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倫奇接下來一連四天，打定主意充分利用免責條款來推脫保護法軍側翼的責任，霞飛和法軍同僚對此大失所望。這位英軍總司令先後釋出一系列命令，將此解釋為自己有權拒絕接受參加聯合反擊行動的反覆請求。弗倫奇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部隊一直撤到塞納河的對岸去，這樣就可以和德軍分隔開來。約翰·特林對此評價道：「法國人無法確定英軍的真實意圖，法國北方大部已被德軍佔領，而英國人除了撤退，顯然再無其他想法，因此大大增加了霞飛的困難。」特林的這番評價相當中肯。加利埃尼後來對法軍窘況的描述不管怎樣，還是可信的——加利埃尼的話帶有強烈的黨爭意識，試圖製造一幅混亂前景，好讓自己藉機上臺。加利埃尼講述了自己在前線後方遇見一些法軍將領，這些軍官和手下計程車兵失去了聯絡，士兵們也不知道自己軍官的下落；指揮官們不知身處何地，又該去往何方。9月2日，這位巴黎軍管總督與霞飛進行了電話通話。霞飛表達了對第五集團軍左翼的擔憂，說「英國人太懶，根本不打算前進」。
英國人但凡派兵參戰——1939-1945年的那一場也算在裡面——就差不多已經習慣了花上好幾個月，乃至好幾年的寶貴時間來做準備，直到迫不得已，才會拿起武器好好打上一仗。誠然，國家需要召集遠征部隊，派往海外，有時甚至得跨越千山萬水，出現耽擱延誤在所難免。可是，相形之下，1914年這場戰爭帶來的震動非比尋常，來得太過突然：這是一場完全出乎意料的歐洲大戰，士兵們在短短三週之內就從練兵場、小酒吧、軍官餐廳還有馬球場被送上了血雨腥風的戰場。對於一些人來說——不少指揮官也在其中——如此轉變有些太過劇烈，難以承受。這些人在這幕決定歐洲命運走向的大戲中無法實現必要的心理轉變，適應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8月31日晚，斯皮爾斯就聽到朗勒扎克在一個人低聲自言自語，語氣一反常態的柔和，頗有幾分傷感。這位將軍借用古羅馬詩人霍勒斯的話，嘆道：「唉，留在家中的人可以愛撫情人的酥胸，而非上陣廝殺，該是多麼幸福！」這幫軍官無力在1914年8月盡到保家衛國、守土有責的責任，他們在情感上流露出來的投降心理固然惹人憐憫，卻並不值得同情。一個人除非有決心肩負重擔，否則就不該擔此重任。
對於那些日子裡急著逃命的人來說，迂迴去往巴黎後方是一件慢到足以讓人失去理智的事情。成群結隊的部隊、汽車和難民把前線後方的每一條道路都堵塞得水洩不通。一天晚上，有一名英國軍官在路上被一隊騎兵擋住了去路，隊伍一動不動，軍官只好扔下汽車，徒步前行：「胸甲騎兵高高坐在馬上，戴著笨重的頭盔和胸甲，一動不動。沒有任何人下馬。夜靜悄悄的，槍炮的轟隆聲聽起來感覺相當的近。突然一陣風吹過，騎兵身後的馬尾四散擺動開來，這支鐵蹄部隊接著又陷入了沉寂。」拉摩特是第五集團軍參謀部的一名軍官，為了督促軍事地圖印刷工加緊幹活，不得不一趟又一趟驅車前往巴黎。一方面，由於法軍對於法國全境地圖需求太大，供不應求，印刷工忙得不可開交。另一方面，法國人當年一心以為霞飛能夠率領大軍挺進德國，印刷了成千上萬份德國西部地圖，現在隨著戰事陷入僵持，只能整整齊齊地堆在那裡，等著爛掉。
8月末9月初那會兒，英法聯軍既有英雄事蹟上演，也出現了不少齷齪的場景。人們每每提及德軍在法國境內大肆掠奪，無不感到厭惡，有關記敘多到數不勝數。不過，對於英法士兵撤退路上的非分之舉，比如一些人窮兇極惡地掠奪財物——尤其是搶酒——卻鮮有人提起。瓦茲的勒梅——阿姆洛地區發生破壞事件，罪魁禍首並非敵人德國，而是法國殖民地僱傭軍。愛德華·科德維目睹了劫掠慘狀，心有餘悸，寫道：「這些大農場的主人原本住在超乎想象的奢華宅子裡面：家中擺著水晶花瓶、鋼琴、檯球桌還有豪華的睡床。現在全都遭到了一群野蠻士兵的破壞。這幫傢伙把鎖著關著的地方統統撬開，把裡面的東西扔得滿地都是；碰上中意的東西搶了就走，沒用的一律搗毀弄爛；屋主人的照片被撕了個稀巴爛；床單和女人的內衣被踩在地上；床上、檯球桌上，還有鋼琴上，吃的撒得到處都是；瓷器也被扔到地上，砸個粉碎；有些當兵的還在床上拉屎撒尿。換作德國人，都不會如此過分。」
