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後方

早在9月16日，當時大戰才剛剛開始六個星期，安德烈·紀德就在思考「只要周圍環境沒有刺激，人就不可能一直保持緊張狀態，畢竟這種狀態本來就是人為製造出來的。所以回去讀讀書，彈彈巴赫的曲子，哪怕用歡樂的節拍來編賦格曲也不錯。」紀德筆下寫過這麼一件事情：火車站裡有個女人，因為火車晚點大發脾氣，車站工作人員解釋因為有軍事命令，自己也沒有辦法。這個女人衝著工作人員怒道：「你們打的這場仗，我已經受夠了！」

各交戰國的平民百姓已經在學習如何適應一種全新的生活，情緒壓抑，限制諸多，這樣的狀況將持續不止4年。《經濟學家》雜誌在譴責英國的緊急管治規定賦予政府太過嚴厲的權力，有些權力甚至直到戰後好幾十年，還在被政府大臣們濫用。德國下令禁止在公開場合說英語，聖彼得堡則不準說德語。打電話如果違反規定，要被課以3000盧布的罰金。要是有人膽子夠大，敢於面對面用德語聊天，照理要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俄國人執行起法令來一向粗心大意：有錢的德國人繼續在沙皇的帝都過著養尊處優的悠哉日子，11月14日甚至還舉辦了一場宴會，慶祝德皇萬壽無疆。

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少人想「儘自己的一份力」，不過也有人願意安坐家中，有的人找的藉口還挺不錯。馬塞爾·普魯斯特因為身體欠佳，不適合服役，最後得出結論，自己參軍反而會給其他人增加負擔。「我問我自己」，普魯斯特跟一個朋友說道，「我要是入伍參軍，會有多麼麻煩。」運氣好不用上戰場的於是轉為關注國內問題。9月下旬，波爾多的酒莊莊主們報告說今年葡萄收成不錯，預計1914年的乾紅可以與1870年相媲美——這個年份可沒有幾個法國人願意提起。冬天一到，奧地利掀起了一陣穿軍裝戴軍帽的風潮。儘管這樣的穿戴看起來不那麼得體，卻被認為是愛國的表現，以示與前線的戰士們緊密團結在一起。許多大戶人家的選單變得簡單了不少，原因不僅在於缺少食物，更重要的是廚房人手不足。《女士》雜誌向英國上流社會的讀者們建議道：「第二道菜——布丁——尤其適合家中年輕一點的口味。如果晚餐減到只剩兩道菜的話，他們要麼選擇肉和布丁，要麼就是魚和布丁，絕對不會拋開布丁，只選魚和肉。」

許多商人認為戰爭干擾生意，大為光火。歐洲各地的信箱裡塞滿了商人和工業家們的信件。這些信裡可沒有好話，都在抱怨要麼貨運耽擱，要麼買賣取消。烏爾姆附近有家小公司，老闆8月寫信抱怨「打仗影響惡劣」。德國汽車製造商威廉·邁巴赫20日在給兒子卡爾的信中，一說起兒子繪製的技術設計圖粗製濫造就唉聲嘆氣：「就算打仗讓人分心，也不能當作藉口，出現發動機傳輸故障這樣的嚴重錯誤。」英國人在時刻擔心德國間諜用信鴿把英國的秘密情報送到德國，出於恐懼，起訴關押了好幾名德國僑民。舉個例子，安東·蘭伯特住在普拉斯托的隱士巷，就在倫敦東區，因為未經許可，養了24只鴿子，結果被罰苦役六個月，鴿子全部遭到捕殺。

物價飛漲，食物價格暴漲得尤其厲害，德國的情況最為糟糕，窮人們背上了沉重的負擔。許多城市設立了流動廚房，用以救濟那些突然失去生計來源的人。法國出臺政策，暫停收取房租。各家各戶如果主勞力參軍，每天可以領到1.25法郎的補貼，16歲以下的孩子每人可以額外領取50生丁。法國1911年日平均工資各地不等，少的如旺代省，為3.72法郎，多的好比巴黎，可以拿到7.24法郎，有些家庭發現家裡如果有人參軍，日子還能過得更加寬裕一些。法國政府認為為了維持士氣，這些錢還是值得一齣。英國可沒有如此慷慨大方。英國當時法官年俸5000英鎊，外交部常務次長歲入2500英鎊。開戰兩個月後，英國內閣就陣亡者遺孀發放撫卹金的事情進行投票。丘吉爾建議按照每週6天、每天7先令的標準發放，其他人建議按照每週6天、每天6先令的標準，首相勞合·喬治則認為5先令更合適。最終採納的也是這個低一些的標準。

