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大部分英國人心目當中對於危險迫在眉睫仍然毫無意識。阿斯奎斯在28日寫給維尼西婭·斯坦利的信中說道：「我們昨天開了一次內閣會議……主要討論了到底是戰是和的問題。我擔心格雷提出試著召開四方會談的方案恐怕沒有結果，德國人會拒絕參加。唯一真正的希望在於奧俄兩國能夠自己達成一致。可是，到了現在這個關頭，情況不容樂觀。更何況，溫斯頓的鬥志恐怕也已經起來了。」丘吉爾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上毫無顧忌，完全是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和柏林做出這樣政策的背後原因簡直一模一樣：「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現在擺在眼前的就是我們目前為止最好的機會，也是唯一機會，能夠將法國、俄國和我們三個國家團結起來。」丘吉爾在當天給妻子克萊門汀的信中寫道：「我美麗的愛人，一切都在朝著一場災難和毀滅發展。我感到非常興奮，躍躍欲試，無比滿足。」阿斯奎斯28日寫信給維尼西婭·斯坦利，寫到最後突然變得低調起來，用平淡的語氣寫道：「今晚在下院實在是無所事事，所以才會叫瓦奧萊特去找一兩個人到家裡來吃飯，打打橋牌。」首相在第二天，也就是29日的晚上還是顯得一樣平靜：「我剛剛參加完陸軍委員會的會議……會議挺有意思，能讓你明白真正打仗的時候，首先要做些什麼。」
有些人把大戰將至視為天賜良機，抓緊時機撈取利益。火棉炸藥公司的信紙抬頭工工整整寫著一行字，相當醒目，上面寫著在肯特的車間「專門製造無煙火藥、強棉藥、爆炸火藥、遇難求救訊號器材以及雷管等」。該公司7月29日專門致函塞爾維亞陸軍部長，表明公司董事會願意提供1萬發槍榴彈，「我們正在為另外一個國家政府準備一份8萬發槍榴彈的合同，這只是那份合同的一部分……在本合同之前，我們已經完成了一份2.5萬發的訂單。所有槍榴彈已在實戰中用光，效果十分滿意……這1萬發槍榴彈已經裝箱，等待運輸，24小時之內即可裝船完畢。如果需要的話，這種榴彈也可以用手投擲，用於近戰」。雖然並無記錄證明貝爾格萊德方面是否下了這批訂單，但火棉炸藥公司作為英國企業代表，展現出的澎湃熱情無可挑剔。
7月28日晚，俄國軍情部門報告奧地利已有四分之三的部隊，也就是說16個軍中有12個完成了動員——這已遠遠超過了對付塞爾維亞所需的兵力。雖然，沙皇尚未正式簽署命令，但俄軍總參謀長當晚便給所有軍區的高階軍官發去電報，提醒「7月30日將被正式宣佈為總動員的第一天」。沙皇面對薩佐諾夫的一再催促，終於做出讓步，同意自30日開始總動員。俄國實際上自7月24日就已開始進行軍事準備，是除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之外，其他國家中最早的一個。不過，俄軍的所有決定都是針對奧地利試圖武力攻擊塞爾維亞所做。隨著訊息傳來，奧地利人炮轟貝爾格萊德，聖彼得堡的和平希望終於在29日宣告破滅。
俄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們一致認為俄國必須打這一仗。薩文斯基是俄國派駐索菲亞公使團的領導人，一向都是溫和派。他在當天說道，如果俄國做出讓步，「那麼我們在斯拉夫世界和巴爾幹半島的威信將就此喪失殆盡，永遠不復存在」。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亞歷山大·吉爾斯聲稱，倘若俄國低頭認輸，那麼土耳其和所有巴爾幹國家將肯定倒向同盟國陣營。另外一位外交官尼古拉·德·巴西里在給友人的回信中——這位友人是一位奧地利武官，曾經警告巴西里，如果沙皇決定開戰，俄國恐將陷入內亂——自豪地寫道：「你們在算計的時候犯了一個大錯，誤以為俄國會因為害怕革命，就不敢履行自己的國家使命。」
貝特曼·霍爾維格警告聖彼得堡，除非俄國停止備戰，否則德國就將開始動員。這條電文雖然讓薩佐諾夫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認定大戰在所難免，卻讓沙皇再次產生動搖。沙皇實際上已經收到了德皇的親筆致函。他在回信中主張俄國應該退後一步——哪怕退一步並不見得會起效果——轉為採取部分動員。不過，薩佐諾夫堅持己見。就在第二天7月30日下午5點，尼古拉二世一邊在感嘆「要把成千上萬的人送去當炮灰」，一邊卻簽下了總動員令。總動員令將於次日一早正式生效。
當晚，俄軍不少部隊被電話鈴聲驚醒，說有傳令兵帶來秘密指令。薩姆斯科伊輕騎兵團已經接到命令，整裝待發，在36小時之內登上火車，開赴波蘭與東普魯士接壤的邊境地區。同樣駐紮在莫斯科郊外兵營的擲彈兵團則趕往奧地利邊境。士兵們都分到了罐裝應急口糧。號兵索科洛夫發現罐頭上的生產日期寫的是1904年，可他的話根本阻擋不了士兵們的好奇心。不到一個小時，軍營裡就丟滿了空空如也的罐頭盒子，讓輕騎兵團的軍官們好生面上無光。「這些士兵簡直就像一群孩子」，弗拉迪米爾·利陶爾懊惱地寫道。他把俄國士兵的行為和落單的德國兵做了比較。那些德國兵都是後來抓到的，有些已經餓得奄奄一息。德皇計程車兵果真軍紀嚴明，在沒有命令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人去碰隨身帶著的應急口糧。
7月30日，最後一列載著平民的列車穿過東普魯士邊境，進入俄國。車上有一位俄國乘客之前一直一言不發，保持沉默，此時突然一下子開啟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大談自己有多麼失望，沒能夠在經過特切夫的時候往德國人的鐵路橋上扔個炸彈。這個俄國人越說越來勁，嘲笑德國衛兵身上還穿著閱兵服，不是打仗的軍裝，言下之意那幫「德國豬」連上戰場的準備都沒做好。俄國領導人的內心清楚得很，自己正在參與的這場冒險已經超出了國力範圍。俄國領導人倘若沒有得到法國人的支援保證，很可能不會有如此膽量，敢在1914年跟同盟國一較高下。不管是在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可能會準備得更加充分，可能會一直等到奧地利軍隊開始進攻塞爾維亞才開始實施動員。可是，聖彼得堡的決策者們，尤其是薩佐諾夫，在擔心面前沒能沉得住氣，生怕一拖再拖會讓德國人搶得先機、先發制人。當然，不管俄國人在到底該用哪種方式動員的問題上有多麼猶豫含糊，都肯定與歐洲戰事的最終結果無關。只要聖彼得堡做出決定，不管對奧地利採取什麼樣的軍事行動，德國人都定將做出回應。
俄國人對於自己漫長的備戰工作，不加絲毫掩飾。沙皇在7月29日晚與德皇通訊的時候毫不遮掩——這又是一次典型的「尼基威利式」的溝通——「我們現在採取的軍事措施是五天前就已經決定好的，是在考慮到奧地利準備就緒的情況下，出於自衛才做出的」。時至今日，有些人試圖將挑起戰爭的主要責任歸於俄國，依賴的證據和德皇1914年7月指責俄國的話如出一轍：「……沙皇應該允許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在有限範圍內開戰，這樣就能在更大範圍之內保全歐洲的和平。」這樣的話或許言之有理，但關鍵之處在於必須承認話中提到的幾個條件，而非只想杜撰出一些不實的指控來指責俄國兩面三刀。七月危機中有幾個日子最為重要。第一個是7月23日。奧地利在這一天清楚表明要消滅塞爾維亞，還有一個就是24日，俄國在這一天開始採取積極措施，予以回應。除非，或者說只有等到能夠拿出證據來證明塞爾維亞政府參與了刺殺弗朗茨·斐迪南的陰謀，或者說俄國對於這場暴行事先有所知曉，否則沙皇承諾要與企圖消滅塞爾維亞的勢力鬥爭到底就說得過去。尼古拉二世之所以謹小慎微，不敢放手一搏，並不是因為沙皇本人對於俄國此舉是否合法有所疑慮，而在於他擔心一旦開戰，將對自己的政權帶來什麼樣的威脅。
第三節德國人在前進
關於這場七月危機，只有一個觀點站不住腳，那便是這場危機是由一系列意外導致的。恰恰相反，列強的領導人們都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合理合情，追求的一系列目標具有連續性，並且有實現的可能。即便如此，在德國到底誰說了算這個問題上依舊存在著一個大大的謎團，也就是說，到底是誰在掌管德國？在過去十年裡，這個國家縱使經濟實力在穩步增加，可政治管理上暴露的問題愈演愈烈。新一代的政客通過選舉開始嶄露頭角，其中不少是社會黨人，在相互競爭，爭奪宮廷之外的權力。宮牆之內則依舊被那些穿著帶刺馬靴的軍事貴族牢牢把持。德皇雖然已經成為德國蒸蒸日上民族主義的象徵，而非行政上的統治者，可是隻要心血來潮，仍然會對國事朝政橫加干涉。圍在德皇身邊的那些個人、機構和政黨為了贏得權力，你爭我鬥，相互傾軋。陸海兩軍互不買賬。總參謀長和陸軍部長形同陌路，鮮有溝通。組成帝國的王國領地也會時不時冒出頭來，和柏林作對。
有位德國作家在1910年預言道，但凡衝突發生之前總會出現政治軍事緊張的局面，每每到了這個時期，「新聞報紙以及電報、電話這些關鍵的傳播工具將會施加巨大的影響力，這也許是好事，也許又是壞事」。毛奇對此也表示認同。無論陸軍擁有多麼強大的力量，這位陸軍總參謀長始終認為，要想吸引成千上萬平民百姓應徵入伍，投身一場20世紀的戰爭，這項事業就必須得到民眾支援。「毛奇對我說過，」一位普魯士軍官在1908年說道，「……那個戰爭由王公大臣們做主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一場戰爭倘若為德國人民所不屑、為德國人民所不理解，那麼這樣的戰爭就不會贏得同情與共鳴，就將成為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如果……人民認為打這樣的仗只是出於毫無意義的目的，只是為了幫助統治階級從矛盾尷尬中脫身，那麼這樣的仗我們恐怕首先得朝自己人打起。」毛奇的這番話頗有深意，足以解釋為什麼德國在之前的幾次巴爾幹半島危機中一直拒絕與奧地利並肩作戰。毛奇的話表明了他為什麼在1914年7月要下這麼大的功夫，確保德國在世人，尤其是德國人民眼中是一個受到威脅的受害者，而非窮兵黷武的侵略者。這場歐洲危機本就因國內動盪而不堪重負。勞工紛爭、罷工頻發，讓柏林政府提心吊膽、坐立不安，一如同樣的問題困擾著英國、法國和俄國一樣，社會穩定叫人擔心。
