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奧地利人的威脅
如果說哈布斯堡帝國對於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身亡，並未表示出多少真誠的哀悼之情，那麼奧地利人對於謀殺者的憤怒顯而易見。約文·阿瓦庫莫維奇是塞爾維亞的一名律師，小有名氣，也是自由派反對黨的一員。那一天，他正準備帶著家人度假，剛剛跟著提行李的服務員進了蒂羅爾酒店房間，服務員就遞過來一份報紙，上面寫的正是薩拉熱窩事件。阿瓦庫莫維奇臉色變得嚴峻起來，對妻子和女兒說，這件事情肯定會對他們的祖國產生重要影響。當晚，阿瓦庫莫維奇用完晚餐之後坐在休息室裡，靜靜地聽著幾位客人談論。這幾位客人同住在這家酒店。其中一個人聲稱塞爾維亞參與了刺殺，必須承擔責任。「我注意到有一個男人穿得相當體面，舉止也頗有教養，狠狠說道：‘塞爾維亞有罪，必須受到懲罰。’另外三個人也跟著附和，‘就要這樣！’……我後來才從門童那裡得知，原來這個人是外交部的一名官員。」
在維也納，薩拉熱窩事件一開始貼上的是「波斯尼亞人」的標籤，後來乾脆換成了「塞爾維亞人」。針對塞爾維亞人的暴力示威席捲整個帝國。在薩拉熱窩，塞爾維亞人開的歐羅巴酒店遭到打砸，損毀嚴重，同時遭到攻擊的還有一所塞爾維亞學校。德國領事寫道：這座城市正在經歷「屬於自己的聖巴託羅繆之夜」。6月30日，在維也納，大約200名學生聚集在塞爾維亞大使館門前抗議示威。學生們高喊著「塞爾維亞去死！奧地利萬歲！哈布斯堡王朝萬歲！」的口號，並且焚燒了塞爾維亞國旗。這樣的場景在接下來的幾天之內反覆上演。
奧地利駐貝爾格萊德代辦威廉·馮·斯托克在6月30日給維也納的報告中憤怒地說：「人們在每一條街道，每一間咖啡館裡都在拿我們的痛苦大肆慶祝，幸災樂禍。把這場悲劇說成是上帝的安排，是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犯下所有罪行的正義懲罰。」塞爾維亞反對派報紙完全無視本國利益與聲譽，對大公被殺事件拍手稱快。約萬·蒂尼奇是一名學生，那天匆匆跑到貝爾格萊德的大廣場上，剛想和朋友談論這件大新聞，卻驚訝地發現同學們非但沒有感到震驚，反而一個個顯得驕傲無比，侃侃而談。有一位律師十分聰明、年輕有為，高調宣稱奧地利在波斯尼亞搞軍事演習，早就讓人難以容忍，純屬挑釁，是對全體塞爾維亞人的直接威脅，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現在就要「赴湯蹈火」，和塞爾維亞國家緊密團結在一起。誤會令怨恨進一步加深。就在同一天，蒙特內格羅邊境小鎮梅托爾卡插滿了彩旗，奧地利人還以為他們的鄰居正在慶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簡直氣急敗壞，直到過了一個星期才恍然大悟，原來梅托爾卡當天是在慶祝蒙特內格羅王儲的生日。就這樣，奧地利面對大公遇刺之後接踵而來的挑釁，真真假假，叫人難以分辨，有的無足輕重，只是奧地利人一廂情願地想當然罷了，有的則實實在在、聲勢浩大。
一切戰爭，只要交戰國在兩個以上，那麼讓參戰各方下定決心，投入戰鬥的動機就會有所不同，這一點在1914年得到驗證。七個國家在做出決定的那一刻懷著不盡相同的野心和擔心。雖然，戰爭接下來在世界不少地方、主要是歐洲上演，各交戰國都信誓旦旦地承諾攻守同盟，可是各國的作戰動機顯然絕非一致。奧地利在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身亡之後，幾乎第一時間便做出回應，兵發塞爾維亞。奧地利反應如此迅速，並不在於其領導人有多麼在乎斐迪南大公和那位丟人現眼的大公夫人，而是因為這場刺殺事件給了他們一個一直以來都在苦苦找尋的絕佳藉口，好和那位總愛添麻煩的鄰居清算總賬。
哈布斯堡帝國的統治者們相信軍事行動才是擺脫困境的唯一正道，物件不只針對塞爾維亞，還包括本國治下那幫不安分的臣民。財政大臣李特·馮·比寧斯基後來回憶道：「我們很早就決定了開戰。」維也納派駐貝爾格萊德的武官報告，此次刺殺行動塞爾維亞情報部門頭子精心策劃已久。雖然，維也納方面並不見得能比當代的歷史學家們找出更多證據來證明此事與塞爾維亞國王或者塞爾維亞民選政府有所牽連，可奧地利的統治者仍然認為，既然如此，那麼刺殺行動就等於對奧地利宣戰。奧地利陸軍大臣亞歷山大·馮·柯洛巴廷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總司令奧斯卡·博迪奧雷克將軍也在敦促儘快採取軍事行動。貝希托爾德雖然平日裡總被同僚諷刺遇事猶猶豫豫、舉棋不定，這一次卻一反常態，表現得堅定決絕，還在6月30日私下談到了必須和塞爾維亞「好好算一算總賬」。
貝希托爾德的身邊圍著一群年輕的外交官，其中包括雅諾斯·福爾加什伯爵、亞歷山大·馮·穆蘇林男爵，還有亞歷山大·奧約斯公爵。這幫人深信強硬的擴張主義外交政策不失為一劑良藥，足以解決帝國面臨的內部矛盾。福爾加什是力主打垮塞爾維亞的主要推手。奧約斯肩負著確保得到德國支援的重任，強調維也納做事要不顧後果，揚言道：「這麼做是否會引發一場世界大戰，對我們來說根本就無所謂。」穆蘇林則起草了關鍵的通訊文書。這個「衝動的話匣子」後來驕傲地把自己比作「挑起戰爭的那個人」。
奧皇弗朗茨·約瑟夫親筆致函德皇威廉二世，寫道：「在波斯尼亞近來發生如此悲慘的事件之後，想必您也一定認為我們兩國與塞爾維亞之間要想達成（和平）調解，避免爭端，已無可能。」7月4日，貝希托爾德派奧約斯火速趕往柏林。這位外交官在抵達柏林之後與威廉二世及其顧問進行了一系列討論。奧約斯得到承諾：無論奧地利採取什麼行動，德國都將給予無條件支援——這番承諾將在日後成為一張臭名昭著的「空頭支票」，也是人們認為德國要為「一戰」爆發承擔責任的關鍵所在。7月5日晚，這位奧地利特使在報告中寫道，德皇聲稱「倘若德奧兩國真的覺得有必要對塞爾維亞動武，那麼如不好好把握當下的良機，他將為此感到遺憾，因為現在的局勢正對我們兩國有利」。
德國人敦促奧地利人加快進度，不給塞爾維亞人時間獲得外交和軍事支援。德國人希望維也納速戰速決，派遣哈布斯堡帝國軍隊佔領塞爾維亞首都，待到生米做成熟飯，好讓聖彼得堡無計可施。奧約斯歸國之時，德國外交次官亞瑟·齊默爾曼預測奧地利與塞爾維亞兵戎相見的可能性在九成左右。而在接下來直至維也納遞交最終通牒的幾周之內，德國人看見奧地利人拖拖拉拉，不禁大為光火。帝國宰相貝特曼也讓人看出在這慌亂時刻顯得定力不足。庫爾特·里茲勒身為貝特曼的親信秘書兼主要顧問，看見主子被眼前的局勢弄得焦慮不安，在7月6日的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難過之情：「對塞爾維亞動武將會引發一場世界大戰。不管戰爭結果如何，首相都希望能夠改變現存的一切……周圍全是虛幻的錯覺，濃霧籠罩在人們心頭。歐洲無論走到哪裡都是這樣。俄國人將贏得未來。這樣的擔憂……壓在我們心頭，就像一場噩夢，變得越發沉重。」
里茲勒試圖讓貝特曼把心放寬，建議單走外交渠道興許能夠迫使塞爾維亞就範，當然最後也不忘加上一句，給貝特曼打氣鼓勁：「如果戰爭真要到來，（遮掩兩國之間不共戴天仇恨的）友好面紗終究要被扯掉，那麼全體德國人民都會在緊迫感與威脅感的驅使之下追隨閣下。勝利就是解放。」正是在這種華格納式的長吁短嘆和不切實際的異想天開之中，德國的政治領袖們投入了這場七月危機。走到這一步，貝特曼和德皇為國家該做的一切都做了，該說的一切也都說了。雖然，毛奇曾向德皇保證帝國軍隊已經準備萬全，隨時可以投入戰鬥，可是有些歷史學家仍然認為在向奧地利做出關鍵保證之前，並沒有人直接徵求過毛奇本人的意見。
奧約斯回到維也納之後，德國領導人反倒表現得無動於衷起來。陰謀論者認為這純粹就是在演戲。貝特曼也曾偷偷去過幾次柏林，與軍方交換意見，不過他在7月餘下的大部分日子裡一直待在奧德河畔霍亨菲諾的私宅當中。毛奇去了卡爾斯巴德療養——他這已是一年當中第二回去那裡療養了。7月25日，毛奇返回柏林，正好趕上維也納與貝爾格萊德攤牌。德皇7月6日乘船去了北海，開始一年一度的夏季遊艇旅行，直到27日才返程結束。包括普魯士陸軍大臣埃裡希·馮·法金漢在內的一眾高階軍官全都放了假。各大報紙也被勒令不得釋出煽動性文章，以免激怒法國人。
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這一切都是在演戲騙人，可是如果說德國人到了這一刻，就算知道局面壓不下去會有怎樣嚴重的後果，早就聽天由命，他們也真的相信自己有本事將這場奧塞之戰控制在區域性範圍之內，做這樣的推斷才更加符合情理。海軍少將艾伯特·霍普曼性格強勢，訊息靈通，經過一番觀察，在7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我看來，當前局勢對我們十分有利。既然如此，一個政治家倘若真有遠大的眼光和堅定的決心，就應當好好把握，充分利用。」霍普曼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柏林有不少人與他看法相同——認為德國在這場巴爾幹危機中只需付出小小成本，就能賺取寶貴的外交資本。7月16日，霍普曼在日記中寫道：「就我個人而言，並不認為我們會捲入戰爭。」到了21日，他又寫道：「歐洲是不會因為一個塞爾維亞就真的打起來的。」
在維也納，貝希托爾德7日告知奧地利內閣「即便我們對塞爾維亞開戰可能引發大戰」，德國人仍然沒有對於採取過激措施給予足夠支援。就在當天，奧地利駐貝爾格萊德特使烏拉第米爾·吉斯爾男爵在維也納參加完會議回到貝爾格萊德之後，從外交大臣那裡帶來了明確指令：「無論塞爾維亞對（尚在起草之中的）最後通牒作何回應，都必須撕破臉皮，堅決開戰！」唯有匈牙利總理大臣伊斯特萬·第薩伯爵對「歐洲大戰的悲慘後果」表示擔憂，建議謹慎行事。第薩告訴尤里烏斯·安德拉什伯爵，殺害大公的是一小撮目無法紀之徒，不該因為一小部分人犯下的罪行就遷怒於整個國家。第薩直到7月中旬還在堅持自己的看法。
