間的僵持不下。貝特曼開始對法金漢大肆抨擊，稱其為「賭徒……一個卑鄙之人」，並且瘋狂支援向東線投入更多兵力，堅持認為將在波蘭為德國贏得戰爭勝利。非但如此，這位帝國首相還親自拒絕建議，拒不認為同盟國應該接受事實，承認勝利遙遙無期，至少在東線尋求和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協約國認為德國是受到窮兵黷武的普魯士好戰派擺佈控制的同時，在1914年冬天對於任何談判妥協不置可否，斷然拒絕的卻是貝特曼這樣一位政治官員。
與此同時，法金漢由於沒有像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那樣贏得過重大勝利，結果聲望日減，個人威信一落千丈，陷入困境。雖然，老謀深算的法金漢機敏地意識到自己有責任實現不可能的任務，但他在1915年至1916年還是保住了位置。這位總參謀長在魯登道夫的要求面前被迫做出讓步，以西線為代價增兵東線。法金漢雖然看到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援兵對於改變戰局起不到任何作用，但這樣的滿足除了聊以自慰以外毫無意義。德國人一次又一次擊敗俄國人，搶得大片土地，最終在1918年2月通過簽署《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確認了勝利。簽約的另一方則是布林什維克黨人。
俄國在這場大戰中一共損失了650萬人。這個數字雖然不一定可靠，但估計是各交戰國當中最高的。不過，魯登道夫誤以為戰勝沙俄的軍隊就能夠決定整場世界大戰的勝負，他的想法錯了。法金漢說得對。將東線勝利置於廣袤的俄羅斯大地上不過是一種虛幻的表象罷了，毫無意義。法金漢後來在1916年因為沒能拿下凡爾登而被解職。興登堡走馬上任，成為陸軍總參謀長。魯登道夫作為第一軍需主任，成為實權擁有者。然而，歷史終將證明，這場羅曼諾夫王朝軍隊覆滅的最終受益者並非霍亨索倫帝國，而是布林什維克的革命黨人。
隨著聖誕臨近，教皇本篤十五世公開號召各方在神聖的基督節日來臨之際暫時停戰。教皇的呼籲雖然很快遭到各國政府和指揮官的拒絕，但士兵們更加樂意接受。於是乎，交戰各方——除開塞爾維亞，其他各條戰線上都有不少士兵停止敵對——在1914年聖誕節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停火休戰。這一現象令後人不禁浮想聯翩，認為這反映出戰爭既沒有真正的敵人，也沒有真正的目的，因此毫無意義。如此結論其實完全說不過去，因為停火背後並無特殊意義可言。多少世紀以來，很多戰爭中都出現過如此這般充滿友愛的插曲，卻根本無法阻止士兵們在此之後繼續互相殘殺。1914年12月之所以迸發出多愁善感與自憐自哀的情緒，其始作俑者幾乎全是德國士兵，只不過反映出一個事實：在聖誕來臨之際，幾乎每一個基督教文化的信徒都渴望待在家中，與心愛的家人待在一起，現實卻是數百萬人在異國他鄉的屠戮戰場，在雪地與汙泥中擠作一團，瑟瑟發抖。如此境遇讓人一時之間不由得心生憐憫，某些人於是做出一些充滿人性的舉動，可是之後又迴歸常態，繼續遵照自己國家領袖們的意志，開始日復一日的野蠻屠殺。
12月24日，一個名叫卡爾·穆勒格的巴伐利亞士兵步行整整9英里，走到科米訥，在那裡買了一棵小松樹，接著返回了前線的部隊。穆勒格扮演起了聖誕老人，邀請連長點亮聖誕樹上的蠟燭，為自己的戰友、德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祈求和平。就在穆勒格的防區，午夜12點過後，德法兩國士兵在無人區碰頭聚會。迪克斯梅德附件的比利時士兵也幹了同樣的事情：他們爬出陣地，朝著伊瑟河對岸的德國人大聲喊話，要對方給自己在佔領區的家人寄明信片。幾個德國軍官走了出來，要求見一位比利時隨軍牧師。軍官們給了牧師一個領受聖餐的容器，這還是他們的部下在迪克斯梅德戰役中找到的。容器被放在一個粗布麻袋包中，系在一根連線水道兩岸的繩子上。比利時人把布袋拉到了自己的岸邊，顯得非常感激。
在加利西亞，聖誕節當天，奧地利軍隊得到命令，除非遭到挑釁，否則不得開火。俄國人同樣表現出了剋制。包圍普熱梅希爾的一些俄國士兵把三棵聖誕樹放在了無人區，還附上了一張字條，上面寫著給對手的話，語氣相當客氣禮貌：「普熱梅希爾的英雄們，祝你們聖誕快樂，希望我們能夠儘快達成和平協議。」雙方士兵在無人區見了面。俄國士兵用麵包和肉同奧地利士兵交換香菸還有荷蘭產的杜松子烈酒。幾天之後，當沙俄士兵慶祝屬於自己的東正教聖誕節時，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也同樣還之以禮。
