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變革與沒落
1895年的一天，一位年輕的英國陸軍軍官正在倫敦與政壇元老威廉·哈考特爵士共進午餐。賓主二人邊吃邊聊。按照受邀一方的親身描述，整頓飯都是他一個人在說個不停。待到談話完了，這位名叫溫斯頓·丘吉爾的陸軍中尉——是的，丘吉爾當時就是一名中尉——迫不及待地問了哈考特爵士一個問題：「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款待丘吉爾的老爵士用維多利亞時代那份獨有的自信說道：「親愛的溫斯頓，我活了這麼大把年紀，憑我的經驗，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那些深褐色的老照片對於年輕一代總是充滿吸引力，對拍攝物件進行長曝光帶來的靜謐感令這些照片魅力倍增。人們總是珍惜緬懷大戰爆發之前的最後幾年那個老舊歐洲留下的印象：王公貴族們要麼頭戴王冠，身著禮袍，要麼打著白領結，穿著燕尾服；巴爾幹農民腳蹬寬大的燈籠褲，頭戴紅色黑纓的圓筒無邊氈帽；皇室成員出出進進總是成群結隊，雖然看上去高高在上，其實早就氣數已盡，在劫難逃。
年輕小夥們唇上蓄著鬍子，抽著菸斗，頭上戴的不用多說肯定是一頂草帽，手裡握著船篙，撐著平底船。姑娘們斜倚在船邊，留著齊耳的短髮，豎著高高的衣領，此情此景足以讓人想起暴風雨來臨之前的田園浪漫。在上流社會的圈子裡，即便開口說話也得多加小心。「見鬼」「該死」諸如此類的字眼是絕不允許出現的。至於更加過頭的外號，除非是最親密的關係，否則不大可能出現在男女之間的對話當中。「不錯」這個形容詞意味著高度褒獎，「渾蛋」這樣的字眼則無異於嚴詞譴責。五十年過去了，已是作家的英國「一戰」老兵雷金納德·龐德言之鑿鑿地寫道：「我們這派歷史學家習慣了冷嘲熱諷的客觀論調，可是我們無法看透，也無法驅散環繞在那個時代頭上的金色光環，那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儘管社會不公無處不在；房租利息節節飆升；多少人窮困潦倒、貧苦度日；酒鬼醉漢隨處可見。可是身處那個時代的人們懂得體會一種不曾被汙染過的幸福，這種快樂從此不再，不可復得。」
話雖如此，可是即便龐德經歷過那個時代，我們沒有，他的觀點也難以讓人接受。男人也好，女人也罷，只有對這世上翻天覆地巨大變化故意視而不見的人才會想當然地認為20世紀早年雖然比不上今天稱心如意，卻是一個平靜安詳的時代。事實恰恰相反。那是一個熱情與失望積聚醞釀的時代，科技與工業新成就層出不窮，各方各派政治慾望難以調和，不少領袖人物意識到舊有秩序已經無法維繫下去。誠然，圍侍在王公貴族身旁的男僕們頭上仍然染著白色的發粉；上流體面的家庭依舊習慣每日的晚餐總有十到十二道菜式；比武決鬥在歐洲大陸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些都已走到窮途末路，明天與未來將由人民大眾，或者說將由那些懂得如何操控民眾意志的人主宰，即便大權在握的人們極力阻止這股歷史洪流的到來，傳統的統治階級也再無法為所欲為。
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總會有人理所當然地以為，身處一個經歷史無前例飛速劇變的時代的人們總是活得身不由己，國家領袖們也只能順應時勢，做出決定。這其實不過是一派臆想罷了。回望1900年至1914年，科技、社會與政治進步席捲歐美。這十數年雖然在人類歷史長河之中只是短短一瞬，可變革規模之大，為歷代所不及：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居里夫人成功分離出鐳；里奧·貝克蘭發明酚醛塑膠併為人類第一次製造出合成聚合物。電話、留聲機、汽車、電影相繼問世，電力走進家庭。在這世上更加富有的國家，這些對於衣食無憂的人們來說已經成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報紙大量發行，開始產生前所未有的社會效應與政治影響。
1903年，人類首次實現動力飛行。五年之後，斐迪南·齊柏林伯爵用抒情的筆調勾勒出實現人類不受限制、翱翔藍天的使命——這樣的夢想將一步一步成為現實——「唯於此方可完成那神聖的古老命令……萬物眾生皆應匍匐於人類腳下」。在海上，自從1906年英國皇家海軍無畏艦下水後，但凡動力傳動炮塔上沒有安裝重炮的主力艦都不再適合加入前線艦隊作戰，將統統被淘汰出歷史舞臺。一干海軍上將們還在軍校當士官生那會兒，海軍中隊交火的距離不過區區數千碼，現在卻已增至十數英里。潛艇已經得到認可，成為戰爭武器，前景可待。回到岸上，雖說工業時代首場大仗並非「一戰」，而是美國內戰，可在這兩場戰爭之間的那些年裡，具有毀滅威力的技術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機槍變得越加可靠好用，火炮殺傷力大大增強。人們意識到帶刺的鐵絲也能用來限制步兵行動，跟對付牲口一樣有效。然而，未來的戰爭到底會是什麼樣子，依舊撲朔迷離，大多猜測都被證明只是謬誤。1908年，德國雜誌《軍事週報》（imilitär-wochenblatt/i）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文章認為1904-1905年日俄戰爭在滿洲的經驗「證明了只要具備充足的勇氣，懂得巧妙利用地形，哪怕是毫無遮掩的開闊地，防衛再加森嚴的工事堡壘與塹壕塹溝也並非固若金湯……國與國之間殊死一戰，直至消耗殆盡，這樣的理念是歐洲各國之前從未體驗過的」。
社會主義成為一股主要力量，開始影響每一個歐洲大陸國家，自由主義則陷入歷史低潮。女性對男尊女卑的從屬地位發起反抗，成為頗有意義的大事，英國尤其如此。縱觀歐洲各國，1890至1912年間實際工資增長了差不多50%，兒童死亡率逐步下降，人們的營養狀況大幅改善。然而，即便取得如此進步——要麼換句話說，按照托克維爾的觀點，貧窮只有不再是生活必須承受的一部分時才變得更加讓人難以接受，正是因為取得了這樣的社會進步，數百萬產業工人才不甘於接受社會不公。俄、法、英、德，罷工頻發，震驚業界，有時甚至演變成暴力，令統治階級提心吊膽，坐立不安。俄國在1905年經歷了史上首次大規模的革命運動。德國取代法俄，成為大英帝國眼中最有可能與自己分庭抗禮的頭號敵人。英國雖然一直以來是世界頭號工業強國，但全球工業產量所佔份額已經從1870年的三分之一跌落到1913年的七分之一。
這一切發生之快，若論時間長短，與2001年恐怖分子襲擊美國至今也差不了多少。查爾斯·馬斯特曼是一位社會歷史學家，也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在1909年思索撲朔迷離的未來走向時寫道：「人類文明究竟是會枝繁葉茂，開花結果，還是會像一堆枯枝敗葉，或者褪色的黃金一樣破敗凋零？……我們到底會墜入一個喧囂動盪的新時代，還是會有一扇大門突然開啟，讓人看到門裡那令人難以想象的輝煌成功？」奧地利作家卡爾·馮·朗格在1914年初寫道：「我有一種感覺，馬上會有大事發生。只是不能確定這些事情會在何時開始。沒準還能多過幾年和平日子。可是，劇烈動盪一夜之間降臨，也並非沒有可能。」