相比之下，奧地利陸軍總參謀長康拉德卻在不斷敦促採取行動，發動入侵。奧約斯伯爵在大戰結束之後寫道：「今時今日，沒有任何人能夠想象得到我們當時有多麼相信德國人實力強大，相信德國軍隊戰無不勝，正是這些才讓我們打定主意，一心以為一旦對塞爾維亞動武引發歐洲大戰，德國肯定會在更大程度上為我們提供安全保障。」
不少奧地利軍人不僅毫不擔心可能與俄國開戰，反而將這次攤牌視為天賜良機，正好徹底剷除泛斯拉夫主義的威脅。沃爾夫岡·海勒是總參謀部的一名參謀官，他在7月24日的日記中提到自己有絕對的信心，塞爾維亞肯定會拒絕維也納的最後通牒，唯一擔心的只是俄國人恐怕不會如此輕易上鉤——「除非我們實施‘攻俄計劃’，否則無法真正贏得勝利。只有當塞爾維亞和蒙特內格羅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斯拉夫）問題才能得到真正解決。只對塞爾維亞開戰，卻不將這個國家從地圖上徹底抹去，將毫無意義。打什麼所謂的討逆戰爭毫無價值，純粹是浪費子彈。南斯拉夫問題必須得到徹底清算，這樣才能讓全體南斯拉夫人緊密團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幟之下。」海勒的觀點在當時的奧地利王公貴族、軍事將領，政壇人士和外交官員當中可以說大行其道、頗有市場。
於是乎，一場奧地利人與塞爾維亞人的戰爭在劫難逃。可是，一場巴爾幹半島的區域性戰爭難道真的註定要演變為一場席捲歐洲的災難嗎？塞爾維亞真的值得讓人伸出援手，從奧地利和德意志帝國裁定的命運當中解救出來嗎？誠然，塞爾維亞的所作所為極不負責，這一點幾乎毋庸置疑，不容爭議。可是，單單以此作為證據，就把這個國家定義為流氓國家，就要亡國滅族，這聽上去又顯得言過其實。如果說哈布斯堡帝國是因為自身的虛弱無能，才會如此躁動不安，才會為了懲罰「埃皮斯」及其同黨，悍然發動一場戰爭，那麼哈布斯堡帝國的鄰居，那個國力強大、蒸蒸日上的德國竟然也會為了這麼一點蠅頭小利，不惜甘冒全面大戰的危險，這就著實讓人匪夷所思了。
問題的答案看來不止一個。首先，德意志帝國的統治者和同時代的不少人一樣，將戰爭視為實現國家野心與展現國家力量自然而然的手段。畢竟，普魯士在19世紀後期就先後三次採用過這種成本低廉的方法。德皇威廉二世麾下帝國海軍辦公廳主任格奧爾·穆勒曾在1911年向他的主子說過：「戰爭在所有罪行當中並非最惡的一個。」正是這樣的想法左右了柏林政府的思路。德皇及其主要顧問低估了自己的國家，沒有意識到德國憑藉經濟與工業發展，同樣可以獲得統治地位，完全無須與他國兵戎相見。德皇及其大臣以為只有靠著在戰場上興兵動武，才能贏得霸權，其實大錯特錯。
然而，偏執與妄想恰恰是那個時期德國人在心理上最顯著的特徵。國內，社會主義思潮風起雲湧；國外，三國協約在軍事上咄咄逼人，使得德國人以為本國的戰略地位遠未逐步加強，反而正在不斷削弱。不少德國銀行家與實業家病態地認為西方民主國家正在絞殺德國的貿易。柏林駐維也納大使起初還試圖平息奧地利政府的怒氣，誰料德皇在大使報告上竟然批了這麼幾句話：「誰給你的權力，讓你這麼做？簡直愚蠢之極！」德國人知道沙皇勢必將塞爾維亞置於俄國的保護傘下，因為尼古拉二世之前早就承諾過要這麼做。可是，毛奇與貝特曼·霍爾維格堅持己見，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二人堅持將俄國視為實實在在的威脅，如果與尼古拉二世的軍隊註定有此一戰，那麼不如趁早動手。1914年5月20日，這位總參謀長在從波茨坦到柏林的路上，對同坐一列列車包廂的外交大臣雅高說道，俄國只需幾年工夫，就將贏得這場軍備競賽。如果說趕在俄國人贏得優勢之前先發制人，需要付出的代價是同法國，也就是毛奇預料之中俄國的盟友同時兵戎相見，那麼這位總參謀長已經為此制定出了一份詳盡的計劃，並且口口聲聲承諾有信心贏得勝利。
貝特曼天生是一個官僚，而非領袖。勞合·喬治後來回憶起自己1908年訪德研究健康保險法時曾與貝特曼有過幾次談話，如此評價道：「他這個人雖然挺有意思，卻不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一個聰明、勤奮，也很明事理的官員。不過，他並沒有給我留下印象，並未讓我覺得好像遇見了什麼非常強大、有朝一日能夠改變命運的人。」貝特曼同樣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尤其是在戰和的利弊問題上搖擺不定。1912年，貝特曼訪俄歸來，對俄國國力蒸蒸日上的跡象深感吃驚，第二年就開始大聲鼓譟著要挑起戰端，先下手為強。1913年4月，貝特曼在帝國國會發表演說，大談斯拉夫人與條頓民族之間「不可避免的鬥爭」，並且警告維也納，只要奧地利與塞爾維亞開戰，俄國肯定會摻和進來。不過，這位帝國宰相趕上腦子稍微好使的時候，又會承認武裝衝突的確會帶來危險。1914年6月4日，貝特曼就對巴伐利亞公使說過：保守派幻想通過一場戰爭，就能夠讓自己重掌國內權威，打垮令人討厭的社會黨人，這種想法簡直荒唐。「一場世界大戰以及隨之而來不可估量的後果，會讓社會民主黨人的勢力大大加強。單憑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懂得和平有多麼珍貴」。戰爭，貝特曼接著還說，能夠隨隨便便就讓某些人丟掉王座。
貝特曼的判斷能力並沒有因為獨處有所提高。久病的妻子在1914年5月去世，留下他一個人將閒暇時間消磨在柏拉圖的希臘文原著上。貝特曼在政治上幾乎找不到一個朋友，尤其是在帝國議會當中。毛奇根本就沒有功夫搭理貝特曼，因為對毛奇來說，自己職業生涯成敗與否，完全掌握在主子德皇一人手中。這位帝國宰相在七月危機中一開始還以為找到了機會，如果在外交上有所舉動，就能重塑個人權威與聲譽。貝特曼是鼓勵德皇支援奧地利的幕後推手，在到底給主子看哪些電報通訊的時候表現得尤其挑剔，這樣才能顯出自己是多麼沉著鎮定，目標堅定。貝特曼相信不管聖彼得堡做出怎樣自認為合適的回應，德國都應該堅持自己選擇的道路，完全不用擔心懼怕。
貝特曼、德皇威廉二世，還有毛奇，三個人就這樣在相互糾結與制約當中做出了關鍵決定。德國在積極鼓動奧地利人進攻塞爾維亞，身在柏林的這三位主要角色從未做過任何努力去控制事態發展，避免擴大成為一場災難。正因為如此，這三個人才要為接下來發生的一切承擔罪責。誠然，如果說三人在七月危機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在處心積慮，企圖加速歐洲全面戰爭的到來，這種說法也許有失偏頗。可是，正是德國人對這樣一個結果普遍篤信不疑的宿命論思想，才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這場全面大戰的發生。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奧古斯特·倍倍爾是數百萬產業工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在1911年阿加迪爾危機爆發之後發表了一段熱情洋溢的講話，說道：「每個國家都將進一步武裝自己，迎接戰爭的到來。直到有一天，有一個國家，或者另一個國家開口說道：‘哪怕落得個痛苦的下場，也要好過這樣沒有結果的痛苦下去。’（有的國家也許還會說）‘如果拖得再久一點，我們可能會比現在更加弱小，而非更加強大。’接著，災難就會發生；接著，歐洲就將開始實施大規模動員計劃，動員1600萬甚至1800萬人，這些人都是不少國家的精華，就這樣被最致命的殺人武器武裝起來，走上戰場，相互廝殺。資產階級的世界啊，你們的黃昏到來了！」
托馬斯·曼在筆下寫道：德國的知識分子在高唱戰爭的頌歌，「就像在互相比賽一樣，唱得豪情萬丈，彷彿這些人自己，還有德國人民——知識分子不就代表了人民的聲音麼？——除了與這麼多國家為敵，找不到更好的辦法，看不到這個世界更加美好的一面」。有些保守派人士對1912年出版的一本暢銷書愛不釋手。書的作者是一位將軍，名叫弗雷德里希·馮·伯恩哈迪，書名叫作《德國：下一仗該怎麼打》（igermanyandthenextwar/i）。作者在書中宣稱德國「有責任開戰……戰爭是具有第一重要性的生物本能……沒有戰爭，那些低等腐朽的民族就會輕易阻礙健康新鮮生命的成長，世界的沒落就將接踵而至……上天賜予了我們權利去征服，去佔領」！伯恩哈迪雖然並未得到毛奇賞識，被毛奇斥為「一個只會白日做夢的蠢貨」，可他的這本書卻在英國引起了廣泛關注。不少人進行了強烈抨擊，其中就包括阿瑟·柯南·道爾爵士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不過，英國輿論之所以譁然，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祖國把所有徵服和佔領該乾的事情，早就已經幹完了。
仗是大家都想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宿命論的論調在哈布斯堡帝國要更加明顯。1914年3月，頗具影響力的軍事刊物《但澤軍報》宣稱，國際局勢很少像今天看上去這樣嚴峻。巴爾幹半島戰亂不斷，義大利1911年吞併利比亞，這些都只是前奏和序曲，「一場大戰即將到來，在不可避免地等著我們。我們看到今天的軍備競賽不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不再是維持勢力均衡的一種手段，相反已經變得喪心病狂、毫不掩飾，都在為戰爭抓緊準備，而戰爭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就將到來」。《但澤軍報》同時著重提到俄國還需花費數年功夫，才能完成戰略鐵路網路建設，而這對於實現快速動員必不可少，因此提前開戰「對我們的敵人來說將是極其不利的」。文章作者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在失去主動權之前先發制人最符合奧地利及其盟友的利益：「今天，勝利的天平倒向我們。可是，天知道明天是不是還是這樣！遲也罷，早也罷，流血犧牲終將到來。所以，讓我們抓緊時機。我們有這樣的力量——我們需要的只是決心！」