在西線好些地段，雙方士兵在各自的塹壕裡展開了一場歌唱比賽。好比德軍第二近衛兵師就唱了《平安夜》和《聖誕夜》兩首歌，還在低矮的胸牆上插了一棵聖誕樹。法國士兵齊聲高歌之後，德國士兵則以「感謝新恩」回應。這場「歌唱大賽」很快變得越來越有民族色彩：法國人高唱起了《馬賽曲》，德國士兵回以《守衛萊茵河》和《德意志高於一切》，唱完之後還三呼德皇萬歲。
亞歷山大·約翰斯頓寫了這麼短短幾個字：「這是我服役期間過的第一個，也希望是最後一個聖誕節。」在距離伊普爾不遠的地方，威爾伯特·斯賓塞寫道：「我看見德國人的戰線點起了一連串亮光，有9到10個。我猜可能是聖誕樹，我猜得沒錯……到了聖誕節那天，我們聽見有人在大喊‘聖誕快樂’，於是在木板上用德語寫了‘聖誕快樂’幾個字，舉起來給對面看。這個時候，誰也沒有放槍，慢慢地兩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露出頭來。他們那邊有兩個人走到分界線中央，喊我們派一個軍官過去。我走了過去，原來他們希望停火4個小時，把我們死的人抬過來，好讓我們埋掉。要知道，幾天前我們剛剛發起過一次猛烈進攻，傷亡慘重。我跟他們談妥了安排，接著——好吧，我想你永遠也不會想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兩邊都從塹壕裡走了出來，走到中間，大家見面，握了握手，祝對方聖誕快樂，還聊了起來。」
法軍第99步兵團計程車兵們也有著類似經歷，誰知到了元旦當天，停火竟然被德國人猛烈的炮火給打斷了，感覺受到了冒犯。第二天一早，一位巴伐利亞中尉趕緊跑了過來，為頭一天的所作所為解釋道歉。中尉滿懷愧疚地說道，自己的上級長官看到大家表現得這麼友好，嚇了一跳，畢竟打贏這場仗才是正事。德軍有個團在報告中描述了另外一起類似事件。事情發生在距離比亞什不遠，就在索姆河的陣地上。有幾個法國步兵朝著迎面走來的德國人揮手致意，有個法軍上校以為對方會派一名軍官來跟自己會面。「過來的是預備役中尉沃格爾，第15步兵營的一個連長。兩邊的軍官在各自防線的中間碰頭見面。法國上校提出現在過節，大家不如暫時停火。沃格爾沒有答應。上校隨後又說，至少能夠把屍體埋了。有一個法國兵死在了雙方戰線的中間，屍體丟在那裡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沃格爾答應了建議。屍體是兩個法國兵和兩個德國兵一起埋的。」報告雖然對於沒能阻止雙方示好表示遺憾，有一點倒是寫得相當明確：營指揮部已經對參與違紀行為的幾名軍官士兵進行了處罰。
傑爾維·莫里隆當年剛剛20歲，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那些德國兵揮舞著白旗，大聲喊著‘同志、同志，出來見個面’，看見我們沒動靜，不敢出來，於是朝著我們走了過來，全都沒有帶武器，一個軍官走在前頭。我們身上雖然不算乾淨，可他們比起來實在髒得讓人想吐。我跟你們說這件事，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這件事情我們就連其他士兵都不能提。」莫里隆後來死在了1915年。還有一個士兵，名叫古斯塔夫·貝爾蒂埃，25歲，寫道：「聖誕節那天，德國兵打了個訊號，想跟我們聊一聊。那個德國人說他們不想開槍……早就厭倦了打仗。他和我一樣也結了婚，成了家。除了和英國人，德國人跟法國人沒什麼過不去的。」貝爾蒂埃後來在1917年6月陣亡。
不過，善意並非隨處都在。10歲的法國男孩伊夫斯·孔加爾住在色當，剛剛開始打仗的時候還感到極其興奮，現在卻要在德軍佔領之下過聖誕。孔加爾在聖誕節當晚的日記裡寫道：「希望明年會比剛剛過去的這一年好一些。天氣好冷。爸爸被抓走了，關了整整一個晚上。晚上12點連彌撒都沒有做……那幫外國人在老街上橫衝直撞，所有人都不敢開口說話，也見不到開心的笑臉……這就是誰最厲害，誰說了算；是侵略人，是搞破壞；餓了的人在哭，連一塊麵包都沒有；我恨那幫傢伙，他們偷了我們的東西、燒了我們的房子，還把我們關起來；我們種的捲心菜、大蒜，還有其他所有東西都被那幫強盜搶走了，害得我們國沒有國，家沒有家。」