打著翼領的歐洲政治官僚們發現在思想和行動上難以適應，不足為奇，畢竟這個新時代來得太快；通訊手段突飛猛進，改變著人們的行事方式；軍事破壞力在迅速增加，卻鮮有人明白那究竟意味著什麼。馬車時代的老式外交方式，例如依靠王公貴族治國理政，好壞與否皆由出身決定，已經被證明完全無法應對電氣時代的危機。溫斯頓·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寫道：「我們從小長大學到的那些永恆不變，或者不可或缺的東西，不管物質上的，還是制度上的，幾乎沒有一樣能夠保留下來。以前自己滿以為不大可能，或者大人說過不會實現的事情，現在統統變成了現實。」
1815年至1870年間，俄、普、奧、法四國位居英國之後，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大同小異。此後，新興的德國在國力上迎頭趕上，被視為當時最成功的歐洲大陸國家，從製藥工藝到造車技術，幾乎所有工業領域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推動醫療保險和退休金待遇等社會改革方面也是先驅。雖然，英國某些好戰分子拿著大英帝國王土遼闊當幌子自欺欺人，吹噓自己小小的母國天下第一，可經濟學家們冷靜預判英國終將走向沒落，在製造業和商業貿易兩方面都落到美國和德國後面，法國則將排名第四。幾大強國都在極盡所能地壯大國力，擴張領土。唯有英法兩國由於開疆擴土的帝國野心已經得到滿足，所以更加醉心於維持海外現狀。
其他國家對此耿耿於懷。1912年5月，英國駐柏林武官、陸軍中校亞歷克·拉塞爾表達了對親眼所見的狂熱情緒的擔憂。拉塞爾認為「德國民眾內心深處懷有不滿，認為自己國家的軍隊越來越不願上陣打仗，看著法國人在眼前趾高氣揚、傲慢無禮，又明擺著處處與我們作對，與我們為敵，心中憤恨不已」。拉塞爾最後總結道：「我們激起了一些民族情緒，等到戰和問題懸而不決的時刻，這種情緒就有可能打破平衡。」拉塞爾心憂德國人的反覆無常，這種民族情緒有時甚至變得近乎歇斯底里。這種擔心在他發回的每一封急件中都能感受得到，此後兩年之中變得越發嚴重。
不過，與鄰國的想法恰恰相反，許多德國人對於打仗毫無興趣。這個國家正在面臨一場憲法危機。帝國議會中的頭號大黨社會民主黨——德國發生了當時世界上聲勢最為浩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堅決反對濫用武力。早在1914年，英國海軍隨員就在報告中不無驚訝地提到，德國帝國議會只要趕上海軍辯論，就幾乎沒有幾個人參加，出頭露臉的只有區區20到50個議員，別人在臺上發言，他們一個個在底下嘰嘰喳喳，聊個沒完。產業工人階級與政府之間隔閡相當之深。德國政府由一幫保守派大臣組成，這幫人之所以能夠得到委任上臺，完全取決於德皇一人的喜好。
然而，德國即使說不再被視為一個類似俄國的專制國家，卻仍然更像一個軍事獨裁政權，而非民主國家。德意志帝國國家機器最強有力的一環在於軍隊，德皇最喜歡的也是武官將校圍伺左右、簇擁身旁的感覺。1913年10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下令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紀念在萊比錫戰役中擊敗拿破崙·波拿巴一百週年。全國各大百貨商店謹遵君令，以皇室為榜樣，在商場騰出大片地方佈置紀念展覽。市場上擺著大量帶有軍事色彩的產品，供人挑選。有一種口琴名叫「候鳥」，意在紀念彼時風靡奧地利和德國的一項同名青年爬山運動。這種口琴就是通過軍事郵政信箱對外銷售。有一款豎琴最為暢銷，上面刻著一行文字，寫著「通過戰鬥，贏得勝利」。格特魯德·斯卡德拉是一名教師，當時27歲，住在距離不萊梅不遠的一個小鎮上。她在1914年5月的一篇日記裡記敘了一場為紅十字會募捐的活動，寫道：「我對做這個很感興趣——想想三個哥哥弟弟都有可能應徵入伍，我又怎麼會不感興趣呢？不但如此，我還認識到紅十字會這份工作的重要意義，我瞭解了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的生平，保羅·羅爾巴克寫的《德國世界策略》那本書也非常好看，這些讓我懂得了我們現在時刻面臨戰爭威脅，局勢嚴峻。」
威廉二世一手掌控的這個國家其實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才歸於統一的。這個國家儘管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卻仍然面臨著存亡安危，而這種危險恰好來自這位一國之君。德皇雖然對於血腥殺戮並無真正嗜好，卻喜歡一身戎裝，扭捏作態，一門心思想著建立軍功偉業。此君身上表現出來的人格特徵就像肯尼斯·格雷厄姆筆下的那位癩蛤蟆先生，只不過套上了一身軍裝而已。但凡拜訪過德皇的人都會對宮中瀰漫的同性相好之風念念不忘，每每見到德皇與符騰堡公爵等男性寵臣見面時互相親吻嘴唇總會議論紛紛。20世紀的頭十年，宮牆之內，軍帳之中，同性醜聞層出不窮，一如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一般，把整個帝國上下鬧得沸沸揚揚。1908年，德皇御下軍務大臣迪特里希伯爵馮·許爾森·黑澤勒在晚宴之後獻上獨舞一曲，誰知竟然心臟病突發，不治而亡。黑澤勒當時身穿一條芭蕾舞女演員穿的短裙，正在黑林山的一間狩獵小屋內當著眾人表演，德皇就坐在觀眾當中。
雖然，與威廉二世過分親密的圈內人士對這種荒誕怪癖頗有興趣，可這位皇帝在追求自身喜好時卻總是顯得缺乏判斷力。與之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包括歐洲各國政壇人士都覺得威廉二世這個人有那麼一點兒神經錯亂，這在臨床上很可能也正是這麼一回事。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曾經寫過：「威廉二世是屬於英王愛德華七世那個時代範疇的極端典型，是夜總會里讓人討厭的那一類人，會跟坐在隔壁的人絮叨自己喜歡的那點破事，一說起來就喋喋不休，沒完沒了。難怪那麼多歐洲皇室成員，只要一聽說要被德皇拖著吃午餐晚宴，推託不了，一個個就膽戰心驚。」海軍少將艾伯特·霍普曼是位個性強悍、反對傳統的海軍將領，1914年5月寫過這麼一段話來描述這位皇帝：「他這個人本身就代表了虛榮，只圖自己心情好壞，開幼稚的玩笑，不惜犧牲任何東西。只要他想做，就沒有任何人管得住他。我曾捫心自問，但凡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伺候在這樣的人身旁，如何忍受得了？」霍普曼還在日記裡寫道自己在1914年6月18日晚上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站在一座城堡面前……看見老皇帝威廉一世就在那裡，一副老態龍鍾的樣子，正在對一些人說著什麼，手裡還握著一把劍，劍插在劍鞘裡。我朝老皇帝走過去，把他攙扶起來，牽著走進了城堡。老皇帝邊走邊說：‘你必須把劍拔出來……我那個孫子（威廉二世）太沒用了（拔不出來）。’」