若論世道不公，分配最為不均的莫過於後方生活的苦難與艱辛。窮人，尤其是依賴消費品行業生存的人，好比肖迪奇的傢俱廠和伊斯靈頓地區的鋼琴製造商就陷入了嚴重的困境。許多家庭為了吃飽肚子，不得不典當用品；情況好一點的會賣掉傢俱和腳踏車。音樂廳的生意受到嚴重衝擊，只好加快進度，改行成為電影院。與此同時，更有錢的雖然叫苦不迭，抱怨僕人不夠，可食品供應沒有任何困難：11月9日舉辦的倫敦市長晚宴上就有甲魚湯、鰨目魚切片、羊肉餅、燒牛背、燒鍋燉野雞、煙燻舌、俄式奶油蛋糕和蛋白糖餅。

進入秋季，政府收到的報告令人沮喪，社會底層窮困潦倒，酗酒嚴重。其中一份報告寫得清清楚楚：「女性過度酗酒的情況仍然存在，據說還有很多人依靠乞討為生。」陸軍部開口要警察幫忙多關心留意一下參軍士兵妻子們的「幸福」——說的隱晦一點，其實就是守貞問題——要這些女人守活寡，她們當然不願接受。直到聖誕將至，經濟狀況才略有好轉。軍人配偶可以領到分居補貼，就業率也開始上升。錢多了起來，秋季一度萎靡不振的珠寶銷售開始出現復甦。女人承擔起了之前只有男人才乾的活兒，這股潮流將進一步擴散開來。舉個例子，1914年在鐵路部門辦事的女員工不過千把人，4年後將增加到1.4萬人。

船主、磨工，還有玉米商人和糖商生意一派欣欣向榮。許多工廠對生產線加以改造，用來製造武器、彈藥和其他軍事裝置，有些僅限少部分人生產，例如木質鞍架就是由以前製造櫃櫥的工人制造的。基奇納要求外交部每個月提供一萬頭活羊，滿足在法國印度軍隊的日常飲食需求，此言一齣，讓格雷爵士大吃一驚。羊雖然沒有找到，但找到的替代食品還是能夠接受。不過，經濟恢復步伐整體依舊緩慢，諾斯克裡夫旗下媒體1915年曝料新聞彈藥短缺，反映出經濟復甦尚不充分。

英國工會的一些人出於維護國家團結考慮，曾在8月接受提議，暫停工人敵對活動，現如今也開始失去耐心。工會的人看見僱主從戰爭中收益頗豐，覺得自己沒有理由不效仿為之。當時有觀點認為，「僱員僱主之間因為摩擦產生的一切敵對態度」都是對國家的背叛。《店員》雜誌12月12日刊文譴責了這種「騙人的愛國主義」。1915年因勞資糾紛引發的罷工總天數將近300萬個工作日，1916年為240萬個工作日，1917年超過500萬，1918年增至將近600萬。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那幾年裡，這些數字反映出了英國社會分化之深何其痛苦。雖然，比起1917年至1918年俄國、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類似社情來顯得沒有那麼暴力激烈，但勞工反抗始終是英國在為戰爭努力過程中的一道不和諧音符。

「頂住」這個詞在維也納的各家報紙上頻繁出現。不過，越來越多人想知道自己到底需要「頂住」什麼。奧地利的婦女得到指點，說大力咀嚼食物可以釋放更多營養；黑莓茶的好處得到極力吹捧；按照要求，負責操持家務的應該將蔬菜儘量切得更小更細，再下鍋烹飪。大多數商品還有現貨可賣，只是麵包供應很快就不穩定了。德國和奧地利自1915年開始實行食物配給，法國直到1917年、英國遲至1918年才開始推行。不過，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在某些地方出現得要早得多：法國人就一直抱怨麵包質量太差。

