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輸了，可我既不知道為什麼會輸，也不明白怎麼輸的。」保羅·林迪爾如是寫道。這名炮兵所在的炮兵連午後不久把火炮往車上一掛，匆匆退出了戰鬥。「……我現在才發現通往西南方向的路上，長長一路的林子裡到處散著彈片。這樣看來，我們的側翼肯定被炸得不成樣子……趕車的人一個勁地催著馬兒快跑，其他人從炮車上跳下來，好減輕重量，散開隊形，跟在隊伍兩邊跑。山坡很陡，半山腰上有一輛步兵的大車陷進了路旁的泥裡，車子都快要散了架，橫在路上。一匹可憐的白馬被轅杆架著，已經筋疲力盡，趕車的人一面大聲吆喝，一面在推一側的輪子。我們裡頭有一箇中士見狀，照著那個步兵吼了起來：‘那個誰，動作快點！’……步兵回過頭來，一臉無奈地看著我們，看得出眼睛裡淚水都在打轉：‘快點？你倒告訴我怎麼快點？！’」林迪爾和戰友幫著把大車重新推回到了路上。「這個時候已經是差不多下午兩點。空氣又熱又悶。」
雖然德軍在維爾通戰役中也付出了283人陣亡，1187人受傷的代價，可是法軍傷亡人數要比這多出好幾倍。整個部隊前後兩次被打得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死去計程車兵像摺疊椅一樣堆在一起，倒下去的時候一個壓著一個。騎兵再次慘遭屠戮。兩名旅長犧牲，有一個團所有軍官全部戰死，另外一個團有三分之一的軍官陣亡。當晚，第三集團軍的指揮官們一開始還在妄想次日一早再次發動進攻。士兵們接到命令，開挖塹壕，可手頭能用的工具只剩下了一樣東西——軍用飯盒。軍官們很快意識到每個團幾乎所有指揮官都已傷亡殆盡，已經無力再戰。有個士兵沒被打死，僥倖活了下來，因為受到過度刺激，站在那裡只知道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唸叨「死了！啊……全都死了！」法國人收拾殘部，陸續撤離維爾通。德軍聲稱當地居民給法國炮兵發了訊號，隨後展開殘忍報復。德皇為自己的兒子和魯普雷希特親王分別頒發了一級和二級「鐵十字勳章」。
22日無疑成了法國人的受難日。就在同一天，北面的法國第四集團軍穿過一座名叫貝爾方丹的村莊，沿阿登山區的林中小路前進。其中一個團的團長名叫查爾斯·曼甘，他正率部向前挺進，快要到達特爾蒂尼的時候，德國人從周圍的林子裡開火，兩軍隨即展開一場惡戰。曼甘率兵發起刺刀衝鋒，雙方在貝爾方丹展開激烈巷戰。村子遭到大規模炮擊。當晚，法軍殘部退至林地邊緣，全團共有八位連長戰死，損失兵力超過三分之一。法國一直以來都在打算利用從殖民地招募而來計程車兵填補白人士兵的缺口。曼甘曾在1910年出版過一本書，書名《黑色力量》（ilaforcenoir/i），讀起來讓人感到悲嘆。他在書中寫道：「這些原始人的性命在我們看來如此微不足道、無足輕重，可他們的青春熱血卻在沸騰奔湧，彷彿早已等不及拋灑出來。他們必將在未來的戰爭中向世人展示什麼才是‘法蘭西的憤怒’，而且只要有必要，就一定會重新點燃這股怒火。」此時此刻，大戰已經爆發，那些來自摩洛哥、塞內加爾和阿爾及利亞計程車兵的確身先士卒、燃起了這股熊熊烈火。截至1918年，法軍黑人士兵死亡率在白人士兵的三倍之上，原因在於被挑選出來，執行自殺任務的多半是黑人士兵。
在大戰初期這些有去無回的任務當中，有一場就落到了殖民地第三步兵師的肩上。8月22日，殖民地第三步兵師計程車兵經過一座名叫羅西尼奧勒的村莊，然後他們沿著一條狹窄的公路進入昂立耶森林。法國人絲毫沒有打算事先勘測一下前方敵情。馬匹、步兵和大炮就這樣排成一列縱隊，在叢林中踏步前行。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非洲輕騎兵團」。因為原先和海軍有過瓜葛，該團又有一個綽號叫作「江豚」。德國人早在林中部署停當，耐心等待，直到步兵師全部進入包圍圈。短短幾分鐘，猛烈的火力從四面八方傾瀉而下，頃刻間便將法軍打得七零八落。馬匹、士兵、拖車，還有大炮全都陷在狹窄的道路上進退不得，一片混亂，唯有投降的才幸運地活了下來。步兵師一共損失軍官228人，士兵10272人，其中3800人被俘，兩位將軍陣亡，還有一位受傷，成了階下囚。事實上，該師炮兵部隊指揮官幾乎悉數戰死，倖存下來的僅有一人。
由於大炮在密林叢中無法發揮威力，此役法軍傷亡如此慘重，完全拜步槍和機槍所賜。保羅·福奈特中尉是陣亡將士之一，他的父親戰後專門為他立了一塊紀念碑。這位父親悲痛不已，終其一生無法寬恕自己：兒子戰前曾經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正是由於自己一再堅持，兒子為了「出人頭地」，才加入「非洲輕騎兵團」。法軍敗退之後，德軍再次對平民施以慘無人道的暴行，8月26日當天在羅西尼奧勒殺害了122名平民。
法軍在22日當天一日的戰鬥當中就有2.7萬人陣亡，受傷失蹤人數多達數萬。如此資料可比英國人1916年7月1日在索姆河戰役頭一天的損失數字要高得多，而後者往往被人誤以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傷亡最為慘重的一日。在龍韋和訥沙託發起的其他進攻和南面的攻勢也以同樣方式慘敗收場。法國人在1914年8月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這不僅僅體現在令人膽戰心驚的統計數字之上，還讓法軍元氣大傷，再也無法復原——法國人好歹最後還是挺了過來，這一點倒是值得稱道。第四集團軍司令朗格勒·德·卡里給霞飛的彙報只有簡簡單單幾個字：「整體來說，結果難以令人滿意。」失去子嗣的不止一兩位高階軍官：福煦的獨子和女婿就雙雙陣亡。雖然總司令仍然要求重新發起進攻，可朗格勒沒有理會，選擇了撤軍。