誠然，歐洲的所有君王在1914年上演的這場末日遊戲裡都只是一張「變牌」，而最大的變數就在威廉二世。俾斯麥留給祖國的寶貴遺產在政治體制上根本行不通。在這種體制之下，德國人民的意願本應通過帝國議會組織的形式表達，卻被德皇還有欽定的大臣和陸軍參謀長等人利用手中權力竊取。威廉二世登基不久，就在1890年解除了鐵血宰相的職務，開始了屬於自己的時代。喬納森·斯泰貝格對此是如此評價的：「俾斯麥……留下的體制只有他自己（這樣異於常人的人）才有能力駕馭，或者說如果在他之上的那個皇帝是一個行事正常的人，那麼也無大礙。可是，（之後）兩個條件都無法滿足，這個制度也就落入了那幫只知趨炎附勢、玩弄詭計、誇誇其談之徒的手中，德意志帝國也就成了鄰國的心腹大患。」馬克斯·韋伯恰好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對俾斯麥也持同樣看法：「他留下的這個國家毫無政治素養可言……完全沒有政治決心。這個國家已經變成無論任何事情，一旦打著皇權君令的名義做了決定，就得耐著性子，低頭認命地委屈接受。」民主的影響力在國內經濟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在外交政策層面則最無足輕重。外交這一塊兒總是諱莫如深，制定政策的幾位大臣都是德皇親自任命的近臣，毫不顧及帝國議會中各方代表的勢力平衡，軍方雖然不見得次次總要出面說話，可只要開了口，說的話句句分量十足。
霍亨索倫家族在處理社會關係上一塌糊塗。威廉皇儲1913年從英國結束獵狐之旅歸國，自以為德國頗受英國統治階級歡迎，其實大錯特錯。皇儲的父皇雖然一隻胳膊早就萎縮，卻成天想著穿軍裝、立軍規這些瑣事，為人敏感易怒，一心想要贏得別人尊敬，不惜軟硬兼施，結果在繼承人問題上產生錯判。威廉二世有一回向塞西爾·約翰·羅茲這位皇權統治的擁護者請教：「羅茲，你現在就告訴我，我這個人為什麼在英國不受人歡迎？要怎麼做，才能讓人喜歡？」羅茲答道：「要不，您什麼也不做試試看？」德皇猶豫片刻，接著哈哈大笑起來——要想讓他這種人聽取這樣的建議，是做不到的。1908年，威廉二世在德國駐倫敦大使發來的急電上草草寫上了這樣一行批註：「如果英國人想要打仗，就叫他們儘管放馬過來，我們可不怕！」
1914年之前，歐洲國家之間的盟友關係並非堅如磐石，各國在結盟問題上或逡巡不前，或搖擺不定，有的甚至背信棄義，轉投他方。法國人在20世紀初的戰爭計劃書上謀劃著萬一逮到機會，應該如何入侵英格蘭，而英國人直到1905年還保留著一份應急方案，以便有朝一日與法國一決雌雄。英法兩國有一段時期都認為俄國很可能退出三國協約，轉而加入三國同盟。1912年，奧地利的貝希托爾德伯爵在正兒八經地考慮與聖彼得堡重修舊好。不過，這一計劃最終因為雙方在巴爾幹問題上分歧太大，不可調和，最終擱置。翌年，德國慷慨解囊，向塞爾維亞提供貸款。牛津大學首批羅德獎學金的獲得者當中就有不少是德國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代表了英國對於德國文化的尊敬，甚至是崇拜。再將目光轉向工業方面。英國的維克斯公司直到1911年還在和德國的克虜伯集團合作設計生產炮彈引信。
雖然，英德「海軍軍備競賽」嚴重損害了雙邊關係，德國宰相特奧巴登·貝特曼·霍爾維格和英國大法官理查德·霍爾丹還是跌跌撞撞地為改善兩國關係做了一些努力。貝特曼試圖尋求英方保證一旦歐洲大陸爆發戰事，英國能夠保持中立。貝特曼為了取得突破，甚至不惜犧牲德國國家利益，結果被狂熱的德國民族主義分子視為親英派，從而失去信任。與此同時，德皇的弟弟普魯斯親王海因裡希1914年1月在柏林會見英國海軍隨員威爾弗雷德·亨德森上尉。海因裡希在談話中專門提到「其他歐洲海軍大國都不是白人國家」。這句話帶著鮮明的英國味，箇中含義想必放到倫敦任何一場晚宴聚會上，都能聽得明白。海因裡希的一番話把英德兩國排在了那些皮膚略帶淺白的俄國人、義大利人、奧地利和匈牙利人，還有法國人前頭，自然贏得亨德森的熱情讚揚。亨德森在寫給英國海軍部的報告中引述了親王的話語，寫道：「親王陛下的話讓我不禁想起這是一種多麼典型的英國式表述，親王的看法不正道出了我們大英帝國海軍部一直以來的心聲嗎？」
這樣的話語倘若放在這代人之後的外交報告之中，足以讓人覺得尷尬，勢必要刪去。然而，親王的思想卻在那個夜晚得到了迎合和認可。當晚，德英兩國海軍官員共坐一席，推杯換盞，敬酒詞只有一句，便是這「兩個白人國家」。在1914年的基爾賽艇會上，一些德國海員還與前來造訪的英國皇家海軍水兵信誓旦旦地共祝兩國友誼萬古長存。「波美」號指揮官對「南安普敦」號巡洋艦上的海軍軍官說道：「我們正在努力讓自己盡力融入貴國的海軍傳統當中。我看到有些報紙上說什麼需要好好考慮我們兩國可能開戰的問題，這種文章我一看就氣不打一處來——我們兩家要是真打起來，那可是手足相殘的內戰啊！」帝國海軍元帥提爾皮茨為女兒請了一位英國女家庭教師，他的幾個女兒都是在英國切爾滕納姆女子學院讀的書。
話說回來，德國就算對英國心存敬意，卻也在同時處處挑釁英國的權威。表面上看來最招人耳目的是建造艦隊，爭取在實力上與英國皇家海軍分庭抗禮——大力發展海軍這件事情基本上是德皇的一廂情願，遭到了首相與軍方的強烈反對——更加根本的一點則在於拒不接受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理念，這個才是英國人的心頭大患。1914年在基爾，英國海軍中將喬治·沃倫德爵士試圖恭維提爾皮茨。這位英倫紳士說道：「您可是歐洲最響噹噹的大人物啊。」提爾皮茨答道：「這種事情我可從沒聽說過。」沃倫德接著又說：「至少在我們英國是這樣的。」這位海軍元帥聽完憤憤不平地嘟囔起來：「你們英國人總把我看作怪物，說我老是欺負你們英國。」提爾皮茨的確是個讓英國人害怕的怪物，德皇也是如此。不管德國如何欲蓋彌彰，德國的領導者們急切渴望著將歐洲大陸的統治權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沒有任何一屆英國政府會在這一點上做出讓步——然後再將手伸向大洋彼岸。
哈爾登爵士曾經對利赫諾夫斯基親王說過這麼一段話。沿用這位德國駐英大使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我們進攻法國，那麼英國將無條件地站在法國一邊，因為英國絕不會允許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被人打破」。不過，柏林方面從來不把利赫諾夫斯基當一回事，部分原因在於他這個人只要一提到英國，就什麼事情都來勁。英國人可不這樣認為。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在給紅顏知己維尼西婭·斯坦利的信中提到利赫諾夫斯基一家時寫道：「（這一家人）很難招待。不懂禮數，他這個人話還特別多，喜歡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問個沒完沒了。」
哈爾登的警告通過這位大使傳到了柏林，德國人對此不以為然。在帝國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將軍看來，英國陸軍不過是一支小小的帝國憲兵隊而已，成不了氣候，至於英國皇家海軍，等到兩軍兵戎相見的時候，也只能無計可施。德皇在大使送來的報告上御批了幾個大字，認為英國人所謂的勢力均衡不過是「愚蠢的看法」，只會讓英國「永遠成為我們的敵人」。德皇給奧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寫了封信，在信中將哈爾登的言論說成「全是一派惡毒攻擊，是對我們（德奧）兩國同盟以及我們兩國良好發展勢頭的仇恨與嫉妒」。有好幾位英國學者也提出警告，要提防德國大學院校裡鼓吹德皇領導的人民與英國人必有一戰的言論，歷史對決不可避免，還把德國比喻成蒸蒸日上的羅馬帝國，把英國形容為迦太基人，敗局已定，劫數難逃。
