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大遷移
放眼整個歐洲大陸，這是歷史上最後一次伴隨著開戰宣言的到來，響起嘹亮的號聲。這號聲是那樣動聽，又是那樣讓人浮想聯翩。在類似弗萊堡這樣的小城裡，只見一名號手在一位警官的陪同下，坐著汽車呼哧呼哧地在城裡的大廣場上轉來轉去，每見到一個路人便會停下來，把最新的訊息再重複一遍。這些國家剛剛宣佈參戰，大多已經懷著徹底絕望的心態，迅速完成了從和平到戰爭的轉變。格哈德·塔彭中校是毛奇手下的作戰處處長。他承認自己在開啟辦公室保險箱，拿出德國《1914-1915年部署計劃》的那一刻會產生某種「異樣的感覺」。可是，軍事動員代表了這位總參謀長一生最偉大的職業成就。戰爭尚未到來之際，柏林一度擔心鐵路工人會在社會黨的鼓動之下舉行罷工，干擾計劃的實施，可是一切風平浪靜，無事發生。召集的四百萬大軍當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當了逃兵。
就內容而言，政府制定的應急方案遠不止動員機制這麼簡單。莫里斯·漢奇是大英帝國防務委員會的秘書，自1910年開始每年都對《戰爭手冊》進行修訂增補。《戰爭手冊》是一本紅色外皮的四開本，封面上的副標題用金色大字寫著：「關係緊張及開戰時部門行動協調所用。」最新修訂完畢的《戰爭手冊》從1914年6月30日開始在白廳內部分發。全書共318頁，書頁均為灰藍色，書中詳細寫明政府各部門戰時職責之所在。首先寫的是「預防階段」：「（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大臣在預見國家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捲入戰爭威脅時必須提前向內閣發出警告。」《戰爭手冊》在語句措辭上給人感覺總在拐彎抹角，好像生怕得罪人似的。書中強調了謹慎行事的重要，寫道：「外務次官須對相關工作人員給予特別指令，指示其必須在關係緊張及一切與預防措施有關事務方面保持最大剋制。」
手冊接下來分門別類地闡述了各種各樣具體的必要步驟，比如說如何向議會提交法案、控制外籍人士、引入審查制度、搶奪敵方商船、切斷敵方潛艇電纜、在海峽群島派駐民兵，以及通知中立國即將對敵方港口實行封鎖，等等。有一條附錄專門針對電報通訊管理，寫道：「應將電報按照數量多少、優先權的順序標識出來，我們假設……聯合王國將在這場戰爭中很快發現必須面對三個同盟國的合力進攻。」手冊對陸軍部提出警告：「務必採取某些特定防禦措施，以防敵方背信棄義、暗中偷襲。」海軍部首席保密檢查員的電報掛號被設定為「搜遍倫敦」。內政部收到的指令是向各郡警察局長髮出警告，要求「對行蹤可疑的外國人給予特別注意」。8月份的頭幾天裡，就真的發生了這種事情。
令塞爾維亞人感到鬱悶的是自己的國家為形勢所逼，不得不趕在收割季節之前動員應戰，而不像前兩次巴爾幹戰爭一樣等到秋天來臨，那個時候糧倉早已堆滿。讓人難過的不只是看到男人們背井離鄉，奔赴前線，就連馬車和耕牛這些寶貴的生產資料也要被一一帶走，送給軍隊。即便如此，按照塔迪加·佩約維奇的描述，身邊的每一個人仍然在放聲高歌，「因為這是塞爾維亞人的傳統，在士兵們上戰場之前要為他們高歌送行」。不管是年紀輕輕的，還是上了年紀的，沒有人說得準這一走會要多長時間才能回來。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在爭相追問，自己的家為什麼成了這個樣子。
雖然，對敵人的寬容很快就將從各交戰國民眾的生活中消失，可善意在8月份還是能夠感受得到。英國全國自由教會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全面大戰的罪孽與恐怖已經降臨到每一個歐洲人的頭上。不要去糾纏到底是誰的責任，因為那樣做沒有意義。」亨利·w.內文森是《每日新聞報》的駐柏林記者，筆下描寫了自己看著德國的年輕人離家遠去、奔赴戰場的情形：「小夥子們身體健壯、接受過良好的訓練，和我們英國的年輕人是一樣的出身。」內文森讚頌了德國肥沃的鄉野，孩子們穿得乾乾淨淨、行為舉止規規矩矩，還有德國為推動世界進步做出的一切貢獻。一些英國學者同樣懷著讚許的心情，盡力讓人們保留對德國的一絲敬意，即便這個國家現在已經成為英國的死敵。「只有愚昧無知的人才會愚蠢到去嘲笑德國的文化。」劍橋的一位神學家如是寫道。
有一箇中學教師，31歲，住在格拉茨附近，是一個狂熱的奧地利民族主義支援者，在日記裡簽名的時候總會寫上自己的簡稱「艾塔·吉」。有一天，朋友馬薩跟艾塔說起有些人應徵參軍，感覺痛苦。艾塔越聽越反感，於是大聲反駁起來。「不好意思，」艾塔打斷了朋友的話，「如果有誰因為這個訴苦，那可真是不可理喻。我認為這是懦夫的行為。是的，完完全全就是一個懦夫！」回到那個年代，引經據典幾乎等於有文采的代名詞。年輕的愛德華·比爾來自比利時，家中兄弟四人。他在應徵加入比利時武裝部隊時無不驕傲地用上了凱撒大帝的名言：「比利時人才是高盧人中最勇敢的。」
作家塞爾蓋·孔杜拉什金正與家人在俄羅斯南部度假，目睹了祖國大規模動員的場景，寫道：「無所不能的國家機器記錄下每一個人的名字和號碼，不管你是身在高加索的遙遠群山之中，還是住在阿瑪瑙斯的冰川之下，都能找到。信使快馬加鞭，把電報送到醫生、教授和工程師的家門——人人都要上戰場！個人已經無法乘坐火車遠行，郵件運送時斷時續，有一陣子都不接受私人傳送電報。幾百年來習以為常的正常生活看上去已經陷入停頓，悄無聲息的斷了開來，被納入了戰爭的軌道。」