由於傷亡人數過多，軍隊的醫療機構已經不堪重負。英軍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傷員在抵達醫療站後因為缺乏救治，結果不幸死於壞疽症。法軍方面，根據醫護助手呂西安·拉比的記載，自己在開仗的頭一個月裡頭開著救護車收治了406名傷員，第二個月是650人。白天通常無法轉移傷員，晚上即使有了法軍救護犬的幫忙——法國人專門訓練了150多隻救護犬——也很難找到傷員位置。拉比已經習慣了隨隨便便做出無情的判斷：對於那些一看就知道活不下來的傷員，果斷放棄。據說還用手槍幫助一些傷員結束痛苦。拉比唯一的裝備只有一些包紮用的敷藥。有一回為了幫助一名傷兵止血，只好拿了兩片硬邦邦的餅乾壓在傷口上，然後綁上繃帶，死命繫緊。
包紮敷藥的救助站裡沒有燈，一腳下去，常常踩得滿腿是泥。拉比寫道：「太可怕了！那麼多傷員！所有人都在哀求我們先給自己看，先給自己治。地窖裡全是傷號，房子裡面也滿屋子都是——每一間房，每一張床，全都是人。」有些傷員即便有幸能夠在塞得滿滿的火車裡找個位置，到了後方也不見得就能減輕痛苦。很多是在捱了四五天之後才第一次入院接受治療。破傷風成為傷兵死亡的頭號殺手。開在訥伊的美國醫院有一名牧師，說起自己和同事詢問每一名傷員傷情的情形時寫道：「有幾個人一言不發，只知道用手指著喉嚨，要麼就是頭和身體的一側。有些人掀開傷口上蓋著的布，露出黑色的一大塊，泡在血汙裡。味道令人作嘔……今天早上我給一個里昂來計程車兵做了贖罪禱告。這個士兵的腦門被炸了個洞，半邊身子沒了知覺，神志倒還相當清醒，能聽懂說話。我問他問題，是和不是都還答得上來。」
至於那些四肢尚在，身體健全計程車兵，利用撤退的混亂從隊伍裡偷偷溜走的可不止一兩個。有些後來重新歸隊，辯解聲稱之前與部隊失去聯絡，其他一些就算掉在後面，做了俘虜也滿不在乎。約翰·弗倫奇及其同僚並非向失敗主義低頭的唯一高階軍官：約瑟夫·德·邁斯特將軍是法國第一集團軍參謀長，後來告訴斯皮爾斯，說自己在那個災難性的8月一度認真考慮過開槍自殺。9月1日，第五集團軍計程車兵繼續往巴黎東北方向撤退，斯皮爾斯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這些法國兵看上去像鬼一樣，剛剛從地獄裡冒出來，為了贖罪只好在罪惡的世界裡不停趕路。一個個低著腦袋，紅褲子和藍色軍裝因為沾了太多灰塵，已經看不出顏色，走路跌跌撞撞，碰到棄在路上的馬車，甚至撞到其他人身上。這些人就這樣拖著沉重的腳步，一路走個不停，眼睛裡全是灰，也顧不上週圍陽光燦爛的亮麗風景，眼前只有丟棄在地的背包、奄奄一息躺著的人，還有偶爾見到的幾桿廢槍。」
因戰爭而來的災難如潮水一般席捲了普通民眾生活的地區，人們在極力逃避。有一個小村子，村長名叫德福裡謝，看到一群士兵正在揮汗如雨地挖坑，埋一匹死馬，於是上前要士兵們停下來，說坑離村民的房子太近。士兵們一邊嘴裡發著牢騷，一邊挪地方，換到一塊地裡重新開挖。德法兩邊的軍隊幾乎都找不到時間來掩埋陣亡將士的屍體，更不用說牲口的死屍了。「一個人能夠適應如此顛沛流離的生活，真是難以置信，」愛德華·科德維寫道，「吃飯睡覺，居無定所，什麼重要的事情都不用掛念，因為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既收不到信，也看不到報紙，這出戲到底唱得怎樣，壓根就沒法分享……我們就像傻瓜一樣一聲不吭地埋頭往前走，簡直就是戰神的奴隸。」