英國擲彈兵團第二營聖誕節當天有三人戰死，兩人失蹤，另有19人受傷；還有一個因為凍瘡發作，被送去了醫院。第二天早上又有22個人因為同樣原因進了醫院。二營28日的作戰日誌寫道：「這個晚上真是糟糕透頂。渾身上下都溼了個透，到處都是泥巴。天上電閃雷鳴，落著冰雹，大雨傾盆，狂風大作，時不時還有人在放冷槍。」在弗朗索瓦·邁爾防守的地段，德國人在80碼開外的塹壕裡高聲喊著「弗朗索瓦，去死吧！」之類的話語。臨到元旦前夜的午夜12點，德國人發起了一波齊射，法軍士兵齊聲高唱《馬賽曲》作為回應。邁爾寫道：「子彈從耳邊呼嘯而過，聽到士兵們用雄壯嘹亮的歌聲作為回應，我感到深深觸動。我們歌聲剛停，他們那邊就唱起了‘愷撒萬歲！’」由於雙方指揮官刻意迴避，在大戰接下來的幾年裡再也沒有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聖誕節休戰。即便如此，仍然無法阻止雙方在區域性範圍達成非正式諒解——雙方此後一直都在努力「活下去，也讓對手活下去」，這也成為這場戰爭幾乎每條戰線上不變的特點。
大戰結束之後，奧地利中尉康斯坦丁·施奈德回顧自己的經歷，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這個現象在大多數戰爭中，隨著最初的新鮮期過去都能找到，但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對我來說，沒有任何事情是新的；一切似乎都是重複，之前體驗過的感受重新再來一次罷了。打仗成了一件令人厭倦的事情。」公海艦隊計程車兵理查德·斯圖姆夫也有同樣感受，他在1914年聖誕剛剛過去那天的日記裡寫道：「管他發生什麼，都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難道要我寫自己每天的任務嗎？那樣寫出來的東西只會一模一樣，天天不變。」
有個法國作家，名叫查斯特內，聖誕節前夜在《人民的權利》一文中寫道：法國的教堂自打8月以來人就多了不少，要比20世紀中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多。「人們出於恐懼，才來祈禱。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習慣這場戰爭……我們會看到回來的人越來越少，一切也將歸於平常」。查斯特內所言不虛。頭一次為陣亡的本地士兵舉行葬禮，全村的人差不多都前來參加弔唁。可是，隨著這樣的事情變得平常，來的人也越來越少。1914年早些時候，法國鄉下不少地方接納了來自比利時和法國西北部的難民，聖誕節之前已經多達300萬，讓為難民提供食宿的人簡直不堪重負。越來越多城鎮村莊開始拒絕這些外來難民，譴責難民們像蝗蟲一樣——有的邋遢，有的缺德，有的專幹壞事，還有的幹不了農活，一無是處。
回到8月，當時地方上的市長們還會莊重地穿上黑色外套，戴上勳章，披上象徵職位的肩帶，挨家挨戶地上門告訴失去親人的悲痛訊息。可是，5個月過去，許多這樣的大人物就將這個任務丟給了當地的老師。有這麼一件事情，有個女人，名叫瑪麗·普利松麗埃，住在伊澤爾省一個叫作拉瓦當的村子裡。村裡的郵遞員上了前線，普利松麗埃就承擔起了送信的任務。至於為何選中普利松麗埃，據說因為她似乎是傳達這類壞訊息的最佳人選，畢竟這種壞訊息來得實在太過頻繁。普利松麗埃說道：「人們的反應各不相同，這是常事。有人聽到訊息，情緒激動，歇斯底里，但大多數人表現出來的反應是一種麻木的震驚，似乎對此早有準備。」拉瓦當全村有400人應徵入伍，最終犧牲的有30人，還有100多人受傷。瑪麗·普利松麗埃還在村裡的禮堂主持例常宣講會，藉助地圖和報紙給大家分析戰事進展。一開始來參加的人很多，後來隨著前方戰事進入膠著，前來聽講的人越來越少，最後甚至來不了幾個。無論是身在後方的普通人，還是像康斯坦丁·施奈德那樣在戰場上拼命的，每一天過得都像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待到1914年年底，除了一小部分參戰的，對於其他任何人來說，這場戰爭已經不再像之前那般有趣，也不再有什麼利益可圖。相反，成了一種責任，一種令人作嘔的責任，與之俱來的是多多少少得學會忍耐和壓抑。在東線，雖然統治者們有不同想法，但哈布斯堡帝國和沙皇俄國計程車兵們都樂於見到和平，管他什麼條件都無所謂。反觀在西線作戰計程車兵，雖然對於自身所處環境心灰意冷，卻沒有幾個打算就此放棄勝利，在敵人的無理要求面前低頭認輸。士兵們面對一場還要繼續持續46個月的戰爭，表現出了非比尋常的決心，願意受苦，願意服從，如果有必要的話甚至願意去死。對於後人而言，誇海口這樣做似乎是一種幻想，當年的那些人卻表現得像蠻牛一樣倔強蠢笨。有一種觀點認為，協約國應該接受德國的霸權，作為交換條件，讓自己從佛蘭德斯的泥沼裡抽身出來，這樣的代價並無不公。可是，這種觀點不僅把事情看得過於簡單，而且疑點重重。對於當時為英國、法國和比利時戰鬥的人來說，絕大部分人都不會接受。更何況，這樣的建議意味著放棄戰爭。德國直到1918年在戰場遭遇失利，才打算結束在比利時和法國東部的殘酷佔領，放棄追求統治權。