俄國的動員兵力不過是停留在紙面上的一個數字而已，從未達到過完全的潛力。雖然就數字而言是各交戰國中最大的，可大多數應徵入伍計程車兵對於到底該幹什麼完全一無所知。伊萬·庫切尼哥描述了村裡發生的一幕：不知從哪裡突然出來一個警察，挨家挨戶敲門，把村民全都召集起來開會。村民們一頭霧水，不知發生了什麼，一個個你問我，我問你，誰也不知道答案。村裡的長者突然開口要大家安靜下來，說道：「孩子們，出大事了！敵人打過來了！敵人已經開始進攻我們偉大的祖國母親俄羅斯，偉大的父親沙皇陛下需要我們的幫助，德國現在就是我們的敵人！」人群中發出一陣轟響：「德國人！是德國人！」長者提高了嗓門，要大家再次安靜下來：「是的，孩子們，為了節約時間，就不要搞什麼名單了。誰要是覺得自己身體健康，能夠為國出力的，就去阿來斯加區指揮官辦公室那裡報名。我給大家提個醒，最好帶上兩套內衣，其他東西那邊都會給你，大家手腳利索點，趕快行動吧。」人們四散開來，各自回家，田裡的農活早被丟在腦後。庫切尼哥寫道：「上帝啊，臨到不得不走的時候，好多人都哭了。」庫切尼哥的女兒才剛剛五歲，坐在爸爸懷裡，頭倚著爸爸，說道：「爸爸，你為什麼要走？為什麼要離開我們？你走了，誰來賺錢養活我們啊？」女兒抱著庫切尼哥親了又親，庫切尼哥的眼淚唰的一下流了出來：「孩子的問題我答不上來，只好說，乖，爸爸很快就會回來的。」
在法國，自動員令頒佈以來已經過去了整整15天。應徵入伍的人必須按照年齡分組報到，年紀最小的最先報到，年紀最大的最後報到。軍營處理起新兵來，速度快得嚇人。一個人剛進來報到，只用20分鐘就脫掉了平民的衣服，洗完澡，換上一身軍裝，然後就被分配到了各自所在的單位。法國得到了殖民地僱傭兵團的增援，這些僱傭兵大多來自北非。法國一共集結了380萬受訓士兵，和德國兵力大體相當。伊弗雷姆·格勒納杜是個農民，才17歲，剛剛參加完好友的葬禮，還在守靈。一群憲兵騎馬跑進了他住的小鎮厄爾·盧瓦爾聖盧，貼了一張白色的公告，上面寫著幾個大字：「全民總動員。」「中學校長朝我們大聲喊著，要我們去敲鐘報警。現在正是農忙季節，所有人都丟下手裡的農活，圍在了鎮公所前面。」男人們互相問著對方：「你什麼時候動身？」「我明天就走。」「我？後天走。」「我是25日。」「什麼，你不打算走了？25日我們都走了。」第二天，聖盧鎮專門宣讀公告的傳報員阿奇里斯在鎮裡跑上跑下，一面吹著小號，一面大聲宣讀著最新的訊息：「家裡有靴子還能穿的，都記得帶上。每人可以領到15法郎。」
8月1日下午4點30分，兩輛警車開進了伊澤爾省瓦爾提列村的教堂廣場，一同到來的還有動員令。村裡的敲鐘人很快把村民召集起來，村裡的一位老師是這樣描繪當時的場景的：「感覺就在那一刻，封建時代的老式敲鐘報警方法一下子又回到了眼前。沒有人多說一句話。有些人屏住呼吸，還有一些人驚得目瞪口呆。不少人手裡還拿著叉乾草的叉子。女人們互相問道：‘敲鐘是怎麼回事？出什麼大事了嗎？’女人、孩子、男人，人人充滿了焦慮，情緒激動。婦人們緊緊挽著丈夫的胳膊。孩子們看著母親在眼前抽泣，也忍不住嚎啕大哭。」大部分男人隨後去了咖啡館，討論接下來的農忙收成該怎麼辦。大家都表現得非常鎮定。
保羅·古當是一名陸軍中士，一想到要丟下臥病在床的妻子和四個孩子，照料家庭的重擔要落在年邁的父母身上，就感到十分難過。好在宗教給了人們勇氣支撐下去：「上帝賜予我力量，把所有恐懼和擔心拋到一旁，一心一意只想著保衛祖國。」亨利·佩蘭在維埃納開了一家鐵器店，成日里滿城跑來跑去，忙著討債，還得花大把功夫教年輕的妻子如何打理生意，好在自己不在的時候照看店面。一家人後來雙膝跪下，祈求上帝保佑。佩蘭對兩個年幼的孩子解釋道：「爸爸要出門一段時間，去給國家辦事。」在成千上萬的火車站，到處都能見到人們三五成群，或強忍悲痛，或愁容滿面，或旁若無人地放聲大哭，每一個男人都在親人的簇擁之下登上火車。有個人興高采烈地大聲喊道：「大家都跟我出國去柏林吧！我們到柏林去慶祝吧！」安德烈·紀德以旁觀者的筆調寫道：「人們臉上雖然掛著微笑，卻無人鼓掌。」有些農民把這樣的場合當成了過節——這幫鄉下的年輕人還從來沒有這樣放肆過。有幾個試圖躲進林子裡藏起來，可家裡的女人不依不饒，把大部分逃跑的男人給抓了回來，逼著這幫沒用的大老爺們去軍營報到。
歐洲正在經歷規模龐大的人口移動，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的動盪起伏。「那麼多男人離開了家，」法國一家地方報紙《伊澤爾十字報》寫道，「人們無不感到憂傷，悲傷的氣氛籠罩在多芬納的小城和村莊上空。」格勒諾布林學院院長寫道：「沿著山谷一路走來……以往村裡男人們趕集時熟悉的歡聲笑語，咖啡館和集市廣場上生機勃勃的‘村民談話’全都消失不見了，剩下的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一個個愁眉苦臉、默不作聲。」隨著熟練工人被徵去參軍，汽油儲備也被撥給軍隊專用，工廠裡的機器不再轟響，麵包也變得短缺起來。在馬勒瓦，有個司機古道熱腸，主動把自己汽車油箱裡的油吸出來，這樣就有足夠的燃料好讓脫粒機開上兩天，把莊稼給收了。
英國是各交戰國當中唯一一個沒有建立一般軍事勤務制度的國家。正因為如此，英國的職業軍隊才規模相對要小，只有247432人。其中還有一半分散在帝國的各個角落。歐陸列強個個擁兵百萬，受過訓練計程車兵集結起來可達好幾百萬。英國與之不同，號召入伍的預備役只有145347人。這些人都是老兵，以前參過軍，有約在身靠得住，能夠招之即來。此外，還有平日兼職參加地方自衛隊的268777人。徵兵工作進展還算順利，可仍然有一部分人不願擺脫平民生活，表現得極不情願，甚至公然反抗。萊昂內爾·丁尼生是英國皇家步槍兵團的名譽隊長，也是詩人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的孫子，他作為一名板球運動員去年冬天還去南非參加了國際板球錦標賽。有15個預備役士兵表現極不配合，處處作對，他們的行為後來被人稱作「布林什維克式唱反調」。於是丁尼生判處這15名士兵「軍營禁閉」21天。套用丁尼生的話來說，這樣「可以讓他們消停一點」。
