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巴黎告急

八月的巴黎經歷著鉅變。這座法蘭西之都已經全面轉變成為一座戰爭之城——雖說暫時尚未被敵軍包圍，可這樣的危險至少已經迫在眉睫。包括博物館在內，一切公共設施全部關閉。公共汽車被政府徵用，計程車有那麼一段時間從街頭銷聲匿跡。地鐵照常執行，不過售票員換成了女性。由於車廂實在太過擁擠，叫人透不過氣來，很多人寧願選擇步行。街上響聲最大的動靜就是救護車的高音喇叭，嗚哇嗚哇地叫著，從車站到醫院來來回回運送傷員。店面大多已經關門，店員也已參軍入伍，上了戰場。電影院除開保留了為數不多的幾間「放映室」，一律關門大吉。在巴黎聖母院舉行的一次禱告儀式吸引了超過五萬人參加，到場的幾乎清一色全是女人，人人都在為法國的前途祈禱。

部分物資變得緊缺起來。牛奶其實並不稀缺，畢竟布洛涅森林就養了不少奶牛，可是由於缺少人手攪拌，黃油供應開始緊張，麵包房停止製作牛角麵包和各種形狀的「花式麵包」。馬肉已經很難吃到，由於軍方徵用大量馬匹，農民認為把剩下的馬匹先養起來，留著不殺，待到以後賣給軍隊做戰馬，要比送進屠宰場更加划算。貝爾維爾公園已經對外關閉，這樣就可以在公園裡面養羊養牛。公園裡的湖水已被抽乾，變成了養兔子的地方。這樣做是為了以防有朝一日首都陷入重圍，淪為孤城，也好有備無患。

怪象不止一處。有一天，街頭的路人一大早就驚奇地發現裡沃利大街上竟然來了一群羊，正被趕往東面的鐵路。軍隊接管了喬治五世酒店。巴黎的大皇宮把平日擺放藝術品的展區騰了出來，作為200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的棲身之地。凡爾賽宮成了一座大兵營。幾十盞探照燈齊齊射出燈柱，把首都的夜空照得通明透亮，密切注視著是否有敵軍飛機出現。每天都會有一大群人守在訥伊美國人開的醫院外面，爭相圍觀傷兵進進出出。志願參軍的人來自五湖四海，每個國家的都有，全部安排在榮軍院接受體檢。鑑於不同國家的人身體狀況不盡相同，醫生拒絕了一半來自俄國的志願者，還對三分之一的波蘭人，11%的義大利人和4%的英國人說不。美國人更是一個沒要。基奇納伯爵竟然允許英王的子民選擇為法國作戰，令英國駐法大使好生惱火，表現得異常憤慨。弗朗索瓦·伯迪爵士憤憤不平地寫道：那500個英國人既然如此自告奮勇，為何不加入自己國家的軍隊作戰？

最為緊缺的當數訊息。有關戰局發展的唯一訊息只有陸軍部每天時不時在告示欄裡貼出的一紙公告，短短三行，內容乏善可陳。巴黎人是從一份義大利報紙上第一次得知在阿爾薩斯爆發激戰，傷亡慘重的訊息。那是一份五天前的舊報紙，寫文章的記者還是從巴塞爾發來的報道。由於紙張價格飆升厲害，多家國內報刊倒閉歇業，勉強維持下來的幾家幾乎根本提供不了什麼新鮮訊息。數以千計的印刷工，連同新聞記者都被動員入伍。安德烈·紀德苦於訊息難尋，每天竟然要買九份不同的報紙。馬塞爾·普魯斯特一天要買上七份，雖然找不到什麼新的訊息，但對亨利·比杜在《辯論報》上寫的軍事評論文章倒欣賞有加，認為比杜的文章「思路清晰、文筆流暢，算得上是和這場戰爭有關的唯一讓我讀得下去的東西」。不過，普魯斯特後來得知比杜同時還在替這家報紙寫劇評，心甘情願地幹這樣一個二流活計，也多少失去了信心，嘆道：「我只希望他不會搞混自己的角色！」

霞飛和法國政府就這樣把有關軍事行動的一切訊息遮掩起來，秘而不宣。8月28日，政府突然釋出公告，宣佈「我軍防線沿索姆河展開，延伸至孚日」，訊息一齣，舉國震驚。政府輕描淡寫一句話，卻意味著敵軍已經深入法國的心臟地帶，打擊之大，可想而知。「我們以前那麼樂觀，像個瘋子，現在全都一下子清醒了過來，」紀德哀嘆道，「報紙實在是太能吹噓了，弄得每一個人都在想入非非，還以為我們的軍隊只要擺個架勢，就能把德國的軍隊統統打得落花流水。」此時此刻，人們已經開始認命，接受敵人即將兵臨城下的現實。29日，一架德國鳩形單翼機在巴黎投下五枚小小的炸彈，似乎讓人覺得距離大軍圍城的境遇又更進了一步。

