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大戰爆發的那個星期，已經當上少校的埃米特回了一趟沃裡克郡，在自家草坪上升起了星條旗。雖然，埃米特這樣做是為了表示與英國團結對敵的決心，鄰居們卻誤解了他的一番好意。埃米特的姐夫打來電話，告訴埃米特要是不把旗子給降下來，他家的房子肯定會被人一把火燒掉。人們會以為埃米特這樣做，是打算在德國人打來的時候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場，好保護自家財產安全。這下可惹惱了埃米特，他堅持了三天，思考再三，終於把美國國旗給降了下來。埃米特隨後很快便把在帕多克斯的私宅捐獻出來，在戰爭的餘下幾年裡一直用作醫院，自己則負責訓練新入伍的騎兵，還有剛剛參軍的三個兒子。
放眼整個歐洲，每個家庭看著新一輪經濟困難即將到來，都在各自調整家庭開支。家中的傭人被紛紛辭退，生活變得拮据起來。不少德國女僕發現工作難找，只好紛紛跑去城裡的餐館廚房打工。瓦奧萊特·阿斯奎斯和父親在埃爾科爵士家中住了一個週末，只要向維尼西婭·斯坦利一提起受到的怠慢，就氣不打一處來——「埃爾科爵士突然給家中所有僕人發了最後通牒，要麼去參軍，要麼捲鋪蓋走人。爵士隨後動身去了倫敦，把可憐兮兮的埃爾科夫人——就是阿瑟·貝爾福的老相好——一個人丟在家裡收拾爛攤子。埃爾科先生鬧出這麼大的亂子，居然跟埃爾科夫人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這裡的人連打仗的事情聽都沒聽說過，說起來也真夠可憐」。
原材料短缺迫使大批工廠要麼減產，要麼乾脆暫時停工。德國的失業率從7月份的2.7%一下飆升到了8月份的22.7%。靠回扣佣金過日子的銷售人員見收入在一天天縮水。柏林有一位牧師，住在莫阿位元的出租公寓區。在他看來，對戰爭充滿熱情，不過是知識分子們閒來無聊的消遣。《萊茵報》注意到「在我們工人階級生活的地區，每到天色將晚便隨處可見緊張的氣氛。沒有人閒談細語，也沒有人輕聲哼唱。只聽見有人在低聲抽泣，看見男人臉上面色凝重……既沒有人高喊愛國主義口號，也沒有人三呼萬歲，只有辛苦勞動和默默犧牲」。有位記者去倫敦東區的霍克斯頓採訪，那個地方「從來都是窮人聚居區」，結果發現住在那裡的人們「生活在戰爭恐懼的重壓之下，生活困苦，處境艱難」。蘭開夏的情況尤為糟糕。當地五分之一的棉織機已經停產，還有七分之一隻能短時間開工運轉。超過十萬棉紡工人失業下崗，伯恩利有一半人口一時之間沒了工作，普雷斯頓的失業人數也佔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猶太裔歷史學家古斯塔夫·邁爾8月12日見到父親一臉痛苦萬分的樣子，父親在柏林策論多夫區開的窗簾店因為生意做不下去，只好關掉。在弗萊堡，參軍入伍的差不多有一萬人，佔了城裡勞力的絕大部分。有家工廠有231個工人，走了154個。迪特勒的傢俱廠損失了54名工人，佔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一。當地一家出版社更慘，少了100多人，絕大多數是印刷工。建築行業幾乎一夜之間垮了下去。紡織品和皮製品生產商受原材料短缺所累，損失慘重。
大量徵用馬匹造成的社會與經濟影響不容低估。陷入困境的不止農業，還有各類運輸行業。雖說汽車將很快流行成為代步工具，可在1914年那會兒，但凡火車到不了的地方，只有馬和牛才是運人送貨的慣常方式。在德國哈雷附近的鄉下，有個牧師說得直截了當，比起徵用勞工當兵，徵用牲口和貨車更讓農民日子難過。在英國，雖然政府給予一定補償，馬匹還是遭到無情徵用。每徵用一匹軍馬補償40英鎊，給軍官當坐騎用的每匹60英鎊，這個價錢已經算得上相當慷慨，有些馬主人甚至開始四處搜尋那些平庸的狩獵用馬。蓋伊·哈科特-弗農是擲彈兵近衛團的一名陸軍中尉，他寫給家人的信中既有樂觀的精神，也有迷茫，還帶著一些僥倖心理。信是這樣寫的：「只要俄國人一開進柏林，也就是再過4-6個月的光景，戰爭就會結束。不過，我希望他們不要像巴爾幹戰爭那樣圍著戰利品吵個沒完。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會不會派我們上去。他們不是在徵用馬匹麼？真是這樣的話，就讓‘柴爾德’去吧，不過他們如果要的話，得收60英鎊。要換別的路子，可能還賣不到這麼多錢。」倫敦塔下，買來的馬匹被拴在一起，排成一列列長隊，站在護城河的溝裡。
約克郡的斯萊德米爾莊園佔地遼闊，農田成片。8月5日，每一個運貨的馬車伕都收到了動員令。馬克·賽克斯爵士是議會議員，在南非服過役，是當地有頭有臉的大人物。賽克斯爵士一直相信將來戰事一開，軍隊運力肯定吃緊，為此找到陸軍部，說服陸軍部私底下答應自己的計劃，把自家附近務農的工人召集起來做自願兵，負責開車。這些人雖然從未受過軍事訓練，但也屬於徵召物件。賽克斯自己出錢召人開車，還分了級別，有的叫「馬車伕」，有的叫「工長」，還有的叫作「路主」，不同級別配有對應的「黃銅翻領徽章」。1913年，陸軍部負責給這些人每年分發賞金，金額在1-4沙弗林不等。只要在規定時間之內，在斯萊德米爾跑一個八字形的路線，過幾個障礙，就能拿到1沙弗林，這筆錢想來實在好賺，馬車伕們都管這個叫作「傻瓜錢」。8月5日晚上8點剛剛一到，就有800多個駕馬車的聚集在了陸軍勤務部隊在布拉德福德的兵站，每個人都分到了軍裝，還接受了一小會兒培訓。這批人中的大多數幾個星期之後就已經開著車，出現在法國了。