要想對德皇個人行為做出評價是相當困難的，這是因為這位皇帝腦筋變換得實在太快。政府檔案上隨心所欲寫下的那一行行批文足以讓人明白，這樣一位陛下有多麼放縱無常，無可救藥——「薩佐諾夫先生，留著騙自己去吧！」「活見鬼！」「沒門！」「這事由不得他說了算」「英國人，休要猖狂！」這一個又一個感嘆號正是德皇在制定政策時最喜歡的工具。威廉二世當然也會迴歸正常、注意分寸，可這種時候總是姍姍來遲，根本無法彌補更多時候驕橫傲慢造成的傷害與損失。德皇在7月5日還對貝特曼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應該採取一切手段，防止奧地利和塞爾維亞之間的爭端演變成為一場國際衝突。」沒想到第二天，他就給維也納開出了「空頭支票」。
7月27日，德皇剛剛結束挪威的郵輪之旅回國，看了塞爾維亞人對奧地利人最後通牒低聲下氣做出的答覆，德皇的第一反應是「現在已經沒有開戰的理由」。可是就在同一天，貝特曼卻告訴德國駐奧地利大使：「我們必須裝得好像被迫參戰一樣。」埃裡希·馮·法金漢將軍是普魯士陸軍大臣，他在27日會晤了德皇和毛奇二人，後來回憶道：「已經決定好了，哪怕付出生命代價，也要幹到底。」三天之後，也就是30日，巴伐利亞將軍克拉夫特·馮·戴爾門辛根在日記中寫道：「德皇陛下絕對是希望看到和平的，皇后也在利用自己的權威朝這方面努力。陛下甚至希望能夠讓奧地利回心轉意，不要一意孤行。可這樣做才是最可怕的災難！我們將失去盟友的全部信任！」
不過，到了這個時候，這位將軍從宮裡聽來的那些小道訊息已經過時了。德皇28日就已經放出話來，聲稱：「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從說話的樣子來看，此話應當屬實。人們或許會把德皇的反覆無常、率性而為比作一個蹩腳的業餘演員，正使出渾身解數，想要演好莎翁歷史劇中皇帝的角色。威廉二世雖然一方面竭盡全力，想和劇組中的其他演員保持同步，演好好戰的皇帝這個角色，另一方面卻從未弄明白，要想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到底需要做些什麼——總是要麼接錯了話，要麼就是念錯了臺詞。
不過，如果說德國的政策早先在7月還有變動的話，那麼到了這個地步，通往戰爭的步伐已經越走越快，停不下來了。29日在柏林，法金漢試圖加快德國人的步伐，宣稱猶猶豫豫的時間已經到頭，德國不可能坐以待斃，等著俄國人先下手為強，必須動員起來。貝特曼和毛奇雖然出於國內因素考慮，仍舊希望能夠走在俄國人的後面，而不是先對手一步，卻也知道時間緊迫、刻不容緩。給中立國比利時的最後通牒也已寫好，上面要求給予方便，讓德軍借道通過。貝特曼隨後在外交上犯下大錯。英國人心裡原本還在猶豫不決，舉棋不定，沒想到貝特曼竟然給愛德華·格雷爵士發去一封急電，向英國提議能否承諾保持中立，以換取德國保證尊重比利時和法國的領土完整。如此提議簡直就是敲詐勒索，擺明了德國人打算進攻西歐，立刻引起倫敦朝野震怒。「德國人在外交上不只粗魯無禮，簡直就是荒唐幼稚」，阿斯奎斯鄙夷地怒斥道。格雷的回答極其簡單：英國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接受如此可恥的要求。
7月29日夜，英國拒絕中立的訊息從倫敦傳來，威廉二世和貝特曼心中不免緊張起來。事實擺在眼前，他們正在領導自己的國家走向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軍事衝突，而英國很可能不會保持中立。德皇突然建議奧地利人在條件全部滿足之前，僅僅答應先佔領貝爾格萊德。30日凌晨2時55分，貝特曼急電維也納，敦促奧地利接受外交斡旋。然而，待到貝特曼的電報送到貝希托爾德手中，奧地利已經開始實施動員。而且，奧地利人在同一天也收到了毛奇的電報，要求奧匈帝國拒絕調解，抓緊部署兵力對付俄國而非塞爾維亞。就這樣，這位總參謀長在並不知曉俄國已經全面動員的情況下不僅許下了個人承諾，擴大戰爭，還強調自己胸有成竹，有足夠能耐在外交圈子裡施加影響，這一點早已超出任何一位陸軍總參謀長的職權範圍。貝希托爾德在讀完這兩封完全自相矛盾的電報之後，向康拉德問道：「柏林到底是誰在做主，是毛奇還是貝特曼？」兩個奧地利人聳了聳肩，動作看上去或許誇張，倒也實在，接著便繼續研究起如何好好動員和轟炸貝爾格萊德來。
至於貝希托爾德的問題答案，換作當時，當然只能是毛奇。貝特曼未做任何進一步努力去和這位總參謀長爭個對錯，任由後者堅持己見，說什麼既然已經邁開了步子，就必須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不僅如此，這位帝國宰相還將很快開始鼓吹起什麼偉大長遠的戰爭目標，將目標明目張膽指向讓歐洲臣服在德國的腳下。德皇和貝特曼儘管在7月份猶猶豫豫地瞎折騰過一陣子，可二人絕不會自己改變主意——即便這很可能是避免災難的唯一辦法——讓德國收回對奧地利的承諾，不再支援奧地利入侵塞爾維亞。到了7月的最後幾天，毛奇和法金漢二人都在強調軍令如山，令出必行——既然大戰在即，不可避免，那麼士兵就應擺在決策過程的首位——態度之強硬，不容異議。威廉二世和自己的宰相一樣，缺乏勇氣在人前讓步，收回成命，只能眼看著手下的將軍們不斷鼓吹什麼身為一國之君，就有責任接受戰爭考驗。法金漢有一回說過，決鬥應該保留下來，作為軍官之間解決個人矛盾的方法，並且重點提到了決鬥對於保持「軍隊的光榮」極其重要。此時此刻，法金漢又用同樣的語調斷然打消了德皇姍姍來遲的疑慮，讓對方無話可說：「我提醒陛下這些事情現在已經不是他一個人做得了主的了。」
毛奇成為這場德國末日遊戲中的關鍵人物。軍隊是德意志帝國最強有力的組織，而毛奇指揮著軍隊的一切動向。歷史學家之所以會對這位總參謀長口誅筆伐，部分原因就在於即便對於毛奇從一開始就極力想要發動戰爭的指責有待商榷，可是此人一方面深深懷疑自己選擇的這條道路能否走得通，德國是否有把握贏得勝利，另一方面又堅定不移地選擇走這樣一條道路。如果說是一個類似康拉德這般的蠢貨在一門心思發動善惡大決戰，還有充分理由讓人無法容忍，那麼像毛奇這般老謀深算的人物完全清楚這樣做的後果，偏偏還要做出這樣的決定，就讓人覺得更加卑鄙可恥了。最能說得過去的解釋——毛奇後來在戰爭壓力之下的種種舉動也證明了這樣的解釋——便是這位總參謀長也像他的主子一樣，根本就是一個軟弱之徒，只不過裝出一副強者的面孔罷了。維也納也好，柏林也好——聖彼得堡和巴黎也是一樣，只是程度稍輕一點而已——各方各派此時此刻都在盼著來一次最終攤牌，好一了百了，不再像過去十餘年間的那些危機，反反覆覆的懸而不決。
德國有不少軍人，還有保守派政治人士都相信這樣一場戰爭能夠讓人看到希望，扭轉社會民主黨蒸蒸日上的勢頭。在這些人看來，社會民主黨不僅是對德國偉大形象，也是對自身權威的嚴重威脅。軍方將領同時預測，俄國將在兩到三年內國力大幅提升，如此一來，德國人實現施裡芬首先擊敗法國，然後揮師東進這一神奇設想的最後一絲希望將徹底破滅。不管英國人是否承諾參戰，單靠威嚇想要唬住對手，總將以失敗告終。德國人相信自己在1914年擁有更好的機會擊敗協約國中的任何一個對手，這個機會一旦錯過，將不再擁有。柏林唯一需要盡力去做的只有確保讓沙皇為了應對德皇強大的軍事回應，背上率先動員，挑起戰端的罵名。
比利時人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正身處險境。比利時外交部政治處處長德·蓋菲耶·埃斯特洛伊男爵正陪同愛人在恩加丁度假，突然接到命令，要求迅速回國，於是在7月29日立即動身，準備趕往布魯塞爾，卻在途中發現多輛列車要麼被德國，要麼被奧匈帝國計程車兵徵用，用作部隊運輸。完全是因為一次偶遇，男爵才在一位比利時工業大亨訂下的私人車廂裡找了個位置，趕在30日早上抵達了布魯塞爾。
弗朗西斯·伯迪子爵在當天寫了這麼一段話，雖然判斷有誤，卻反映了巴黎當時的氣氛。話是這麼寫的：「到底是戰是和，局勢還處在微妙的平衡當中。我們被別人視作決定性因素。義大利人建議他們自己和我們英國都應當置身事外，站到一旁。法國人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資本。我給格雷寫了封信，告訴他在巴黎這裡的感覺就是列強之間能否維持和平，一切取決於英國。只要英國宣佈同法俄站在一起，就絕對不會爆發戰爭，因為德國沒有膽量面對海上運輸被英國切斷的危險。」7月30日當天下午，訊息傳來，一些法國人試圖穿越邊境，進入德國境內，結果被攔了回來，有些汽車，甚至就連鐵路機車試圖越境，也都遭到扣留。電話線也被切斷了。
放眼整個法國，人們紛紛聚在一起，談論事態的最新發展。在伊澤爾省的伯雷佩爾，小型工廠已經停工。人們一個個神情嚴肅，聚在街頭，討論著危機，臉上的神情與其說帶著興奮，還不如說面色凝重。借用某個當地人的話來說，「這就好像一場葬禮。我們的小鎮感覺像在默哀」。7月30日，德國弗萊堡市儲蓄銀行的一千名客戶清空了戶頭，逼得銀行只好對取款數額嚴加限制。歐洲大多數銀行門前同樣排起了長龍。不少商鋪店家拒絕接受紙幣付款，還有一些乾脆關門歇業。在勒阿弗爾，餐廳的侍應生會在點餐之前提前告訴客人，本店只接受金幣，不接受紙幣付款。
還是有人會不時表現出樂觀來。30日晚上，成群記者聚集在波旁宮院內，將外交部的馬爾維先生團團圍住。馬爾維向記者透露了聖彼得堡、柏林和維也納三方的最新交流情況。「只要外交官開始談判，」馬爾維說道，「我們就有希望達成和解。」可是，當晚晚些時候，拉蒙·雷庫里正在為《費加羅報》寫專欄，一個報社同事匆匆忙忙地跑進辦公室，大聲叫道：「亨利·德·羅斯柴爾德就在樓下。他在和外交部的一個高官吃飯。那個人跟他說距離開戰只有幾天，沒準甚至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了。」過了不一會兒，雷庫裡的一個女性朋友走了進來，問雷庫裡是否需要取消下週開車去比利時度假的計劃。「這個沒什麼問題，」雷庫裡答道，「如果你真的定了開車去，要不換個地方，去比阿里茨或者馬賽吧。」