8月30日，全法國的人都知道政府正在撤離，搬往波爾多，一併搬走的還有法蘭西銀行裡儲備的黃金，而且德國人也已經佔領了貢比涅。在英國大使館，弗朗索瓦·伯迪爵士燒掉了機密檔案。伯迪不無憂傷地寫道：「德國人看來已經勝券在握，攻佔巴黎指日可待。」伯迪本人隨後也匆忙逃往波爾多，一同撤離的還有外交團的大部分成員。平時7個小時的車程，這一回火車卻開了足足14個鐘頭。伯迪抱怨說只有三節車廂留給自己的隨行人員，擠得一塌糊塗，俄國大使館的人卻佔了8節車廂，不單外交人員帶著家屬，就連僕人也帶上了孩子。

米歇爾·科迪是一名公務員，是同自己部門的人一道離開的巴黎。科迪用不屑的語氣談起了自己的部長：「看著這幫人現在這副德行，真叫人難過……有的開著車，四處亂轉……有的躲進自己的專列，看看這幫傢伙吧，享受起權力來是多麼猖狂囂張、多麼無所顧忌。」眼看這幫高官部長一個個逃之夭夭，譏諷之聲不絕於耳。奧夏蓬分酒店是權貴常去的地方，有人靈機一動，給酒店重新起了個名字，把「夏蓬」兩個字換成「卡蓬」，叫作奧卡蓬分酒店，意思是「膽小鬼」。有天晚上，科迪和幾個政界同僚幾杯開胃酒下肚，窮極無聊，突然想起語言學上的一個怪現象，於是探討起來：為什麼一個女人沒了丈夫，會有一個專門的詞叫作「寡婦」，而一個女人失去孩子，卻沒有專門的詞彙或者短語來形容呢？駐守巴黎和波爾多的軍事檢查員展開了一場競賽，相當荒唐。一方審查刪除的新聞刊物，另一方總會開綠燈放行，兩方互不買賬，彼此作對，搞得新聞記者好不惱火。雖然，一般認為波爾多的新聞審查制度沒有那麼嚴格，可法國和其他所有參戰國一樣，嚴令禁止對外披露傷亡總數。

眼看政府官員棄城而去，上百萬難民也紛紛效仿，逃離首都。這些人身份更加卑微，普魯斯特就是其中一員。他朝著諾曼底海邊的小鎮卡布林一路前行，那裡可是他深愛的地方。原本五個小時的行程，結果花了22個小時才抵達。鎮上小小的醫院裡頭擠滿了傷兵，普魯斯特到了鎮上，每天都會帶上一些撲克牌、遊戲道具和巧克力之類的小禮物前去看望。雖然，有一幫逃難的公爵夫人會幫著搭建場所，給比利時難民施捨食物，可這位小說家還是覺得這樣的活兒交給鎮上的妓女來幹應該會幹得更好。

陸軍部長梅希米在逃往波爾多之前幹了好幾件事情，其中一樁便是任命約瑟夫·加利埃尼將軍為巴黎軍管總督。加利埃尼時年65歲，戴著眼鏡，外表看上去幹瘦佝僂，有過長期殖民戰爭的經歷，1911年在競爭法軍最高統帥的角逐中敗給了霞飛。勞合·喬治那段日子與加利埃尼有過多次會面。借用勞合·喬治的話來說，加利埃尼「一眼就能看出病得不輕，面色蠟黃，身形枯槁，心緒不寧。感覺身體裡的活力已經被一點點榨得差不多了，像個死人」。加利埃尼其實當年四月剛從軍隊退役，最高緊急狀態出現時接受徵召，趕緊把剩下的一點兒精力、勇氣和洞察力——當然還有聰明才智——積聚起來，為法蘭西盡忠效力。加利埃尼和朗勒扎克一樣，早先也去過位於維特里弗朗索瓦的最高統帥部，還在8月14日建議霞飛在阿登阻擊德軍進攻，可惜意見未被採納。