德國與二元君主制的奧匈帝國堪稱三國同盟的兩大支柱，義大利雖說是三號成員，但一旦開戰，沒人指望它能靠得住。回首19世紀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歐洲的病人」一直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不僅國力日衰，領土也遭到蠶食。誰知到了這個時代，陷入這種尷尬境地的已經換成了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奧匈帝國。這個帝國自身社會矛盾尖銳，少數族裔情緒不滿，難保有朝一日不分崩離析，這早已成為各國王公大臣和報紙新聞議論的焦點，各種猜測層出不窮，在德國尤為如此。不過，霍亨索倫家族統治者卻把保全這樣一個連路都走不穩的盟友，提升到了本國外交政策核心目標的高度。德皇及其顧問之所以把自己和哈布斯堡王朝拴在一起，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奧匈帝國一旦土崩瓦解，受益的一方將會是德奧兩國的宿敵：俄國還有那些得到俄國庇護的巴爾幹半島國家。德皇反覆表達了對於「斯拉夫人國家」的不置可否，對於所謂俄國領導之下反對「日耳曼人國家」的統一戰線嚴詞譴責。1912年12月10日，德皇就對瑞士駐柏林大使親口說道：「我們不會拋下奧地利，任由奧地利垮掉。如果外交達不到目的，那麼我們就打一場種族戰爭。」
哈布斯堡帝國擁有5000萬人口，來自11個不同民族，佔據的領土包括今天的奧地利、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波蘭的一部分以及義大利的東北部。弗朗茨·約瑟夫當時已是83歲高齡，1848年登基即位，1867年創立二元君主體制。這位老皇帝與女演員卡塔麗娜·施拉特保持了長達28年的親密關係。約瑟夫在信中將施拉特稱為「我親愛的好朋友」，施拉特則在回信中將約瑟夫稱作「皇帝陛下，我最尊敬的主人」。施拉特1914年已有51歲，二人之前就雙宿雙飛，過上了卿卿我我的小日子。約瑟夫每次下榻伊舍的夏日寢宮，總會一個人溜達著去費利希塔斯別墅，施拉特就住在那裡。約瑟夫有時候晚上7點才到，會提前派人送去便條，上面寫著「替我留著小門，不要上鎖」。
奧皇年輕時參過幾年軍，打過一些小仗，平日裡差不多總愛一身戎裝。他將軍隊視為維護帝國統一的強大力量。軍中的軍官團成員清一色全由貴族組成，其中大多數都是驕傲自大，蠢笨無能之輩。弗朗茨·約瑟夫年輕時，有一次舉行實兵演習，校場上結著厚厚的冰，這位君王不顧天寒地凍，堅持繼續演習，結果不少馬匹打滑摔倒，摔死了兩名騎兵。弗朗茨·約瑟夫的倔強恰好體現了他的治國之道。從更大的層面來看，他正是憑藉這份倔強才得以和不可阻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力量公然對抗，讓自己的統治維持下去。諾曼·斯通曾將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體制定義為「一個在制度上逃避現實的體制」。生活在這個帝國首都的窮人與無業流民不比歐洲任何一個大城市少，而生活困苦之讓人絕望要遠在大多數其他城市之上。1913年一年當中，維也納就有將近1500人企圖自殺，其中超過一半的人成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說到民意呼聲，有位作家是這樣描述奧地利議會的：「這與其說是一個立法機構，還不如說更像是一個專門唱反調的地方。不過，考慮到是在維也納唱反調，尖叫聲和爭吵聲中多少還帶著一些音樂天賦。」1914年3月，由於議會吵得太過厲害，弗朗茨·約瑟夫實在聽不下去，索性宣佈休會，從此由自己和大臣發號施令，管理國事。
奧匈帝國雖然是個農業國家，但是維也納卻被譽為世界上最具文化氣息、最有國際氛圍的首都，深得弗朗茨·萊哈爾和托馬斯·曼的喜愛。列寧也把維也納比作一座「雄偉莊嚴、風景如畫，充滿活力的城市」。在維也納，你能聽到當地人用英語歌唱歐文·柏林的「亞歷山大的雷格泰姆爵士樂隊」。1913年，蕭伯納的「賣花女」在維也納成功舉辦世界首演。同樣是在這一年，斯大林、托洛茨基、鐵托和希特勒等人也在維也納或多或少住了幾個月，如此巧合不能不讓人感嘆歷史的奇妙。偉大的美國拳擊手傑克·約翰遜成了當年冬天阿波羅大劇院的當家明星。在維也納，咖啡廳隨處可見，賓客流連忘返。其中的朗特曼咖啡館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愛光顧的地方。這座城市足以讓人看見世人趨炎附勢到何種登峰造極的地步——店家老闆們一個個點頭哈腰，忙著為客人撣去身上的灰塵，甚至親吻手背，為了討好那幫中產階級客人，不忘在客人名字中加上「馮」這樣象徵貴族身份的敬稱，將客人親切稱為「大人」或者「夫人」。家僕傭人幾乎完全按照封建時代的規章行事。僱傭法規定女僕每兩週有一個星期天放假一次，每次只有七個小時。維也納的上流社會每逢新年總有一個習慣，將一滴燒熔的鉛水滴進一桶冰鎮香檳裡面，看看鉛液最後凝固成什麼形狀，藉此推斷來年的運數。
奧地利的權貴們過著歐洲最講究禮儀的社交生活，在皇家大戲院和皇家歌劇院的正廳包廂裡拋頭露面是常事，在家款待客人則是每週必做的大事。每一個上流社會的維也納人都知道星期天下午要去克洛伊夫人家拜訪；星期一要去豪格維茨伯爵夫人家；星期二是貝希托爾德伯爵夫人家；星期三則屬於布闊伊伯爵夫人。斯滕伯格伯爵夫人會在塞默靈的高山雪場舉行週末滑雪比賽；拉里施伯爵夫人會組織橋牌聚會；波林·梅特涅公主由於款待的猶太銀行家實在太多，人送雅號「猶太聖母」。要知道，維也納擁有全歐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猶太人群體，與之相對的反猶勢力自然同樣強大。
雖然在政治和軍事上德國人要在奧地利人面前高一等，可每次只要踏上那幫哈布斯堡達官貴人的土地，就會不由自主地感覺自己在社交禮儀方面捉襟見肘。威克姆·斯蒂德長期以來擔任《泰晤士報》記者，在描述維也納時如是寫道：「（這裡）莊嚴與溫馨並存，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相比之下，基本見不到醜陋難看的建築，義大利風格的影響隨處可見，女人們個個儀態萬方，風姿綽約；當地人熱情好客，彬彬有禮，說起話來口音濃厚，感覺溫馨，足以讓每一個到訪此地的遊客看得開心、聽得舒服。」不過，斯蒂德也發現維也納人勢利虛榮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感覺「人人都過著不切實際的生活」，抱怨這個城市缺少靈魂。