南面法軍的運氣多少有了一些改善。愛德華·科德維在8月23日寫道：「這一個星期下來，讓人筋疲力盡。我們跟在部隊後面迅速推進，現在已經到了阿爾薩斯，獲得了戰場上的新鮮補給。塹壕隨處可見；房子被付之一炬；車站裡空空如也，被洗劫一空；教堂早已被炮火摧毀；牆上留下的彈孔清晰可見；十字架被丟在了樹林深處；俘虜排著長隊，打眼前走過。這麼多事情，哪一樣讓人看了不難過？尤其是那些俘虜。一個個形容憔悴、渾身汙垢、無精打采、耷拉著腦袋，既沒有帶武器，也沒有任何裝備，身上也不知道穿的是什麼。」然而，法國人此刻的樂觀不過是過眼雲煙，轉瞬即逝，痛苦很快捲土重來。卡斯特諾既然選擇了從洛林撤退，那麼在阿爾薩斯的友鄰部隊別無選擇，只能跟著後撤，否則就要面臨被敵人合圍的危險。「5點鐘下的行動命令——撤到後方去。」這是科德維8月24日的記錄。「沒有任何解釋。看上去我們在明處。阿爾薩斯人在我們來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熱情歡迎，看到我們走也不怎麼難過。阿爾薩斯在過去45年裡已經失去了法國味。法國看來已經把阿爾薩斯遺忘，接受了領土割讓的命運。是德國人乾的壞事，讓阿爾薩斯失去了祖國。可憐啊！必須用比利時頑強反抗的例子讓德國人明白，沒有第三條路可走，選擇只有兩個：要麼法國，要麼德國。」
保羅·德沙內爾是法國下議院議長，後來對弗朗西斯·伯迪子爵說起進攻阿爾薩斯和洛林的事情，認為完全就是「一場鬧劇，一個天大的錯誤」。安德烈·紀德在日記裡寫道：「在牟羅茲的進攻行動，換作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幹這樣的蠢事……法國之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根源在於喜歡說大話，做假樣子。」從來沒有人真正指望在南面發起的這些攻勢能夠達成目的，取得成功。之所以像德國人預測的那樣發動進攻，不過是為了重塑法國的輝煌形象。除非，或者說只有等到法軍在其他地方贏得勝利，否則這樣的目標最好還是不要先提出來。
毛奇的軍隊同樣在阿爾薩斯的林地和葡萄園裡經歷苦戰，損失不小。在孚日山區，法軍特種山地部隊「山地輕步兵團」給予了德國人沉重打擊。德軍重新奪回牟羅茲其實就是一場屠殺，事先沒有經過任何偵察。有個軍官名叫萊斯特，是一名少校，提起得不到上級有效指揮時的恐慌艱辛，簡直一把鼻涕一把淚：「根本就沒法和團裡取得任何聯絡。整個戰役期間從團裡得不到任何命令。」奧托·布賴因林格中士回憶道，打完牟羅茲這一仗，連裡面的250個人只剩下了16個。
德國人損兵折將的確不少，可在八月份一系列戰役中損失最為慘重的仍然非霞飛的軍隊莫屬。雅克·裡維爾所在的團和南希北面的第三集團軍一起打的這頭一仗，一起加入了傷亡名單。裡維爾和一支預備役部隊的戰友們正在一起等待命令，準備行動。就在這個時候，上尉突然喊了起來：「趴下！趴下！」上尉的聲音聽起來急迫得很，演習的時候可從來沒有這樣。裡維爾聽見「一陣聲響，輕輕地，好像在撕什麼東西一樣」，只見頭一批炮彈從頭頂的天空劃過。隊伍有那麼一陣子陷入混亂。周圍林子裡的響聲變得嘈雜起來，這意味著敵軍正在逼近。大夥兒接著看見原來是指揮官的戰馬，掙脫了韁繩，跳來跳去。炮彈開始從四面八方落下，落在法軍陣地上，騰起來股股黑煙，像個菱形。
8月24日天明時分，德軍的進攻部隊抓住了裡維爾。讓裡維爾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和戰友們在塹壕裡打了好幾個小時。敵軍攻下塹壕時，這些征服者竟然沒有表現出一絲惡意，只是說了一句：「仗打完了，該收場了。」裡維爾心想德國人做事真是簡單實用，就這樣一直開火打下去，直到把敵人打趴下，然後等到有了自己想要的結果，再來結案，什麼表情都沒有，只有桌上擺著的紙筆和一份白紙黑字的報告。「就是因為這個，德國人才總能打勝仗，」裡維爾回憶道，「今天這樣的軍事行動感覺原本就是為德國人設計好的……德國人只做該做的，把手頭的活兒好好做完（他們的辦事方式法國人根本就做不到）……就連搶東西，放火都是一樣（井井有條）。」安德烈·紀德也寫過類似的話：「擱在我們這兒，軍隊這東西不過是一個工具；放到德國人那裡，就像一個器官。所以，大可毫不誇張地這麼說，既然有了這麼個器官，那麼打仗也就成了一種必要的功能。」
馬裡-讓·佩尼隆是法國總統普因加萊的軍事聯絡官，他一直表現得莫名其妙的樂觀。事已至此，總統終於開口問話：「難道輸了？」佩尼隆的回答乾淨利落：「輸了，總統先生。」除開人員傷亡，領土丟失也讓法國在煤、鐵和鋼材等物質生產方面喪失了相當能力。普因加萊在8月24日寫了一番話，語氣相當冷峻：「兩個星期以來我們一直信以為真的那些幻想到哪兒去了？從現在開始，我們能不能救得了自己，完全得看有沒有能力抵抗。」不少法國士兵現在都認為德皇的軍隊要比自己想象得更加強大，德皇軍隊更像一臺無堅不摧的戰爭機器。雅克·裡維爾被關了起來，他在一個車站見到德軍士兵從火車上下來，踏著大步，開赴戰場，「隊伍一眼望不到頭，井然有序」，眼神里無不充滿著羨慕尊敬的目光。在裡維爾看來，這是一支「為戰爭而生的軍隊，而非因為戰禍臨頭才被迫拿起武器作戰的軍隊」，而法軍正屬於後一類。