在此緊要關頭，加利埃尼看起來正是當此大任之人。法國人雖然在英國人眼中向來習慣情緒外露，可當加利埃尼在8月26日接受軍事總督，得到梅希米的熱情擁吻之時，就連這位老將軍自己也著實嚇了一跳。加利埃尼隨後迅速圍繞巴黎組織防線。他心裡其實清楚得很，深知一旦德軍突破法國野戰軍陣地，巴黎已不可能再像1870年那樣禁受得住圍城考驗。那幫官僚權貴們看來還是無法適應從和平時期到國家生死存亡關頭的節奏轉變，竟然因為擔心給巴黎市民造成困擾，而不願拆掉房屋，拓寬射擊地帶。如此搪塞推託，讓加利埃尼不由得大為惱火。

8月27日，現任政府下臺，重新洗牌隨即開始。已經聲名掃地的勒內·維維亞尼雖然保留了總理職務，可內閣中首次出現了兩名社會黨人。議員們對於梅希米明顯無力掌控霞飛顯得極其反感——這位法軍最高統帥甚至公然拒絕普因加萊視察前線，令總統好生憤怒。梅希米就此丟掉了陸軍部長職位。接替其位的亞歷山大·米勒蘭也無法幫助加利埃尼緩解困難。這位軍管總督雖然接手的巴黎衛戍部隊超過十萬人，但這些部隊只是雜牌軍，根本無法形成有效戰鬥力。加利埃尼深知，巴黎要想抵擋住德軍正面進攻，預備役部隊根本起不了作用，起碼還需要三個軍的常規兵力，可霞飛根本就不會給他。

有個英國人在9月初曾經哀嘆感慨，這座歐洲最輝煌燦爛的城市竟然淪落至此，形同空城。咖啡館時髦的大陽臺已經人去樓空。有位名人常愛駐足林蔭大道，如今只能獨自一人，孤獨感傷地坐在那裡，已然「被追求者拋棄」。一位巴黎的編輯挖苦道，從巴黎到楓丹白露一路上到處都是被人遺棄的汽車。車主人平素習慣了司機接送，如今趕著逃命卻發現自己不會開車，於是只能棄車而去。榮軍院被圍了個水洩不通，人人有如驚弓之鳥，渴望拿到軍方通行證，好逃離巴黎。車站售票口前擠滿了排隊的長龍。樹木被紛紛伐倒，用來設定路障，要麼做成帶射擊孔的木頭柵欄，此情此景令巴黎市民無比哀傷。一天下午，一群人聚集在布洛涅森林公園，看著一隻鷹在頭頂的天空高高盤旋，於是紛紛議論起這隻鷹的代表意義來：莫非這就是象徵著拿破崙的那隻銅鷹，或者是霍亨索倫的家族象徵？最後發現全都不是，這只是一隻剛從動物園裡逃出來的禿鷲而已。

第二節約翰爵士的絕望

1914年已近晚秋，英國財政大臣勞合·喬治同法國第二集團軍司令卡斯特諾舉行了一場會晤。二人談到英法聯軍當下面臨的困難，勞合·喬治提起了法國最偉大的戰士。「啊，拿破崙，是拿破崙！」卡斯特諾陷入了沉思，「要是拿破崙今天還活著，也許想的是‘其他事情’。」卡斯特諾隨後被問及法國是否有能力擊退德軍，他微微聳了聳肩，答道：「這是必須的！」卡斯特諾言之鑿鑿，將德國人逐出國門並非選擇，可有可無，而是非要做到的事情。卡斯特諾的話真實道出了法國的戰略處境，這樣的狀況自1914年8月底開始，一直持續直到4年之後。意味著德軍實際上已經侵佔了法國和比利時的大片領土。英法聯軍此後一直致力於保持進攻態勢，力爭從德軍手中奪回失地。

可是，這樣的目標如何才能實現？法軍在1914年9月成功實現命運大逆轉，加利埃尼的眾多崇拜者隨後聲稱加利埃尼理應獲此殊榮，畢竟霞飛的支援率此時已經大大降低。在戰爭剛剛開始的頭幾個星期裡，霞飛為完成「第17號計劃」，一手主導了一系列慘烈的戰役，犧牲了超過十萬年輕士兵的生命。這位法軍最高統帥完全誤判了德軍的部署和戰略意圖，結果為法軍招來滅頂之災。假使霞飛9月1日倒下陣亡，他在歷史上只會留下「糊塗蛋」和「劊子手」的罵名。霞飛日後還將不斷做出錯誤的判斷，讓法軍蒙受更大的損失，直至1916年12月黯然下臺。