交戰雙方捲入這場人員大轉移的兵員數以百萬計，儼然一場駭人的動物大遷徙。其中只有少部分人瞭解時運的激盪轉變。霞飛大可拿著8月一系列戰事的戰略成果炫耀一番。法軍雖然損失慘重，但在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發起的猛攻逼得德國人無法抽掉轉移部隊，增援比利時境內的右翼。隨著部隊從海外殖民地陸續趕來，協約國軍隊兵力漸強。由於義大利宣佈保持中立，法國得以將南部邊境守軍轉移至西線戰場，增強實力。多虧了第五集團軍、達馬德的地方部隊還有英國遠征軍的不懈努力，德國人才在這場賽跑中敗下陣來，他們沒能趕在霞飛重新部署之前實現在法國北部取得決定性勝利的目標。重整旗鼓的霞飛既然已經鑄好了盾牌，接下來就該利劍出鞘，展開進攻了。
整個8月下旬，直到9月初，從南部開來的火車源源不斷地將兵士、汽車、槍支和馬匹運往巴黎北部，加入約瑟夫·莫努裡將軍麾下新成立的第六集團軍。阿洛伊斯·勒文施泰因只是一名德軍中尉，他在給家人的信中提到法軍作戰頑強，指揮有方。「最重要的是，」勒文斯泰因寫道，「法國人有能力大規模快速運輸部隊，這樣就可以憑藉絕對優勢兵力進攻我們的薄弱地帶。」比起自己的上級總參謀部對法國鐵路系統能力的看法來，勒文施泰因的話無疑體現出了更為清醒的判斷。法國的鐵路系統此時此刻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
霞飛雖然將第六集團軍置於加利埃尼管轄之下，卻拒絕了後者增加一支衛戍部隊保衛首都的要求——巴黎能否守住，必須靠著在這座榮耀之城視野之外打一場大戰才能決定。霞飛私下裡大為不滿，認為英國人撤得過於倉促，讓他原本打算在亞眠開戰的想法落空。即便如此，霞飛當著約翰·弗倫奇爵士及其屬下的面，依舊錶現得一如既往的彬彬有禮。英國遠征軍雖然兵力只佔聯軍總兵力的3%，可要想展開反攻，英國人的支援必不可少。英軍正在行軍路上，雖然走的方向往後，但既然線路位於法國第五和第六集團軍之間，就必須說服英國人停下腳步，待在原地不動。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克拉克犯了一個大錯：他既沒有按照「施裡芬計劃」的部署包圍巴黎，也沒有直接進攻首都，卻讓自己的軍隊掉轉東向，從而縮短了德軍發起閃擊的時間。克拉克對於莫努裡的新建第六集團軍完全不屑一顧，直接越過對方陣地進軍。他的這一舉動反映出毛奇手下將領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絕對信念，以為這場戰爭的關鍵行動已經結束。德軍既然已經俘虜了十數萬法軍士兵，現在看來只需收割勝利果實即可。勝利的狂潮席捲霍亨索倫帝國：就連柏林工人階級居住區——工人此前一直在強烈反對戰爭——的窗沿上也頭一回插上了勝利的旗幟。赫伯特·蘇爾茨巴赫是一名新入伍的德軍炮兵，在這狂歡時刻直到9月2日才動身去往前線，對於錯過德軍勝利兵臨巴黎城下的一幕感到相當沮喪：「我被一種奇怪複雜的心情包圍著，感到又高興，又開心，又自豪，既有互道離別的那種心情，也會意識到這樣的時刻是多麼偉大。」
德國人在1914年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期望為何落空，原因眾說紛紜，過往一個世紀以來爭議不斷。有人認為，毛奇的大包圍戰略之所以失敗，原因只有一個——他缺乏遠見與膽識去合理執行「施裡芬計劃」。也有不少人認為原因在於8月底那次往巴黎北部的軍事轉向。轉向是由比洛發起的，最終成為對施裡芬偉大構想的致命背叛。然而，上述兩種說法均無法令人信服。應該說，在協約國廣泛動員之後，隨著其軍事力量逐漸能與毛奇的軍隊相提並論，不管德國採取何種戰略，除非協約國遭遇完敗，否則都不可能在1914年取得決定性勝利。