奧地利人集結起來的軍隊就像浪漫王國魯裡坦尼亞的軍隊一樣沒用，根本打不了他們主子一心想打的這一仗。奧地利軍隊的最大能耐在於那一身花裡胡哨的軍禮服，還有吹拉彈唱樣樣精通的軍樂隊。有些大炮還是1899年生產的銅製炮管。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們也許對打敗塞爾維亞充滿熱情，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一直都在逃避兵役，把參軍打仗這種事情丟給地位卑微的平民百姓去做。上了年紀的人發現自己上了前線，年輕力壯的那幫傢伙卻留在後方，把守橋樑和車站。戰爭初期的傷亡人員表顯示死者當中不少人年齡都在42歲以上，在家裡都是已經做了父親的人。徵召醫生更是引發嚴重問題，尤其是在阿爾卑斯山的農村地區。那些地方通訊條件極其簡陋，馬匹、推車和馬車都被軍隊悉數徵用了去。康拉德為了進攻塞爾維亞，特意從斯拉夫少數族裔中徵兵，組織部隊。維也納自欺欺人，以為這是妙棋一招，讓斯拉夫人同室操戈、手足相殘，這樣一來就能增強哈布斯堡帝國臣民對帝國的忠誠。
人們對於到底哪個國家應該拿起武器，站在哪一邊作戰，還是感到迷惑不解。有個日本人在柏林街頭得到人們的擁抱，一頭霧水，莫名其妙。原因是有人謠傳日本會為同盟國撐腰鼓勁。義大利據說也會加入同盟國作戰。所以當義大利勞工回家路上碰到向前線開拔的哈布斯堡帝國軍隊時，奧地利士兵們會熱情高呼：「義大利人，好樣的！」義大利工人也會報以同樣熱烈的回答：「奧地利萬歲！」誰也不曾料到，義大利的軍隊正處在朝不保夕的境地。戰前的絕大多數時候，這個國家竟然連一個總參謀長都沒有。原來的總參謀長在7月1日一命嗚呼，呂吉·卡多爾納伯爵直到27日才奉命接替死者，走馬上任。卡多爾納剛剛承諾義大利為德國提供支援，就發現自己許下的保證遭到了外交大臣的一口否決。義大利之所以有意參戰，純粹為了搶奪領土，特別是希望能將塞爾維亞的部分地區，還有哈布斯堡帝國講義大利語的那一部分收入囊中。扯皮隨之而來，圍繞著支援德國是否違憲爭爭吵吵。義大利國王維托里奧·埃瑪努埃萊三世原本打算應卡多爾納請求，簽署動員令，與德奧並肩作戰，誰知到了8月2日，內閣竟然投票表示中立。雖然不少奧地利人和德國人對義大利人的背信棄義嗤之以鼻，可義大利好歹得以暫時避免一場流血犧牲的戰爭立刻到來。
此時此刻的歐洲隨處可見平民百姓四處奔走，想盡辦法回到故國。傑弗裡·克拉克原是英國皇家步槍兵團的一名軍官，住在巴黎市郊。克拉克在巴黎車站的月臺上碰到一個鐵路部門的員工，二人攀談起來。那個法國人正在趕路，準備去自己所在兵團報到，他問英國人打算去哪兒，得到的回答是正準備回家參軍。「哦！」法國人熱情地答道，「這麼說來，我們算是同路人了。」法國人伸出手來，一邊握手一邊說道：「再見！很快就能再見了。」在德國，50萬俄國勞工被迫辭去暑期工作。在英國，成千上萬在德國酒店和餐館打工的人成群結隊地登上渡輪，去往中立國荷蘭。柏林有數百英語教師因為手頭現金緊張，陷入困境，一籌莫展。匆忙回國的美國遊客多達8萬。有些坐的是「維京」號郵輪，船是這些人集體湊錢包下來的。火車站人滿為患，全是來自各個國家、走投無路的人們。倫敦一家鞋店的老闆喬治·加爾平有一個德國鄰居，住在溫布林登，大戰爆發前不久正好回了德國。加爾平把這位德國鄰居送到維多利亞車站。剛剛成為敵人的德國鄰居開玩笑說道：「別太擔心了。等到我們打到英國的那一天，保證絕不會虧待你和你全家人的。」
彼得·科勒惠支是東普魯士畫家凱綏·珂勒惠支的小兒子，出生在一個充滿藝術氣息和左派思想的家庭。大戰將至，17歲的彼得正與三個夥伴一起在挪威度假。幾個人經過一番商量，決心應徵入伍，於是搭上了一列從卑爾根開往奧斯陸的火車返鄉。車上有些乘客來自英國和法國，對幾個年輕人非常友好，讓他們感到過意不去。彼得幾個人最終抵達柏林，「一談起自己馬上就要成為一名戰士就興奮不已，再一想到有美女相伴，還有戰場上的廝殺場景，更是激動得難以自已」。家裡人雖然為此大吵了一架，可彼得的父親最後還是在參軍令上籤了字，同意還不到入伍年齡的彼得參軍。彼得和哥哥漢斯二人於是動身前往軍營報到，留下父母在家「哭啊、哭啊，哭個不停」。彼得在背囊裡放著母親臨行時送的禮物，一本歌德的《浮士德》，就這樣去了前線，再也沒有回來。
有些外交人士仍然表現得漫不經心，好像天下依舊太平。這些人繼續懷著19世紀紳士戰爭的心態，毫不掩飾自己身為外交官的受保護地位。在巴黎，有人在8月2日晚上還看見巴伐利亞外交大臣在里茲飯店用餐。奧地利大使塞琴伯爵反應更加遲鈍，還在時髦的同盟俱樂部裡面大快朵頤，全然不懂得看俱樂部其他成員臉上的慍色。其他人沒有辦法，最後只好把他拒之門外。在柏林，法國大使朱勒·康邦從德國人那裡得到告誡，不要讓手下去布里斯托酒店吃飯，因為很難保證安全。賓主雙方對此都大為光火。康邦發了脾氣，怒道：「你們告訴我，到底要我的人去哪裡吃飯？我只知道去布里斯托酒店吃飯的人都是有教養的。」這位法國大使打電話給酒店，要求對方將為使館工作人員備好的飯菜趕快送來。酒店經理回話說，除非外交部授權，否則無權行事。從8月3日晚上開始，直到次日上午，康邦一直都在手忙腳亂地燒燬秘密檔案，忙得焦頭爛額，直到一切準備停當才乘車去往中立國丹麥，借道回國。
海上傳來的訊息同樣緊張萬分。「戈本」號戰列巡洋艦，還有保駕護航的輕巡洋艦「佈雷斯勞」號在地中海上居然大難不死，一路向東，逃之夭夭。英國皇家海軍笨手笨腳，犯下的錯誤簡直貽笑大方，把個溫斯頓·丘吉爾氣得火冒三丈。德國報紙《沙龍報》用勝利的語氣報道了「戈本」號8月2日從墨西拿出發的情景，寫道：「煙囪裡冒著滾滾濃煙，寂靜中只聽見起錨時錨鏈咔嚓作響。現場聚集了差不多1000人，爭著湧向碼頭。‘戈本’號上傳來‘萬歲，勝利者的桂冠’的樂曲聲，每一個音符都聽得清清楚楚。軍官水兵們分列戰艦兩側，低頭行禮。船上的人都在為最高統帥高聲祝賀，三呼萬歲，歡呼聲傳到岸上，碼頭上的人群依舊一片安靜，鴉雀無聲。每個人都為德國海軍的沉著自信，傲然迎戰的樂觀姿態感動。當天晚些時候，有（假）訊息傳來，說有人發現了一艘英艦殘骸。無論如何，有一件事確鑿無疑：德國人闖了過去！」