雖然，裡維爾和不少法國人都對敵人表示尊重，溢美之詞不絕於耳，毛奇的將士們在精力、效率和士氣上無疑值得稱道，可是真正能夠在戰術上體現出過人天賦的卻寥寥無幾。德國步兵衝鋒時和法國人一樣人挨著人，肩並著肩，抱團作戰，死傷同樣慘重。75毫米炮，還有機槍和步槍炮火給敵軍造成的打擊是致命的。無論德國，還是法國，雙方都有不少軍官盡幹這些徒逞匹夫之勇的無益之舉，不僅讓對手看得目瞪口呆，還引發自己士兵的強烈反感。有一個德國兵8月18日在目睹了德皇擲彈兵團投入戰鬥場景之後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仗還沒有開打，（普魯士）喬基姆·阿爾布雷希特親王殿下和機槍連的連長就踩鐙上馬，跑去前頭偵察了。眼看敵人的炮火劈頭蓋臉地打過來，兩個人也不知道下馬隱蔽，實在讓人捉摸不透。」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全團所有參謀官從始至終站在先頭部隊裡頭。德軍另外一個團的團史記敘道：「22日當天，第131步兵團直接發起進攻，深深插入敵軍陣中。」卡爾·格魯伯來自弗萊堡，是一名建築師，任職連長，他的手下計程車兵一直纏著自己，問個沒完沒了：「中尉，我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打到巴黎了？」「中尉，仗是不是很快就要打完了？」8月，符騰堡公爵的第四集團軍傷亡2萬人，與親王殿下的第五集團軍傷亡人數大體相當。
不僅如此，德軍指揮機制也開始暴露出嚴重缺陷，高階軍官無論在判斷能力，還是人格特徵上都顯得難以勝任。霞飛雖然是這一系列「邊境戰役」慘敗的主要責任人，可他至少對軍隊擁有絕對權威，對軍事行動動向瞭如指掌，在這一點上無可挑剔。相比之下，毛奇卻任由下屬在戰場上隨意執行各自的作戰意圖，既不干預，也無協調。毛奇甘居幕後，揚言自己最重要的職責不在於如何指揮手下的將領，而在於鞍前馬後輔佐德皇。
大戰的到來讓威廉二世搖身一變，一下子成了名義上的最高統帥，而那位帝國總參謀長則在暗自擔心，深恐自己的主子會找個機會，把虛名變成現實，離前線越近，就越有可能插手摻和軍事行動。毛奇因此一門心思，要把德皇隔離開來，不讓德皇受戰場局勢變化的影響。8月16日，帝國統帥部在科布倫茨正式成立，威廉二世下榻在城堡寢宮，毛奇的一眾幕僚則搬進了烏尼恩酒店。通訊主任另有安排，住在巴特埃姆斯。此舉不僅令人費解，而且給指揮通訊造成了嚴重影響。格哈德·塔彭中校身為作戰處處長，不失為關鍵人物。此人一向妄自尊大，專橫跋扈，頤指氣使，蠻橫無理，下屬多有怨恨。塔彭建議毛奇務必距離戰場更近一點。那位總參謀長則聲稱雖然這裡田野交錯，但仍然不夠安全。毛奇此言不足為信。事實上，他看起來更像自視為董事會主席，而非執行長。後果便是讓德國在西線的七個野戰集團軍司令各自為政，每一個人都按照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行事，共同指導了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軍事行動。
拿破崙曾經寫過，身為將軍，意味著一切盡歸其掌握。為將之人不單是一軍之首腦，更加代表了這支軍隊的一切。正所謂「征服高盧者非羅馬軍團，愷撒是也；令共和國軍隊顫抖於羅馬城門前者非迦太基軍隊，漢尼拔是也；劍指印度者非馬其頓大軍，亞歷山大大帝是也。」誠然，到了1914年，個人品性比起一個世紀前來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人民大眾更是如此看待，但這並不代表拿破崙·波拿巴的話已經過時。開戰頭三個星期在指揮上犯下大錯的雖然是法國人，可德國人也將步其後塵，重蹈覆轍。
然而，縱使時光短暫，德皇將士們仍然自以為勝券在握，他們抓住一切機會攫取勝利果實。管他大小，總之到手的果子就要好好品嚐。8月22日，西里西亞第105步兵團二等兵沃格爾夥同自己部隊的另外兩個士兵闖進了一家法國雜貨店，把店內商品洗劫一空。沃格爾手裡抱著滿滿一箱搶來的東西，不想迎頭撞見營裡的人事行政參謀。「你箱子裡裝的什麼？」參謀問道。「是餅乾，中尉先生。」「我能拿一點嗎？」「當然可以，先生。」沃格爾描述了六個法國兵第二天是怎樣打著白旗，走到德軍防線前面舉手投降的：這幾個法國兵的戰友大都已經撤退，躲進了附近的林子裡，丟下好幾百具屍體，「像瘟疫一樣散發著惡臭」。可是誰能料到，這樣的命運竟然很快落在了沃格爾自己的頭上。後來，他的日記被英軍士兵撿到的時候早已被鮮血浸透。
士兵們在各條戰線上展開殊死戰鬥，與此同時，整個歐洲，千家萬戶的數百萬平民百姓也在焦急等待訊息從戰場傳來。海琳·施魏達住在不萊梅，她在8月18日給男友威廉·凱森的信中寫道：「我們這些老百姓什麼也不懂。動員剛開始的頭幾天興奮得像發了狂一樣，待到這股勁過去，現在又變得死氣沉沉。不萊梅城裡很快就會只剩下女人了。」戰爭爆發的頭幾個星期，幾乎每個城市都經歷了情緒的大起大落，先是狂喜，待到後來訊息從前線傳來，又變得沮喪憂傷起來。這些訊息本就不多，而且往往以訛傳訛，錯誤百出。8月份的絕大多數瘋狂慶祝活動都發生在德國。21日下午，洛林告捷的訊息傳來，在德國各大城市引發了一輪慶祝狂潮。例如，弗萊堡的不少家庭就在屋外掛起了德意志帝國國旗和巴登地區的區旗，教堂也敲響鐘聲，大教堂的尖頂上飄揚起了帝國的旗幟。人們紛紛走上街頭，瘋狂慶祝德皇與帝國軍隊取得的輝煌勝利。興奮的人們聚集在市中央的廣場上，把勝利紀念碑圍得水洩不通。
在法國，無論普通民眾，還是政府官員及其英國盟友，都在相當程度上對發生的一切，諸如慘遭屠殺，兵敗撤退這些事情一無所知。不過，訊息靈通人士還是有足夠渠道得到訊息。尼斯住著一位伯爵夫人，上了年紀，每次只要一聽說普羅旺斯當地人組成的部隊在洛林表現丟人就感到噁心，總會用輕蔑的語氣指責當地的男人巴不得靠女人謀生。英國大使弗朗西斯·伯迪爵士在16日寫道：「我認為法國人只向民眾公佈打了勝仗的好訊息，吹噓抓了多少俘虜，繳獲了多少大炮，這一套做法相當愚蠢，因為法國人自己肯定也損失了不少人員大炮，等到真相一出來，國內肯定會亂成一團。」伯迪爵士兩週之後又補充寫道：「《泰晤士報》上描寫的事實和真相要比任何一家法國報紙都多。」當然，爵士這番話對《泰晤士報》來說也絕對算不上什麼恭維。