無論是戰爭期間還是戰後，這位德國總參謀長都遭到了同胞的大肆批評，因為是他為了加強南面的兵力削弱了德軍右翼。確實，毛奇為了保衛德國本土每一寸土地不受侵犯而殫精竭慮。歷史上偉大的領軍人物也許可以接受放棄某些實地，來確保擁有足夠力量在關鍵之處發起致命一擊；毛奇支援魯普雷希特親王進攻南希，此舉顯然大錯特錯。可是，這是一場全新的戰爭，交戰各方兵力空前強大。法國陸軍比起1870年，甚至是1906年——那一年施裡芬正好光榮卸甲——都要更加兵強馬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指揮官，都不會任由自己暴露在敵人面前，要知道那可是霞飛軍隊最令人生畏的地方。
拋開其他一切不談，對於一支只能依靠士兵雙腿或者馬匹行動的軍隊而言，施裡芬的大包圍計劃根本就沒有實現的可能。20世紀毀滅性武器發展飛速，交通與通訊技術遠遠滯後。在這個摩托化尚未到來的時代，防禦一方有足夠能力利用鐵路幹線，搶在攻方發難之前，更加迅速實現軍事調動或者增援。德國妄圖憑藉一個「施裡芬計劃」就想速戰速決，一舉擊敗歐洲最強大的三個國家，這是一種災難性的集體錯覺。即使拿破崙·波拿巴再世，也無法在1914年取得不同結果。阿爾弗雷德·施裡芬伯爵一如歷史上的不少名將和軍事大師，他的致命侷限在於缺乏對後勤的瞭解與掌握，而這恰恰是一切現代化軍事行動取得成功的基礎：一支軍隊上陣作戰，單日所需給養自1870年以來已經翻了一番。施裡芬與其說是一位天賦過人的戰略家，倒不如說是一個空想家，註定帶著那幫愚蠢的門徒走向失敗。
9月1日，法軍截獲情報，證實克拉克的軍隊已經掉轉方向。一個沾滿血汙的挎包被人從前線捎到了朗勒扎克的參謀手中。挎包是從一名陣亡德國騎兵軍官身上繳得的。包內裝有食品、衣服、檔案以及一張地圖。這張地圖不僅揭露了克拉克麾下各支部隊的部署情況，還用鉛筆標出了各部當晚計劃的宿營地——全部位於巴黎東北——由此證明克拉克的首要目標已經不再是巴黎。德軍右翼正在橫穿聯軍戰線，把自己暴露在了反攻面前。
從一連串截獲的電報來看，德軍已經精疲力竭，補給交通困難與日俱增。毛奇的軍隊在後勤方面高度依賴馬匹，現在卻因遠離鐵路終端陷入巨大困境。馬匹得不到充足餵養，情況最糟糕的時候只能讓馬進食難以消化的青玉米。至於德國預備役部隊，毛奇一度打算讓其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但是現在要想做到這一點，顯然有些勉為其難。預備役士兵本是平民出身，直接徵召入伍，難以像聯軍士兵那樣勝任角色，而且缺乏足夠火炮支援。至於士兵坐騎，早已疲病交加。根據一封破譯的電報顯示，努瓦永的近衛騎兵師急需三車蹄鐵，還有釘子，越多越好。僅克拉克的第一集團軍就有8.4萬匹軍馬，一天下來所需飼料多達200萬磅：成百上千馬匹虛弱無力，有的甚至餓斃倒下。運送乾草的大車同樣奇缺。
同樣稀缺的還有獸醫。雖然每一個步兵旅擁有軍馬480匹，可是所有獸醫都被分到了騎兵和炮兵部隊。如此一來，許多馬匹只能由毫無經驗的人照料。這些人對於如何照看馬匹幾乎一無所知，處置不當，加速了馬匹的死亡。與此同時，新技術作用有限，機動車輛技術落後，各方軍隊都清楚知道車輛不靠譜是個什麼磨人的滋味。愛德華·哈克是一名中尉，在英國遠征軍陸軍勤務部隊裡頭指揮一個分隊。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有一輛卡車（是一輛桑尼）剎車的時候因為過熱起火。還有一輛（沃斯利）油路給堵住了……還弄壞了一輛哈雷的汽油管，只好用銅焊接起來。」日記中記載的這些經歷對於在法國作戰的每一支摩托化部隊來說司空見慣，德軍亦無法置身其外。車輛可用性本身就很低，加上行軍作戰條件惡劣，損毀更加容易。按照德軍非戰時規定，機動車輛一天最多隻能行使60英里，以便維護保養。可在德軍進攻過程中，所有部隊都嚴重違反限定。待到9月末，毛奇大軍的4000輛軍用卡車已有三分之二損壞，無法再用。