大戰之所以來得如此匆忙，原因並不在於民眾的民族主義狂熱，而在於這七個國家政府中那一小撮政客的個人決定。戰爭尚未爆發之前，這幾個國家中的絕大多數只有極少一部分民眾上街遊行，要求開戰。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一小部分民眾的所作所為能夠影響到決策者。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開戰已成事實，才加速推動了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潮，讓各方各派為了各自的事業團結起來。不少人此前一直強烈反對戰爭，到了這個時候也認為爭爭吵吵的日子應該到頭了，國家團結成為一種責任。有位清教教士住在黑林山，他注意到那些天主教徒以前對自己不理不睬，現在居然會主動打起招呼，道一聲「牧師，你好」。艾芙麗德·庫爾當時12歲，和爺爺奶奶一起住在施奈德米爾。她在8月3日寫道：「我們要學唱一些新的歌曲，唱的都是打仗有多麼光榮。城裡人們的熱情每時每刻都在高漲。成群結隊地上街遊行，高喊：‘打倒塞爾維亞！德意志萬歲！’每個人都在釦眼上戴著黑、白，紅三色絨球，要麼就打著黑、白，紅三種顏色的蝴蝶結。」
陸軍元帥羅伯茨伯爵深受英國民眾愛戴，聲望頗高。他在8月6日的《泰晤士報》上撰文指出：「不管是說‘我的祖國對又如何、錯又如何’，還是說‘對也好，錯也好，都是我的祖國’，只要是配得上人這個稱號的，這都是內心深處最寶貴的情感。」即便是像拉姆齊·麥克唐納這樣堅決反戰的原工黨領導人也認為時間緊迫，「能夠報名參軍的都應該去報名參軍，在兵工廠工作的就應該全心全意幹好手頭的活兒」。整個法國，各黨各派都在形式上謀求政治和解。8月4日，在巴黎，法國下議院公開宣讀了總統普因加萊的親筆信。總統在信中號召各黨派、各階級結束紛爭對立，把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緊緊團結起來。普因加萊的呼籲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昔日的黨爭政敵也紛紛相互握手。「祖國正處在危險之中」這句話一時被人們掛在嘴邊，津津樂道，成為「神聖的團結」的最好體現。無論法國還是德國，這種團結都被人理解為右派政治勢力的勝利，反映了反戰社會黨力量的減弱。
8月剛剛開始的幾天，英國工黨在好幾個大小城市組織集會，號召「停止戰爭」。費邊黨人比阿特麗絲·韋伯參加了在特拉法爾加廣場舉行的集會。凱爾·哈迪和喬治·蘭斯伯裡在集會上先後發言。韋伯覺得這些人的講話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讓自己感覺不到有所觸動，她後來這樣寫道：「唱一唱‘紅旗’，擺一擺早就是陳詞濫調的激進決議，說什麼爭取世界和平，這樣的表演只會讓人覺得臉上無光，根本起不到作用。」韋伯注意到即便是不少激進的反戰人士「也認為我們必須和比利時站在一起」，她對此表示了認同。不過，韋伯對於「利用宗教刺激愛國主義」仍然不敢苟同，認為這是「令人噁心的褻瀆」。她當時腦子裡想到的可能是倫敦主教說過的一席話——「這是有史以來為了基督教進行的最偉大的一場戰爭……是我主耶穌與鐵拳暴力的較量」。
回到聖彼得堡，在尼古拉耶夫斯基、巴爾迪斯基和瓦爾沙夫斯基三大車站，成千上萬人在鐵軌旁的基督聖象前點燃蠟燭，送別即將前往軍營報到的親人。弗萊堡的天主教大主教在向信眾談起這場戰爭時用了「禍患」這個詞，言下之意上帝讓人世間有此一劫，是為了考驗信眾。一位執行宗教儀式的牧師用洪亮的聲音大聲宣佈：「打敗德國，偉大的自由聖戰！摧毀一切腐敗與邪惡！治癒德國人民身上的傷口！讓新的一代生長。他們將是全新的一代，滿懷著對主的敬意，對責任和友愛的忠誠。」在哈布斯堡帝國，色考主教欣喜地宣稱自己相信這場戰爭將帶來新的（精神）秩序：「那些不信主、不信耶穌的文明，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高階政治統統都將完蛋。」
在這場同時上演的支援戰爭大戲中，俄國的最有看頭。8月4日，聖彼得堡的德國大使館遭到暴民洗劫，一個可憐的看門人被人殺害。有個俄國人向英國通訊記者亞瑟·蘭塞姆翻譯了一句話——話原本是古羅馬人用來宣判迦太基終將滅亡的誓言——「德國必將毀滅」。兩天之後，將近25萬人在莫斯科集會，高唱愛國主義歌曲。即便是在外省城市，少了大都市的精英階層，人們仍然湧上街頭。有人高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畫像，上面裝飾著俄羅斯國旗。人們在高喊「沙皇萬歲！人民萬歲！」