奧地利人苦心經營著與德國、土耳其和希臘的友好關係，試圖藉此挫敗塞爾維亞人的野心。後者雄心勃勃，企圖建立一個名叫「南斯拉夫」的泛斯拉夫人國家，將數百萬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納入其中。在1914年之前的那些年裡，奧匈帝國也開始習慣時不時利用軍事威脅為外交服務。奧匈帝國的將軍對於打仗這種事情，從來都是不顧後果，草莽行事，將戰爭簡單視為謀取國家利益的工具，全然不顧人民士卒的死活。隨著少數民族在哈布斯堡帝國日益孤立，壓迫也變得愈加沉重。維也納有意在統治的穆斯林、塞族和克羅埃西亞人之間挑起紛爭，製造隔閡。絕大多數少數族裔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卻要承受沉重的賦稅剝削。維也納興許算得上一段輕鬆歡快的華爾茲，可弗朗茨·約瑟夫統治下的其他地方卻毫無恩惠與仁慈可言。倘若要找個理由辯白，頂多只能說是周圍的鄰國也好不到哪裡去。
俄國的統治者們與德皇都有一個共同信念，都認為兩國註定要捲入一場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之間的歷史對決。德國人毫不掩飾對於俄國人的輕蔑，對對方總是愛理不理。與此同時，沙皇的臣民們則對德國人在文化與工業上的優勢地位嫉恨不已。這兩個國家最惹人注意的摩擦點，也是最有可能爆發衝突之處就在土耳其。俄德兩國均將江河日下的奧斯曼帝國當作盤中餐，都在努力確保得到自己想要吃到嘴裡的那一塊肉。達達尼爾海峽是通往黑海的要道，俄國37%的出口貨物都要從此經過，誰能控制海峽成為尤為關鍵的問題。若是由衰敗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來掌管，聖彼得堡還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落入德國人之手卻萬萬不能接受，而扼住達達尼爾海峽恰恰又是德皇外交策略的重要目標之一。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theyoungturks）奪取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權，對來自德國的援助，尤其是派遣軍事顧問表示歡迎，意圖藉此幫助祖國實現近代化。反觀柏林，李曼·馮·桑德斯將軍1913年前往君士坦丁堡指揮衛戍部隊時，德皇威廉二世說了這麼一番話：「你去給我打造一支新的部隊，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隊，要聽我的指揮。」
李曼赴土耳其就任引起了聖彼得堡的恐慌。俄杜馬主席敦促沙皇尼古拉二世做事果敢一些，趁著德國人不及下手，把達達尼爾海峽從土耳其人手中搶過來：「海峽必須歸俄國所有。打仗我們歡迎得很，這樣還可以提升我們俄國的國家聲譽。」1913年12月，俄羅斯王公大臣們齊聚一堂，召開樞密會議，海陸兩軍大臣在接受質詢，被問道是否已經做好開戰準備時答道：「俄羅斯已經做好萬全準備，只待與德國一決高下，至於與奧匈帝國兵戎相見，更加不在話下。」翌年2月，俄國軍情部門向政府發去一封德國的秘密備忘錄，令聖彼得堡聞之色變。密報強調柏林志在控制達達尼爾海峽，確保把守海峽炮兵連隊的指揮權由德皇的軍官掌握。在某些歷史學家看來，如果說俄國人為了贏得黑海出海口，希望在1914年開戰，這種說法不免誇大其詞。但是，倘若說俄國人為了阻止德國人獲得出海口，不惜拼死一戰，這個說法絕對站得住腳。
俄國在決戰到來的前幾年裡發展迅速，讓德奧兩大死敵倍感失望。雖然，1917年之後新上臺的布林什維克黨人捏造了一個沙皇時代經濟凋敝的謊言，可事實上，俄羅斯經濟在當時世界排名第四，年增長率差不多達到10%。俄國1913年的國民收入幾乎可以媲美英國，是法國的1.71倍。即便分攤到更加廣大的人口之上——畢竟沙皇統治著兩億臣民，而德皇統治下只有6500萬人口——這個數字仍然達到了德國的83.5%。俄國同時擁有歐洲最大的農業產量，穀物產量差不多是英、法、德三國的總和。得益於連續幾年收成不錯，俄國財政收入迅速增加。1910年，俄國在歐洲的國土鐵路密度尚不及英國或德國的十分之一，在得到法國貸款注資之後迅速增加。俄國在鐵、鋼、煤以及棉花製品產量上雖然仍落後於德國和英國，但已經足夠同法國一較高下。
絕大多數俄國人的生活水平要比19世紀末有了明顯提高。人均收入在1898-1913年間增長了56%。隨著學校的增加，識字率也在同期翻了一番，達到將近40%，新生兒死亡率以及整體死亡率都在急劇下降。雖然對於政府的影響仍然微乎其微——這是因為政府仍然把持在地主貴族們的手中——可商人階層已經開始擴大。俄國上流社會的奢華生活開始吸引西歐的目光。英國專供上流社會品評的時尚雜誌《女士》（thelady）用浪漫甚至煽情的筆調對尼古拉二世治下的這個帝國進行了一番描述，寫道：「這個國家幅員遼闊，不僅擁有宏偉的城市，還有乾旱的草原，貧富懸殊巨大。不少英國的紳士貴婦都為之深深吸引，將這裡當成了自己的家。大體說來，英國人是受到俄國人喜歡和歡迎的。傳聞有錢人家的女兒從小受到精心栽培，從託兒所到學校都嚴加管教，過著簡樸健康的生活，學習多門外語，英語和法語也在其中……這些俄羅斯姑娘都受過良好教育，聰明睿智，儀表大方，舉手投足讓人感到愉悅穩重。」
歐洲其他國家的皇室和貴族成員與俄國的王公貴族交往起來輕鬆自如，毫無障礙，這是理所當然，毋庸置疑，後者在巴黎、比亞里茨還有倫敦，過著跟在聖彼得堡一樣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可是，沙皇統治及其背後極度享樂的貴族階級面臨著尖銳的內部矛盾。如果說哈布斯堡王朝的棘手問題在於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矛盾，那麼羅曼諾夫王朝的麻煩則要嚴重得多。強硬推行同化政策，尤其是在語言上強迫使用俄語，在芬蘭、波蘭、巴爾幹半島以及高加索山的穆斯林地區激起了強烈反抗。不僅如此，俄國還要面對因產業工人不滿引發的大規模社會動盪。單單1910年一年裡頭，這個國家就發生了222起停產罷工事件。俄國警方把一切統統歸結於經濟而非政治因素。到了1913年，罷工次數猛增至2404起，其中1034起被認為是出於政治目的。翌年，數字達到3534起，其中2565起被認為具有政治原因。尼古拉·弗蘭格爾男爵頗有先見之明，觀察寫道：「我們正處在大禍將至的前夕。如此禍事自從文明世界遭到蠻族入侵以來從未見過。用不了多久，今天的一切對於這個世界來說都將變得毫無意義。一個野蠻落後的時代即將開始，並將持續好幾十年。」
尼古拉二世為人生性敏感，縱使不能說比德皇更加聰明，但至少更有理智。沙皇目睹了1905年日俄戰爭在俄國國內引發的革命——這場仗就是威廉二世慫恿他打的——懂得一場全面歐洲戰爭就算不對所有，但至少對絕大多數參戰國來說都將是一場滅頂之災。可是，沙皇始終不肯放棄天真幼稚的想法，一心幻想建立一個符合歐洲各國君王共同利益的同盟會，還以為自己和威廉二世惺惺相惜，互相理解，兩個人都一心想著共同維護和平。然而，沙皇的內心又是矛盾的，需要同時忍受俄國這些年來接連遭受羞辱的刺激——先是1905年在戰場上吃了日本人的敗仗，接著又在1908年被奧地利人在外交上戲弄了一番，讓哈布斯堡帝國輕輕鬆鬆便把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吞進肚中，後面這件事尤其讓人怒氣難消。1914年1月，沙皇向法國原外交大臣泰奧菲爾·德爾卡塞正色說道：「我們絕不會再讓人踩在腳下。」