7月14日，貝希托爾德伯爵主持召開了一場重要會議，會上就帝國下一步該如何行動做出決定。康拉德提出開戰時機的問題，考慮到正值農忙收割季節，動員後備役兵員恐引發經濟困難，因此希望將開戰時間推遲到8月12日之後。外交大臣拒絕了推遲開戰的提議，對這位陸軍參謀長說道：「外交上我們拖不了那麼久。」言下之意，協約國保持和平的壓力維也納方面恐怕難以承受。德國大使得到訊息，貝希托爾德的幕僚正在對送給貝爾格萊德的最後通牒進行文字措辭上的修改，好確保貝爾格萊德方面肯定拒絕接受。
西歐各國並未對發生在巴爾幹半島的這場口水仗給予足夠關注。《泰晤士報》7月3日在王室和社會版面上釋出訊息，聲稱：「家庭傭人問題是當前最為嚴重的問題。為了幫助改善現在的狀況，《泰晤士報》幾個月前便制定計劃，由女性專家幫助夫人小姐們挑選既能幹又可靠的僕人……」16日的《泰晤士報》在第二條社論中討論了歐洲局勢，敦促塞爾維亞應該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一事主動展開調查。該報最後得出的結論相當輕率，認為無論是動用武力，還是威脅使用武力，都在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的外交接觸中起不到任何有效作用：「任何以武力方式解決問題的企圖都將對歐洲和平構成新的威脅。我們相信，奧皇陛下和他最足智多謀的顧問們對這一點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兩天之後《泰晤士報》外國版面的頭條新聞是一條和墨西哥有關的訊息，唯一一條關於歐洲的訊息標題是《塞爾維亞人怕了》。7月17日，勞合·喬治在面向倫敦商界的一次講話中談道：「雖然我們在外交事務上從來就不曾有過一片萬里無雲的湛藍天空，但有些烏雲似乎已經散去。」勞合·喬治強調自己有信心，歐洲的問題將很快得到解決。自從事發，英國政壇與新聞界——不管怎麼樣，新聞界此時關注的焦點在於北愛爾蘭危機——都認為如果真要為了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吹鬍子、瞪眼睛這麼一點小事大動干戈、付諸武力，簡直匪夷所思，實在不值。
法國1911年至1914年先後經歷了七屆政府更迭，此後長期政局不穩，一直忙於處理零亂瑣碎的國內事務，約瑟夫·卡約的妻子亨麗埃特射殺《費加羅報》編輯加斯頓·卡爾梅特一案便是其中之一。總統雷蒙·普因加萊和臨時總理勒內·維維亞尼7月16日一早搭乘「法蘭西」號戰列艦，從敦刻爾克出發，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總統與臨時總理聲稱要將此次出訪當成一次度假旅行。普因加萊後來寫道「自己是帶著和平幻想起航的」。船上的無線電裝置相當簡陋，海上航行期間，二人發現竟然處於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絡的境地：「波濤洶湧的海面上起了濃霧，彷彿把歐洲的海岸藏了起來。」
法國代表團於20日抵達彼得霍夫宮的棧橋碼頭，受到俄國皇室成員以及尼古拉二世手下幾位大臣的歡迎。根據法國大使莫里斯·帕萊奧洛格的報告，他聽見沙皇在等待接見來訪的法國客人時說了這麼一番話：「我簡直無法相信（德皇）居然想要打仗……如果你像我一樣瞭解德皇……（就知道）他這個人裝出這副樣子完全是在演戲！緊要關頭能夠指望英國幫忙，還是這個對我們更加重要。除非德國人昏了腦袋，否則是絕不會同時進攻俄、法、英三家的。」賓主雙方首先客套了一番，普因加萊隨後請塞爾蓋·薩佐諾夫談談他對薩拉熱窩刺殺事件的看法。根據總統的回憶錄記載，這位俄國外交大臣表現得極其不屑。從法國駐維也納大使館傳來訊息，警告奧地利人似乎有可能採取過激行動，可是訊息過了好幾天還沒有送到聖彼得堡。在隨後舉行的晚宴上，帕萊奧格洛隨著訪問深入，也變得越發興致高漲，情緒激動，寫道：「女人脖子上掛著的珠寶讓我久久不能忘懷……有鑽石、珍珠、紅寶石、藍寶石、祖母綠、黃寶石，還有綠柱石，應有盡有，美不勝收。」這一幕也成了歐洲舊統治階級志得意滿，享受平靜安逸生活的最後盛景。
勒內·維維亞尼屬於英國人心目中那種理想的正兒八經的法國人形象——說話口齒伶俐，為人難以捉摸，容易感情用事，衝動隨性，時不時會按捺不住脾氣，口無遮攔，冒出幾句汙言穢語來。此次訪俄期間，維維亞尼腦子裡顯然更多想著的是國內的事情，而非外交事務——他一方面擔心卡約那件案子到底審理得如何，生怕亂鬨鬨的法庭上萬一冒出一些令人尷尬的證據來，自己面子掛不住，另一方面還得牽掛著自己的情婦、法蘭西喜劇院的一位女演員。隨著訊息從巴黎傳來，普因加萊變得越發沒有耐心，無法坐等歐洲危機出現什麼解決之道，而維維亞尼似乎只在乎巴黎又有哪些閒言碎語、小道傳聞。維維亞尼說了，塞爾維亞這件事情既然明擺著要有個結果，急著回家也就毫無意義。
普因加萊對三國協約可謂滿腔熱情，帶頭和俄國人商討起了對策。他在日記中用誇張的筆調辯解道：「我已經承擔起了維維亞尼應該承擔的責任，擔心他有些猶猶豫豫、膽小怕事。」帕萊奧格洛注意到「每次主動開口的總是普因加萊。過不多久，就只剩他一個人在滔滔不絕了。沙皇雖然只是默默點頭，可臉上的表情表明發自內心地認可，散發出來的是信任和同情」。雖然，這位大使的話不見得句句屬實，可在談話氣氛雙方意氣相投這一點上倒是沒有說錯。
換作今天，我們會把這次會晤稱作「法俄兩國首腦峰會」。可是，要想對這樣一場會談做出評價，可以說困難重重，這是因為沒有任何會議記錄留存下來，與之有關的政府公報也少之又少。幾位主要當事人日後寫的回憶錄對於當時到底談了什麼，多在閃爍其詞，甚至也許有意欺瞞。普因加萊和薩佐諾夫都聲稱談的只是一些籠統的事情，因為二人對於奧地利向塞爾維亞釋出最後通牒一事一無所知。這個說法很可能並不屬實，因為俄國的密碼破譯人員已經破解了維也納的外交通訊。沙皇的總參謀部也已完全掌握了哈布斯堡帝國的計劃與軍事動向。阿爾弗雷德·雷德爾上校是奧地利情報首腦，有同性癖好，在1913年自殺身亡。此人是聖彼得堡安插的特工網路中最為有名的人物。俄國人雖然從一名間諜手中以10000盧布的價錢買到了德國陸軍1905年的模擬作戰方案，對於德國人打算在西線發動大規模兩翼合圍的作戰計劃已經沒有疑慮，可手頭有關德國的情報相比之下確實要少很多。
法俄代表團很可能就巴爾幹半島危機進行了深入交談，並且達成一致，決定共同採取強硬路線。普因加萊認為德國人只是虛張聲勢，說道：「不管任何時候，只要我們對德國人表示出和解姿態，德國人總是惡語相向。反過來，每次只要我們表現強硬，他們就會軟下去。」強硬被視為是一招妙棋，相當管用，有力地影響著1914年7月危機中列強的行為舉動。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普因加萊此次聖彼得堡之行讓薩佐諾夫堅定了開戰的決心——在英國外交部的羅伯特·範西塔特看來，薩佐諾夫是一個「讓人失望、搖擺不定的傢伙」。法國大使館有一回舉行國宴，這位俄國外交大臣對法國總統說了一番話，語氣措辭像極了另一邊的康拉德。話是這麼說的：如果危機加劇，俄國正趕上農忙收割的季節，可能會在兵力動員上面臨很大困難。法國總統之所以在回憶錄中對與這種突發狀況有關的談話記上一筆，表明在他和薩佐諾夫看來，巴爾幹半島局勢要更加嚴重，而不像兩個人後來嘴上說的那麼簡單。
不過，法俄一致商定，即便俄國需要像上一次巴爾幹危機那樣採取預防性動員，雙方都要就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的最後通牒做出強硬回應，但又不要讓自己背上促使歐洲大戰爆發的罪名。這樣說不難理解。沙皇肯定對於打這樣一場大仗毫無興趣，沙皇手下的將軍們明白如果到了1916年再同德國人兵戎相見，自己的軍事位置會穩固得多。在奧地利的最後通牒送達之前，俄國駐巴黎、維也納和柏林的大使，連同俄國陸軍軍需主任，軍中性格最為強硬的尤里·丹尼洛夫將軍都不在崗，這無疑進一步表明聖彼得堡無意激起對手的敵意。關於這些會議唯一能夠確信的就是沙皇親自提出在1915年訪問法國。法俄兩國代表團隨後乘船沿涅瓦河而上，觀光旅行，途中經過造船廠，新建的戰列艦就停泊在廠內，工人們卻在罷工鬧事。尼古拉二世趕緊解釋，聲稱這一幕其實是德國人在背後煽陰風、點鬼火，試圖藉機破壞這次國事訪問。普因加萊聽了後聳了聳肩，說了一句：「純粹自作多情。」
法國總統一行21日接見了駐聖彼得堡的各國大使，還和大部分使節說了一堆老掉牙的套話。各國大使身著繡有金線的制服和齊膝的短褲。其中，德國特使表達了意願，期待能與自己的法國妻子夏天晚些時候拜訪法國。英國大使是喬治·布坎南爵士，用總統的話來說，「一臉冷冰冰的樣子，挺著個大肚子，說起話來彬彬有禮」。英使表示了對於歐洲局勢的擔憂，建議維也納和聖彼得堡直接對話。普因加萊回答大使，認為事態照此發展將會非常危險。他在日記裡寫道：「這次談話讓我感到相當悲觀。」哈布斯堡帝國大使弗雷德里希·斯扎帕裡的話讓這位法國總統感到更加不安。總統回憶道：「此人給我的印象是奧匈帝國打算讓全體塞爾維亞人承擔（在薩拉熱窩）犯下罪行的責任，很有可能想把這個小小的鄰國好好羞辱一番。如果我一句話都不開口，他會以為我們法國容忍率先動武。我只好回答說塞爾維亞在俄國是有朋友的，這些俄國朋友聽到您講這些話肯定會相當吃驚。其他地方也會有人和他們一樣感到驚訝的。」
根據帕萊奧洛格的記錄，斯扎帕裡冷冷地對普因加萊說道：「總統先生，我們奧地利是絕不可能容忍一個外國政府在自己的領土上策劃陰謀，反對我們自己的！」據說總統當時敦促歐洲各國務必保持謹慎，接著說道：「只要拿出一點點善意來，塞爾維亞這次的事情就能夠輕易解決。不過，這件事情也可以很容易變得不可收拾。塞爾維亞在俄國有許多非常熱心的朋友。俄國還有我們法國這個盟友。有太多複雜的事情讓人擔心！」斯扎帕裡鞠了一躬，再也沒有多說一句便徑直退了下去。按照帕萊奧格洛的記錄，普因加萊對維維亞尼和帕萊奧格洛說道：「我對剛才的談話很不滿意。奧地利大使顯然得到了指示，什麼也不肯談……奧地利肯定留了一手，想打我們個措手不及。薩佐諾夫必須硬起來，我們必須給他支援……」帕萊奧格洛的這番記敘雖然並非原話，還是應該捕捉到了總統講話的語氣。