戰爭開始在法國國內造成種種衝擊，首先表現在外省城鎮裡受傷士兵的陸續到來。比如，格勒諾布林就在8月22日迎來了第一車傷兵，截至9月份，全市已經接待傷員2000餘人。大部分是從前線直接送回來的，看各地政府的態度，再分散到各個城鎮鄉村安置。統帥部發布命令，為了確保不對士氣造成影響，一般平民儘可能不要接觸傷員。話雖如此，可每當一列載著傷兵的火車到來，遇上的都是成群結隊的平民。每一個人都在問著自己關心的問題，「無可奉告」成了最普遍的回答。有一個「山地輕步兵團」計程車兵說道：「我們這些當兵的對於軍事形勢其實和老百姓一樣一無所知。我們自己的排、自己的連、自己的單位，我們所有知道的，或者說一般關心的也就只有這個。」
不過，待到開頭幾個星期過去，人們對傷病員的好奇心已經不再強烈，也不再那麼關注士兵的困境。熱情消退如此之快，令不少人大為寒心。在納博訥，釀酒商路易·巴塔不無心酸地說道，城裡的醫院已經住滿傷兵，市長於是呼籲市民們帶傷兵回家，幫著照料，誰知大多數人充耳不聞。車站周圍躺滿了受傷計程車兵，這些士兵已經在擔架上捱了好幾個小時，奄奄一息，沒有人知道該把他們送到哪裡去才好。好幾個月以來，各交戰國的醫療機構，尤其是法國的醫院人滿為患。傷兵成千上萬，有的身上被燒傷，有的肢體殘缺。不少人就這樣不治而亡。其實只要救治及時，哪怕是最簡單的治療也能夠挽救這些人的生命。可惜的是，就連這樣的處理也往往無法得到。
法國人雖然在開戰的頭幾個星期一敗塗地，但是士氣並未垮掉。霞飛軍中的絕大多數士兵還是一如既往地堅定信心，著實讓人吃驚。可是，這股一反常態的嚴肅勁兒終歸讓數百萬人情緒緩和下來。有一名法軍軍官在給英國朋友的信中寫得相當直截了當：「不用說也能看得出來，現在發生的這些事情可不是在劇院裡演戲，這些行為發生的場合和時間可不是吹一聲口哨就控制得了的。看戲的人早就等不及開始，他們會發現這出戲要比預期的演得久一些……我們會和敵人鬥爭到底，直至最後一兵一卒，直到‘鬥志’全部耗盡。不過，請你放心，在這一天到來之前，德國人早就被我們揍趴下了。」話雖如此，隨著法國人的攻勢漸漸退去，毛奇又開始積蓄力量，大舉進攻。八月中旬的這些衝突不過是序曲、鋪墊而已，接下來幾個星期發生的一切才是決定這場戰爭勝負的關鍵。
第二節「德國人的獸行」
德國人在西線戰事開始的頭幾個星期裡有一件事情幹得尤其醜陋，這件事對日後產生了重大影響——德軍殘忍虐待平民百姓，犯下累累暴行，而且這些獸行都得到了最高層的許可。入侵的德軍自列日開始推行有組織的暴力政策，並在日後將這一恐怖政策推廣至侵佔的全部領土之上。德國人早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期間就領教過法國游擊隊的厲害，這些游擊隊都是由普通平民組成的。到了1914年，德國人對這些非正規義勇軍表現得耿耿於懷，將其視為破壞戰爭法則的威脅。有一名士兵在阿登附近作戰，他在8月19日的日記裡頭寫了這麼一段話：「聽說我們每次派騎兵出去巡邏，都會在村裡遭到暗算。說起來真是可憐，好幾個傢伙就這樣丟了性命。太可恥了！為什麼不上戰場真刀真槍幹上一場？是的，那樣的話才叫為國捐軀。可是，躲在路邊搞埋伏，從屋裡朝窗外打冷槍，把槍桿藏在花盆後面，這算什麼？這可不是一個軍人堂堂正正的做法。」
有位軍官在8月19日的《德意志日報》上發表來信，寫道：「我們之所以要把每一座城市，每一座村莊都夷為平地，純屬迫不得已……因為那些平民，尤其是女人，只要等到我們部隊經過就會朝我們開槍。有個村子昨天就有人從教堂頂上向我們計程車兵開槍，有個連有一半士兵英勇犧牲。我們把那幫傢伙從教堂頂上抓了下來，就地正法，村子也一把火燒了。有個女人見到一個騎兵受傷，居然把那個騎兵的腦袋給砍了下來。這個女人後來被抓了起來，我們要她自己提著騎兵的腦袋去一個地方，然後一槍結果了她的性命。我們的小夥子都是好樣的、勇敢的。他們想要報仇雪恨，想要保護自己的軍官，只要抓到義勇軍，就會把他們捆在路邊的樹上。」這些話讀起來感覺過於誇張、不著邊際。不過，一聽到義勇軍三個字就疑神疑鬼，這種事情無處不在。有個德國兵向一群抓起來的法國兵保證，要對方放心，說什麼「當兵之人，皆是戰友」，說完卻揮舞著刺刀，恨恨說道：「可是那些義勇軍除外……」
德軍在比利時的所作所為，那些所謂的「德國人的獸行」很快成了協約國各大報刊的頭版頭條。有一個愛爾蘭士兵負了傷，住在多佛的一家醫院裡頭，對英國首相阿斯奎斯說自己親眼看到德國人押著一群婦女兒童走在部隊的最前頭。雖然目擊者有時見到的只是逃難的難民正好跑在進攻部隊的前面，可這種事情的確時有發生。不過，某些故事顯然誇大其詞，好比說什麼匈牙利人用刺刀把嬰兒活活挑死，普魯士擲彈兵把一個母親的手生生砍斷，諸如此類。傑弗裡·哈珀是英國海軍的一名士官生，聽說了德國人在比利時犯下的暴行之後在8月24日的日記裡寫道：「要說德國人是一個‘有文化的種族’，或者是一個開化的民族，我真的說不出口。如果說德國軍隊裡頭大部分人能夠幹出現在乾的這些壞事，這個民族剩下的人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所以，從現在開始，我會理所當然把每一個德國人，管他男女老少，總之德國皇帝以下的所有人，都不再認為他們之所以野蠻是因為窮，或者是沒有教養，他們是故意的。」