尼古拉二世身為一國之君，堪稱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凡是國外發來的急信電報總要親自過目，不少軍情報告上都留有他的親筆批註。可是，這位沙皇生活在一個自命為神、與民隔絕的環境之中；環侍左右的那幫王公大臣鮮有真才實學；加之一心只想維持自己的極權統治，這一切註定了他的能力與才華只能到此為止。沙皇總是擺出一副自以為是的家長做派，每每出訪農村，看到農民興高采烈地三呼萬歲，還以為自己這個皇帝深受愛戴，其實完全是自欺欺人，他窮其一生也從未真正接觸瞭解過這些農民。沙皇總以為只有猶太人、學生、無地的農民和一些產業工人才會懷有革命或者說是改良的思想。即便換作德皇本人，在藐視民意方面也不敢像沙皇這般大膽造次。想當年，杜馬投票反對斥資為波羅的海艦隊建造四艘戰列艦，尼古拉二世只不過微微聳了聳肩，便頒佈君令：無論如何，必須把四艘戰艦給造出來。國家委員會幾乎全部由大貴族大地主把持，可即便是215名成員一致通過的決議，對於沙皇來說也分量有限。
如果說在1914年，沒有哪一個歐洲國家的政府談得上有什麼凝聚力的話，那麼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就更加明顯，純粹是個爛攤子，一盤散沙。蘭斯多恩爵士用譏諷的語調調侃沙皇軟弱的性格：「和沙皇打交道，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爭取最後一個離開他的房間。」尼古拉二世最為器重的政治顧問當數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薩佐諾夫當年53歲，屬於級別較低的貴族，在歐洲遊歷甚廣，曾在俄國駐倫敦大使館任職，對英國人的真實意圖有著一種近乎病態的懷疑。薩佐諾夫此時負責外交部已有四年，可他領導的這個部門——人們一般以外交部所在的「克里斯特橋」來指代，就像法國外交部常被人稱作「奧賽碼頭」一樣——幾乎從來就沒有跟陸軍部和陸軍部的首腦弗拉迪米爾·蘇孔裡諾夫打過招呼通過氣，蘇孔裡諾夫對於國際局勢也差不多一無所知。
俄國政壇分為東西兩派。有一派傾向於將新的重心置於俄國在亞洲的領土之上，開發那裡的礦產資源。外交官羅森男爵就曾提醒沙皇注意自己的帝國除了邊境之外，在歐洲毫無利益可圖，確實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大打出手。不過，羅森遭到了另外一派皇室顧問的挖苦與嘲諷，說他「簡直就不是一個地道的俄羅斯人」。尼古拉二世本人對德國崇拜有加，這讓他在情感上將大部分敵意對準了奧匈帝國。沙皇雖然並不認同泛斯拉夫主義，卻下定決心要在巴爾幹半島捍衛俄國影響力的合法存在。不過，究竟該如何為這種觀點在道德或政治層面正名，這才是備受爭議的關鍵所在。
俄國的知識分子自然對這樣的王權統治嗤之以鼻、感到厭惡。法國上尉朗格盧瓦對沙皇俄國瞭如指掌，堪稱專家。他在1913年寫道：「不幸的是，俄國的年輕一代在他們老師的支援甚至慫恿之下，接納了帶有反戰甚至是反愛國主義色彩的思想。這是我們很難想象得到的。」隨著戰爭來臨，不少受過良好教育家庭的孩子紛紛逃避兵役，體現出這一類人有多麼冷漠和自私。俄國文學界是不會產生吉卜林這樣的人物來為帝國歌功頌德的。自信不足，卻又侵略成性，一直以來都是俄羅斯人民族性格中最顯著的矛盾。尼古拉二世的臣子們並非沒有腦子，這幫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國家在戰場上已經接二連三吃過多少敗仗——先是英國人、法國人、土耳其人，後來又輪到了日本人。對後者的失利也代表著近代史上一個歐洲國家破天荒敗給了一個亞洲國家，讓這種恥辱進一步加深。1876年，俄國外交大臣戈爾恰科夫親王就愁容滿面地對另一位親王說道：「我們的國家偉大歸偉大，卻沒有力量。」1909年，季裡耶夫將軍在日記中哀嘆道：「我們已經成了一個二流國家。」在季裡耶夫看來，俄羅斯帝國的國家團結與道德凝聚力已經崩壞。他在目睹俄國默許奧地利吞併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之後更加痛苦萬分，慨嘆道：「恥辱啊，恥辱！與其忍受這樣的恥辱，還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法國同俄國的新關係始於1894年。兩國於當年簽署了一份軍事公約。俄法之所以重新交好，源於彼此都相信僅憑一己之力無法與德國抗衡。德國是共同的敵人，唯有兩國攜手，才能提供安全保障，挫敗德皇的擴張野心。法國此後向聖彼得堡提供了大量貸款，主要用於修建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法俄兩國在文化上聯絡緊密，謝爾蓋·達吉列夫的「俄羅斯芭蕾舞團」便是典型，這可是最受巴黎人推崇的藝術團。兩國在軍事上的緊密聯絡《兩國協約》（ithedualentente/i）也取得進展。1901年，俄法達成協議，一旦以任何形式宣戰，俄軍將在18天之後對德作戰。來自法國的資金支撐著一個重整軍備的龐大計劃。俄國人甚至盼著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建立起一支世界一流的海軍。
沙皇俄國擁有和平時期歐洲規模最為龐大的陸軍，總兵力多達142萬人，動員時可達500萬。可是，問題在於這樣的軍隊能否真正應戰？不少外國人士對此表示懷疑。英國武官有一回看完俄軍對抗演習之後，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們的確欣賞了不少精彩的軍事表演，可是在現代化戰爭中派得上用場的訓練卻幾乎一點也沒見著。」法國將軍約瑟夫·霞飛1913年8月應邀參加檢閱尼古拉二世的軍隊，對此也持相同看法。霞飛發現沙皇手下一些顧問，包括陸軍大臣在內，對專門請來的法國盟友懷有明顯敵意。俄國軍隊深受領導無方，長期內耗所累。有位歷史學家撰文指出俄軍還保留著「某些皇家衛隊的特徵」。雖然，俄軍指揮官相信手下計程車兵如果為了斯拉夫人的事業打仗的話，表現會比1904-1905年對陣日本人要好一些，可這支軍隊在精神特質上只是一味強調殘酷嚴苛的軍事紀律，而非作戰技能或鬥志士氣。
俄國人對於能夠向巴爾幹半島人民伸出援手，幫助其中一部分人擺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深感自豪與光榮，因此下定決心，決不能坐視不管，任由巴爾幹人民再次落入奧匈帝國或者德國的魔掌之中。聖彼得堡的半官方報紙《新時代報》在1908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任由德國在南歐和東歐佔據文化上的統治地位，那麼「俄羅斯要想避免不成其為俄羅斯」將不大可能。1913年，英國駐貝爾格萊德公使巴克萊寫道：「塞爾維亞這個地方，說得實在一點，就是俄國的一個行省。」巴克萊此言未免有些過頭，畢竟塞爾維亞領導人有著強烈的自主意識。不過，聖彼得堡也把話說得很清楚：塞爾維亞受俄國保護。俄國對塞爾維亞做出安全保證，可以說是對歐洲和平的致命威脅，這和德國支援奧地利是同一個道理，二者的關鍵區別在於前者屬於防禦性質，而後者具有攻擊性。不過，俄國以獲得軍事支援為代價，沒有堅決阻止塞爾維亞人在哈布斯堡帝國內部進行顛覆活動，怎麼說都是不負責任的。