此時此刻，朗勒扎克的軍隊正部署在巴黎東北部60英里開外的埃納河南岸，莫努裡的軍隊則在巴黎北面40英里處集結，德軍尚不知曉這支部隊的存在。英國遠征軍的位置大概在上述兩支軍隊的後方。霞飛若想對克拉克暴露的側翼給予毀滅性打擊，英軍的合作必不可少。如果約翰·弗倫奇爵士的軍隊在霞飛部隊發起進攻時按兵不動，那麼兩軍之間就會出現空檔，這樣的間隔極其危險。9月1日，霞飛在給陸軍部長的信中寫道：「可是，我們至今也沒有從英軍那裡得到任何幫助，我也沒法開口要求（英國人）合作。」霞飛心情沮喪，繼續寫道：「不管怎樣，我都不知道英國人願不願意答應。」霞飛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潛心準備反擊，面臨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說服那位英軍總司令參加進來，要知道那個傢伙不僅蠢得沒邊，還喜歡像個孩子一樣亂髮脾氣。
讓霞飛和聯軍感到幸運的是，基奇納當天對約翰爵士表明了態度，坦言英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拋棄法國，單方面撤軍。這位陸軍大臣將週三晚上發給戰時內閣的急電抄送給了英軍總司令，電文寫道：「弗倫奇部正在前線作戰，將繼續配合法軍行動，當然同時也會盡可能小心行事，以免陷入側翼孤立無援的境地。」基奇納的這一番話以及隨後的一系列指示日後證明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促使約翰爵士打消了率領英國遠征軍儘快向海邊撤退的念頭。
九月戰事開始之後，加利埃尼試圖搶功，有意將策劃實施這場襲擊的功勞記在自己頭上。如此非分之舉顯然過了頭。霞飛早在加利埃尼上任之前就在謀劃在北部發起一場反攻。雖然，二人是各自單獨做出的相同判斷，但負責的是霞飛。不過，在莫努裡的第六集團軍集結方面，這位軍管總督的充沛精力和巧思構想還是發揮了關鍵作用。加利埃尼的貢獻最主要體現在將全巴黎的整個交通運輸資源動員起來運輸軍隊，寫下了一段「馬恩河計程車」的傳奇佳話。徵用計程車運兵的故事雖然不假，但是運往前線、與第六集團軍15萬大軍會合計程車兵只有區區4000人，頂多也就一個旅的兵力。即便如此，還是得承認加利埃尼在國難當頭之際能有如此作為，足以為自己贏得身為人民領袖的一席之地，要知道有多少意志薄弱之人這個時候早就一蹶不振，垮了下去。
頭一個垮掉的就是查爾斯·朗勒扎克。9月3日，霞飛考慮再三，最終還是沒有念及共事多年的舊情，解除了朗勒扎克的職務。第五集團軍司令就這樣被「裡摩日」了。這是那個年代法軍流行的一句套話，用來含蓄地形容撤了職的軍官——雖然不一定真的非去不可，但這些人會被調到後方的裡摩日城看守軍營。雖然，霞飛那段日子裡也對一幫不稱職的將軍們進行了大清洗，一共撤掉了三個集團軍司令，10個軍長和38個師長，但仍然難消朗勒扎克的心頭之恨。
法軍大換血的訊息迅速傳到了英軍耳中。約翰·弗倫奇爵士喜出望外——話說回來，沒有人比弗倫奇更適合送去裡摩日。級別低一些的英軍軍官同樣備受鼓舞：9月4日，蓋伊·哈考特-弗農聽到傳言，說友鄰的法國部隊換了一批新的指揮官，一個個「朝氣蓬勃，鬥志昂揚」。哈考特-弗農還聽說之前的那一批已經因為膽小怯戰被處決槍斃掉了：「我很想知道這到底是不是真事。」傳言有一部分還是可信的。霞飛雖然沒有槍斃未能盡職盡責的軍官，但是對於一般士兵，但凡臨陣脫逃，或者不敢上陣的，一經發現，定會格殺勿論，以儆效尤。霞飛在9月2日的命令中明文寫道：「凡脫離部隊者，若有發現，立即逮捕，就地槍決。」此舉立竿見影，效果明顯。士兵們紛紛意識到了臨陣脫逃的可怕後果。法軍儘管在1914年8月遭受了慘痛打擊，可絕大多數官兵還是展現出了應有的勇氣和決心。無論如何，法軍的戰鬥意志在行刑隊的嚴懲威逼之下的確有所加強。