巴黎發來的電報報告說德國正在為奧匈帝國提供支援。按照維維亞尼和普因加萊的說法，二人一致認為這聽上去似乎是在虛張聲勢，藉此增加塞爾維亞方面的壓力。話雖如此，兩位法國領導人還是覺得手頭資訊太少、時間拖得太久，感到惴惴不安。此後不久，德國人便開始干擾法國外交方面的無線電通訊。柏林政府在這場七月危機中採取這種手段，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僅憑這一點就完全不值得同情，勿論在與其他國家溝通交流時不斷撒謊詭辯。如果德國真的希望看到和平的結果，就根本不會做出這樣的舉動，把法國領導人矇在鼓裡，不讓對方不知道事態發展，也不會在自己掌握的情報上面遮遮掩掩、謊話連篇。
普因加萊23日在「法蘭西」號的迎賓甲板上舉辦了一場晚宴。雖然，撐起了雨篷，可一場暴風雨還是掃了賓客們的興致，俄國皇后和幾位公主都被淋得渾身透溼。不過，讓總統感到不悅的卻是自己的海軍軍官竟然在當晚的節目安排上毫無新意。總統抱怨當晚晚餐的手藝還不如一個廚娘。不過，法國代表團在幾個小時之後動身離開聖彼得堡之際卻信心滿滿，自信訪問不僅取得了圓滿成功，並且進一步確認法國對俄承諾不變。的確，我們雖然在這方面還是找不到任何證據，可維維亞尼之所以讓人一看就覺得不自在，很可能是因為擔心總統在許願承諾的時候不知會誇下怎樣的海口。普因加萊後來回想起來，覺得德國人在這段關鍵的日子裡費盡心機，讓自己得不到資訊情報，原因就在於德國人害怕如果不這樣做，俄法兩國有可能策劃出一個比較靠譜的和平方案，搶得先機。雖然，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可奧地利人推遲時間，直到確信法國總統代表團已經遠遠駛離俄國海岸，到了公海，才向塞爾維亞遞交最後通牒，這是不爭的事實。普因加萊和維維亞尼直到次日才陸續得到業已送達的奧地利最後通牒的節選內容。
令人詫異的是，普因加萊和維維亞尼二人從7月14日開始，直到25日，在此期間竟然完全沒有收到來自法國駐貝爾格萊德公使館的任何急電。究其原因，其實是公使病了。與此同時，帕萊奧洛格在聖彼得堡一個勁地催著薩佐諾夫「硬起來」。在那段日子裡，各國大使一個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大人物，既要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有時甚至還要唱主角。帕萊奧洛格為人捉摸不定，他並不害怕刀兵相見，相信軍事實力的天平現在還是朝向俄法一邊傾斜。不過，有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仍然想要證明此次聖彼得堡首腦峰會應當受到譴責，是在背後不懷好意、鬼鬼祟祟的搞名堂，這一點還是讓人看不明白。
俄國的確是在和德國激烈競爭，爭奪達達尼爾海峽的控制權和通往黑海的必經之路，此言不假。可是，後面這件事情對於1914年事件的影響僅僅在於這場爭鬥加劇了兩國之間的敵意與猜疑。沙俄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推遲攤牌。7月份在聖彼得堡，法俄這兩個加入了三國協約的國家討論的並非兩國應該如何在軍事上先發制人，而是怎樣合理應對奧地利的率先發難，因為對手一舉一動的背後顯然有德國人在撐腰。無論是說俄國會預設塞爾維亞就這樣被人佔領，還是說巴黎會丟下聖彼得堡孤軍奮戰，不施以援手，這兩種說法永遠都說不過去。奧地利人和德國人之所以對這一點心知肚明，卻雙雙拒絕就此收手，那是因為他們深信自己有本事打贏這一仗。
奧地利人最終下定決心，不顧貝爾格萊德對維也納提出要求的回應，悍然興兵入侵塞爾維亞。這個決定是7月19日在貝希托爾德宅邸召開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做出的。第薩伯爵之前是唯一一個對此持反對意見的人，現在也已妥協，接受了外交大臣的方案。匈牙利的輿論變得和奧地利一樣狂熱起來，開始對塞爾維亞人大肆抨擊。穆蘇林男爵是奧地利致塞爾維亞最後通牒的起草人，日後不無驕傲地談起自己「像打磨寶石一樣字斟句酌」，這樣「才能用雄辯的譴責之詞震驚世界」。最後通牒發出的前一天，通牒草案被送到柏林。德國政府既沒有打算修改措辭，也無意緩和語氣，只是事後編了一套謊言，聲稱通牒公佈之前從未見過上面到底寫了什麼。
最後通牒於7月23日晚6點送達貝爾格萊德，對塞爾維亞在哈布斯堡帝國製造恐懼和謀殺予以譴責。通牒指控「黑手會」參與了薩拉熱窩刺殺事件，這一條在絕大程度上所言不虛。不過，第5條和第6條要求授予奧地利人充分權力，讓奧方在塞爾維亞國內進行調查與仲裁，這兩點意味著交出主權，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妥協接受的——當然，維也納根本就沒有指望塞爾維亞會這樣做。貝希托爾德的火箭就這樣發射升空，飛向了遠方。
第二節俄國人的反應
塞爾維亞首相尼古拉·帕西奇7月23日並沒有在貝爾格萊德參加大選——每逢危機來臨，帕西奇都會選擇遠離首都。他有這樣的習慣，恐怕並非偶然。由於帕西奇不在，奧地利的最後通牒由塞爾維亞財政大臣拉扎·帕楚代為接受。接下來是一場手忙腳亂。「埃皮斯」作為最該為這場危機承擔責任的一員，徑直去了妹夫日萬·日萬諾維奇的家中，語氣嚴肅地警告道：「局勢現在十分嚴峻。奧地利發來最後通牒。訊息已經傳給俄國，動員令也已下達。」日萬諾維奇和其他不少人一樣，很快便將家人轉移至鄉下，臨時躲了起來。
俄國公使，也就是那個總是讓人匪夷所思的尼古拉·哈特維希7月10日心臟病突發，竟然就此一命嗚呼。副手瓦西里·斯特蘭德曼發現自己一下子成了公使館的負責人，看到人手不足，於是把自己的老婆，還有哈特維希的女兒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也臨時拉了過來，幫忙給電報加密。電報早已堆積如山，正等著趕快發給遠在聖彼得堡的薩佐諾夫。此情此景，讓人得以一瞥外交家們的家庭場景，不能不說有些怪異。當晚晚些時候，這一大家子正在忙著給電報加密，一個僕人走了進來，報告說26歲的王儲亞歷山大正在廊下等候，想談一談最後通牒的事情。年輕的王儲看得出來情緒激動。俄國公使對他說：「條件非常苛刻，和平收場基本無望。」斯特蘭德曼繼續說道，除非塞爾維亞完全接受上面提出的條件，否則只能等待開戰。王儲點頭認可，接著直接問了一句：「俄國那邊會怎麼做？」斯特蘭德曼回答道：「這個我不好說，因為聖彼得堡那邊還沒有看到通牒，我也沒有得到任何指示。」「這個我知道，可您的個人看法呢？」斯特蘭德曼說自己認為俄國應該會向塞爾維亞提供一些保護。亞歷山大接著問道：「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俄國人於是要王儲趕緊給沙皇發電報。
王儲是在俄國接受的教育。他沉默了一小會兒，開口說道：「好的，我的父王彼得會發電報的。」斯特蘭德曼催促道：「你非得親自告訴（沙皇）發生的一切，告訴他你是如何看待目前局勢的，向沙皇求援。簽名的應該是你，而不是國王。」亞歷山大敏感地問道：「此話怎講？」斯特蘭德曼說道：「因為沙皇瞭解你的為人。沙皇喜歡你，但他對於彼得國王就不怎麼熟了。」二人就到底該誰簽名，討論了好幾分鐘。斯特蘭德曼建議將電報復制一份，送給義大利國王維托里奧·埃瑪努埃萊三世，後者是亞歷山大姑姑的愛人。斯特蘭德曼還答應自己立刻電報聖彼得堡，要求運送12萬條步槍和其他軍事裝備過來，塞爾維亞人現在急需這些武器——俄國人此前答應送來，卻並沒有說到做到。
雖然事態緊急，刻不容緩，可西歐各國及其領導人對於奧地利最後通牒的回應卻緩慢拖沓。法國總統與總理還在海上。按照《費加羅報》的拉蒙·雷庫裡的記述，自己當時身在巴黎，第一時間意識到事態嚴重，但並不是從大臣和外交官，而是從財經記者那裡得到的訊息。早在奧地利人動手之前，也就是7月12日到15日，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的股票交易所很可能得到了內部訊息，交易變得異常活躍。「人人都在拋售股票，管他什麼價位，只要能拋的，全都拋了個乾乾淨淨」，《費加羅報》財經主編告訴雷庫裡。雖然，奧匈帝國在行動上有意注意節奏，可股票交易所才不會被那幫大臣們的騙術矇騙。他們知道：要打仗了！
整個哈布斯堡帝國還有塞爾維亞，數百萬人屏住了呼吸。在格拉茨，一位中學教師在23日寫了這麼一番話：「所有人腦子裡想的，嘴裡談的，除了這件事，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塞爾維亞此時正值一派綠意盎然的時節，花園裡到處都綻放著玫瑰花、康乃馨、桂竹香、茉莉花，還有紫丁香。椴樹和金合歡的芬芳撲鼻而來，走到哪裡都能聞到。農民們從周邊的鄉村紛紛湧進貝爾格萊德和其他大城市，不少人帶著家人一起進城，在大街小巷叫賣著煮雞蛋、梅子白蘭地、乳酪還有面包。夕陽西下，年輕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唱著歌兒，白髮蒼蒼的老人在一旁靜靜傾聽。在塞爾維亞首都，斯拉夫卡·米哈伊洛維奇大夫寫下了自己在醫院裡聽到最後通牒傳來時的情形：「我們一個個全都鎮住了，面面相覷，目瞪口呆，可是還得回去工作……我們估計塞爾維亞和奧地利的關係會緊張起來，卻沒有料到會有最後通牒……城裡的人全都驚呆了。街上和咖啡館裡擠滿了焦急的人們……塞爾維亞這麼小一個國家，剛剛和土耳其，還有保加利亞打了兩仗，死了那麼多人，過去還不到一年。有些傷員現在還躺在醫院裡。難道又要看到更多流血犧牲，更多悲劇發生嗎？」