南部斯拉夫人生活在四個不同的國家，分別是哈布斯堡帝國、塞爾維亞、蒙特內格羅和保加利亞，由八個不同的政府管理。狂熱的民族主義熱情讓他們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斯拉夫人總人口的16%，差不多兩百萬人，包括婦孺兒童在內，在1918年停戰日到來之前的六年中死於非命。塞爾維亞為了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手中搶得一些鬆散領土，擴大地盤，增強國力，在1912和1913年先後打了兩場巴爾幹戰爭。1912年，俄國外交大臣對外宣稱如果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戰勝土耳其人，那麼這將是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最不願看到的結果，因為這會讓這兩個侵略成性的國家把鬥爭矛頭從穆斯林轉向日耳曼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就必須做好準備，打一場驚天動地、不死不休的全面歐洲大戰。」誰知，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人真的打贏了戰爭。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人接下來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中再次獲勝——打這一仗是為了搶奪第一次遺留的勝利果實——讓事態變得更加嚴重。塞爾維亞吞併馬其頓和科索沃，領土面積翻了一番。塞爾維亞人開始變得無比驕傲、雄心勃勃、自信爆棚，以為戰爭總會給自己帶來好處。
俄國駐貝爾格萊德公使尼古拉·哈特維希是一位堅定的泛斯拉夫主義支援者。雖然，聖彼得堡肯定不希望看到塞爾維亞與奧地利之間爆發軍事衝突，但人們相信哈特維希1914年6月正在積極促成這一切發生。俄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抱怨「哈特維希這個昔日專欄作家的所作所為，看上去像極了一個不負責任的記者」。塞爾維亞是一個年輕的國家，1878年才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下掙脫出來，像一顆毒瘤一樣，緊緊貼在哈布斯堡帝國的東南邊境上。西方政治家用不屑和狐疑的眼光打量著這塊地方。這個民族總是自以為是，成日里嚷嚷著「塞爾維亞人走到哪裡，哪裡就是塞爾維亞」，正是這樣的話讓巴爾幹半島充滿變數。歐洲各國的大臣官員們只要一聽到什麼「小塞爾維亞」這種以受難為榮的調子就氣不打一處來。塞爾維亞人對於本國少數民族，尤其是對穆斯林壓迫之殘忍簡直深惡痛絕。每一個歐洲大國都承認塞爾維亞只要能夠擊敗弗朗茨·約瑟夫的帝國，就可以實現夙願，讓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之下的兩百萬塞爾維亞同胞擁有屬於自己的國家。
塞爾維亞人口不過450萬，卻生活在面積87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這裡既有肥沃的農田，也有貧瘠的山地，是一個比羅馬尼亞或者希臘還要小的小國。五分之四的塞爾維亞人依靠土地為生。由於長期受到奧斯曼帝國的統治，這個國家依舊保留著有別於西方的東方傳統。諸如麵坊、鋸木廠、煉糖廠、菸廠等僅有的一些工業也要依賴農產品才能發展。「（這裡）坐火車到倫敦不過兩天行程，」一位英國旅行者在大戰爆發之前用充滿熱情的筆觸寫道，「這裡有著大片尚未開發的土地，土壤極其肥沃，蘊藏著巨大的財富；這裡的歷史比任何一個童話故事都要奇妙；這裡藏龍臥虎、愛國群雄並起，有朝一日終將震驚整個歐洲……我從未見過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如此美不勝收，讓人過目難忘，能夠讓人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中世紀的味道。整個國家都帶著一股浪漫的氛圍，令人怦然心動。人們總愛談論那些千鈞一髮、死裡逃生的奇聞軼事，講述那些充滿騎士風度的英雄事蹟……初到此地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熱情款待，英國人更是特別受到歡迎」。
不過，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塞爾維亞遠沒有這般美好。這是一個帶有典型巴爾幹傳統的國家，暴力動盪充斥國內，王朝更替要靠暗殺篡位才能實現。1903年6月11日，一群塞爾維亞年輕軍官趁著夜色，衝進暴君亞歷山大和德拉加王后在皇宮內的住所。二人屍首後來被人在花園裡發現，上面佈滿了彈孔與刀傷。行刺者中就有日後策劃薩拉熱窩槍殺案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維奇。迪米特里耶維奇當晚在與皇家衛兵的衝突中負傷，就此為自己贏得了民族英雄的地位。塞爾維亞國王彼得結束在瑞士的長期流放生涯，歸國繼位，名義上實行君主立憲制，可塞爾維亞依舊處於派系相爭的動盪之中。彼得有兩個兒子，長子名叫德約傑，在俄國受的教育，是一個生性粗暴、玩世不恭的傢伙，1908年竟然將自己的男僕活活刺死，醜聞曝光後迫於壓力，只好放棄王位繼承權。德約傑的弟弟亞歷山大雖然成為王位繼承人，卻涉嫌暗中下毒，謀害兄長。塞爾維亞王族家庭從未有過一天和平共處的日子，軍隊干政之頻繁堪比今天的某個非洲小國。
塞爾維亞雖然只是一個農業國家，卻充滿經濟活力，擁有一批受過良好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有位知識分子充滿幹勁、見多識廣，對一個造訪塞爾維亞的外國人熱情說道：「我太愛這個國家了。這個國家到處充滿了田園風光，難道你不覺得嗎？每次總讓我想起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知識分子說完還隨口哼了一兩段：「哦，不，我唱錯了。剛才唱的應該是《第三交響曲》才對。」幾個世紀以來的奧斯曼帝國統治為這個國家留下了一份具有異國情調的文化遺產。美國記者約翰·裡德寫道：
車站裡，人們走來走去，形形色色。男人們有的裹著頭巾，有的戴著土耳其氈帽，還有的頭上頂著一頂圓錐形的棕色皮帽；有的穿著土耳其式樣的長褲；有的穿著長襯和緊身褲，褲子是用手織麻布製成的，柔軟光滑，皮革背心上面密密麻麻地繡著輪子和花朵的彩色圖案；有的穿的就是深棕色的羊毛外套，飾有黑色穗帶圖案，鮮紅的腰帶在腰上纏了一圈又一圈，腳上的皮涼鞋在大腳趾的位置縫了一個圓孔，用皮帶系在腿肚子上，一直纏到膝蓋上去。女人們用土耳其面紗遮住面龐，穿著及膝的燈籠短褲；要麼就是一身皮夾克或者羊毛外套，上面繡著色彩鮮豔的圖案，胸衣用的絲非常稀有，絲都是村裡人自己編織的，襯裙是麻布做的，上面繡著花紋，黑色的圍裙上繡著花，厚厚的罩裙上面編織著彩色條紋，顯得豔麗奪目，釦子要從背後才能扣上；頭上戴的是黃色或者白色的絲織方巾。
