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幾期的社會主流雜誌《女士》同樣反映出英國上流社會的幼稚無知。10月15日，有個女記者撰文感嘆鄉村上流社會家庭中的男主人和打獵的僕從都去參軍當了兵，生活變得一貧如洗。這個女記者用了個大標題，名叫《女運動員和戰爭》，還憤憤不平地說道：「養狗場裡的囉唆事情怎麼幹也幹不完，這個時候可沒有人有閒工夫去幹這些。就算伊芙琳早中晚都守在狗場裡，也沒法完全相信自己有本事叫那幫人按規矩辦事。餵狗食從來就是一件麻煩事，現在當飼養員的這個人又髒又懶，只有實在沒有辦法，才會喊一下，幹一下。」
戰爭還才剛剛開始，就有跡象顯示有一種趨勢表現得日漸明顯——互敬互愛的社會風氣開始每況愈下，以前得過好處的人不免大失所望。有個英國人遇見一位來自牛津的老友，感嘆道：「十年前坐公共汽車，車上要是人擠人，總會有工人站起身來，用手碰一下帽子，示意給我讓座。現在遺憾得很，這樣的精神已經見不到了。」種族區分倒是和以前一樣尖銳。《號角報》10月10日的一篇報道就讓人哀嘆。有個英國將軍和一名身著制服的印度王子同在一家酒店餐廳用餐，席間從始至終沒有同王子說過一句話。第二天晚上，就在這家酒店的吸菸室裡，有人看見一群同樣的軍官還是對這位「膚色黝黑的君主」不理不睬。《號角報》的一位專欄作家憤憤不平地寫道：「如果覺得和一位印度王子講話有失身份，英國國王又有什麼理由心安理得地讓印度人替自己賣命？」
問題問得不錯，只不過這種問題英國社會的仲裁者們是不會回答的。出於無奈，非得回應的話，許多人會聲稱之所以要打這一仗，是為了捍衛傳統英國社會的標準和禮儀。的確，幾乎所有交戰國都認為自己是在維護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借用里奧·埃默裡的話來說，中產階級裡頭志願參軍的那些人提出強烈反對，抗議「安置自己的軍營跟一群渾身汙穢，滿身臭汗的混混挨在一起」。英國首相的小兒子西里爾·阿斯奎斯後來在法國當了一名軍官，談到參軍服役時輕慢地說道：「就是在一幫無聊無賴之徒的陪伴下與一群蠻人打仗。」雖然，共同的危險會讓前線陣地上的階級隔閡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弱化，不少中產階級人士——有男也有女——還是覺得被迫與比自己低等的人保持親近，難以適應。「我從沒想過會有這樣的遭遇，頂著隆隆炮火，一整晚和一群普通士兵擠在同一間房裡，所有的人都睡在稻草堆上」，護士埃爾希·諾克爾寫這段話的時候正待在比利時的一座穀倉裡頭。諾克爾後來陪著一群傷員回了英國，由於不得進入當地醫院，大家只好在多佛的一家招待所湊合睡了一晚。到了尤斯頓火車站，諾克爾費盡口舌，好不容易才說服車站管理部門答應將傷員安置在女洗手間裡，等火車來了再走。
相比之下，雖然人數不多，卻總有那麼幾個幸運兒覺得現在身處的環境要比習慣了的家裡更加舒適。34歲的奧地利農民卡爾·奧貝爾霍夫是七個孩子的父親，響應徵召入伍參軍，跟著後備軍住進了蒂羅爾的一家豪華酒店。奧貝爾霍夫驚歎道：「我們居然可以坐在餐桌旁，有女服務員伺候，像個貴族一樣。根本不用操心其他任何事情。」奧貝爾霍夫運氣不錯，不用上前線打仗，覺得參軍要比在自家農場辛苦幹活舒服得多，和同伴們沒日沒夜地盡情喝酒、賭錢，放任自由，這些事情換作在家根本連想都不敢想。奧貝爾霍夫每天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在鐵路線旁守上兩個小時，這樣一來，「除了吃飯，最累的差事就是教會遊行了」。
《女士》雜誌在談起歐洲大陸難民逃到英國的問題時表現得極其傲慢：「待在英國的比利時人和法國人為數不少，這些人想必覺得英國的生活方式相當古怪。有一件事情法國和比利時的女人們肯定會很懷念，沒了這個還會感到失落，那就是討價還價。回到她們各自的國家，差不多每一回買東西都少不了討價還價。價格固定不變是大多數英國女人樂於見到的，可在法國和比利時女人看來，這樣的安排相當無趣。」雜誌上的社會閒談專欄也挑選了相同的專題：「不少人看到比利時人飽受戰爭之苦，逃到英國，對其熱情款待，禮遇有加。埃克塞特勳爵夫婦便是其中之一。夫婦二人將比利時的維勒斯伯爵夫人和她的五個孩子邀至家中，住在伯利莊園，這裡是勳爵夫婦在英國中部的歷史聖地。埃克塞特夫人有一個漂亮的名字，叫米拉，她留著一頭金髮，有著一雙深色的眼睛，長得極富魅力，戴著一顆綠松石，上面點綴著漂亮的飾品。」
《女士》雜誌盡力幫助婦女處理戰爭帶來的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12月10日就在「每日難題」專欄中提出了一個兩難的問題：有個女人養了幾隻貓，有個軍官要上前線。女人答應軍官照料他養的狗。假如這隻狗要吃掉貓，請問這位女士該如何是好？《女士》雜誌認為這位女士有責任保證這隻狗得到妥善安置，沒準還可以給狗找個新家。雜誌還報道了禮節問題，從殖民地回來的太太們多會遇到這些繁文縟節。文章認為太太們不要在名片上印臨時住址，要印永久地址。太太們應該意識到，一個社群裡的人住得久了，除非是雙方都認識的熟人介紹，否則是不會去新搬來的人家裡串門的。為了方便互相走動，《女士》雜誌建議剛從國外搬回來的應該找一家聲譽良好的報紙，把回國的訊息公之於眾。雜誌對於英國大老爺們在歐洲大陸的辛苦勞累提得不多，最捱得上邊的一篇文章和後勤有關：「在現代戰場上，能夠讓一支努力奮戰的軍隊填飽肚子，絕對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大可稱之為‘養家’，養一個大大的家。不過，由於我們掌握了制海權，給遠征軍提供補給變得易如反掌。」如果身在後方的人只是依靠《女士》這樣的雜誌獲取資訊，那麼對於法國的戰況到底有多麼嚇人一無所知倒也不足為奇——這種事情知道的少點，興許是件好事——再說了，那些正兒八經的報紙上有實質內容的訊息也多不了多少。