七月危機在24日進入關鍵階段。奧地利最後通牒中提出的條件對歐洲各國的王公大臣們來說此時已經不再是秘密。薩佐諾夫第一時間聲稱：「這是一場歐洲大戰。」他對沙皇說奧地利人倘若沒有德國的保證撐腰，絕無膽量亂開戰端。尼古拉二世雖然反應比較謹慎，仍然在當天晚些時候召開內閣會議。薩佐諾夫隨後接見了喬治·布坎南爵士。爵士敦促一定要留出餘地，好做外交斡旋。帕萊奧洛格依舊保持一貫強硬主張。接下來四天裡在聖彼得堡發生的一切足以讓人相信，大戰將至，遭殃的可不僅一個巴爾幹半島。
各國制訂的1914年作戰計劃都相當複雜，其中又以俄國的為最，這是因為俄國人計劃中涵蓋的路途最為遙遠。比起德國士兵平均200英里的行程，每一個接到動員令的沙俄士兵都必須長途跋涉平均700英里，才能到達自己所在的部隊。戰略鐵路網需要12天的時間才能發出武裝緊急集合號，部隊集結無論如何都要比德國人慢得多。薩佐諾夫在得知接到最後通牒一個小時之後，下令部隊裝備進入戰時編制。24日當天晚些時候，財政大臣彼得·巴克向外交部官員發出指令，要求做好準備，將存在柏林價值一億盧布的國家資金調回國內。
無論是奧地利一心動武，還是德國答應提供支援的「空頭支票」，每一步都要早於協約國的回應。早在先前1912-1913年冬的一場巴爾幹危機中，俄羅斯就採取了與1914年7月24日同樣的軍事預防措施，只是沒有挑起敵意而已。除非聖彼得堡方面有意默許奧地利侵犯塞爾維亞，否則下達給俄國各部隊的預期警報命令代表的就不是急於在歐洲挑起戰事，而是謹慎行事。然而，此時卻出現了一個新的關鍵變數。德國曾在1912-1913年拒絕為奧地利人在巴爾幹半島推行強硬路線提供支援，原因在於德國人自己在軍事準備上還有好幾個關鍵要素未能完成，比如說，萊茵河上的雷瑪根大橋和卡文德爾的大橋尚未完工，無法通過上述兩地將奧地利重型火炮運送北上，基爾運河還在改建拓寬當中。此外，還需新增軍費開支。不過，現在這些環節都已完成，毛奇的戰爭機器已被調校到了接近完美的狀態。聖彼得堡和歐洲其他國家都知道俄國一旦有所行動，德國肯定會做出回應。薩佐諾夫聲稱動員並不代表宣戰，沙皇的軍隊可以保持待命好幾個星期，就像之前的幾次危機一樣按兵不動。可是，德國的政策完全不同，也根本不是同一碼事——德皇的軍隊一旦集結起來，就必須向前進發。
俄國24日的內閣會議一共開了兩個小時。薩佐諾夫重點談到了柏林正在厲兵秣馬、加緊戰備——他在談及這一點的時候很可能有些危言聳聽——還有以往的教訓不堪回首，俄國人每次在奧地利人或者德國人的強硬麵前做出讓步，結果都被對手視為軟弱無能。薩佐諾夫認為既然到了這個關頭，就要挺直腰桿，如果任由塞爾維亞被人打垮，簡直無異背叛，斷然無法容忍。兩位後勤大臣弗拉迪米爾·蘇孔裡諾夫和伊格爾·格里戈諾維奇先後發言，聲稱雖然全國重整軍備的計劃尚未完成，但陸海兩軍都已經做好戰鬥準備。二人的此番發言非常重要，假設話說得更加謹慎，或者說更加實際一點，俄國也許就會把邁出的腳給收回來。
雖然，在外人看來也許有些不合常理，可最具分量的一番話竟然來自農業大臣。亞歷山大·科裡沃申是一位老謀深算的權臣政客，人脈極廣。科裡沃申聲稱：「民眾恐怕不大會理解，為什麼在與俄國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關鍵時刻，帝國政府卻不願敢作敢為。」科裡沃申也承認危險存在，但認為妥協讓步肯定是錯的。沙皇與叔叔尼古拉大公進行了很長的私人談話，大公當時身為聖彼得堡軍區司令。雖然，二人具體談了些什麼不得而知，但大公很可能表達了信心，相信法國會施以援手，俄軍也具有這個戰鬥能力——看來大公對自己1912年的訪法之行印象很深，他在那次訪問中還檢閱了霞飛的部隊。不僅如此，大公和他的兄弟彼得還娶了一對姐妹，是蒙特內格羅國王的兩個女兒，正是這兩個女人在不遺餘力地催著俄國人同奧地利人血戰到底。
沙皇對戰爭前景依舊感到擔憂，深知這場戰爭足以讓自己的王朝垮臺。沙皇在7月24日語重心長地寫道：「（仗）一旦打起來，要停下來就難了。」即便如此，沙皇仍然對動員之前的準備工作感到滿意。尼古拉二世一直在極力扮演一個強國統治者的角色——強國這個稱號俄國似乎有些受之不起——為人處事上既不能說卑鄙下流，也談不上陰險狡詐，只能說魯莽衝動。他在步弗朗茨·約瑟夫的後塵，走上了一條王朝毀滅的道路——這一次，他毀掉的是自己的江山。
24日當晚，薩佐諾夫向塞爾維亞大使親承俄國將保衛塞爾維亞國家獨立。薩佐諾夫並未敦促塞爾維亞接受奧地利人最後通牒裡的大部分條件。他給貝爾格萊德開出的可不是「空頭支票」。薩佐諾夫的保證起到了重要作用，讓塞爾維亞政府下定決心，對於維也納提出要求中的相當一部分予以拒絕——要知道，倘若沒有俄國人，無條件投降是塞爾維亞唯一的選擇。薩佐諾夫自認為俄國可以仰仗法國，對於英國的支援卻完全不作指望。他不無失望地談起，在英國除了《泰晤士報》，所有的報紙都在為奧地利撐腰。英國有不少人，其中一些還是政府要員，都對俄國的干預完全沒有同情心。這幫人都和奧地利人一樣，把塞爾維亞看成是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個禍害，只會製造麻煩。
24日當天，就在整個歐洲屏住呼吸，靜待塞爾維亞對維也納的最後通牒作何反應之際，一場狂風暴雨襲擊了歐洲中部。據說，矗立在布達佩斯議會大樓外的久洛·安德拉什——此人正是二元君主制的締造者——的雕像被狂風吹得搖搖欲墜。人們感到惶恐不已，奔走相告，說是先人將風暴視為不吉之兆，有大禍將至。不過，就像財政部官員拉約什·塔洛奇在日記裡寫的那樣：「大禍？誰的大禍？」當天下午，惴惴不安的人們還聚集在柏林的大街小巷，可到了夜幕降臨之時已經聽不到新的訊息。
翌日，星期六，德語教師格特魯德·斯卡德拉在日記中寫道，早上報紙剛一送來，家裡人就忙不迭地搶了過來，爭著看上面是否有最新的訊息。斯卡德拉是這樣寫的：「雖然，我們都有被拖入戰爭的危險，可人們還是為奧地利的英勇舉動鼓掌歡迎。殺害大公夫婦的惡行必須得到嚴懲。」即便早已設立了攤位和旋轉木馬，地方政府還是取消了射擊遊藝大會，以示當前國際局勢之嚴峻。與此同時，無論大街小巷，自家花園，還是在諸如「俄國沙皇」這樣的咖啡館裡，貝爾格萊德城內隨處可見憂心忡忡的人們在竊竊私語。就像格特魯德·斯卡德拉家裡的情形一樣，大大小小各種報紙只要一出來就會被搶購一空。傳言四起——說是傳言，卻都相當準確——說奧地利軍隊已經在邊境集結。恐慌倒是沒有出現。塞爾維亞人總有無盡的能力去自我安慰，相信命運總會放自己一條生路。
25日晚，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發動戰爭。貝特曼雖然拒絕了保守派提出禁止集會遊行的要求，卻同時下令一切集會只能在室內舉行，不得上街造謠生事。全國各地參加遊行的人數超過10萬。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大聲疾呼，聲稱奧地利正在挑起戰爭，德國不應捲入其中。
但凡搞政治的都清楚要胸有成竹地處理不止一件緊急事件，會有多麼困難。這一條用來解釋為什麼英國政府在處理歐洲事務時總是不緊不慢、拖拖拉拉，大有用處。直到7月的最後一週，那幫高階大臣的腦子裡還在一心想著北愛爾蘭危機，其他什麼也裝不進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對於斐迪南遇刺的事情只提起過一次，是在給他親愛的維尼西婭·斯坦利的信中，那還是刺殺事件發生後不久，等到再次提起已是7月24日的事情了。在此期間，這位首相大人的匈牙利女相好拜訪了戴維·勞合·喬治，在後者面前喋喋不休地說了一通，說什麼英國人在處理薩拉熱窩事件上太不上心，太過冷漠。斯坦利認為，除非奧地利人的憤怒能夠得到平息，否則戰爭在所難免。財政大臣並沒有把這位女士的話當一回事，後來還為此表示過歉意。《泰晤士報》7月3日發表社論，標題是《爭取和平》，內容卻和北愛爾蘭，而非歐洲有關。聯合王國看來完全有可能陷入一場內戰，北愛爾蘭新教徒們將和自由黨政府決一死戰。不單保守黨，就連大部分英國貴族和陸軍軍官中的不少人都在積極支援叛亂分子。
回到那樣一個時代，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在以帝國領土的疆域大小來判斷實力強弱，帝國擴張的支援者們倘若發現英倫群島的某一部分能夠拱手相讓，這無疑將有損大英帝國的偉大形象。北愛爾蘭危機的降臨，對於一個本就因工人鬥爭蒙受打擊的國家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建築業在繼續關門停業，煤礦、鐵路，還有機器製造業衝突頻發。勞合·喬治在7月份的一次演講中警告人們，工業鬥爭與愛爾蘭衝突是「過往數百年以來，歷屆政府必須直面的最嚴重問題」。勞合·喬治並未危言聳聽。一場史無前例的憲法危機正在向人們招手。英王喬治五世將敵對各派請至白金漢宮，試圖找出一條妥協之路，就等於承認了這一點。
《泰晤士報》7月20日再發社論，標題叫作《英王與危機》，內容與北愛爾蘭有關。天主教的熱情正隨著新教徒的節奏水漲船高。星期二，也就是21日，《曼徹斯特衛報》釋出訊息，說都柏林火槍兵團的一些士兵剛從訓練營回來，有人聽見當中有人高喊「哪怕付出生命代價，也要爭取自治！」「還我祖國！」《經濟學人》雜誌的一位投稿人質問道，羅伯茨伯爵不假思索就發表公開宣言——羅伯茨的宣言旨在支援軍隊裡同情愛爾蘭的一派——宣稱如果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穿著英軍的卡其布軍服，並且揚言自己有權如此穿著，那麼就必須給士兵們權力按良心辦事。這樣的宣言後果將會如何？試想愛爾蘭自治派的兩大頭面人物雷德蒙德和迪戎一同邁步走向白金漢宮，前去參加英王的會議，沿途身著軍裝的愛爾蘭衛兵們夾道歡呼，這又是何等難得一見的場景？