世界各國都有不少人在討論如何從戰爭中獲利，好幾個國家的政府也在其中。土耳其對於從德國獲得的資金和軍事援助看來頗為滿意，在10月29日加入同盟國。土耳其的統治者們以為時機已到，能夠終結奧斯曼帝國在外交上的孤立境地：他們太過草率，以為德國會支援君士坦丁堡實現稱霸巴爾幹的野心。在世界的另一頭，英國人猶豫不決，不知道日本加入協約國究竟是禍是福，當看到東京純粹是為了實現帝國野心才有意加入，變得更加懷疑起來。然而，英國外交部改變心意來得太遲：9月23日，日本對同盟國宣戰，就此成為僅有兩個為了明確領土訴求參戰的交戰國中的一個——另外一個義大利在1915年參戰。雖然，英國人幫的忙不多，可日軍還是迅速攻佔了德國在中國沿海的飛地青島，展示出的過人能力和靈活戰術恐怕令其西方盟友都望塵莫及。

薩恩·朱利亞諾侯爵是義大利駐倫敦大使，於1914年10月向法國駐倫敦大使恬不知恥地透露，影響義大利是否參戰的要素有三個：道義、利益，還有準備情況。義大利軍隊尚未做好準備參戰，羅馬政府還要看哪個交戰國給的好處最多，才決定支援哪個。弗朗索瓦·伯迪爵士對此輕蔑地寫道：「義大利人異想天開，以為自己遠勝於古羅馬時期，自以為是地中海大國，是突尼西亞、馬耳他、埃及和土耳其群島的主人。」義大利在領土要求得到應允之後，於翌年加入協約國。這筆交易反映出協約雙方的互不信任，羅馬政府又是何等蠢笨。

以美國、荷蘭和挪威為代表的部分中立國家利用各交戰國忽略的商業市場，從中大量獲利。挪威儘管有一半商船被u型潛艇擊沉，可是到了1918年還是從海運中獲得了巨大財富。美國在戰爭剛剛爆發之際，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曾經號召美國人民在情感和法律上保持中立。隨著幾個國家陸續發來警報，警告戰爭可能摧毀美國經濟，美國人很快意識到這場戰爭將敞開工業和貿易的機遇之門，特別是8月巴拿馬運河開通之後，機會就擺在眼前。

在個人層面，通過戰爭牟利的現象在歐洲比比皆是。有個奧地利人做得尤其出格。奧托·澤林格在克尼特爾費爾德開了一家鐮刀廠，由於生意每況愈下，於是突發奇想，把廠房改成戰俘營，用於商業謀利。澤林格9月6日向當局寫信，提出做筆交易，讓戰俘營一直開到1915年7月——即便如此樂觀的企業家，也認為仗頂多只會打到這個時候。經過反覆討價還價，澤林格最終接受了營房每平米25克朗的租金合同，外加幾百俄國戰俘建造營房。等到12月，戰俘營已經收容兩萬餘人。為了養活這些人，後來又簽了一份附加合同。

在更低層面，法國認為有必要將牛奶銷售商置於警察監督之下，因為出售的牛奶有58%查出摻有戶外噴泉水。法語廣告開始出現在《泰晤士報》上，此舉針對的是比利時難民，堪稱將社會公益和商業機遇的巧妙結合。廣告多為精裝房屋出租，上面寫著「整房出租」。《泰晤士報》寫道：「鑑於大量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在英居留，廣告可由報社員工按需免費翻譯。」類似這樣代表新世界的明顯標記還有不少，好比倫敦從10月開始給路燈塗上油漆，旨在避免空襲，畢竟這樣的厄運已經降臨到了好幾個歐洲城市的頭上。上至達官貴人，下到平民百姓，倫敦全城上下對這一片漆黑感到困惑不解，心情沮喪，尤其是等到冬天都快過了，也沒見到德國人前來空襲的影子。

相形之下，中產階級市民認為既然愛國，就應該有個積極向上的樂觀樣子。某記者在聖誕節前一週寫道：「倫敦的生活可不只正常，甚至比平常還要歡快喜慶。」有些入伍新兵也持同樣觀點。基奇納的新軍裡頭有一名新兵，在英國南部接受軍訓，雖然條件極不舒適，管理也相當混亂，可在給《新政治家》雜誌寫文章，描述自己剛剛穿上卡其布軍服的經歷時還是寫了不少好話：

實在是太開心了，簡直都沒法冷靜下來思考。真的，我這一生從來沒有這麼高興過——說實在的——沒有比這三個月更加開心過。身體感覺棒棒的；軍營集體生活其樂融融；總能找到機會結交各路朋友，背景經歷各有不同；大家朝夕相處，同吃同住，感覺過上了共產主義生活，又方便，又刺激。最重要的是，自己也好，戰友也好，大家說話做事幽默風趣，讓平日裡的種種不快統統煙消雲散。我可能想法不一樣，可是到了這個時候，既然戰爭已經來了，我除了感謝上帝給我機會經歷這些，並沒有其他想法。管他打仗是個什麼樣子，既然來了，就做好準備，投入戰鬥，這就是最好玩的遊戲，就是這世上最好的活兒。