咖啡館裡，男人們喝著土耳其咖啡，嚼著黃油乾酪。每逢週日，村民們便會聚集在村裡的廣場上載歌載舞。結婚、受洗，就連每次選舉集會跳的舞都不盡相同。村民們唱的歌往往帶有政治意味——「如果你願意替我交稅，我就給你投票！」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一方面讓奧地利人憂心忡忡，恨之入骨，另一方面又讓俄國人關懷備至，保護有加。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塞爾維亞在1914年危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很難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受苦受難是完全無辜的。
在西歐，巴爾幹半島暴力事件層出不窮，人們早已對此習以為常。即便發生什麼新的大事，也只會讓人提不起精神，聽著厭煩罷了。回到1914年6月的巴黎，人們想象中的歐洲整體局勢並不如1905年和1911年那麼危險，畢竟三個同盟國與三個協約國之間的緊張局面在那兩年都通過外交途徑得到了改善。雷蒙·普因加萊當時53歲，原為保守派總理，1913年當選法國總統，也讓自己的位置頭一回有了實權，不再是個擺設。普因加萊雖然是1870年以來首位前往德國駐巴黎大使館赴宴的法國總統，可他對德皇統治的這個國家又恨又怕，為此大力推動援俄，以此作為法國外交政策的重心。誠然，幾乎沒有哪一位嚴肅認真的歷史學家會認為法國希望在1914年打一場歐洲大戰，可正是普因加萊在一定程度上讓自己的國家在參加這樣一場大戰的問題上放棄了獨立判斷的能力。德國人是法國人的宿敵。人人都知道德國人的戰爭計劃在於在對付俄國之前，先對法國下手，發動突然襲擊。普因加萊認為協約國必須同心協力——他的這種想法也許沒錯——否則德國人就會把他們各個擊破。
法國自從1870年敗在普魯士手中以來，元氣恢復得相當不錯。俾斯麥當年將阿爾薩斯和洛林這兩個原本屬於法國的省份收入囊中，作為萊茵河以西的戰略緩衝區，雖然依舊令法國人憤憤不平，卻已不再是這個國家國民意識中流血的傷口。誠然，法國治下的穆斯林國家，尤其是北非地區，對法國統治長期不滿，可法蘭西三色旗下的龐大地區正呈現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繁榮景象。雖然，過去十多年來，法國高階軍官表現出來的殘忍、勢利、蠢笨無能以及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反猶行為，令法軍威信一落千丈，但法軍仍然被認為——儘管，沒有得到德皇的認可——是歐洲大陸最令人生畏的戰鬥力量。從世界上首個電話亭，到實現鐵路電氣化，再到米其林城市地圖，無一不代表著這個國家飛速增長的財富以及對科技創新的大力投入。盧米埃爾兄弟率先發明瞭電影。交通運輸正在實現機械化，巴黎成為世界上第四座擁有地鐵的城市，年客流量很快就將達到四億人次。巴黎作為舉世公認的文化之都，是地球上最前衛、最具藝術天賦的畫家們揮灑自如、盡情創作的天堂。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又被稱作「農民的共和國」。社會不公雖然仍舊存在，可地主階級的影響力要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小。法國人的社會福利在不斷進步，自願退休計劃和意外保險法相繼出臺，公共衛生也在不斷改善。法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要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大。普因加萊是公務員的兒子，他本人是一名律師。喬治·克列孟梭之前當過首相，日後還將擔任首相，而他的本行是醫生，他的父親同樣是醫生出身。雖然，1914至1918年法國的幾大干將約瑟夫·霞飛、斐迪南·福煦還有菲利普·貝當個個出身平凡，可倘若非要說貴族勢力還在哪個行業起作用的話，恐怕非軍隊莫屬。教會在農民和工人大眾當中的影響力在飛速減退，殘存勢力主要集中在貴族和資產階級身上。社會變得日益開明。《拿破崙法典》第213條規定妻子在法律上必須服從丈夫，法令雖然仍然有效，但一小部分女性已經踏足法律和醫療行業，人數還在不斷增加，最有名的當數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居里夫人。
農村條件依舊落後，農民與牲口混居一起，相隔不遠。外國人總是嘲笑法國人的衛生標準太低：大多數人一週只洗一次澡，中產階級地位更顯卑微，拋頭露面的時候總會穿上假領子，戴上假袖口。雖然，人們對於妓院的存在持有爭議，不知這樣做到底體現的是社會開明還是道德敗壞，可法國人在這方面要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更加寬容。酗酒問題相當嚴重，貧困人口的增加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平均每一個法國男子一年要喝掉162升的酒。有些礦工為了減輕工作壓力，一天可以喝掉整整6升。法國擁有50萬家酒吧，也就是說，平均每82個法國人就有一家酒吧。據說母親甚至把酒裝在嬰兒的奶瓶裡，醫生給病人，哪怕是孩子治病時都常常把酒開進處方。烈酒被認為代表著男人的陽剛，二者密不可分，喝啤酒或白開水則意味著沒有愛國主義精神。
法國的政治家們念念不忘如何扭轉德國在人口上的優勢。不少日後參加「一戰」的人都出生在1890至1896年間。德皇威廉二世的臣民們同期製造出來的人口要比法蘭西共和國製造出來的多出一倍。1907年人口普查顯示法國人口只有3900萬，這意味著德法兩國的人口比例為3:2。在法國，有工作的母親能夠獲得帶薪產假，願意母乳餵養的還可以拿到現金獎勵。雖然，衛生標準自20世紀開始大幅提高，那個年代入伍新兵每十人當中只有一個身高不足5英尺1英寸，不少資產階級家庭還是選擇公然與神父作對，一家只生一個孩子。普因加萊把自己1913年制定的三年強制兵役法當成一項關鍵的國防舉措。法國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恢復了往昔的大國地位。即便如此，沒有任何人，哪怕法國人自己也不會認為法國在孤軍作戰的情況下，能夠與德國在兵力上分庭抗禮，這也成為法國尋求與俄國結盟的原因所在。
英國是協約三國中最後一個加入進來的，也是第三大支柱。雖然，大英帝國疆域之遼闊，為前世所未見，並且依舊保持著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的地位，可那個時代的人們只要眼光稍微敏銳一點，就能看出英國的統治地位早已江河日下、日漸衰敗。國內創造出大量的新興財富，社會政治分歧卻變得日益尖銳。英國最富有的500萬人享受著8.3億英鎊的收入，剩下的3800萬人一年卻只能掙8.8億英鎊，勉強打個平手。新聞記者喬治·丹傑菲爾德1935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自由英國的離奇死亡》（ithestrangedeathofliberalengland/i）中，回顧了愛德華七世時代及其後英國的狀況。