有些人心思單純，悲天憫人的點點情懷也飛到了前線。施奈德米爾的小艾芙麗德·庫爾在日記中寫道：「海員們的船要是在海戰中沉了，一定會很嚇人，別的船都不會停下來救他們。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淹死了那麼多人，全世界都嚇壞了。現在，每天都有船沉，卻沒有人關心船員怎麼樣了。」這個小女孩和好朋友格蕾泰爾有一個秘密任務：打理清掃墳墓。墓都是俄國戰俘的，施奈德米爾附近有個戰俘營，那些俄國兵背井離鄉，死在了那裡。
戰俘營成了鄉下人經常光顧的觀光景點。在鄉下，不管他來自何方，只要是個外國人，都會引起當地人的好奇。有些農民一到星期天，就會帶著一家老小在戰俘營外頭溜達，隔著鐵絲網看裡面關著的那幫人，搞得當局好生惱火。明斯特市下了禁令，戰俘營周圍600米內，當地市民一律不得接近。在德國的大小城市，人們——大部分是女人——喜歡圍在火車周圍，看車上的俘虜等著運到戰俘營去。有些愛國人士發現居然有人對這些落難的外國人心生愛憐，不禁大吃一驚：有個記者撰文指責人們不該沉迷於這樣的情感當中，任由自己「在性愛冒險的低俗慾望」中墮落。政府也威脅要將這些無恥之徒的名字公之於眾。蒂永維爾有4個護士和法國戰俘訂了婚。事情曝光之後，德國紅十字會接到政府通知，紅十字會志願者不得進入戰俘營。
同情敵人的做法變得越來越不為人接受。奧地利的克恩頓州有一個斯洛維尼亞天主教神父因為親塞爾維亞被捕入獄。神父告訴信眾：「讓我們為皇帝和奧地利祈禱，同時祈禱塞爾維亞人看到光明。」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盧布林雅那，歐根·蘭佩博士聽到英國人吃了敗仗，喜出望外，寫道：「人人都希望英國人見鬼去。貝爾納托里奇開了一家公司，當地的猶太人叫作‘英國服裝大商店’。貝爾納托里奇現在宣佈重新改名叫作‘盧布林雅那服裝大商店’」。埃塞爾·庫珀有個英國熟人，住在萊比錫，和一個德國人生了個孩子，這個德國人後來死在了法國。當地政府既不答應為孩子提供救助，也不允許女人找工作，因為她是敵人那邊的人。牛津古典學者吉爾伯特·穆雷一開始反戰，沒過多久就改了主意，寫道：「我發現自己無比迫切地希望聽到德國無畏艦在北海被擊沉的訊息……要是知道哪次哪次交戰，我們殺了兩萬德國人，第二天只殺了2000，我就會感到難過。」
路易·巴塔和一群士兵押著一車德國俘虜，坐火車穿過法國南部。好幾家報紙都在煽風點火，要老百姓讓這幫「人模人樣的畜生」知道知道厲害。於是乎，每到一個車站，都會圍過來一大群憤怒的群眾——女人們在吐口水，男人們手裡揮舞著小刀和石頭。這同一撥人會往負責押解的法國衛兵懷裡塞葡萄酒和葡萄。火車剛一開動，法國衛兵就會和看押的戰俘一起分享這些美酒水果：「這些姿態體現出了同志般的友愛，對於那些針對赤手空拳敵人的作嘔表演，也算是一種補償。」那些親眼見識過真正的戰場到底有多麼可怕的人可沒有如此盲目的愛國主義表現。巴黎一家音樂廳有一名演員唱了一首歌，在歌中諷刺德國人的軍隊夾著尾巴逃跑，德國人的炮彈都是啞彈，沒想到底下觀眾反應冷淡，在座的就有休假計程車兵。有些法國小曲要流行一些，歌裡唱著德國人真正罪不可恕的是向獨裁暴政低頭屈服。有一首曲子名叫《晚餐沒了》，歌裡想象邀請德國皇帝到巴黎來用餐。合唱團齊聲唱到：「我們來做蛋糕，叫你來吃。」
歐洲各國的不少婦女看著自家的男人在戰場上贏得勳章，受到人們的愛戴，自己卻只能留在家裡縫縫補補、寫寫信件，感到分外沮喪。「我們在這裡留守大後方，很難體會到打仗有多麼艱苦」，格特魯德·斯卡德拉在12月的日記中寫道，「只能為戰場上的愛人提心吊膽」。格特魯德和母親那年冬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給東普魯士來的難民縫製衣服，還有收集慈善捐贈的東西。對於歐洲的婦女們來說，給士兵織衣服是日常工作，差不多成了一項神聖的職責。不過，婦女們的勞動成果有時得到的卻是冷嘲熱諷。奧地利士兵埃貢·基希的部隊駐紮在塞爾維亞，11月收到一批貨物。基希給貨物編了個目錄：「暖和的內衣——當然，織這些東西一點屁用都沒有；手套繡得還算精細；腕套上有一個紅心圖案；連指手套太大了，一頭小象都戴得進去；護膝可以給長腿鸛鳥穿。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姑娘們參加聚會時打發無聊時間，要麼滿足虛榮，一時興起隨手織的。」基希下士勉強表示了感謝，想著要是可以的話，還不如送點菸來實在。