英國的各家報紙開始展開激烈辯論，爭辯的議題是當英國受到侵略的時候，平民百姓是否應該拿起武器反抗。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和阿瑟·柯南·道爾爵士認為奮起反抗理所當然，該觀點卻引來一位《泰晤士報》記者的堅決反對。這位記者舉出比利時人的例子，認為依靠老百姓去打敵人毫無意義，不僅傷不到德國人一根毫毛，反而會引起兇殘報復。文章寫道：「要讓每一個人明白會有什麼下場。等待我們的將是一副可怕瘋狂的場景——村子燃起熊熊大火、人們被殘忍處決殺害，還有一切莫以名狀的可怕暴行，這些報復行徑殺紅了眼計程車兵通常都能幹得出來。」
人們不久之後便得知真相，某些德國人在比利時犯下暴行的報告純屬誇大其詞，甚至完全是憑空捏造，只不過為了達到聳人聽聞的宣傳目的罷了。人們得知真相之後的反應很激烈。在巴黎，有一天有個美國人走進法國比利時協會的辦公室，安德烈·紀德也在替這個協會幫忙。美國人提出只要協會工作人員能給他介紹哪怕一個孩子是被德國人折磨致殘的，就願意慷慨解囊，捐出一大筆錢來，言語之間不乏諷刺奚落。發生這種事情，原因在於讓·黎施潘之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聲稱在德佔區有4000多個孩子被敵人砍去了手腳。
不少英國士兵對德國人懷有敬意，將之視為「值得尊重的對手」。這種情況至少在戰爭早期，在毒氣戰和曠日持久的屠殺讓英國士兵心態變硬之前符合事實。英軍士兵看著報紙上大篇幅地報道說德國人犯下如何殘忍的暴行，簡直不屑一顧，因為這些報道和他們的親身經歷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伯迪·特里沃是一名少校，9月份在寫給家人的信中稱讚了敵人的公平戰鬥精神：「我們打的是近衛軍團……運氣不錯……（所謂）那些德國人對傷兵無惡不作的故事全是誇大其詞，一派胡言。」《新政治家》雜誌也表示疑惑，認為敵軍對平民犯下累累罪行的報道實不足信。文章寫道：「這種事情看起來放在哪個國家都是這樣，如果你的敵人沒有幹過這些壞事，你就會編出一個來，安在敵人頭上，這樣才好讓人去恨對方，因為你需要有人去恨你的敵人。」蕭伯納談起報紙上有關德軍暴行的報道，打了個比方，把這些文章輕蔑地比作「一個士兵打仗受了傷，在哎喲喧天地叫著喊著要嗎啡」。
後來直到1928年，工黨議員亞瑟·彭松比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作《戰爭中的謊言》（ifalsehoodinwartime/i）。作者在書中聲稱1914年的所謂「暴行」完全是協約國政府有意杜撰捏造出來的，旨在激發民眾對敵人的仇恨之情。彭松比的這本書受到了自由派的歡迎，在德國引起轟動，廣受好評，著實出人意料，後來甚至在納粹德國再版發行。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歐洲人相信，對於德國所犯戰爭罪行的指控其實並無多少依據可言。這件事情到了戰後又摻和進了英國自由派的觀點，認為但凡參戰的國家都在道德和政治上對於這場浩劫負有責任，都犯下了反人類罪行，一樣有罪。
然而，此種觀點與當時的證據並不相符。現代研究表明，雖然某些媒體有關暴行的報道的確屬於捏造，但是德軍在比利時和法國的確有組織地開展了反人類行徑。誠然，英軍和法軍士兵偶爾也會把無辜的法國或者比利時平民當作間諜奸細處決，可是像德軍這樣的大規模屠殺，別說記錄、就連針對西方盟國的指控都找不到。德皇的軍隊害怕所謂「義勇軍」的威脅，早就走火入魔，所以大肆屠殺平民百姓和戰俘人質。約翰·霍恩和艾倫·克萊默是目前德國戰爭罪行研究方面最具權威的歷史學家，二人在書中寫道：「我們可以明確表示，既沒有任何平民集體反抗，也沒有（類似1870-1871年普法戰爭那樣）義勇軍部隊的軍事行動。只有少數平民向德軍開槍的單獨個例。可是，沒有任何一次類似事件值得引發像迪南、盧萬，或者比利時的列日和法國其他地方那樣的大屠殺。」
傳言自8月初就已沸沸揚揚，說義勇軍在私下活動，無惡不作，就連細節都說得有模有樣，在德軍各部隊中間不脛而走，廣為流傳。這些流言蜚語讓德國士兵一方面只要聽見陣線後方傳來槍聲，就會往最壞的方面去想，另一方面又做好準備，一有風吹草動，就要大肆報復。德軍最高指揮層也通過了極其嚴苛的政策。德皇威廉在8月9日寫道：「比利時人……他們的所作所為簡直就像魔鬼野獸，比起哥薩克人來說沒有絲毫區別。他們百般摧殘傷員，把傷兵活活打死，殺害醫院裡的醫生護士，還在背後開冷槍……被比利時人打死的都是街上站著的哨兵，根本就沒有傷害過他們……比利時國王現在就得立刻知道，既然他的人的所作所為證明了自己不遵守歐洲的一切傳統……那麼，比利時人也必將得到同等對待。」
引發德軍過度報復的事情不少。有一樁發生在8月12日晚上，地點在比利時的盧森堡省。事情經過是這樣的：阿爾隆有一名婦女，在開啟窗戶的時候，不小心把窗戶上頭的野戰電話線給切斷了，結果被說成是蓄意破壞。當地德軍指揮官下令將村子夷為平地，並且要求賠償損失。一名警官被抓做人質，次日晚上遭到槍殺，原因據說是朝德國騎兵開槍。8月10日，在盧森堡的雅尼，德軍下達禁令，要求各家各戶看管好自己的寵物。有個義大利人照著做了，一槍打死了自家的狗，沒料到槍聲讓德軍誤以為是義勇軍在開展活動，結果一共射殺了15個義大利人。戰場上戰術受挫往往會讓敵人找地方撒氣，把屠刀對準平民百姓。8月11日，德軍一支龍騎兵部隊因為受到火力壓制，被迫撤退，竟然聲稱在巴扎伊遭到村民襲擊。25名村民慘遭槍殺，45間房屋被焚燬。16日在維斯格拉德，一群哥尼斯堡輕工兵團計程車兵喝得酩酊大醉，聲稱遭到攻擊。結果當地有25人被槍決，631人被流放德國，維斯全城遭到洗劫，600間房屋被付之一炬。