到了30日晚上，毛奇已經不願繼續坐等俄國發布動員令。他告訴貝特曼，德國必須採取行動。二人經過一番商量，決定無論沙皇做何反應，德國都將在第二天，也就是31日中午釋出動員令。就在最後日期到來前的幾分鐘，聖彼得堡宣佈動員開始，德國人如釋重負。柏林已經達成了最關鍵的外交目的，看著俄國人繼奧地利人之後第一個拔出劍來，如此一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開戰了。「受到戰爭威脅的宣告」在31日正式釋出，德軍一刻也未拖延，立刻在德法邊境展開巡邏。雙方軍隊在未經下令的情況下發生了幾次交火，主要集中在阿爾薩斯地區。德軍輕工兵由於得到假情報，誤以為法軍近在咫尺，炸燬了伊爾渡口附近的一座鐵路橋。不過，柏林直到8月3日才正式下令出兵進攻法國本土。
德皇8月1日下午5點在柏林皇宮的星廳正式簽署德意志帝國動員令。這位陛下隨後一如往常地打了個錯誤的手勢，訂了香檳，送到自己的套房裡來。巴伐利亞將軍馮·溫寧傑在接到俄國實施動員的訊息後，很快去了一趟普魯士陸軍部——「到處都可以看見人們臉上的微笑，有人在走廊裡握手，挨個互相祝賀，慶祝終於清除了障礙」。對於溫寧傑、毛奇、法金漢及其同僚而言，俄國人的舉動正中下懷，德國人熱切期盼的願望已經實現。由於德國人是在7月31日實行的預先動員措施，他們唯一需要擔心的只有一個問題——法國會否拒絕效仿，不往圈套裡鑽。威廉二世對法國人懷有鄙視，認為法國是「一個娘娘腔的民族，不像盎格魯撒克遜人或者條頓民族那般剛勇」。這樣的觀點無疑影響到了這位皇帝，讓他沒有考慮過一旦同法國人開戰，後果將會如何。
當天，柏林還發生了另外一場內部危機。毛奇在動員令簽署儀式結束之後便離開了皇宮。就在此時，一封由德國大使利赫諾夫斯基從倫敦發來的電報被送到了德皇手中。電報聲稱帶來了格雷的承諾，英國將保持中立，並且保證如果德國放棄進攻法國的話，那麼法國也將保持中立。威廉二世聞之大悅，立即將毛奇召了回來，告訴毛奇現在只需安心對付東線即可。二人接下來的對話可謂經典：這位總參謀長被訊息嚇了一跳，趕緊辯稱動員令既然已經下達，計劃就不可更改。朝令夕改將讓軍隊在戰場上變成一群烏合之眾。毛奇顯得極其憤怒，抱怨威廉二世本應在外交努力失敗的時候採取干預，可當務之急是如何打仗，這是自己的分內之事。
隨著事態發展，真相很快明瞭，原來利赫諾夫斯基的急電只不過表明這位大使愚蠢地誤解了英國人的立場。法國人已經在動員，德國必須兩線作戰。然而，與德皇威廉二世的這次談話卻對毛奇產生了毀滅性打擊。毛奇回到總參大樓時簡直可以說是怒火中燒，氣得滿臉通紅，對手下的副官怒道：「我要打仗對付的是法國人和俄國人，不是這樣一個皇帝。」毛奇的妻子後來承認自己感覺丈夫當晚可能有一點輕微中風。毛奇的健康狀況本就不佳，經常神經兮兮，情緒不穩。現在，兩軍開戰在即，毛奇費了多少苦心才走到這一步，偏偏在這緊要關頭顯出身心俱疲、精神憔悴的徵兆，這些重荷將在六個星期之內把他徹底擊垮。
德國人在釋出動員令的同時對俄宣戰，奧地利緊隨其後，六天之後對俄宣戰。海因裡希·希姆萊當時還是一名14歲的巴伐利亞中學生，他在8月1日的日記裡寫道：「我在花園裡玩了一上午，下午也是。7點半的時候，德國宣佈要跟俄國打仗了。」法國接到照會，聲稱法國只有將德法邊境的要塞作為「誠意的表現」交給德國，德國才會認可法國保持中立。貝特曼見軍方不把自己當一回事，變得怒不可遏。原因就在於總參謀部的軍官漢斯·馮·海夫頓少校。正是此人替德皇執筆起草了《致德國人民書》。這位帝國宰相和這位少將從來就互相看不順眼，積怨已久。此事一齣，二人之間的矛盾更是公開爆發。8月1日下午，德皇穿上近衛軍的全副軍裝，身披半身鎧甲，乘車自波茨坦經過柏林市內的菩提樹大街，沿途受到群眾熱烈歡呼。威廉二世感到無比揚眉吐氣，說道：「看到這樣的場面，真叫人充滿信心……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新聞記者特爾多奧·沃爾夫也在場圍觀，談到人們一看到德皇出現便變得群情激動起來，寫道：「當天陽光和煦。在熱烈的氣氛當中，已經可以感受到帶著汗味的狂熱，還有刺鼻的血腥。」某右派報紙撰文聲稱，凡威廉二世所經之處，「身後的人群簡直瘋狂崇拜，堪稱最為高潮的一刻」。就連互不相識的陌生人也在相互握手歡呼。
俄國人釋出動員令替毛奇解決了一個關鍵的政治難題。倘若德國率先發難，那麼國內的社會民主黨人恐怕還會繼續反戰。現在可好，雖然德國政府早就在暗中密謀進軍，可柏林現在能夠振振有詞地宣稱是俄國人先動的手，德國只是做出回應而已——只是為了保衛德意志帝國不受斯拉夫人的侵略。海軍上將穆勒在8月1日寫道：「氣氛簡直再好不過。政府幹得實在漂亮，讓人還以為遭到侵略的是我們。」毛奇病倒之後寫信給一位相識的陸軍元帥，寫道：「這場戰爭是我一手策劃，也是我一手發動的，這個時候遭此厄運，不能有所作為，真是讓人痛苦。」德國頭面人物當中並非只有毛奇一人在恬不知恥地忙著邀功，把這場恐怖劫難的功勞記在自己頭上。外交大臣哥特列布·雅各後來向一位女性密友透露道，自己滿腦子都在想著德國「想要打仗」這件事情，簡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1916年，船運大亨艾伯特·巴林拒絕與雅各會面，因為「自己不想和這樣的人有任何更多牽連，這個人要為挑起這場可怕的災難負責，要為成千上萬人的死亡負責！」
威廉·馮·斯圖姆是雅各的密友，1915年曾向特奧多爾·沃爾夫說道：「我們都接受了事實，認為同俄國會有一仗……認為如果現在不動手開戰，拖到兩年之後再打，情況會對我們更加不利……沒有任何人有先見之明，在軍事上不是所有事情都會按你想象的那樣發展。」馮·比洛親王之前是德意志帝國的首相，曾經指責貝特曼·霍爾維格7月5日給奧地利開出的「空頭支票」。比洛親王的言下之意並不在於要承認德國挑起戰爭，而是指責那位帝國宰相本應堅持立場，把維也納給貝爾格萊德最後通牒裡開出的條件先好好商量一番，同時也對柏林拒絕聽從英國建議，召開外交談判表示了譴責。
在動員令釋出前後的兩天裡，德國民眾的情緒變得遠不如之前那般高昂。7月31日，《法蘭克福報》的一名記者寫道：「一切事情都變得沉重起來，平靜得讓人害怕……女人和孩子們靜靜坐著，屋內鴉雀無聲，每個人都在面色凝重地想著即將到來的明天會是什麼樣子……人人都在擔心那些可怕的事情有可能明天就會發生。」社會民主黨人威廉·希伯萊茵說道：在漢堡，人們對於下達動員令感到難過和擔憂。「大多數人都很難過，感覺好像明天就要被砍掉腦袋一樣」。據《漢堡回聲報》報道，8月1日夜裡，「這個星期的頭幾天還有幾個沒腦子的蠢貨在吵吵鬧鬧、大肆慶祝，可現在這股熱鬧勁已經消失不見了蹤影……幾乎聽不到任何一個人在街上嘻嘻哈哈，大聲喧譁」。
格特魯德·斯卡德拉當天到費爾登市中心來來回回跑了好幾趟，想打聽一些最新訊息，直到晚上6點才看見張貼的動員令。斯卡德拉描述了周圍鄰居們複雜的心情：「我們感到有些開心，因為政府的行為是高尚而堅決的，也有一些擔心，想哭出來，擔心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斯卡德拉接著寫道：「現在，所有擔心都成為現實，一切看上去是那樣真實，卻又那樣不大可能……東邊、西邊，還有北邊，到處都有敵人在無情地欺負我們。現在他們會看到我們奮起反抗！……我們並不想打仗——如果真的想打的話，那麼在過去43年的和平日子裡頭，我們早就可以打上10回了。」8月2日是星期天，柏林警察釋出警告，慶祝活動不得過頭，比如說民眾見到德皇專車出現時不得一擁而上。人們頭一回見到公共建築外面出現了士兵，身穿灰綠色作戰軍服，在把守警衛。從這場戰爭的一開始，德國就成了第一個帶頭的國家，讓這場爭鬥打上的不僅是歐洲內亂，也是世界大戰的標記。
德國人正在緊鑼密鼓地加緊動員，弗朗西斯·伯迪爵士則在巴黎拜訪了法國總理，發現總理「正處於極其緊張的狀態之下……顯然，德國人打算趁著俄國人尚未做好準備，趕緊下手」。法國在軍事準備上已經被德國落下了兩天。霞飛告誡政府，每多耽誤24小時，就意味著毛奇的進攻一旦開始，法國就有可能多失去12英里的領土。雖然，仍然有一些社會黨人在堅決反對戰爭，可這些人的和平姿態已經被拋在一邊，無人理睬。許多政府官員下了禁令，禁止公眾舉行抗議活動。伊澤爾省省長便是其中之一，他在7月31日下令禁止社會黨人在維埃納地區舉行反戰示威遊行。當地工會原計劃8月2日在格勒諾布林舉行類似集會遊行，不過知道這樣的活動明擺著得不到群眾支援，而且怎麼說都會遭到禁止，索性取消計劃，不了了之。
讓·饒勒斯是法國著名的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饒勒斯7月31日坐計程車前往巴黎一家餐館用餐，途中向同車的夥伴抱怨說，司機開車開得這麼快，簡直會害死他們。「不會，」同車的另外一個人挖苦道，「這個司機和巴黎的其他司機一樣，都是社會主義的好同志，都是我們工會的人」。不過，當天晚上讓饒勒斯斃命的並非司機的超速駕駛，而是一個精神錯亂的瘋子。這個瘋子趁饒勒斯用餐的時候，在他背後開了槍。刺殺事件很快在歐洲掀起了一場震驚與恐慌的狂潮，人們情緒之激動，要遠遠超出弗朗茨·斐迪南遇刺事件。饒勒斯在多個國家被視為政壇巨人。法國《時代報》無不惋惜地評價道，饒勒斯倒下了，「就在他的演說詞即將成為保衛家國利器的那一刻……」
拉蒙·雷庫裡在談起31日那個週五晚上時說道：「我當時正和一位朋友出來，差不多將近凌晨一點鐘的時候，剛剛走到德魯奧街拐角的地方，就聽見遠處傳來一陣清脆的馬蹄聲，過來一隊騎兵。那家咖啡館才剛剛關門，周圍卻聚集了很多人。馬蹄踏在石子路上，顯得聲響更大了。只聽見一個聲音喊道：‘甲騎兵來了！’人群像被電流穿過一樣，一下子亂了起來。每一層樓上的窗戶都被開啟。有人站在長椅上，有人站到了咖啡館的桌子上。一個大個子計程車司機也不顧是否會把計程車車頂壓垮，爬到了上頭。騎兵隊出現在了眼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孩子和年輕人。騎兵們一個個身穿作戰裝備，戴著頭盔，披著長長的披風，顯得身形龐大，把整條路都給佔滿了。每一個人的嘴裡都在喊著同一句話，氣勢駭人：‘法蘭西萬歲！’‘軍隊萬歲！’站在車頂的計程車司機看上去像瘋了似的，比其他人喊得都要大聲，把帽子拋向天空，瘋狂地輪著雙臂。」