誠然，霞飛並不被人視為史上最功勳卓著的戰士，可他在1914年8月下旬至9月的短短幾個星期裡至少一度開創了屬於自己的偉大時刻。霞飛頭一條為人稱道的功績在於他在邊境戰役慘敗之後並未在精神上垮掉。同時代的歐洲軍事將領對於大戰中損失慘重的後果早已習以為常，區區一份傷亡名單根本嚇不倒他們。許多高階軍官將處變不驚視為衡量自身男子氣概的重要標準。可是，即便如此，仍然無法阻止交戰雙方的不少指揮官在1914年的那個秋天在絕望中一蹶不振。

霞飛並未倒下。這個慢條斯理，身形笨重，體格健壯的男人開始慢慢掌握敵軍意圖。在那些法國、英國還有德國的其他將領亂了方寸之際，霞飛卻依舊保持著嚴謹自律，展現出一名奧林匹克選手所具有的冷靜和鋼鐵意志，這對他阻止德皇大軍取得節節勝利至關重要。霞飛在邊境戰役時扮演的還只是一個屠宰場監工的角色，可自從8月25日之後就成了聯軍的救星。他在這一天將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部隊向北大規模調動轉移。霞飛憑藉著戰前構築的堅固防禦工事牽制住大批德軍，並將20個步兵師和三個騎兵師調派到聯軍中路和左翼。如此大規模調動需要相當複雜的火車協同運輸，直到9月1日才最終完成。與此同時，聯軍左翼的撤退仍在繼續。不過，在前線的中心地帶，法軍發起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反擊行動。舉個例子，法軍8月25日對進犯南希的德軍發起反擊。卡斯特諾身為南希地區指揮官，面對魯普雷希特親王從莫朗日前來的軍隊，在指揮防禦上展現出了卓越的能力。

霞飛雖然體形笨重，卻在那些日子裡展現出驚人的能量。霞飛從不喜歡依靠電話來傳令指揮聯絡，他為了同下屬將軍們會面，不惜驅車往返數百英里，沿途一路塵土飛揚，擠滿了士兵和難民。相形之下，毛奇直到9月11日才離開指揮部。霞飛的車開得飛快，替他駕車的是喬治·布約。此人本是一名賽車手，1912年和1913年在法國格蘭披治大賽上兩度折桂，後被任命為霞飛的司機。霞飛的車隊風馳電掣般疾馳而過的畫面也成了當年法軍後方讓人熟悉的一幕。

英軍仍在後撤，與右翼的三支法軍步調大體一致。這三支法國部隊負責斷後，仗打得比蒙斯和勒卡託要狠，損失也更加慘重。朗勒扎克還在以為英軍第二軍在26日的戰役中已被殲滅，他的想法也進一步加深了下屬軍官對英軍的蔑視。霞飛在左翼最左側新設的第六集團軍仍然沒有準備停當，一週之內無法投入戰鬥，無奈之下，只能對持續撤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於指定的反擊地點已經落入敵手，25日釋出的第二號將軍令中的初始計劃顯然已經不再可行。可是，突入北部的構想是否仍然具有意義呢？英軍總司令及其幕僚對此根本不感興趣，他們一心只想挽救自己為數不多的軍隊。在英國人看來，是法國人讓自己遭的罪。截至8月28日，英法聯軍已經撤至索姆河南岸，三天後開始橫渡埃納河，隨後穿過香巴尼的鄉間，蘭斯已被放棄。

接踵而至的災難讓聯軍內部關係進一步惡化。30日下午，朗勒扎克的參謀給英軍指揮部發去電文，要求英國人幫忙摧毀瓦茲河上的一座橋樑，地點位於巴依。在拖拖拉拉好幾個小時之後，一隊英國工兵部隊帶著炸藥，動身出發。英國人的卡車在漆黑的夜色中誤打誤撞地上了橋，全然沒有發覺德軍早已擺好架勢。派去的工兵被統統打死，大橋完好無損。第二天，也就是31日，法國第五集團軍繼續頂著灼人的烈日撤退，他們迫切需要艾倫比的騎兵來保護左翼。路易斯·斯皮爾斯想出了一個極富創意的點子。他估摸英軍可能出現在哪些地區，給那些地區的郵局局長們挨個打去電話。最終有一位局長傳來了積極的回應：這位女局長找來一個憲兵。小夥子可算幫了大忙，找到一名英國輕騎兵來接電話。這個騎兵軍官曾和斯皮爾斯一起共事過，許諾一定轉達訊息，還自己試圖找一些人手過來，幫幫位於兩支聯軍部隊中間空當地帶的這幾支部隊，可惜最後未能成功。