有些德軍部隊會對負隅頑抗的敵軍部隊進行懲罰。8月19日，德軍在向阿爾斯霍特的推進途中遭到比利時軍兩個團的頑強阻擊。侵略者惱羞成怒，一氣之下殺死了20名戰俘，並把屍體扔進代默爾河中。德軍有個旅長，名叫斯滕格，是個上校，當天晚些時候中槍身亡，據悉很可能是「友軍炮火」所為。一個叫作什麼卡爾格的上尉於是下令將扣作人質的76名男子押解過來，三人一組，立即槍決，以示報復。德軍在阿爾斯霍特大肆縱火搶劫，一直持續至當天深夜。8月28日，城裡又有一千多居民被集體押往盧萬，有些人一到盧萬就被槍決。還有四百人後來被流放德國，其中包括當地修道院裡的聖心會修道士。阿爾斯霍特全城共有156人慘遭屠殺。
由於暴行過於殘忍，甚至就連某些德軍軍官也開始感到內心不安。在昂登塞耶，慘遭殺害的平民百姓共計262人。塞耶當地新上任的指揮官貝克上尉於是下令8月28日舉行「和解慶祝活動」。當地民眾將此視為德國人心虛的表現。不過，利用平民當作人肉盾牌的類似事件仍然時有發生。有一起事件發生在德軍攻佔那慕爾的時候，有兩位神父在被當作肉盾時不幸身亡。同樣是在那慕爾，德軍於8月23日當晚攻佔該城，將400多人挾持，集中帶往一所騎術學校，讓他們聽一名德國軍官訓話。這名軍官用結結巴巴的法語說道：「剛才有人朝我們計程車兵開槍。我們在昂登怎麼幹的，在這裡就打算怎麼幹。……昂登的人想把我們計程車兵毒死，朝我們計程車兵開冷槍……你們這些傢伙同樣會被處決，誰叫你們朝我們開槍，就離這兒不遠，就在大廣場上。你們這幫比利時人竟然割掉我們士兵的鼻子、耳朵、眼睛，還有手指。」不過，當晚抓來的這批平民很快得到了釋放，這樣幸運的事情難得碰上一回。
古城盧萬之所以慘遭劫難，被德軍付之一炬，原因在於8月25日晚上8點鐘的樣子，不知從哪裡突然響起一陣槍聲。德軍士兵衝進民房，將屋內的人拖出來一頓毒打，有的甚至遭到開槍射殺。當晚11點30分左右，德軍闖入當地大學圖書館縱火焚燒，並且阻止隨後趕到的比利時消防員救火，結果導致30萬冊藏書葬身火海。德軍大開殺戒，肆意縱火，暴行一直持續至26日，被毀房屋2000餘棟。盧萬全城共有近萬居民被趕出城外，流離失所，其中1500人被流放到德國。
德國佔領軍一口咬定比利時教會的神父教士是煽動人們反抗的元兇。德軍將盧萬城內的神父和大學老師共計400來人趕到布魯塞爾郊外的一處農田當中，搜查是否藏有武器。其中有一位年輕的耶穌會士名叫杜皮埃赫神父。德軍從杜皮埃赫神父身上搜出一本日記。日記上寫著一段話，把杜皮埃赫抓起來的那個德國兵大聲讀了起來：「毫無疑問，我對德國人沒有任何好感。我知道幾個世紀前的野蠻人會把沒有設防的城市付之一炬，房屋洗劫一空，還會把無辜百姓殘忍殺害。德國人乾的事情和那幫野蠻人一模一樣……德國人有理由為他們的‘德國文明’感到驕傲。」杜皮埃赫神父結果被當場處決。
「我們的輕工兵正在默茲河上修橋，遭到塞耶市民襲擊，死了20來個人，」哈里·凱斯勒伯爵在8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作為懲罰，有差不多200人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沒有一棟房子的屋頂和窗戶是完好的，全被燒成了斷垣殘壁，光禿禿地立在街上，每條街上都是這樣。當然，更加慘不忍睹的是家裡的財物，照片還有鏡子全被砸了個稀巴爛，桌椅被掀翻在地，東倒西歪……有一家人坐在門口的人行道上，自家房子在身後燃著熊熊大火。有一家人在哭天搶地，直到最後一根椽子燒斷掉下來……從塞耶到比耶瓦爾，路上遇見的每一隊德國士兵手裡都拿著搶來的東西……我們計程車兵對於喝得酩酊大醉，打家劫舍這些事早已習以為常。在列日，一個又一個排計程車兵每天都從燒成廢墟的屋子裡頭找出葡萄酒或者烈酒來，喝個沒完。要想勸他們罷手，莫幹壞事，可不容易。」
8月23日，在迪南郊外的萊弗，德軍認為平民抵抗活動愈演愈烈，自己正在面臨威脅。下士弗朗茨·斯蒂賓描述了隨後發生的一切：「我們挨家挨戶往前推進，幾乎每一棟樓裡都有人在朝我們開槍。我們把樓裡的男人全部抓了起來，這些人差不多人人都帶著武器。於是我們把他們拖到街上，當場打死。只有不到15歲的小孩，老人和婦女得以倖免……我們營是不是有人在這場巷戰中被打死或者受傷，我不清楚。只是看見至少180具義勇軍的屍體。」萊弗全城共有312人被殺，其中43人是從教堂帶走打死的。
這些事情非要說得那麼具體，其實毫無必要。按照克萊默和霍恩的記載，戰爭開始的頭幾周，記錄在案的「大規模」暴行共有129起。其中，101起發生在比利時，另外28起發生在法國，共有5146名平民遭到殘忍殺害。如果把死亡人數在十人以下的也算在內，則另有「小規模」暴行383起，1100人喪生。德軍在1914年發動的軍事行動中，據悉共有6427名平民遭到故意殺害。據說65%的「小規模」屠殺是因平民義勇軍對敵人開火而起。每一支德軍部隊都有士兵參與屠殺。直到10月邊境局勢穩定之後，暴行數量才急劇減少。
若是把這些數字拿來和東線加以比較，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根據德國某官方報告聲稱，共有101名平民在俄軍進攻東普魯士期間喪生。這份報告只記錄了兩次「大規模事件」，一次發生在8月28日，地點在尚圖彭，19名平民遭到殺害；還有一次發生在克里斯蒂安克曼，時間是9月11日，14名平民被殺。德國人在報告中最後總結道：「事實證明，所謂俄國人犯下的嚴重暴行……完全誇大其詞……據悉，俄軍每到一地，都對當地居民秋毫不犯。如果有哪一個城鎮或者村莊被燒燬，那麼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在兩軍對壘中炮火摧毀的。」埃裡希·魯登道夫這麼說其實是想把「不少俄軍部隊在東普魯士的模範表現」拿來比較，藉此說明比利時人對德軍的反抗行為有多麼「令人髮指」。