有些婦女對於參加急救課程興致頗高，因為這個能夠讓她們有機會聚聚。不過，格拉茨市的中學女教師艾塔·吉在9月16日寫了這麼一番話：「每天都有事情壓在心裡。我到底在想什麼？我覺得是因為我越來越不滿足，在這樣偉大的時刻，除了照顧孩子，什麼忙也幫不上。」在英國，就連《女士》雜誌也在哀嘆女人能夠做出的貢獻相當有限：「很快將要組織成立各種各樣的委員會，縫縫補補的事情一直在做，紅十字會的成員已經做好準備，只等一聲令下，挑選出來的護士就會去該去的地方，各就各位——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女性都在儘可能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專門工作。即便如此，人人心裡還是想多出一份力。」
梅恩夫人是一個英國士兵的妻子，丈夫在愛爾蘭駐防，自己在倫敦東區一家招待所上班，每天要面對一大群來自德國、比利時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女人，都是一些不遠千里，離鄉背井的女人。戰爭讓梅恩感到深深的孤獨，丈夫不能陪在身旁。幾個兄弟也接受軍訓，參軍當兵去了，「這種感覺簡直讓人喘不過氣來」。梅恩看著賣國旗的、買東西的，還有救護車來來回回，忙個不停，寫道：「這些我都看不懂，不過心裡頭還是（為英國參戰）偷偷感到驕傲——現在我想我錯了。」梅恩接受了一份工作，在比利時一家英國醫院做手術室護士，動身之前將結婚戒指寄給丈夫傑拉德保管。不巧的是，由於臨走時情緒激動，忘了附上解釋說明，害得她丈夫收到戒指後大為不解，心情沮喪。
9月底，德國一個名叫海琳·施維達的女孩幹了一件大膽的蠢事，隻身一人前往法國，去軍中探望心愛的男友威廉·凱森，誰知剛剛走到德國西部就被一個軍官給抓了起來。軍官要海琳回家去，傲慢地宣稱只有男人才可以接近戰區。海琳難過地寫道：「我又忘了，忘了自己只是一個女人。」然而，隨著戰爭一天天持續下去，女人開始證明自己在很多方面足以替代男人，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這樣的勢頭髮展得越來越快。圖盧茲和其他法國城市一樣，第一次出現了女性郵遞員、消防員，甚至還有電車售票員。人們送了個暱稱，叫作「彭斯家的姑娘」，這是因為圖盧茲公交公司老闆叫作彭斯先生。在軍火工廠裡工作的女人則被稱作「女軍火員」。
英國救護車女司機多羅西·菲爾丁10月17日在比利時給家人寫信，抱怨自己運氣不好：「所有事情都亂成一團，我只好什麼事情都一個人攬著。真希望有個男人帶頭衝在前面。我一回去，就要安頓下來，找一個又高又壯的男人嫁了，隨他欺負。拖著其他人跑來跑去的日子我受夠了。」不過，這種心情低落的哭訴發洩只是偶爾累了才會發生。菲爾丁噹年25歲，是登比伯爵的千金，大部分時間還是感到非常高興，覺得這份活兒足夠有趣，能夠帶來各種機會。
菲爾丁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還一直擔心自己所在的志願兵部隊沒有機會發揮重要作用：「唉，我覺得我們這幫女人可能沒什麼機會幹很多實實在在的戰地工作。就算不是所有的時候，但大部分時間都會在後方待著。」不過，菲爾丁很快發現手頭這份活兒相當來勁：「要做的事情一大堆，許多事情很有意思，有趣極了。」10月8日晚上，菲爾丁幫助將兩名英軍傷員從塹壕轉移到後方3英里處。不過，菲爾丁不大願意為敵軍俘虜提供救助：「我不介意冒著危險去救自己人，救法國人也行，但是換作德國人，萬一被哪個可惡的傢伙在身上打出幾個洞來，可就慘了。」
所有交戰國的婦女們很快就將以菲爾丁為榜樣，掌握前所未有的權力和責任。不過，有些傳統性別角色的轉變較為緩慢：在比利時前線後方，29歲的女護士伊麗莎白·埃爾希·諾克爾夫人——諾克爾是一個醫生的女兒，來自埃克塞特——在9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在將軍的外套上縫了一顆紐扣——這個男人讓我著迷。」
在每一個國家，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戰爭都讓君主的重要象徵意義得以增強，畢竟這場仗本來就是以一國之君的名義打的。奧地利報紙報道了弗朗茨·約瑟夫去維也納綠園少年宮內軍事醫院視察的經歷，文章寫得畢恭畢敬。貴族青年魯迪格·拉森尼茨和其他人一同受到奧皇接見：「大公夫人瑪麗亞·約瑟芬把我介紹給了陛下，陛下詢問了我的傷情和部隊情況。上一回見到陛下還是1909年，在聖珀爾滕，我當時是聖珀爾滕一所軍校的學生。陛下和上次相比背要更彎了，話也不多。有人事先告訴我，陛下問的每一個問題，都要大聲回答。我從戰場帶回來了一個俄軍背包、幾枚徽章和一些子彈，當作紀念品給陛下過目……陛下看上去還頗有興致。」
《新報》如實地告訴弗朗茨·約瑟夫的臣民們：「最高統帥接見了各位軍官，陛下平易近人的風範令一位上尉感動不已，這位上尉雖然已經截去了右臂，仍然謙卑地請求陛下恩准其留在軍中繼續服役。陛下大為感動，答應了這名忠誠的軍官的請求。陛下在宏偉的大廳裡停留了將近一個小時，用各民族的語言向在場的全部102名士兵致辭……士兵們顯然深受鼓舞。」格拉茨中學教師艾塔·吉不僅在日記中差不多逐詞逐句地把報紙上的報道抄了一遍，還不忘加上評論，一如既往地充滿了自己特有的感情色彩：「這些卑微的普通人肯定高興壞了，皇帝陛下和他們說話。還有多少人——就連那些受傷的也會心生妒意吧——能夠得到這樣的恩寵！——生活真不公平。有些人運氣好，有些人就沒有。」