德國人的確闖了過去，英國皇家海軍搞糟了這次追捕行動，遠在倫敦的海軍部對此大為懊惱。英國人給了兩艘德國軍艦機會，讓他們得以直闖達達尼爾海峽。待到進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成功說服柏林，將兩艘軍艦連同全體船員送給土耳其海軍。這一幕堪稱戲劇性十足。「戈本」號在與英國海軍的對抗中贏得了勝利，或許讓土耳其人在觀念上產生了重大變化，最終倒向了同盟國陣營。當然，土耳其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更具決定性意義的仍然在於英國人幾十年來一貫的輕視與怠慢，尤其是奪走克里特島和塞普勒斯，無一不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感到痛苦。再說，土耳其人對俄國人同樣又恨又怕。
大戰在即，最可怕的先兆莫過於銀行信貸一潰千里，在號稱「世界金融之都」的倫敦城裡立時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連好幾天，貨幣制度如危牆一般搖搖欲墜，直到財政大臣8月13日痛下決心，誓要頂住壓力，英格蘭銀行出手買下總值超過3.5億英鎊的未承兌匯票才得以穩定局勢。雖然，這筆錢數目之大令人咋舌，可這次出手干預總算是挽救了危在旦夕的金融體系。
第二節群情高漲
有些人面對歐洲大戰事態的發展，表現得相當平靜，泰然自若。在普魯士的施奈德米爾，12歲的艾芙麗德·庫爾問奶奶，德國到底打不打得贏。「奶奶這輩子，德國打仗還沒輸過，」老婦人驕傲地答道，「所以，這一回也不會輸。」孫女好像越聽越不明白，打仗不是應該驚天動地嗎，為什麼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根本就沒有什麼影響呢。她接著說道：「那我們可以繼續吃香腸、臘肉，去散步，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
說來奇怪，大部分交戰國都指望這場戰爭能夠速戰速決，不要拖得太久。沒什麼見識的人這樣想也就罷了，可就連那些讀過書、見過世面的也抱著這樣的幻想。部分原因就在於那幫經濟學家。這幫人雖說向來缺乏正確的判斷力，卻還在信誓旦旦地說什麼歐洲一旦打起來，很快就會資金短缺。不過，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幫深謀遠慮的軍士將領，他們深知歐洲一旦爆發全面大戰，勢必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惡戰。
《浮士德》依舊在巴黎歌劇院上演；在報紙上仍然能夠找到某個孩子被送牛奶的貨車撞倒，不幸身亡的訊息；人們在展望未來的研討會上討論在英吉利海峽下面開挖隧道的種種好處。誰知到了8月2日，這座法蘭西之都就宣佈進入臨時圍城狀態。巴黎市政府將維持公共秩序的工作全部交由軍隊負責，實行嚴格的出入制度，禁止各種集會和娛樂活動。三天之後，巴黎通過法令，「戰爭期間報刊不得隨意發表輕率的言論」，除非經政府或最高統帥部授權，否則嚴禁釋出任何與軍事有關的訊息，新聞記者不得進入作戰地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身為法軍最高統帥的霞飛，幾乎將所有國家權力集於一身，這讓他在德國的同行毛奇妒火中燒，畢竟後者要處處受制於德皇。巴黎街頭不少商鋪掛出牌子，上面用半是遺憾、半是驕傲的口氣寫著：「店主和店員已經動身，為法蘭西而戰，本店暫停營業。」咖啡館和酒吧一到晚上8點就打烊，餐館則是晚上9點半。騎兵們把營寨紮在了巴黎的林蔭大道上，戰馬被拴在街頭的栗樹下。晚上10點不到，這座歐洲昔日最為繁華喧囂的城市已經變得鴉雀無聲、一片沉寂。
德意志帝國議會8月5日一致通過決議，發行總額50億馬克的戰爭公債。社會民主黨議員雖然大部分反對開戰，卻對這項決議表示了支援。戰爭既然已經成為事實，那麼之前執著的信念也就不再重要，愛國主義高於一切。這一點在英國和法國同樣如此。社會黨人對保守派奚落自己是「沒有國籍的人」尤為敏感，出於無奈，只好團結在了同一旗幟下面。不僅如此，左右兩派都對俄國又恨又怕。大部分德國人真的以為自己的國家正被敵人團團包圍。《慕尼黑新報》8月7日用痛楚的筆調回顧了外敵入侵的往事。這些老生常談的話題早就耳熟能詳，現如今舊瓶又裝上了新酒：「這是對日耳曼民族的敵意，敵意這一次來自東方。」半官方報紙《科隆報》宣稱：「英國已經攤牌，每個人都看到了英國人的底牌：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陰謀。」
《新普魯士報》頭一個用上了「政黨休戰」的字眼來描述德國政壇各大黨派停止爭吵的新局面。這個詞源於一箇中世紀的傳統，當城堡被敵人包圍，遭到圍攻的時候，城裡的私人恩怨都要擺在一旁，不得再提。此時此刻，「政黨休戰」再次成了廣為人知的平常字眼。法國同樣如此。總理勒內·維維亞尼在8月4日創造了一個新詞：「神聖的團結」，這個詞從此被法國人掛在了嘴邊。話是這樣說的：「大戰在即，法蘭西的兒女們將英勇地保衛祖國，我們神聖的團結在敵人面前堅不可摧。」報紙頻頻打起口水仗。《伊澤爾十字報》作為天主教的喉舌，公開宣稱這場「洗刷罪孽的戰爭」之所以會降臨到法國頭上，完全是因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犯下了累累罪行，是懲罰報應。「到處都有這樣的想法，」另外有人寫道，「認為這場戰爭將會淨化空氣，從今往後一切都將變得美好起來。」社會主義報紙《人民權利報》則用了另外一個措辭：「和平之戰」。