當時有類似想法計程車兵為數不少。這種狀況直到寫這段話的這名新兵和同伴1915年去了西線，才有所改變。

與此同時，在英吉利海峽對面，法國政府在12月上旬搬回了巴黎。由於之前流亡波爾多的行為實在太不光彩，普因加萊總統聲名掃地。社情緊張的狀況在秋季危機期間一度有所緩解，此時再次浮出水面。中產階級中的不少人依靠房產收入度日，對於政府強制暫停收租的做法日漸不滿。哈爾曼-保羅畫過一幅漫畫，畫中一個商人跪在總理面前，說道：「只要您願意，就把我兒子帶走吧，4年、5年、6年都無所謂，但是，啊！但是請把我的收入留下！」有錢人看上去對窮人毫無同情之心。法國成立了一個國家基金，專門用來救濟窮人，結果只募集到了20萬英鎊，只有其他國家同類基金的一小部分——其中羅斯柴爾德家族捐獻了4萬英鎊。巴黎人開始小心翼翼地迴歸正常生活，和平街上的一些裁縫鋪重新開門營業，幾家劇院也恢復了日場演出。不過，公共交通一到晚上10點就會停止運營。巴黎不少有錢人8月逃了出去，感覺在法國南部和西南地區就這麼待著，聽不到槍炮作響，比起回到乏味沉悶的戰時首都，日子反而過得更加悠哉舒服。

有些富人發現受戰時通貨膨脹影響，身家大大縮水。不過，有門路和軍方下單籤合同的那幫生意人倒是發了大財。9月，法國陸軍部長邀請一眾工業家來波爾多共商大計，會上告知眾人，法國即將面臨炮彈短缺危機：75毫米炮彈庫存不足，一個月後每門大炮將只剩下兩發炮彈可打。會議通過應急計劃，設定目標日產炮彈十萬枚。不過，這個目標直到一年過去方才實現；此外，炸藥產量將從每天41噸增至255噸。專業技工被從軍中緊急召回，支援戰爭物資生產。技工們戴著紅袖章，上面繡有手榴彈標誌，以示並非逃兵。不過，此舉無法阻止某些工業家假公濟私，利用這個豁免兵役的方法把沒有什麼技術能力的親戚朋友從軍隊裡頭弄回來。日用品生產商轉而開始生產飯盒、水瓶、鐵鍬以及炸彈和炮彈，很快賺得盆滿缽滿。

戰爭剛開始頭幾個星期，法國許多工廠由於商品缺乏買家，紛紛關門倒閉。戰爭催生出新的需求，需求旺盛，長達4年。伊澤爾省雷納格市的一座鑄鐵廠為了滿足政府每週一萬把鐵鍬和鶴嘴鋤的合同需求，24小時開工不停。格勒諾布林市有家建造廠僱了500人制造金屬塹壕掩體。該市另一家工廠簽了合同，要在1914年聖誕節來臨之前每天生產75毫米炮彈1000枚，到了1918年日產量已經增至9000枚；廠裡的工人也從800人一下猛增到2750人。當地一家造紙廠開始改行製造炮彈填充物，工人人數比戰前翻了一番。帆布、炸藥、皮革、水壺、紙筆、彈藥部件和罐裝食品的需求同樣巨大。生產這些產品讓各交戰國的製造商們都大賺了一筆。

寫有祈禱祝福話語的連環信從一個人的手中傳到下一個人的手中，每一個收到信的人都被要求將信傳給另外九個人。據報道，鄉下教堂的活動有所增加，但並無證據顯示人們的虔誠有所增加。士兵也好，市民也好，不少有教養的人一輩子都沒有當著別人的面說過一句髒話，可是戰爭讓這些人在某些場合會冷不丁地脫口而出，冒出一句「去他孃的」！讓品格高尚的人士無法忍受的不只粗俗的語言，更有實際行動。對於那些即將赴死，或者持續分居的人來說，通姦成了當務之急，非做不可。正如阿爾弗雷德·愛德華·豪斯曼所言：「我在老家參軍入伍，成了一名槍騎兵。噢，誰不想和勇士同床共枕呢？」大戰開打頭8個月，弗萊堡感染性病的人數翻了不止一倍，法院賣淫判刑的案子飛增；大多數城市都是類似情形。