歐洲各國的君王們並非個個智力出眾，有些甚至反應遲鈍，遲遲未能意識到歐洲正在發生的事情究竟意義幾何。道葛拉斯·黑格在8月11日與喬治五世共進午餐之後寫道：「國王陛下看上去憂心忡忡，不過他給我的印象是並沒有完全意識到事態有多麼嚴重，我們的國家和他的皇室家族正要經受怎樣的考驗，也沒有真正理解大國之間一旦開戰，勝負何其難料。儘管在旁人眼中陛下胸有成竹，其實不然。」就在1914年的那個冬天，黑格在聖奧莫爾檢閱完部隊後再次與英王會面，仍然不覺得英王在審時度勢方面有所長進：「陛下雖然看起來信心十足，但是總覺得我們的軍隊天生英勇善戰，對於指揮官在戰場上為保持士兵‘士氣’付出的種種努力視而不見，對一切軍事訓練也熟視無睹。殊不知訓練在和平時期極有必要，可以讓、好比說、一個連像一支組織有素的部隊一樣明知有去無回，仍然一往無前，英勇赴死。」英王同時費盡心機，為自己的許多親戚在敵方陣營作戰搪塞辯解。他有一次告訴阿斯奎斯，說自己的表兄、也就是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的阿爾伯特親王「並非真心替德國人打仗」，只是在管理戰俘營而已。
10月的一天晚上，奧地利貴族亞歷山大·帕拉維奇尼與卡爾大公同坐一桌，共進晚餐——大公此時已經接替弗朗茨·費迪南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的法定繼承人。帕拉維奇尼眼看大公兩耳不聞窗外事，不禁心灰意冷：「真是難以置信，大公居然可以如此‘置身事外’，這是因為他同士兵接觸太少。聽到大公信心滿滿地宣佈俄國人已經完了，戰爭即將徹底結束，我真的無法按捺自己。大公對於一切質疑全然不顧，只知堅持一己之見。」帕拉維奇尼進言道，戰爭勝負取決於西線成敗，奧匈帝國必須支援德國。沒想到這位未來一國之君的回答依舊冥頑不化，愚蠢固執：「法國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必須朝著義大利進軍。」
相比之下，那位德意志帝國的統治者眼看自己一手挑起的戰事發展至此，開始流露出幻想破滅的跡象。9月25日，海軍上將艾伯特·霍普曼與德皇共進晚餐，對德皇的明顯厭戰情緒印象深刻。德皇威廉用上了「滅絕人性的恐怖屠殺」這樣的字眼。不過，到了此時此刻才知道一時興起，有感而發似乎多少有點為時已晚。霍普曼對提爾皮茨上將苦笑道：「過去25年裡，我們一直生活在玩世不恭、蠻不講理的專制體制之下。所謂成就，不過是虛偽的面子假象；所謂地位，不過是徒勞的爭名奪利。這個國家在這種體制下面混得太久。大多數人都不想這樣。可是，專制政體讓我們無法誕生偉大的政治家，反倒養出了一幫官老爺和馬屁精。」這些話出自一個對德國政治體制有著密切觀察之人筆下，可謂語重心長，道出了德國走上歧途，挑起大戰的緣由所在。
隨著秋意漸濃，初冬來臨，英法聯軍雖然依舊迷茫，不知究竟怎樣才能打贏這場戰爭，卻已經越來越不再擔心輸掉戰爭，這是因為聯軍能夠越發迅速有效地動員兵力。反觀另一邊，不少人心中憂慮的疑團與日俱增。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10月25日寫道：「我開始愈發強烈地感覺到我們——整個德意志民族——此刻面臨的困境即將演變為一場可怕的悲劇。在我看來，我們肯定無法擊敗英國。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他們不可能戰敗。可是，我們有可能，也肯定會輸，不在今年，就是明年。一想到我們德意志民族將要戰敗，我就悲痛不已，誰叫我是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
想當初，有些人好戰心切，就連家裡人都在公然叫囂開戰。此時此刻，這股狂熱的好戰情緒也已漸漸消退。奧地利女教師艾塔·吉在9月26日的日記裡寫道：「今天我去拜訪了k博士和他的妻子。k博士是個聰明人，有著堅定的信念，令我深受感染。博士堅信德國和奧地利將會獲勝，因為正義站在德國和奧地利這一邊——要是我也能像他這樣信念堅定就好了。」10月10日，艾芙麗德·庫爾被奶奶的話嚇了一跳：「每一個當媽的都應該去皇帝那裡，告訴皇帝‘不要再打了！’」這位老婦人一輩子經歷了4次普魯士戰爭，現在看著屠殺無休無止，也感到害怕起來。
不過，從11月柏林莫阿位元工人區流出的一封政治情報來看，當地社會主義分子雖然沒那麼熱衷打打殺殺，但是仍然會為戰鬥盡職盡責。弗萊堡市長奧托·溫特爾是一名退伍軍人，9月28日在聖保羅大廳的一場集會上面對上千名最有名望的弗萊堡市民，發表瞭如下一段講話：「我們團結一致，親如兄弟，對於誰該為發動戰爭負責這個問題，也有著一致的答案……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工人平民，所有階層都緊密地站在一起。」庫爾特·亞歷山大是自由主義傾向猶太刊物ikc-blatter/i的編輯，9月撰文指出不少德國人指責猶太人不為戰爭出力：「既然如此，我們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這是我們神聖的職責。每一個猶太人都要努力成為英雄，至於是在戰場上，還是在平常的工作中倒不重要。每一個猶太人的言行舉止都要體現出價值，能夠被濃墨重彩地寫入德國人民的歷史當中。」當然，也有一小撮反對者，克虜伯公司經理威廉·穆埃隆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是一個空想家，一直夢想歐洲能夠消除國界之分，由一個統一的政府管轄，對於自己的國家挑起戰端，深感愧疚。穆埃隆在日記中寫道：「普魯士今天的所作所為只會激起歐洲人民的更多深仇大恨，進而演變為徹徹底底的積恨宿怨。」