接替朗勒扎克的是其麾下最得力的軍長路易·弗朗謝·德斯佩雷。這員虎將在迪南和吉斯戰役中一鳴驚人，最終成為「一戰」期間最受人尊崇的法軍將領之一。斯皮爾斯寫道：「只要一看見德斯佩雷的腦門，就會讓人想起榴彈炮的彈殼來。」9月4日，這名新任集團軍司令走馬上任後對下屬發表的頭一番演說就令人振聾發聵。德斯佩雷警告道，凡失職失責者格殺勿論，第五集團軍必須做好準備，迎接生死大戰。按照當時人們的心態，遭到槍決多會博得戰友的同情，但這種極端懲罰是否必要，卻鮮有人提出疑問。朱勒·阿拉爾戰前是一名憲兵，開戰之後應徵入伍，當了一名軍警，有一回陪著一個牧師和一名律師，向一個定了罪的二等兵宣佈死刑訊息。三個人都參加了行刑過程。阿拉爾大致描述了一下，寫道：「那個二等兵拒絕戴上眼罩，是他自己下命令開的槍。經過醫生檢查，證實已經死了。死是死了，可原本應該好好活著。」
9月3日，加利埃尼從組織首都防禦的繁忙工作中抽空拜會了幾位外交使節。使節人數不多，都是沒有跟隨大部隊一同撤往波爾多的。加利埃尼受到了美國和西班牙大使的熱情接待。不過，西班牙大使把話說得很明白，他希望看到德國人贏得勝利。挪威大使不僅有著相同看法，還毛遂自薦，認為等到德軍進入巴黎，自己沒準還可以做箇中間人，參與停戰調停。
與此同時，那位法軍最高統帥卻靜靜端坐在統帥部裡，思索當下局勢。時間一個接一個小時的過去，斯皮爾斯在筆下描繪了統帥部裡的場景——統帥部當時已經轉移到了奧布河畔的巴爾——寫道：「下午酷熱難耐，參謀官辦公都在一所學校裡。學校操場上種了一棵高大的梣木，樹枝全都垂了下來。霞飛整個下午就坐在樹蔭下。偶爾能夠聽見教室窗戶裡頭傳來隱約的說話聲，時而響起叮鈴鈴的電話鈴聲。一切安靜得叫人昏昏欲睡，趕上哪位軍官因為線路訊號差，對著話筒，氣急敗壞地扯著嗓子嘶吼一通，寂靜也會被打破個一兩次。可是，除了暑氣從寬闊的石板地上慢慢騰起，操場上再也見不到任何動靜。只有一個大個子坐在那裡沉思。」加利埃尼給莫努裡發去急電一封，要求第六集團軍做好準備，第二天，也就是5日對敵發起進攻。可是，第六集團軍做得到嗎？英國人又會不會伸出援手，協同作戰呢？
等來的可不是什麼好兆頭。9月3日，黑格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法國人根本靠不住。嘴裡沒有一個字信得過。」黑格第二天告知約翰·弗倫奇爵士，說自己的部隊已經筋疲力盡：「守一個地方我們還行，可是士兵們攻不上了，也沒法急著趕路行軍。史密斯-杜利恩來了，他也認為我說的沒錯。弗倫奇爵士答應過（遠征軍）必須馬上撤過塞納河，去河對岸休整。」這就是那位英軍總司令的表現。哪怕基奇納四天前在會上已經明確表示英軍必須與法軍協同作戰，弗倫奇仍然一心急著同法國人撇清關係。
9月4日，弗朗謝·德斯佩雷離開第五集團軍司令部——天知道，他在司令部有多少事情要忙——驅車前往佈雷，與弗倫奇頭一次會面。德斯佩雷到了才發現英國人連個影子都找不著，大為光火。直到最後，亨利·威爾遜才匆匆露面，給上司缺席找了一堆藉口開脫。弗朗謝·德斯佩雷向威爾遜解釋道自己的軍隊第二天就會發動進攻，不知道英軍屆時會否在左翼共同作戰？威爾遜坦言上司不在，自己無權代替做主。德斯佩雷極盡辛辣地諷刺一番之後揚長而去——他大可這麼做。英國遠征軍總參謀長穆雷之前已經與加利埃尼和莫努裡就第六集團軍具體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發起進攻有過一番激烈爭論。由於深受那位巴黎軍管總督的厭惡，德斯佩雷沒有參加會晤。幾個人到了4日才得出最終方案，要求推遲一天，即6日發動進攻，好讓英國人再多撤個幾英里，騰出地方來，好讓第六集團軍再向東移一點點兒，以便進攻馬恩河南部。霞飛和弗朗謝·德斯佩雷原本指望5日發起進攻，這樣戰線可以拉得更寬一些，位置大體在部隊現在所處的地方，也就是馬恩河北部。