有些平民，尤其是學術圈裡的那幫人，正在努力同敵國同行保持公開交流：這種做法被認為體現出了文明開化的姿態，突出了歐洲文化的共性。1914年10月，梅納德·凱恩斯通過中立國挪威，給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寄去一封信，問對方大戰結束之後，可不可以給劍橋的一位邏輯學家提供獎學金。維特根斯坦家境富有，之前是贊助人，表現得慷慨大方，此時正在巡邏艇上當水手，在維斯瓦河上巡邏，值此「非常時期」，看到老朋友居然只寄來一份投資建議書，可沒有好脾氣。

英年早逝成了普遍的主題：不管在哪一個交戰國，隨著家人、朋友死亡的訊息接二連三地傳來，人們開始變得習以為常起來。愛德華·格雷爵士在給同事的信中說起自己當兵的弟弟查理一隻胳膊剛剛截肢——「我們希望他能活著回來」，還好他們做到了——還有一個侄兒也受了重傷：「這些悲傷得我自己一個人扛，可是其他人也有其他人的悲哀，有的比我的要大得多。」中學教師格特魯德·斯卡德拉的家人住在費爾登，距離不萊梅不遠。全家人都不敢看報上的傷亡名單——「我們感覺沒那麼堅強。」斯卡德拉的家人聽到馬恩河傳來的訊息之後沮喪萬分——「我們在法國只好稍微後退一點點了。」接著到了10月，傳來的訊息更加糟糕：年輕的路德維希·斯卡德拉也出現在了死者名單當中。家裡寄的信被軍隊退了回來，上面寫著短短的一行字：「9月4日陣亡。」格特魯德對弟弟的遭遇悲慟不已：「是他們團遭到了進攻，還是他晚上一個人站崗的時候中了槍？死了那麼多人——敵人死的要比我們多得多。唉，我替他們所有人難過。」

過了兩天，也就是10月12日，寄給弟弟戈特弗裡德的信也被退了回來，上面寫著：「受傷，下落不明。」一家人知道戈特弗裡德也死了，死的時候才21歲，距離送到蘭斯附近的戰地醫院剛剛過去八天：「我們失去了家中最小的弟弟——他是我們的陽光！死神啊，你太殘忍！我們該去哪裡尋找慰藉？」斯卡德拉試著想象弟弟與上帝同在一起，藉此安慰自己。「主啊，請把我們最心愛的孩子留在身邊吧。他們的戰鬥已經結束，獲得了勝利者的桂冠，希望他們不要回來。」

哪怕只有隻言片語，哪怕多半徒勞，不少家庭還是會想盡辦法打聽陣亡親人的訊息。法國士兵陣亡之後，手腕上佩戴的身份標籤通常會被送給他們的至親，標籤上會加上短短幾個字「光榮犧牲」。這種做法在當時美其名曰「接受勳章」。有個女人有5個孩子，丈夫開赴前線不久便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卻在當天晚上收到了「勳章」。寄送哀悼卡開始流行。其中一張屬於聖蘇爾皮斯神學院的學生萊昂-皮埃爾-馬裡埃·沙拉梅爾。上面寫著：「1914年9月24日，在克雷西戰役（索姆河）中為國捐軀，卒年22歲。」在費爾登，瑪格達萊妮·費舍爾是路德維希·斯卡德拉的女友，男友在法國陣亡之後去了城裡的攝影師那裡，看能不能找到男友最後留下的軍裝照。可惜只找到一張大合影，男友的相貌也看不大清楚。瑪格達萊妮後來發現路德維希的連長加岑梅爾中尉受了傷，正躺在當地的醫院裡。連長給瑪格達萊妮零零碎碎講了一些她男朋友的最後情況，雖然不知真假，但已經比許多家庭得到的訊息要多得多。