與此同時，英軍指揮部一直在不停向南轉移，基本上無法取得聯絡，感覺好像在「生悶氣」一樣。借用斯皮爾斯的話來說，約翰爵士及其下屬這個時候「對於不能對英軍產生直接影響的事情毫無興趣」。31日是個重要的大日子，這位英軍總司令在這一天終於忍無可忍，給倫敦發去一封電報，把自己對法軍以及必須得和法國人共同作戰的厭惡之情盡情發洩了一通。「我實在搞不明白，為什麼還要冒這樣大的危險，去再救法國人一次，」約翰爵士在電報中寫道，「我認為你們根本就沒搞明白第二軍現在支離破碎，成了什麼樣子，我們的進攻力量已經完全癱瘓了。」

堂堂一位老兵，指揮著戰場上唯一一支英國軍隊，居然表現得如此出離憤怒，不禁讓英國戰時內閣驚愕萬分。約翰爵士的電報送抵倫敦之際正值關鍵時刻。由於開戰頭一個月，英軍只是派出小小陸軍的部分部隊參戰，加之歐洲大陸戰事規模如此之大，可以說是戰局撲朔迷離，情報錯漏百出。各大報紙早期鮮有戰事報道可尋，僅有的幾條訊息無一例外持歡欣鼓舞態度。8月17日的《泰晤士報》頭版頭條甚至寫著「德軍被趕出迪南」，可謂樂觀之極。英國遠征軍的許多軍官在給家人寫信時，語氣一如既往地輕描淡寫，全然沒有把即將降臨的悲慘遭遇當作一回事。30歲的哈里·迪戎是牛津和白金漢郡輕步兵團的一名上尉，他在8月29日的日記裡興奮地寫道：「我身體好得很，一切都很棒。我們剛剛完成了一場偉大的行軍——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一連行軍25個小時，中間幾乎一刻不停，這樣的情況到目前為止已經持續了好幾天。有的人走到腿腳抽筋，連站都站不穩。我們碰上的絕對是德國陸軍的精銳，最後把成千上萬德國佬打得落花流水……那幫德國豬盡幹一些下三濫的醜事。有一次把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兒童趕在隊伍前面……還有一回穿上法國人的軍服，出來大喊大叫……不管哪一點，我們都比德國人強。」

如此一派胡言，目的只是安撫遠在家中的親人罷了。就連首相大人對於法國人打的仗到底有多大也一無所知，這些戰事規模之大，足以令英軍的那點小打小鬧相形見絀。阿斯奎斯收到關於蒙斯戰役的電報後，反反覆覆讀了兩遍，無可奈何地對基奇納說道：「我覺得你已經盡力，做了能做的一切。」阿斯奎斯反覆提到法國人不願戰鬥的事情，搬出英軍的那套調調，認為這個法國盟友簡直就是個「懦夫」。8月24日的內閣會議一開始簡單討論了一下遠征軍是否有必要從敦刻爾克撤出的問題，不過大家緊張的情緒隨後很快緩和下來。莫里斯·博納姆·卡特是首相幕僚之一，他在8月28日給瓦奧萊特·阿斯奎斯寫了封信，以英國人特有的大國口吻自鳴得意地說道：「我們英國人民創造了奇蹟，我是真的這麼想，是我們英國拯救了法國人。」阿斯奎斯本人也在8月29日表達了類似看法：「比利時人……算是真正勇敢——到目前為止要比法國人好多了——現在還在組織軍隊。」這位英國領導人似乎對於戰局發展、戰場變化和其他相關事情毫無意識，當天還在給維尼西婭·斯坦利的信中用漫不經心的語氣提起俄國人可能派遣三到四支部隊通過阿爾漢格爾進入法國的事情：「你不覺得這個主意還蠻不錯嗎？」兩天之後，阿斯奎斯又在抬頭機密的信中草草寫下這麼一句：「俄國人來不了了——他們要差不多六個星期才到得了阿爾漢格爾！」

阿斯奎斯為人聰明敏銳，可每每筆下言及極具戰略意義的大事，就好像是在討論一些客人無法參加花園聚會之類的無聊瑣事。整個8月，英國已經陷入戰爭當中，阿斯奎斯居然重拾舊習，週末跑去鄉間度假，有一回在肯特享受完田園風光，回城路上遇見一個司機車輛拋錨，還友善地伸出援手，用自己的車把壞車拖到了最近的鎮上。就在這趟路上，阿斯奎斯還順道搭了兩個從馬蓋特度假回來的小孩，把他們送回了劉易舍姆的住所，一個小孩一路上還一直坐在首相的腿上。