如此狂熱的一幕雖然在不少城市上演，卻並沒有多少俄羅斯人會天真地認為這場戰爭會給自己帶來好處。事實上，從來就沒有哪一場戰爭能夠帶來好處。越是社會底層的人，越是懷疑戰爭，說得更加確切一些，越是悲觀。歷史學家艾倫·懷爾德曼寫道，俄國農民將這場戰爭視為「一次上層階級毫無意義的冒險，付出代價的卻是自己」。孟什科夫是《新時代報》的主要專欄作家，他寫道：「今天已經不像蘇沃洛夫和拿破崙那個時代，今天的人民大眾既沒有信念，也沒有能力去熱情如火地支援一場戰爭。」在里加，一邊走著的是高舉旗幟，歡呼慶祝的隊伍，另一邊則有人在高呼「反對戰爭！」
某些地方因為反對拉人當兵而發生了暴動，或者至少是因為徵兵時採取的具體措施不對，想要出一口惡氣。一位政府官員從託姆斯克發來電報，聲稱：「預備役軍人在到處製造混亂……在新西伯利亞，一群預備役軍人把商店洗劫一空，隨後準備開始搶劫集市，直到軍隊趕來增援，暴亂才得到制止……暴徒們向軍隊投擲石塊。」有人開槍，打傷了一名士兵，軍隊隨即朝人群開槍，打死兩名平民，還有兩人受傷嚴重。與此同時，好幾個村子裡的預備役軍人搶劫了酒店，有些人在憤怒地遊行示威，要求得到食物，反對徵用馬匹，說沒有馬，幹不了農活。
在巴黎，藝術家保羅·馬澤去榮軍院報名參軍，結果發現不再現場接收自願入伍者。有個陸軍中士上了年紀、頭髮花白，看到這個年輕人垂頭喪氣的樣子，對他說了句：「不用擔心。只要仗還沒打完，你就會如願的。」馬澤能說英法兩種語言，後來在勒阿弗爾加入剛剛登陸的英國遠征軍，成了隨軍翻譯，最後當上軍官，還贏得了勳章。每個國家都有大批年輕人，尤其是搞文學藝術的，想一睹戰場的模樣。這些人與其說滿懷熱情，倒不如說充滿好奇。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出生在維也納，當時25歲，正在劍橋師從伯特蘭·羅素學習哲學，一開始以為打仗能夠讓自己找到機會，擺脫紛繁錯雜哲學思想和對未知事物思索的痛苦折磨，於是自願報名，參軍入伍，還把受到的禮遇寫進了用密碼寫成的日記裡面。「我現在就能夠幹活了嗎？」維特根斯坦8月9日問了自己這麼一個問題。「我很好奇未來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維也納的軍事當局對我很有禮貌。那些軍官一天下來得接待好幾千人，可還是彬彬有禮地耐心回答了我的問題。這些事情讓我深受鼓舞，讓我想到了在英國人們都是這樣待人接物的。」不過，維特根斯坦的滿腔熱情短短幾天之後就洩了氣。他被分派到了一艘名叫「哥普拉納」號的巡邏艇上，在維斯杜拉河上當探照燈操作員。維特根斯坦發現這些普通水兵不但不討人喜歡，簡直就是令人厭惡：「這幫船員都是一群討厭的蠢豬！做事毫無熱情，舉止粗魯，頭腦愚蠢，滿懷心計！所以說什麼擁有共同的偉大（戰爭）事業就能讓人性變得高貴，根本就不可信。」
保羅·哈布當年24歲，德國人，老家在斯特滕，是個小村子，靠近斯圖加特。哈布自願報名參軍的時候已經和21歲的女友瑪麗亞訂了婚。哈布是8月4日動身去的前線。臨行前給父母寫了一封信：「請把我的衣服洗了，收得久一點，我到時候會開口問你們要的，到時再把包好的衣服開啟……瑪麗亞的信就放在放訂婚戒指的匣子裡，裡面還有我的錶鏈和其他一些紀念品，這些東西能讓我想起和瑪麗亞在一起的美好時光，請代我好好保管。我想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和其他不少人一樣，哈布也會很快感到失望的。
戰爭催生出好些新的忠義故事，相當引人注目。1914年7月的最後幾天，英國小說家、公務員厄斯金·柴爾德斯就幹了一件叛國通敵的事情。他駕著自己的小艇「阿斯加德」號駛進愛爾蘭的霍斯港，為愛爾蘭民族主義獨立民兵送去了一船步槍。這些槍支都是從德國走私過來的。誰知短短一個月後，44歲的柴爾德斯就被第一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招至麾下——丘吉爾可不管柴爾德斯開著「阿斯加德」號幹了些什麼——成了一名海軍預備役軍官，並且就如何應對德國在北海沿岸的動向提出建議。柴爾德斯1903年發表驚險小說《沙洲之謎》，書中寫的是德國如何陰謀進攻英國的故事。在此之前，他在弗里斯蘭群島一帶有過多年的航海經歷。現在，這位作家為海軍部專門起草了一份備忘錄，建議先打下博爾庫姆島和尤伊斯特島作為跳板，為日後發動對德兩棲作戰做好準備。柴爾德斯寫道：「沿埃姆斯河谷而上，發起進攻……這個計劃看來是絕佳的機會，能夠給予敵人致命一擊，結束戰爭。」他最後總結道：「身為起草人，我斗膽希望如果軍隊需要，能夠有幸為國效力，不管是負責飛機防護還是其他職位，只要能夠執行本備忘錄中草擬的任何一項行動即可。」
8月20日，柴爾德斯作為情報官，登上了水上飛機母艦「恩加丁」號。兩天之後，海軍元帥約翰·傑利科伯爵與溫斯頓·丘吉爾共同造訪該艦，柴爾德斯的愛爾蘭老鄉看到他向二位高官敬禮握手時一定會感到大為驚訝。柴爾德斯寫道：「船上一派喜氣洋洋、樂觀自信的氣氛。雖然荒唐，可用‘悲觀’二字形容或許更加準確。如此粗製濫造的一艘小小遊船，裝上幾門玩具槍一樣的蹩腳大炮，停著幾架花裡胡哨的小飛機，誰都明白葬身魚腹是遲早的事情，心裡反倒高興起來。不過，說實在的，真的沒人能夠預知命運，因為這是一場全新的戰爭，一場實驗，結果如何，沒人能說得準。」不管哪個國家，能有這樣先見之明的人為數不多，柴爾德斯算是一個。這些人為能夠在20世紀的首場大戰中出一份力感到高興，因為那些最讓人興奮的新機器將在這場戰爭中派上用場，天空中將佈滿飛行的「魔毯」。