由於從軍當兵一直以來都是英國上流社會家庭男孩和平時期經常選擇從事的職業，在法國的損失讓這些家庭蒙受了沉重打擊。9月19日公佈的一份陣亡將士名單中就包含了珀西·溫德姆、洛德·格恩西還有瑞維·格倫菲爾的名字，無一不是青春少年，風華正茂。阿斯奎斯在給維尼西婭·斯坦利的信中打聽起有關瑞維·格倫菲爾的事情來：「你是不是和他跳過舞？」維尼西婭肯定和他共舞過。對於每一個剛剛步入社交圈的少女來說，那個冬天公佈的烈士光榮榜上找不到自己熟悉的名字並不容易。不論有關這場戰爭的其他評價如何，英國的統治階級至少同樣付出了血的代價：從8月23日到12月31日，共有60名貴族成員戰死在了法國和佛蘭德斯；此後陣亡貴族成員的人數穩定在每月6人左右。這些人曾經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享受著盛名風光，如今換來的卻是一紙簡短訃告。這樣的人實在太多太多。萊昂內爾·丁尼生在10月14日寫道：「第16槍騎兵團的威利·麥克尼爾真是可憐，當年還在全國越野障礙賽馬場上英勇馳騁，今天早上卻死在了距離我們不遠的地方。」

每一個國家都在號召中小學激勵人們熱情洋溢地支援戰爭。法國教育部長阿爾貝特·薩羅在給中學校長們的通知中寫道：「我希望在開學的第一天，在每一個城鎮，每一個班級，老師開口說的頭幾句話能夠提升大家的愛國心……向我們軍隊正在參加的這場神聖戰鬥致以敬意……我們每一所學校都有士兵送上火線——無論老師還是學生——每一個人，我清楚得很，面對死亡早就在承受驕傲的悲傷。」安德烈·紀德一聽到這樣的話就心生懼意：「一個新的橡皮圖章就這樣被造了出來，這是愛國者們新的習慣心理。沒有這個，根本就不可能叫人產生敬意。記者們每每談起德國，那個語調真叫人噁心。個個都在趕潮流，人人都怕落在後面，都怕看上去比起其他人來，不是一個‘那麼好的法國人’。」

法國中小學得到指示，要求給學生布置作文，題目五花八門，好比《我們團動身了》《一封來自為我們而戰無名大哥哥的信》《來了一車傷員》《德國人殺害了一個拿著玩具槍在操場玩耍的七歲小男孩》《德國人侵略了你的城鎮——描述你的感受》，諸如此類。校長們得到上頭指示，地理課應以戰區作戰地圖為準，地圖每天都會更新。復員返校任教的傷員被認為有一技之長，能夠有所發揮。當然，這樣做到底結果如何，恐怕難如教育部長所料。德語課遭到取締，由英語課取而代之；歷史教學大綱也對拉丁和希臘英雄重新進行了強調。

德國高中畢業考試設定了這樣一些問題，例如「假如生命是一場戰鬥，我們的武器是什麼？」「是什麼激勵著每一個適合參軍的德國人響應祖國的戰爭召喚？」柏林一所中學以《戰爭的教育意義》為題徵文。每一個國家都會組織兒童上街收集金屬物品，用來製造軍需品。施奈德米爾的艾芙麗德·庫爾驚奇地發現，自己從家裡偷出來的鐵鍋鐵盆居然還能變成子彈。艾芙麗德的奶奶生氣地抱怨道，學校盡搞這些收集活動，害得家裡的東西都快丟光了。

孩子們的遊戲也受到了戰爭的強烈影響。英國有一家玩具廠名叫「不列顛」，做了一大批參戰各國的玩具士兵模型。在漢堡，4歲的英格博格·特萊普林逢人便說，自己的三輪腳踏車可以用來給部隊運兵。英格博格的媽媽帶著她們三姐妹到漢堡的赫爾曼·蒂茨百貨商店逛街，發現商店裡擺著一個巨大的玩具戰場，裡面有堡壘、法國兵和德國兵，起了火的屋子，上面還吊著一架飛機。安娜·特萊普林寫道：「孩子們全都驚呆了。」玩具製造業雜誌《德國玩具報》試圖為自己正名，聲稱玩具作用重大，言之鑿鑿地宣稱玩具可不僅僅是奢侈品，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孩子們瞭解戰爭的過程，培養民族意識、誠實的品質，還有愛國主義情懷」。