7月22日，北愛爾蘭危機雖然依舊佔據著《泰晤士報》的專欄位置，口氣已經有所變化，承認儘管「我們無意誇大危險……對危機嚴重程度的冷靜觀察會讓各國趁著為時不晚，有所剋制」，但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已經變得「十分嚴重，不容忽視」。《泰晤士報》同時指出，戰爭對於奧匈帝國來說顯然是關乎生死的大事，希望奧皇能夠「理智」行事。24日下午，阿斯奎斯不得不通知下院，國王就北愛爾蘭危機召開的會議未能達成決議，已經宣告破裂。內閣隨即陷入一片罵戰，開始討論起地方自治法案一旦立即實施，預定清除出去的北愛爾蘭六郡未來邊界到底在哪裡——此舉算是新教叛亂分子用槍頂著做出的讓步。不過，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在隨後向閣僚、議員的報告中談到了奧地利給塞爾維亞最後通牒裡提出的嚴苛條件。溫斯頓·丘吉爾就此寫下了一段不朽的名言：「正當弗馬納郡和蒂龍郡的牧區漸漸消失在愛爾蘭的迷濛與狂飆之中，一道奇特的光亮突然在天空閃現，人們眼看那光越來越強，落下來，罩在了整個歐洲的版圖上。」
不過，在24日當晚，沒有幾個英國人會在臨睡之際念念不忘巴爾幹半島上演的這出大戲將對自己造成怎樣的影響。正是因為歐洲大戰把這場愛爾蘭危機掃到了一邊，讓政府暫時、隨後進而永久推遲地方自治——愛爾蘭到了1921年就分裂了出去，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地方自治就此不復存在——才讓那些狂熱的仇恨，那些英國政治體制面臨的巨大威脅在今天被人低估忽略。北愛爾蘭亂局同時深深改變了柏林政府的態度。德意志帝國的領導人本以為英國人會被國內動亂給牢牢牽住，壓根就沒有想到一個國家有如此多的牽掛內亂，竟然還能夠施展自己的大計。
《泰晤士報》25日首度公開承認事態嚴重，撰文——文章依舊排在第二條社論的位置——指出除非奧匈帝國緩和對塞爾維亞的態度，「否則我們就將站在戰爭邊緣。這場戰爭蘊含的危險將讓列強難以估量……奧匈帝國下達最後通牒的時候，只給一個小小的好事的巴爾幹王國留了短短幾小時來決定這場戰爭到底是打還是不打。這一次倘若再要爆發一場巴爾幹戰爭，那麼列強中將有一家從一開始便成為主要參戰國」。到處都在傳聞，說奧地利如果真的有意避免衝突，那麼在最後通牒中就會給塞爾維亞人留下超過48小時再做答覆，這樣一來就可以爭取時間進行外交斡旋。
不過，英國民眾更加操心的仍然是國內雞毛蒜皮的小事，《泰晤士報》讀者來信專欄就為了「汽車喇叭叫個不停，讓人頭疼」議論紛紛。阿斯奎斯7月24日向維尼西婭·斯坦利提起巴爾幹局勢，雖然也開始有些慢慢擔心，可還是帶著一副置身事外的超然語氣：「俄國正想辦法把我們也給捲進去……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就算不是大多數，可至少在很多方面，奧地利是有道理的，塞爾維亞反而站不住腳。不過，奧地利人真算得上是歐洲頭號蠢貨……做事的方法太過簡單粗暴，讓大多數人認為這件事情是大國在肆意妄為欺負小國。不管怎麼說，現在是過去四十年裡最危險的時刻，不過沒準碰巧也會起到不錯的效果，讓人把北愛爾蘭‘內戰’的可怕畫面拋到腦後。」阿斯奎斯告訴坎特伯雷大主教，塞爾維亞人活該「好好挨一頓痛打」。25日下午，阿斯奎斯在唐寧街10號主持了一個由外交界人士參加的花園酒會。絃樂隊在一旁演奏，德國大使和塞爾維亞大使在竊竊私語，勞合·喬治也和各路同行交杯換盞，相談甚歡。
當天恰逢星期六，晚上在奧爾特靈厄姆舉行了一場伯明翰自由黨人聚會，檢察總長約翰·西蒙爵士在會上致辭說道：「我們大家一心只想著國內的政局發展，有些人也許沒有注意到目前的局勢有多麼嚴峻，正在威脅整個歐洲大陸……讓我們承擔起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我們英國……應該自始至終作為一名調停者，推動國際關係向著更加友好、更加和平的方向發展。」面對如此振振有詞的自我標榜，勿論敵友，想必不少歐洲國家都會自愧不如，這也是不難理解的事情。
為期一週的考斯賽艇節即將到來，主辦方在鄉間別墅舉行盛大宴會。發言人在新聞釋出會上聲稱：「普魯士的亨利親王原本應邀出席，不過鑑於目前局勢緊張，親王無法離開德國，到場參加。如果局勢有所緩解，親王有可能晚一些抵達。」英格蘭銀行行長沃爾特·坎利夫在蘇格蘭高地的茵薇花園向到訪的嘉賓們言之鑿鑿地保證大戰絕對不會爆發，因為「德國人還沒有拿到貸款」。克靈根戴爾靠近海牙，與英國一海之隔。喬治·卡佩爾夫人在此地舉行別墅聚會，消夏狂歡，場面盛大，流光溢彩。金融家厄內斯特·卡塞爾爵士在聚會上做出同樣承諾，聲稱現在大家可沒有錢去打一場全面歐洲戰爭。不過，有位年輕的女嘉賓宣稱自己不管發生什麼，都得回國——瓦奧萊特·阿斯奎斯只想和父親一起待在唐寧街。幾個年輕人從瓦奧萊特的話中聽出了弦外之音。在擲彈兵近衛團服役的拉塞爾斯伯爵對好友卡斯勒羅斯伯爵說道：「我們最好也回去。」二人於是乘車去了海灘，臨時找了一條船。一同上船的還有其他幾位客人，大家都懷著同樣的想法，感到惴惴不安，趕緊回了英國。
眼看快到晚上6點，也就是奧地利在25日的截止時間，塞爾維亞的答覆被塞國首相親自交到了奧地利的吉斯爾·帕西奇男爵手中。首相深知此刻形勢有多麼嚴峻，臉上神情嚴肅陰鬱，用並不流利的德語對吉斯爾說道：「貴國提出的要求有一部分我們接受，至於餘下部分，我們希望您會讓我們看到您身為一名奧地利將軍的忠心與勇氣。我們一直以來都對您十分信任。」塞爾維亞除了授權奧地利人在本國境內進行調查之外，幾乎全盤接受了維也納提出的苛刻條件。隨著塞爾維亞的答覆在西歐各國公之於眾，有些人還誤以為戰爭就此得以避免。「人們雖然紛紛鬆了一口氣，可聽到塞爾維亞做出讓步，還是多少有些失望」，安德烈·紀德如是寫道。然而，維也納可絲毫沒有裝出一副希望看到和平結果的假樣子——不管塞爾維亞做出怎樣的答覆，吉斯爾男爵得到的指令是必須搭乘晚上6點30分的列車，速速趕往邊境小鎮澤蒙。
最後通牒沒有被完全接受，訊息傳來，立刻在維也納引發一陣騷動，人們湧上街頭，載歌載舞，狂歡作樂，直至午夜時分才陸續散去。最近有研究暗示塞爾維亞的尼古拉·帕西奇對於發動戰爭也在暗中竊喜，一心指望戰爭能夠讓俄國人參與進來，幫助塞爾維亞人實現建立泛斯拉夫人國家的夢想。不過，帕西奇的這個想法距離成為現實太過遙遠。這樣的論斷完全無法辨明真偽，也根本找不到證據證明。塞爾維亞人清楚得很，知道自己的答覆不會讓維也納滿意，所以早在當天下午2點，也就是提前4個小時釋出了動員令。就在當晚，塞爾維亞政府官員約萬·祖約維奇換上軍裝，登上列車。列車將帶著這位陸軍總參謀長一路東行，駛往塞軍集結區。與此同時，祖約維奇當醫生的哥哥也去了一所師野戰醫院報到。塞爾維亞人剛剛經歷過兩場大戰和一次動員，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更加熟悉這一套流程。不過，塞軍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結束之後仍然沒有完成重整軍備。塞爾維亞政府十分清楚自己的武器儲備有多麼薄弱——之所以對帕西奇歡迎開戰有所懷疑，這一點也不失為另外一個原因。
次日清晨，貝希托爾德向奧皇進行了彙報，謊稱塞爾維亞人向萊茵河上的奧地利郵輪開火。垂垂老矣的弗朗茨·約瑟夫立刻簽署帝國動員令，義憤填膺地說道：「既然如此，那就打吧！」自打危機開始，弗朗茨·約瑟夫的大臣們一直在圍繞兩件事情展開激烈辯論：其一，採取哪些外交舉措才能確保得到德國支援；其二，擊敗塞爾維亞之後，又該如何對這個國家進行肢解。貝爾格萊德是這個國家唯一算得上大城市的地方，將連同其他一些地區併入哈布斯堡帝國。其他地方將按比例分配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和蒙特內格羅，省得這些國家因為分贓不均吵來吵去。這樣一來，塞爾維亞將不再讓歐洲頭疼，泛斯拉夫運動也將從此失去主要推手。奧地利和德國一直在不斷撒謊，試圖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好讓俄國和歐洲各國相信哈布斯堡帝國政府根本就無意強行變更領土。
伊斯特萬·布里安男爵寫道：「我們將踏著大步，如滾滾驚雷一般席捲整個歐洲，真正地決定自己的命運。」《柏林日報》主編特爾多奧·沃爾夫聲稱每一期特刊只要一出來，便會引起首都人們的瘋狂爭搶，一睹為快。這樣的情況愈演愈烈，不僅反映了人們對於新聞的渴求，也說明沒有任何人希望置身事外，人人都渴望與他人分享內心的恐懼。「人群突然湧動起來。幾輛送報車剛一齣現，人們就一擁而上，圍了起來。有的人手裡拿著報紙，其他人圍在一旁，伸長脖子瞅著……人們站在汽車和馬車頂上，在街上無所事事地走來走去，面面相覷，都在等待著，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之前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人在街頭看報紙……可是現在，不管是克蘭茲勒咖啡館門前的賣花人，還是咖啡館裡坐著的貴婦，人人手裡都拿著報紙」。
25日晚上9點30分又出了一期新的增刊，報道說塞爾維亞人已經拒絕了維也納提出的最後通牒。沒有幾個人大肆慶祝，大多數人只是徑直走開回家。不過，聚集在奧地利和義大利大使館門前的人們還在高喊著愛國主義口號：「打倒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在首相辦公室門前齊聲高唱。咖啡館裡的樂隊首先演奏了一曲「德意志萬歲」——用沃爾夫的話來說，「這些曲子如此動聽，宛如天籟」——接著又演奏了奧地利國歌《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庫爾特·里茲勒寫道：「每每到了晚上，還有禮拜日，人們都會齊聲高歌。首相對此感觸良多，尤其是聽到歐洲各國人民都在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內心的激憤時更加情緒激動，勇氣倍增。人群中有許多人也許還搞不清楚局勢，總之都在要求立即採取行動，急切地盼望著全民行動起來……為了偉大的事業站起來，展現我們的力量。」