誠然，對於這些微不足道的善舉，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以諷刺的口吻去評價。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既吸引不了眾人圍觀，也招惹不來記者拍照，只是單純反映出阿斯奎斯善良的家長本性。然而，倘若換成下一次大戰時的英國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類似燃眉之急的危機狀態中也能有如此行事作風，著實難以想象。阿斯奎斯1914年無論嘴裡說的，還是手上做的，幾乎所有事情都反映出他面對如此一場難以估量的歐洲浩劫，表現得何等循規蹈矩。他既沒有手段，也缺乏興趣指揮軍事行動，將權力交給了基奇納和陸軍部。說阿斯奎斯毫無將才，並非中傷詆譭。他在如此大規模緊急狀態之下的所作所為，與1940年內維爾·張伯倫的表現如出一轍，都不適合領導一個國家度過危難。

與此同時，英國民眾對歐洲大陸局勢發展知之更少。《泰晤士報》到了8月18日還在自信滿滿地宣稱：「目前但有一事明瞭，德軍並未貿然發動全面進攻，這與之前軍事專家們的預計有所不同。」誰知短短三天之後，人們便得知真實情況與《泰晤士報》所言完全背道而馳。《紀事報》告訴讀者：「這場大戰完全有可能決定歐洲命運，重塑歐洲版圖，現在已經開始。」民眾此後十天再未得到有關戰事的任何重要訊息，也變得愈加漠不關心，那些對社會和政治心存不滿的「低層人士」尤為如此。

伊頓公學校長愛德華·利特爾頓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發表在24日的報紙上。這位校長在信中表達了對於這一類人道德淪喪倍感失望：「我們有不少工人，認為就算是德國人打贏了戰爭，處境也不會比現在差多少。這種觀點如果不加以反對，我們是要完蛋的。」同樣是在8月24日，議會律師休·戈德利在鄉間度完週末聚會之後致信瓦奧萊特·阿斯奎斯，寫道：「萬萬沒有想到鄉下的人對現在發生的事情知道得這麼少，根本就不關心……他們真的只對自己的事情感興趣。」就在同一天，由於誤以為俄國在東普魯士打了勝仗，塞爾維亞打贏了奧地利，報紙上呈現出一派狂熱樂觀的景象。有人預測沙俄軍隊很快就能打下哥尼斯堡，繼續向旦澤挺進。霍雷肖·博頓利這個騙子大發感慨，在《約翰牛》雜誌上宣稱：「當戰爭的喧囂歸於沉寂，讓每一個英國人的眼中都閃耀著平靜自信和堅定毅然的目光。帶著我們的女人和孩子，讓我們聚在一起，暢談我們犧牲的可愛同志，是他們贏得了勝利，還有這個新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和平將成為國王。」

然而，法軍慘敗的訊息很快傳遍了英國政府上下。海軍部秘書諾曼·麥克勞德在8月24日的日記中憤怒地寫道：「如果法國人沒有本事保衛自己的國家，那麼去幫這樣的人也毫無希望。」第二天，《泰晤士報》的軍事記者預測——雖然已是事發兩天之後，但《泰晤士報》的預測這一回倒是很準——在蒙斯的英軍將被迫和法軍一同南撤。同樣是在8月25日，諾曼·麥克勞德同第四海軍軍務大臣塞西爾·蘭伯特進行會晤，談話氛圍極其憂傷。蘭伯特「對當前局勢看法相當悲觀。在他看來，法軍已經無力支撐」。蘭伯特說：「恐怕法國人只能讓德國人一路打進來了。好吧，我們必須下定決心，接受事實，120年前的處境和今天一模一樣。」不過，麥克勞德當天下午又在日記中提到蘭伯特後來變得振作起來，說道：「我們的小夥子們表現很好，基本上沒什麼損失就回來了——局勢還是大有希望的。」