當晚晚些時候，就在義大利人大街中央郵局的門口，一個《時代報》的報童看見有人在張貼動員令。8月1日將近凌晨4點的時候，這個小男孩飛一般地跑進了《時代報》的經理辦公室，大聲叫著：「貼出來了！」報社員工紛紛跑出室外，想親眼看個究竟。只見一大群人聚集在郵局窗前，盯著一張小小的藍紙看——俄國的動員令是紫色的。「動員並不代表非得打仗！」總理維維亞尼在簽署動員令的時候一再強調。不過，正如拉蒙·雷庫裡所言，「沒有任何人會相信總理。就算動員令不代表非要打仗，那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法軍接到指令，靠近德國或者比利時邊境六英里範圍之內不得進入，確保侵犯領土的口實穩穩落在柏林頭上。
隨著法軍開始集結，弗朗西斯·伯迪爵士寫道：「民眾表現得異常平靜。今天這裡有人喊‘英國萬歲！’，明天那裡就會有人嚷嚷‘不講信義的阿爾比恩！’我本來要去埃德蒙德·德·羅斯柴爾德在塞納河畔的布洛涅別墅吃飯，後來改成在巴黎碰面，這是因為羅斯柴爾德的所有馬匹和汽車都被徵用。他那臺電動布魯厄姆汽車現在連出城都困難——沒有特別許可令，任何汽車一律不得出城。我們的四個男僕已經第一時間離開，找自己的部隊去了。管家是十天前走的。還有另外三個僕人都已經參軍入伍。我只好提出請求，希望能夠把我的法國司機留下來。」像麥琪食品公司這樣德國人開辦的企業遭到了示威遊行者的暴力衝擊，這樣做當然包含著某種特別的惡意，因為法國乳製品的小型生產商們將這些巨頭視為生意上的威脅。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開的商店被洗劫一空，警察就站在一旁，袖手旁觀。維維亞尼在對眾議院的發言中說道：「德國人沒有什麼可以指責我們的。現在真正遭到侵犯的是我們的獨立、尊嚴和安全，這一切我們協約國為了歐洲的利益都將努力捍衛。」維維亞尼的話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美國小說家伊迪絲·華頓當時住在法國，7月份還去了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旅行。華頓8月1日返回巴黎，原本計劃繼續前往英國，好在這個夏天南北都走一走，卻發現不得不放棄計劃。「一切都看著那麼奇怪，讓人產生某種不祥之兆，顯得虛幻不實，就像風暴來臨之前的黃色閃電。好些時候，我感覺自己彷彿已經死了，醒來發現身在一個陌生的世界。結果真的生活在一個陌生的世界」。
第四節英國的決定
此時此刻，全歐洲都在屏息凝神，等待阿斯奎斯政府下一步將作何行動。在維也納，亞歷山大·弗洛伊德寫信給哥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難以置信的口吻提起英國竟然加入俄國的陣營與其並肩作戰，認為：「一個文明開化的民族是不會和野蠻人站在一起的。」不少德國人同樣難以理解英國人為什麼要參加這樣一場戰鬥，同自己作對，因為這場戰鬥在他們看來和英國毫無關係。理查德·斯圖姆夫是德國帝國海軍公海艦隊的一名水兵。在他看來，英國皇家海軍的一個編隊幾個星期之前還在基爾賽艇會上受到德國人民的熱情歡迎，這個國家現在竟然想著要與德國為敵，簡直令人噁心：「只要一想到（英國人做出這樣的舉動）其實是因為嫉妒的驅使，就讓人覺得痛苦，商業上的妒忌心是可恥的，是讓人痛恨的！」德國人一心指望英國保持中立，為此一拖再拖，遲至8月3日才對法宣戰。德皇還在一廂情願地以為事情會有轉機，自己的弟弟與英王喬治五世早些時候的那次談話讓他印象尤其深刻，簡直有些走火入魔。海因裡希親王當時結束對倫敦的訪問歸國，為他帶來了英王保證，說英國絕不插手歐洲大陸的任何爭端。威廉二世以為英國會審時度勢，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會說到做到，還自作聰明地說道：「無畏艦可是沒有輪子的啊。」
一位來法國訪問的遊客寫了這麼一段話：「此時此刻若非身在巴黎，你是無法意識到法國人民這些日子該有多麼著急，他們在焦急地等待英國人開口。」阿斯奎斯政府的態度仍然叫人難以辨明。《泰晤士報》在29日的社論中公開表揚了自己國家的大公無私，寫道：「維持歐洲大陸勢力均衡，是我們英國不變的利益與傳統政策之所在。」「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都將一如既往地堅守」與法國的同盟協議。然而，法國人對於英國人信誓旦旦地表達友好願望，除了感到憤怒，還是憤怒。法國人唯一想知道的只有英國軍隊是否會和自己並肩作戰，而此時此刻的答案卻是不會。
格雷、丘吉爾、哈爾登，還有阿斯奎斯都希望英國能夠同其他簽訂協約的盟友堂堂正正站在一起。外交大臣早在7月29日就在私底下揚言，倘若政府無法做到這一點，自己便甩手不幹。第一海務大臣於是又是請客吃飯，又是連哄帶騙，要好友財政大臣當一回說客，說服勞合·喬治不要那麼頑固不化，拒絕承諾讓英國參與歐洲大陸的爭端。丘吉爾言下之意——這樣的話簡直荒唐——參戰並不需要付出多大代價：「只要我們同心協力，就能夠推行寬鬆自由的社會政策……海軍打仗的成本就會降下來。」不過，看到俄國開始動員，大部分英國人表示堅決反對，不讓自己的國家步俄國人的後塵。《每日新聞報》在9月29日斷言：「我們為了爭取和平所能做的最有效工作就是明確表示，我們絕不會為了俄國人統治斯拉夫世界的霸權去犧牲哪怕一個英國人的性命！」工黨正在商量對策，一旦阿斯奎斯打算參戰，就要工會立即發起全面大罷工。《每日郵報》7月30日的頭版頭條赫然寫著「全歐洲武裝起來」，感覺像是在描述一件遙遠的事情。兩天之後，標題又換成了《歐洲正在走向災難》。在7月31日的一場晚宴上，俄國駐英大使班肯多夫伯爵對英國作家莫里斯·巴林說道，自己和法國特使都認為英國不會參戰，對此感到十分難過。
偏左的《每日紀事報》7月31日對於民眾並未表現出好戰傾向表示歡迎，寫道：「完全沒有出現反德情緒，著實令人高興，比起前不久經歷過的那些來，簡直值得大加稱讚。過去這幾年的確起了不小作用，讓英國人民開了眼界，重新看到我們與那些偉大民族在利益上同屬一體。放眼歐洲，這些國家在不少方面與我們的文明程度最為相似。只要一想起我們之間發生戰爭，生靈塗炭，這樣的想法放在現在或許要比一代人之前更加讓人覺得噁心。」就在當天，《曼徹斯特衛報》成為第一家英國報紙，頭一個建議如果法國遭到進攻，英國也許就該參戰。不過，這家報紙對於德國進攻比利時的可能性予以了否定，認為這將破壞歐洲1839年簽署的協定。該協定保障了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柏林政府和倫敦政府當時都在協定上籤了字。
7月31日，星期五，正好趕上個大晴天，多切斯特郡治小城多賽特的營房之內，一名皇家威爾士火槍兵團計程車兵早上6點剛到就被吵醒，只聽見團樂隊正在屋外演奏《我就喜歡在海邊》，這可是那些小調裡面最歡快熱鬧的一首。誠然，不少英國人現在已經有所意識，承認戰爭距離英國的海岸近在咫尺。諾曼·麥克勞德是海軍部的一名私人秘書，寫道：「（我）感到非常焦慮，因為我完全反對打仗，擔心引發財政和經濟危機。人們正在大肆搶購囤積食品。銀行利率已經漲到了10%……我想這些困難會讓人不那麼急著開戰。」一個來自倫敦的代表團拜訪了財政大臣，聲稱「拯救這個世界的唯一辦法就在於讓我們的國家遠離戰爭，這樣我們也許還能繼續成為這個世上的偉大市場，經濟霸主」。8月1日，《每日新聞報》登載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該報主編阿爾弗雷德·喬治·加德納，標題是《為什麼我們不準參戰》。作者在文中問道：「這個世界如此寬廣，我們和德國到底有何利益衝突？什麼也沒有！可是，我們和俄國有，我們和俄國的潛在衝突就在於整個東南歐和南亞。」保羅·康邦在星期六閣議結束之後告訴格雷——康邦這番話是通過翻譯，用法語說的。他在官方交流場合只用自己的母語——說自己直截了當地拒絕向巴黎傳達英國的決心，「或者，說得直接一點，根本就沒有什麼決心可言」。
不少英國人認為倘若真要追究這場即將到來的噩夢因何而起，那麼罪魁禍首就是貝爾格萊德和聖彼得堡。《經濟學人》警告道：「塞爾維亞頭一個發起挑釁，接下來輪到俄國。如果真要發生一場大戰，那麼俄國人實施動員就是最大的禍根。我們都在擔心，生怕《泰晤士報》上那些煽陰風、點鬼火的文章會刺激沙皇，讓沙皇以為英國會替他鼓氣撐腰。」維也納的約瑟夫·雷德里奇在寫給《經濟學人》的信中質問道：「無論何黨何派，奧地利全國各地的人們都在激烈爭論著同一個問題——像塞爾維亞這樣的鄰居，奧地利到底還要忍耐多久？」九位鼎鼎有名的劍橋學者向《泰晤士報》致函寫道：「我們都將德國視為在藝術與科學上引領世界的國家，我們過去、現在都在向德國的學者們請教學習。倘若為了塞爾維亞和俄國的利益對德宣戰，不啻於對人類文明的犯罪。如果是出於光榮的責任，我們樂意參戰，愛國主義將讓我們停止尋找藉口，可是，在這緊要關頭，我們認為我們有理由提出抗議，拒絕因為別人而捲入爭鬥，與一個同我們有著如此緊密關係的國家自相殘殺。」8月1日當晚，格雷與私人秘書在聖詹姆斯大街的布魯克斯夜總會共進晚餐。二人飯後還一起打了一會兒檯球。與此同時，那位首相卻早已帶著滿肚子怨氣和不滿躺在了床上——由於危機壓力過大，首相不得不取消了與維尼西婭·斯坦利去鄉下共度週末的計劃——即便不能共結連理，那位26歲的姑娘也是首相念念不忘的痴情愛人。「我要跟你實話實說，我還從來沒有這麼失望過，」阿斯奎斯在給斯坦利的信中寫道，「我有些睡不安穩，」阿斯奎斯繼續寫道，「不過，說真的，雖然睡一陣子，醒一陣子，但也不是睡得不好。感謝上帝，你的影子總在我眼前浮現，為我帶來安寧和平靜。」不管首相在信中給斯坦利寫了多少綿綿情話，傾訴了多少痴心衷腸，對於提升自己的聲譽都毫無幫助，倒是給了人們一個難得的機會，好好看一看他腦子裡究竟裝了些什麼。