英國同樣如此，一團和氣成為主旋律。8月11日，英國政府表態，歡迎所有被赦免的在押婦女參與政論。大名鼎鼎的潘克斯特一家裡面，西爾維亞還在繼續為和平祈禱，姐姐克里斯塔貝爾和媽媽艾米琳則在大聲痛罵「德國鬼子」。英國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宣稱工會聯合會將這場戰爭視為「對和平以及不受約束民主政府的保護與維繫」。一如某些當代歷史學家一樣，當時不止一小部分人認為同德國打仗有助於避免英國產業工人與僱主及政府之間產生激烈的暴力衝突。
愛爾蘭自治黨黨魁約翰·雷德蒙德表現出了極其開明的調和姿態，他在對下院的發言中講道：「在愛爾蘭，自願兵分為兩大派。一派出現壯大在南部。我要對政府說的是，叫他們最好明天就把派來的每一個士兵都從愛爾蘭撤走。我要說的是，愛爾蘭的海岸將由愛爾蘭自己的孩子來保衛，將不受外敵侵略。為了這個目的，南部武裝起來的民族主義天主教徒非常樂意和北愛爾蘭的武裝清教徒們共同拿起武器，並肩作戰。」雷德蒙德的講話雖然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可發表這樣的言論，也等於就此放棄了自己身為愛爾蘭民族主義旗手的身份與地位，從而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每日郵報》主管湯姆·克拉克在8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北愛地區那場不是戰爭的戰爭早已被人淡忘。人們每每談起此事，總會輕聲哀嘆，感到惋惜。過去幾天發生的一切如同一場噩夢……我們現在已經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這一步走得要讓人感覺舒服得多。（英國人民）清楚自己面臨什麼樣的困難。他們有信心，卻不驕傲。今天每一個人都在牽掛著北海。也許就在今晚，戰爭就會在北海打響，就將決定我們的生命安危。」《泰晤士報》寫的社論聽口氣與其說像個學究在嚴厲說教，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箇中學生，嘴裡充滿了浪漫與激情：「（不列顛的人民）不僅感受到了，心裡同樣清楚正在接受召喚，為了實現一如既往的事業，拔出劍來。就像威廉國王在王旗上寫下的大字一樣，不列顛的人民將再次‘保衛歐洲的自由’。」正是為了這樣的事業，威靈頓公爵才會在西班牙半島浴血奮戰，納爾遜子爵才會在特拉法爾加為國捐軀。這是一場以弱勝強的事業，是小國人民英勇反抗強大鄰國的事業，是法理戰勝蠻力的事業。
戰爭讓不少人一下子變得大方起來。這些慷慨舉動有的管用，有的卻派不上用場，大多隻能招來一頓臭罵。有位法國名人把珍愛的汽車捐給了國家，沒想到幾天之後卻在裡沃利大街見到了自己的愛車，裡面坐的竟然是陸軍部長的情婦，當時的心情簡直可以說是怒不可遏。勒文施泰因-韋爾特海姆-羅森貝格的阿洛伊斯親王是一位德國貴族，家境富有，對於打仗動武毫無興趣，以前就逃過兵役。可是這一回，親王也和不少同胞一樣將自己的一輛豪車主動送給了巴伐利亞陸軍，並且毛遂自薦，提出願意開車，當個司機，「好為國家貢獻一點力量」。不僅如此，親王還將在小霍伊巴赫的城堡騰出來，改作醫院，可以接納十名軍官和二十名其他級別的軍人，並且承擔所有醫療費用。親王因此被授予了中尉軍銜。親王的裁縫這下子可忙壞了手腳，足足花了兩個星期才為親王量身定做出軍裝制服。親王就這樣一身戎裝，高高興興地上前線去了。
對於有錢的權貴來說，既然自己不用應徵入伍，親身感受槍林彈雨的滋味，那麼就要出錢為大眾做點貢獻。英國搞了個「國家賑濟基金」，捐贈者名單上頭一個寫著的便是英王喬治五世的大名。英王捐了5000英鎊，王后隨後又加了1000幾尼。歐內斯特·卡塞爾爵士和諾斯克裡夫勳爵各自捐了5000英鎊，德比伯爵捐了2000英鎊。地位越低的，出錢越少。不過，沒有任何人說得清楚，這筆現錢到底該用在什麼方面才算起到了作用。還有人搞了個塞爾維亞救濟基金，到9月份已經籌得十萬英鎊。薩瑟蘭郡的公爵發起倡議，呼籲貴族們把各自鄉間大宅的大門開啟，當作醫院。不過，騰出來的250間宅邸中不少因為下水道堵塞，起不了作用。公爵於是又想出來一個法子，宣佈將倫敦的一家療養院騰出來，並把醫務人員配置齊全，專門接收病人。海軍部有位官員將信將疑，親自前去打探究竟，結果大吃一驚。原來，這位公爵真的在維多利亞大街有一座醫療機構。這座醫院起初是為了北愛爾蘭義勇軍設立的，當時正等著北愛爾蘭打內戰。
數百萬德國人發起愛心募捐，為士兵送去食品、飲水、香菸和衣物。不過，人們幫助傷者的滿腔熱情有時也會過頭。《北德意志通訊報》提醒家境富有的女士不要邀請窮人家的孩子去家裡做客，因為與生活標準比自己高出一大塊的人打交道，有可能讓地位低下的一方感到不滿。有些貿易公司找到了新的商機。科陶德紡織廠打出廣告，推銷自家生產的黑色防水縐紗，聲稱「默哀時戴上這個會顯得更加時髦」。博柏利公司推出「現役服裝」，在廣告詞裡聲稱：「每一位軍官都希望擁有自己的博柏利防水服。」成衣商「thresher&glenny」靠著製造軍裝，生意做得紅紅火火。羅斯公司的雙筒望遠鏡銷量大增。有一家公司專門製造兩輛跑車，在廣告詞裡大力推薦自己的跑車適合「軍官和其他人士」。在巴黎，銷售針織品的店鋪開始銷售厚內衣和毛襪。這些都是非夏令季節的產品，適合作戰所用。有人投訴倫敦的槍械生產商「韋布利和斯科特」，抱怨這家公司的左輪手槍7月份才賣5幾尼一把，現在居然漲到了10英鎊。
這些「投機倒把」的行為引起了公憤。人們開始囤積食品，迫使一些德國商家關門，幾乎所有店鋪都在漲價。在慕尼黑，土豆價格翻了一番，麵粉漲了45%，鹽漲了3倍。在漢堡，一群憤怒的婦女衝進一家商店，痛斥店主「發戰爭財」，拿起店裡的香腸把老闆狠狠打了一頓。據《德國人民報》報道，一群買菜的和一個賣菜的女人就土豆漲價大吵了一場，土豆以往一千克只賣6到7芬尼，現在已經漲到12芬尼。賣菜的女人兇巴巴地辯解道：「好吧好吧，你們要是不喜歡這個價，我就把土豆都賣給俄國人去！」幾個人聽了立刻衝上前去，扭打起來，直到警察趕來，才把女人從憤怒的市民手中解救出來。