10月24日，英國《新政治家》雜誌談到了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參戰？」——這個問題正討論得熱火朝天，至少在知識界鬧得沸沸揚揚。《新政治家》雜誌談起很多人反對英國與專制的沙俄結盟，「凡是俄國反動勢力支援的，一概不信」。有觀點認為戰爭是反動勢力蓄意發動的，目的在於避免社會改革，本質上是一場軍國主義侵略戰爭，「我們之所以參戰，並無其他真正理由，純粹是為了取悅外交官和軍火商。」《新政治家》對這些陰謀論進行了一番駁斥，謹慎地得出結論：「我們知道德國的廣大民眾並不想打仗，還有那些可能希望知道事實真相的人……也眾口一詞，一致聲稱德皇同樣不想戰爭。」英國的內閣、議會還有人民「之所以同意參戰，完全是為了幫助比利時。不管有多少私慾——這樣的私人利益需求無疑為數不少，形形色色——恰好因為這個國家的決定得到滿足，但真正的參戰決定毫無疑問是基於比利時的考量才做出的。」毋庸置疑，這最後一句話說得沒錯。
勞合·喬治用一場演講為英國的戰爭努力做出重大貢獻，這場演說堪稱勞合·喬治政治生涯中最振奮人心的一次，於9月19日在倫敦皇后廳發表。勞合·喬治在演說中提出的信條日後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歡迎：「英國此時此刻正在參加一場戰爭，目的在於終結戰爭。這是一場神聖的戰鬥，‘是為了將歐洲從軍事集團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民從這場戰爭中得到的收穫將比他們現在能夠理解的要多得多……這片土地下潛藏的奢侈和懶惰的大潮將會退去，一個新的英國將會誕生。」勞合·喬治的演講雖然當時聽來激動人心、鼓舞士氣，卻在日後收穫了苦果。勞合·喬治認為這場大戰不僅會促進全民道德新生，還將以激進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他的這些觀點直到1918年都未兌現。英國民眾希望破滅，失落之情強烈。許多人感到憤怒，不僅僅是因為在塹壕中的悲慘遭遇——這種磨難既然上了戰場，就不可避免——更多是因為感覺遭到了勞合·喬治及其政治集團的出賣，如同買到贗品假貨一樣。勞合·喬治後來在1916年12月當上了英國首相。這位內閣大臣雖然大可振振有詞地宣稱其他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同樣兜售假貨，但是回到1914年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完全可以把真相同英國民眾解釋清楚，告訴英國人民只有像法國人民一樣付出血和財富的代價，才有可能贏得勝利。誠然，勝利帶給英國人的好處除了幾個殖民地之外——這些殖民地價值究竟幾何，尚且存疑——並無多少重大利益可圖。但是，這樣的犧牲必須付出，不為別的，只為避免更加糟糕的結果，不讓德國贏得戰爭的勝利。
交戰雙方都無比熱情地把「上帝」拉了進來，為自己的戰爭大業撐腰鼓勁。約克大主教在10月大聲疾呼：「每一個人只要良心未泯，就必須堅守崗位，直到戰爭結束。除非徹底摧毀德國人窮兵黷武的好戰精神，否則和平不會到來。」德國教會雖然奮鬥方向正好相反，但在精神上同樣堅定決絕。不萊梅摯愛聖母教堂的牧師在城裡的預備營開赴戰場之前，為全營士兵做了一場告別佈道：「你們接受號召，即將承擔的這項任務是艱鉅的，但是對於拯救你們的同胞來說至關重要。你們若是面對敵人，也能保持良心的乾淨，那麼即便身處死亡與毀滅當中，也能成為傑出的佈道者，為了理想傳播福音。這是一條你們非走不可的路，這條路是那樣的黑暗，沒有任何人能夠保證活著回家。」至少在這最後一點上，這位牧師還是體現出了先見之明。
第二節新聞與毀謗
9月5日，英國首相致函海軍大臣，口吻一如既往地輕描淡寫：「親愛的溫斯頓，報社埋怨我們提供的訊息太少，‘餓得慌’。報社有抱怨，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覺得這是你的機會……讓報社走（新聞）局那邊，把這個星期的一些事情‘品一品’。你用你那雙巧手給他們‘調一調味’。公眾多少知道一些情況，不過他們可能還是生活在先知以賽亞那個時代，一想到打仗，無非就是‘又吵又鬧，亂作一團，衣服浸滿鮮血’罷了。」
有個德國牧師注意到「如果說大戰爆發之前，報紙只是家庭的好友，那麼現在已經成了主人，決定了一家老小，親朋好友之間的幾乎所有話題」。這個時代，報紙大量發行，公眾對新聞的依賴簡直上癮，結果差不多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會下大力氣，不管是通過文字廣播，歌曲還是新發明的新聞影片，總之不遺餘力地將媒體捏在手裡。截至1918年，法國軍隊已經制作了600多部影片供大眾消費。包括紅磨坊在內，巴黎的好幾家音樂廳都用電影取代了現場表演。