名氣最大的三家左翼報紙《每日紀事報》《每日新聞報》《曼徹斯特衛報》仍然在不依不饒地反對英國干預。不過，政府的態度恰恰相反，正在變得愈加強硬起來。8月2日，星期日，阿斯奎斯與利赫諾夫斯基共進早餐，席間對這位情緒容易激動的德國大使提出警告，如果德軍真的進攻中立國比利時，後果將十分嚴重。人們聚集在唐寧街和白廳外面，不少人臉上第一次露出焦急的神色。保守黨黨魁博納·勞致函首相，承諾一旦英國宣戰，自己領導的保守黨將予以支援。寫這樣的信，無異於有意加速戰爭的到來。
內閣隨即開會商議，並從格雷那裡得知法國艦隊已經開始動員。格雷向各位閣僚宣佈，法國指望英國能夠守住英吉利海峽和北海，這樣法國就能夠按照1912年英法海軍談判時達成的秘密條款，集中力量應對地中海的局面。好幾位大臣聽到這個訊息，不禁大吃一驚，甚至有些茫然不知所措，這是他們頭一回聽說英國跟法國達成過如此重大的條款。雖然，閣僚之間對此有著不同程度的異議，但內閣還是最終達成一致，同意按條款辦事，部署軍艦保衛法國北部沿海。德國人聞訊立即提出只要英國保持中立，德國就絕不侵犯英吉利海峽。可是，當保羅·康邦得知英國海軍許下的承諾時立刻變得精神抖擻起來，說道：「這個決定我已經等了很久……一個偉大的國家不能在開戰的問題上磨磨蹭蹭。從英國下定決心在海上開戰的那一刻起，就註定要在陸上開始戰鬥。」
不過，英國內閣仍然拒絕接受這一建議。8月2日晚，約翰·弗倫奇爵士——弗倫奇3月份因為「克勒克兵變」辭職，之前一直擔任大英帝國陸軍總參謀長——打來一通奇怪的電話，聲稱自己不是從各位大臣，而是從《世界新聞報》的老闆喬治·裡德爾爵士那裡得知政府軍事意圖的。這位小個子陸軍元帥向裡德爾問道：如果戰爭來了，是不是會派遣遠征軍去法國，又由誰負責指揮？裡德爾把這個問題轉達給了政府。勞合·喬治回話說法國人定好明天上午10點在唐寧街同自己會面。勞合·喬治回話的時候，還沒有人跟他說過要考慮派遣英國軍隊赴歐洲大陸參戰的問題。
此時此刻，比利時已經成為英國人關注的焦點所在。8月2日下午3點，比利時駐科隆副領事抵達布魯塞爾的外交部，彙報說自當天上午6點開始，看見每隔3到4分鐘便有火車從這座位於萊茵河畔城市的車站駛出，車上裝得滿滿的全是士兵。這些部隊並非開往法國，而是前往亞琛和比利時邊境。訊息隨後傳來，德軍已經進入盧森堡境內，據信很快就將對比利時發起進攻。比利時外交大臣讓·達維尼翁對一同共事的蓋菲耶男爵動情地說道：「讓我們去做個彌撒，為我們可憐的國家祈禱吧。我們的國家從未如此需要上天的庇佑。」
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一世曾在1913年11月訪問過柏林，當時就聽出德皇與毛奇話中有話：「像比利時這樣的小國，如果希望保持獨立，就應該審時度勢，和強國站在一起。」8月2日，這位國王終於見識到了這番威脅的真實意圖——德國直接要求比利時借道，為德軍放行。法國人並不清楚布魯塞爾政府會做何反應，因為法國人總覺得比利時大部分地區是親德的。阿爾貝一世身為武裝部隊總司令及比利時國王，親自拍板，拒絕了柏林方面的無禮要求，國王的決定也得到了民眾的全面支援。
「起草（對柏林最後通牒的）回覆並非難事，」蓋菲耶男爵說道，「我們只需要把感受用簡單的話語白紙黑字寫下來，這份情感觸動著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相信已經正確表達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不過，就在當天，也就是星期天晚上，比利時政府雖然已經做好了最壞打算，布魯塞爾的人們似乎仍然處在一種什麼也不知曉的情緒當中，那些卑微的民眾更是如此。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夏日，隨著夜幕降臨，人們悠閒地從布魯塞爾的鄉間散步回來，成群結隊走回城裡，不少人唱著歌，手裡還拿著鮮花。
英國同樣是1839年簽訂條約，保證比利時中立地位的簽約國。條約是在比利時剛剛脫離荷蘭，獨立不久後簽訂的。8月2日晚些時候，德國人正告英國政府，不管英國同不同意，德軍都打算通過阿爾貝一世國王的國土前進。次日早晨7時許，比利時拒絕接受德國最後通牒的信函送達柏林。訊息傳來，布魯塞爾滿城都飄揚起了黑、黃、紅三色國旗。大多數德國人用半是輕蔑、半是可憐的眼神看著比利時人的抗爭表演。「哎，這幫可憐的傻瓜，」德國公使館參贊一面怔怔地看著滿街飛舞的比利時國旗，一面絮絮叨叨地念道，「哎，這幫可憐的傻瓜。明明看到壓路機開過來，為什麼就不知道讓個道呢？我們又不想傷害他們，可他們非得擋在路上，難道不怕被壓得稀巴爛麼？哎，這幫可憐的傻瓜！」
有一段時間出現過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如果阿爾貝國王懂得低頭認命，讓德軍自由通過，那麼國王子民的日子可能會要好過得多。可是，比利時國王憑什麼要這樣做，或者說，又有哪一位主權國家的統治者這樣做過？縱觀近代歷史，保護小國免遭侵略往往被視為民主大國道德責任之所在。回到1914年，這股不可抗力對局勢的影響要遠比國際法更加強大。無論大多數英國民眾，還是英國政府，在他們眼中，德國入侵比利時不僅是對道義的侵犯，也是對歐洲秩序的踐踏。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德國人一旦打定主意，侵犯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就像他們過去十年以來一直偷偷摸摸乾的那樣——就最好下定決心幹到底，不用發什麼最後通牒就直接進攻。德國人從開口威脅，到發起進攻，給了阿爾貝國王時間來團結本國人民，贏得外國輿論的支援，做好抵抗的準備。比利時人展開大規模鐵路隧道破壞計劃，效果明顯，足以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有效限制敵軍火車在自己國家的行動。
那些為德國入侵行徑大加辯護的人到了現在會說——就像柏林政府當時宣稱的那樣——即便德皇的軍隊沒有興兵犯境，侵犯中立國比利時，協約國也會輕易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地位。這樣的論斷要想言之成理，依據只有一個，那便是英國人曾經討論過必要時封鎖安特衛普，防止安特衛普落入德國人手中，以作通道之用。只是，這個應急方案隨著局勢發展就此作罷，最後不了了之。英國人反覆告誡法國人切莫染指比利時領土，霞飛對此表示預設。有了俄國的先發舉動，到目前為止，只要避免成為那個主動發起進攻的侵略者，在這場控制局面的博弈之中就是明白無誤的贏家。然而，毛奇沒能保持這份定力，他的軍隊跨過了比利時國境。俾斯麥早就警告過同胞不要輕舉妄動，因為他預計到此舉對於國際輿論有何影響。阿斯奎斯政府中有一些人早就認定英國在歐洲必有一戰。對於這些人來說，德國侵犯比利時無異於天賜良機。倘若沒有比利時，英國縱使真的參戰，國內也會分成兩派，難以齊心。毛奇做出了一個致命的誤判——他太過相信英國會打這一仗，壓根就未想過破壞比利時中立一事會左右英國參戰，結果大錯特錯。當英國人看到阿爾貝國王準備領導人民光榮赴死、英勇殉國，成千上萬此前還在一直反對戰爭的人們就此被團結在了為正義而戰的事業中。
英國如此忙著拯救「英勇的小國比利時」，著實是一件相當諷刺的事情。布林戰爭期間，阿爾貝的國家可是熱情洋溢地高舉著反英大旗。比利時人在殖民剛果的過程中犯下的非人罪行罄竹難書，唯一與之堪比的恐怕只有德國在西南非洲的累累惡行了。英法兩國士兵都對比利時軍隊報以蔑視，將比利時軍官視為一幫只知裝腔作勢的紈絝子弟。不僅如此，就在一個月前，比利時的天主教報紙還在強烈支援奧匈帝國，認為奧匈帝國有權對塞爾維亞採取軍事行動。其中有一份報紙，列日的《快報》就對俄法同盟大加抨擊，斥其為「所有心中對於自由、民主和人類文明懷有美好憧憬的人們的噩夢……這樣的同盟簡直違反人性」。
可是，這並不重要。在倫敦，仍然有一些大臣堅持認為，倘若只是讓德軍假道通過，僅憑這一點尚構不成理由開戰。可是，大多數英國人民已經在這場巴爾幹半島和歐洲的亂局之中認清了自身義不容辭的道義所在。8月2日是星期天，格雷正在與哈爾登共進晚餐，一封電報被送到手中。電報上警告德國進攻比利時迫在眉睫。二人迅速乘車去了唐寧街，把正在會客的阿斯奎斯給叫了回來。格雷與哈爾登告訴了阿斯奎斯訊息，要求授權動員軍隊。哈爾登考慮到阿斯奎斯如果繼續兼任陸軍大臣恐怕忙不過來，於是自告奮勇，願意臨時承擔陸軍大臣一職。首相對兩點建議都表示了肯定。
8月3日，星期一，這一天是英國的銀行休假日。《泰晤士報》當天一早宣佈：「歐洲即將面臨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最慘烈的一場大戰……罪魁禍首就是德國。德國倘若真有誠意，在維也納開口的時候就會出聲阻止災難發生。可是德國並沒有選擇這樣做。」當天陽光燦爛，白廳外面擠得水洩不通，密密麻麻地圍滿了等待訊息的人們。上午11點，內閣得知了阿爾貝一世的決定，比利時將會奮起反抗。即便如此，部分大臣仍在發愁。約翰·西蒙爵士與博尚伯爵先後發表宣告，聲稱寧可辭職，也不讓英國捲入戰爭。不過，勞合·喬治才是關鍵人物。他最終打消疑慮，接受了英國參戰的事實。一位自由黨人失望地抱怨道，首相「缺乏勇氣堅持信念」。事情的真實原因很可能在於勞合·喬治更多考慮的是政治後果，比起為了協約國這點事情鬧出亂子來，更加擔心政府和自由黨的內部分裂，因為這樣會讓保守黨在黨爭之中坐收漁翁之利。阿斯奎斯給多佛通電，要求基奇納伯爵暫時推掉訪問埃及的行程。基奇納是英國聲名顯赫的軍人。首相要求這位陸軍元帥返回倫敦，以便必要時借他一臂之力。