雖說，每一個國家都要求孩子為支援戰爭做出貢獻，但英國公學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出眾。理查德·奧爾丁頓在小說《英雄之死》（ideathofahero/i）中形象地描繪了這種體制的典型產物——說的就是指揮基奇納新軍的那一類人——這一類人雖然什麼都不相信，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他對英國中產階級的每一條偏見和禁忌都表現得心悅誠服，服服帖帖。英國中產階級不管想什麼，做什麼，都是對的；其他人不管想什麼，做什麼，都是錯的。他看不起一切外國人。除了吉卜林、傑弗裡·法諾、埃莉諾·格林和每天的報紙，基本不讀其他任何東西。他不太喜歡埃莉諾·格林，認為太過「前衛」。雖然從不關注莎士比亞，也從沒聽過俄國芭蕾，還是喜歡「看一場精彩的演出」。他認為流行音樂劇《朱清周》是最偉大的演出……他覺得美國人是一群殖民地的下等人，從大英帝國這最完美的體制中分離出去，叫人遺憾……他雖然蠢得讓人好氣，卻誠實、友善、認真負責，既可以服從命令，也能夠向其他人發號施令，可以不辭勞苦地照料自己的部下。不管是指揮一場毫無勝算的進攻，還是絕望防守直至最後，他這種人一看就靠得住。像他這樣的人還有成千上萬。

羅伯特·c.謝里夫在大戰期間是一名軍官，後來寫出「塹壕劇」《旅程終點》（ijourney’send/i）而聞名於世。他認為公學學童之所以能夠在法國起到引領民眾的表率作用，靠的不是軍事技能，因為他們不需要在這方面幹出成績，靠的是樹立的個人榜樣，「靠的是他們的耐心、幽默和堅忍不拔的精神」。英國公學體制的優缺點在1914年的戰場上展露無遺，國內的領軍旗手錶現得情緒過於外露狂放，甚至讓一些愛國人士都感到反感。第一個死在戰場上的教師是威廉姆森、中尉軍銜，來自黑格特。威廉姆森的死讓《泰晤士報教育增刊》9月22日專門為此刊登了一條社論：「我們每個人都承認戰場是多麼嚴峻殘酷，講求盡忠職守，正是學校灌輸的紀律精神和體育道德才在戰場上結出了豐富而光榮的累累碩果。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那些最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蹟將被載入戰爭史冊，其中不少有助於提升年輕軍官的聲譽，而這些軍官幾個月前才剛剛結束各自的學校生活。」《伊頓公學紀事》10月刊登了一首小詩，紀念陣亡的阿蓋爾和薩瑟蘭高地兵團中尉布萊克洛克——小夥子去年夏天剛剛脫下公學燕尾服。

帶著你們高地兵團的小夥子們，

向著可怕的密林沖鋒吧！

可愛的人啊，你的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

像戰士一樣死去！

截至1914年11月，戰歿者中出自伊頓公學的有65人，威靈頓學院38人，查特豪斯和哈羅各21人，拉格比學院20人。這些數字絲毫無法撲滅這些公學學員投筆從戎、建功立業的抱負熱情。克蘭伯恩勳爵是索爾茲伯裡侯爵的繼承人，邀請好友奧利弗·利特爾頓和亞瑟·佩恩住在自家在哈特菲爾德的莊園裡頭，等待陸軍接受入伍申請。3個人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獵，一想起不久之後將要感受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槍聲就喜不自禁，會心大笑。小夥子們從始至終把打仗看成一件開心輕鬆的事情，直到日後去了法國：佩恩後來雙腿中彈，無法繼續作戰，被送回了家。他在自己的狩獵記錄簿上加上了這麼一條：「獵場——艾沃威河，獵物——我自己。」

威斯敏斯特公學舉辦了一場六年級學生辯論賽，其中一個辯題是《仲裁取代戰爭會給世界帶來災難》，正方以11:7獲勝。頗有意思的是，另外一個辯題「德皇應該對當前的戰爭負責」卻以反方10:6獲勝。校長們指引著昔日的學生走向戰場，多少有些殘酷無情。在他們看來，就好比是派出一支板球隊參加大賽。9月2日，拉格比公學校長戴維博士致函《泰晤士報》，在信中強調義務參軍有助提升道德素質：「現在是個好機會，給所有階層的年輕人樹立一個榜樣。也是對學校精神和特色的極大考驗……對於家長們，我們願意送上一條建議，這是一位母親眼看兒子猶豫不決時說過的話……‘孩子，媽媽當然不想讓你去（戰場）。但是換作媽媽自己，媽媽會去。’」然而，該來的遲早會來。戰爭頭幾個月激起的情感熱潮過於洶湧澎湃，隨著傷亡人數節節飆升，有些人一聽到這樣的說教就心生厭惡，感覺受到愚弄。浮華的辭藻，虛偽的虔誠大行其道，聯軍戰爭事業的真正意義反而遭到極大抹黑，尤其在拼死付出才贏得遲來勝利那一代人看來更是如此。