第三節出發
除了丘吉爾和哈爾登兩個人，英國其他內閣大臣對於軍事事務可以說全都一無所知，這幫人也清楚自己在這方面到底有多孤陋寡聞。的確如此，在那個時代，所有國家的政客都希望把戰略和軍事科學這些事情完全丟給軍人打理，這樣的錯誤只有等到他們老了才懂得後悔惋惜。阿斯奎斯有意重新任命哈爾登擔任陸軍大臣，後者在過去十年裡一手主導了陸軍改革，做事大刀闊斧，頗見成效。可是，阿斯奎斯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那位大法官已經成為以《泰晤士報》為首報刊媒介口誅筆伐、惡毒攻擊的物件，被斥為「親德分子」。陸軍大臣的位置最終被讓給了有「kk伯爵」之稱的陸軍元帥——喀土穆的基奇納伯爵。基奇納是英國最負盛名的軍人，如此安排自然迎得廣泛好評。這位新上任的陸軍大臣同時擁有不少非比尋常的優秀條件，比如說，少年時期曾在瑞士生活過一段時間，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1870年，基奇納曾在法軍戰地救護部隊短期服役，有一回乘坐熱氣球在空中觀察盧瓦爾集團軍，不料回來得了肺炎，不得不就此終止了救護部隊的服役生涯。
基奇納伯爵為人不苟言笑，節儉樸素，寡言少語。不過，此人有著明顯侷限，不僅完全不諳政事，而且對政客嗤之以鼻。勞合·喬治筆下就曾描述過伯爵在內閣開會時是如何「大著嗓門，喋喋不休」「眼神中流露出來的神情冷漠孤傲，彷彿把誰都不放在眼裡，一看就知道與一幫格格不入的人待在一起有多麼難受。畢竟他和身旁坐著的這幫傢伙鬥了一輩子，心中看這些人總是一如既往地帶著軍人才有的輕蔑與憂慮」。
基奇納是一個不合群的人，從不習慣與他人商量，也不對人袒露心聲，即便進了陸軍部也絲毫不改行事的作風。基奇納一向對法軍看不上眼，1911年的時候就跟勞合·喬治說過：一旦開戰，德國人「就會像趕山雞一樣把這幫法國佬打得落花流水」。即便如此，基奇納依舊算得上一位出色能幹的軍人。他在1914年做出的重大貢獻在於堅持認為英國必須做長遠打算，以備長期作戰。基奇納發現全憑一己之力單打獨鬥，要將一支由散兵遊勇組成的皇家軍隊轉型改造成為一支能夠適應歐洲大陸作戰的陸軍，困難重重。常備軍也好，預備役也好，再加上地方自衛隊和近乎烏合之眾的民兵，英軍分佈在世界各地、多多少少受過訓練的兵力總共也就733514人。誰都知道這一點人手遠遠不夠，可令人遺憾的是，基奇納卻搞糟了擴軍計劃。明眼人都知道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現有地方自衛隊的框架上進行改造，可是這位新任陸軍大臣根本就不把「地方軍」放在眼裡，決定拋開地方自衛隊，創立一支「新軍」，軍官士兵全部起用新人。混亂接踵而至，成千上萬滿懷熱情，參軍入伍的年輕人從1914年8月開始，直到第二年在法國戰死沙場，這期間承受的苦難折磨，說起來無一不是辛痠痛苦的故事。
8月份自願報名參軍的人當中有一個年輕人名叫羅伯特·裘德，21歲，是個工人，在工廠裡做工，來自倫敦南部。裘德一開始想加入海軍，被派往德文波特參加試訓，結果因為「受不了聽人發號施令」，沒能通過。裘德連同三個工友很快去了東肯特郡步兵團，待到一行人趕到坎特伯雷兵站，卻發現那裡一沒東西吃，二沒地方住，只好湊合著在軍營廣場上睡了一宿。幾個人接著去往帕弗利特的一座營地，發現每張帳篷底下都住了22個人。「我們這裡什麼人都有！」裘德寫道，「各種穿戴，千奇百怪……每隔幾分鐘就會走一次佇列。我可真是煩透了拿士兵玩這種把戲。到了吃晚飯的時候，飯菜端上來一看，只見‘熱水裡面泡著幾塊東西，那也叫作肉’。」當局給裘德和其他新兵放假三天，商量如何安置。誰知五分之一的人就此走掉，再也不見回來。
不少自願參軍的人遭到拒絕。作家傑羅姆·k.傑羅姆寫過一本書，名叫《三人同舟》（ithreemeninaboat/i），該書堪稱描寫愛德華時代幽默詼諧劇的不朽名篇。傑羅姆在被英軍拒收之後跑去法國，當了一名救護車司機。不過，話說回來，傑羅姆畢竟已是55歲高齡，穿不上英國皇家陸軍的軍裝也不奇怪。有個步兵團打廣告招募軍官，上面大言不慚地寫著：「相貌端正，舉止得體的公學學生優先考慮。」不過，即便有些應徵者符合這樣的標準，也會被拒之門外。《泰晤士報》刊載了一封讀者來信，信是好幾個人聯名寫的，自稱「八個未獲任命的軍官」。八位作者均表達了不滿，認為自己「身體健康，英勇無畏，絕對適合現役軍人」，卻僅僅因為三十出頭，就被認為年齡偏大，不被授予軍銜，令人噁心。這幫人打算轉為普通士兵，不過希望能夠和自己具有相同社會背景的人分在一起，寫道：「歡迎所有年齡相仿，條件相同的公學學生參加我們的非正式聚會，共商組建‘射手兵團’事宜。地址如下：布魯克西街59號。」英國人這個時候正興致高漲地組建「同好營」，待到日後到了法國才知道下場有多悲慘。
某些愛國人士認為如果年輕後生不太積極自願報名，那麼姑娘們也可以「盡一點綿薄之力」，好讓小夥子們感到羞愧，不好意思不去參軍。伯納德·哈姆利那天正好和一個朋友在溫布林登公園打高爾夫球，剛剛打出一記漂亮發球，正在自我慶祝，兩個女孩從附近的會所走了出來。一個女孩尖聲說道：「這個球打得可真漂亮，不是嗎？希望你們打德國人的時候也能打得這麼漂亮。」兩個女孩說完還給了哈姆利二人一人一根白色的雞尾巴毛。哈姆利兩個於是趕緊表明身份，說自己是倫敦第一步槍旅的軍官，這次出來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放鬆一下而已。兩個姑娘聽了，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勉強說了幾句道歉的話。