與此同時，雜誌上到處都是士兵和軍事裝備的照片和圖片。報紙上除開與戰爭有關的新聞，其他一律不見了蹤影。不過，這些訊息大部分都是空穴來風。數學課上，老師在教孩子們做加減法時也用上了與士兵和軍艦有關的應用題。描寫戰爭的詩歌鋪天蓋地，幾乎無一例外粗製濫造，不忍卒讀。好比桂冠詩人羅伯特·布里奇斯的女兒伊麗莎白就寫了這麼一首：「把我拿去儘管用，英格蘭！在你需要我的時候。然後再還給我，英格蘭！如果我的生命你還需要。這樣的禮物會更好。死亡，我會為你的事業獻出我的生命！」倫敦的杜莎夫人蠟像館把德皇威廉二世的蠟像從皇家陳列館移到了恐怖展室。英國人一向以英式幽默出名，現在也受到了戰爭影響。蕭伯納寫了一篇文章，調侃交戰雙方不如把各自的軍官一槍打死，散夥回家，結果惹來麻煩，圖書館和書店紛紛將蕭伯納的作品下架。那位自命不凡的文學大師約翰·柯林斯·斯夸爾號召人們把蕭伯納渾身塗滿柏油，沾上羽毛。蕭伯納依舊不知悔改，反唇相譏道：「倘若聯軍真的有心讓德國亡國滅種，那麼合適的方法應該是殺掉所有的德國女人。」
8月2日，來自舍伍德森林步兵團一個連計程車兵列隊開進了泰恩河畔的阿姆斯特朗造船廠，他們各就各位，部署在了一艘無畏艦周圍。船已經差不多完工。這是一艘註定成為土耳其海軍驕傲的軍艦。500名土耳其水兵同一時間正乘坐一艘老舊的客輪沿泰恩河順流而下，準備接管軍艦。誰知，溫斯頓·丘吉爾臨時變卦，皇家海軍需要優先使用。於是，短短幾周之內，「雷沙迪赫」號就改了名字，成了「埃林」號，開赴斯卡帕灣，與大艦隊會合。另外一艘戰列艦「奧斯曼蘇丹一世」則成了「阿金庫爾」號。英國儘管提出向土方每日支付1000英鎊，作為徵用軍艦的費用，並且承諾戰爭結束時原物奉還，否則全款賠償，可土耳其輿論對於這樣平白無故少了兩艘軍艦，依舊一片譁然，畢竟部分造船經費還是通過公債募集而來。土耳其人的怒火被點燃，直接促使君士坦丁堡下定決心，幾天之後歡迎「戈本」號和「佈雷斯勞」號的加入。土耳其的中立地位顯然已經岌岌可危。
歐洲各國正在盡力自我調整，適應一系列新出現的同盟和敵對關係。在維也納，弗朗茨·約瑟夫為了展示君主之間的團結友誼有多麼牢不可破，拒絕了陸軍部的建議，沒有讓第二十七步兵團改變之前「比利時國王步兵團」的稱號。奧地利第十二輕騎兵團也被繼續稱作「英王喬治五世騎兵團」。不過，英國王室卻在抓緊擺脫與德國人的關係，唯恐丟了大英帝國的面子，要知道海軍和陸軍司令的軍服可都是德皇專門派人送給白金漢宮的禮物。人們忙著給公共場所改名換姓，重新起一個帶有愛國主義色彩的名字。尼斯的符騰堡國王公園被改成了「阿爾薩斯-洛林廣場」。柏林的大咖啡館搖身一變，成了「團結咖啡館」。咖啡館的牆上掛著地圖，隨時更新戰局變化，並且專門請人向客人大聲宣讀最新的戰場訊息。不少德國餐館飯店把選單中的法語和英語詞彙刪了出去。這下可好，食客們看著德語菜名，一頭霧水，根本就不知道到底點了什麼。與此同時，法國的比爾森啤酒也有了一個新名字，叫作「馬斯啤酒」。
人們對於間諜的恐懼席捲歐洲。明斯特是有名的天主教城市，當地市民抓了幾個修女，說是俄國派來的奸細。警方把市民公園的園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覆覆折騰了四次，僅僅因為園長習慣穿一身英國式樣的外套。英國報紙從布魯塞爾發來報道，聲稱「有五個德國間諜喬裝打扮成神父，已經在布魯塞爾被捕」。有傳言說俄國間諜把德國人的橋給炸了，還在水源裡下毒，慕尼黑警方只好滿大街小巷地巡邏，好讓公眾放心水龍頭裡的水是安全的。貝爾格萊德有幾個人遭到拘捕，據說是在澤蒙的莫斯科酒店為奧地利士兵打火炬，發訊號。
巴黎的阿斯托里亞酒店遭人指控，說酒店的德國經理在酒店屋頂安裝了某種儀器，可以監聽法國的無線電波。酒店只好關門歇業。英國大使後來聽到傳聞，說這位德國酒店經理未經審判，就被槍決。大使雖然對這樣的訊息不置可否，也只能無奈寫到估計「會有不少屠殺出現」。《泰晤士報》刊登了一封讀者來信，提醒人民要對某一類人嚴加防範。這些人住在英國，位居要職，具有德國血統，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信是這樣寫的：「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有一些外國人位高權重，他們中有的已經歸化，有的則不然。據說這些人和德國還有金融圈裡的人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絡，早已滲透進了英國社會。」寫信的人敦促務必對這些「身居高位、與德國串通一氣的人」進行電話竊聽，嚴密監視，在信的最後還念念不忘鄭重其事地加上一句警告：「我並不希望危言聳聽，可我知道寫的都是實話。」如此令人作嘔的信的最後簽名只有一個簡單的「s」。
再將目光轉向柏林，阿斯泰·尼爾森是一位有名的女演員，出生在丹麥。有一天，她正經過菩提樹大街，突然聽到有人在罵自己。尼爾森感到莫名其妙，回憶道：「我的帽子被扔在地上，黑色的頭髮露了出來。‘是個俄國人！’我聽見有人在背後朝我大聲嚷著，一隻大手一下子揪住了我的頭髮。我大叫起來，又怕又痛。這個時候，一個男人走到我跟前，轉過身來，認出了我。他對著我身後瘋狂的人們大聲喊著，告訴他們我是誰。身後的人放開了我，開始互相指責起來。其中一個揮舞著胳膊，像瘋了似的，打到了另外一個人的臉上。血一下子就流了出來。‘別待在這裡，’救我的那個男人對我說，‘這裡的人徹底瘋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人們到處都在打聽最新訊息。新一期的報紙只要一出來，便會被從賣報人手中迅速奪走。喝咖啡的總在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哪怕對面坐的人壓根就不認識也停不下來。謠言變得越來越流行，也越來越離譜。在聖彼得堡，人們紛紛謠傳奧皇弗朗茨·約瑟夫已經歸西。駐守莫斯塔爾的奧地利士兵聽說法國爆發了革命，法蘭西共和國總統遭人刺殺。無所不知的「萬事通」站在尼斯的梯田臺地上預言饑荒即將到來，這將迫使德國在幾周之內退出戰鬥。當地有個居民8月5日寫了這麼一段話：「管他岸上的也好，海里的也好，沒有一條和戰爭有關的訊息是真的。報上寫的東西全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在德國，就在同一個星期，《漢諾威快報》發表訊息，公然譴責道：「一幫畜生！……就在昨天，一個法國外科醫生夥同兩名喬裝打扮的法國軍官試圖用霍亂細菌汙染我們的水源。幾個傢伙被軍事法庭就地正法。」還有人說比利時的暴民正在密謀加害德國公民。據說毛奇計程車兵抓了一個比利時人，口袋裡塞得滿滿的全是德國人的手指頭。他把這些德國人的手指頭割下來，只是為了拿走他們的戒指。