出人意料的是，英、法、俄三國代表4日在倫敦簽署協議，強調三國團結一致，共同進退。這便是人們熟知的《倫敦宣言》。簽約各方一致承諾不會與德國單獨媾和。之所以出臺這樣一份協議，主要是因為俄國擔心法國政府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可能認輸投降。不過，法國人也有自己的顧慮，擔心英國人的表現靠不住。簽約當晚，於蓋上校從戰場上向統帥部發去報告，說約翰·弗倫奇爵士宣稱需要進一步考慮法軍進攻計劃，5日、6日繼續撤退。霞飛、弗朗謝·德斯佩雷、莫努裡還有加利埃尼對這位英軍總司令可謂恨之入骨，恨不得讓其葬身海底，死了才好——這樣的話他們私下裡肯定說過。
4日當晚8點，霞飛正在奧布河畔的統帥部裡用餐，雖然吃的是自己最喜歡的烤羊腿，氣氛卻顯得緊張侷促，沮喪抑鬱，讓手下感到異常壓抑。正在此時，一名參謀官突然闖了進來。參謀官黑色的軍服上沾滿了灰塵，臉上鬍子上滿是塵土。眼睛裡進了沙子，疼得難受，在燈光下不停眨眼。參謀官走上前去，敬了個軍禮，說道：「報告將軍，弗朗謝·德斯佩雷將軍讓我轉告您，英國人已經做好進攻準備。」約翰·弗倫奇爵士雖然極不情願，一拖再拖，最終還是同意遵從英國政府指示。霞飛高舉雙手，大聲說道：「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向前進攻了！」斯皮爾斯的上述描述也許有些誇張，加上了一點兒戲劇成分，可是意思到位。穆雷和威爾遜不知用了什麼法子，總算說服了那位個子矮小的英國陸軍元帥，讓他知道英國最起碼得做做姿態，配合法軍進攻。霞飛於是下令聯軍9月6日發起馬恩河行動。晚上9點15分，約翰·弗倫奇爵士發來電報，正式同意英軍參加。
就在當天，克拉克向德軍最高指揮部發去電報，寫道：「經過連日持續艱苦作戰，部隊戰力已達極限……急需支援。」克拉克此言等於坦白承認自己上週還掛在嘴邊的必勝豪言成了空話，一個星期下來白費工夫。沃爾特·布隆描述了自己連當時的情況：「士兵一連幾天沒有刮過鬍子，也沒洗過臉，臉上全是鬍子茬，看上去像個原始野人。外套上積滿了灰塵，斑斑血跡是給傷員綁紮繃帶時沾上去的，經炮火一燻，成了黑色，線頭也被灌木枝丫和鐵絲網給掛了出來，破破爛爛。」
9月4日晚，毛奇終於明確放棄「施裡芬計劃」，承認法軍已經威脅到了自己的右翼——即便當時情況還不算嚴重。毛奇下令，要求德軍在戰線中路和左翼發動最後的大決戰，實現對凡爾登的合圍。毛奇同時督促克拉克和比洛二人務必緊密配合，並且命令第一集團軍掉轉方向，對準巴黎，以防聯軍由巴黎發起反攻。克拉克認為毛奇的指令含混不清，沒有加以理睬：他在繼續錯誤地追擊朗勒扎克。9月4日晚，第三集團軍司令豪森報告要求給予部隊一天時間休整，這也意味著他無法配合比洛策劃的進攻行動。毛奇雖然對此並未提出反對，但德國人的一拖再拖讓自己再次錯失良機：豪森的部隊假若還在繼續向前推進，也許能夠插到法國新建第九集團軍（當時費迪南德·福煦擔任司令）和朗格勒·德·卡里兩支軍隊的空隙當中，可惜他並沒有這麼做。入侵法國的德軍就此為自己招致了滅頂之災。
就在英法聯軍籌劃進攻準備之際，戰鬥也並未停歇。幾乎每一條戰線、每一個鐘頭都在經歷生死考驗：第六集團軍正在北部集結之際，法軍還不得不在「南希的大皇冠」打一場惡戰，艱難阻擊德軍發起的一波主要攻勢。9月4日，法國著名詩人、社會主義活動家兼出版發行人夏爾·佩吉在維勒魯瓦遭到槍擊，頭部中彈，死於非命，年僅41歲。佩吉的死成為法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的象徵，一如「霞飛老爹」，很快上升為法蘭西民族必勝決心的形象化身。