海軍部王室代表喬治·蘭伯特並不知曉事態的最新發展，他在當天上午對財政司司長說道：「我希望內閣能夠不再猶豫，做出明確決定。」借用一位目擊者的話來說，財政司司長「看上去臉色蒼白，憂心忡忡，和星期六完全換了個樣子」，答道：「我想他們已經決定好了。」不過，英國民眾態度分歧依舊明顯。諾曼·麥克勞德是個公務員，他在8月3日寫道：人們即使知道了比利時方面傳來的訊息，「也對事態變化感到非常難過，害怕達成什麼秘密外交協定，欺騙人民，迫使人民捲入到戰爭裡去。要不是考慮到要賺錢，我早就辭職不幹了」。《世界新聞報》的老闆喬治·裡德爾爵士告訴勞合·喬治：「自己只要一想起政府打算參戰，就氣不打一處來。」蓋伊·弗裡特伍德-威爾遜在《泰晤士報》讀者來信專欄發表文章抗議道：「我以一個‘平常百姓’的身份寫這封信。毫無疑問，我是特別蠢的那一個，因為我實在看不出為什麼在我這輩子，我的祖國要被拖進這樣一場戰爭裡去。」塞爾維亞這種國家，蓋伊強調道：「連犧牲哪怕一個英國擲彈兵的生命都不值得。」
不過，英國境內的所有軍事組織都接到了動員令。皇家海軍陸戰隊的莫里斯·菲斯廷上尉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小城迪爾郊外的海軍陸戰隊基地打板球比賽。菲斯廷可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他打了66次不出局，剛剛還完成夙願，把球從窗戶直接打進了軍士長們用餐的食堂。皇家威爾士火槍兵團的上校正在參加晚宴，侍應說傳令兵帶著電報在外等候。在場賓客幾乎都對電報內容心裡有數，不過宴會照常進行。送信計程車兵一直等到宴會結束，女士們全部退場，才得到許可，把給團裡的動員電報送了進來。
英國是幾個大國當中唯一一個就參戰一事展開議會辯論的。8月3日下午3點，格雷現身下院。此時的格雷一眼便能看出早已筋疲力盡、面容憔悴。格雷代表政府，就危機首度發表正式宣告。格雷天生不善言辭，原本有機會好好準備一下演講稿，結果時間卻被利赫諾夫斯基親王佔去。親王專程去了格雷的辦公室拜訪，盡最後努力希望英國不要將德軍借道比利時的小小一隅視為開戰理由。這也成了二人的最後一次會面。
下院當天座無虛席，就連留給外交官和公眾的旁聽席也被擠得水洩不通。阿斯奎斯面無表情，聽著格雷發言。格雷希望下院從「英國的利益、英國的榮譽還有英國的責任」三個方面好好考慮一下到底應該如何處理這場危機。這位外交大臣告訴議員們英國已經與法國達成秘密海軍協定，還有政府為何決心不能坐視不管，任憑德國的炮艦跑到英國的門口，在法國北部沿海肆意妄為。聽到這裡，保守黨議員們紛紛高聲歡呼起來，自由黨黨員們則坐在座位上，一語不發，一看就知道不少人並不買賬。格雷談到了英國的利益和貿易通道的問題，不過並沒有給人留下什麼深刻印象。他接著突然提高聲調，用一種此前從未見過的義憤之情，談起了比利時的中立地位不容侵犯，厲聲說道：「難道我們可以忍心袖手旁觀，眼看著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在眼前發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我們豈不是也成了罪孽深重的共犯？」
格雷接著話鋒一轉，回到歐洲勢力均衡的問題上來，這是英國政府幾個世紀以來的基本路線，再令人熟悉不過。格雷說道，英國必須表明態度，「反對任何國家一切毫無節制的擴張行徑」。在經過長達75分鐘的演講之後，格雷以一種頗具戲劇性的方式作了總結陳詞，呼籲道：「有那麼一刻，我根本就不相信即便我們置身事外，待到戰爭結束就能夠改變已經發生的一切……就能夠避免讓對面的西歐大陸落入敵手，為一國獨佔統治……我只是認為我們應該在世人面前放下我們的驕傲自負，放下我們的名聲美譽，無論後果多麼嚴重，多麼可怕，我們都不應該選擇逃避。」
格雷的最後一段發言成為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有關英國到底應不應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爭論的焦點。下院當天下午用滿場掌聲與歡呼來歡迎格雷的這段講話。格雷在其長達29年的首相生涯中以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為人熟知，正因為如此，他這一刻的雄辯才起到了如此美妙的效果。西蒙與博尚在聽完格雷的演說之後雙雙收回辭呈。雖然，議會從未要求在最後關頭進行投票表決，但即便是一向主張和平的自由黨黨內氣氛也發生了戲劇性反轉，變得支援參戰起來。
「現在應該怎麼做？」丘吉爾與格雷並肩走出下院時問了一句。我們要給柏林政府送去最後通牒，這位外交大臣答道，要求德國24小時之內把軍隊撤出比利時。弗朗西斯·伯迪子爵寫道：「格雷的演講……非常精彩，比我預期的還要（讓巴黎）滿意。德國早就決心發動戰爭，不惜一切手段誘騙我們不要插手爭端。」朱勒·康邦在戰後說道：「當時英國政府執政的是自由黨，這對我們來說真是莫大的幸運。要是換了其他反對黨，英國很可能就會推遲干預。」康邦此言也許不錯。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倘若臺上坐的是保守黨，政府還會不會這樣急著參戰，自由黨沒準也只能調整步伐、亦步亦趨。自由黨或許還是叛逆性太強，兩位自由黨下級內閣成員莫萊子爵和約翰·伯恩斯一起選擇了辭職走人。
誠然，白天的一幕堪稱波瀾壯闊，可人們當晚依舊無法確定英國到底應該採取什麼軍事措施才切合實際。外交大臣格雷在下院發言聲稱，英國作為一個海軍強國，參戰的話，「當然會有所損失，但這點損失和袖手旁觀比起來，也差不了多少」，格雷的這番話讓後人看到他在政治上幼稚到何種離譜的地步，從而嚴重損害了自己的聲譽。正是由於英國政府對這樣的幻想念念不忘，才沒有一位大臣下令授權立即調派陸軍，赴歐洲大陸作戰。這樣的搪塞推諉令軍事將領們大為光火，軍方深知時不待人，必須爭分奪秒，趕快下令召集英國遠征軍，趕在德軍鐵蹄踏破比利時和法國之前起航赴歐。
庫獨裡哀·德·夏西涅是《費加羅報》派駐倫敦的記者，他給《每日郵報》的新聞編輯湯姆·克拉克打了個電話，希望打聽一些最新動態。「你們是不是打算幫法國一把？」夏西涅焦急地問道，「我知道全英國人民都會支援我們，可你們的政府還在‘等著看’，簡直一點用也沒有。那幫人到底什麼時候動手？時間很快就要來不及了。局面會變得不可收拾，如果……諾斯克裡夫爵士和你們《每日郵報》就不能幫點忙嗎？」有個上了年紀的法國人站在尼斯當地的報社外面，看著門口貼著的海報，厭惡地大聲說道：「英國太不關心我們了，真不要臉！」8月3日傍晚，德國駐巴黎大使拜訪勒內·維維亞尼，高聲宣讀了開戰宣言。這是一份因滿是謊言而在道義上毫無力量的宣言。宣言宣稱法國飛機轟炸了紐倫堡和卡爾斯魯厄，由於飛機從比利時上空飛過，因此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地位。維維亞尼對指控全盤否認，二人隨後再未多說一句，相互鞠躬，各自離開。霞飛將軍在動身前往司令部之前和普因加萊正式道別。這位將軍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坐鎮統帥部，釋出軍令，他將擁有比這個國家任何一位指揮官都要絕對的權力。
8月4日早上8點剛過，德軍首批部隊就從蓋默裡希越過比利時邊境，這裡距離列日僅有30英里。比利時憲兵撤退之前下令對德軍開火。抵抗雖然徒勞，卻並非沒有意義。中午時分，國王阿爾貝一世正式向英國發出呼籲，要求英國作為比利時中立地位的保衛者出兵支援。國王隨後穿上戎裝，踩蹬扶鞍，騎上戰馬，走在隊伍的最前面，身後跟著一小隊馬車，其中一輛車內坐著國王的妻子和孩子，一行人動身前往布魯塞爾的議會大廈。國王下馬走進議會大廳，向議員們大聲說道：「先生們，你們已經下定決心，絕不動搖，堅決捍衛父輩留給我們的神聖遺產了嗎？」全體議員齊刷刷地站了起來，高聲答道：「是的！是的！是的！」此情此景，令人激動。
在柏林，德皇威廉將帝國議會的全體議員們召至行宮。德皇頭戴頭盔，身著全套軍禮服，在貝特曼的陪同下接見了議員。貝特曼同樣戎裝在身，一身龍騎兵近衛隊的裝扮。德皇對比利時隻字未提，只是宣稱戰爭由塞爾維亞挑起，並且得到了俄國支援：「我們拔劍而戰，我們的良心是乾淨的，我們的雙手也是乾淨的。」德皇的一席話贏得了到場議員經久不息的掌聲。相比之下，貝特曼後來在帝國議會的發言則是完全另外一碼事。貝特曼的直言不諱日後被提爾皮茨斥為瘋狂作死。貝特曼說道：「不錯，我們入侵比利時是違反了國際法。可是，只要能夠達成我們的軍事目的，我們犯下的這個錯誤——我現在公開地說——我們就能夠讓這個錯誤變成一件正確的事情。」社會民主黨議員對此給予了熱情的掌聲，保守黨議員也鼓起掌來。
阿斯奎斯和格雷8月4日一直匆忙奔走於下院和白廳之間，他們受到了民眾的歡呼喝彩。首相在給維尼西婭·斯坦利的信中寫道：「溫斯頓現在已經披掛齊整，準備上陣了。他盼著明天一早就開始海戰……所有這些事情都讓我感到無比難過與憂傷。」當天下午，下院宣讀了英王喬治五世頒佈的動員法令，阿斯奎斯隨後在下院宣讀了英國對德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在當晚午夜，也就是倫敦時間晚上11點之前做出答覆。最後通牒直到當晚7點，也就是格雷得知德軍已經進入比利時境內之後才最終發出。貝特曼從英使手中接過最後通牒時憤憤說道：「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沸騰，竟然在比利時身上大做文章，簡直虛偽之極，這根本就不是英國參戰的原因！」這位帝國宰相向愛德華·戈申爵士喋喋不休地抱怨了一通，斥責英國要為開戰以及之後的一切災難負責，最後還說：「一切就是為了一個詞——‘中立’——一切就是為了一張廢紙。」貝特曼的這句話被載入史冊。許多德國人承認自己將英國人插手干預視為背信棄義。
回到倫敦，天色將晚，內閣再次召開會議，宣佈德國已經接受與英國開戰的訊息。閣僚們先是進行了一番討論，接著便全都靜靜地坐在唐寧街的議事廳裡，等待時鐘敲響。大本鐘響起了午夜11點的第一聲鐘聲，政府知道木已成舟。二十分鐘之後，開戰電文被傳給了英國陸軍。電文寫得相當簡明扼要。在諾曼·麥克勞德看來，在此之前的20個小時裡，「民眾情感發生了非比尋常的變化。直到星期一還是情緒激烈的反戰派‘中立聯盟’佔上風。然而，德國人拒絕尊重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徹底毀掉了這一切」。麥克勞德注意到「還有另外一個顯著變化。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時候，倫敦城內還可以見到恐慌情緒，人們在搶購食品儲備。（可是到了星期一），人們已經表現出對政府的完全信任——我此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場景，至少在布林戰爭期間哪怕連一回都沒見過」。