斯蒂芬·朗在卡姆登大街也碰到一位女士送給自己白色雞尾巴毛。他告訴對方自己只有17歲，在鐵路上班，屬於「預備役工作」。誰知這位小姐憤憤不平地說道：「這種話我之前就聽過」，還把白色雞尾巴毛遞到朗的鼻子跟前。朗只好跟另外一個負責招募士兵的中士解釋，把同樣的話又說了一遍。沒想到中士答道：「19歲？那不正好嗎？」
「可我只有17歲，我是1898年生的。」
「1896年生的？那太好了。要的就是你們這幫狗孃養的來打仗。」中士說完就把朗的名字寫了上去。
有些女性迫切希望自己能夠拯救祖國於危難之中，卻發現很難找到勝任的事情。不過，格萊蒂斯·溫特波頓是個例外。溫特波頓的丈夫亞齊是第5龍騎兵團的一名中尉。溫特波頓發現戰場上根本就沒有妻子和母親的用武之地，大為不滿，於是把幾個孩子全都送去鄉下，開著自家的汽車，自告奮勇地來到駐守奧爾德肖特的騎兵師找埃德蒙德·艾倫比少將。艾倫比少將是騎兵師師長，被部下戲稱為「公牛」。他在8月14日抽空給溫特波頓寫了份證詞：「茲證明本人乘坐的汽車由亞齊·溫特波頓女士親自駕駛。溫特波頓女士完全具備當駕駛員的能力，我有信心推薦她做這份工作。」不過，陸軍仍然不讓溫特波頓去戰區工作。溫特波頓後來加入一支英國志願軍部隊，當了一名救護車駕駛員，和比利時人一同作戰，幾周之後就在槍林彈雨中開始工作了。
協約國剛剛開始部署的時候自信在紙面上對敵佔有優勢。俄、法、英三國，再加上比利時，總人口達到2.79億，而同盟國只有1.2億。協約國軍隊動員了199個步兵師，同盟國只有137個。騎兵師比例為55:29。由於協約國總兵力中俄軍佔到一半，因此人們還在做著美夢，幻想西歐戰場上能夠出現沙皇軍隊的身影。
兵力部署是早就定下來的。德國人往西線調派了7個集團軍，用於實施毛奇修改過的「施裡芬計劃」，對法軍實施大包圍，以求速戰速決，一舉擊垮對手。奧地利幾乎派上了一半兵力進攻塞爾維亞，剩下的放在加利西亞，留著對付俄國人，那裡是俄屬波蘭與奧匈帝國的交界之處。塞爾維亞準備在西線抵禦奧地利人的侵犯。俄國人投入了兩個集團軍進攻東普魯士，另外四個集團軍用來對付奧地利人。法國則在著手實施「第17號計劃」。法軍在8月6日之前接到的命令是不得進入比利時境內，飛機也不要飛越比利時領空，確保德國人為破壞比利時中立地位承擔全部責任。
只有英國在如何開始軍事行動的問題上舉棋不定，跟之前在戰和問題上猶豫不決一模一樣。內閣專門召開軍事會議。首次會晤在唐寧街舉行，由阿斯奎斯主持召開，時間是8月5日下午4點。擺在英國人眼前的困境在於能否下定決心，把那支小小的陸軍派到英吉利海峽的對岸去。格雷和諸如亨利·威爾遜這樣的老兵儘管一向支援渡海作戰，還跟法國人做過保證，可有幾位重要人物仍然堅決反對。這幾位大人物認為英國有能力、也應該只打一場海上戰爭。英國戰前有關大陸戰爭的計劃相當一部分集中在海上封鎖，對德實行經濟戰這一塊兒。可是，這個計劃要想開展下去並不容易，部分原因在於外交部並不希望同其他中立國家把關係搞僵，況且還指望著能夠繼續維持英國的貿易。對全球金融災難性崩潰的恐懼與擔憂是另外一個關鍵原因，使得英國在這方面束手束腳，不敢輕舉妄動，畢竟這樣的金融危機現在已經初露苗頭。更何況，既然戰爭危機看起來只需持續幾個星期，歐洲的命運就將塵埃落定，那麼花上好幾個月封鎖禁運，迫使德國垮臺，似乎無利可圖。另外還有人經過思考，提議利用皇家海軍的海上控制權，在德國的波羅的海沿岸派兵登陸，開闢第二戰場。
諾斯克裡夫勳爵是歐洲最有勢力的報業大亨，旗下擁有《泰晤士報》和《每日郵報》兩大報紙，一開始對捲入任何形式的大陸爭端都持堅決的反對態度。「我聽說要派英國遠征軍去法國，到底是搞什麼名堂？」勳爵對著手下一幫高階主管大聲叫道，「簡直是胡鬧。一個士兵都不要離開這個國家。我們的艦隊厲害得很，要什麼，就能幫什麼。我可不會支援派兵出國，哪怕一個兵都不成。要是敵人打進來該怎麼辦？我們英國自己該怎麼辦？沒有我的同意，一個兵都不許走。明天你就給我在報上登出來，叫他們統統不許走！」不過，這一回倒是難得，這位報刊大王在一眾編輯苦口婆心的勸說之下竟然回心轉意，改變主意——諾斯克裡夫的報紙對派遣遠征軍一事表示了支援。
有人在8月5日的軍事會議上提出了一些古怪的建議。陸軍元帥約翰·弗倫奇爵士對英國的那幫盟友表示嚴重懷疑，一心想著既然要打，那就不如單幹，一切行動都儘量不要讓法軍插手。弗倫奇在唐寧街的會議上提議在安特衛普一帶佈置陣地。中將道葛拉斯·黑格伯爵將指揮一個軍的兵力。黑格在會後寫道：「弗倫奇爵士說英國遠征軍從安特衛普開始作戰，和德軍發起對攻，會有‘優勢’。這種沒腦子的話，我一聽就怕了。也不想想德國人實力有多強，而且還保持兵力完整。」黑格日後將成為英國曆史上帶兵上陣的將軍裡頭最出名、沒準也是最出洋相的一個。他詳細闡明瞭自己的觀點，擔心「如果從一開始就和法國人各自為戰」，恐怕會輸掉這場戰爭，同時還對基奇納的看法表示認同，認為這場戰爭不可能很快結束。