塞爾維亞在1914年為了反抗奧地利入侵，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這個國家慘遭同盟國蹂躪，殘存的塞爾維亞軍隊被迫遭到流放。塞爾維亞人即便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國家，也始終沒有放棄與協約國並肩作戰，這也為塞爾維亞人在和平到來之際贏得了歷史上最有名的皮洛士式勝利——塞爾維亞人實現了自己宏偉的抱負，成立了南斯拉夫，獲得了哈布斯堡帝國東部的大片土地。他們建立的這個國家此後經歷了70多年的風風雨雨。羅馬尼亞同樣如此，雖然1916年因為加入協約國作戰損失慘重，卻在和平到來之際贏得了應得的回報——不過，正如後來歷史所證明的那樣，這些土地超出了羅馬尼亞人能夠掌控的能力。義大利人在1915年參戰，目標明確，就是為了獲取領土。他們同樣從哈布斯堡帝國那裡拿到了屬於自己的一份，其中包括的裡雅斯特港。不過，這些領土讓義大利人付出了46萬條生命的代價。1918年10月7日，俄國、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國三家治下的波蘭聯合宣佈成為獨立國家。波蘭人同俄國布林什維克黨人一直戰鬥到1921年，才守住了自己的邊界。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布拉格宣佈成立；11月1日，匈牙利宣佈脫離奧匈帝國獨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隨後也相繼宣佈獨立。
美國在大戰開始的頭33個月內，向英法盟友和德國兩家同時出售武器和貨物——只不過對德規模稍微小那麼一點點兒而已——攫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1917年4月，美國宣佈參戰，雖然軍事意義微乎其微，但由此在道義與工業力量上對戰爭結局產生的影響至關重要。協約國在最需要的時候增強了信心，同盟國計程車氣則遭到適時打擊。美國的一臂之力不只彌補了沙俄1918年3月退出戰爭的損失，還為協約國注入了更多力量。在這場衝突的各大交戰國當中，日本是唯一一個完完全全得到了1914年加入協約國作戰時想要得到的利益，而付出的人員財產損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正因為如此，日本人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有理由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場戰爭。在戰敗者當中，這場戰爭奪走了哈布斯堡帝國150萬軍人的生命，德國有200萬，土耳其死了77萬。隨著霍亨索倫王朝垮臺，威廉二世的帝國成為共和國，這和哈布斯堡帝國覆滅之後奧地利的情況一模一樣。大英帝國犧牲人數超過100萬，其中80萬來自聯合王國；俄羅斯和法蘭西兩大帝國各自付出了約170萬人的代價。布林什維克人發動革命，結束了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使得英王喬治五世成為歐洲大陸上唯一一位大國君主。
後人一直以來都對一個問題感到疑惑不解：這些列強的領導者們，當中絕大多數人並不比他們的現代同僚更加愚蠢，也不比他們更壞，怎麼能夠允許這樣一場戰爭爆發，而且一打就是4年。把1914年歐洲各國的統治者，尤其是奧地利和德國的領導者斥為「形同夢遊」，這樣的指責似乎並不恰當，因為這表明這些人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意識。倒不如稱之為「矢口否認」更加合適，因為他們寧願一意孤行，堅持推行極度危險的政策戰略，也不願意接受事實，承認這些政策與戰略難以實現目標，即便重新來過，也只能歸於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直接原因就在於德國選擇支援奧地利入侵塞爾維亞。