8月26日，《每日郵報》新聞編輯在日記中寫道：「英軍傷亡情況首次公佈，人數超過兩千。戰爭才剛剛開始，就出現這麼大的死傷。大傢俬底下都感到驚慌失措，議論紛紛。」《泰晤士報》在開戰頭幾週刊載了陣亡軍官的生平簡介。比如說，「克勞德·亨利，中尉，1881年出生，1903年加入皇家伍斯特郡步兵團……1909年至去年7月在西非邊防軍服役……杜格爾德·斯圖爾特·吉爾金森，上尉，1880年出生，1899年加入蘇格蘭步兵團，曾在雷德佛斯·布勒爵士手下服役，參加了雷地史密斯救援軍。」簡介同時附有照片，其中有些顯得極不搭調，讓人一看就不舒服。比如埃塞克斯步兵團的朗德中尉照片上穿著一身球衣。「安菲翁」號巡洋艦在北海被水雷擊沉，《泰晤士報》之後如法炮製，刊登了一份獲救水兵的完整名單。不過，這些舉動並無什麼意義，後來很快不了了之。

《泰晤士報》登過一則廣告，反映出英國國內對於歐洲大陸戰爭普遍持有的看法天真到何等地步，讀起來更加令人震驚：「印度在大英帝國面臨危難之際表現出來的赤誠之心令全世界為之欽佩。印度的王公、農民、軍隊和全國財富都在聽從英國調遣，其奉獻精神令人感動。作為回報，您不妨幫印度一個小忙——您還可以從中獲益。請在家喝‘純印度茶’，在公共茶室和餐館也請一定喝‘純印度茶’！」

法國和英國對媒體封鎖軍隊訊息，如此政策導致了不少惡果。普通民眾苦於根本無從得知士兵境遇。記者們除了僅有的少數官方通告之外，沒有任何訊息來源，於是紛紛單槍匹馬奔赴前線，探尋訊息，結果大多被趕了回來。其中有一個小故事，很可能是真的，講的是一群記者在去往戰場的路上遭到扣留，被帶到霍勒斯·史密斯-杜利恩將軍面前。有一個記者聲稱自己是《泰晤士報》派來的，將軍聽後冷冷說道，希望記者的老闆，也就是諾斯克裡夫勳爵會慷慨獎賞這名記者的敬業和熱情，可是至於他本人，將會派兵護衛這群記者到圖爾市去涼快涼快，直到戰爭結束。

由於缺少前線記者發來的報道，專家們只能依靠推測或者從前線傳回的隻言片語做出判斷。報社編輯開始刊登前線士兵寄給後方親人的信件，信件有的是士兵的妻子，有的是母親轉交給報社的，信中描述的英勇事蹟讓她們非常著迷。不過，人們很快發現這些回憶信件有不少是在粉飾英雄，要麼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話。第一步兵旅就非常生氣地發現自己部隊裡有一個士兵名叫柯蒂斯，寫了一封信，被多家報刊轉載。柯蒂斯在信中描述了自己撤退過程中的英雄事蹟，事實上這傢伙還沒開始打仗就當了逃兵，躲到後方去了。

與此同時，8月29日出版的《倫敦新聞畫報》將蒙斯戰役中的英軍部隊描述成「勝利之師」。查爾斯·洛用寬慰的筆調將英軍撤退比作威靈頓將軍的部隊1815年在夸特布拉斯的情況：「那樣做只不過是在以退為進，最後的結果是我們在滑鐵盧贏得大勝……他們當年好好教訓了法國人一頓——如今幾乎是在同樣的地點——又給法國人樹立了榜樣。」霞飛及其屬下看到英國人如此趾高氣揚的傲慢態度，該有多麼惱羞成怒也就不足為奇了。

接著8月29日報上訊息傳來，歐洲大陸戰局不妙，如此出人意料的新聞讓讀者們大吃一驚。《泰晤士報》發表了一封報道，報道是記者8月28日從法國亞眠發回來的，上面寫道：「北部戰況看來相當嚴峻。」到了大撤退的混亂時刻，記者們終於能夠採訪到了一些士兵。士兵們口中描述的畫面極其慘淡。更加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泰晤士報》記者亞瑟·摩爾正騎著腳踏車沿公路前進，途中遇到幾個掉隊的英國遠征軍士兵。摩爾聽完士兵講述，回來寫了一篇關於英軍困境詳情的深度報道，登載在了8月31日的專刊上，隨即引發軒然大波。文章將英國遠征軍描述得一敗塗地。「當務之急在於必須讓這個國家瞭解到某些真相，」摩爾寫道，「真相的滋味雖然苦澀，但是我們有能力面對。我們必須降低損失，評估現狀，咬緊牙關……我沒有見到任何一個士兵臉上流露出懼色。他們的確是在撤退，雖然已經無法重新組織起隊伍，但是這支軍隊不會任人宰割……我們的損失非常之大，我親眼見到不少部隊潰不成軍……總而言之，德國人的首次大規模行動取得了勝利。我們不得不面對事實，英國遠征軍遭受重創，傷亡慘重，亟須大規模增援。」摩爾在文章最後指出德軍同樣蒙受了巨大傷亡，「很可能也已經到了極限。」