黑格1914年時53歲，腦瓜機靈，相比其他人算是受過不錯的教育，在牛津大學讀了三年之後進了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黑格並非貴族出身，祖上是蘇格蘭人，以釀造威士忌為業。在時人看來，黑格既是一個有能力的管理者，又是一個會打仗的指揮官，不料名聲卻在死後一落千丈。從後來出版的戰時日記可以看出他這個人對於那麼多人戰死西線表現得無動於衷，冷酷漠然，而且對於陰謀暗鬥頗感興趣，確實令人噁心——黑格厚顏無恥地利用妻子多麗絲身為女王隨身侍女，謀取一己之私。不過，考慮到黑格生活的那個時代、階層還有社會環境，他這個人雖然永遠不會贏得後人愛戴，卻與1914年—1918年西線慘烈的背景相契合，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位軍事將領擁有與之匹敵的崇高名望。黑格身為軍人，能征善戰，絕非漫畫裡諷刺那般。
不過，黑格在8月5日的軍事會議上提議英國應該先緩一緩，推遲幾個月，待到兵力更加強大，在組織、訓練和裝備上準備更加充分時，再向歐洲派遣部隊。黑格的意見把亨利·威爾遜嚇了一跳。威爾遜一針見血地指出法國的生死存亡就算並非短短數日能夠看到，至少也是幾個月內才見分曉的事情。不管英國能夠派遣多少兵力，英國的盟友都迫切需要人手增援。英國政府之所以下定決心，立刻派遣遠征軍，威爾遜當記頭功。縱觀歷史，一個資歷相對較淺的軍官能夠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確少之又少。
軍事會議於是在翌日正式授權，政府批准向法國派遣遠征軍。遠征軍由一個騎兵師和四個步兵師組成。另有兩個步兵師暫時留守國內，負責本土防禦。留守部隊意在維持兵力平衡，以備緊急部署之需，任務包括在勞工階級不滿，可能引發社會秩序混亂時進行鎮壓。如此一來，英國遠征軍最初的兵力不僅比不上法國，甚至就連比利時都不如。即便如此，派遣遠征軍赴歐作戰也足以成為英國政府最關鍵的戰時戰略決定。畢竟，考慮到絕大多數英國政治人物以及國內民眾骨子裡的島國性，這些人原本永遠都不會去想一想自己的國家是否真的無法避免捲入這場歐洲大陸的地面戰爭。
一如事先預計的那樣，英國遠征軍的指揮權被交到了弗倫奇爵士的手中。這位61歲的老騎士擁有愛爾蘭血統，因在布林戰爭中立下戰功贏得盛名。就在幾個星期前，弗倫奇還因為捲入「克勒克兵變」麻煩纏身，甚至為此辭去了帝國陸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此番雖然重新走馬上任，可還是擔心職業生涯就此走到盡頭。雖然，自由黨政府和不少上流貴婦感覺這位約翰爵士可憐兮兮，值得同情，可弗倫奇作為最高司令官，還是不夠資格。弗倫奇視野有限，平生從未指揮過如此龐大的部隊。倘若去了法國，就得與這個關鍵盟友緊密合作，可他連一句法語也說不上來。黑格在8月11日寫道：「我知道在我國面臨如此危機之際，弗倫奇根本就不適合擔任如此重要的指揮職位。」黑格的這番話得到了業內人士一致認可。威爾遜本可擔任弗倫奇的總參謀長，因為英國高階軍官當中只有他一人在自信程度上堪比霞飛，卻因為在北愛爾蘭危機中大力支援橙黨深受牽連，不得不屈居阿奇博爾德·穆雷爵士之下，掛上了一個聽來相當古怪的頭銜——副參謀長。
勞合·喬治後來回憶起那段日子的紛爭迷茫，感慨道：「那是我頭一次覺得這位軍事領袖有多麼不靠譜，明明判斷錯誤還要固執己見，不僅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糕，還從不和人協調合作。法國和我們英國有史以來組建的最精銳部隊就這樣被他輸得一敗塗地。」誠然，這位政治人物是因為這場戰爭才口出此言，對軍人極盡挖苦之能。這位財政大臣的話，尤其是對於基奇納的侮辱確實過了頭。關於弗倫奇最中肯的評價應該是他身為總司令，接下來在戰場上的指揮能力，比起其他歐洲列強、不管是哪一邊的軍事同行來，都只能說是半斤八兩，一樣差勁。
基奇納給約翰爵士的指令是8月10日下達的，其中有一段極為關鍵。這一段話在接下來的好幾個星期一直被那位總司令理解為示弱膽怯的表現。話是這麼說的：「從一開始就必須承認英國的軍隊，加上應急增援部隊，在兵力上十分有限。只要時時考慮到這一點，就應該明確意識到最重要的保護措施在於更大程度減少人員傷亡和物質消耗……爾部理應，也定能找到機會，在戰爭中充分展示無畏的勇氣與嚴明的軍紀。不過，各級軍官都應清楚意識到這是我軍首次經歷歐洲大陸戰事，不像以往對付未經訓練的敵人，作戰行事務必更加小心謹慎。」換句話說，基奇納心裡清楚得很，即將到來的這場戰爭和自己十六年前在蘇丹，拿著大炮和加特林機槍大肆屠殺手持長矛的德爾維希人，完全是兩碼事。
英國人在1912年下半年，也就是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之後組織成立了一個鐵路執行委員會，應對戰時鐵路管理問題。此時此刻，委員會立刻行動，很快將遠征軍的部隊運送至各大港口，等待上船，效率之高，令人印象深刻。不過，就在弗倫奇計程車兵在皇家海軍的大炮保護下乘船越過英吉利海峽的時候，陸軍部還在就部隊登陸之後如何行動，爭爭吵吵，意見不一。基奇納預計德國人會越過默茲河長驅直入，因此傾向於將英軍集中在亞眠，遠在比利時邊境的後方。亨利·威爾遜對於陸軍大臣的意見深感不安，在8月12日會後寫道：「他還在以為德國人會從默茲河北面進攻，趁我們來不及集結部隊，把我們打個落花流水。」