深入法國腹地的德軍此時此刻已成強弩之末。當然，這一點交戰雙方都不清楚。9月5日晚，勒梅爾夫人——這位女士與普魯斯特關係親密，在巴黎開了一家大型藝術沙龍——正在位於塞納-馬恩省雷韋永的城堡中與女兒舒澤特一同在花園散步。不料，德軍先頭部隊已經殺到。只見一名德國騎兵軍官策馬躍過籬笆牆，一直衝到二人跟前，方才扯住韁繩。這名軍官戴著一個單片眼鏡，高聲喊道：「我一直想見瑪德琳·勒梅爾，今天終於如願以償！」說完揚起韁繩，疾馳而去。如此一幕生動刻畫出了歐洲有教養階層之間惺惺相惜的畫面。當天晚上，一支德軍部隊便佔領了莊園。
軍隊正從巴黎源源不斷開赴前線，莫努裡的軍隊也已經布好新的陣地。即便如此。關於第五、第六集團軍還有英國遠征軍的準確動向依舊撲朔迷離。第二天下午早些時候，霞飛驅車來到位於默倫的沃勒佩尼爾莊園，約翰·弗倫奇爵士就在這兒安營紮寨。接下來發生的這一段，倘若斯皮爾斯的描述不假，那可真是精彩之極，縱使不止一次被人提起，但是隻要一談到1914年的故事就絕對不會少了這一段。話說霞飛走進大廳，與在場的英法軍官互致問候。「接著，」斯皮爾斯寫道，「霞飛很快開了口，聲音低沉、沒有什麼抑揚頓挫的調子，一如霞飛本人直截了當。霞飛說自己深感有必要親自到場，對約翰·弗倫奇爵士表示謝意，因為爵士做出的重大決定很可能左右歐洲的命運。」那位英國陸軍元帥聞聽此言，鞠躬致意。
霞飛接著詳細說明了自己的計劃。
我們認真聽著霞飛講的每一個字。我們彷彿看見每一支部隊都在按照他的意圖，在廣闊戰場上行進移動，如同一臺精密機器的零部件，直到進入指定的位置。我們看見火車排成長列，一趟接一趟地運送士兵，彈藥堆積如山，槍炮靜默待發……霞飛看來已經為我們指明瞭德國人的軟肋——那支盲目冒進的軍隊正在加速奔向毀滅，如同一股龐大的灰色洪流來勢洶洶，朝著懸崖奔湧而去，直到滾落崖底。霞飛猶如先知一般，話語中透露出必勝的信念。我們聽他講起馬恩河大捷的故事，對他的話深信不疑……霞飛接著轉過身來，將約翰·弗倫奇爵士的雙手緊緊握在一起，握得那樣用力，彷彿都要弄疼一般。那股感染力是如此強烈，簡直讓人無法拒絕。霞飛將軍說道：「元帥閣下，法國就拜託您了！」說完，雙手無力地垂了下來。剛才的努力耗盡了他的體力。
在場的法國軍官也接著霞飛的話，附和說道：「元帥閣下，這可關係到英國的榮耀啊！」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在提醒英國有可能顏面掃地，並不太像是在懇求，因此顯得更加可信。無論如何，有一點確鑿無疑，霞飛的確是在激情澎湃地向約翰·弗倫奇爵士發出呼籲。這位英軍總司令試圖用法語回應，到了最後還是放棄努力，扭過頭去，朝一名參謀說道：「見鬼，我說不出來。你跟他講，只要能做的，我們的人都會做。」說完這句，兩位總司令就此話別。
關於兩位總司令見面的這一段描述著實引人入勝，斯皮爾斯筆下記錄的結果彷彿是一個成就，多少令人感動。然而，現實無情。英軍在馬恩河戰役中投入極少，行動緩慢到了極點。即便根據一些親身經歷的英國士兵證言來看，表現也是三心二意，令人尷尬。說得好聽一點兒，當友鄰陣地的莫努裡、弗朗謝·德斯佩雷還有福煦的新建第九集團軍奮力作戰之時，約翰·弗倫奇爵士的部隊只是待在原地，按兵不動。在那些日子，尤其是9月1日到5日之間，多虧了霞飛的冷靜果敢，才得以進一步阻止並且部分扭轉8月慘敗的頹勢。英法聯軍接下來將發起眾所周知的馬恩河戰役，無論還要遭遇多少失敗和打擊，霞飛都充分證明了自己不愧為一名偉大卓越的軍事指揮官。9月5日晚些時候，加利埃尼給霞飛的軍隊發去電報，用慷慨激昂的語氣寫道：「朝著明天，前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