法國陸軍總參謀長兼總司令霞飛發現那幫文官政要一個個神情緊張，惶惶不安——這幫人當然會有如此表現，誰叫危機來勢洶洶，總統總理又都不在國內。霞飛見狀於是告訴陸軍部長梅希米自己已經做好準備，在總統與總理不在的情況下發布動員令。霞飛說道：「部長先生，如果我們非要開戰的話，就得這麼做。」梅希米情緒激動地回答道：「加油！」7月25日，這位陸軍部長在沒有事先通知霞飛的情況下，電令全體休假的高階軍官立即返回各自崗位。霞飛對此大為光火，只好提醒陸軍部長注意採取這樣的措施得有恰當的程式，梅希米不要把它省掉。當晚，法國軍情部門得知在瑞士休假的德國軍官已被悉數召回，德國境內各戰略要地的橋樑已有衛兵佈防把守。即便如此，法國仍然沒有決定徵召休假計程車兵歸隊，畢竟此時還有不少士兵家裡正等著他們幫忙收割莊稼呢。
在倫敦，愛德華·格雷爵士仍然抱著幻想不放——格雷的想法雖然談不上丟人，卻過於不切實際——還在指望著德國會對維也納施加影響，莫讓巴爾幹半島的口水仗升級成為一場席捲歐洲的大戰。可是，就在25日當晚，外交部東西歐處處長艾爾·克勞爵士鄭重警告局勢目前已經相當嚴峻。克勞寫道，當前一切都取決於一個關鍵問題：「德國是否已經下定決心打這一仗。」克勞敦促道，要想避免災難，最可行的辦法就是英國明確表態，如果法俄捲入戰爭，英國絕對不會保持中立。不過，到了這個緊要關頭，無論內閣還是下院都不大可能做出這樣的承諾，即便格雷親自開口，也不大可能——更何況格雷沒有這樣做。
歐洲此時此刻已經開戰，只是規模大小尚不確定。一切都取決於俄國人作何反應。法國駐柏林大使朱勒·康邦對比利時大使說道：「法國的命運，還有歐洲能否保留和平的希望，今時今日統統取決於另外一個國家打算怎麼做，取決於沙皇打算怎麼做。沙皇究竟會做出什麼決定？是因為什麼建議才做這樣的決定？如果沙皇決定開戰，那麼法國就將成為俄法同盟的犧牲品，就得跟隨盟友赴湯蹈火，奔赴戰場。」人們都認為塞爾維亞若是沒有把握得到俄國撐腰，斷無這個膽量，對奧地利人的最後通牒哪怕連一個不字都不敢說。7月26日凌晨1點，聖彼得堡在波蘭下達戒嚴令。當天晚些時候，關鍵的預先動員令也已釋出。陸軍需要14天左右才能做好戰備，全部部署完畢則要大概一個月，可以說時間緊迫、分秒必爭。薩佐諾夫希望只進行部分動員。俄國在1912年就採取過同樣做法，並未加速戰爭的到來。避免直接挑釁德國人看上去不失為明智之舉，要想這樣，就得避免在華沙軍區正式組建部隊，因為那裡離德國邊境最近。可是，當軍需主任丹尼洛夫當天從高加索地區趕回來的時候，他對外交大臣解釋道，如果只是有限動員，恐對全部程式產生致命影響。
同樣是在26日，內務大臣下令禁止公開發布談論與武裝部隊有關的一切資訊，否則一律按照俄羅斯叛國法處置，同時下發通知，除內陸的裡海和亞速海以外，俄國所有領海海域的燈塔及航行燈全部熄滅。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基地對外關閉，停止裝運。海上的俄國船隻接到指令，暫停無線電通訊。一系列國內限令開始陸續實施。聖彼得堡市內所有餐館晚上10點全部關門停業。次日，俄境內所有德國和奧地利人都必須按照指令，在打點好個人事務之後離開俄國。同樣自27日，黑海上的船隻接到警告，凡天黑以後試圖近岸航行的船隻都有可能遭到火力打擊。
士兵們也開始陸續行動。莫斯科城外，薩姆斯科伊輕騎兵團已經從演習中召回，返回軍營。馬匹釘上了新的蹄鐵，士兵們分到了戰時軍服，武器裝備也一一進行了核對。士兵們將個人用品鎖進各自的櫃子裡，貼上標籤，寫上每個人直系親屬的姓名和地址。軍官食堂的銀餐具被送往國家銀行暫時儲存起來，珍藏的團旗也被送往博物館。按照塞爾維亞駐柏林武官的記錄，自己在7月26日—27日橫穿德國時並未觀察到任何跡象預示戰爭即將來臨，可一進入俄國境內，「就發現了正在大規模動員的場景」。喬治·布坎南爵士向薩佐諾夫問起俄軍是否正在緊鑼密鼓地匆忙備戰，這位外交大臣用安慰的語氣答道，士兵們只是在準備對付即將發生的工人鬧事。不過，英國大使確信俄軍正在備戰。當天，格雷向德國駐倫敦大使利赫諾夫斯基遞交了英國就解決危機的有關提議，建議召開一場四國會議。柏林很快予以回絕，德國人相信召開這樣的會議肯定是為了譴責奧地利。這也再次證明德國人對於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毫無興趣。
7月的最後幾天，各國政府之間聯絡空前頻繁，相對簡陋落後的國際通訊網路一時陷入癱瘓，起關鍵作用的電報也頻頻處於遲遲不見訊息到來的窘迫境地。只有一小部分政府資訊通過外交無線電傳送，絕大多數靠的是商用電報網路。舉個例子，正是由於從法國駐聖彼得堡大使館發出的每一份電文都必須由專人攜帶至兩英里之外的公共電報局才能發出，俄軍動員的具體細節才會遲遲不見送到法國政府的手中。英國外交部的密碼員一共才四個人，根本就忙不過來。密碼員兩兩一組，一個人把密碼字組讀出來，另外一個把字組轉寫成郵電的常用語句。全部工作都是通過普通書寫完成。由於五位數的密碼字組傳送起來更貴，密碼員為了省錢，就讓字組儘量簡短精練。每寫完一條電報，便用信封裝好封存起來，再交給信使，由信使送往半英里之外、斯特蘭德大街的倫敦中央郵局傳送出去。
德國民眾也開始越發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有可能上戰場打仗。一想到這一點，社會黨人便會感到難過失望，保守派分子則群情激昂。威廉·凱森當時只有27歲，住在不萊梅，是個泥水匠，也是一個堅定的社會民主黨員。他在7月26日寫給女友海琳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於歐洲前景的厭惡：「戰爭這兩個字就像一片可怕的汪洋大海，海里全是鮮血和恐懼。只要一想到這兩個字，我就不寒而慄。」不過，凱森倒是充滿希望，認為「社會主義國際」會採取干涉，阻止戰爭爆發。即便干預無效，海森還預測會有兵變發生，尤其是「只要士兵們一看見那些殺人的飛機從天空中俯衝下來，奪人性命的時候」。在這7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放眼整個歐洲，成千上萬人由於害怕這場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選擇匆匆舉辦婚禮。在距離漢諾威不遠的小鎮林登，結婚登記處在星期天晚上11點關門之前一共為46對新人辦理了結婚登記。而在漢諾威，喜結連理的新人更是多達200對。
海軍元帥提爾皮茨早在1914年就對一位外交官講過這麼一段話——此話是否當真，值得懷疑——說英國對報紙的管控要好過德國：「你們英國雖然口口聲聲什麼‘新聞自由’，可是隻要政府給個暗示，全國的報紙在談到和你們國內政治無關的話題時就統統成了一個調子。」相比之下，德國的報紙，這位海軍元帥不無鄙夷地說道，簡直就像「遠洋貨輪，沒個定準」，每一家都只替自己那一小撮人說話。德國共有3000家報紙，其中50家在柏林。此時此刻，《柏林郵報》在嚷著應該讓奧地利一家單幹，奧地利人自己想走哪條路，就走哪條路。《萊茵—威斯特法倫報》在7月24日撰文指出：「我們不需要為哈布斯堡王朝發動侵略戰爭提供支援。」社會民主黨刊物《前進報》則在7月27日輕蔑地宣稱：「只有少不更事的年輕人才會被這場所謂的勇敢冒險吸引，這場冒險將把歐洲變成一個散發著血汙和腐屍惡臭的大屠宰場。」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小城弗萊堡的半官方報紙《弗萊堡日報》言之鑿鑿地確信奧地利與塞爾維亞大戰在即，「完全支配了我們的城市。人們的生活完全變了模樣，不管是在家中，商店和公共場所，街頭巷尾，還是電車車廂裡，好像我們每個人都要拔出劍來。這些真正的高尚情感深深植根在德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情懷之中」。《弗萊堡報》這樣寫道：「一波愛國主義的熱情如開春的洪水一般傾瀉下來，流過整座城市。」即便是最主張和平的社會黨人報紙也在說，如果戰爭要降臨到德國的頭上，那麼德國的工人階級也會拿起武器戰鬥，團結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德國如果戰敗，「將是無法想象、令人震驚的……我們絕不希望看到我們的女人和孩子們淪為哥薩克殘忍暴行的犧牲品」。
有一個自由派記者在7月26日的《威悉報》上撰文指出：「我們絕不能眼看著奧地利失敗，因為到了那個時候，我們自身就會受到威脅，成為龐大俄國野蠻欺辱的物件。為了確保擁有自由與和平，現在就必須奮起反抗。不管來自東方和西方的風暴有多麼令人害怕，我們軍隊的技術、勇氣與犧牲終將取得最終勝利。每一個德國人都將感受到責任的光榮，證明自己無愧於在萊比錫和色當浴血奮戰的父輩們。」話雖如此，即便是強硬的社論作家也希望法國和英國能夠保持中立，這樣德國就不用分心，可以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對付俄國。柏林政府也曾經心血來潮，表示過一些剋制姿態，督促奧地利人一開始動員部隊，只需足夠對付塞爾維亞就可以了。
可是就在7月26日，朱勒·康邦警告德國外交大臣雅各，英國這一次不會再像1870年那樣保持中立。雅各聳了聳肩，說道：「您有您的訊息，我們也有我們的，完全都不一樣。我們有信心英國將繼續保持中立。」康邦和不少人一樣，這些人總在日後認為這是一個致命的誤會，也就是說，如果德國人事先知道英國將要參戰，很可能就不會冒險發動戰爭。然而，康邦的觀點是錯誤的。德國的關鍵決策者們，尤其是毛奇，早就權衡過英國到底有沒有可能，有多大可能採取干預，最終認為這將不會左右大局，因此不予考慮。一場大陸戰爭最終勝負如何，取決於對決雙方的兵力多寡，英國陸軍能夠做出的那一點貢獻實在微乎其微，英國皇家海軍則更加插不上手，幫不了忙。
即使到了如此緊要關頭，英國統治階層中的大多數人仍然對塞爾維亞的命運毫不關心，堅決反對採取干預。英國駐巴黎大使弗朗西斯·伯迪子爵在7月27日寫道：「看起來真叫人難以置信，俄國政府竟然會為了出頭，給塞爾維亞人當保護者，把歐洲拖到戰爭裡去。」不少要人紛紛表示質疑，認為為了一個骯髒下作的小小塞爾維亞，居然要破壞歐洲和平，如此做法實在有欠明智。