基奇納的判斷是對的。事實上，他在戰略評估上體現出來的洞察力要遠在法國參謀部之上。可是，威爾遜認為英軍的頭等要務在於阻止德軍速戰速決——雖然當時還沒有發明「閃電戰」這個詞，但威爾遜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的看法同樣言之成理。就這樣，就在那個悶熱的夏天，就在陸軍部，基奇納最終向威爾遜做出讓步，同意英國遠征軍向前推進至邊陲重鎮莫伯日，在法軍左翼就位。
此時此刻，一切都只關乎調兵遣將，兵貴神速。《倫敦新聞畫報》刊載了一張照片，畫面上是報刊銷售巨頭「whsmith」連鎖店在倫敦的馬廄，馬兒被集中關在這裡，烙上印記。自願兵的訓練房和兵站一般設在各城市的中心地帶，這樣的話，地方自衛隊動員的騾馬炮兵連就要穿過倫敦金融區的中心地帶，奔赴戰場。巴黎有一位時髦的神父，叫作穆涅爾神父，有一天在巴黎北站外面一家咖啡廳裡聽一幫年輕人做懺悔。這幫年輕人個個家境殷實，正迫不及待等著奔赴戰場。「神父先生，快一點。我的火車差不多要開了。」有個人去位於阿斯托爾大街8號的格雷夫爾伯爵宅邸參觀，走進院子，見到一群年輕人，隱約記得好像在哪裡見過，後來才認出原來是伯爵僕人，正準備出發前去各自的部隊報到。這些房間曾經舉行過那麼多華麗盛大的聚會，現在人去樓空，只傳來空蕩蕩的回聲。訪客走進屋內，只見主人正在吃著冰冷的午餐，午飯是管家從外面餐館買回來的，這也是管家最後一次在主人面前服務。只見這位僕人摘下帽子，敬了個禮，然後便去貝爾福的軍營報到去了。
歐洲綿延數千英里的鐵路線上，一車又一車士兵隨著列車慢慢悠悠地搖來晃去，昏昏欲睡地向著指定的戰場進發。人們表達同仇敵愾的方法感覺多少有些做作。法國人在車廂兩旁用粉筆寫著「德國佬去死！」之類的標語；英國兵則喜歡用「絞死德國皇帝！」這樣的字眼。德國人的運兵列車上裝飾著新剪下來的綠色樹枝。弗萊堡有一個人，8月6日那天擠在人群裡觀看城裡的步兵團列隊出征，被小夥子們漂亮的軍裝，還有堅定的神情給深深吸引住了：「人群突然發出一陣歡呼，原來是機關槍連走了過來……接著是野戰炊事班……接下來是運送給養和馱包的馬車，所有馬匹都披著新的馬衣，每一輛馬車、每一件裝置都煥然一新。讓人賞心悅目。」在施奈德米爾，艾芙麗德·庫爾看見城裡的部隊邁著堅定的步伐，朝著火車站列隊走去，嘴裡唱著《堅守萊茵河》，贏得了圍觀群眾的陣陣掌聲。「士兵們肩並著肩，像灰色的潮水一樣湧上月臺。每個士兵的脖子上都掛著花環，要麼胸前彆著花圈。槍膛裡插著翠菊、紫羅蘭，還有玫瑰，好像要用這些花朝敵人開火一樣。每個士兵臉上都帶著嚴肅的神情。我還以為他們會興高采烈地笑起來呢」。按照德國人當時的道德規範要求，在車站慈善機構工作的年輕女子應該由年長的已婚婦女監護。一位地方長官不無挑剔地提醒人們注意：「在這支拿著武器的軍隊後面，還有一支為愛獻身的大軍。」
列車緩緩駛出月臺，把送行的人們拋在身後，漸行漸遠。一個高個子士兵把身子從車窗裡探了出來，小艾芙麗德大聲喊著：「再見！」那個士兵也報以善意的回答：「再見了，姑娘！」在312個小時之內，共有1.1萬列火車橫穿德國，將119754名軍官、210萬士兵和60萬匹戰馬送往法、比、盧交界的各個集結區。毛奇麾下七個西部集團軍的步兵、騎兵和炮兵一日之內便渡過了萊茵河，動用火車560列，每列均由54節車廂組成。
在俄國腹地，塞爾蓋·孔杜拉什金看著一列接一列長長的火車從眼前駛過，滿載著一車又一車士兵，緩緩朝北駛去，只聽見車廂與車廂之間減震器碰撞發出的咔咔聲：「女人們大聲喊著，哭著，送別自己的男人。有的人因為悲傷，已經虛弱到站都站不起來，只能互相依偎著，靠在對方胸前，哭喊著：‘天啊，他是我的男人，我的愛人啊！’」列車載著薩姆斯科伊輕騎兵團的戰馬與騎兵，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響，穿過莫斯科城。一位路人在為士兵們祈求上天保佑，還把一座聖像送給了機槍排的指揮官。
弗拉迪米爾·利陶爾是一名陸軍中尉，父母都住在聖彼得堡。利陶爾連跑一趟莫斯科中央電信局的時間也抽不出來，那裡是他唯一的地方，能夠打個電話，告訴父母自己已經出發上了前線。利陶爾後來寫道，其實不管發生什麼，父母也不會有多麼難捨難分。他們的態度很明確，既然兒子選擇了當兵這條路，那麼打仗就是合同上寫好了的事情。「他們只會希望我平安，簡單說一句：‘上帝保佑’」。車站裡頭，不少馬匹在拼命反抗，不願往塗著深紅色油漆的木頭車廂裡鑽。不過，馬是無論如何都要弄上車的。等到馬兒上了車，整團人馬也就動身出發了。火車一列接一列開出熱澤夫車站，向西南駛去。即將奔赴前線計程車兵們朝窗外望去，只見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中士，頭髮已是斑白，正挺直腰桿站在那裡舉手敬禮，臉上淌滿了淚水。