8月4日晚，在位於查塔姆的皇家海軍陸戰隊基地餐廳內，一名服務員將一份電報交到了海軍陸戰隊司令手中。司令大聲宣讀起了電文：「立刻開始對德作戰。」贏得了聚集在餐廳內軍官們的齊聲喝彩。他們中的不少人將在此後的一年內戰死沙場。至於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還有南非這些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及殖民地，沒有任何人在有關開戰決定的問題上事先徵求過他們的意見，只是由各自的總督簽署了代表官方權威的宣告，宣佈與母國一道與德意志帝國就此進入戰爭狀態。發出抗議聲音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老布林人。其中一位名叫雅各布斯·迪芬特爾。迪芬特爾將手下的突擊隊員召集起來，然後發了一封電報給以前的老上司路易斯·博塔，後者此時已經當上了南非總理。迪芬特爾在電報中寫道：「我的人全都武裝好了，也上了馬，只等開打。不過，我們到底是跟誰打，是打英國人，還是德國人？」迪芬特爾最終接到命令，加入一支另外集結的部隊進攻德屬西南非洲。另外一些人舉起槍開始反英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了下去。
即便對於不少靈機善變、訊息靈通的歐洲人來說，也沒有意識到自己要乾的這件事情後果到底有多嚴重。這一點從英國領導人的講話中便可得到驗證。英國領導人還在謝天謝地，感謝這場戰爭讓自己的國家得以從愛爾蘭脫身，不用流血攤牌。格雷在8月3日的下院演講中說了一小段離題話，聽來幼稚可笑：「還有一件事情我想附帶說一句：愛爾蘭的局勢現在這麼糟糕，開戰這件事也算是件好事。」威廉·波德伍德男爵是英印政府的軍事秘書，寫道：「考慮到愛爾蘭局勢，這場戰爭機遇難得，正好避免了內戰。等到仗打完了，我們也累了，不想再打了。」
拉姆齊·麥克唐納由於支援者——一如他們在德國的工人同志們一樣——投票支援發行戰爭債券，宣佈辭去工黨主席。麥克唐納在下院發言聲稱英國應該保持中立時還贏得了一些喝彩。不過，他接著又說了這麼一番話：「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相信保持中立才是對的，因為只有保持中立，才與我們國家的傳統，才與目前執政黨的傳統一致。」此言一齣，立時激起一陣嘲笑。對於那些敏感的在場人士來說，如此笑場顯然不合時宜。龐森比先生是斯特靈自治市的代表議員，評論道：「我們正處在大戰邊緣，而他討厭看到人們以一種輕鬆的心態去面對戰爭。」龐森比的話贏得了一些讚許的聲音。另外一位議員韋奇伍德先生則聲稱，這次開戰不會「像18世紀那些令人懷念的老戰爭……而是事關文明存續的大事，這個文明耗費了數百年曆史才走到今天」。下面這段話雖然在當時鮮有掌聲，卻恐怕算得上最睿智的評論。這段話同樣出自拉姆齊·麥克唐納之口：「沒有哪場戰爭是從一開始就不受人歡迎的。」
危機進入最後幾天，不少頭面人物，也就是那幫各個國家最重要的大人物，那幫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都經歷了畏縮的時刻。這幫人依稀看到自己正在走的這條路倘若繼續走下去，下場會有多麼可怕，於是一個個回過頭來，渴望找到來時的路。這樣的形容放在德皇、貝特曼和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再貼切不過，可是如果用來描述奧地利人、毛奇，或者薩佐諾夫，就沒那麼容易看出來了。法國人堅信支援俄國是自己的宿命，其信念之堅決，讓人匪夷所思。之所以如此，僅僅是因為法國人確信——法國人這樣想也沒多少不對——既然自己身為協約三國中的一員，那麼德國軍隊無論如何都會對自己下手。反觀英國，除了丘吉爾這樣幾個為數不多的野心家之外，恐怕是最不願意參戰的一個。不過，英國人在德國侵犯比利時的事實中找到了參戰理由。正是由於英國是一個大國，所以英國人才會覺得每當有大事需要解決的時候，自己必須從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剩下的最後幾天和平日子裡，英國保密局軍情五處處長弗隆·凱爾待在水門大廈的辦公室裡24小時足不出戶，忙著組織緝拿已經查明的德國間諜。弗隆手下的這個組織雖然成立不久，只有17名員工，卻已經和各郡警察廳長建立起了強有力的聯絡。從8月3日開始，直到16日，一共有22名間諜被逮捕歸案。有些間諜用了沃爾特·李曼的方法成功逃脫——李曼是個外語教師，住在赫爾市，是在澤布呂赫坐渡輪逃走的。英國人相信雖然還有間諜未被發現，即便如此，這一小撮人也幫不了德國什麼忙。
被捕的大多數間諜都是通過擷取通訊的方式得以確認的。內政部下達授權令，專門擷取這些間諜與德國情報機構、德意志帝國海軍情報處之間的通訊往來。整個監視系統由溫斯頓·丘吉爾一手扶持培養。德皇見手下的間諜頭目們如此不堪重用，不禁火冒三丈。威廉二世有一次對英國間諜網總負責人古斯塔夫·施泰因豪爾大發雷霆，怒道：「我身邊是不是都是一群傻子？到底誰在負責？」德國陸軍軍情部門集中精力對付法國，英國則留給海軍對付。施泰因豪爾戰前多次出入英國，主要通過向移居英國的德國僑民主動寫信來招募人手做間諜。施泰因豪爾手下最能幹的「郵遞員」當數卡爾·恩斯特。此人住在本頓維爾，是一名理髮師，通過在給水兵理髮的時候套近乎，蒐集情報。德國在英國的戰時情報網路自從1914年被端掉之後再也沒有恢復過來。害得柏林直到8月21日才得知訊息，英國遠征軍已被派往法國。
與此同時，蕭伯納也給自己作品的德語譯者發去電報，上面寫著：「你我戰時無法繼續合作。無論如何都送上我最友好的祝福。」諾斯克裡夫勳爵在給自己以前在維也納的通訊記者威克姆·斯蒂德的信中寫道：「好吧，該來的終於來了！」斯蒂德回信寫道：「是的，感謝上帝！」好些俄國人對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念念不忘，總把英國稱作「英國女人」。有個農民在1914年8月說「自己很高興見到英國女人終於和俄國站在一起，因為首先英國女人很聰明，又願意幫忙，還有，如果俄國情況不妙，英國女人很善良，願意幫忙；再有，如果要談和的話，英國女人意志堅強，不會讓步。」
弗蘭·蘇克利是斯洛維尼亞家喻戶曉的智者哲人，1914年的時候已經65歲。8月4日這一天，這位不願在哈布斯堡王朝面前低頭臣服的老人正坐在堪迪哈有名的斯滕伯爾花園的樹下，讀著英國對德宣戰的訊息。老人對圍坐身邊的一小群信眾說道：「你們最好現在感謝上帝，祈禱這場戰爭三年之內趕快結束。」蘇克利的話很快傳遍了斯洛維尼亞。「斯洛維尼亞人人都以為我肯定瘋了。大家一心指望著只要三個星期就會有結果出來，頂多不超過三個月」。在柏林，《每日郵報》的弗雷德里克·威爾斯描述了當天發生在英國大使館的一幕：「當德國人意識到英國對德宣戰，立刻變成了憤怒的暴徒……石頭、鑰匙、棍子、刀子，還有雨傘，凡是能扔的東西都從視窗扔了進去，上面的玻璃全被砸了個稀巴爛。」
作家傑羅姆·k·傑羅姆當時正在英國參加一個鄉村網球俱樂部的聚會。他表達了自己的寬慰與感激之情，寫道：「……我真的很害怕格雷到了最後一刻會頂不住。……讓我感覺沒有信心的是阿斯奎斯。我沒有想到這個老人會有這樣堅定的決心……感謝上帝，接下來會有一段時間看不到‘德國製造’這幾個字了。」8月4日晚，大批民眾聚集在白金漢宮門外，齊聲高喊口號，唱著歌曲。莫里斯·巴林看見一個男人喝得醉醺醺的，穿著晚禮服，站在特拉法爾加廣場上停著的一輛計程車頂上，對著一旁路過的行人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說。
即便英國已經宣戰，仍然有人對此拒不認同，表現得情緒異常激動。8月5日，查爾斯·p.斯科特在《曼徹斯特衛報》上發表文章，寫道：「英國簽下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協定，如此一來就能夠以符合法律的名義，在背後幹這些只有瘋子才幹得出來的蠢事，讓自己摻和到兩大軍事同盟的瘋狂戰爭賭博中去……我們將為這場戰爭賭上我們引以為傲的一切家當，卻什麼也贏不回來……終有一天，我們將為此後悔不已。」時至21世紀，不少英國人都對斯科特的話表示認同，這不僅僅是主要因為接下來經歷的一切過於慘痛，還在於這些人並不理解為什麼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去和德意志帝國的軍隊作對。
誠然，塞爾維亞政府或許沒有捲入刺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行動，可塞爾維亞軍隊卻與這件事情瓜葛極深。協約國三巨頭倘若事先有知，其中任何一個是否又會做出不同的舉動呢？答案是幾乎肯定不會。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是奧地利人和德國人興兵犯境的真正理由，也不是他們的對手做出回應的原因所在。俄國人只是覺得僅僅因為一個普林西普，還有「埃皮斯」犯下的罪行，就要把一個小小的斯拉夫國家徹底消滅，這樣的懲罰未免太過嚴重，讓人實在無法忍受。法國人除非老老實實宣佈保持中立，並且按照德國人的要求，把邊境上的堡壘要塞乖乖交出來，否則法俄同盟必然會讓毛奇在西線發起進攻。英國人其實對塞爾維亞大禍臨頭，毫無觸動，之所以採取行動，完全是因為德國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地位，並且對法國構成威脅，才必須有所回應。這場衝突很快就將演變成為一場世界大戰，參戰各方卻有著大相徑庭的動機，在作戰目標上也鮮有相同之處。在巴爾幹半島的衝突將關係到東歐局勢；歐洲大陸戰爭將決定德國人能否贏得統治權；德國還要挑戰英國的全球海上霸主地位，這三場爭鬥將最終演變為一場大戰。隨著以日本、土耳其和義大利為首的其他國家捲入爭鬥，其他方面，尤其是領土方面的爭奪也將一一融入這場大戰。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有不少英國人一直認為代價太過高昂，找不到任何理由來替參戰加以粉飾。不少人指責是愛德華·格雷爵士讓英國捲入了大戰。可是，假設德國人真的贏得歐洲大陸統治權，進而可能獲得對英霸權，那麼這位外交大臣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去避免這樣的結果，又是否應該對此負責呢？