德國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不管奧地利人的入侵行動會引發何種更大規模的衝突，同盟國都有能力贏得勝利。給沙皇及其文武大臣標上愚蠢甚至魯莽的標籤，這一點倒是說得過去。沙俄為了塞爾維亞參戰，結果卻讓自己本就岌岌可危的政權陷入滅頂之災。不過，沙俄此舉是針對奧地利先發制人做出的回應，道德譴責的矛頭首先應該對準維也納才對。還有另外一個要素促成了這場災難，那便是德軍在體制上的狂妄自大，具體體現在毛奇本人的人格缺陷之上。毛奇一心夢想畢其功於一役，而非直面一系列懸而未決的危機，如此操之過急的心態在維也納和柏林的行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樣的心態同樣體現在聖彼得堡和巴黎的所作所為之中，只是沒有維也納和柏林那樣明顯罷了。
誠然，儘管，或者說正是因為將大量精力耗費在了戰爭宣傳之上，停戰過去還不到10年，當初帶領國民，投入戰爭的那個英國政治集團就已經明顯失去了信任，不少曾經為之奮戰的人也不再懷有信心，士兵們尤其如此。當他們回到家鄉，眼前的社會道德衰退令人望而卻步。有人將這種生疏感歸結於士兵們參加的這場戰爭。筆者的爺爺曾經是一名炮兵軍官，名叫羅爾夫·斯科特·詹姆斯，提到一位老戰友在1923年說過的一番話：「我們中間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自己打了一場毫無意義的仗。」斯科特·詹姆斯補充道：「說這番話的人語氣中沒有絲毫因為絕望帶來的憤怒。只是微微聳了聳肩，表明自己早已清醒過來。」回到那個時代，比起文中提到的亨利·梅勒什等人來，這樣的觀點依然只屬於少數人。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產生出一種觀點，認為英國及其盟友拿起武器去打這樣一個敵人，與下一代人為了反抗納粹英勇奮戰相比起來，根本就不值得。前後兩種觀點反差如此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現實影響：當士兵們1918年從法國凱旋返鄉之際，卻發現社會並未有所進步，給予不了自己想要的勝利果實，不免心灰意冷。反觀1945年回家的那幫人，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工黨政府，承諾的是要把英國建設成為一個福利國家。在21世紀的今天，大多數英國人只要一說起祖國在「二戰」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感到無比驕傲自豪，可是隻要一提起1914年抵抗德國侵略的事情，就極力想要岔開話題，避而不談。
現在看來，德國應當為這場戰爭承擔主要責任，這仍然是佔有壓倒性優勢的觀點。德國即使沒有密謀發動大戰，可是拒絕動用自己的力量，讓奧地利懸崖勒馬，阻止戰爭爆發。柏林即使沒有策劃一場歐洲全面大戰，可是希望歐洲大戰成為現實，因為德國相信自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德國領導人犯下的最大錯誤在於，透過武力的稜鏡來審視自己的宏偉抱負，以為只有通過戰爭，才能保全並且擴張自己的權力，卻嚴重低估了本國的經濟和工業能力。德皇威廉、貝特曼·霍爾維格，還有毛奇都試影像俾斯麥一樣給予對手無情一擊，贏得榮耀，卻忘記了俾斯麥本人從未這樣做過。
戰爭一旦開始，如果還像不少生活在21世紀的人那樣想當然地以為無論哪一方獲勝，結果都將大同小異，那麼這種看法可以說完全錯誤。協約國1919年在凡爾賽達成的和平協定固然愚蠢，但如果反過來，由德國作為戰勝者來制定和約條款，那麼歐洲的自由、公正和民主必將付出慘重代價。德國「一戰」期間追求的領土目標絲毫不遜色於其領導者「二戰」期間熱衷的那些訴求。正因為如此，1914年至1918年間發生在歐洲的這場戰爭固然是一齣悲劇，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倘若就此將之描述得無足輕重，則大錯特錯。只可惜，這種以人的性命為代價，衡量軍事戰爭對錯與否的觀念已經深深植根於後人的腦海當中。只要承認德意志帝國不配贏得勝利，那麼那些為了阻止德國獲勝，在這場最終取勝的戰爭中為之奮鬥，甚至為之犧牲的人們所付出的努力就沒有白費。否則，任何戰爭中的任何犧牲統統無非只是一聲嘆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