交戰的每一個國家都意識到贏得美國的支援將至關重要，為此競相爭取。《泰晤士報》8月發表的一條社論看起來有些自鳴得意：「英國人民注意到自己為之戰鬥的事業得到了美國同胞們的同情，這份同情之心可以說沒有限制，英國人民非常滿意。」事實上，真相要遠比此複雜。輕蔑之聲在大洋彼岸廣泛存在，印第安納州有一個編輯就寫了這麼一番話：「美國人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激我們的先輩。先輩們當年離開歐洲，移民出去的決定實在是太有遠見卓識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道德至上者，雖然認為德國和奧匈帝國需要對政府體制來一場激進改革，但是並不同意將戰爭責任完全推在德國人民頭上。美國的工業大亨們——至少私底下如此——認為如果戰爭能夠削弱德國的全球競爭力，那麼這樣的結果有利可圖。美國自始便傾向支援協約國，某些大人物還在暗中提供支援，最有名的當數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誠然，西奧多·羅斯福在1915年英國郵輪「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擊沉之前一直支援武裝中立，而非讓美國參戰，但他一直強調尊重小國，尤其是比利時這種小國的權利。不過，同盟國同樣擁有支援，特別是德國後裔群體的影響力不容小覷。8月14日，一家德國新聞辦事處在美國開張，協約國很快步其後塵，在美成立了新聞處。
法國由於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在9月9日大幅加緊了新聞審查：「對政府或陸軍最高統帥部毫無節制攻擊」的社論一律禁止，「鼓吹停戰或者中止敵對行為」的文章也不得發表。10月上旬，克列孟梭的報紙《自由人》因為對傷員治療不力的醜聞進行曝光，結果被封刊一週。政府要求所有報紙停止刊登傷亡人數。在德國，雖然對報紙評論的控制直到1915年才開始嚴格起來，但是自從1914年10月柏林成立中央審查處，關於軍事挫折或失利的一切討論就開始正式遭禁，對於高層政策的批評，戰爭目標的討論，以及有關戰爭是否具有意義的異議觀點也不得釋出。
大戰早期，各國普遍支援對新聞嚴加管理。作家希萊爾·貝洛克極力主張應當將不利訊息和軍事機密等同視之，嚴禁公之於眾：「明智的話……就不要讓民眾知道出了哪些漏子，趕緊彌補就好，也不要讓人們知道政府幹了哪些蠢事或者惡行，只要在沒出亂子之前壓下去就好。」貝洛克後來在給吉爾伯特·基恩·切斯特頓的信中寫道：「有時候為了國家利益考慮，還是有必要撒謊，哪怕編得再離譜也無所謂。」不過，英國政府和媒體之間的關係還是受到了影響。戰爭頭幾個月的審查制度過於嚴苛，前線發生的一些事情就連敵人都已一清二楚，卻在英國遭到新聞封鎖。
各交戰國都在竭盡全力，發動本國最犀利、同時也是最有文采的「筆桿子」來替自己的戰爭大業正名。法國作家阿納托爾·法郎士不僅批判德皇統治無道，還對德國的文化、歷史甚至葡萄酒展開口誅筆伐。作曲家卡米爾·聖桑對華格納大肆抨擊。有些作家甚至公然宣稱殺人也有道義可言。埃德蒙特·古斯寫了一篇論文，闡述了戰爭與文學的關係，文章發表於1914年秋天剛開始的時候。古斯將戰爭形容為「偉大的思想清道夫」，把血流成河比喻成流動的液體，可以「清除智力上渾濁的死水，疏通頭腦裡淤塞的渠道」。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創造者亞瑟·柯南·道爾爵士在一篇名為《致武力》的小冊子中寫道：「那些在這場最嚴重的危機當中，懷著為國盡忠的想法，慷慨赴死的人是多麼幸福。」
10月18日，54位文壇巨匠在《紐約時報》聯名發表文章，文章題為《英國知名作家為英國參戰辯護》。文末印有全部作者的簽名。阿諾德·本涅特作為其中一員，大戰期間發表宣傳文章300多篇。他在給美國出版商的信中透露自己的第一本宣傳手冊「自由：關於英國情況的宣告」已經寫好。手冊之所以趕在1914年10月出版，是因為本涅特擔心英美兩國的「和平主義分子和來自財經界的影響」有可能在德國軍國主義被徹底擊敗之前「逼宮施壓，迫使和平過早到來」。有作者在《新政治家》雜誌上提出質疑，質問這幫作家何德何能，有什麼資格對戰和問題說三道四。本涅特的回答頗有幾分目中無人：「戰爭本來就是關乎人性的大事，本能當在理性之上。在我看來，一個嚴肅的作家理應對於人性略通一二，有權就一個國家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表達看法，並無不妥，不應受到凌辱謾罵。」本涅特發現還是政府給錢實在——這個可比只圖嘴上痛快更加實際——他和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等作家憑藉口舌之勞，從設在威靈頓別墅的政府宣傳局那裡拿到了一筆可觀的報酬。