我之所以花如此長的篇幅來描述這些與暴行有關的事件，原因在於這些記錄產生了重要影響，改變了協約國民眾對於戰爭的看法，打破了關於戰爭的神話和傳說。從頭幾個星期開始，協約國陣營裡就有一些人產生懷疑，認為有關德軍「駭人聽聞暴行」的記敘純屬宣傳造謠。有六個身在德國的美國記者，為首的是《星期六晚郵報》的歐文·s.科布。六人於9月7日聯合致電美聯社，要求撤銷有關德軍恐怖暴行的報道。電文寫道：「我們就自己所知道的而言，一致認為有關德軍暴行的報道純屬子虛烏有、毫無根據……我們隨軍生活了兩個星期，行軍走了100英里，認為任何一樁暴力事件都不是無緣無故、憑空發生的。」
這樣的宣告不免幼稚，和某些德國報紙的敘述自相矛盾。好比就在四天之前，《科隆報》不但沒有否認野蠻報復的事實，反而試圖為暴行找到理由：「我們勇敢的戰士們並未做好準備，沒有料到城裡和村裡的居民會進行反抗，佔領這些地方也是迫不得已。我們計程車兵怎會想到有人從窗戶或者屋頂上朝自己開槍？所以士兵面對這樣的情況一開始感到恐懼，不知所措，直到軍官下達命令，才採取報復措施，焚燒房屋，處決平民。」現代研究收集到的證據確鑿，不容置疑。1914年8月在比利時和法國作戰的德軍完全處於一種亢奮瘋狂的狀態，一門心思想要乾淨利落、毫不留情地確立自身的優勢地位。某些士兵還存在另外一種心態，只要在戰場上受挫失利，遭到傷亡，就要找人報復洩恨，根本不管物件是誰。誠然，任何一場戰爭，任何一支軍隊都會在未經命令的情況下幹出不該乾的惡行來，可是在德軍施暴事件中，德軍作為一個等級森嚴、上行下效的體系，正是因為得到了由上至下的正式批准，德國士兵才敢犯下種種慘無人道的暴行。
不管士兵還是平民，協約國還是有不少人心存善意，那些針對德軍的控訴雖然讀起來實在讓人怒不可遏，可是一旦發現指控不實，便會以為與「暴行」有關的一切故事都不值得相信。這樣的觀點之所以在英國人當中尤為流行，這是因為英國人戰前對於德國文化心存敬意。可惜，如此想法未免太過天真。他們的敵人1914年在比利時和法國的所作所為配不上文明國家的稱號。有人為了替德國人的惡行辯護，甚至舉出歐洲其他國家和軍隊的例子，認為這些國家的軍隊同樣有時表現得野蠻殘忍。比如，俄國人應該為1914-1915年肆意虐待波蘭猶太人承擔責任。又如，比利時人在剛果殖民地的醜惡行徑一直讓人難以接受。大英帝國的安全部隊在印度和非洲同樣留下了欺虐當地百姓的不光彩記錄，一如法國殖民地軍隊在海外領地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一樣遭人譴責。再說，英國人在1920-1921年愛爾蘭獨立鬥爭中的所作所為不也一樣為人不齒。
可是，將大量平民擄為人質，大肆屠殺是德國人的一項政策——記住是政策——目的只為打壓反抗，而這些反抗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出於臆想，不符實際。德國人的屠殺行徑，論規模而言絕非同期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所能比。誠然，我們不能把德意志帝國的過分舉動拿來和一代人之後納粹德國犯下的累累暴行相提並論，這樣說不過去。可是，正是因為這些殘忍的行徑，才讓我們更加難以接受某些歷史學家不負責任的觀點，說什麼倘若德國贏得了1914-1918年的這場大戰，那麼將代表一個民族的勝利，在道義上和協約國取勝別無兩樣。
第三節朗勒扎克遭遇施裡芬
法軍在幾乎整條東部邊境線上向德國人發起進攻，而毛奇的右翼則在一步步向舞臺的中央邁進，德國人將在接下來的幾天之內站在這個舞臺的中央，成為主角。歐洲大陸未來究竟誰主沉浮，這個歷史命題的答案將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而非盧森堡、阿爾薩斯或者洛林這樣的彈丸之地揭曉。德國兩個集團軍近60萬大軍先是穿過布魯塞爾，隨後揮師南下，直撲比法邊境。阻擋德國人去路的是法國第五集團軍，英國遠征軍雖然也會很快加入進來，可是即便兩軍合兵一處，兵力也才剛及德軍一半。
霞飛還在抱著希望，指望毛奇的大軍一旦掉頭，向默茲河南面進發，比利時人就能夠對德軍右翼給予打擊。可惜，霞飛預判錯誤。比利時人在列日失守之後最明智的做法本應是退至邊防要塞那慕爾，進入法軍主力的防禦範圍。但是，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一世更加關心如何守住國土，而非謹慎行事。阿爾貝決定將軍隊撤至北方要塞安特衛普，堅守不出，坐等聯軍前來援救，他本人也於8月20日抵達安特衛普。比利時人提供的一連串情報並非有誤，他們警告法國德軍主力正如潮水一般穿過比利時，向法國直撲而來，卻沒能引起霞飛統帥部的重視。
不過，到了8月21日下午，法國第五集團軍司令夏爾·朗勒扎克將軍突然醒悟，意識到敵軍來勢洶洶，兵力不容小覷。朗勒扎克的部隊已經處於德軍右翼部隊的鐵錘之下，這是毛奇實現「施裡芬計劃」的關鍵一擊。朗勒扎克的部隊由四個軍組成，雖然已是英國遠征軍的三倍——那支小小的英國部隊將出現在法國人的左翼——可在兵力上依舊敵眾我寡，無法與德軍分庭抗禮。事已至此，法軍統帥部還在指望第五集團軍能夠與南面的友鄰部隊會合，重新發動霞飛的大進攻計劃。這位第五集團軍司令可沒有遵守這樣的命令。他放棄進攻，開始往桑布林南面撤退，身後德國人在緊追不捨。