隨著活下去的希望變得越來越黯淡渺茫，一些人放棄了早婚的打算，另外一些則認為必須抓緊機會把婚事辦了。議會律師休·戈德利有個朋友，女兒8月23日出的嫁，沒想到4天之後就死了丈夫，成了寡婦。有個24歲的炮兵軍官，名叫約翰·皮克·奈特，是傑出服役軍章的獲得者，1913年與布萊頓家的奧利弗·奈特小姐訂婚。二人在1914年8月約好推遲婚期，待到戰爭結束再辦。不過，寒冬來臨讓躲在塹壕裡的奈特改變了主意。奈特獲准短暫離隊。這對相親相愛的戀人在布羅姆利的聖約翰教堂中舉行了婚禮。新郎並未身著盛裝禮服，而是穿上了一身卡其布軍裝——這種衣服當時已經開始流行。婚宴在奈特父母家中舉辦，就在桑德里奇公園附近。完婚幾天之後，約翰·奈特回到了法國的炮兵部隊，1916年犧牲。報上報道了不少婚禮沒有婚宴，甚至沒有辦完。比如說瓊·詹姆士小姐和倫斯特步兵團的約翰·法雷爾先生。「兩個人本來打算去蘇格蘭度蜜月，沒想到計劃泡湯，新郎只好臨時歸隊。」

數百萬人同家人天各一方，信件在這些分離家庭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士兵只要不上戰場，每天都會給家裡寫信。不少妻子也儘可能展開紙筆，訴說衷腸。這個年代的歐洲人大都識字：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戰場上的普魯士士兵收到信件包裹差不多有50萬個。相比之下，1914年每天寄給德軍的信件包裹多達990萬個。軍中寄出的信件包裹也有680萬個。收到心愛之人的來信總會令人心潮澎湃。「收到丈夫的來信，信上寫了很多，充滿愛意」，奧地利女教師艾塔·吉在10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們女人家，可不能沒有心愛的他！」

不過，無論是在後方家中，還是戰場之上，要想用一兩封信把身邊發生的事情好好描述一番，尤其是將心底的情感徹底抒發，滿足遠方收信人的情感需求，可不容易。還是艾塔·吉：「我每天都給親愛的丈夫寫一封信，把所有的事情，悲傷的也好，感動的也好，統統都講一遍。昨天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今天又收到了兩封。他把每天做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告訴了我，挺有意思。結尾總會寫上幾句溫柔的話。要是少點兒大白話，多點兒甜言蜜語就好了。可惜我家男人做不到這一點——他心思那麼粗獷，每寫一句溫柔的話都不容易。」有些法國農民去參軍之後，會在給家人的信中做一番指導，教留在家中的女眷幹農活。有一個士兵來自塔恩省聖阿爾邦，心裡掛念家中馬廄裡頭的一匹母馬，在信中用指責的口吻問妻子道：「你說你沒有耽誤耕期，可是沒有告訴我到底種了多少袋燕麥和玉米。」洛特加龍省有個女人，給丈夫的長官寄去一份肉醬，巴望著這點心意能夠讓長官手下開恩，別叫自己的男人參加最危險的任務。

「凡是家裡有人當兵，告假回來，全家人都會約定俗成」，本書作者的外祖父、炮兵軍官羅爾夫·斯科特-詹姆斯寫道，「以為他們不願多說打仗的事，出於禮貌，都對打仗的事避而不談。其實真正不想談的是家裡的人。我這麼說的意思並不是指在海外服役的人要比身在後方的同胞處境好多少或者壞多少——只是留在家鄉的是一類人，出外打仗的又是另一類人。非要實話實說，留在後方的人其實連同情心都沒有多少。」

某些特權人士覺得要把打仗當作一件嚴肅莊重的事情不大容易。瓦奧萊特·阿斯奎斯10月去了一趟法國，回來後給當首相的爸爸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講述了自己盤問一個上了年紀的逃難老女人的事情，語調帶著點戲謔，甚是好玩：

「德國人是不是在你們村裡幹了壞事？」

「是的，壞得透頂。他們把所有東西都打得稀巴爛。」

「德國人野蠻不？」

「野蠻極了——他們殺了我的豬！」

瓦奧萊特如釋重負，寫道，「原來殺一頭豬會產生這麼大的心理陰影，也能達到恐怖的程度。」這個女人太過蠢笨，不知道對於一個法國農民家庭來說，殺一頭豬有多慘，是多麼大的經濟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