德國有一位學者在9月撰文指出，全國69位歷史教授當中有43人在寫和這場戰爭有關的文章。魯道夫·歐肯是耶拿的哲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光1914年一年就做了36場演說宣傳。柏林的哲學家阿洛伊斯·里爾為自己的文章付梓興奮不已：「我們的第一大勝利就是戰勝自己。我們從來沒有像8月初那些難忘的日子那樣緊密團結在一起……每一個人都感覺自己是在為全體人民而活，全體人民也裝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在有悖學術道德的諸多事件當中，最出名的當數所謂的《德國知識分子宣言》。宣言發表於10月，由93人聯名簽署，為首的是烏爾裡希·馮·維拉摩維茨-莫倫多夫。宣言對協約國的「不實之詞與中傷汙衊」表示抗議，指責協約國「無所不用其極，試圖玷汙德國的榮譽。德國是為了生存才奮起戰鬥——這是一場強加在德國人民身上的戰爭。」
兩派可謂唾沫橫飛，口水滿天，口誅筆伐日趨激烈。盧萬被毀，蘭斯大教堂遭到炮轟，這些都成了協約國師出有名的強大武器，足以昭告天下自己在捍衛文明社會價值觀免遭德國人的野蠻暴行踐踏。法國更是如此。天主教徒與世俗論者戰前本來隔閡頗深，現在可好，但凡德國的東西，一律反對，竟然把兩派一下子給團結在了一起。在英國，威靈頓別墅釋出報告。報告由布萊斯勳爵領導的「調查德國暴行委員會」編纂而成，記錄了德國在比利時和法國的累累暴行，雖然在遣詞造句上看似正兒八經，但是一看內容，還是顯得危言聳聽。
有好幾位法國作家聲稱發現了法國人和德國人在生理方面存在的顯著差別。傑出的歷史學家奧古斯丁·柯欽激動萬分，煞有其事地指出德國人身上有一股特殊體味，「極其強烈，無法消除」。柯欽還在德國人身上發現了一種跳蚤，屬於新的品種，比法國士兵身上的個頭明顯要大。這樣的話不免過頭，但凡有點腦子，理智尚存的人都會對這樣的宣傳心生反感。隨著戰爭持續，變得愈加慘烈，有些人說的話變得越發無稽離譜。這些人為了支援自己國家打仗，不惜無中生有，捏造證據，編出種種不實之詞，自然引起不少冷嘲熱諷。
如果有人想當然地以為只有現代媒體才喜歡誇大其詞、異想天開，欺世盜名。那麼這些人真該回到1914年，去好好看一看那個年代的各國媒體是如何謠言滿天，謊話連篇的。《每日郵報》刊載了一個故事，講的是海軍打了一場大勝仗。故事完全子虛烏有，純屬杜撰。「這些駭人聽聞的流言蜚語一旦開了個頭」，歐根·蘭佩1914年9月初在盧布林雅那寫道，「便會以極快的速度傳播開來。好比兩個人在街上碰面，互問對方‘有什麼訊息沒有？’其實誰也沒有新的訊息。但是，總有人願意聽信謠傳，傳播謠言。整整一個星期，氣氛極其緊張。家裡有男人或者兒子在軍中服役的都在悲痛祈禱，在戰戰兢兢中度日。報紙一來，就爭先恐後地搶著去看，看過之後會壓低聲音小聲說道：傷員名單中沒見到我們家的人。他們根本就想瞞著我們！死了太多人，他們連記都記不清楚！」
響應號召，寫戰爭報道的記者裡頭難得有幾個對軍事上的事情知曉一二，一看就知道是個門外漢。塹壕戰剛剛出現那會兒，還被法國媒體斥為德國人孬種無能的表現，德國兵也被形容成一群「地鼠」。多家報紙在大肆談論敵軍有多麼不堪一擊、士氣低落，食物短缺。有訊息說奧地利的城市為免遭饑荒威脅，正在向義大利開口求援。德國據說有意徵召義大利人來填補工人空缺，可惜招不到人。《泰晤士報》在9月下旬根據傷亡名單，做了一個極其誇張的估算，宣稱英國遠征軍在一個月的戰鬥裡頭損失了40%的軍官。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當時正在維斯瓦河上的巡邏艇上工作，10月25日在信中寫道：「昨晚傳來訊息，說巴黎被我們打下來了，真是胡扯。我一開始非常高興，隨後意識到這種訊息不可能是真的。新聞報道一旦開始亂猜，肯定說明情況不妙。要是真有好訊息，這些假話就沒有必要存在了。」5天之後，維特根斯坦拿到一份德國報紙，趕緊從頭到尾，匆匆忙忙掃了一遍，結果發現根本就沒有什麼實質內容，感覺糟糕透了：「沒有好訊息——就等於壞訊息。」
與此同時，法國的《尼斯先鋒報》在8月19日編了一個故事，說英國皇家海軍和德國公海艦隊在北海大打出手。英國海軍據說損失了16艘無畏艦，其中就有「鐵公爵」號、「獅」號和「壯麗」號。法國報紙特別熱衷報道那位德國親王的訊息，說什麼親王此時正作為集團軍司令在指揮部隊作戰：8月5日先是在柏林死於一場暗殺；15日在法國前線受了重傷，被送進醫院；24日又在另外一場暗殺行動中遇刺身亡；9月4日據說試圖自殺，雖然搶救了過來，但在10月18日再度受傷；20日在親王夫人的目視下死在了床上；可是到了11月3日又被證實發了瘋。這些故事沒有一句真話，完全不值一信。
《法國行動報》向公眾披露了一個訊息，說美極乳品廠和卡布連鎖店其實是個情報中心，由一幫普魯士軍官掌控，這些人早已加入法國國籍，一心盼著戰爭爆發；每個乳品廠裡都暗藏著無線電發報機，美極牛奶裡還摻進了毒藥。一群不明真相的群眾受到報道唆使，衝進工廠店內，把這些毫無關係的外資工廠和商店砸了個稀巴爛。不少故事離奇古怪，其中一個流傳甚廣。故事和「特平毒氣」有關。這是一種新的超級炸藥，據說由化學家歐仁·特平發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消滅躲在塹壕裡的德國兵。法國諷刺週刊《鴨鳴報》正是創刊於這一時期，專門針對傳統媒體上那些連篇累牘的謊言鬼話。
報紙出現這些問題，其實並非自身之過，而是因為政府拒絕告以實情，又不允許記者親赴前線採訪，才導致如此結果。英國的雷平頓上校抱怨審查制度遭到濫用，「用以掩蓋政府、海軍和陸軍犯下的一切過錯」。的確，審查制度在維持民眾士氣方面起到的作用要遠在防止敵人獲知行動機密之上，這一點毋庸置疑。在法國，陸軍總參謀部在馬恩河戰役之後才開始向媒體透露口風，提供的資訊少之又少。然而，傷害已經造成：巨大的裂痕已經產生，再也無法復原。法國的記者們自此之後對於一切官方宣告始終表示懷疑——讀者們也將很快失去對官方的信任。