與此同時，在維也納，貝希托爾德決定必須在軍事上先發制人，刻不容緩。他憂心忡忡地寫道：「除非宣戰，讓局面變得明朗起來，否則協約國不大可能嘗試和平解決爭端。」毛奇在沒有事先告知貝希托爾德的情況下，從柏林向維也納發去電報，敦促奧地利抓緊時間，全面動員，拒絕調停。不過，奧地利人在解密看到電報的時候已經兌現承諾，開始進軍了。7月28日，星期二上午11點，在巴德伊舍，奧皇弗朗茨·約瑟夫端坐在書房內一張小小的寫字桌前，提筆簽署了開戰宣言。這一紙宣言將把他的帝國就此送上一條不歸路。
當天午後兩三點左右，開戰宣言的影印件通過電報被送到了塞爾維亞外交部駐尼什的臨時辦公地點。外交部官員一開始對此表示懷疑，以為是作弄人的惡作劇。有位外交部官員名叫米蘭·斯托雅迪諾維奇，日後回憶道：「這封電報在措辭上顯得和平時不太一樣，在那個年代，人們還是非常看重這方面的禮數規矩。」雖然，電報上的話讀起來讓人感覺粗魯無禮，只有寥寥數語，完全不像外交措辭，塞爾維亞人最終還是認定電報千真萬確、屬實無誤。有位外交部官員於是拿著電報，跑去街上的「歐羅巴咖啡館」。首相正在咖啡館裡和俄國代理公使斯特蘭德曼共進午餐。
這位塞爾維亞領導人把電報上的寥寥數語看了一看，咖啡館裡的每一雙眼睛都在盯著他。首相隨後在胸前畫了個十字，把這封死亡宣判書遞給了那位俄國朋友，站起身來，對周圍的人們說道：「奧地利已經向我們宣戰。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上帝會幫助我們的。」正在此時，另外一位外交部官員匆匆忙忙地跑了進來，報告說有一份同樣措辭的電報剛剛送抵克拉庫耶伐次的陸軍最高指揮部。此後不久，一封來自聖彼得堡的電文被交到斯特蘭德曼手中。按照電文上的要求，斯特蘭德曼必須將其親自轉交給帕西奇。電文上寫有沙皇的親筆簽名，聲稱俄國雖然希望和平，但絕不會對塞爾維亞的命運坐視不管。帕西奇讀完之後，再次在胸前畫了個十字，虔誠而誇張地說道：「上帝啊，感謝偉大仁慈的俄國沙皇！」
回到巴黎，7月28日這一天最轟動的頭條訊息竟然不是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而是當天對卡約夫人做出的無罪判決——人人都知道是這位夫人殺害了加斯頓·卡爾梅特。陪審團在世人的一片譁然之中做出決定，認為正是由於《費加羅報》在卡約夫人還在做情人的那段日子裡，對卡約夫人丈夫以及二人關係的報道，才導致卡約夫人開槍打死了《費加羅報》編輯，卡約夫人的做法並非全無理由。與此同時，法國的領導人們仍然還在波羅的海上繼續航行，幾乎完全無法取得聯絡。這趟旅程已經成了一場噩夢——普因加萊和維維亞尼出於無奈，只好繼續借道斯德哥爾摩。走的這條海路簡直沒完沒了，不知何時才能上岸，殊不知戰雲此時已經撲向西歐。26日收到的好幾份無線電報根本無法解密，總統與總理二人就如何處理危機進行了深入探討。普因加萊寫道：「維維亞尼先生和我聊著聊著，總會回到同一個問題：奧地利人到底想要得到什麼？德國人又想得到什麼？」
我們姑且承認，這位法國總統在處理危機時表現得要比他日後承認的更加積極主動，可歐洲的戰火此時已經點燃，正在升起熊熊烈焰，他實在不應該還在欣賞波羅的海的沿途美景。在巴黎，霞飛和法蘭西的戰士們面對政治癱瘓的爛攤子，已經一籌莫展。霞飛將軍憤怒地寫道：「（那些部長們）一門心思想著的只是……萬萬莫要採取行動，切莫被人當作是對德國人先發制人的回應。如此膽小如鼠的心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政府首腦齊齊不在才導致的。」28日發生的事情讓霞飛感到更加震驚——梅希米在當天收到了康邦7月21日從柏林發來的急電，也就是說這封電文被耽擱了整整一個星期，簡直「匪夷所思」。電文中寫道，德國已經開始行動，準備動員。雖然，大使的話有些誇大其詞，可法國人已經相信毛奇的軍隊在備戰方面領先了一個星期。即便如此，梅希米在維維亞尼不在場的情況下仍然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陸軍部長如此小心翼翼，其實是明智慎重的。可是，霞飛火氣正旺，強調事態緊迫，法、俄、德三國正在通往戰爭舞臺的道路上你推我搡，爭唱主角。大戰將臨，每一位統領全軍之人都明白如果讓敵人做好準備，先發制人，後果將不堪設想。正因為如此，每一位統帥都會向各自的政治領袖頻繁施壓。俄國總參謀長就曾向國家杜馬主席抱怨沙皇做事瞻前顧後、猶豫不決。歐洲的軍備競賽和軍事應急計劃並非戰爭的原因所在，只能算是徵兆，而非誘因。可是，到了1914年7月的最後幾天，這幫將軍們卻在把政府逼著走向深淵。這是因為將軍們知道在戰場上玩「奶奶走步的遊戲」只能是自尋死路，一旦自己的國家在戰場上輸掉，那麼承擔所有罪責的就將是他們。
27日，普因加萊和維維亞尼得知法國媒體對於二人久久不在巴黎早已義憤填膺，展開口誅筆伐。於是決定在哥本哈根加滿燃料之後加快行程，趕緊回國，並於7月29日一早按時抵達了敦刻爾克。德國人雖然一直在持續不斷地干擾巴黎與聖彼得堡，還有柏林之間的無線電通訊，可這些小動作究竟能否改變結果走向，還很難得出結論。俄國人已經下定決心，只要奧地利膽敢進攻塞爾維亞，就要做出回應。法國政府之所以承諾對俄國和塞爾維亞提供支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情報影響，認為一旦開戰，德國人將把進攻的矛頭首先對準法國，率先發難。安裝在埃菲爾鐵塔上的無線電臺功率極其強大，這樣一來，俄國武官就能在危機時刻克服德國人的干擾，與聖彼得堡保持聯絡。普因加萊和維維亞尼的這次波羅的海遊艇之行對於改變歷史走向應該並沒有，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什麼影響。總統向來傾向於對德採取「強硬」政策，不管他這一次在聖彼得堡有沒有會見薩佐諾夫，都願意領導自己的國家在七月危機中替俄國人撐腰。
不少法國民眾也意識到自己越來越有可能上戰場打仗。26日是禮拜日，當天的巴黎街頭到處都能見到人們聚在一起，群情激動。軍樂隊週末總會上街表演，一齣現便受到人們喝彩歡迎。抗議者在奧地利大使館門外焚燒了哈布斯堡帝國的旗幟。大多數巴黎市民面對戰爭即將到來，並未表現出多少狂熱激情，更多是一種默默接受的無奈之情，紛紛將指責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德國人。出版商路易·德雷納離開自己在奧爾良的印刷廠時聽見一群人在高喊：「德國佬去死！」這些人完全沒有想過到目前為止，奧地利才是這場危機的主要推手。「我們正準備進入一條長長的隧道，裡面充滿了血腥與痛苦」，安德烈·紀德如是寫道。雖然，直到普因加萊和維維亞尼29日回到巴黎之前，政府都沒有釋放出任何明確訊號，讓公眾明白政府的意圖所在，但人們普遍認為只要俄國參戰，法國也將參戰。
霞飛在27日自作主張，告訴俄國人可以得到法國的全面支援。這位總參謀長和陸軍部長梅希米都在催促俄國抓緊時間，做好動員工作，儘快完成兵力部署應對德國。二人都非常清楚德國人的作戰計劃講求在西線發動突襲，以快取勝。俄國人應該儘快讓自己成為「實實在在的威脅」，迫使毛奇分兵兩線，這對於保障法國的安全至關重要。在巴黎，人們開始瘋狂儲存黃金，引發股市一片恐慌。法國也好，整個歐洲也罷，信貸崩盤製造出一場巨大的財政危機，唯有政府出面干預才能稍稍緩解。人們要麼在大街上四處閒逛，要麼聚集在咖啡廳和餐館裡，尋找的不是樂子，而是最新的訊息，還有能夠傾聽自己大倒苦水的物件。
28日是星期二，當晚在柏林，來自工人居住區的數千群眾遊行穿過市中心，齊聲高唱社會主義歌曲，高喊口號「反對戰爭！」「社會民主黨萬歲！」遊行人群遭到了手持馬刀的騎警攔阻，禁止進入主幹道。不過，還是有千餘人在晚上10點左右衝破阻攔，衝進了菩提樹大街。圍觀人群在人行道上高唱《堅守萊茵河》和《萬歲，勝利者的桂冠！》等愛國主義歌曲，宣洩自己的不滿。警察半個小時之後開始清理街上的人群。鮑爾咖啡館和克蘭茲勒咖啡館陽臺上有些客人端著杯子，在慢條斯理地享用熱巧克力，對此報以了熱烈的掌聲。
共有28人因為高喊反戰口號，引起「民眾騷亂」遭到逮捕。右派報紙在第二天發難，將參與遊行示威的人叱為「暴徒」，把反戰抗議人士罵作叛徒。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德國參與反戰遊行示威的人數要比預期的多，這種估計也許沒有問題。可是，德皇、毛奇還有貝特曼的所作所為完全不受不同聲音的左右。按照他們的判斷——他們的判斷也是對的——一旦德國投入戰爭，這些異議之聲就會統統消失。比起四年前，人們走上街頭，疾呼普魯士推行選舉改革，此次反戰示威的人數明顯少了許多。
英國終於在7月26日，也就是星期天迎來了第一項重大戰略舉措。英國皇家海軍的本土艦隊原定當天結束模擬軍事演習之後解散。諾斯克裡夫旗下《每日郵報》的全體工作人員相信自己在第一海軍大臣當天提出的倡議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每日郵報》的工作人員眼看戰事一觸即發，於是給正在諾福克度假聚會的丘吉爾發去了一份電文，上面寫著：「致在歐弗斯特蘭德梨樹小屋的溫斯頓·丘吉爾：已經宣戰，奧塞德三國正在集結艦隊，請問英國艦隊是否真的解散。每日郵報。」電報送到手中的時候，丘吉爾正在附近的海灘上信步閒遊。丘吉爾雖然從未對電文做過回覆，卻在一個小時之內與第一海務大臣路易斯·蒙巴頓親王通了電話，並且乘坐當天下午的火車趕回了倫敦。當晚晚些時候，命令傳來，取消解散艦隊。艦隊將在兩天之後緊急調往奧克尼群島斯卡帕灣的海軍基地。保羅·康邦日後評價道，丘吉爾憑著自己的一腔熱情，大力支援採取干預，下令停止解散艦隊，為法國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丘吉爾的這份歷史功績我們（法國人）至今尚未完全意識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