朗勒扎克時年62歲，歷史學家對其向來評價不高，原因倒也不難理解。朗勒扎克雖然是個聰明人，雖然在法國最傑出的軍事將領當中佔有一席之地，可是為人粗俗，並無所長，對世事常常感到極度悲觀。朗勒扎克對英國人尤為不屑，英國人也習慣對其反諷相譏。朗勒扎克常常把英國遠征軍戲稱為「威爾遜的軍隊」，這是因為威爾遜身為英國遠征軍副參謀長，是英軍當中唯一一位會說法語的高階軍官，引起法國人關注，如此稱呼倒也在情理當中。不過，話說回來，朗勒扎克在1914年8月中旬對局勢發展動向的把握要遠在霞飛之上。朗勒扎克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法軍將領，他能夠意識到德軍正在通過比利時大舉進攻。他曾經勸說那位最高統帥放棄進攻阿登，認為那是一個「死亡陷阱」，可惜沒能讓對方回心轉意。朗勒扎克自作主張，多次下令，一退再退，在霞飛和英國人看來不過是軟弱無能罷了。可是，正是如此退避三舍，才讓第五集團軍儲存了實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夠迎來一位更加出色的指揮官，承擔起應當承擔的重任。不僅如此，考慮到當時局勢，更為重要的一點在於朗勒扎克命令部隊退守，沒有給德國人機會在北部與之決一死戰，而這正是德國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結果。
法軍最高統帥一開始並未逼著下屬出擊進攻。正因為如此，第五集團軍整體上並無大的動靜，直至8月21日卡爾·馮·比洛的軍隊在沙勒羅瓦一帶率先發難。沙勒羅瓦本為工業區，廠房眾多，煙塵瀰漫，炮兵和步兵難以獲得清晰的視野，看清敵人，實在不是打什麼防禦戰的理想之地。21日當天，德軍首先搶佔了桑布林河上的橋樑，並且擊退法軍多次反攻。第二天堪稱沾滿法國人鮮血的一天。當天清晨，比洛率眾參謀官驅車登上一處高地，在制高點上俯瞰戰場全域性。朗勒扎克雖然在山谷對岸駐有兩個軍，卻並未向兩個軍的軍長下達任何命令。如此一來，這兩個軍只好按照自己意圖行事，而這兩位軍長做的也正是8月那會兒每一位法軍將領一心想做的——進攻。法國人前仆後繼地發起一波又一波衝鋒，試圖重新奪回河上的橋樑，最終還是被打了回來，損兵折將6000餘人。
第一狙擊兵團和第二佐阿夫兵團這兩個殖民地步兵團傷亡慘重，為那個時代血染的傳奇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第一狙擊兵團團旗幾次易手，圍繞團旗還上演了一場近身之爭，聽起來頗有些超乎自然的奇幻色彩。該團團史後來記載道：「旗手一共死了五回。」聽上去雖然不合情理，卻生動翔實。愛德華·路易斯·斯皮爾斯中尉是英軍與朗勒扎克的聯絡官，在描述狙擊兵團進攻場景時如是寫道：「感覺就像演習一樣，排著密集的陣型，吹著嘹亮的軍號，敲著戰鼓，旌旗招展，士兵們個個奮勇向前，勢不可擋。這群勇敢的戰士面對著敵人的機槍大炮，敵人的炮兵做夢也不會想到會有這樣的活靶子擺在眼前……士兵們被打了回來，顯得有些混亂。」我們不應忘記，第五集團軍的大多數士兵對於這樣的場面還顯得陌生，不像南面的法軍，如此場景早已經歷了兩個星期。斯皮爾斯見到了朗勒扎克的一些手下，都在準備重新發起進攻。斯皮爾斯寫道：「這些人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看上去像個孩子，眉飛色舞、神采奕奕，還以為假期快要來臨，正準備出門上路，去當地市場趕集。」短短幾個小時之後，法國人的萬丈豪情便被澆滅在了機槍和高爆炸彈的狂風暴雨之中。
斯皮爾斯中尉——斯皮爾斯當時總把自己的名字拼成「斯派爾斯」——是1914年這出大戲中最值得一提的參與者。斯皮爾斯那一年剛剛28歲，由於自小在法國長大，因此和同時代的英國軍人比起來有著難得的天賦，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法語，不帶一點口音。斯皮爾斯雖然年紀輕輕，資歷尚淺，可是自打戰役開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英法兩軍高階軍官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那幫戰功赫赫的高階將領面前顯得遊刃有餘，毫不膽怯。四年之後，法國駐倫敦大使談起斯皮爾斯時曾有過如此一番評價：「此人危險至極……是一個極其幹練，心機頗深的猶太人，不管走到哪裡都能左右逢源。」不少英國人也持相同看法，對斯皮爾斯的為人表示不屑。大戰後期，溫斯頓·丘吉爾與斯皮爾斯交好，不少同僚對二人的友情將信將疑，嘲笑二人是一對江湖騙子。不管怎樣，這位英國聯絡官總歸是協約國盟友之間重要交流的見證人，日後還將親身經歷寫成《聯絡1914》（iliaison/i1914）一書，成為不朽之名著。
8月22日，德軍在粉碎法軍攻勢之後開始對第五集團軍防線發起進攻。至下午四、五點，朗勒扎克的中路防線宣告失守，法軍陣腳大亂，倉皇后撤6英里。德國人只用了三個師的兵力就重創了法軍的九個師。朗勒扎克一開始還在盤算著明天如何發起反攻，但隨著壞訊息從各個防區相繼傳來，這位將軍最終在8月23日上午9點30分下達了全面撤退的命令，希望暫避鋒芒，待到情況有所好轉，再在南面重新佈陣與德軍一決高下。朗勒扎克的撤軍為時已晚，比洛的軍隊雖然也在桑布林戰役中損失慘重，卻在桑布林河南面已經部署停當了好幾個師的兵力。朗勒扎克抗命不遵雖是理智之舉，但他畢竟犯下大錯，讓霞飛和近在左右的盟友英軍誤以為自己會很快重新發動攻勢，事實上他並沒有這樣做。
從8月20日開始，直到23日，法軍共有4萬人陣亡。截至8月29日，法軍開戰以來的傷亡總人數已經達到26萬，其中7.5萬人陣亡。阿登地區的第三、第四集團軍損失最為慘重。第三集團軍的8萬步兵當中戰死的就有1.3萬人。截至8月23日夜，「邊境戰役」宣告結束，這一系列戰役一直以來都是「一戰」期間單日傷亡最為慘重的戰役。就在朗勒扎克的部隊撤退之際，英國遠征軍也在以西幾英里遠處開始了與德軍的首次交鋒，地點位於比利時的蒙斯，那座工業小城同樣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