勞合·喬治在回憶錄中提出了另外一個反對參戰的理由，這個理由在當時頗為吃香。他將矛頭對準了那幫自己看不順眼的軍人：「要不是那幫軍事人員滿腦子什麼職業熱情，缺乏耐心，匆匆忙忙把軍隊之間之前商量好的計劃拿出來付諸實施，政府間的談判也許能夠繼續下去。這些談判當時甚至還沒來得及開始，就沒了下文。若非如此，這場戰爭很可能也會因此得以避免。」勞合·喬治的話純屬強詞奪理。這根本就不是一場「意外導致的戰爭」，而是一場奧地利人在德國支援之下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的戰爭。
即便時至今日，也和1914年一樣，要想對有關英國是否有必要參戰的問題進行任何評判，都必須考慮一個問題，即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帝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雖然，今天有一小部分人為了達到聳人聽聞的效果，會說如果當年德國獲勝，那麼就會提早半個世紀創造出一個類似歐盟的政治實體來。這樣的說辭聽起來敷衍草率。即便德皇統治不能與納粹政權相提並論，可在治國理政方面也絲毫談不上明智開化。統治壓迫才是德皇的目的所在，能夠以和平手段達成目的固然不錯，但若有必要，挑起戰端也未嘗不可。德國人生就的偏執讓他們將一切試圖遏制或者質疑其自身在國際事務中強勢行為的舉動統統視為敵意。不僅如此，七月危機期間，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一樣在不斷撒謊，遮掩自己的真實意圖與行為。相比之下，不管英國人做事有多麼不如人意，阿斯奎斯政府不管是對盟友，還是可能刀兵相見的敵人，至少都道出了自己的真實看法。
翻看德意志帝國在海外他國犯下的罪行，即便按照當時的標準也稱得上慘無人道，泯滅人性。1904-1907年，德國人在德屬西南非洲對赫雷羅人和納馬人展開種族屠殺。屠殺本為奉命行事，殺完之後又大肆慶祝，其罪行之髮指遠超英國人在殖民地幹過的醜事。誠然，德國人1914年入侵比利時和法國時犯下的暴行，包括儘可能大規模屠殺平民，這些都不能與「二戰」期間的所作所為相提並論，因為這些暴行中並未包含種族滅絕的意圖，可是，這些惡行卻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惡劣印象，讓人無法忘記這個一心想要統治歐洲的國家是何等殘忍。
有人認為倘若大英帝國能夠在1914年恪守中立，那麼最後的結果會要好得多。這個說法似乎站不住腳。德國領導者向來獨斷專行、貪得無厭，其本性恐怕不會因為戰場上的勝利而有所收斂。誠然，德國參戰之時帶著的並非一副統治世界的宏大藍圖，可德意志帝國的領導人們毫無疑問希望通過贏得勝利來攫取巨大的戰利品作為回報。1914年9月9日，貝特曼·霍爾維格當天草擬了一份清單，在上面列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此時的柏林似乎以為勝利就在眼前，唾手可得。「這場戰爭的目的」，貝特曼寫道，「在於削弱我們的敵人，不管是在東方，還是西方，都要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為我們提供安全保障」。
法國將把布里埃的鐵礦割讓給德國，一同讓給德國的還包括貝爾福，從敦刻爾克到布倫沿海的狹長一線，連同孚日山脈的西側。法國具有戰略意義的堡壘要塞將被統統拆毀。就像1870年之後那樣，法國必須支付大筆戰爭賠款，足夠確保「法國在接下來18-20年內無力承擔足夠的軍費開支」。其他方面，盧森堡將被直接併入德國；比利時和荷蘭將成為帝國的附庸；俄國的邊境線將大大縮短；還要在非洲成立一個幅員遼闊的殖民帝國。一個德國治下，北起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至土耳其的龐大經濟聯盟即將形成。
喬治·亨利·蘇圖曾經說過一番話，相當令人信服：貝特曼從來就沒有把自己提出的領土要求，像在歐洲大陸推行關稅聯盟一樣認認真真當一回事——貝特曼曾經極力勸說德皇打消吞併比利時的念頭。不過，不管柏林政府打算採取什麼手段，目的確鑿無疑。借用蘇圖的話來說，「必須明白無誤地認識到，關稅聯盟將使德國實現對歐洲的控制」。雖然，德國其他領導人各有各的「購物清單」，可大家一致認為如果德國沒有在領土和經濟兩方面得到自認為「合適的」回報，那麼這場仗就沒有打完。德國既然已經擊敗了歐洲大陸上那幾個有實力挑戰自己的對手，那麼接下來做個順水人情，和保持中立的大不列顛和平相處，對英國的全球海上霸主地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又有何說不過去？
人們常常批評阿斯奎斯政府在七月危機期間處理歐洲事務時模稜兩可、含糊不清。這一點既像1906-1914年一樣體現在宏觀的戰略層面，也體現在戰術細節層面。英國雖然已經加入三國協約，可歐洲各國政府，包括倫敦在內，對於英國會否加入歐洲大戰的問題均無明確把握。英國人也幾乎沒有什麼能力掌控局勢發展。雖然，德國人並不希望和英國人兵戎相見，可在德國人眼裡，英國人只是歐洲大陸武力交鋒的邊緣角色。英國唯有組建一支兵力強大的常備軍——這一點在英國國內是不可接受的——才有可能在1914年起到有效威懾作用。英國人最嚴重的錯誤莫過於自以為有能力維持自己一直以來倍加重視的歐洲大陸勢力均衡，卻沒有一支足夠兵力的軍隊來替自己的外交政策保駕護航。不過，沒本事徵兵組建軍隊是不會被視為戰爭販子的。
有人聲稱英國應該趁著1914年危機尚未爆發，提前宣佈不管俄法同盟與德國發生任何衝突，英國都將堅決參戰。這種說法顯然無視了什麼叫作民主，忽視了謹慎治國到底需要什麼。沒有任何一屆政府能夠在無視歐洲大局的情況下號召議會支援，承諾無條件加入一場歐洲戰爭，也找不到任何理由這樣做。倘若阿斯奎斯1914年7月答應為法俄提供無條件支援，他才該為自己的魯莽承擔責任，才該為為何開出這樣一張「空頭支票」感到羞愧。德國正是因為對奧匈帝國許下的空口承諾受到譴責，法國人對俄國的承諾同樣是句空話，只是程度稍微輕了那麼一點而已。
英國之所以一心希望維持現狀，承諾維繫和平，是因為英國還在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世界的領頭羊。阿斯奎斯政府始終對俄國放心不下，這一點明顯能夠感覺得到，總在擔心俄國會幹出什麼樣的蠢事來，同時又無意激惹法國的敵意。於是乎，阿斯奎斯政府在戰前十年，特別是在1914年7月唯一能做的合乎情理的選擇就只有向盟友表達善意，要麼提供一些臨時支援，至於支援多少，怎樣支援，這些問題一律得視事態發展和具體情況而定。執行這樣的政策，失敗顯然是遲早的事情。英國人在履行對歐洲，尤其是協約國承諾的義務時畏手畏腳，這樣做足以讓自己捲入這場史無前例的衝突中去，卻又無法避免災難的發生。話雖如此，可英國要想在戰前外交政策上找出其他辦法，既可以在國內贏得政治支援，又能夠說服德國接受戰爭代價過於高昂，難以承受，進而回心轉意，看來也不大可能。
有些人直到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之後還在高談闊論，說什麼全面衝突能夠避免，還有一些人堅持認為俄國要對之後發生的一切負責。這些人說這些話，言下之意就該放任奧地利人和他們的德國擔保人為所欲為，拿著槍在巴爾幹半島和比利時，乃至整個歐洲橫行霸道。是德國對比利時發出的最後通牒讓英國內閣的主戰派獲得了授權。有時候人們會說這只是一個說辭、一塊遮羞布，因為格雷、丘吉爾還有他們的好幾位同僚早在比利時中立地位遭受侵犯之前就已經躍躍欲試，一心開戰了。可是，若非德國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地位，這幫人原本可以達成所願，這種說法疑點依舊存在。下院也好，民眾也好，大部分英國人把德國侵犯比利時中立這件事情拿來當作對德開戰的正當理由，此舉看似並無什麼不光彩之處，也談不上不懂審時度勢。即便如此，英國人還是打起了退堂鼓，不願為了支援塞爾維亞奔赴戰場，或者說不願為了這件事情履行對協約國不明不白的義務。即便德國有意在1914年挑起全面歐洲大戰的罪名不予成立，德國看上去仍然要承擔最大的指責，因為德國有能力阻止大戰發生，事實上卻沒有這樣做。
8月3日，德皇吩咐勤務兵把自己的灰色野戰服、長筒靴、棕色手套，還有不帶羽毛的頭盔一一準備停當，他明天要對帝國議會發表講話。不過，德皇隨後又改了主意，認為這樣的場面應該打扮得更加隆重一些才夠得體。他決定身著盛裝，所有身在柏林的高官都要佩戴勳章綬帶，陪同出席。這位德國皇帝次日以德意志帝國最高軍事領袖的身份華麗出場，用充滿熱情的語調向到場的全體帝國議員們說道：「我衷心感謝大家，感謝大家對我的愛戴與忠誠。戰鬥就在眼前，我看到我的人民不再持有分歧，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德國人。」威廉二世接下來將要享受幾個星期的快樂時光，好好體會一下夢寐以求的軍事勝利是個什麼滋味。不過，待到這幾個星期過去，陰影就將籠罩在他的頭上，也將籠罩在整個歐洲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