俄國人紛紛湧向當地火車站，只有到了火車站才覺得容易打聽到最新訊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紙要好幾天才能送到偏遠地區，等到送到，也沒有什麼新鮮內容可以讀了。鄉下的人們跑到公路上，漫無目的地閒逛，碰到路過的就攔下來，看能不能問出點最新訊息來。「有個人在路上見到一個哥薩克騎兵，喜出望外，」塞爾蓋·孔杜拉什金講述了發生在高加索地區的這麼一個故事，「無比認真地聽哥薩克人胡扯一通，還在耐心地盼著有什麼好訊息，可聽著聽著腦子就不好使了。」報紙姍姍來遲，孔杜拉什金的家人朋友全都衝到度假別墅的陽臺上。二十幾個人一窩蜂跑了出來，從8歲的到60歲的，有孩子、學生、職員、教授，還有醫生。其中一個因為說話口齒清楚，被推舉出來給其他人大聲讀報，這可真是具有契訶夫式喜劇色彩的一幕。推選出來的那個人於是把那些索然無味的舊聞又重新讀了一遍，說什麼已經宣戰，德國人打到了波蘭，俄國人開進了東普魯士，頭一批戰俘被押解到了華沙，諸如此類。
關於戰爭到底會如何發展，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討論雖然激烈，卻幾乎都是無根無據的憑空猜想。德國專家對於前景預測極其樂觀。《布倫瑞克通訊報》某撰稿人宣稱現代武器與戰術將使死亡率降低，寫道：「誠然，有些衝突可能會相當嚴重，這一點無可否認。不過，整體死亡人數將會減少。現在動員起來這麼多士兵，並不一定像想象的那樣非得面對痛苦的經歷。戰爭將不再是屠殺。」英國人開始關注德國人預計發動的進攻威脅，不少平民報名參加各地舉辦的步槍俱樂部。人們眼看著高射炮被裝到了海軍拱門和倫敦橋的上面，一個個驚得目瞪口呆。海軍催著陸軍部趕緊在海德公園佈置幾架飛機。
這種恐慌心理在北海的另一頭同樣感受得到。安娜·特萊普林住在德國港口城市庫克斯港，她得到警報說英國軍艦可能炮擊港口，而她和三個孩子就住在靠近海邊的小屋裡。厄斯金·柴爾德斯在戰前出版的驚險小說《沙洲之謎》（theriddleofthesands）中描寫了德國人的威脅，把英國讀者看得興奮不已。不少德國人同樣對一本名叫《1906》的小說中駭人聽聞的英國故事大感興趣。小說出版於1905年，作者用的是匿名，叫作「西斯特恩」（「seestern」），實際上是一個新聞記者，名叫費迪南德·格勞特霍夫。書中描寫了英法海軍進攻庫克斯港，聯軍軍艦和海岸要塞之間爆發激烈的炮戰。特萊普林夫人只好鼓起勇氣，帶著孩子，搬去了漢堡。
據說當時的歐洲在歡迎這場戰爭的到來，這種說法放在今天，即使不能說不可全信，至少也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不管哪個國家，農村的鄉下人全都感到難以置信，惴惴不安。在街上歡呼慶祝的大部分都是一幫城裡的年輕人，毫無責任感的那一類。凡是有腦子、明事理的都知道害怕。米歇爾·科迪是法國的一名高階公務員，他寫了這樣一段話：「大戰爆發帶來的每一個念頭，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對於我內心深處的偉大信念來說都是一種苦澀的致命打擊。讓我再也不敢相信人類在不斷取得進步，在不斷向著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前進。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戰爭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過，有些充滿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情懷的人卻表現得無比激動。比如那位名叫「艾塔·吉」的奧地利婦女。她用詩一般的語言謳歌「這個偉大的時代……看這世界燃起熊熊大火，場面何等壯觀」。即便到了8月2日在火車站哭哭啼啼送別當中尉的丈夫，這個女人仍然情不自禁地嘖嘖稱讚：「多好的（一代）年輕人，在歡笑和喝彩聲中告別家人，去面對戰鬥與死亡。沒有任何人膽顫退縮，沒有任何人低聲哭泣。難道這樣的一支軍隊不該註定贏得勝利嗎？」德國人的樂觀最為明顯，這無疑受到了1870年戰勝法國的影響，德國人對於那個光榮時刻依舊念念不忘。德國「紅十字會」提醒人們少給士兵們一點巧克力，那東西容易讓士兵們打不起精神來。8月2日，一位記者在《每日評論》上撰文指出：「德國在過去短短幾天裡經歷了一場奇蹟般的自我重生，將一切瑣碎的外來的東西統統拋棄。這股極其強大的新生力量代表著對真實自我的重新認識。」
在8月4日的帝國國會會議上，貝特曼·霍爾維格強調指出，這一天將永遠載入史冊，成為德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日子。法金漢向帝國宰相說道：「即使我們因此而失敗，這一天也是美好的。」不少議員紛紛表示贊同。8月14日，貝特曼的秘書里茲勒欣喜地說道：「戰爭、戰爭，人民已經站了起來。感覺之前好像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現在就這樣突然出現，充滿力量，在不斷向前發展……表面上看似一團混亂，實則暗含著最意味深長的秩序。此時此刻，百萬大軍已經渡過了萊茵河。」有個女孩名叫格特魯德·鮑默，寫的那些話多愁善感、惺惺作態，令人作嘔，典型體現了當時德國人的感受——「戰爭會讓這個世界充滿更多的愛，因為戰爭會教會一個人如何去愛自己的鄰居，多過愛自己」。