催人淚下的場面不止這一幕。利赫諾夫斯基親王在離開德國駐倫敦大使館時一路上哭個不停。符騰堡大公看著自己的部隊動身開赴前線的時候同樣潸然淚下。溫斯頓·丘吉爾在送別亨利·威爾遜前往法國的時候情難自已，嚎啕大哭，讓這位參謀官好不感動，寫道：「我從沒這樣喜歡過他。」雖然，有些即將出徵的英國士兵已經算是老兵，參加過殖民地戰爭，可其他人對於打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仍然一無所知。卡斯勒羅斯爵士是一名中尉，在愛爾蘭近衛兵團當軍官，這輩子幾乎從未受過軍事訓練，只是因為指揮官上司是家裡的世交，礙於面子才答應帶這個年輕人上戰場。護衛隊在招募人手方面自有一套。有個移居海外的英國人從加萊回國。此時此刻的英吉利海峽到處可見南下的汽船，船上滿載著英國遠征軍士兵。這個英國人坐船經過一艘運兵船，只見數百士兵沿著船欄，一字排開，用洪亮的聲音齊聲高喊：「我們勇於赴死！」英國人回憶起這一幕時不無感慨，說話的口氣依舊帶著他這個年齡和身份特有的傲慢：「這樣一場戰爭居然能讓這幫傻大個嘴裡發出這樣偉大的聲音，確實難得！」
8月3日凌晨5點，比利時擲彈兵團的查爾斯·斯坦和戰友們就被嘹亮的軍號聲給吵醒。兩個小時之後，斯坦和戰友們已經排好隊伍，領到了各自的戰地包紮包。團長上校對全團士兵進行了訓話，告訴士兵們戰爭看來無法避免，比利時必須為了保衛自己，奮戰到底。士兵們齊聲高喊：「國王萬歲！比利時萬歲！上校萬歲！」，隨後邁著整齊的步子，從圍觀的人群面前走過。人群中有人在歡呼，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女人則在哭哭啼啼。
即便如此，打仗似乎仍然是一件讓人不懂害怕，反而感覺興奮的事情。約澤·切維爾巴是一名畫家，年紀輕輕，頗有前途，此時此刻也成了一名奧匈帝國的步兵。他在信中向朋友吐露了心中的迷惑，寫道：「我到底回不回得來，只有老天知道。不過，如果真的回來，就得像個男人一樣堂堂正正地回來。我知道人在這樣的環境中都會成熟……這一年裡頭有太多事情讓我操心，讓我常常從夢中醒來。我都已經計劃好了去威尼斯旅行。」陸軍中尉夏爾·戴高樂寫道：「再見了，我的家，我的書，我熟悉的一切。一切或許就這樣畫上句號，生活看上去會比現在要緊張得多，最瑣碎的小事也會蹦將出來，讓人覺得慰藉。」話雖如此，可戴高樂承認自己並不害怕，有能力成為一名職業軍人。他在期待著這趟「未知的冒險之旅」，這場冒險自己「之前早就讚美過……毫不畏懼」。普略·德·迪於斯上尉屬於那種心裡懷著崇高快樂幻想的人。在他的筆下，「前線這樣的詞充滿魔力，讓人感覺無上光榮，豪情萬丈，包含著所有美好的、高尚的人類優秀品質。一想到為了保衛祖國，能將自己化為一捧黃土……出發的時候就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
8月16日是星期天，波茨坦車站聚集了一大群人，一個個歡聲笑語，熱情洋溢，身上穿著灰色的軍服，胸前的勳章閃閃發光。這些人即將登上列車。這11節車廂將載著德皇威廉二世、毛奇和一干隨行人員前往科布倫茨，剛剛裝修完畢的司令部就在那裡。總參謀長毛奇幾天前已經說了：「這個世界倘若還有一絲正義可言，那麼我們就必須打贏這場戰爭。」毛奇直到此時腦子裡仍然抱著這個念頭。儘管，下屬們頗有微詞，可鑑於毛奇身體狀態每況愈下，妻子伊萊扎和貼身侍女依舊得到德皇親許，隨軍同行，照顧毛奇的飲食起居，畢竟沒有任何人要比毛奇對挑起這場戰爭擔負更大責任。火車緩緩駛出車站，這一批身著軍裝的乘客們要經過一天一夜的旅行才能到達目的地。每一個人都對車上一絲不苟的安排嘖嘖稱道——每一間包廂外面都寫著乘客的名字；火車剛一發車，就餐座位順序就已安排停當。不過，還是有那麼幾位對如此美酒佳餚、奢華享受感到些許不安。有人心有疑慮地寫道：「我們到底是去打仗，還是去享受？」
有個10歲的男孩名叫伊夫斯·孔加爾，住在靠近色當的德法邊境線上。他在7月29日寫了這麼一段興高采烈的話：「我在想打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好想當一名士兵去打仗。」誰知道就在幾天之後，戰爭的殘酷就降臨到了孔加爾住的小鎮頭上——德軍先頭部隊越過邊界，進入法國。德軍佔領色當之後，把所有汽車、馬匹，還有喝的吃的，就連家裡的電話全都毫不留情地搶了過去。伊夫斯的爸爸也和其他人一樣被抓了起來，扣作人質，防止鎮上居民反抗。
總有一些人，不管再如何小心翼翼地踮著腳，都會踩進戰爭剛一開始的那一灘血泊之中。弗洛倫斯·法姆伯勒是英國人，在俄國自願報名當了一名戰地護士。她見到的第一個死掉計程車兵是一個軍官的馬伕，名叫瓦西里，是個小個子，還沒來得及上前線就被主人的馬一腳踢中腦袋，送到醫院後不治身亡。法姆伯勒偷偷跑到停屍房去看：「只見屍體又瘦又小，都已經乾癟得起了褶皺，看上去更像是個孩子，哪裡像個成年人？僵硬的臉上慘白慘白，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臉色這樣奇怪，兩頰也陷了下去。」人們在死者眼瞼上塗了些方糖，這樣可以把眼睛閉上。從此以後，戰死沙場的人再也不會有誰得到這樣的優待。美好的序曲已經結束。戰爭伊始的美好幻想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只有殘酷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