戰場上的法國士兵將這些報道輕蔑地稱為「bourragedecrane」，字面意思是「塞腦袋」，說得恰當一點，就是「鬼話」——士兵們拿到手的報紙上全是這些「鬼話」。《巴黎回聲報》的莫里斯·巴萊以鼓吹戰爭名聲在外，羅曼·羅蘭大力宣揚和平主義，送給巴萊一個雅號「大屠殺的夜鶯」。法國計程車兵們對傳統報紙毫無好感，轉而看起了自己編寫傳抄的戰地報紙，能夠拿到手的話，也會看一些瑞士的報紙。哲學家阿蘭·埃米爾·奧古斯特·沙蒂葉當時還是一個士兵，他在11月25日寫道：「《日內瓦日報》在我們這裡特別搶手，軍官們甚至拿來做起了剪報；軍事報道寫得令人拍手稱道，我們的報紙相比起來簡直就是荒唐，這一點人人都贊同。」
歷史學家路易·德比杜爾也是軍人出身，對此表示贊同：「我們所有人都受不了那幫記者炮製出來的那些塹壕裡的故事，說我們計程車兵是多麼別出心裁，氛圍又是如何熱烈，部隊一派喜氣洋洋，塹壕裡頭佈置得別緻生動，諸如此類，統統都是胡編亂造出來的。軍隊不過是保持鎮定，隊伍沒散罷了。天氣寒冷，氣候惡劣，士兵身處這樣的悲慘境地，只好聽天由命，打起精神面對。」德國的報紙也在幹這些騙人的勾當。法蘭克福的《奧德報》上刊登了一篇特寫，題為《埃納河畔的勃蘭登堡人》。作者是一名戰地記者，在文中表揚士兵們把塹壕收拾得像家裡一樣舒適，懂得苦中作樂。防空洞在筆下被描繪成「裝修佈置，舒舒服服」；前線陣地上的營地據說和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皮襪子故事集》裡面的美國舊邊疆有異曲同工之妙。戰爭在年輕人的眼中也被描寫成了一場激動人心的挑戰。
哪怕是最最荒唐的無稽之談，歐洲各國的人們也好像信以為真。有個作家名叫亞瑟·梅琴，寫了一篇短篇小說，登在了9月29日倫敦的《晚間新聞報》。作者在文中描述了英國遠征軍是如何在蒙斯目睹聖喬治現身，帶領一群古代英格蘭弓箭手奮勇殺敵的場景。射出的箭雨一下子射死了一萬德軍，而且不留一絲痕跡。梅琴的這篇文章雖然被明確列為小說，仍有不少人認為寫的都是真人真事。與此同時，同盟國這邊，奧地利人也在廣為傳唱一個12歲孩子的傳奇故事。小姑娘名叫羅莎·澤諾克，據說在給萊姆博格戰場上的傷員送水時不幸被彈片擊中，落下了殘疾。澤諾克失去了一條腿，被送進了維也納的一家醫院。弗朗茨·約瑟夫親自探望，送給小姑娘一個盒式掛鏈，還答應替她買一副假肢。這個「萊姆博格小天使」的故事就此成為奧地利兒童文學的一大主題。《女士》雜誌不肯甘居人後，也推出了一本英文新書，書名《比利時玩伴》，由內莉·波洛克創作而成。《女士》雜誌寫道：「這是一本小小的故事書，寫得很棒，也合時宜，適合孩子們閱讀。講的是當下戰爭的故事，場景一部分設在英國，一部分在比利時。」
兩軍交兵，士兵們之間形成的集體歸宿感要比與後方民眾的情感聯絡強烈得多，出現這種事情不足為奇。畢竟，各交戰國政府有意將後方民眾隔離開來，不讓民眾知道他們以人民的名義在戰場上到底幹了些什麼。
德國人對英國軍事動向的瞭解更多來自中立國傳來的小道訊息，而非協約國的報紙或者自己安插的間諜探子。柏林派出的第一個間諜是一名預備役軍官，名叫卡爾·羅迪。此人特意說一口帶有明顯美國口音的英語，好引人注目。由於寄往中立城市斯德哥爾摩的信件遭到截獲，羅迪於10月2日被捕。威斯敏斯特市政廳的一所公共軍事法庭判處羅迪死刑。死刑如期執行。羅迪被槍斃在了倫敦塔的壕溝之內。他死前對憲兵副司令說道：「我想你應該不會和一個間諜握手，對吧？」「當然不會，」這位憲兵副司令答道，「但是我會和一個勇敢的人握手。」軍情五處處長弗農·凱爾也敬重羅迪是條漢子，對槍決的決定感到遺憾。其他德國間諜後來被一鍋端了個乾淨。有個在中立國荷蘭的比利時難民給英國陸軍部寫了封信，告訴英國人聯絡人的真名叫弗蘭斯·萊巴赫，還有德國間諜在鹿特丹的聯絡地址。
讓柏林感到慶幸的是，其他資訊渠道猶在，仍然能夠隨時掌握英軍動向。所謂「上頭的一萬人」，也就是英國的上流社會向來不注意謹言慎行，讓戰場上的英軍指揮官們大為頭疼。最敏感的軍事行動情報竟然可以在有錢貴婦的餐桌上傳來傳去，這些訊息很快就會見諸中立國的報端，被敵人知道，自然正常。「要想打聽訊息，你只要去赴一場午宴就夠了。我可以向你保證，像佩吉特夫人和阿斯特太太這樣的大戶人家，打聽到的基本都是一手訊息，絕對沒錯」，記者菲爾森·揚寫道，「陸軍部的那幫人一個個吃得腦滿腸肥，每天過著神仙日子，先是不動神色，等到僕人離開房間，看著眼前擺著的桃子和杯裡的波特酒，這才慢慢開口：‘好吧，我知道的不多，不過跟大家說個事……’。這種事情直到今天仍然司空見慣。」有審查制度也好，沒有審查制度也好，英國的軍事安全大戰期間一直岌岌可危，和受制於人的媒體向公眾提供的訊息一樣乏善可陳。1914年—1918年的這場戰爭有一個顯著特色——各國政府因為採取蠢笨甚至近乎打壓的新聞管理政策，結果待到大戰結束，聲譽一落千丈。各交戰國的統治者們欺騙了廣大公眾，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日後信任的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