相比之下，英國又是另外一番場景。海軍部的諾曼·麥克勞德雖然承認「無論海軍還是陸軍都有一種自信的感覺，相信既然已經開始了這樣一場偉大的事業，就有決心儘可能去把它做好，」可也意識到，「要說什麼打仗的熱情，那肯定是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的。當然，人們也會很快報名，自願應徵入伍，每個人都成了陸海軍方面的行家裡手，可是人們不會對打仗表現出喜悅，不會認為打仗是什麼光榮的事情，而這在布林戰爭剛剛開始和結束的時候表現得非常明顯。吉卜林式的戰爭情結已經大抵被遺忘乾淨了。對於戰爭的恐懼至少在這個時候依舊看得見。」《經濟學人》雜誌著重強調了事態發展的嚴重以及對人類文明的長遠影響，寫道：「從上週開始，成千上萬的人被從農田和工廠里拉走，開始遵照歐洲王公軍閥的命令相互殘殺。這恐怕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悲慘的慘劇……在不少眼光敏銳的人看來，一場社會動盪，一次波瀾壯闊的大革命，都是無法避免的。這或許是歐洲大陸工人階級最後一次任由自己聽命於外交人士的發號施令，奉著好戰軍閥的命令，齊步走向死亡。」《經濟學人》雜誌同時提出疑問，質疑心懷不滿的英國工人階級，還有受到疏遠壓迫的愛爾蘭人面對戰爭到來，會做何反應。一位記者寫道：「坦白地講，在英國北部，還有很多人表現得無動於衷。」
情況的確如此。雖然有成千上萬人很快自願報名、參軍入伍，可還有更多人本來可以成為新兵，卻選擇呆坐家中。有位多伊爾先生，在達勒姆郡的伯特利有一棟大宅子。他在給《約克郡郵報》的信中寫道：「我們應該開始嚴肅認真地教育民眾戰爭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幾天前，我路過我們這裡的一個大村子，看到十來個年輕人在田裡操練，就停了下來。這些年輕人都已經參軍。靠在周圍欄杆上看熱鬧的人至少要多6倍。我問其中一個看熱鬧的小夥子，問他身體相當結實，像個運動員，為什麼只看不練。小夥子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直截了當地說：‘因為練這個沒有意義。我們6個月都派不上用場，等到6個月過完，也不會有什麼敵人了，德國會被從地圖上抹去的。’另外一個年輕人在一旁插話道：‘這是別人打仗，不關我們英國的事。讓奧地利和塞爾維亞儘管打個你死我活，分個輸贏。德國要不是被俄國人逼著，也不會參戰。我們就該在一旁看熱鬧。不管怎麼樣，沒事就好。海軍會保護我們的安全。’」
不過，另外一些人則在心馳神往著能夠有朝一日穿上一身卡其布軍裝。作家艾倫·帕特里克·赫伯特雖然天生反對偶像崇拜，卻在多年之後寫了這麼一段文字，對諷刺音樂劇《哦，戰爭多美好！》（oh,whatalovelywar！）進行了批評。這部音樂劇暗示赫伯特和他這一代人「之所以會進到部隊裡去，要麼是因為被唱著愛國歌曲的少女迷住了眼睛，要麼就是被那些霸道的貼布告的逼著進去的」。赫伯特公開宣稱堅信英國參戰是為了正義的事業，對於自己參軍上陣，無怨無悔。大多數英國知識分子對赫伯特的觀點表示認可。托馬斯·哈代認為「英國這一次是無辜的……之所以會爆發戰爭，是因為德國人想要打仗」。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沃爾特·雷利爵士向一位朋友親口承認：「當我聽到德國人談論他們的宿命，還有如何實現宿命的時候，我就知道，這一天終將到來。我既高興能在有生之年見到這一天的到來，又為不能親自投身這場戰鬥感到難過。」很多人把參軍服役描繪成了一幅理想的畫卷。蒙塔古便是一個。他在自傳性小說《不公》中寫道：「總會去做一些平常不難的事情，總能隨心所欲地放鬆自己……每天身體強壯地過日子，總能讓自己得到釋放，只要下一個決心，就在列隊行軍齊步走的過程中，就在一招一式地操練演習當中……就讓或歡快，或嚴肅的軍號聲帶著你度過每一個忙碌卻又輕鬆的日子。」有位朋友談起蒙塔古，說他是「唯一一個憑著一股子勇氣，能夠在一夜之間讓白髮變黑的人」。的確，47歲的蒙塔古雖然一開始反對戰爭，可為了能夠參加擲彈兵近衛團，竟然把一頭白髮染成烏黑。
英國難得有幾個家庭像羅伯特·埃米特一家那樣，眼看大戰將至，還懷著戰鬥的熱情期待戰爭來臨。埃米特是一個富有的美國人，來自美國東海岸，時年43歲，從1900年開始就一直住在沃裡克郡，成天獵狐消遣，每逢假日總會在莫里頓·帕多克斯的私人宅邸裡舉辦聚會，參加的大多是騎兵和預備役軍官。這幫人「成天把自己弄得憂心忡忡」，生怕政府臨陣退縮，不敢宣戰。在這些人看來，「宣戰是對德國悍然入侵比利時天經地義的回應」。這幫人一天到晚總是電話忙個不停，向倫敦俱樂部的門童打聽最新訊息。埃米特在美西戰爭中曾經參加過紐約國民警衛隊，當過中尉。好不容易等了一個星期，捱到星期二，帶著全家人去了倫敦。一家人還是和以往一樣住在克拉裡奇酒店。埃米特待到在酒店安頓住下，便對妻子和三個年少的兒子開始發話，說自己現在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悄悄離開，回美國老家去過安穩日子，要麼留下來，拿起武器上戰場。埃米特表達清楚觀點之後要家人做選擇。三個兒子毫不猶豫地一口答應留下來。「接下來該輪到孩子母親表態了。孩子母親也勇敢地說了一聲‘好’。再加上我的最後表態。全家人達成一致。我心裡的大石頭終於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