《泰晤士報》在社論中吹噓道：「英軍創造了漫長曆史上前所未見的榮耀，贏得了新的不朽聲譽……面對佔據壓倒性優勢敵軍的持續進攻，英軍雖然被迫轉入撤退，防線遭到突破，但是並未被擊潰。」《泰晤士報》發表如此訊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於公眾輿論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樣的文章也惹惱了其他英國媒體，這些媒體一向遵循政府指令，只知靠著滿篇陳詞濫調維持士氣。阿斯奎斯對摩爾的報道公開發難，否認摩爾所言英軍已經潰敗的結論。然而，《泰晤士報》報道引起的風暴仍在繼續發酵。英國遠征軍總司令弗倫奇發來有關遠征軍情況的秘密電報，文中觀點和上述這位「憑感覺臆測」的記者幾乎一模一樣。二人都犯了嚴重錯誤，都在誇大其詞。不過，弗倫奇的「失敗主義」有恐導致可怕的後果：他告訴阿斯奎斯自己計劃撤過塞納河，在拉羅謝爾港口建立一個新的後勤基地。毫無疑問，這位英軍總司令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個世紀前的約翰·摩爾，約翰·摩爾當年在西班牙正是撤到科倫納，才挽救了他那支小小的勇敢的軍隊。

倫敦謠言漫天，流言四起，充分反映出英國人對於法軍有多麼計較與偏頗。諾曼·麥克勞德在日記中記載了一系列潰敗；英軍總司令揚言要將英國遠征軍撤回本土，藉此要挾法國；一支法國騎兵師據說拒絕對陷入困境的英軍施以援手，理由是「自己太累了」；英軍堅持戰鬥11天，直至「血肉之軀全部倒下」。第四海軍軍務大臣不勝其擾，對麥克勞德說道，看上去英國這一次又得不顧自身安危，挽救法國了，一如當年威靈頓拯救西班牙一樣。這位要人隔天又透露道：「我已經同法國人說清楚了，他們要麼堅持戰鬥，要麼死路一條。」

威斯敏斯特宮與白廳收到約翰·弗倫奇爵士發來的電報時該有多麼震動，可想而知。堂堂英軍總司令居然在戰場上打算甩手不幹，抽身回家，事態之嚴重超乎尋常。英軍想要拋開法軍單幹，這樣的想法將對聯軍作戰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內閣當機立斷，做出決定——這個決定至關重要，不做不行——英法團結壓倒一切。弗倫奇的請求遭到駁回。內閣明令弗倫奇，英國遠征軍務必與霞飛的軍隊保持一致、並肩作戰。陸軍大臣基奇納被火速派往巴黎督軍。英軍總司令弗倫奇必須打消拋棄法國的丟人念頭。

第三節希望的種子

9月1日，就在皇家騎乘炮兵團第12炮兵連和近衛兵旅在奈瑞和維萊科特雷小打小鬧之際，法國首都巴黎的英國駐法大使館——那裡以前是寶琳·博爾蓋塞在聖奧諾雷路的宅邸——正在舉行一場重要的會議。基奇納剛從倫敦匆匆趕來，特意選擇在此同約翰·弗倫奇爵士會面，後者也已從貢比涅召回。這位英軍總司令後來坦言自己對於此次會晤十分反感。首先，他要見基奇納就不得不離開指揮部，其次，他的這名陸軍元帥同僚現在明明只是一個文職陸軍部長，卻穿著一身軍裝前來參會。弗倫奇抨擊這次會面是對其本人「行政指揮與權力」的一場政治干預，當即拒絕了基奇納親赴戰場督查英軍的提議。可是，事實真相卻是倘若要這位總司令作陪的話，定會感到自愧不如，誰叫基奇納身為軍人，要比他弗倫奇更有頭腦，開會當天身上還戴著1870年—1871年普法戰爭的軍功勳章，這可是一年前剛剛特別紀念頒發的。二人在經過一番緊張、甚至激烈的言語交鋒之後終於就作戰計劃艱難妥協，達成一致：約翰·弗倫奇爵士將繼續指揮英國遠征軍後撤，但他必須同霞飛的計劃密切保持一致，並且隨時注意保護法軍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